在柯皮耶沃附近的採金場勞動的流放者不領現金工資，而領內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蘇聯通用的紙幣有什麼用？反正這些人不能到別處去，在礦場的小賣部憑內部流通券就可以買到（滯銷的）東西嘛！
本書已對囚犯和農奴作過詳盡比較。可以回想一下，俄國曆史上處境最壞的並不是農奴，而是隸屬於工廠的工人。這些只能在礦場小賣部使用的內部流通券令人聯想到沙皇時代阿爾泰地區的砂金礦和工廠。十八、十九世紀那裡的人們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脫離所隸屬的礦場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較輕鬆些。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阿爾泰地區採金礦的「工人們還沒有權利拒絕星期天勞動」！拒絕就會被罰款（和強迫勞動比較一下看！），廠礦辦的小賣部專賣劣質商品，抬高價格，剋扣分量。「是這些小鋪子，而不是那經營不善的金礦，構成金礦主的主要收入來源。」（謝苗諾夫-天山斯基，《俄國》，第十六卷。）這裡的「金礦主」一詞今天完全可以讀作「金礦托拉斯」。
怎麼搞的？古拉格群島上的一切怎麼這樣千篇一律，毫無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婦女赫·斯沒去上工。因為天氣太冷而她又沒有氈靴。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領導卻派她在沒有氈靴的情況下去當三個月的伐木工！還是這位婦女，她在懷孕期間請求派一點輕勞動，不要再叫她去搬運木材。給她的答覆是：「你不願意幹可以辭職！」蹩腳醫生又把她的產期算錯一個月，到了臨產前兩三天才讓她休息。在那裡，在內務部統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誰去講理呢？
但這還不等於生活已真正絕望。那些被送到集體農莊的特種移民才是真正嚐到了生活絕望的滋味。現在有些人爭論說（倒也並非奇談怪論）：「一般地說，集體農莊總比勞改營好過些吧？」我們則要反問一句：「如果把勞改營和集體農莊結合起來，那也好過嗎？」其實，特種移民的處境正是這二者的結合。表現農莊特點的是，他們在這裡不領固定口糧，只在播種時期能領七百克麵包，麥子是發了黴的，烤出的麵包是土黃色的，吃起來牙磣（大概是不久前清掃倉底的麥子）。表現勞改營特點的是，這裡也可以把人關進羈押室：生產隊長向管理處告狀，管理處給警備隊一個電話，就把人關起來。至於這些人領到的工資，真是可憐得很：瑪麗亞·蘇姆貝格在農莊勞動的頭一年平均每個勞動日可分得二十克糧食（一隻小鳥在路邊啄食的糧食也比這多！）和十五個斯大林時期的戈比（摺合赫魯曉夫時期的一個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買了……一個小鋁盆。
那麼，這些人靠什麼活命呢？靠波羅的海沿岸寄來的郵包。因為畢竟沒有把整個民族都強制遷移來。
那麼誰給加爾梅克人寄郵包呢？誰給從克里米亞趕來的韃靼人寄呢？
請您到這些人的墳上去問問他們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據他們的故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部長會議的同一項決議，還是根據西伯利亞的原則性，總之，在一九五三年，「我們的慈父」去世之前，對波羅的海沿岸來的特種移民還有一條特別規定；除了使用十字鎬、鐵鍬和鋸的重體力勞動之外，不許安排他們作任何其他工作！「你們必須在這裡學會做人！」如果用人單位把誰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點，警備隊便會出面干涉，並且親自把那個人拉下來當一般工人。礦務局的療養院旁邊有個果園，連果園的地都不允許特種移民去翻耕，否則就會是「對在那裡休養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備隊長甚至不準瑪麗亞·蘇姆貝格擔任飼養牛犢的工作：「把你強制遷移到這裡不是讓你來休養的！割草去！」農莊主席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她留下來。（她為農莊救活了好幾頭患波狀熱的牛犢。她很喜歡西伯利亞的牲口，覺得出愛沙尼亞的牲口更馴良，而這裡的從未受過撫愛的奶牛則親熱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緊急往駁船上裝糧食。於是就讓特種移民連續勞動三十六小時，不給任何報酬和鼓勵。在這一晝夜半的時間裡只有兩次給二十分鐘吃飯的時間和一次三小時的休息。「你們不幹，就把你們趕到北邊更遠的地方去！」一個老工人被麻袋壓倒了，共青團員監工用腳踢他起來。
每星期要到警備隊報到一次。距離隊有好幾公里遠？老太太八十歲了？那就弄匹馬把她馱來吧！每次報到時都要警告每個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動特派員的辦公室就在附近。有時也會把你叫去問得。也許用較好的工作誘惑你，也許就威脅——把你的獨生女兒單獨流放到北極圈以北去！
他們什麼事情作不出呢？……他們的手什麼時候在什麼事情上受過良心的制止呢？……
他們會給你派任務：監視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關進監獄的材料。
警備隊的任何一箇中立一走進特種移民的家門，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婦女，都必須立即起立，未經允許不得坐下。
這麼看來，讀者會不會認為這些特種移民都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們享有完全的公民權！也並沒有收回他們的身份證。他們完全有權參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選舉。每逢這崇高而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有權勾掉選票上除自己要選的人之外的幾個候選人名字，他們享有這一神聖權利。也並不禁止他們簽名購買公債，（可以回想一下共產黨員季亞科夫在勞改營中的苦惱！）自由的集體農莊莊員們罵罵咧咧地勉強簽名購買五十盧布公債，而愛沙尼亞人則被勒索到四百盧布；「你們都有錢啊！誰不簽名買公債，我們今後就不替他收轉郵包！還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會流放去的，為什麼不流放呢？……
啊，真煩死人！老是這些同樣的事：可真是的，我們開始寫這第六部的時候原是打算要講某些新東西的呀！不是要講勞改營，而是要講流放。而且這一章我們也是要講點新東西的呀：不是講行政流放，而是講特種移民。
可是，講來講會，結果還是講了些同樣的事。
現在還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述許多別處的、另一型別的流放地區見？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嗎？
那麼談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錯著，人們可以隔村遙遙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現出了各自的特點、生活方式、興趣和傾向。
所有被強制遷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現了突出的勤勞。他們比誰都更徹底地拋棄了過去的故鄉生活。（其實，他們在伏爾加河或馬內奇河沿岸的故鄉算個什麼嗎？）像當年在沙皇葉卡捷琳娜賞賜的肥沃多產的份地上勞動一樣，他們今天要在斯大林賜予的這嚴峻的、貧瘠不毛的土地上紮根。他們全力以赴開發這流放區，把它看作自己最後居住的地方。他們安排生活時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沒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開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來的時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實一無所有，但是這些勤奮而不知疲倦的人並沒有灰心喪氣，他們在流放地同樣開始了講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勞動。地球上有哪個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變成繁榮興旺地區的呢？難怪俄國人從前有句老話：「日耳曼人就像柳樹，隨便插在哪裡，就在哪裡把根扎住。」不論是礦山、農業機械站，還是國營農場，領導者都對日耳曼人讚不絕口，他們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強制遷移者中間，甚至同當地居民相比，已經成為最殷實的人家了。他們的住宅最寬敞潔淨，他們養的豬最肥，奶牛產奶最多。他們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愛慕的，這不僅因為她們父母富有，而且因為在勞改營地區橫遭敗壞的習俗中她們都守身如玉，品行端莊。
希臘人也十分熱情地投入了新的勞動。不錯，他們並未放棄有朝一口遷回庫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沒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們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麼寬綽，但在種菜和養牛方面迅速趕上了後者。哈薩克集市上希臘人賣的奶渣、黃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鮮人在哈薩克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當然，他們遷來的時間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們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備隊去報到，可以自由地從這個州去另一個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薩克共和國的範圍。他們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這些方面他們的生活無才說是不很舒適的，甚至是原始的，後來的年輕人才開始轉向歐洲生活方式）。朝鮮人善於學習，他們很快就填滿了哈薩克的各所學校（從戰爭年代開始就不在這方面歧視他們了），他們已成為哈薩克共和國知識階層的中堅。
其他民族則各自隱瞞著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發展。但總的說來都已屈服於這個制度，並未給大權在握的警備隊製造多少麻煩。
加爾梅克人沒有站住腳，漸漸地在悲傷中死絕了。（我沒有看到他們。）
但是，有一個民族卻絲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響，況且不是個別人，不是幾個反叛分子，而是整個民族都沒有馴服。這就是車臣人。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車臣人是怎樣對待從勞改營逃跑出來的囚犯的。看到了整個傑茲卡茲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車臣人曾勇敢地企圖支援肯吉爾營的起義。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種移民中，唯有車臣人在心理上表明瞭自己是囚犯。自從人們背信棄義地把他們趕出故鄉那一天起，他們就對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們蓋起一些叫「薩克利亞」的平頂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爛爛，像是一腳就可以踢倒似的。他們的「家當」也如此；只考慮當天、當月、當年，什麼都不積蓄，不貯備，沒有任何長遠打算。他們只知道吃、喝。年輕人稍微講究一點衣著。一年年過去了，他們還是和剛遷來時同樣一無所有。任何一個車臣人都沒有在任何地方企圖向領導討好過，他們在領導面前總是驕傲的，甚至是公開抱有敵意的。他們鄙視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國家學校所教的知識，更不讓女孩子去上學，怕在那裡被敗壞。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學的。他們不讓婦女到集體農莊去幹活，自己也不願意在農莊土地上出力。他們大多數人設法當汽車司機：保養機器不丟臉，況且他們那種高階騎手的性格和愛好也可以在汽車的賓士中得到某種滿足。當司機還可以滿足他們偷竊的願望。不過，他們也採取直接行動滿足這最後一種願望。是車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這類概念帶給了和平的、樸實的、沉睡的哈薩克的。他們會把成群的家畜趕走，把全家的東西渝光，有時則乾脆強搶。當地居民和那些輕易在領導面前屈服的特種移民們，在車臣人眼裡是和領導人屬於同一類的。車臣人只尊重敢於反抗的人。
說也奇怪，大家都懼怕車臣人。誰也不能妨礙他們這樣生活。甚至控制這個國家已經三十年之久的蘇維埃政權也奈何不了他們，無法強迫他們尊重蘇維埃國家的法律。
怎麼會這樣？這裡有一個故事也許能說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學任教的時候，九年級有個叫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的車臣男孩子。他毫不給人好感，他也不企圖給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墮落到使人高興的樣子似的。他總是有意地表現得冷漠、十分驕傲和殘酷。但誰也不能不承認他頭腦清晰、思路有條理。上數學和物理課時他從來不停留在同班同學的水平上，總是深入思考，不斷探討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問題來。他也和其他特種移民孩子一樣，在學校免不了要承擔一些所謂「社會工作」——最初是少先隊組織找他，然後是共青團和學生會：辦牆報、交流學習經驗、座談會。總之，他要付出車臣人十分不願付出的精神學費。
阿布杜爾和老母親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個哥哥，其他人全沒有活下來。阿布杜爾的哥哥是個到處闖蕩的刑事犯，已經不止一次為偷竊和殺人蹲過勞改營，但他幾次都趕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釋放出來。有一次，阿布杜爾的哥哥來到科克切列克，接連兩天飲酒作樂，飲酒時和一個當地的車臣人口角起來，那人逃走，他報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個不相干的車臣老太太看見了。她想勸阻他，張開兩臂擋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車臣人的規矩，他這時就該在老婦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與其說他是個車臣人，不如說已經是個十足的強盜了——只見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婦人。這時他那醉醋酸的頭腦才忽然想到：按車臣人的規矩他將會有何下場。於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機關去自首了。民警機關當然是很高興地把他關進了監獄。
他倒是躲到監獄去了。但他還有母親、弟弟、和另一個同宗的車臣人老頭胡達耶夫，論輩數該是阿布杜爾的叔父。殺人的事很快傳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車臣人居住區。這時胡達耶夫家族剩下來的這三個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爾家裡，準備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門窗全部訂死，像躲進堡壘一樣躲藏起來。按習俗，被害的老婦人那一家族的車臣人必須殺死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一個人以報仇；胡達耶夫家族中的人鮮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沒有資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爾·胡達耶夫一家被團團圍住了。阿布杜爾當然不能上學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這件事。都知道我們學校有個高年級學生，共青團員，優秀生阿布杜爾現在每一分鐘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險；也許就是現在，當同學們聽到鈴聲在教室就座的時候，或許就在文學課老師講解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時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進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這件事，都惦念著他，課間休息時都在談論他，但是，最後，大家都低著頭往下看。不論是學校的黨組織，共青團，還是教務處長、校長、區教育局，誰都沒有去拯救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甚至誰都沒敢走近像驚擾的蜂房般亂鬨鬨的車臣人居住區裡的胡達耶夫家。是啊，假如僅僅是這些人沒有去，那還情有可原！問題是：從前在我們眼裡一直顯得那麼威嚴可怖的黨的區委會、區蘇維埃執委會、同警備司令部和民警機關一起隱藏在土牆裡邊的內務部派出機關等等，也都在血的復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卻步了。原來，古老的、野蠻人的法律剛剛撥出了一口氣，一切蘇維埃政權就在這科克切列克蕩然無存了。看來。這個政權的手也並沒有從州中心江布林市伸出多遠，因為整整三天中既沒有看見從江布林市有一架飛機載著軍隊來，也沒有接到任何態度堅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現有力量加強監獄的警衛工作。
這樣，車臣人和我們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這個地球上什麼才是真正的力量？什麼是幻影？
還是車臣族的幾位老人表現出了真正的明智！他們到內務部機關去了一次，請求把胡達耶夫家的大兒子交給他們懲處。內務部機關小心地婉言拒絕了。老頭們第二次到內務部機關去，請求舉行公審並當場處決胡達耶夫的大兒子。如能作到這一點，他們答應給胡達耶夫一家解圍；不對他家的其他人進行血的復仇。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合情合理的妥協方案了。但是，公審？這怎麼行？！事先答應當眾處決？這怎麼行？！胡達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個盜賊，他是社會親近分子呀！對觸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的權利可以踐踏，但不能踐踏一個多次殺人犯的權利！請示了州領導，上面果然拒絕了。「那麼，一小時之後胡達耶夫的弟弟就會被殺死！」車臣族的老人們解釋說。對此，內務部的官員們只是聳聳肩膀：這與我們沒有關係！是啊，還沒有犯下的罪行，他們是不能去審理的！
不過，二十世紀的氣息總算起到了一點作用。但不是對內務部人員，而是對那些已變得冷酷無情的車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們還是沒有命令復仇者下手！他們往阿拉木圖發了一封緊急電報。又有幾位在整個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從阿拉木圖匆匆趕來了。召開了元老會議。對胡達耶夫的大兒子進行了詛咒並且宣判了他的死刑，決定：不論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車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應該把他處死。然後，把胡達耶夫家族的三個人叫出來，對他們宣佈說：「你們可以隨便走動，沒有人會觸動你們了。」
於是，阿布杜爾拿起書本上學來了。學校的黨組織委員和團組織委員帶著偽善的微笑歡迎他。在隨後的座談會上和課堂上，人們繼續向他歌頌共產主義覺悟，似乎那令人難堪的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阿布杜爾那消瘦的、變黑了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麼是最強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復仇。
我們歐洲人只知道在書本上讀，在學校裡講一些崇高的話語，以表明自己蔑視這條野蠻的法律，蔑視這毫無意義的殘酷屠殺。但是，看來這類屠殺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它不會使這些山地民族根絕，反而會使這些民族堅強。並不需要很多人為這條血的復仇的法律而犧牲，但這條法律卻可以對周圍的一切人產生威懾力量！記住這條法律的山地民族中會有哪一個人敢於隨隨便便地侮辱另一個人呢，就像我們常常由於酒醉，由於道德敗壞，或者簡直就是為了好玩而隨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樣？還有哪一個非車臣人敢於同車臣人糾纏，敢於說他是盜賊，說他粗野，或者敢於指摘他買東西不排隊就往前鑽呢？要知道，對你這些話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話，不是一句罵，而是擁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來（可是你身邊不會帶著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會還他一刀：否則你的全家就可能死於刀下！車臣人在哈薩克的大地上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他們傲視一切，不論是「國家的主人」還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讓開路。血的復仇發出的光芒形成一個恐怖「場」，它也就用這種「場」力維護並加強著這個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別人駭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遠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這更好的約束人的規範了。
可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向他們提出了什麼更好的建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