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者中間有一位博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坐在自家的軟椅上翻閱到我們建築加強管制工棚這個地方時，摘下眼鏡，用一個直尺之類的扁平東西啪啪地敲著書頁，頻頻點頭說：
「嗯，這個嘛，我倒相信。至於什麼‘革命的微風徐徐吹’，那純粹是扯淡！狗屁！你們這種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來的。革命必須符合歷史的規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現在把你們這幾千名所謂的‘政治犯’單獨挑出來了，結果怎麼樣呢？你們喪失了人的外觀，喪失了人的尊嚴，被剝奪了家庭、自由、衣著和食物，可你們怎麼樣呢？你們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
「我們在掙自己的一份口糧吃。看，我們在建築監獄呀！」
「這，很好。你們本來就該從事建設。建設嘛，總是對人民有利的。這也是唯一正確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們，你們就別再自稱是什麼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須同唯一先進的階級相結合……」
「可我們現在不已經都是工人了嗎？」
‘脫這些，沒有用！這叫做強詞奪理！什麼叫做規律，你們懂嗎？」
規律嗎？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這不計其數的、關押著千百萬人的勞改營已經存在了四十年，那麼，這本身也就該看做是某種歷史的規律性。勞改營存在的年頭過久，裡面關押的以百萬計的人數過多，以至於這一切都無法僅僅用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和貝利亞的狡黠奸詐來解釋了。而且用那始終在先進學說光輝照耀下的執政黨的輕信和天真也是解釋不通的。不過，我並不打算用這一條規律性來開導我的論敵，因為他準會和顏悅色地、笑眯眯地對我說：「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個，你離題了。」
可他呢，他以為我真是不大懂得規律性的。他有點性急，於是反而開始給我講解起來：
「革命者曾經一舉掃蕩了沙皇制度。非常簡單！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夠這麼做嗎？他敢像對你們這樣壓迫當時的革命者嗎？！讓他試試給當時的革命者縫上號碼布看！讓他試試……」
「不錯，沙皇並沒有作過這種嘗試。正因為他沒有這樣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夠在他之後這樣做的人儲存了性命。」
「依我說沙皇也做不到這一點，做不到！」
看來，這倒也對。沙皇不是不想做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憲民主黨人（更不必說社會黨人）的通常說法，整個一部俄國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歷史。韃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後五百年本國的東方型的專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隸制。（沒有過什麼全俄縉紳會議或者農村公社，也沒有過什麼自由哥薩克或者北方的農民階層！）不論是「可怖的伊凡」還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謝」，是「嚴厲的彼得」還是「溫和的葉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亞歷山大二世，直到「偉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鎮壓。鎮壓本國臣民，把他們像小甲蟲或毛毛蟲似地踩死。臣民們被這個制度壓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亂和起義總是被壓得粉碎。
不過且慢！鎮壓確是鎮壓了。但也得打個折扣：它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種高科技意義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黨人暴亂的方陣中站立過的全體士兵，四天之後都被寬恕了。（請比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達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爾卡斯克，我國士兵們遭到處決並非因為參加暴亂，而是因為不肯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參加暴亂的十二月黨人軍官被處死的只有五人。——這在蘇維埃時代是可以想象的嗎？這事要發生在我們今天，有一個能活的嗎？
無論對普希金還是萊蒙托夫，都沒有因為他們寫了大膽的著作而判刑，也沒有為托爾斯泰公開顛覆國家而動過他一根手指頭。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問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會在什麼地方？」普希金則直率地回答說：「在樞密院廣場。」而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們這些親身備嘗了我國司法機器之苦的人們。還有我們的檢察官朋友們，卻非常清楚地瞭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為了這樣的回答應該付出什麼代價—一適用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二分條，以參加武裝暴動論處！最從輕的判處也要適用第十九條（圖謀暴動）。因此，即使不是槍斃，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確實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進勞改營了，最後葬身在那裡了。（像高峰浪詩人古米廖夫那樣的人，還沒有到達勞改營就在地下室裡報銷了。）
克里米亞戰爭對俄國來說是所有戰爭中最幸運的一次，它帶來的不僅是農民的解放和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與此同時，它使俄國誕生了一種最偉大的力量——社會輿論。
表面上，西伯利亞的苦役地還在繼續潰爛，還在繼續擴大，似乎還建立了羈押解送犯人的監獄，還繼續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還在不停地判刑。可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審判來，審判去，那個開槍重傷首都警察總監（！）的薇拉·扎蘇利奇不是被……宣告無罪了嗎？？
（開釋扎蘇利奇的輕而易舉，蛻變成後來在她的作案地點建造列寧格勒監獄大樓的輕而易舉。）薇拉·扎蘇利奇刺殺特列波夫用的手槍不是自己買的，是別人給她買的。後來還換成了一支大口徑的。而法庭連間都沒問：是誰買的？這個人在什麼地方？按照俄國的法律，不認為這樣的同謀者是罪犯。（要按蘇聯的法律，會立刻給這個人一個「頂頭的」刑罰。）
我們知道，曾經發生過七次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謀殺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維納夫；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附近；在庫爾斯克城郊；哈爾圖林的炸彈；捷捷爾卡的地雷；格里涅維茨基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裡行走時（順便提一下，他並不帶保鏢），眼睛裡流露出驚恐的神色，「像是一隻被追獵的野獸」。（這有列夫·托爾斯泰提出的證明，他曾在一傢俬宅的樓梯處遇到過沙皇。）可是，怎麼樣呢？亞歷山大二世幹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殺後摧毀並流放半個彼得堡市那樣的事嗎？哪裡的話？他連想都沒有那麼想！他採取了預防性的大規模恐怖手段嗎？像一九一八年那種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質嗎？他根本沒有過這種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統統關押起來了嗎？沒有，那怎麼行呢？！……他處死了幾千人嗎？他只處死了五個人。這個時期被審訊判刑的總共不過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對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這樣的行刺的話，我們為此要付出幾百萬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奧利明斯基的布林什維克寫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個克列斯特監獄裡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轉押到莫斯科後，他在
塔甘卡監獄裡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爾卡監獄後，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們幾個人！……（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二月革命時，在敖德薩城堡監獄裡發現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發現了……三名。）
隨著啟蒙運動和自由文學的逐年發展，一種無形的、但卻使沙皇們膽戰心涼的社會輿論力量不斷增長，沙皇們已經控制不住這匹駿馬的韁繩，無法抓住它的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馬屁股和抓住馬尾巴的地步。
他沒有了採取行動的勇氣。他和所有他的權臣們已經失去了為捍衛自己政權而戰的決心。他們已經不是在鎮壓，而是輕輕一按就放手。他們總是左顧右盼，仔細聽著輿論會怎麼說。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隊內部建立情報機構，認為這是對軍隊的侮辱。（因此當局誰也不知道在軍隊里正搞著些什麼樣的宣傳。）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當中安插些癟三似的情報員，依靠他們提供的那點單薄的情報。政府認為自己受著法律的約束，不能（像蘇維埃時期那樣）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來而不管具體的罪狀。
請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這位立憲民主黨的領袖，蘇維埃政權已經搞了三十年，他還一直以他曾發出過「革命的風暴訊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這「是愚蠢還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為教授，他在大學生集會（教授參加學生集會！）上的演說中發揮了一種思想（聽眾裡有大學生薩溫科夫），即：如果當局不讓步的話，革命運動的力學勢必導致恐怖行動，但這還算不上慫恿，對吧？也不是「導向……的意圖」吧？這無非是激進的自由派對恐怖行動（當它還不是針對他們的時候）的一種通常的病好而已。這樣，米留可夫被關進了施帕列爾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還按出了一份新憲法草案。）他一邁進監獄大門，馬上收到了同情者們送來的許多鮮花，糖果，食品。他當然還可以從公共圖書館借閱任何書籍。偵查用的時間很短。——在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大學生刺殺了教育總長（在那次集會後兩個月），但是這絲毫沒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獄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麼是在哪兒呢？不過是在烏捷利火車站的另一頭，這裡已經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來彼得堡，或在文學基金會成在《俄國財富》編輯部。在等候宣判期間他獲准去了一趟……美國。終於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監獄關六個月。（在這裡也少不了水仙花和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書籍。）但是他只蹲了三個月：根據克柳切夫斯基的請求（「科學需要他」），沙皇釋放了他。（米留可夫後來稱為「老專制君主」並且給他捏造了一個「背叛俄國」的罪狀的，正是這個沙皇。）不久以後又放他去了歐洲和美國，在那裡製造反對俄國政府的輿論。
二月革命的陰暗的精靈之一吉梅爾-蘇哈諾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驅逐」出彼得堡，但仍讓他用本來的姓名在農業部繼續任職（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裡，這就自不待言了）。
監獄總局局長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o七年是怎麼遇刺身亡的？該局設在一座居民樓裡，幾乎沒有警衛。傍晚下班以後馬克西莫夫斯基毫無戒備地接見了一個要求見他的女人——就這樣被她殺了。
警察廳長洛普欣把阿澤夫的秘密透露給了革命黨，——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審判他的條款，政府對於洩露國家機密竟然沒有防衛的辦法。（總算是依據某個類似條款給他判了刑，後來的律師們長期振振有辭地罵這場審判是「沙皇制度的可恥行徑」。按自由派的意見，這件事根本沒有什麼可審的。）
當局這種怯懦的動搖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對手，調起他們的胃口的作用。
那個時代的英雄們認為監獄制度不會有什麼來真格兒的事，對它已經輕視到這種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殺了俄羅斯的智慧和光榮斯托雷平的博格羅夫被戴上手銬的時候竟然大聲喊起來：「你們把我弄疼了！」
監獄制度鬆懈到了什麼程度，憑著一九o七年基輔無政府主義者尤斯京·茄克的越獄計劃就能判斷出來（由於顯然是博格羅夫的告密，越獄沒有實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時間，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裡上廁所，看押他計程車兵當然是（！）不會跟他進去的（也不會在附近守著）。那裡事先放著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鐐銬的工具。（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裡做的！）
當局對革命者的迫害，僅僅能使他們在獄中相識，給他們以鍛鍊，給他們頭上罩上光環而已。我們現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膽地說，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寵慣著革命者，從而導致自己的滅亡。凡是親身體驗過絕對萬無一失的司法體系的人，都能夠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優柔寡斷，軟弱無力。
讓我們在這裡翻閱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寧傳記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寧的親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而被處死p也就是說，列寧（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樣）是謀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麼樣了呢？同年秋天，我們看到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卻考進了喀山皇家大學，而且讀的是法律系！這個事實難道不奇怪嗎？
不錯，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學開除了。但那是因為他組織了反政府的學生抗議大會才被開除的。也就是說，一個謀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動學生反對政府！如果在我國，在今天，他會怎麼樣？毫無疑問是槍斃！（其他人也得判二十五年或十年！）可是，只不過把他從大學開除了。啊，多麼殘酷！開除之後還要流放他！……到薩哈林島嗎？不，流放到他家住的村子科庫什基諾村去了，而他每年夏天反正是要去那裡的。他在流放中想工作，就給他工作的機會……叫他到原始森林去伐木嗎？不，是叫他在薩馬拉市實習律師業務。在這期間他還參加了幾個地下小組的活動（以及進行反對1891年社會賑濟饑民的活動）。在這之後他又以校外考生的資格通過了彼得堡大學的畢業考試。（真想提出這樣的問題：他的履歷表怎麼鎮的？特別處審查時在幹什麼？）
幾年之後，這位最年輕的革命者再度被捕，因為他竟在首都建立了「解放鬥爭協會」。豈止如此！他還屢次向工人發表「唆使暴動」的講演，起草傳單。那末，逮捕後嚴刑拷打他了嗎？折磨他了嗎？根本沒有。給他創造了從事腦力勞動的條件。偵訊期間他在彼得堡監獄裡呆了一年多，人們給他送去幾十本必要的書籍，他在這裡寫出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的大部分。此外，他還（合法地，通過檢察官！）從獄裡把《經濟問題探討》一文寄給馬克思主義的雜誌《新語》。在獄中，他可以自己付錢按自己的飲食規定購買午飯，有牛乳，有從藥房買來的礦泉水，家裡還可以每週送三次菜來。（同樣地，托洛茨基在彼得保羅監獄裡也能夠把他的不斷革命論的初稿寫了下來。）
可是，後來根摒三人小組的判決把他槍斃了嗎？沒有。甚至沒有判他監禁，而是判了流放。是流放到雅庫特？是終身流放嗎？？不，是到富饒的米努辛斯克州，而且只流放他三年。是給他戴上手銬，裝在囚犯車裡押解去的吧？嗅，不！他完全和自由人一樣去的，臨去之前，他自由自在地在彼得堡呆了三天，然後又在莫斯科遊逛了幾天：他還需要留下秘密指示、建立聯絡點、召集留下來的革命者們開會嘛！甚至還批准他「自費」去流放地，也就是說，他可以和自由的旅客一樣乘車去。在去西伯利亞的路上（當然更不必說回來的路上了），列寧一次都沒有和犯人一起走過，也沒有住過什麼遞解監獄。後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列寧又需要在圖書館工作兩個月以完成其《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而且這本由流刑犯寫的書竟然出版了，沒有受到書刊檢查機關的任何刁難！（用我們今天的尺度衡量一下看！）那麼，列寧在那邊遠的鄉村靠什麼生活呢？他會找不到工作呀？他請求政府維持他的生活。結果，批准發給他的錢超過他的實際需要。儘管他的母親經濟上也是很寬裕的，他要的東西都能給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寧在其唯—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條件更好的了。當時的物價極其低廉，發給他的錢足夠買到有益健康的各種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週一隻羊）、牛乳和蔬菜，可以盡情地去狩獵。（列寧不滿意自己的獵犬，人們就認真地考慮從彼得堡給他另送一隻獵犬去。打獵時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製一副細軟羊皮手套。）列寧在這裡醫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時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發胖了。他沒有任何必須盡的義務，不承擔工作和勞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孃都不必勞累，因為每月付出兩個半盧布就僱到了一個十五歲的農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來了。列寧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幾次邀請他擔任一項有償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絕了。他寫的文章和發表的作品都只限於那些能夠樹立他的著作家聲望的東西。
他服滿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無困難地「逃跑」，但為慎重起見他沒有逃跑）。是不是自動地延長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終身流放了嗎？為什麼要這樣呢？這是違法的。期滿後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許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梭斯克，並沒有派人監視他。於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馬爾托夫）一起，帶著一籃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們乾脆取道檢查特別嚴格的沙皇村（這是他和馬爾托夫過於自作聰明了），結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錯，這時他身邊已經沒有那隻籃子了，但他還帶著一封用隱影墨水寫的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信裡談到籌辦《火星報》的整個計劃。但是憲兵們似乎不想自找麻煩：被捕人在牢房裡呆了三個星期，信一直在憲兵們手裡，可卻沒有把它顯影出來。
那麼他擅自離開普斯可夫這件事怎樣了結的呢？像我們現在這樣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這三個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後就徹底釋放了他，他隨即乘火車到俄國各地去，籌備推廣《火星報》的地點。然後又到國外去籌備《火星報》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發給他出國護照時也「沒有看到有什麼障礙！」）
而且，不止這些！他從國外的僑居地點也照樣把關於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國百科全書（格拉納特兄弟編的）編輯部，而且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還不只是這一篇呢！
最後，他在離俄國邊境不遠的奧地利的一個小地方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而沙皇當局也沒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漢」去把他偷偷活捉回來。其實，這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辦到的。
沙皇對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迫害也都表現了類似的軟弱無能和不堅定性（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尤其如此，不過，這裡又有其它疑點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時沒收了他的一些「詆譭性信件」。審訊時加米涅夫拒絕說明這些信的情況。也就完事了。於是，作為懲罰，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的確，對社會革命黨人的迫害要嚴酷得多。但到底嚴酷到什麼程度呢？難道格爾舒尼（一九o三年被捕）和薩溫科夫（一九0六年被捕）的罪行還輕嗎？他們組織領導了對俄羅斯帝國最顯要人物的謀殺。但是，並沒有處死他們。瑪麗亞·斯皮裡多諾娃打死的僅僅是一名五品文盲（而且整個歐洲還掀起了一場保衛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處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農民起義的鎮壓者被一個十七歲的女中學生打死了，那麼在「回擊」的紅色恐怖浪潮中不經審判而就地處決的中學生和知識分子會有幾千呢？
俄國海軍基地（斯維亞堡）的暴亂造成了幾百名無辜士兵的死亡，為這件事槍斃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幾個人二月革命時在傳說得神乎其神的澤林圖伊苦役地獲釋——這次革命時在那裡總共才發現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麼對一九o一年在彼得堡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的大學生們是怎樣懲罰的呢？據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回憶說，當時彼得堡的監獄裡簡直就像大學生們在舉行郊遊野餐一樣，學生們笑語喧騰，一起唱歌，隨便在牢房之間串來串去。伊萬諾夫一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監獄長准許他去看一場藝術劇院的巡迴演出：他說，不然，票就白白浪費了啊！後來判他「流放」，流放到什麼地方？根據他自己的選擇到辛菲羅波爾去，這樣他就可以揹著背包在克里米亞到處遊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爾科娃在回憶這同一個時期時寫道：「對我們這些受偵查的人，管制並不嚴格。」憲兵軍官們向受偵查人提供從最好的「多頓飯店」’買來的午餐。另一位喜歡深入鑽研的民意黨人評論家布林採夫證實：‘彼得堡的監獄比歐洲的監獄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號召書，號召莫斯科的工人們舉行武裝（！）起義以推翻（！）專制制度。為此他被……關在牢房裡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覺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們來看看他當時的一段日記吧。
「單身牢房！不過，沒什麼，也並不十分糟糕。我鋪好了床，把小板凳挪過來，擺好燈，放好香菸、梨……邊讀書，邊吃梨，完全和在家裡一樣……滿有意思。確實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獄卒這樣招呼他吃飯。他手頭有許多書，還有從鄰室傳來的條子。
總之，安德烈耶夫承認，從居住條件和飲食方面來說，牢房的生活並不比他當年的大學生活更差。
這個時期，高爾基在特魯別茨要塞監獄裡寫完了他的劇本《太陽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後，許多活動分子，如季亞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並未坐等逮捕，紛紛出了國，——二月革命以後他們一個個英雄似地回來，主宰國內的新生活了。這樣的人有好幾百。
布林什維克的領導部門以「格拉納特」百科全書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當厚顏無恥的自我吹噓，題為「蘇聯及十月革命的活動家們——自傳和傳記」。隨便把其中哪一篇拿來一讀，用今天的尺度來衡量，你都會感到驚奇：他們既然進行革命工作．怎麼竟然會逍遙法外？特別奇怪的是他們在獄中的監禁條件怎麼會那麼好？！例如，關於克拉辛的條目裡寫道：「他回憶起在塔甘卡監獄裡的情景總是感到滿意。經過最初幾次審訊之後，憲兵們就不再麻煩他了。（可這是為什麼呢？——作者注）於是他把這不自由的閒暇時間全部用來頑強地做一件事：他學會了德語，讀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幾乎全部原版著作，讀了叔本華和康德的書，認真研究了穆勒的邏輯學、馮特的心理學……」等等。克拉辛自選的流放地是伊爾庫茨克，即西伯利亞的首府，西伯利亞文化最發達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華沙監獄，「他被關了半年，日子過得非常好。他學習俄語，閱讀列寧、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的著作。在獄裡寫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當他（在獄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辦的雜誌時，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舉個相反的例子吧。關於謝馬什科的一條裡有這樣的話：「監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個月監獄之後，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鄉葉列茨去！
是那些在監獄裡骨頭變軟了的人們，諸如帕爾武斯之流的政客，為了向沙皇專制報復，才會以那種充滿感傷主義美麗辭藻的誇張的回憶錄描寫沙俄的監獄，在西方製造了所謂「恐怖的俄國巴士的獄」的美名。
從數以千計的小人物的單獨傳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
例如，我手頭就有一部百科全書，不過，它不很合適：是一部《文學百科全書》，比較陳舊（一九三二年版），裡面還「包含著錯誤。’現在，趁著這些「錯誤」還沒有被清除掉的時候，我姑且取一個「k」字母為例，舉幾個以「k」字母起頭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爾片科·卡雷。他是伊麗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書，可他卻向革命者提供護照！（把這句話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護照科的工作人員替非法組織弄護照。）為此他……被處絞刑了嗎？沒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莊去了！也就是說等於到別墅去了。後來他成了作家。
基裡洛夫·b·t。他參加過黑海艦隊水兵的革命運動。槍斃了嗎？判了他終身苦役嗎？沒有。他被判流放到烏斯特-塞索爾斯克三年。他後來也成了作家。
卡薩特金·h·m。他在監獄裡服刑，同時在寫短篇小說，而且報紙上居然發表這些小說！（我們這裡連刑滿釋放者寫的東西也一概不予發表。）
卡爾波夫·葉夫季希曾經被流放兩次（！）。後來卻還是委以重任，讓他領導亞歷山大皇家劇院和蘇沃林劇院。（如果在我們這裡，第一，不允許他在首都落戶；第二，恐怕特別處連個在劇院提示臺詞的角色也不會讓他當吧。）
剋日扎諾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最高潮中，從流放地回來（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立即毫無阻礙地展開了他作為工程師的業務活動。（在我國，如果他能在農機站當個鉗工就算走運了！）
雖然《文學百科全書》沒有把克雷連科作為一個條目收進去，但既然說到用「區」字母起頭的名字，提一提克雷連科總是公正的吧。他曾經熱情地從事革命活動，曾先後三次「幸運地逃脫了逮捕」，而其餘的六次逮捕總共坐了十四個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個反動年頭！）他被控在軍隊中從事煽動並參加軍事組織，結果被軍區（！）法庭……宣告無罪釋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連科被控「逃避服軍役」（當時正在進行戰爭，而且他是軍官呀），可是他這個未來的軍事統帥（和想「謀殺」另一位軍事統帥的兇手）受到的懲處是……把他派往前線部隊（可絕非懲戒營！）去了！（沙皇政府指望這樣既可以戰勝德國人，又可以撲滅革命……）就這樣，在他那未被剪斷的檢察官羽翼的保護下，在多次審判中許多應該被判腦後吃一顆子彈的人竟然能夠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個「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庫塔伊斯的省長b·a·斯塔羅謝利斯基曾經直接向革命者提供護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軍隊的計劃洩露給革命者。可是他為此只被監禁兩星期就完事了。
誰有足夠的想象力，就請把這個情況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吧！
就在這「反動」時期，布林什維克的哲學和社會政治刊物《思想》卻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動的」《路標》論文集裡也可以公然登載這樣的話：「病入膏肓的獨裁製度」，「專制和奴隸制的罪惡」。沒有什麼，這類話我們今天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