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的激昂情緒，我們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變革的微風不過是吹進遞解站的一陣過堂風而已，它並沒有吹進這用高大圍牆圈起來的特種勞改營。雖然這裡關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並沒有看到柱子上有什麼表示反抗的小傳單。
聽說，特種勞改營「敏拉格」裡的鐵匠們曾經拒絕打製勞改營窗上用的鐵格子。光榮應該歸於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們！這才是人呢！後來他們被送進了加強管制棚。敏拉格營用的鐵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製的。科特拉斯人並沒有支援敏拉格的鐵匠們。
特種勞改營的生活是從馴服開始的。這馴服是無聲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馴服，它是過去三十年間在勞動改造營中逐漸培養形成的。
從權北地區押解來的犯人們並沒有為哈薩克明媚的陽光而高興。到了新魯德諾耶車站，他們從紅色車廂裡跳下來，跳到褐紅色的土地上。這裡與傑茲卡茲甘的銅礦一樣。在這種礦區勞動，無論多麼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堅持不到四個月。剛到這裡，興致勃勃的看守們就在頭幾個稍犯點小錯誤的人身上試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銬。原先在普通勞改營時是不給戴手銬的。在蘇聯，直到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的前夕才能夠成批生產這種明晃晃的鍍鎳手銬。（是那些鬍子花白的老工人們，即我們文學作品裡稱作典型無產階級的代表們，在某個地方的工廠裡製造這種手銬。當然，難道還要斯大林和貝利亞親自制造手銬嗎？！）這種手銬的優點是它可以根據需要銬得很緊：手銬上裝有一個帶齒的金屬片，戴上之後，可以儘可能地把這個金屬齒片壓緊，使犯人感到更痛。這樣一來，手銬便從原來的限制囚犯行動的保險性工具一變而成為刑具了。它會深深地咬過手腕，引起劇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時，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後的。此外，還研究出了一種只銬住四個手指頭的銬法，使手指關節更是疼痛難忍。
別爾特種勞改營的看守們使用手銬可算是有獨到之處：他們為了一點小事，例如，見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給囚犯戴手銬。倒．剪著手把人銬起來，在崗樓前面罰站。兩手先痛後麻，直至失去知覺，竟逼得成年男子漢哭著求饒：「首長，我再也不敢了！摘掉這銬子吧！」（在別爾營裡還有一種很好的制度：不僅去食堂時要按號令行動，而且站到飯桌旁時也要聽號令，要按號令就座，按號令大家一起把湯匙放進湯盤。吃完飯後要按號令起立，按號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須大筆一揮：「要建立特種勞改營！在某日前將其管理制度草案呈報上來！」這確實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懇懇的監獄當局（還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並熟悉勞改營生活的人們）可就得絞盡腦汁了：他們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還可以再緊緊扣，再使犯人難受一點？再增加一點什麼負擔，使他們更苦些？怎樣才能使這些囚徒們本已不舒適的生活變得更悽慘些？必須讓這些從普通勞改營轉到特種勞改營來的畜牲們立即感受到這裡的嚴厲和痛苦才行。可是，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條逐條地走出來呀！
還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強。所有特種勞改營的隔離區四周都採取了進一步的戒備措施，增加了鐵絲網，在障礙地帶的前沿補充敷設了布魯諾蛇腹形鐵絲網，在囚犯上下工時經過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彎處都佈置了機槍，機槍手時刻嚴陣以待。
每個勞改地點都建起了磚石結構的監獄——加強管制工棚。凡是被送進加強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脫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這也是加強管制工棚的重要特點之一。其實，加強管制工棚就是監牢，因為它的窗子上全有鐵格子，晚間把馬桶拿進來，把門反鎖上。此外，每個隔離區都沒有一兩個懲戒工棚，那裡加強看管，是隔離區中的小隔離區。被送進懲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來就馬上被鎮進屋裡，和從前的苦役營一樣。（這實際上也就是加強管制工棚，可我們都叫它懲戒室。）
此外，還公開採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號碼的全套寶貴經驗，也就是用號碼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這裡，並不是以每個人的全部特徵來區別囚犯，而只是單調的數列上的一個個位數的增減而已。這一措施，如果執行得非常堅決而徹底的話，可以使人十分難堪。勞改營當局正是在儘量做到這一點。每一個新來的人，都必須先在特別科「彈鋼琴」（也就是和在監獄裡一樣按下十個指頭的指紋。普通勞改營裡是不取指紋的），然後，就用繩子把一塊牌子掛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號碼，然後，便由專業科的攝影師給他拍照。（現在這些照片還儲存在某個地方哩！我們還會看到的！）
拍照之後，把牌子從犯人身上取下來（他總不是狗嘛！），發給他四塊（有的勞改營發三塊）八公分寬、十五公分長的白布，上面印著他的號碼。他應該把白布塊縫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縫的地方各營規定不盡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還有褲腿或者袖子上。在發給的棉衣上，這幾處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塊的：勞改營縫紉廠有些裁縫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壞——在應該縫號碼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個方塊，露出棉花來。這是為了防止囚犯逃跑時把號碼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別的特種勞改營的作法更簡單：用鹽酸把號碼直接蝕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們奉命只許叫囚犯的號碼。不許他們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許記住它，如果他們真能作到這一點，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們做不到（他們都是俄羅斯人，改不了老習慣，畢竟與德國人不同），沒過一年，他們就已經記不清了，開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後來叫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為了看守們的方便，就在每個人的「小車廂」——木板床前面釘上一塊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寫著睡在這張床上的囚犯的號碼。這樣，看守想招呼某個睡著的人時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號碼了，而犯人不在屋裡時也可以立即看出誰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齊。看守們還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輕輕地開啟鎖進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號碼記下來，或者在起床時間準時闖進來把那些起床動作慢的人記下來。只要抓到這樣的人，就可以立即關進禁閉室。但在特種勞改營裡多半是要求犯人寫出書面檢討，可是這裡又不許帶鋼筆和墨水，也從不供應紙。寫這種冗長無聊、令人厭倦的書面檢討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們一項很不錯的發明，反正勞改營裡有的是拿著工資而終日無所事事的人，他們有的是時間分析。他們並不立即懲罰你，而是要求你檢討：為什麼你的床鋪得不整齊？掛在你床頭的號碼牌怎麼會歪的？你棉衣上的號碼布怎麼會弄髒的？為什麼沒有及時洗乾淨？怎麼在你的屋裡還有紙菸？為什麼見了看守不摘帽子？對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要回答這些含義深刻的問題甚至比沒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絕寫檢討就會加重懲罰！檢討要寫得乾淨、整齊，對勞改營當局的工作人員要表示尊敬，寫好後把它交給本工棚的看守，然後再轉交勞改營長官助理或長官本人審閱。審閱人就在這上面批示應給予什麼懲罰。
在各班組的各種報表上也規定要把號碼寫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嗎？不，他們還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麼說，姓名還是一條可靠的尾巴，人一輩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號碼不過像是一口氣，一吹就沒有了。要是把號碼烙在或刺寫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邁出這一步。其實是能夠做到的，談笑間就可以做到，已經離這一步不遠了。
另外，我們並不是一個人單獨坐牢的。我們不只是聽到看守們的聲音。這就沖淡了號碼帶來的痛苦。囚犯們彼此之間也要說話，而彼此間不僅從來不叫對方的號碼，甚至不注意彼此的號碼。（乍一想，衣服上縫著好幾塊醒目的白布，怎麼會注意不到呢？要知道，當我們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時候，派班勞動和點名的時候，那許多號碼看來就像對數表一般，使人眼花繚亂。只有新來的人會注意到它。）我們甚至不記得最親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號碼，只記得自己的。（在獄卒的幫手們中間有些注意衣著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號碼布非常認真地，把毛邊摺進去，用小針腳縫在衣服上，儘可能縫得俏皮、美觀。真是奴性十足！我們這些人則相反，都把號碼縫得儘量難看。）
特種勞改營制度的目的是使這裡的人完全與世隔絕，它指望誰也不可能從這裡向什麼人去上訴，誰都永遠不會被放出去，誰也跑不到別處去。（看來，不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是卡騰森林慘案，都沒有對這裡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種勞改營裡可以使用棍棒。那時，大部分情況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帶著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銬嘛！），而是讓犯人中間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員和囚犯班長帶著棍棒，他們打犯人是首長十分滿意並完全讚許的。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裡，分派勞動之前先要在工棚門前集合站隊。派工員拿著根子叫喊：「除了最後一個，全出來！」（讀者可能早已明白了為什麼「除了最後一個！’。因為即使有最後一個，那他也不會再出來了，就像他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因此，譬如說，冬天從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隊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凍死了一些，活下來的人擠在病房和衛生所的過道里，他們的肢體在腐爛發臭，科列斯尼科夫醫生截掉了幾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這樣，勞改營的首長也完全無動於衷。特種勞改營裡的秘密隔絕狀態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營的首長，著名的沃羅比約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夠把押在本營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員先關進禁閉室「懲戒」，然後給她戴上手銬，最後便輪姦戴著手銬的她。
這裡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慮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個細節。例如，這裡不僅不許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許有任何人的，包括親人的像片。如被發現，立即沒收燒掉。斯帕斯克營的女四工棚棚長是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被捕前當教員。她偶爾把一張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沒收了像片，關了她三天禁閉。「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誰的，反正營裡不許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爾勞改營裡允許囚犯接受用郵包寄來的米（為什麼不接受呢？！），但卻決不許囚犯們煮飯吃。如果發現囚犯在什麼地方偷偷用兩塊磚頭支起小飯盒來燒飯，看守會立即把飯盒踢翻，並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滅。（不錯，後來蓋了一個燒飯用的小棚子，但兩個月後又把爐子拆掉了，椰子裡養上了軍官們的豬和行動人員別里亞耶夫的馬。）
但是，特種勞改營的主人們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樣的同時，並未忘記普通勞改營的好經驗。奧澤爾拉格特種營的米申大尉只是l個勞改點的頭頭，他就曾把不服從派工命令的囚犯綁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總的來說，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滿意的，所以可以讓原來的苦役犯在特種勞改營裡和大家享受同樣待遇，只是號碼布上的字母還有所不同而已。（不過，有時也讓他們住在草棚和馬廄裡，那僅僅是由於工棚不夠用，例如，在斯帕斯克營。）
就這樣，特種勞改營雖然不正式稱為苦役營，但它繼承了苦役營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繼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為了使囚犯們很好地掌握已經建立的制度，還必須用正確的勞動組織和正確的伙食安排來鞏固它。
為特種勞改營選定的勞動是這一帶最艱苦的勞動。契訶夫說得對：」社會上，特別是在文學作品裡，已經形成一種成見：好像只有在採礦場才有最艱苦、最恥辱難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長詩《俄羅斯婦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監獄捕魚或者會代木材的話，許多讀者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不過，安東·巴甫洛維奇，您為什麼這麼瞧不起伐木勞動呢？伐木這個活兒不錯，也是合適的。）斯捷普拉格剛剛建立時，最初幾個分部的囚犯都是開採銅礦的（它的第一分部設在魯德尼克，第三分部設在肯吉爾，第四分部在傑茲卡茲甘）。乾式採掘，礦石粉末飛揚，人們很快就染上矽肺和肺結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幹達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去——那是屬於特種勞改營的「全蘇殘廢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別提幾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來的都是其他勞改營拒絕繼續使用的完全殘廢了的犯人。可是，說來奇怪，這些殘廢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勞改營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變成真正的幹活能手了。對於整個斯捷普拉格勞改營的長官切切夫上校來說，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歡的一處了。這個身材粗壯而遠非善良的傢伙，有時從卡拉幹達乘飛機來到這裡，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後就去營區視察，並留心還有誰不在替他幹活。他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在我這整個斯帕斯克勞改營裡只有一個殘廢，他的兩條腿都沒有了。可是，就連他也在於輕活兒，他在當通訊員！」一條腿的人全坐著勞動：他們把大石塊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選碎木塊。架著雙柺也好，缺一隻胳膊也好，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為勞動的障礙。讓四名一隻胳膊的人（兩個有左胳膊和兩個有右胳膊的）編成一個小組抬擔架，這是切切夫想出來的主意。在沒有電的時候讓人們用手轉動機械加工廠的機器，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來的。切切夫還喜歡營裡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學家奇熱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勞改營裡搞一個實驗室（只有幾張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熱夫斯基利用最劣質的材料替傑茲卡茲甘的勞動者們試製成了簡單的預防矽肺的面具，切切夫卻不許他投入生產：不戴面具也照樣幹活嘛，何必多此一舉！再說，人員也得不斷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勞改營分部總共關押男女囚犯一萬五千人。營區很大，鐵絲網的柱子在山腰和峽谷間起伏綿延，伸向遠方，四角的監視塔互不相望。後來慢慢地修建起內部隔離工程：囚犯們自己在營區內築起圍牆，把婦女區、工人區、完全殘廢區互相隔開了（這樣可以使囚犯之間的聯絡更加困難，對勞改營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壩。因為他們畢竟是殘廢，所以往返都要兩個多小時，還要加上十一小時的勞動（在這種條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援兩個月）。另一項艱苦的勞動是採石子。採石場就在隔離區之內（古拉格的島上還有礦藏呢！），男女營區內都有。男區的採石場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藥把岩石炸開。白天，殘廢的囚犯們用小錘子把炸下的石塊敲成碎石子。女營區不用炸藥，女犯得用十字銅刨開土層，露出岩石後，用大錘把石頭打碎。當然，她們的錘把常常會震斷（新錘把也會折斷）。要換新錘把，就得到另一隔離區去。而且，婦女們有工作定額，每人每天必須採石0．9立方米。因為完不成定額，她們在很長時間裡只能領到懲罰口糧——每天四百克糧食。後來男囚犯教給她們一個辦法——驗收之前偷偷從舊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來——這才不受「懲罰」了。還要提醒讀者，所有這些勞動不僅是殘廢人在沒有任何器械的條件下乾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帶的嚴寒中乾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還颳風），人們身上穿的是單衣，因為按規定，不勞動的人們（即殘廢的囚犯們）冬天不發給棉衣。一位化名波-爾的婦女曾向我回憶過她在嚴寒中，身上幾乎沒穿什麼衣服，用大錘敲打石頭的情況。她說：「至於這種勞動對祖國的好處，只要講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後來發現女區採石場採下的石頭不知為什麼不適於建築用，於是，某一天，某個首長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婦女們把一年中採的石子‘全部扔回礦坑去，用土蓋上！這裡要開闢成一片林園！’當然，林園並沒有修成。」男區採的石塊好一些。那些石塊是這樣運往建築工地協。每天點名之後把全部（到這一天還活著的）囚犯（總共約有八千八）統統趕上山去，回來時都要揹著石子。休息日殘廢囚犯們也要這樣「散步」兩次：早上和傍晚。
後來的勞動便是在隔離區內修建界牆，替勞改營的工作人員和警戒部隊蓋房（蓋住宅、俱樂部、澡堂、學校），在農田和菜地裡幹活。
所種的菜全都拿給自由居民吃，囚犯們只能得到一些菜莖菜葉之類。這些莖葉大堆大難地用汽車運來，扔在廚房旁邊，任其漚溼腐爛。做飯時伙伕們就用叉子從堆裡直接叉到鍋裡（有點像煮家畜飼料嗎？……），用這些莖葉煮出來的是真正的爛菜湯。每天只往這種爛菜場里加一勺稀飯，如此而已。請看看發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這樣一個場面吧：一天，大約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撲到一塊菜地裡去，進去後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裡長著的蔬菜。衛兵們跑來了，用棒子打他們，可是他們只管趴在地上繼續啃食生菜！
不參加勞動的殘廢人每天發給麵包五百五十克，勞動的發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營的人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藥（這麼多人，到哪裡去弄藥？何況他們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麼叫鋪蓋。在某些工棚裡是把床並在一起的，兩張床並起來就不只是睡兩個人，而是讓四個人擠在一起睡。
對，另外還有一項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墳坑。每天派兩輛美國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車專拉屍體。屍體是裝在木格箱子裡運走的，死人的手腳從寬大的格子縫裡伸出來。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較順利的幾個月裡，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個在停屍房幹活兒的愛沙尼亞人查過人數）。
（其他地方的特種勞改營裡的死亡率沒有這麼高，吃的也稍好些。當然，勞動也重些，因為不是殘廢嘛！這一點，讀者自己會了解的。）
這一切都發生在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說，這是十月革命勝利三十二年之後的事，是紐倫堡國際法庭審判結束之後三年的事。經過紐倫堡法庭審判之後，為法西斯集中營的野蠻殘酷暴行所震驚的全人類剛剛鬆了一口氣，還滿以為：「這一切都不會重演了！」呢。
有了這些制度還嫌不夠。自從轉到特種勞改營之後，我們同外界和家庭的聯絡幾乎完全斷絕了，對於等待著你和你的來信的妻兒老小來說，你就變成了神話中的人物。（每年只許寫兩封信。可是，就連你傾注了幾個月來的全部心聲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寫出的這兩封信也未必發出去。誰敢去向檢查信件的國家安全部的人員查問？他們是常常自動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的：把一部分信件放進爐子，就不必花時間檢查了。至於說收信人沒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責怪郵局吧。在斯帕斯克營，有一次命令幾個囚犯去修理信件檢查科的爐子。囚犯們在爐膛裡發現了幾百封信件：是檢查人員扔進去之後忘記點火了。特種勞改營的情況就是這樣——去修爐子的人還不敢聲張此事！否則安全人員會立即收拾他們……難道這些為了自己安逸而燒掉囚犯心聲的國家安全部的信件檢查員們，他們比收集被害者的頭髮和人皮的希特勒黨衛軍分子更人道一些嗎？）至於同親屬們會面，這在特種勞改營裡連提都不必提，因為特種勞改營的地址是使用密碼代號的，任何人都不能到這裡來。
還得補充一點：在特種勞改營裡幾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說的「有的和沒有的」這個問題這裡從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沒有的」的原則解決了一切問題。不許囚犯有錢，也不發給工資。（普通勞改營的囚犯還可以掙到少得可憐的幾個工資，這裡是分文不給。）不許有換穿的鞋或換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裡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許有。營裡發的襯衣（那算什麼襯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說裡的窮人都不會穿它）是每月換兩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換兩次。這是十足的阿拉克車耶夫式的嚴明。特種營建立的初期還沒有保管室，後來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釋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後，如果自己再有什麼衣物不交去，就是一個嚴重錯誤了：這是準備逃跑！（關禁閉室！審訊！）床頭小櫃裡不許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處前排隊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隊領回來。這樣還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餘的一點點思考時間佔去。）不許擁有任何寫字用的東西，不許有墨水和彩色鉛筆和變色鉛筆，不許有超過一本小學生練習本的白紙。最後，不許有任何書。（在斯帕斯克營，接收犯人時便沒收他的全部書籍。我們這裡最初允許有一兩本書。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個人的書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記。在那裡往書的扉頁上蓋一個「斯捷普拉格。第xx勞改點」的圖章。此後，凡是沒有蓋章的書一律作為非法書籍予以沒收，而蓋了章的書就全算勞改營「圖書館」的書了，不再屬於個人。）
還要提醒讀者：特種勞改營裡的搜查要比普通勞改營更加經常，更加徹底。每天出入營時要仔細搜查。對工棚則進行定期搜查：掀開地板，拆掉爐條，拆開門廊的板子；還有像監獄裡一樣地逐個搜身，要脫衣服。摸索，撕開衣服裡子，扯掉鞋掌等。有時就把營區地面的草全部燒光（「不能讓他們把武器藏在草裡！」）。囚犯們休息日要打掃營區。
想想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囚犯們並不把佩帶號碼看作最難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當伊萬·傑尼索維奇「說「它們，衣服上的那些號碼，並不沉」的時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沒有佩帶過號碼、也沒有捱過餓的、高傲的批評家們所指責的那樣「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發出了清醒的、理智的聲音而已。號碼給我們帶來的苦惱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島的主人們所指望的那樣）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實際的麻煩——我們必須佔用空閒時間把撕開的邊角仔細縫好，或者去找畫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勞動時把號碼布撕壞了，就得再設法找塊新市把它完全換成新的，否則就會蹲禁閉。
什麼人真正把帶號碼看作是這裡的花樣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誠的女信徒們。例如，卡梅施特種勞改營在蘇斯洛沃車站附近設有一個女勞改營分部，那裡的女囚犯就是這樣。該營的女犯中由於信教被判刑的約佔三分之一。而《聖經》《新約》的《啟示錄》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預言：
第13章，第16節裡寫著：「……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所以，這些婦女們堅決拒絕佩帶號碼，因為它是魔鬼的印記！她們去領公家發的制服時也不同意簽字。（這是「向魔鬼簽字！」）勞改營行政當局（營管理處主任格里戈裡耶夫將軍和獨立勞改點的長宮博古什少校）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足夠的堅定性：他們命令扒掉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襯衣，再脫掉她們的鞋（那些女共青團員看守們自然都照辦了）。行政當局想；讓冬天迫使這些沒有理性的宗教狂們接受公家的制服並縫上號碼吧！但是，婦女們竟寧肯在嚴寒中穿著襯衣光著腳走，也不同意把靈魂交給魔鬼！
於是，在這種精神（當然是反動精神嘍！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我們不會那樣去反對帶號碼！）面前，勞改營當局終於屈服了：把信徒們的衣服還給了她們。她們穿上了不帶號碼的衣服！（葉蓮娜·伊萬諾夫娜·烏素娃就是穿著自己的衣服在勞改營度過了整整十年，她的內外衣全穿爛了，勉強掛在肩上，遮住身體，但是勞改營的總務處卻無法發給她公家的衣服，因為她不在領物單上簽字！）
號碼還有另一個使我們傷腦筋的地方：號碼寫得很大，衛兵從老遠就能看清。衛兵們總是在一定的、能夠拉開衝鋒槍射擊的距離看著我們，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沒有號碼，他們就分不清穿著同樣衣服的囚犯。有了號碼，他們就能從遠處看到幾號在隊伍裡說話，幾號排隊沒排好，或者沒有把手背在後面，或者從地上撿起過什麼東西。只要他們回去向警衛隊長一報告，那個人就得蹲禁閉。
警衛隊也是扼殺我們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這些「戴紅肩章的人」，正規軍計程車兵們，這些手持衝鋒槍的孩子們，是一支不會分辨是非、不瞭解我們、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釋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東西從我們這裡傳給他們，而從他們那裡傳過來的只有喊叫聲、軍犬的狂吠、拉衝鋒槍搶閂的響聲和飛來的子彈。而且永遠是他們有理，我們無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囚犯們在修築鐵路路基。那裡不是隔離區，沒有界限，四周只有衛兵押著。有一個囚犯在被允許的圈子內離開大家幾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裡面的一塊麵包。不料一個衛兵舉槍就把他打死了。當然，衛兵有理。他只會受到表揚，而且，當然，他直到今天也不會後悔的。囚犯們誰也沒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滿。更沒有向任何地方寫什麼申訴。（即使寫了，我們的申訴也出不了勞改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