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踏上勞改營的道路時，我總想躲避一般勞動，但苦於無計可施。關押的第六個年頭我來到埃克巴斯圖茲特種勞改營，這時卻恰恰相反，我決定完全從腦子裡清除一切有關勞改營的念頭，不再注意這裡的關係和形勢，也不去考慮對策了，因為這些想法妨礙我的頭腦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樣，我就不再像一個壯工那樣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許多有教養的人們在迫不得已時正是這樣生活的：他們好好幹活，指望被挑選出去當個看守的雜役。不過，我倒是願意在這苦役營裡學會一種手藝。在巴拉紐克的作業班裡，我和奧列格·伊萬諾夫有了學手藝的機會：我學當砌石工。其實，由於命運的安排，我還當過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過一些擔心和動搖：這樣做對嗎？我能受得了嗎？像我們這樣過去從事腦力勞動、缺乏適應能力的人，即使幹同樣的活兒也要比別人困難得多吧？但是，恰恰是從我自覺地降到底層、並感覺到自己兩腳站到這個佈滿石塊的牢固的共同底層上的那一天，才開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這些年代最後形成了我的性格特點。如今，不論我的生活還會發生什麼向上或向下的變化，我都會對自己在埃克巴斯圖茲形成的習慣和觀點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個清除了雜亂瑣事的頭腦，是因為我開始寫敘事詩已經有兩年了。作詩給我以極高的獎賞，它使我不大留心人們怎樣對待我的軀體了。有時候，走在垂頭喪氣的囚犯行列中，在衝鋒槍手的吆喝聲下，我會感覺到新的詩句和形象湧上腦海，我彷彿在行列的上空飛翔；我盼望著：快點，快點到達施工地點吧，我好找個角落把這幾句詩記下來。每逢這種時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種勞改營裡怎麼能寫詩呢？柯羅連科講過他自己在監獄裡也曾從事寫作。但他那時的監獄裡是怎樣看管的呀！他是用鉛筆寫的，（為什麼沒有摸遍衣服的第一處折邊，搜走他的鉛筆呢？）鉛筆是他藏在捲曲的頭髮裡帶進來的，（為什麼沒把他的頭髮剃光？）他是在嘈雜聲中從事寫作的。（快道聲謝謝陽，因為你還有地方坐下來，把腿伸開寫字呢！）何況此外還有優待：他可以儲存自己的手稿，然後把它送出獄外。（這點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最無法理解的！）一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勞改營裡，即使是在生活區的工棚裡也不能這樣寫東西1（甚至你想為未來的小說擬幾個人物名字也異常危險。是黑組織名單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詞形式記下來，或者把它變成形容詞。）在這種情況下，記憶便成了唯一能夠窩藏東西的地方，把寫好的東西藏在記憶裡，就可以帶著它躲過搜查，通過解送隊。起初，我不大相信記憶會有那麼大的能耐，因而我決定用詩的形式寫。當然，實際上是強加於這種體裁的。後來，我發現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腦海中的奧秘壓縮排去。一個擺脫了繁瑣而不必要的知識的囚犯，他的記憶的儲存量大得驚人，而且還會不斷擴大。我們對自己的記憶所給予的信賴還遠遠不夠！
但是，在記住某種東西之前，總想把它寫在紙上，先把它潤色好。勞改營裡允許有鉛筆和無字的紙，但是，卻不能持有已經寫好的東西（除非是關於斯大林的頌詩）。如果你不是在衛生所當雜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當食客的話，那你每天就得早晚兩次在崗樓前受搜查。我決定把詩寫在小紙片上，每小片紙上寫十二——二十行，潤色之後便背下來，然後把紙片燒掉。我自己定了一條規定：絕不使用整張的紙。．在監獄，構思和對詩句的推敲都必須在腦子裡暗自進行。後來，我把火柴桿折成許多小段，把這些小斷頭放在煙盒上擺成兩排，一排斷頭表示個位數，另一排表示十位數。我心裡背誦著詩句，每背一行詩就把個位數的小斷頭往旁邊挪一個，每挪完十個，就把十位數的挪一個。（這項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動火柴桿時嘴唇作出像是說話的動作或臉上現出異樣的表情，就肯定會引起眼線們的懷疑。所以，我在移動火柴桿時儘量裝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樣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時候，我便特別把它記住，作為進行檢查的標記。每月我都要把已經寫好的全部詩從頭背誦一遍，假如這時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時發現它跟我特別記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從頭開始檢查，直到「追回」那幾行從記憶中滑脫的詩句為止。
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我曾經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們自己製作一種獄裡用的念珠。他們把麵包用水泡開揉爛，染上顏色（用燒焦的膠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紅藥水染紅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幹的時候用細繩穿起來，那細繩是用線捻成後抹上了肥皂的。然後把它放在窗臺上晾乾。我後來也加入了他們一夥，我說自己也想數著念珠祈禱。不過，按我信的宗教教規，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顆（後來我才明白，其實只要二十顆就夠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軟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顆不能是圓的，應該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顆和第一百顆也要有所區別，能摸得出來才行。立陶宛人雖然對於我這種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誠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顆），但還是深表同情地幫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顆珠子做成一個深紅色的心形。我後來一直把他們這一絕妙禮物帶在身邊。冬天，我把它放在寬大的連指手套裡，在派工地點，在從一處被趕到另一處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時刻，我不知數了它多少遍。這是站著就能作到的，天氣多冷都不礙事。它就藏在這大棉手套裡通過了各次搜查。有幾次倒是被看守發現了，但他一看是祈禱用的，也就還給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結束（這時我寫下的詩句已有一萬二千行了），以及後來在流放地點，都多虧了這串念珠幫助我寫作，幫助我記憶……不過，也並不那麼簡單。積累的詩句越多，每月複習所佔的天數也就越多。特別是這種複習還有一個害處，就是所寫的詩句背得爛熟了，就再也發現不了其中的優劣，無法提高了。為了儘快把紙片燒掉，本來就是匆忙中決定的初步方案，後來往往成為唯一的方案了。把寫好的東西放起來，忘掉它，幾年之後再取出來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這種奢望是我連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詩。
不能把沒有燒掉的小紙片久留在身邊。有三次它曾給我帶來很大危險。只因為我從來不把最危險的字眼寫在紙上，而是用略字或橫線代替，才使我免遭災禍。有一次，我為了安靜，離開大夥兒獨自趴在離營區障礙地帶較近的草地上，把小紙片夾在一本書裡偽裝起來寫詩。不料這時一個看守頭頭，韃靼人，從我身後輕輕地走來了。他看見我不是在看書，而是在寫什麼。
「喂，拿來！」他命令我把小紙片交給他。我站起來，捏著一把冷汗把紙片送過去。那上面寫的是：
定要補償我們的一切，
要還我們，還要答謝。
我記得那步行的五晝夜，
從布羅德尼察和奧斯切羅傑，
是k〔哈薩克人〕與t［韃靼人]
驅趕著我們，〔擔任警戒］
假如這上面的「按按人」和「擔任警戒」幾個字全寫了出來，看守定會把我立即揪去見行動人員，他們就能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橫線像啞巴一樣，什麼也說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k——與t——
驅趕著我們，——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思路。我在為自己的詩擔心，可是他卻以為我在畫障礙地帶的略圖，準備逃跑。不過，他也沒有放過這張小紙塊。他踏著眉頭反覆讀了好幾遍。「驅趕著我們」幾個字已經使他想到一些什麼了，特別使他動腦筋的是「五晝夜」。我甚至沒去考慮這幾個字會引起他的什麼聯想！「五晝夜」——這是勞改營裡關囚犯禁閉時說的標準用語。
「關了誰五晝夜？你說的是誰？」韃靼人看守皺著眉頭追問。
我好容易才藉助「布羅德尼察」和「奧斯切羅傑」兩個名詞使他相信：我是在回憶別人寫的一首關於前線的詩，可怎麼也想不起全詩來了。
「你幹什麼要回憶？不許回憶！」他拉長了臉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這兒！有你受的！
今天來談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當時對於我，對於一個一錢不值的奴隸來說，這卻是了不起的大事：我從此便不能再離開嘈雜的人聲躲到一旁去寫詩了。假如再叫這個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詩句，就完全可能對我立案審查，加強監視。
而我現在已經不能丟掉寫作了！……
還有一次，我違背了自己的習慣，在工地上一氣寫下一個劇本中的六十行詩，而且收工回營時沒有把這一張紙藏好。當然，那上面許多重要的詞也是用略字或橫線代替的。看守是個寬鼻樑的小夥子，挺樸實的。他看著這獵獲物有點奇怪。
「是寫信嗎？」他問道。
（把寫好的信帶到勞動工地，被查出來只不過蹲幾天禁閉。但是，這封「信」要是落到行動人員手裡，就會引起他的疑心了！）
「這是我準備演文藝節目的時候用的，」我只好厚著臉皮說，「我正在回憶一個劇本。演出的時候，您來看吧。」
小夥子的眼光在那張紙片和我的身上來回掃了幾遍，然後說：
「身體倒挺結實，可是個混蛋！」
說著，他把我的紙片撕成兩半，又撕成四塊、八塊……。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為那碎片還是夠大的，在這崗樓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長官手裡，勞改營的長官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遠的地方監視著搜查呢。但是，看來他們是規定不許到處亂扔東西的，弄髒了還得自己打掃。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紙片像塞進字紙簍一樣又塞在我的手裡。我一進工棚門就急忙把它扔進了火爐。
還有一次，我手裡還有一大段詩沒有燒掉，可是，在建造加強管制工棚的時候，抑制不住詩興，我又寫下了《砌石工》。那個時期我們是在隔離區內勞動，無須到區外去，因而對我們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帶在身上已經兩天了。第三天，晚點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當地到屋外去複習一次，然後把它燒掉。我想找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安靜處，卻不知不覺走近了障礙地帶。沒想到這恰好是不久前騰諾鑽鐵絲網逃跑的地方。一個似乎原來就埋伏在那裡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領，在黑暗中把我帶進了加強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處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團，扔在身後了。這時正颳風，看守沒有聽見我揉紙和扔紙的聲音。
我一點也沒想到身上還帶著另一段詩。到加強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來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麼犯罪的東西，是寫前線生活的一段（《普魯士之夜》中的一段）。
這位上士班長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他讀了一遍。
「這是什麼？」
「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詩。《瓦西里·焦爾金》。」我堅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爾多夫斯基兩人的生活道路在這裡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爾多——夫斯基！」上上含著幾分敬意說，「你寫它作什麼？」
「這裡沒有書看。我就這樣憑記憶寫下來，有時候讀上兩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臉刀片——被沒收了，把那小段詩還給了我。他本來可以放掉我。那我就會趕緊去尋找我的《砌石工》。但是，這時已經過了點名時間，囚犯們已不能在營區隨便走動了。所以看守親自把我送回工棚，鎖上了門。
我一夜沒有睡好。外面的風颳得很猛，我的《砌石工》會被刮到哪裡去呢？儘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橫線，但詩的大意還是清楚的。而且根據內容就可以斷定作者是建造加強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烏克蘭人中間是不難找到我的。
因此，現在在營區某處或草原上無可奈何地被大風吹著到處滾動的不只是那個小紙團，而是我多年來的寫作，是已經寫出的，更重要的是計劃要寫出的全部東西。我呢，只有禱告上帝保佑。每當處境不佳的時候，我們向來是不以信奉上帝為恥辱的。只是在我們順利的時候，才恥於信上帝。
早晨，五點鐘，剛一聽到起床命令我就冒著使人窒息的寒風跑到昨天扔紙的地方去找。狂風捲起砂石撲打著我的臉。哪裡去找呢？風從這裡吹向營部方向，再遠就是懲戒室（那裡也有很多看守來來往往。還有幾道交叉的鐵絲網），再往前就是障礙地帶，是小村鎮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彎著腰來回找了整整一小時，毫無結果。我已經絕望了。誰知天剛亮，我看見就在離我扔紙團的地方三四步遠處有一個白東西——風把小紙團吹到旁邊，恰巧夾在地上的兩塊木板中間了。
我至今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奇蹟。
我就是這樣寫作的。冬天，在工間休息取暖的時候寫。春天和夏天在林子裡，坐在石頭上寫。趁著兩次抬灰漿的間隙，我把紙片放在磚上用鉛筆頭（還得不讓旁邊的人看見）偷偷寫下上一次抬灰漿時想好的一兩行詩。我像是生活在夢中。坐在食堂裡吃那神聖的爛菜湯時，我常常確實「食而不知其味」；我聽不見周圍人的談話，我總是在沿著自己詩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塊塊磚砌成牆一樣砌造我的詩篇。人們搜查我，點名，報數，跟著隊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卻只看到我寫的戲劇的場面、幕布的顏色、佈景中的傢俱擺設、一排頂燈照在臺上的光圈、演員的每一個動作。
別的小夥子乘汽車衝出去，把鐵絲網偷偷剪斷，在大風雪裡從一個雪堆爬向另一個雪堆。對我來說，這些鐵絲網似乎並不存在，我彷彿始終處於自己的長久的、遙遠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們發現不了這一點，他們只知道數數人頭。
我知道，我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經接觸到一個偉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島分散的一個個小島上，在同我一樣的孤獨的胸腔中，這個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曉中成長起來，為的是在未來的年代，也許是在我們死後，顯露出它的威容，匯成整個狂濤怒吼般的俄羅斯文學。
一九五六年，當時已經出現「私下出版物」（薩姆依茲達特）了，我在那裡讀到了瓦爾拉姆·沙拉摩夫的第一本詩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動。就像會見了多年不見的親兄弟一樣。那裡寫道：
我自己知道：這不是遊戲，
這意味著死亡——槍斃。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樣，
即使為了獲得生命，
我也絕不放下這支筆！
這張已經展開的紙，
我絕不把它揉棄！
他這詩也是在勞改營寫的！這也是揹著所有的人向黑暗發出的孤獨而沒有回聲的呼喊：
那長長的一排墳墓
是我所記憶的全部。
我本應也赤身露體躺進泥土，
但我曾發誓；要把我的歌兒唱完，
要走完自己的路，
不吐出最後一個字，
絕不停止哭訴；
彷彿在我這死人的生活裡
也還有過什麼最初……
當時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呀？我想，其數字要遠比在這交替的年代泅出來的人多得多。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寫出的詩篇裝到瓶子裡埋在地下，但卻沒有把埋藏地點告訴任何人。有的人交給別人儲存起來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經心的人手裡，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過於謹慎的人手裡。有些人則根本沒有來得及寫下來。
即使在埃克巴斯圖茲這個小島上，難道我們會那麼容易彼此相識，互相鼓勵幾句，互相表示支援嗎？我們在勞改營裡是像狼一般躲避著所有人的，我們彼此也互相躲避。不過，即使這樣，我還是在埃克巴斯圖茲營裡認出了其中幾個。
我完全意外地（通過洗禮教派信徒們）認識了一位宗教詩人阿納託利·瓦西里耶維奇、西林。當時他已經四十多歲。相貌平庸，毫無特色。棕黃色頭髮已經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黃色的。他對誰都謙讓、溫和，但也是矜持而審慎的。我和他已經談過很多話，每逢不勞動的星期天，我們有時就在營區內長時間地散步。只是在這種時候，他才把自己寫的宗教性敘事詩讀給我聽（他也和我一樣，在勞改營裡作詩）。這時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驚奇：人的相貌真是多麼不足為憑啊！一個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隱藏著多麼不平庸的靈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裡長大，是個無神論者。他被德國人俘虜後接觸過一些宗教書籍，被這些書迷住了。從那時起，他不僅成了一個虔誠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學家和神學家！正因為「從那時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監獄和勞改營裡，他作為神學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獨自走過來的；別人在他之前早已發現的東西，他要重新去發現，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為「從那時起」他就既未看到過宗教書籍，也未遇到過可以談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裡，他當的是壯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額，每天歸來時累得腿都直不起來，兩手顫抖著。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腦海裡充滿了詩篇的抑揚格，四韻的自由詩。全部詩篇都是在腦子裡默默寫成的。我相信，到我們相識的時候他頭腦裡大概總裝有二萬行詩句了。他也把寫詩看作自己的一種神聖職責，他有自己的記憶方法和向別人傳遞的方法。
他體驗到一個「大自然宮殿」，這使他對世界的認識變得美麗而溫暖。每逢他看到在我們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長出來的一棵小草，他便會俯身對著那小草高聲感嘆：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創世主甚至把它也送來給人當鋪墊了。那就是說，我們，人，更應該多麼美好啊！」
「怎麼能說‘你不要愛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呢？」（這是教派的信徒們常說的一句話。）
接著，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於用這種微笑同別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塵世間肉體的愛裡也表現出我們嚮往統一的偉大願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論」，也就是他為神的正義所作的辯護，對於世界上為什麼應該存在罪惡這一問題的解釋，是用下列詩句表達的：
盡善盡美的創世主
允許有非盡善盡美的——
靈魂的痛苦，是因為沒有它
人們就不會了解幸福。
…………
…………
法律確是嚴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偉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對於耶穌在肉體上遭受的苦難也作了自己的大膽解釋：他認為這不僅是出於智人間贖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於上帝自己想重新體驗一下人間痛苦的願望。西林勇敢地斷言：
「上帝一直是瞭解這些痛苦的，但是在這之前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它！」
同樣，關於將在所謂世界末日前出現的耶穌的敵人，即那個
歪曲了人的自由靈魂
對偉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侷限於對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寫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語言：
這偉大的天使拋棄了
賦予他的幸福，
因為他沒有受過人間痛苦。
甚至他的愛也不會完美，
假如其中沒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廣闊胸懷中可以容納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說；
……它們的實質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義中
每個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義者會怒氣衝衝地提出疑問：精神怎麼會產生物質？對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說：
「這些人並沒有想認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質怎麼會產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質產生了精神，那豈不是奇蹟嗎？那應該是更大的奇蹟才對！」
我的腦海已經被我自己的詩句佔滿了，所以在我聽到的西林的長詩中只保留了這麼一些片斷。我真擔心他自己或許什麼也保留不下來。在另一篇敘事詩中，他使自己最喜歡的主人公（他給這個主人公取了個古希臘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記了）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假想演說——宣讀了一篇為全人類制定的精神綱領。這位詩人的胸膛中，這個身上掛著四塊號碼布、疲憊不堪、只有死路一條的奴隸的胸膛中，擁有許許多多話需要向活著的人們訴說。他的話比在雜誌社、出版社和廣播電臺裡牢固地佔據著自己的職位的、除了對自己之外對誰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講的話還要多。
戰爭開始前夕，阿納託利·瓦西里耶維奇·西林畢業於師範學院文學系。現在，他和我一樣，大約再過三年就可以被「釋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專長是在中學教文學。可是，像我們這些坐過牢的人，再去教書的可能是極少的。但是，萬一呢？談到這個問題時，他說：
「我總不能再向孩子們灌輸謊言吧！我要對孩子們講關於上帝、關於精神的真話。」
「那麼，剛上完第一堂課就會把你解僱掉！」我對他說。
西林低垂著頭，輕聲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