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他解僱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時候也是不會心慌的。他絕不會為了抓住教師的教學日誌，為了不去揮動十字搞，就昧著良心講課。
我久久地望著這個滿頭棕黃髮、其貌不揚的人。他不知道誰是他的父母，誰是他的導師，他的整個生活道路是那麼艱難，就像用鐵鍬來刨這埃克巴斯圖茲的多石的地層一樣。我望著他，心裡又是可憐，又是讚歎。
西林和浸禮派教徒們吃一個鍋裡的飯，一起分麵包和菜湯。當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聽眾，他必須跟什麼人一同閱讀和解釋福音書，並且收藏這本小書。但是，他倒並不去找那些東正教教徒們（大概是擔心人們會把他看作旁門左道而拒絕接近吧）。也許只是沒有發現他們，因為在我們營裡除了西部烏克蘭人之外很少有東正教徒。要麼就是因為這些人事事循規蹈矩，很不突出。浸禮派教徒們似乎很尊重西林，認真地聽他講話，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會的人。不過，他們也不滿意西林的一些異端說法，他們指望慢慢把他變成自己人。只要有這些浸禮教派教徒在場，西林同我的談話就平淡無奇了。只有他們不在的時候，他才能同我敞開談。他很難使自己適合他們的要求，儘管他們的信仰十分堅定、純潔、熱烈，而且這信仰幫助他們度過苦役營，毫無動搖，精神上沒有垮下來。這些信徒都很誠實，不喜歡動怒，愛勞動，熱情而樂於助人，完全獻身於耶穌。
正因為這樣，當局才那麼堅決地要除掉他們。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間，僅僅因為參加浸禮派團體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監禁並被送進特種勞改營。（因為參加教會當然是參加一種組織！）「勞改營裡不同於外界。在外界，每個人都毫無顧忌地儘量強調自己，並且從外表上表現自己。很容易看出，誰在追求什麼。在監獄裡則相反，大家都失去了個性：頭髮理得一樣，都不刮臉，戴同樣的帽子，穿同樣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風、驕陽、泥土和艱苦勞動弄得不成樣子了。要想透過那沒有個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區別出每個人的內心光輝，那是需要有些經驗的。
但是，心靈的火花畢竟會不由自主地閃爍發光，從一個人身上傳到另一個人身上。會自然地發生一種無意識的互相結識和同型別人的相聚。
如果能瞭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個片斷，就能較快和較深刻地瞭解這個人。比如，那邊有許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來了。於是，可能因為休息時間快到了吧，全班都躲進了窩棚。可是有一個人仍舊站在雪地裡。他站在土溝的一邊，用鐵鍬支著身子，一動也不動，彷彿他覺得雕像似地站在那裡很合適。大雪蓋住了他的頭、肩、胳膊，就像蓋住一座雕像。他對此無所謂嗎？甚或還感到舒服？他透過紛飛的大雪凝視著障礙地帶，凝視著白色草原。他長得很粗壯，寬肩膀，方臉膛，粗硬的淺棕色絡腮鬍子。他總是那麼穩穩當當，慢慢吞吞，沉著冷靜。他一個人留下來，站在那裡觀看著這個世界。他在思考。他並沒有在這裡。
我不認識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對我談過他的事。他是個擁護托爾斯泰宗教學說的人，是在一種落後觀念中長大的，這種觀念禁止殺生（即使為了那個「先進學說」殺生也不行）。禁止殺生，當然也就不許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他應徵入伍，隊伍開到靠近阿富開的庫什卡駐紮。他就扔掉武器，在庫什卡附近偷越國界跑到阿富汗去了。當時庫什卡並沒有德國人，也根本沒有德國人朝這個方向進軍的訊息。因此，他本來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戰爭結束，一次也不向活人開槍的。但是，他覺得肩上揹著這個鐵傢伙本身就違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會尊重他「不殺生」的信仰，會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樣只顧私利。它怕觸怒強大的鄰國，就把這個逃亡者枷起來，關進監牢。這樣，他帶著不能走動的沉重足枷在獄裡呆了三年，等待著戰爭結局。蘇聯戰勝了，於是阿富汗政府阿諛地把這個逃兵送還了本國。他的刑期就是從那時候算起的。
看，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雪裡，像是這自然界的一部分。難道把他送到人間來的是國家嗎？為什麼國家有權利決定這個人應該怎樣生活呢？
我們大家都不反對擁有像列夫·托爾斯泰這樣一位祖國同胞。他是一塊牌子。還可以發行紀念郵票嘛！也可以把外國人帶到托爾斯泰的莊園雅斯那雅-波良納去參觀。而且我們十分樂於研究托爾斯泰是怎樣反對沙皇專制的，是怎樣被開除教籍的（講解員每次講到這裡時聲音總會顫抖的）。但是，假如有誰，咱們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認真地看待托爾斯泰，假如咱們國內真地出現了一位認真擁護托爾斯泰的活人，那麼，喂，你就小心點吧！當心落到我們的履帶下面去！！就是這麼回事。……在工地上，有時候你要跑去向一個犯人小組長借捲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這個捲尺對他來說很珍貴，可他又不認識你（有這麼多班組一起幹活嘛！），但是，不知為什麼他竟會毫無戒心地把自己的寶貝遞給你。（在勞改營裡這樣作簡直被認為是愚蠢！）而當你把卷尺還給他的時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謝。像這樣的怪人怎麼能在勞改營當組長呢？他說話帶點外地口音。噢，他原來是個波蘭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爾斯基。讀者還會看到他的。……有時候，我跟著隊伍向前走，想數數袖口裡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詩句。但是，和你並排走的五個人中有個新面孔實在引起你的注意。我們工地裡又派來了新班組。他是個上了年紀的猶太人，派頭像個知識分子，和藹可親，嘴角上露出某種聰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馬薩梅德，是個大學畢業生，哪個大學？哪個？是布加勒斯特大學。專業是生物心理學。順便說一下，他還有另外的專長——相面和看筆相。此外，他還是個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說開始靜坐修行的話，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開始。（是啊，可惜我們呆在這所大學裡的期限太短了！我簡直應接不暇！沒有時間把一切都吸收進來！）
後來，我又留心觀察他在勞動工地上和生活區裡的情況。同胞們讓他在辦公室找個工作幹，他沒去；他認為必須讓大家看看：猶太人也能和大夥兒一起勞動！他雖已五十歲，卻還能毫無畏縮地掄起十字搞。不過，他確實是個名符其實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體：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氣他可以脫掉衣服讓同志們用消防龍頭往他身上澆水。他吃起飯來不像我們那樣急急忙忙把飯塞進嘴裡，而是一個人轉過臉去，全神貫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個特別小的羹匙往嘴裡送。
……有時候，在路上也會結識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過，一般地說，在隊伍裡是不能多講話的：押送人員的叫喊，身旁人的噓聲（「你們講話，我們會跟著遭殃！……」），再說，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無精打采，而回來時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風沙。可是，突然，有了一個機會。（當然，正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所說的那樣，這不是典型情況。）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機會。
在隊伍的最靠邊的一行裡有個長著滿臉黑鬍子的小個子。（他最後一次被逮捕時就是留著這把鬍子的，照片上也帶鬍子，所以到勞改營後便沒有給他刮掉。）他走起路來很精神，嚴肅莊重，腋下夾著一卷捆著的圖畫紙。這是他的合理化建議或者發明，是一件他頗為自豪的什麼新東西。他在勞動工地上把它畫了出來，曾經拿給營部的什麼人看過，現在又把它帶到工地去。忽然，一陣惡風把他的紙卷從腋下吹掉，吹到隊伍外面去了。這位阿爾諾德。利沃維奇·拉波波爾特（讀者已經知道這個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著被刮的紙卷向前追去，一步、兩步、三步……可是他沒有抓住它，紙卷繼續向前滾，已經滾到兩個押解兵中間，已經超過押解兵的警戒線了！這時，拉波波爾特本應該停下來，因為「未經允許，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會……不予警告立即開槍的！」可是紙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嗎！拉波波爾特跟著紙卷向前跑去，彎著腰，兩手伸向前方——厄運正在把他的技術創新搶走呀！阿爾諾德伸著手，像耙子似地張開五指，似乎在說：強盜！不許拿走我的圖紙！全隊看到這個場面猶疑不前了，自動地站住了。衝鋒槍舉起來。一陣拉槍栓的聲音！……到此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這時卻發生了非典型性的情況：沒有一個混蛋，沒有一個人開槍！野人們也看出了：這不是逃跑！甚至他們那被攪混了的頭腦也終於明白了這個場面：作者在追趕他的創作！拉波波爾特又繼續往警戒線外跑了十五六步，終於抓住了那捲紙。他直起腰來，滿意地回到隊伍裡。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回來的……
雖然拉波波爾特在勞改營裡呆的年數超過了平均數，經過幼兒園（指五年以下——譯者注）的刑期，又經過十年，而後是流放，現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舊生氣勃勃，動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雙經常閃著愉快光芒的眼睛卻像天生為了表達痛苦而造的，那是一雙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覺得這些年的監獄生活沒有使他變老，沒有摧垮他的身體；這是值得自豪的。當然，他倒是具備提起精神的條件，因為他作為一個工程師，這些年來一直給看守們在建築工程方面當幫手。他幹起活來很帶勁，而且除了勞動之外，還有一些精神財富上的創作。
他是個興趣十分廣泛的人，這種人總想把什麼都弄懂，什麼都想試試。有過一個時期，他打算寫一本像我這本書一樣的關於勞改營的書。不過，沒有成功。對於他的另外一種創作，我們，他的朋友們，則報之以嘲笑：這幾年來他一直在認真而耐心地編寫一本包羅永珍的「技術參考書」，他想使這本書能夠解答有關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一切問題（從各種電子管技術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還得是個……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長了經驗，拉波波爾特後來就不輕易把自己的創造計劃告訴別人了。所以，他只是極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愛的著作拿給我看。那是寫在一本黑色膠布面筆記本上的《關於愛情》的論文。這篇論文頗有些新意，因為他認為斯湯達的論述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他的論文還沒有完全寫好，眼下還只是一些沒有串聯到一起的論點札記。但是，可以看出，對於一個在勞改營度過了半生的人來說，它凝結著多少純真和智慧啊！我在這裡姑且引用其中的幾段吧：
「佔有一個不愛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極為卑微的人的一種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卻誇耀這是‘勝利’。」「佔有，如果它不是經過情感在機體上的發展所培養起來的，那它所帶來的便絕不會是快慰，而只能是羞恥，是厭惡。」
「我們這個時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掙錢、職務、權力上，他們已經喪失了最高的愛情的基因。
與此相反，對於正確無誤的女人本能來說，佔有則是真正親密關係的第一階段。只有在這之後女人才承認男人是親人並用‘你’稱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會感到某種恩愛的柔情湧上心頭。」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愛情在它失去了對方的愛時是不會嫉妒的，而只會死亡，只會僵化。」
「同科學、藝術、宗教一樣，愛也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
阿爾諾德·利沃維奇自己既然有這樣廣泛的興趣，這就使他能夠了解各種各樣的人。他還介紹我認識了另一個人。如果沒有他的介紹，我是不會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這是個營養不良症患者，是個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兩根鎖骨支著勞改營發的短上衣，簡直是一具骷髏。再加上這八個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膚本來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頭被哈薩克的強烈陽光一曬，就顯得更黑了。真難為他還能在隔離區內走動，還能推著擔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臘人，也是個詩人。（又一位詩人！）他的詩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臘語出版過。但因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蘇聯的囚犯（他是蘇聯國籍），所以我們的報紙自然不會為他喊冤叫屈。
他還正當壯年，可是已經站在死亡的邊緣了。我懷著同情拙笨地企圖驅散他那些關於死的念頭。但他卻慘然一笑，以哲人的語氣，用他那並不很流利的俄語對我解釋說：在死亡這個問題上，可怕的並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準備死亡的過程。而他已經經歷過恐懼。痛苦、遺憾等等，已經哭過了，他已經全部「經歷」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準備好了。所以。現在只剩下讓他的肉體死去了。
人們中間有多少詩人啊！簡直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有時簡直使我不知所措。）這個希臘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兩個年輕詩人卻在等待滿刑，嚮往著將來在文學上成名呢。他們也是詩人，而且是公開的詩人，並不躲躲藏藏。這後兩人的共同點是他們都顯得那麼晶瑩而純潔。兩人都是沒畢業的大學生。其中，科利亞·博羅維科夫是皮薩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說，是普希金的敵人），現在在衛生所當醫士。另一個在特維爾市出生的尤羅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詩寫作，他每天要到營區外的機械製造廠辦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們（算什麼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歲，都是做了父親的人）嘲笑他，說先前在北方普通勞改營時有個輕浮的羅馬尼亞女人主動找他，可他沒懂她的意思，卻為她寫了一首十四行詩！現在，一看他那天真無邪的模樣，就會相信確有其事。如今他卻不得不將這少年的純真消磨在勞改營裡。真該詛咒！……你在觀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觀察你。我們的大工棚裡住四百人；躺著的，坐著的，走動的，亂亂鬨鬨。晚飯後，在沉悶的晚點名前，我有時候就翻開達裡辭典的第二卷看看。這是我帶到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唯一一本「書」，到這裡之後也蓋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圖章。我看這本「書」時從來不看頁數，因為晚上剩下的一點時間最多能讀半頁，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裡或者拿著書慢慢地踱著，眼睛盯著書的一個地方。新來的人總要問：這麼厚，是什麼書？而且表示驚奇：為什麼要看這種東西。我已經習慣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話回答：「看這種書最保險，不會再觸犯別的條文。」
其實，在特種勞改營裡讀什麼書能沒有危險呢？關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的一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時閱讀改寫過的英語作品《牛虻》。儘管是偷偷地看，還是被人告密了。來了一群軍官搜查他，勞改營分部的首長親自參加。「你是盼望美國人來吧？」接著命令他當眾用英語朗讀一段。然後，問他：「你的刑期還剩多久？」「兩年。」「再關二十年！」搜查時還發現了他寫的幾首詩。首長說；＊你還對愛情有興趣？……那麼好吧，你們給他創造些條件，讓他的腦子裡不僅再也沒有英文，連俄語也沒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雜役們還在低聲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們也連累啦！還要把我們也趕走呢！」）
但是，這本書也幫助我交結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個叫弗拉索夫的小個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樣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雞，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銳利目光，說起話來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請問，您這是本什麼書？」
我們開始交談了。後來，我們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談，這樣，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慢慢地在這人身上發現了一個微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緊緊地壓縮著半世紀以來我國的全部歷史。這位瓦西里·格里戈裡耶維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個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現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他沒有想到他還是個語言大師，不過是口頭語言大師。不論關於什麼事，是鄉下人割草還是商人的小鋪子（他曾在一家小鋪子裡當過學徒），是關於紅軍部隊還是！田莊園裡的生活，是談省督戰隊的劊子手還是談貪得無厭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講得活靈活現，好像一切就發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親身經歷過似的一下子牢牢記住。我真想當時就把這些全記錄下來！可怎麼記得過來呢！在十年之後的今天，真想把當時的原話都一句句回想起來，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發現，一個瘦瘦的、高鼻樑大個子年輕人常常向我和我的書瞟上幾眼。但卻好像總下不了和我搭話的決心；他很靦腆，不像個久住勞改營的人。我和他也認識了。他說話聲音很低，羞答答的，邊說邊吃力地尋找著需要的俄語詞，有時會犯一些很可笑的語法錯誤，但每逢這種時候他總是用微笑來補救。原來他是個匈牙利人，叫亞諾什·羅扎什。我把達裡辭典拿給這個被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人看，他頻頻點頭說：「對，對，是該把注意力轉到別的東西上去，不能總想著吃的。」他只有二十五歲，但臉上卻毫無青春的氣息：被風吹乾癟了的纖細皮膚像是直接貼在細長的頭骨上。他患關節痛，是在北方伐木場時落下的關節炎。
這個勞改營裡除他之外還有兩三個匈牙利人，那幾個人整天想的就是一個問題。怎樣能吃飽，活下去？而亞諾什則老老實實吃班長分給他的那一份，雖然總是半飽，但他從來不去尋找別的東西吃。他留心觀察一切，諦聽一切，希望能夠理解。他想理解什麼呢？……他想理解我們——俄羅斯人！他說：
「我在這裡瞭解了別人以後，我覺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覺得很奇特［奇怪〕。這些人原本是很愛本國人民的，可他們卻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過，我看這是軍事［戰爭時期的]混亂造成的，你說是不？」
（他的這個問題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當時仍是戰爭時期的話，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呢？……）
一九四四年，當我們的軍隊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時候，他才十八歲（而且他並不是軍人）。他微笑著告訴我：
「那時候我還既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好事，也沒來得及為人民作壞事呢。人們還沒有從我身上得到好處，也沒有受到我的損害。」對亞諾什的偵查過程是這樣的：偵查人員一句匈牙利語也不懂，而亞諾什一句俄語也不懂。有時候也來幾個古楚爾人（即住在喀爾巴特山區的烏克蘭人）給他當翻譯，可是他們的翻譯水平極低。亞諾什在一份長達十六頁的起訴書上籤了字，可是，始終不知道起訴書上面寫了些什麼。同樣，當一個不認識的軍官向他宣讀一張紙上寫的話時，他很長時間沒弄清楚，那原來就是特別庭的判決書。然後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場去服苦役。在那裡，他累垮了，後來他被送進了醫院。
進醫院之前，俄國只向他顯示了一個方面：讓他坐牢。可是，這時，在醫院裡，俄國卻向他顯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獨立勞改點裡有個小醫院，那裡有個叫杜霞的護士，四十五歲左右。原來在防疫站工作，是個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沒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夠撈一把並混過刑期的手段。（其實，這種想法在勞改營裡很普遍。不過，亞諾什透過他那玫瑰色眼鏡看不到這一點。）杜霞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醫院裡那些垂死的、誰也不需要的人，使他們活下來。但是，要想用勞改營發的那一點點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這位社霞護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飯——三百克麵包拿到居民村裡去換成半公斤牛奶，用這牛奶喂活了亞諾什（而在亞諾什之前，還喂活了別的什麼人）。亞諾什就是由於這位杜霞大娘才愛上了我們國家和我們這些人的。所以他後來才在勞改營裡開始認真地學習看守們和押解他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偉大而有力的俄羅斯語言。他在我國的勞改營呆了九年，他只在監獄的床鋪上，通過一些小畫片和勞改營，看到了俄國。但是他卻愛上了俄國。
亞諾什屬於這樣一類人：他們的童年時期除了讀書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愛好。這樣的人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得越來越少了。亞諾什成年之後也保留了這種愛好，甚至在勞改營也是這樣。不論在北方的勞改營，還是來到這埃克巴斯圖茲特種勞改營之後，亞諾什從不放過得到並閱讀新書的機會。在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並且很喜愛他們的作品。我給他講了格里鮑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萊蒙托夫，幾乎像喜歡裴多菲和阿蘭尼一樣。萊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虜之後，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聽外國人說過，他們在俄國詩人中最喜歡萊蒙托夫。）亞諾什特別對《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運感到共鳴，因為那也是個被囚禁的年輕人，也是註定要死在這裡的。亞諾什背會了其中的許多段落；他常年走在異國人行列中，站在異國土地上，倒剪著手，用異國的語言喃喃背誦：
「那時我已模糊地意識到．
在故國土地上，在那裡
已永不再會有我的足跡。」
溫順純樸，和藹可親，一雙灰藍色眼睛顯出他是毫無自衛能力的——這就是我們這冷酷無情的勞改營裡的亞諾什·羅扎什的形象。他有時坐到我的床邊上（輕輕地、緊貼床沿兒坐下，彷彿我那塞滿鋸末的墊袋還會被他弄得更髒或壓壞似的），悄悄地對我說著知心話：
「我這些內心的幻想還能去對誰說呢？……」他這個人無論對什麼事都從來不抱怨。
走在勞改營的犯人中間，就像走在佈雷區裡似的，為了不以身試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覺的光線給每個人都拍個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這種普遍全面警戒的狀態下，我還是能夠在那剃得光光的頭頓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發現多少個富於詩意的人啊！
可是，還有多少個戒備周密而沒有被我發現的呢？
還有多少個？還有幾百幾千個我根本沒有遇到的呢？
而在這幾十年間，還有多少人被你，被你這個可詛咒的利維坦扼殺了呢？！？
埃克巴斯圖茲營也有一個官方的（雖然是極其危險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個給所有囚犯的書上都蓋上黑圖章並且替我們重新整理身上的號碼的地方。
我們的文化教育科有個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藝術家弗拉基米爾·魯德丘克，過去是大輔祭，幾乎就是總主教的私人秘書了。關於勞改營的法律中，不知什麼地方還保留了一條規定，還沒有來得及取消它。規定是：不給有宗教職稱的人剃頭髮。自然，這條規定並沒有明文寫出，因此，對那些不知道此項規定的人，還．是要剃頭髮的。但是，魯德丘克瞭解自己的權利，所以他那棕色的捲髮就保留下來了，比一般男發稍微長些。他很愛護自己的頭髮，就象注意自己的儀表一樣。他很招人喜歡：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身材，悅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儀式的樣子。同我一起來的克季托爾·德羅茲多夫一下子就認出這位大輔祭了：「他在敖德薩大教堂作過彌撒！」
但是，這個人無論在外表上和生活態度上都不像我們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東正教剛剛擺脫失寵狀態後很快就自己摻雜進或者被人摻雜進東正教派裡的可疑人物，這種人總是想方設法損毀教會的名譽。而且，這個魯德丘克落到監獄的經過也帶有些神秘色彩，誰也不瞭解為什麼。也不知為什麼他有時還給別人看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怎麼會沒有被沒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國總主教阿納斯塔西一起在紐約的大街上照的。在勞改營裡，他自己住一個單間。他每天在派工地點嫌惡地替囚犯們描寫帽子上、棉襖上和褲子上的號碼，之後，便回到自己房間懶散地度過一天，有時就找一些俗氣的繪畫來臨摹。他那裡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繪畫陳列館的複製品大畫冊沒有被勞改營當局沒收去；我就是為了這本畫冊才到他那裡去的：想翻翻看，也許一生中再也看不到這些作品了。他在勞改營裡也還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區通報》，有時還一本正經地談論一番偉大的殉教者，或講一些作彌撒的細節。不過，顯然是裝模作樣，完全言不由衷。他屋裡還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彈奏時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誠的，有時他自彈自唱，聲音十分悅耳：
「流浪者渡過了貝加爾湖……」
他邊唱邊搖晃著身子，似乎他的頭上也籠罩著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環。
一個人在勞改營裡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細膩……
我當時對什麼事都十二分地謹慎。我不再去魯德丘克那裡了。我對他沒有講過關於自己的任何事。這樣，我總算象一隻無害的小蟲子似地逃脫了魯德丘克銳利的眼睛。而魯德丘克的眼睛是一雙進行著觀察的眼睛。
一般地說，老囚犯誰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許多眼線，是最不適於會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勞改營的時候，人們常常願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為男人在那裡可以見到女人。但在這特種勞改營裡去文教科幹什麼呢？
其實，充滿「眼線」的文教科也可以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這是格奧爾吉·騰諾、彼得·基什金、葉尼亞·尼基申三個人教給我的。
我和騰諾就是在文教科認識的。這次短暫的唯一的一次相會使我永不能忘，從此我便記住了騰諾這個人。他身材很高，體格像運動員那麼勻稱。不知為什麼，當時他身上的海軍制服和制褲還沒有被扒掉（其實那已是我們這裡允許穿自己衣服的最後一個月了）。雖然肩上的海軍中校的肩章沒有了，身上掛著幾塊cx－520號碼布，但是，如果立刻讓他登上軍艦，他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軍軍官。走動時露出兩隻長著棕黃色絨毛的手腕，兩腕上都刺著花紋：一隻上面刺著一個鐵錨圖案，它的周圍有幾個字母：「liberty」，另一隻上刺著「doordie！」。除此之外，騰諾也還沒有能夠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變樣子，使它不再露出驕傲和機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隱瞞那嘴角上的微笑。（我當時還不懂得，這微笑原來意味著：逃跑計劃已經擬好！）
這裡是勞改營！是佈雷區！可是我與騰諾兩人是既在這裡，又都不在這裡：我正走在東普魯士的路上，股諾則處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們各自心裡都有秘密計劃的潛在能量，但這些都不能通過握手時的雙手或簡短寒暄時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點點火花！就這樣，我們只交談了兩句完全沒有意義的話，我就一頭扎到報紙裡。他就去同圖馬連科商量文藝演出的問題了。這個圖馬連科也是個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還讓他負責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多層次」人物。人們懷疑他是個「眼線」，但也許猜錯了。對幹他的行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學上的解釋。
說來可笑，苦役營的文教科下面居然還要有，說得確切點是居然要建立一個「文娛活動小組」！而對參加這個小組的人卻又毫無優待和照顧。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藥的文藝迷之外，誰也不參加這類小組活動。可是，騰諾卻就是這樣一個「文藝迷」，儘管他的外表給人的印象沒有這麼壞。何況這個騰諾從到達埃克巴斯圖茲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懲戒室的。他在懲戒室請求去文化教育科！勞改營領導認為這是開始悔改的表現，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動分子，但他在勞改營裡最有名，整個埃克巴斯圖茲營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勞動的囚犯都以他為自豪，因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點傻頭傻腦。但他並不傻，而只是裝出那副樣子，人們都說：「基什金可比誰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話中的傻兄弟伊萬努什卡一樣。基什金這種人是一種典型的俄羅斯現象，古老的俄羅斯現象：他能夠對強有力的惡人大聲說出真話，能向人民指明他們的真正處境；而所有這些都是通過某種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現的。
他最喜歡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綠色背心之類的衣服，到飯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盤碗。這本身就是一種示威；勞改營裡最受歡迎的人為了不餓死不得不在食堂裡打掃盤子。他這樣做還另有目的：當他還著輕盈的舞步、作著鬼臉、在食堂串來串去收集殘羹剩飯的時候，人們都注視著他，他就在那些幹活能手們面前散佈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時候他會在幹活能手們正喝著菜湯的時候，突然把人家還沒吃的粥碗端過來。當然，那人會大吃一驚，急忙抓住飯碗。這時基什金卻滿臉賠笑地說（他是圓臉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別人不觸動您的飯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麼吧！」
說完就託著一大堆空碗，邁著輕盈的舞步溜走了。
現在，基什金說的每一次笑話已經不僅是在本隊的囚犯中間互相傳誦了。
有一次，他站在飯桌旁，人們的眼睛離開飯碗，望著他。而他卻像玩具小貓那樣滴溜溜地轉著眼珠，裝出一副傻瓜的面孔問道：「小夥子們！你們說說，假如父親是個傻子，母親是個‘破鞋’的話，孩子們會吃得飽還是會捱餓？」
他不等人們回答這個十分明顯的問題，就指著桌上的魚刺接著說：
「每年七八十億普特，你們把這個數字用兩億除一下看看！」
說著就走開了。其實，這是一個多麼簡單的想法啊！為什麼我們以前沒有想到除它一下呢？報紙上早就說，全國一年收八十億普特糧食，那就是說，一個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麵包。可是，我們這些壯漢們每天耕地、種地，可糧食都哪裡去了呢？
基什金不斷地變換方式。同一個思想，他有時便從另一個角度講——從講解烤成麵包後「麵粉的增重問題」講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營門前或崗樓前排除等候的時候講，因為這時允許說話。他經常提的口號是：「發展你們的臉吧！」他經常說：「小夥子們！我在營區裡走著，一看，你們所有人的臉都沒有得到足夠的發展。都像是隻惦記著地裡的大麥垛，腦子裡別的什麼都沒有想！」
有時他會突然沒頭沒腦地、毫無聯絡地當著一群囚犯喊道：「達達尼爾！野蠻！」聽來根本不懂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喊一次、兩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這個「達達尼爾」是誰了，反而覺得這個名字既好玩，又貼切，簡直連斯大林的兩撇鬍子都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了：對，是達達尼爾！
勞改營的長官們有時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們在崗樓前大聲問他：「基什金，你怎麼搞的？頭禿得那麼光？！大概是嚇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猶豫地立即當眾回答：「照您這麼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即列寧——譯者注）也是因為嚇得老摸它嘍，對嗎？」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裡一邊走一邊宣佈哈夫收過飯碗之後要教給那些乾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國查爾斯頓踢踏舞！
突然，勞改營裡運來了稀罕東西：一部電影片！晚上，還是在食堂裡，不掛幕布，就直接往白牆上放映。人擠得滿滿的，桌上，長凳上，長凳之間坐滿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別人的大腿上。但是，剛開映便停下來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牆上。我們看到幾個看守進來了，他們正在給自己物色合適的位於。他們選中了中間一條長凳，命令坐在那裡的囚犯把凳子讓出來。那些人決心不站起來：好多年沒看過電影了，真想看。看守們的聲音變得嚴厲了，其中一個說：「那，好吧，把他們的號碼記下來！」於是，當然，只好讓了。這時，忽然聽到一個含著譏諷的聲音，像貓叫似地響徹了黑暗的食堂，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聲音：
「本來嘛！小夥子們，看守大人們再沒有地方看電影了嘛！叫咱們讓，咱們就讓吧！」
一片笑聲。啊，笑聲！啊，這就是力量！看守們掌握著一切權利，但是，他們並沒有把號碼記下來，而是可恥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兒？」他們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聲了。這裡沒有基什金。
看守們走了，電影繼續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勞改營長官叫去。人們想。這回總得關他五天禁閉！不，基什金微笑著回來了。他寫的「檢討」是這樣的：「看電影時，看守們與在押犯人之間為了座位發生爭吵，我曾要求犯人們按規定讓出座並走開。」為什麼要關他禁閉呢？
囚犯們很想看點節目。雖然影片和戲劇裡都像是有意捉弄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繪得很好，但他們還是要看，因為可以在這種時候暫時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對於他們這種看演出的無聊熱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這類演出或電影時，總有許多人爭先恐後地去看。可是，大門還關著，遲遲不開；要等負責的看守來，由他按名單先放那些幹活比較好的班組進去看。奴隸般的囚犯們人挨人緊緊擠在門口等著，已經半個小時了。這時，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脫掉，扶著旁邊的人跳到最後排的人們的肩膀上去，光著腳，踩著人們的肩膀，從一個肩膀跳到另一個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羨慕的大門口！他蠕動著短小的身軀、做著怪樣，使勁敲打大門，極力表現他無論如何也想進去看節目的心情！然後，他又同樣敏捷地踩著人們的肩膀跑回來，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發出了笑聲，但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陣羞恥。真的，我們像一群羊似的擠在這裡幹什麼！有什麼好東西可看！沒見過嗎？！
人們開始散去。當看守拿著名單來到門口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人可往裡放了，誰也不再往裡擠。現在，去拿棍子趕他們來看吧。
還有一次，寬敞的食堂裡終於要舉行一個「文娛晚會」了。人們已經坐好。對於晚會，基什金並不抵制。他穿著自己那件綠背心，在場裡跑來跑去，幫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陣掌聲和歡笑。忽然，他急急忙忙從臺口跑過去，彷彿後面有人追他。他邊跑邊揮動一隻胳臂，像發出警告似地叫喊著：「達達尼爾！野蠻！」場裡一陣大笑。這時，好像沒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開了，可臺上空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基什金卻又在這時跑了出來。人們又報以鬨笑。可是笑聲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樣子不僅不可笑，而且簡直像是發了狂，兩隻眼睛瞪得溜圓，叫人看著都害怕。他開始朗誦，渾身顫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環視著聽眾（夾雜著烏克蘭語）朗誦道；
我舉目環視四周，
這景象使我滿懷哀愁，
憲兵肆虐，鮮血橫流，
無數的屍體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兒子身旁，
斜臥著父親的屍首！
他這是針對幾乎佔觀眾半數的烏克蘭人因犯朗誦的！這些烏克蘭人都是剛從沸騰著的各州押送來的。這朗誦等於往他們的新傷口裡撒上一把鹽！他們哭了，甚至失聲痛哭！已經有個看守朝著舞臺，朝著基什金這邊衝過來了。可是，基什金悲壯的表情一瞬間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經在用俄語高聲喊道。
「這幾句紀念一月九日的詩，還是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背會的呢！」
說著便滑稽地扭動著身子跑下臺去了。
另一個人，葉尼亞·尼基申，也是個淳樸的小夥子，挺合群，人緣好，方臉膛上有許多雀斑。（在農村被摧毀之前，那裡有許多這樣的小夥子。如今在農村更多地看到的則是不懷好意的表情。）葉尼亞的聲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寬，但他很喜歡唱，唱給同房間的朋友們聽，也願意上臺演唱。
有一次報幕員宣佈：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愛妻》，莫克羅馬索夫作曲，伊薩科夫斯基作詞，吉他伴奏，由葉尼亞·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樸素哀怨的曲調。葉尼亞面向大食堂裡擠得滿滿的聽眾甜蜜地唱起來，表現出我們內心中那尚未完全變得粗野的、尚未完全變冷的一點點溫情：
妻啊，我的愛妻！
只有一個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個人，在我的心坎裡！
只有你一個人？這樣，舞臺正面掛的號召完成生產任務的橫幅標語就顯得暗淡無光了。勞改營裡的年月，已經呆過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這灰藍色的昏暗會場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個人！此刻我心坎裡想的，不是在政權面前承認的莫須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帳的念頭，也不是我們餓狼般對食物的關懷……而是隻有你一個人！……
我溫柔可愛的妻！
不論我走到哪裡，
只有你，比誰都珍貴，
比誰都親密！
這是一支傾訴離愁的歌，歌唱望不到盡頭的別離，吉凶未卜的、查無音訊的別離！這支歌對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有多麼合適！它一點也沒講到監獄。還可以把它解釋成是有關長期戰亂的描述。
我這個地下詩人的嗅覺居然失靈了：我竟沒有發現臺上朗誦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詩人的詩，（這類詩人有多少啊！）而且這位詩人比我更機敏，更能適應公開發表的需要。
對尼基申能怎麼樣呢？在勞改營裡能要求他把歌譜拿來，檢查一下是不是伊薩科夫斯基作詞和莫克羅馬索夫作曲的嗎？既然他那麼說，大概是他記得吧。
我看見；圖馬連科站在舞臺後面——帶著含蓄勝利的表情微笑著。
大約兩千人坐在這灰濛濛的會場裡。他們一動不動，鴉雀無聲，像是他們根本不存在。他們都僵化了，變得嚴酷了，像石頭一樣。他們的心被歌聲抓住，臉上掛著淚珠兒。原來，他們的眼淚也還知道該從哪裡、怎樣流出來。妻啊，我的愛妻！只有一個人，只有你，只有你一個人，在我的心坎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