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是個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的嚴厲的時代呀！雅爾塔市一家照像館的修像師b·k·亞諾夫斯基畫了一幅反映槍決奧恰柯夫起義水兵的畫，並把它掛在照像館的櫥窗裡了。（比如說，就像現在把描繪新切爾卡斯克鎮壓行動的圖畫展覽在莫斯科鐵匠橋大街一樣。）對於這件事，雅爾塔市市長怎麼辦了呢？因為沙皇的莊園——裡瓦基亞近在咫尺，所以他對此事的處理也特別殘酷：首先，他衝著亞諾夫斯基大發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燒燬了……燒燬了亞諾夫斯基的照像館嗎？不是的，也沒有燒燬那張描繪槍決事件的原畫，而是燒燬了那張畫的複製品。（人們會說：亞諾夫斯基真機靈！可我們還應該指出：市長也並沒有命令當場砸碎照像館的櫥窗呀！）最後，亞諾夫斯基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雖然允許他繼續住在雅爾塔，但在皇族成員路經此地時禁止他到大街上來。
民粹派評論家布林採夫僑居國外時，甚至曾在一家僑民辦的雜誌上詆譭過沙皇的私生活。可是當他回到祖國俄羅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愛國主義高潮時期）以後，他被沙皇槍斃了嗎？沒有。只不過蹲了不到一年的監獄，而且獄中還對他優待：他可以得到書看並從事寫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戰爭期間則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並且在那裡領導著一份齊美爾瓦爾德派即反戰派的報紙。
既然讓斧頭任意欲，斧頭就會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對派」領袖，世代的金屬工業工人什利亞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時，可就「沒有與工人來往的權利」了，甚至沒權利擔任他想幹的工人的職務。
大鬧第二屆國家杜馬（辱罵俄國軍隊）的孟什維克祖拉博夫都沒被趕出會場。然而他的兒子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就沒有走出過蘇聯的勞改營。這就是兩個時代的比較。
當圖哈切夫斯基將軍像現在一般人所說的那樣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鎮壓」的時候，當局不僅摧毀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關進監獄（更不必說他女兒被大學開除了），而且還逮捕了他的兩個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個姐妹和姐夫、妹夫，還把他的甥男侄女統統趕到保育院去，強迫他們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馬舍維奇，有的改姓羅斯托夫，等等。圖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薩克集中營裡被槍殺，他的老母親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討，倒斃街頭。另外幾百名被處死的知名人士的親屬也都遭到相同的命運。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時代的迫害（其實是「非迫害」）的主要特點，大概就是革命者的親屬絲毫沒有受到牽連。娜塔利婭·謝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還能夠自由地回到俄國來，當時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烏里揚諾夫（列寧）一家的任何一個成員（他們在不同時期幾乎全都被捕過）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到出國護照。當列寧因號召武裝起義而被「通緝」時，列寧的姐姐安娜還能夠合法地按期給列寧往巴黎匯款，匯到「里昂信貸銀行」他的戶頭下。列寧的母親和克魯普斯卡婭的母親兩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軍官，所以她們兩人都曾終身領取沙皇政府的高額撫卹金。對她們進行迫害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列夫·托爾斯泰才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當然，對於那些已經享有自由的人來說，自由是不再需要的。這一點，我們也同意，因為歸根結底並不是為了政治自由嘛！人類發展的目的並不在於某種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於某種成功的社會政治制度。對嗎？問題當然在於社會的道德基礎。但是，這到最後才是如此。那麼，開始階段呢？第一步呢？托爾斯泰的莊園雅斯那雅-波良納在當時成了公開的思想俱樂部。可是要把這個地方也像列寧格勒的阿赫馬託娃的住宅那樣用軍警包圍起來，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件；或者讓那些人們也受鎮壓，像我們在斯大林時期所遭受的那樣，使得三個人不敢集在一間屋子裡談話的話，那麼，大概托爾斯泰也會起來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時候，自由派報紙《羅斯》還能夠毫無阻礙地在頭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五名處死！……在赫爾松二十人被處死刑！」看到這些訊息後，托爾斯泰號陶大哭，聲稱：活不下去了，沒有什麼比這更加可怕的了！
還有前面提到的《往事》雜誌上的統計表：六個月中處死刑者九百五十名聲
就以這一期雜誌為例吧。我們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為期八個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軍事司法」統治最猖獄的時期中，而它的統計所依據的資料則是俄國電訊社的鉛印資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報紙登出了被槍決者的名單併發行一個資料彙編的話，內務人民委員部那雙從不殺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國曆史上空前的、持續了八個月的這個「軍事司法」時期之所以未能繼續實行下去，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那所謂「沒有實權的」、「唯命是從的」國家杜馬沒有批准這種司法制度的緣故。（斯托雷平甚至沒敢提交國家杜馬審議。）
第三，當時提出實行這一「軍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為前半年中發生過「無數起由於政治原因殺害警察官員的事件」，許多官員遭到襲擊，直到在阿普切卡爾島上發生爆炸事件，自由鬥士們在那裡一次就炸死和重傷了60入。因此「如果國家不對這些恐怖行動及時予以還擊，那就不成其為國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無可忍了。它又不滿於實行陪審制的法院那種從容不迫的迂闊之論和律師力量的無限強大（當時的法院和律師們可不像我們現在的州法院或軍區法庭那樣接到某人一個電話指示就會俯首聽命），因此。政府就急於要通過語言不多、直截了當的戰地法庭來制止那些革命者。（簡直就是土匪——他們竟向客運列車的視窗開槍，為了三五個盧布殺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還是有些節制：只有在處於戰時狀態或實行非常保衛措施的地區才能成立戰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剛剛發生後不久，即在不超過一晝夜的時間內，在犯罪行為有確鑿見證的情況下才能開庭。）
既然這種作法使當時的人們感到十分震驚和憤慨，那就是說這種作法對當時的俄國來說已經是很不尋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勢下，很清楚，對於出現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時期」的責任應該由內閣和實行恐怖主義的革命者們共同擔負。
今天，在俄國的革命恐怖誕生了一百年之後，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採取恐怖手段的念頭和這類行動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極嚴重的錯誤，是俄國的災難，它除了混亂、痛苦和超過必要限度的犧牲之外，沒有給俄國帶來任何東西。
讓我們把同一期雜誌再翻幾頁看看吧。這裡刊載著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張政治傳單。一切就是由此開始的。傳單上寫著：
「我們要求什麼？要求俄國的福利和幸福。要獲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沒有犧牲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拖延，我們需要快速的，急劇的變革！」
這是一條多麼錯誤的路線啊！當時那些熱心者沒有時間拖延，因而他們就想用犧牲（可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別人的犧牲）來加速普遍福利的到來！他們沒有時間拖延，因此我們。他們的曾孫輩們，今天，在經過一百零五年之後，卻不僅不是在（解放農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們應該認識到：恐怖主義者是斯托雷平戰地法庭的超前的夥伴。
在我們看來，斯托雷平時期和斯大林時期兩者不能比擬之處只有一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殘殺是單方面的——僅僅因為某人長嘆一口氣，甚至連嘆氣都算不上的一點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腦袋
托爾斯泰不是驚歎「沒有什麼比這更加可怕的了」嗎？其實，比這更可怕的事是一點也不難想象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時而在某個眾所周知的城市中處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處死人；不是一次處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處死；關於這些事，報紙上非但不用大字標題受，也不用小字標題登，報紙反而在報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樂了」！
這是打爛了別人的嘴臉，還要硬說：他原來就是個爛嘴臉。
不，原來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的。儘管當年公認俄國在歐洲算是最壓迫人的國家。
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發展，使人類對於進行壓縮的可能性有了進一步認識。我們的祖先曾經認為地球表層，我們腳下的大地本身，已經是被極度壓縮的了。可是，現代物理學家卻把地表解釋為幾乎好像是一個多孔的篩狀物。放在一百公尺見方的空曠處的一小粒霰彈——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們又發現了奇異的所謂「核填裝」：就是把這些霰彈的孩從一切空曠的一百公尺見方的地方驅趕到一起去。這樣填裝起來的頂針那麼小的東西就會有火車頭那麼重。但是，即使這樣的填裝也還是很像一根絨毛那麼松的，因為由於陽質子的關係我們不可能把核完全壓實。而如果能單純地把中子壓縮在一起的話，那麼像一枚郵票大小的這種「中子填裝」就會有五百萬噸重！
不，當局甚至根本無須藉助什麼物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對我們進行了壓縮。
他們通過斯大林的口，向全國發出了一個永不更改的號召：不要發善心！可是，「善心」這個詞在達裡的俄語詳解辭典裡的解釋卻是：「心地的良善、心靈的友愛本性、仁慈、對共同福利的關注。」看吧！這就是斯大林號召我們必須丟掉的東西，我們確實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丟掉了：丟掉了對共同福利的關注！我們變得只滿足於守著自己的飼料槽。
本世紀初，俄國的社會輿論曾經構成一支驚人的力量，構成了自由的空氣。沙皇專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發出二月怒吼的時候，而是比這早得多！俄國文學中早已形成了一種定見，認為：勾畫一個憲兵或警士的形象時多少帶一點點同情，就等於是黑幫分子的阿諛奉承。早在這種定見形成的時候，沙皇制度實質上已被無可挽回地推翻了。當人們認為不僅同憲兵和警察握手、和他們相識、在街上向他們點頭致意是自己的恥辱，而且連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們擦一下都是恥辱的那個時候，沙皇制度實質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國，那些失業的劊子手們竟被特別委派來領導……文學和文化工作了！他們下令歌頌他們自己，把他們歌頌成傳奇式的英雄。不知為什麼這一切在我們這裡竟稱為……愛國主義！
社會輿論！我不知道社會學家給這個概念下的定義是什麼，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夠自由地表達、完全不受政府或黨的意見左右的、能夠互相影響的個人意見所組成。
只要我國國內一天沒有獨立的社會輿論，就不會有任何保障能使無緣無故消滅幾百萬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會有任何保障使這類事情不在某一天夜裡，不在任何一個夜裡，不在今天白晝過後的第一個夜裡重新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先進學說」並沒有能夠保護我們免遭這種瘟疫。
不過，我已經看見我的論敵在朝著我撇嘴、使眼色、並連連搖頭了：第一，當心你的話會被敵人聽見！第二，何必如此誇大其辭呢？！要知道，問題的範圍本來是窄得多的，問題並不在於：為什麼把你們抓進了監牢？也不在於為什麼外界人士竟會容忍這種違法行為。人所共知，他們原來根本就沒有相到公佈這種事，他們不過是相信黨的話啊（這是二十大以後的慣用語）；他們不過是聽話而已。既然說要把整個民族在二十四小時內遷到邊遠地區，那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個個有罪嘍！問題並不在於此，問題在於：當你們這些人已經身處勞改營內的時候，你們總該想到這些了吧？！那麼，你們為什麼還在那裡忍飢挨餓，彎腰折背，忍氣吞聲，而不進行鬥爭呢？！他們，那些沒有被武裝士兵押解的、手腳可以自由活動的人們，沒有進行鬥爭是情有可原的，他們總不能把家庭、社會地位、薪金、稿費等統統犧牲掉嘛！！是的，正因為這樣，他們今天才有可能發表批評性文章，指責我們，怪我們當時處在沒有什麼可喪失的情況下為什麼竟會抱住自己那份口糧不放，而不進行鬥爭。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在勞改營裡忍受，就是因為外界沒有輿論。
一個囚犯要想反抗強加於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辦法呢？不外下面幾種吧：
l）抗議；
2）絕食；
3）逃跑；
4）暴動。
可是，正像那個死人常說的那樣，「誰都曉得」（如果不曉得，那也能夠想法使你曉得）前兩種辦法只是有了社會輿論的支援才有力量（監獄官才怕它）！如果沒有社會輿論支援，人們對於囚犯的抗議和絕食只會報以嘲笑！
像捷爾任斯基那樣在監獄長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襯衣，從而爭取達到自己的要求，當然是很有戲劇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會輿論支援的情況下才行。沒有輿論支援，人們就會用個什麼東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後還得叫你賠償公家的襯衣！
這裡不妨回憶一下十九世紀末期在卡里苦役地發生的轟動一時的事件。當局向政治犯們宣佈：從今以後對政治犯可以施行體罰，而政治犯娜傑日達·謝格達要第一個受到笞刑（因為她打了警衛隊長一記耳光，想以此來……逼他退休）。於是娜傑日達·謝格達立即服毒自殺了，她寧死也不願受到獄吏的樹條抽打！繼她之後，另外三名婦女也服毒自殺！男監裡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殺，有些人自殺未遂產這場鬥爭的結果是完全、永遠地廢除了對犯人的體罰。當時政治犯們的想法是：恐嚇監獄當局。因為他們相信關於卡里苦役營裡的悲劇終究會傳遍俄國，真象會大白於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讓我們這些囚犯來衡量一下這個事件，我們只會灑下幾滴輕蔑的眼淚。打自由人警衛隊長一記耳光？何況還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兩腳，那又有什麼了不起？你總可以活下去嘛！為什麼幾位女伴也要跟著她服毒呢？為什麼還有十四個男人也跟著幹？生命不是隻給予我們一次嗎？重要的不是結果嗎？我們有吃的、有喝的，為什麼要和生命訣別？也許會趕上大赦呢！說不定會被提前釋放呢！
看！我們已經從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麼地方！跌落到了什麼地步！
同時，我們那些獄吏們卻上升到了什麼高度啊！不，他們可不比卡里苦役營的那些笨蛋！即使我們現在挺起腰桿來，想要昇天（四個婦女再加上十四個男人），他們也會在我們弄到毒藥之前把我們全部槍斃掉。（何況，在蘇維埃的監獄裡上哪兒去弄毒藥呢？）如果有誰真的服毒自殺死了，那也不過只是減輕監獄當局的負擔而已，同時，其他犯人則會因為沒有告發而受到鞭刑。而且，當然；關於這事的訊息甚至傳不到獄牆外面。
問題就在這裡。這幫人的力量也就在這裡。就因為訊息傳不出去！即或傳了出去，也傳不遠，它會是一個微弱、暗啞的聲音，得不到報紙的證實，眼線們會到處追根；因此，等於什麼也沒有。絕不會出現什麼社會輿論的憤慨！既然如此，怕．什麼？有什麼必要去聽取因犯的抗議？誰想服毒嗎，那你就服毒好啦！
、關於我們的每次絕食都遭到失敗的情況，我在第一部裡已經談過了。
那麼，逃跑呢？歷史為我們記載了沙皇時代的幾次越獄逃跑的嚴重事件。我們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在許多細節上還得到了廣大同情者的幫助。不論逃出監獄本身，還是逃出後隱藏或偷渡的過程，都得有許多人從旁協助。（「噢，對呀！」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綻了。「那是因為老百姓支援革命者！支援他們，為了自己的未來嘛！」「可是，」恕我反駁一句：「是不是也還因為那樣做只是一種不會承擔罪責的有趣遊戲呢？從視窗向逃跑者揮動幾下手帕，讓他在你的臥室裡過夜，替他化裝，這算什麼？那個時代並不會為此受到審判呀！彼得·拉夫羅夫從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達的省長（霍明斯基）還給拉夫羅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發了證件，允許她去追趕自己心愛的人……那個時代，甚至偽造護照的人也不過被‘流放’回自己的家鄉去。當時人們並不害怕什麼。您憑親身經驗應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是，順便問一句：「您怎麼會沒蹲過監獄呢？」「噢，這個嘛，也算運氣吧……」
不過，也有另一方面的證明。我們大家在中學時都不得不讀高爾基的《母親》。可能有人還記得那裡所描寫的尼日戈羅德監獄的生活吧：看守們的手槍都生鏽了，他們用手槍當錘子往牆上釘釘子。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梯子倚在牆上，安安穩穩地到獄外去。再看看一個叫拉塔耶夫的高階警察官員是怎麼寫的吧：「流放實際上只是一紙空文。監獄根本就不存在。在當時的監獄制度下，落到獄中的革命者可以毫無阻礙地繼續他原先的活動……基輔革命委員會的全體成員都被關在基輔監獄裡，可他們照樣在領導著基輔市的罷工鬥爭，並且還從獄裡發出呼籲書。」
目前，我沒有可能蒐集有關沙皇時代主要苦役營地警衛情況的資料，不過，我倒也沒有聽說那時曾發生過像我們這裡那樣的只有十萬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絕望的逃跑。顯然，當時的政治苦役犯並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險：他們沒有受到由於繁重勞動體力衰竭以致過早死亡的威脅，也沒有無緣無故延長刑期的威脅，服過一半刑期後，他們還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後一半刑期，他們打算逃跑的話，推遲到那個時候再跑也不遲。
看來，只有那些懶得逃跑的人才沒有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顯然，警察局也並不要求經常去彙報，監視並不嚴格，路途上沒有設行動人員哨所，勞動地點也並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們手裡有錢（或者可以寄來錢），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遠。還有，在那時幫助逃犯的人並不冒任何危險，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會像我們這裡似的被槍決、被毒打；也沒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險。那時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舊。如此而已。這是一場只會贏、不會輸的賭博。法斯堅科逃往國外（見第一部第五章），就是這類情況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烏蘭諾夫斯基從圖魯漢斯克邊區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輔，隨便走進大學生的閱覽室，聲稱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麼是進步？》一書，於是大學生們立即招呼他吃飯、留他住宿，還給了他路費。他逃出國外的情況是這樣的：隨便登上一艘外國輪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裡並沒有內務部的哨兵在守衛嘛！）上船後他就在鍋爐房裡一蹲。不過，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戰爭期間又自願回到俄國，回到了圖魯漢斯克流放地！把他當作外國派回來的間諜了吧？槍斃？「快坦白吧，敗類！他被什麼人收買啦？」都沒有。調解法官對他的判決是：由於逃跑到國外三年，判罰款三盧布或拘留一天！當時，對烏蘭諾夫斯基來說三個盧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所以他選擇了一天拘留。
格爾豐德-帕爾武斯，毀滅性的《財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實際指導者……被五馬分屍了嗎？沒有，他被判處流放圖魯漢斯克邊區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就曾有機會跑掉（放犯人們進城購買食品，列夫·傑伊奇一去不回，帕爾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葉尼塞斯克，在那裡才把唯一的一個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換上莊稼人的衣裳，沿葉尼塞河多走一段回頭路，莊稼漢的環境，骯髒，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後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後到了國外。
而我們的逃跑——從乘破舊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貨艙裡逃出索洛維茨群島開始，到豁出性命。喪失理智、毫無希望地衝出斯大林晚期勞改營（本書有幾章專講這些事）為止，——我們的逃跑是巨人們的行動，但這是必遭滅亡的巨人們的行動。革命前的逃跑從來沒有表現過這樣的勇敢，這樣的想象力，這樣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們的逃跑則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
「那是因為你們的逃跑按其階級本質來說就是反動的！……」
一個不願再當奴隸、不願再當牲畜的人振臂奮起，企圖逃跑，難道他的這種激情竟會是反動的嗎？
逃跑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逃跑過程的後幾個階段的成敗取決於普通居民對此所抱的態度。而今天我國的居民是不敢幫助逃亡者的，甚至（出於自私動機或者由於思想認識的原因）還要出賣逃亡者。
這就是我們社會的輿論！……
至於囚犯的暴動，像勞改營裡那樣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參加的暴動，在我國曆次革命的歷史中還從來沒有先例。
而我們卻有過。
可是，還是由於同樣的邪惡力量的作用，我們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犧牲所帶來的只是顯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為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支援，即使在最大的勞改營裡的暴動也不會有任何進展。
因此，對於我們「怎麼會忍受的？」這個問題，現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連我們也並沒有忍受！讀者下面就會看到：我們絕對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們確實在特種勞改營裡舉起了政治犯的大旗，並且確實成了當之無愧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