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取這個篇名並非有意惡語傷人，只是因為必須遵循勞改營傳統而已。如果仔細想想，這個命運確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他們的職務豈不是和警犬的職務一樣？況且他們的職務本身就和狗有聯絡。他們甚至有使用警犬的專門條令，由軍官組成正式的委員會，負責監督每一條警犬的工作，培養它們有良好的兇猛效能。如果供養一隻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萬一千赫魯曉夫前的盧布（喂警犬的飼料比犯人的伙食營養價值高）的話，那麼餵養一名軍官的開銷不是大得多嗎？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從頭到尾都遇到一個困難：一般地該怎樣稱呼他們？「官長、長官」——太一般化，對獄外和整個國家生活都可以這樣說，而且這兩個詞兒都已經用濫了。「主人」——也一樣。「勞改營管理人員」嗎？這種避開實質的說法只能表示我們的無能。直截了當地按勞改營的說法稱呼他們「狗」？——似乎太粗魯，好像是罵人。「營吏」這個字倒是完全符合語言的精神：它與「勞改犯」這個字的區別正如「獄吏」與「囚犯」的區別。它表達著一個準確的、唯一的含意：經營和管理勞改營的人。所以，在求得嚴格的讀者們對使用這個新字的諒解之後（既然語言中為這個字留著一個空檔，說明它並不完全是一個新字），我們以後將時常採用它。
這一章裡所講的就是這些「營吏」（關於獄吏也在這裡一道講）。本來可以從將軍們講起，那可真會是妙極了，但是我們沒有材料。我們這些蟲豸和奴隸不可能知道他們的事，也不可能在近處看到他們。而當我們見到他們的時候，總是被他們身上的閃閃金光耀花了眼，什麼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對於那些走馬燈似的古拉格頭子們——群島的沙皇們——一無所知。如果我們中的誰弄來一張貝爾曼的照片或聽到阿佩特爾說過一句什麼話，馬上就會當大事傳開。我們知道「加拉寧大屠殺」，可是關於加拉寧本人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不滿足於單單簽字；在勞改營裡巡視的時候，如果對誰的嘴臉看得不受用，親自用毛瑟槍給一下子的這類事情，他也是不討厭做的。我們描寫了卡什凱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凱京這個人我們從沒親眼見過（謝天謝地！）。關於弗連克爾收集到一點點材料，可是關於扎維尼亞金卻一點也沒有。這位剛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脫了和葉若夫-貝利亞一夥一起被埋葬的命運。報痞子們至今仍津津樂道地把他譽為「傳奇般的諾里爾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親手砌過磚嗎？然而，考慮到他上受貝利亞的寵愛，下受內務部官員季諾維也夫的推崇，我們敢斷定他是一隻徹頭徹尾的野獸。要不的話，他是建造不出一個諾里爾斯克的。
關於葉尼塞勞改營營長安東諾夫的情況，謝謝波博日工程師給我們寫出來了。我們願意奉勸每一個人都去讀讀這篇即景：塔茲河駁船的卸貨。在鐵路還沒有到達（會到達嗎？）的凍土帶的腹地，埃及的螞蟻們把火車頭換到雪地上。安東諾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視現場，限定完成卸貨的時間。他是從天上飛來的，過一會又要從天上飛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結討好的陪同。拿破崙算得了什麼？就在這北極的永凍土上，他的私人廚師在他面前的一張摺疊桌上擺上了新鮮西紅柿和黃瓜。這小子竟誰也不清，一個人全報銷了。
在這一章裡我們將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們先談談軍官，然後轉入軍士一級，捎帶著說說警衛部隊——也就是這些了。誰見的更多，就請他更多地寫點罷。我們的侷限性就在於：當你蹲在監獄或者勞改營裡的時候，你對獄束們的性格感到興趣，只是為了要避開他們的威脅和利用他們的弱點。對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關心，認為它們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圍含冤入獄的人們在受苦。和你張開雙臂都抱不攏的一大堆冤情苦難相比，這些擔任警犬職務的「木腦殼」們，他們的蠅營狗苟、他們的無聊愛好、他們職務上的成功失敗，在你眼裡算得了什麼事？
而你現在為時已晚地發覺，對他們的觀察，太欠細心。
一個還有能力從事隨便哪一種有益活動的人能不能去當監獄和勞改營看守？——這種屬於個人才能的問題，我們且不去管它。我們只提出這樣的問題：「營吏」一般地能不能當一個好人？生活為他們安排了怎樣的道德淘汰過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編入內務部軍隊、內務部學校或訓練班的時候。任何一個稍許留有點精神教養的痕跡的人，一個在良心上稍有顧忌、尚能區分惡與善的人將會本能地、千方百計地避免加入這支黑色的軍團。但是我們假設他們沒有推脫得掉，這時第二次淘汰就來了：在接受訓練和執行第一次任務的時候，長官們會親自留意把所有表現出鬆鬆垮垮（善良）而不是堅強意志和堅定精神（殘忍和無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後就開始了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來還不知道是到哪裡去、去做什麼的人，現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遠充當暴力工具，充當永遠的罪惡幫兇——這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踐踏別人的命運，但你自己內心卻有什麼在繃緊、繃斷。你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於是儘管已經大大地退了，人們仍然開始設法掙脫：稱病、搞到醫生證明、改行拿較低工資、摘下肩章——什麼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這麼說，剩下的人都習慣了？不錯，剩下的人都習慣這一切了。他們已經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當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還是光榮的了。對有些人說來，連習慣的過程也不需要：他們從一開頭就是這樣的人。
鑑於存在這樣的淘汰過程，可以得出結論說，殘忍無情的人在營空當中佔的比例，遠遠地大於在任取的一組居民中所佔的比例。一個人在「機關」裡服務的時間越久、越沒有間斷、越有名氣，他越可能是一個壞蛋。
我們並沒有忽略捷爾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論：「你們當中誰變得冷酷無情，誰的心不能同情和關心地對待遭到監禁的人們——就請他離開這個機關！」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法把這些話和現實對上號。這是對誰說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如果考慮到他同時又為科瑟列夫辯護的話（第一部，第八章）。誰理會了這些話？無論是「作為說服手段的恐怖」，無論是單憑「可疑」的逮捕，無論是早於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營，都絲毫不能給予我們這種富於同情的心和俠義騎士的感覺。如果這些年代裡有人自己離開了機關，這正好是捷爾任斯基建議留下的人——即未能變得冷酷無情的人。而那些變冷酷了的或本來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來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場合又做過另外一種建議，只是我們手裡沒有他的語錄。）
我們喜歡既不思考也不檢驗就接受過來的那些流行用語具有多麼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誰沒有聽到過用拖長的調子說出以示尊敬的這幾個字？如果想特別指出某個營吏不同於沒有經驗、毛手毛腳、愛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營吏，一般都說；「那兒的營長可是個老——契卡！」（比方像燒掉了克列姆普涅爾的《鐐銬奏鳴曲》的少校那樣的。）這個用語是契卡人員們自己講開的，而我們卻不假思索地跟著說。「老契卡」——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達時代、在葉若夫時代、在貝利亞時代都是紅人，是使他們每一個都感到滿意的人。
但是我們不泛泛地去談論「契卡人員」的一般情況。關於原來意義上的契卡人員，關於從事行動一偵查一憲兵工作的契卡人員，本書已經有專章介紹。而管吏們頂頂喜歡的就是把自己也稱為「契卡人員」，頂頂追求的就是這個稱號。他們有的人確是從那種崗位上來到這裡休息的。說休息，是因為在這裡神經不用過分緊張，健康不會受到損壞。他們在這裡的工作不需要像那裡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惡的主動勁頭。在契卡一格勃機關裡需要敏銳、迅速，必須準確無誤地打中對方的眼珠，但在內務部系統裡愚鈍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錯過對方的頭骨也就行了。
儘管我們十分難過，但我們無法承擔起解釋以下現象的任務：為什麼順利實現了的「勞改幹部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的口號未能在群島上創造出捷爾任斯基提倡的那種忐忑不安的對人的愛？從革命後最初幾年起，在中央懲治局和省懲治處的訓練班裡就「不脫產」地（即同時已經在監獄和集中營工作）為監獄和集中營培訓著初級的行政建設人員（即內部看守人員）。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時代的看守人員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經鍛鍊的老手！）。而在這以前，中層勞改幹部就已經全部是蘇維埃的了。他們繼續學習著：起先在屬於教育人員委員部的各法律系（不錯，是屬於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並且不是無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為司法人民委員部設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喀山、薩拉托夫和伊爾庫茨克的法學院的勞改工作專修班。那裡的畢業生裡工人佔百分之七十，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七十！從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員會和從來沒有反對意見的中執委的決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了的監禁場所長官們在規定管理制度方面的許可權。可是你看怪不怪，對人的愛不知為什麼仍是沒有產生出來！受他們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還要多好幾百萬——況且這些人並不是戰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國的同胞，在本國的土地上！
誰能給我們解釋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會不會導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會。對於精神和智力強健的人們，是不會的。他們有自己的決定、自己的特徵，有時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經過了嚴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營吏們的性格都是驚人地相同。大概我們不用費力就可以描寫出他們基本的共同特徵：
傲氣。他生活在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單獨的島嶼上。在這個島上他是絕對的第一號：所有的犯人都低聲下氣地服從他，連自由人也是一樣。他肩章上的那顆星在這裡是最大的。他的權力是無邊無際的，而且是從不會犯錯誤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結果總是不對（被鎮壓）。他的房子是群島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級的親信營吏們也是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由於他們先前的全部生活沒有在他們心裡埋藏下任何一顆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們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為一個特殊的種族——天生的統治者。從任何人都沒有力量進行反抗的這個事實中，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說明他們統治得極其英明，這是他們的（「有組織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個日常的場合都使他們能夠明顯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們在他們面前起立、立正、鞠躬；聽到他們的召喚不是走過來，而是跑過來；得到他們的命令不是走去執行，而是跑去執行。如果他（貝阿拉格，杜凱爾斯基）走到大門口去觀看他的骯髒卑賤的工人們排成縱隊在警犬的包圍中行進，那時他自己嚴然是一個身穿雪白的夏裝的種植園主。如果他們（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騎馬巡視馬鈴薯地裡的勞動情況——穿黑色衣裳的女犯們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爛泥裡掙扎著，試圖從地裡挖出土豆子（不過她們來不及運出去，開春以後只能再把它們埋進土裡去當肥料），——那時候他們這一隊穿著擦亮的皮靴、筆挺的毛料制服在漸漸沉陷的女奴們旁邊疾馳而過的優雅的騎士們，活像是真正的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
隨著自滿自足而來的必然是愚鈍。活著被奉為神明的人自然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他不需要讀什麼、學什麼，誰也不能告訴他什麼值得思索的東西。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的官員當中遇到一些聰明、有作為、有科學愛好、對本地自然環境和生活進行過深入研究、寫過地理學和民族學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為了逗樂也不可能想象在整個群島上有這樣的一個營吏！如果庫德拉蒂（烏斯特維姆的一個派遣點的點長）決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國家定額還根本不是什麼百分之百，而必須是完成他本人規定的（憑腦袋瓜想出來的）每班任務才能算數，否則就要罰全體吃懲戒口糧——你是沒法叫他改變主意的。完成定額百分之百以後，全體照吃懲戒口糧不誤。在庫德拉蒂的辦公室裡有成堆的列寧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進來，教導他說：「你看列寧在這裡寫著對待寄生蟲應當採取什麼態度。」（他理解的寄生蟲就是隻完成了定額百分之百的犯人，而無產階級就是他自己。這兩個想法在他們的腦子裡是並列擱在一起的：這是我的莊園！我是無產者！）
但舊時農奴主的教養他們卻望塵莫及。許多農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學，有的留學格丁根。他們當中畢竟還出了阿克薩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們內務部人員當中沒出過一個，也出不了一個。主要的是，農奴主們或是親自經營自己的莊園，或者至少對自己莊園的經管稍有知識。但是沐浴著國家種種思澤的趾高氣揚的內務部軍官們決不可能再承擔經濟領導的責任。對於這個任務，他們是太慵懶、太愚鈍了。他們用森嚴和保密的煙幕掩蓋著自己的無所事事。結果迫使國家（它絕非一貫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歷史將會懂得：國家的不發展往往是中層官吏貪圖安逸的惰性所決定的。）不得不設立和他們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統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綜合工廠組成的同樣的官僚系統。（但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們國家裡什麼東西不是同樣兩套呢？從蘇維埃政權本身開始。）
獨斷專行。任意胡為。在這方面，營吏們和十八、十九世紀最壞的農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謬絕倫的命令的例項舉不勝舉。它們唯一的目標就是顯示權力。越深入西伯利亞和北部地區，這類例項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邊上（現在是莫斯科市區）的希姆基也有這樣的事。沃爾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們不快樂。於是他發出命令：「每人必須立即快樂起來！我看到誰愁眉苦臉就把他關進懲戒區！」為了讓工程師們快活起來，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賊們去給他們唱淫穢的小調。人們會說這不是任意胡為，而是政治工作。是嘍。一批新犯人被帶進上面說的這個勞改營。新犯人伊萬諾夫斯基自我介紹是大劇院的舞蹈演員。「什麼？演員又」沃爾科夫發怒了，「進懲戒區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懲戒隔離室室長報到！」過了一會兒他打電話會問：「演員在那地蹲著嗎？」「蹲著。」「是他自己來的？」「自己。」「好，放他出來！我派他當助理管理員。」（我們已經寫到過，這個沃爾科夫曾下令把一個女犯的頭髮剃光，嫌太漂亮。）
獨勞點長對西班牙人外科醫生福斯特不滿意，「把他派到採石場去！」派去了。但不久點長自己病了，需要動手術。有別的外科大夫，也可以進中央的醫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從採石場調回來！由他給我做手術！（但是在手術檯上他死了。）
一個勞改營長髮現了寶貝：犯人地質工程師科扎克原來能唱戲劇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義大利人列佩託學過。營長髮現自己也有嗓子。這是一九四———四二年。戰爭正在遠處的什麼地方進行。但受到免徵權牢靠保護的營長卻讓自己的農奴給自己上聲樂課。那個犯人已經病弱不堪，申請當局協助查詢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從流放地通過古拉格尋找自己的丈夫。兩封尋人信都到了這個營長手裡，本可以幫助這對夫婦接上關係。然而他不這樣做。為什麼？他「安撫」科扎克，說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個教員，現在糧食採購站當清掃員，後來在集體農莊勞動）。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經完全不行了。營長開了思，幫他辦了因病釋放手續，讓他到老婆身邊去嚥氣。（照這麼說，營長還不是個惡人！）
享有世襲領地的感覺是所有勞改營長的特有感覺。他們不把勞改營理解為某種國家體制的一部分，而當做是在他們整個任職期間交給他們獨佔的世襲領地。所有對生命和個人的任意擺佈都是由此而來的。長官們互相間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來的。肯吉爾的一個勞改點的點長說：「我這裡有個教授在洗澡房裡幹活！」但是另一個勞改點長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話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兒——有個院士當勤雜工，抬便桶！」
貪婪。貪財。在營吏當中這是最普通的特徵。並不是每一個都愚鈍，並不是每一個都任意胡來，但是從犯人的無償勞動和國家財產裡撈取好處使自己發財致富的事，每一個營吏，不管是這裡的主要長官還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幹。不僅我自己沒有見過，而且我的朋友們也沒有人能記起一個大公無私的營吏，給我寫信的前犯人中也沒有能指出一個來的。
無論怎樣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權都不能滿足他儘可能多撈一把的慾望，無論是高工資（兩倍、三倍的「北極地區補貼」、「偏遠地區補貼」、「危險性工作補貼」）；無論是獎金（一九三三年勞改法典第七十九條為勞改營領導幹部規定的獎金。這個法典同時也不妨礙他們為犯人規定一天十二小時、沒有星期天的勞動）；無論是特別有利的計算工齡的辦法。（在集中了群島一半島嶼的北方地區，工作一年做兩年計算，而「軍事人員」只需要幹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領取退休金。因而，一個內務部的軍官，二十二歲在軍官學校畢業，三十二歲就可以拿全額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條可以流來無償的勞務、食物或財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蕩的大河還是涓涓的小溪，每一個營吏從來都是大把撈、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維茨群島上，長官們就開始從犯人中給自己找不要錢的女廚子、洗衣婦、馬伕、劈柴工。這個有利的習俗從那時起一直沒有中斷過（上面也從來沒有禁止過）。營吏們除此以外還要犯人給他們當女飼養員。管菜園子或給他們的孩子當教員。在平等和社會主義的調門叫得最響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貝阿加格，任何一個自由僱傭人員只要向勞改營的出納科交很少一點錢，就可以從犯人中得到一個女用人。在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馬尼姬·烏特金娜大嬸給營長飼養奶牛——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獎賞。照古拉格的風俗來說這是很慷慨的了。（說得更確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風俗，奶牛不算是營長私有的，而是「為了改善病號飲食而飼養」的，但是牛奶則一定要送進營長家裡。）
誰只要有可能從犯人的口糧裡撈取吃喝，他必定會這樣做。這已經不是論杯，而是論桶、論口袋了！讀者，請您再讀一遍第九章裡利帕伊寫的那封信，這是一個準是當過保管員的人發出的哀號。要知道這些庫拉金、波依綏-沙普卡和伊格納琴科從保管室裡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東西並不是由於飢餓，並不是因為需要，並不是因為貧窮，而不過是因為：為什麼不從這些默默無言、無力自衛、餓得快死的奴隸們身上發一筆財呢？何況在戰時周圍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撈好處。如果你不像這樣生活，別人就會笑話你！（至於他們對因短缺了物資而受罰的雜役們採取的背叛態度，我就不當做一種特殊的習性單獨提出了。）在科雷馬呆過的犯人們也記得：凡是有可能從犯人的大灶裡偷東西的人——營長、管理科長、文教科長、自由僱傭的職員、值班看守——必定要偷。連門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門房去！儘管是一小勺砂糖，但這是從犯人身上白刮來的！要知道從垂死的人手裡搶來的東西更甜些……
且看「美國禮物」（美國居民為救濟蘇聯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們手裡的時候又是什麼情形！據託·斯戈維奧介紹，一九四三年在烏斯奇-涅爾，勞改營長納戈爾內上校，政治處長戈洛烏林，英地吉爾勞管局長貝科夫，地質局長拉科夫斯基跟他們的妻子一道對所有捐贈物品都是親自開箱，任意挑揀，你搶我奪。他們自己拿剩的東西，以後在大會上作為獎品發給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長的勤務兵還在黑市上倒賣剩餘的美國捐贈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長們——會叫人笑掉牙。他們無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腳（不准許他們搞大的）。文教科長把保管員叫來，給他一個包袱——裡面是一條用《真理報》包著的破棉褲——你拿去，他說，給我拿來一條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盧加關卡勞改營的文教科長每天帶一捆劈柴到營外去，那是犯人們在工地上給他揀來的。（然後還要坐公共汽車在莫斯科市內走……穿著軍大衣，挾著一捆劈柴。看來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對於勞改營的主人們說來，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屬由營裡的師傅做鞋、做衣服（連獨勞點點長胖太太參加化裝舞會穿的「和平鴿」服裝也是在總務大院裡縫）還嫌不夠；由營裡給他們做傢俱和任何日用品還嫌不夠；由營裡給他們鑄造霰彈（供他們在附近的自然保護區裡進行偷獵）還嫌不夠；由營裡的廚房給他的豬供應飼料還嫌不夠。這都太少了！他們和舊時的農奴主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的權力不是終身的也不是世襲的。正因為如此，農奴主們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東西，而勞改營長們一腦子想的全是怎麼樣從自己管的家當裡偷出點什麼。
為了不致敘述得太累贅，我只舉出少量的例子。臉色陰沉的駝背涅維任從來沒有空著手走出過我們那個卡盧加關卡勞改營，他總是穿著一件長下襬的軍官大衣，拿著或是一小桶乾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膩子。一般數量都超過一個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傑里尼切斯基濱河街的第十五獨勞點點長，大肚子大尉，每禮拜都要坐小汽車到勞改營裡來拿乾性油和膩子（在戰後的莫斯科這些東西等於黃金！）。這些東西都是預先從生產區裡替他偷出來轉移到營區裡來的——做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為偷過一束麥秸或一包釘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們這些俄國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對咱們祖國發生的事情都已經習慣了，我們只覺得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們看羅斯托夫勞改營裡的德國戰俘們卻有什麼樣的感覺！營長每夜派他們去給自己偷建築材料：他和別的長官們正在給自己蓋房子。這些順從的德國人知道，同是這個營長，曾因他們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們送到軍事法庭，給他們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現在他們對這件事怎樣理解呢？德國人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每次都到女翻譯c．那裡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證明檔案；關於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盜的宣告。（他們當時正在修建鐵路構築物，由於水泥經常被盜，構築物幾乎砌造在沙地上。）
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圖茲走進礦場管理局長馬特維耶夫的屋裡去看看！（由於古拉格的收縮，他現在到了礦場管理局。原來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營長。）他的住宅裡擺滿了繪畫、雕刻和土著們的不要錢的雙手製作的其他物品。
淫逸放蕩。這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是和生理狀況有關，但是勞改營長的地位和他的權力的總體給他們玩女人的愛好大開了方便之門。佈列波洛姆勞改點點長格林貝格把每個新來的年輕漂亮的女犯都馬上叫進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可選擇？）在科切馬斯，勞改營長波德列斯內喜歡在女工棚進行夜間圍捕（就像我們在霍夫裡諾也見到的那樣）。他親自動手拽開女人的被子，好像是為了搜查隱藏的男犯。他當著漂亮老婆的面同時和三個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開槍打死了其中的一個，自己也開槍自殺了。）菲利莫諾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處處長，因「生活腐化」被撤職，派到貝阿拉格去改正錯誤（保留原職）。他在這裡繼續放開手腳地酗酒胡鬧、亂搞女人，讓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當上了……文教科長。（他的兒子和盜匪集團勾搭上了，不久後他自己也因參與盜匪活動而進了監獄。）
兇狠殘忍。沒有任何實際的或道德的籠頭可以約束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們手裡的無限權力永遠會導致殘忍。
母獸塔季揚娜·梅爾庫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婦女獨勞點）像一個野蠻的女種植園主一樣騎著馬在她的女奴們當中狂奔。據普龍曼回憶，格羅莫夫少校哪一天沒有把幾個人關進強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樣。梅德維傑夫大尉（烏斯特維姆拉格第三勞改點）每天要親自在瞭望塔上站幾小時，把走進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記下來，以便隨後就關禁閉。他喜歡他的隔離室永遠是滿的，如果隔離室的房間沒有塞滿，他會感到生活裡缺什麼東西。每天傍晚他喜歡叫犯人們出來列隊，向他們發出類似這樣的訓話：「你們的牌輸了！你們永遠恢復不了自由，你們不要再抱這個希望了！」還是在這個烏斯特維姆拉格，勞改點長米納科夫（他從前是克拉斯諾達爾監獄典獄長，因越權行為坐過兩年牢，現在已經恢復了黨籍。）親自動手拽著拒絕上工者的腳，拉下板鋪來，碰上那些人裡面有盜竊犯，那些傢伙竟揮舞起木頭板子進行反抗，那時他下令把整個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來（零下二十五度），用提桶通過窗洞向裡面潑水。
他們全都知道（土著們也知道）：電話線在這平到頭了i種植園主們的兇狠發展到了變態的即所謂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來的犯人列隊站在佈列波洛姆特別科長舒爾曼的面前。他知道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幹一般勞動的。他仍是不肯放棄提出以下問題藉以取樂的機會：「有工程師嗎？舉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舉起了十來隻手。「哦，是這樣！也許還有院士吧？馬上就給你拿來鉛筆片果然拿來了……鐵梃。維爾紐斯勞改營長卡列夫在新犯人當中看到別利斯基少尉（他還穿著長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軍官制服）。不久以前這個人還是和卡列夫一樣的蘇聯軍官，戴著和他一樣的一道槓的肩章。怎麼，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喚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嗎？他至少是保持著無所謂的態度吧？不——產生了專門把他挑出來進行侮辱的願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讓他把制服換成勞改營的衣服）去給菜地送糞。立陶宛的勞改營管理局的負責幹部時常進這個勞改營的洗澡房，他們躺在木板上，強迫犯人給自己擦澡，但不是隨便什麼犯人，而必須是五十八條的女犯。
仔細看看他們的面孔吧，要知道他們今天仍然在我們當中走動，可能和我們同乘一列火車（當然不會次於有包房的車廂），同乘一架飛機。他們的翻領釦孔裡掛著一個不知道表彰什麼的獎章，而肩章誠然已經不是天藍色的了（他們不好意思），但滾邊是藍色的，甚至還可能是紅色的，或是深紅的。變成橡木一樣堅硬的殘忍性深深地刻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永遠顯出陰鬱不滿的表情。他們的生活似乎是諸事順利，可是卻有這種不滿的表情。是他們覺得自己正在錯過什麼更好的機會嗎？還是上帝一定要在惡棍的臉上做出他們全部惡行的標記？在沃洛格達、阿爾漢格爾斯克、烏拉爾的列車的頭等車廂裡，這一類軍人在乘客中佔的百分比很高。破舊的勞改營瞭望塔在窗外閃過。「是你們的家當？」坐在旁邊的旅客問。軍人滿意地，甚至驕傲地點頭說道：「我們的。」「您是往那兒去嗎？」「不錯。」「夫人也在那兒工作？」「她拿九十盧布。我拿兩百五十（少校）。兩個孩子。不寬裕。」比方說這一位，甚至帶著城裡人的作風，是一個很令人愉快的火車上的交談者。車外閃過了集體農莊的田野，他講解說：「農村情況有很大的好轉。他們現在想播種什麼就播種什麼。」（社會主義！可是當人類從洞穴裡第一次爬出來，在森林中燒出的空地上播種的時候——不是「想種什麼」就種什麼嗎？……）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車穿過西伯利亞。難道非如此不可嗎！——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個年輕的內務部人員。他剛從塔夫達內務部學校畢業，現在到伊爾庫茨克勞改營管理局去報到。我假裝成一個抱同情態度的傻瓜，於是他就對我講了他們在當代的勞改營裡實習的情況。這些犯人是如何的蠻不講理、麻木不仁和沒有改好的希望。那種永恆的殘忍表情還沒有在他的臉上固定下來，但是他給我看了一張塔夫達第三期畢業生的莊嚴的合照。那裡面不僅有青年，而且還有一些主要是為退休金而不是為工作需要在這裡補足學歷（訓犬、偵查、勞改營管理學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老資格的營吏。我雖是個久經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們靈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臉上！從人類中把這種人挑揀出來的工作做得多麼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愛沙尼亞）戰俘營裡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俄國女護士和一個德國戰俘發生了曖昧關係，被發現了。並不是簡單地把她趕出她那高雅的環境就算了——噢，不行！專為這個戴俄國軍官肩章的女人在門房附近釘了一間只留著一個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辭辛苦！）。把這個女人在這間亭子關了一個星期。第一個來「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裡扔石塊，叫喊：「德國婊子……」吐口水。
他們就是這樣挑揀出來的。
讓我們幫助歷史留下科雷馬的那些從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權力和花樣翻新的殘忍手段的界限的劊子手營吏們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維什涅維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馬羅夫、庫德里亞舍夫·m·a·洛戈維年科、梅里諾夫、尼基紹夫、列茲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羅沃伊」。讓我們也提一下斯維特利奇內這個姓氏。他是諾里爾斯克有名的殘忍拷打者，許多條犯人的性命都喪在他的手裡。
沒有我們的幫助，也有人會講出像切切夫（由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內務部貶到斯捷普拉格當勞改營長）、塔拉先科（烏索爾拉格營長）、卡爾戈波爾拉格的科羅吉岑和基多連科這樣一些活閻王的事情，以及關於殘暴的巴拉巴諾夫（戰爭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營長）；關於斯米爾諾夫（伯朝鐵路勞改營管理處長）、切皮格少校（沃爾庫塔拉格管理處處長）等人的事情。僅僅這類著名人物的名單就可以佔據幾十頁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獨的筆不可能追尋到他們所有的人。況且權力照！日掌握在他們手裡，目前當局還沒有給我成立一個負責收集這些材料的辦公室，也沒有建議我通過全蘇廣播電臺發出呼籲。
我再談一件馬穆洛夫的故事，說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說的還是那個霍夫裡諾勞改營的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貝利亞的秘書處長。當我軍解放了半個德國，許多內務部大頭頭都湧到那裡去的時候，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從那裡一趟趟地發回車皮加封的列車——直拉到他的霍夫裡帶車站。車皮被拖進勞改營區，以免被外邊的鐵路員工看到（表面上說是為工廠運來的「貴重灌置」），專由他自己的犯人們卸貨，他對這些人是不在乎的。發了狂的掠奪者們匆忙搶來的東西全都亂七八糟的堆在這裡。從天花板上扯下來的枝形吊燈、古老的和日用的傢俱、用揉皺的桌布胡亂包著的全套餐具、廚房用具、夜禮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內衣、燕尾眼、大禮帽，甚至還有手杖！這些東西在這裡細心地分類，凡是完整的東西都運到他的各個住宅，分送給熟人。馬穆洛夫從德國還運回來能停滿整個停車場的沒收來的小汽車。連他十二歲的兒子（剛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齡！），他都送給了一輛「奧培爾-卡代特」牌的小汽車。勞改營的縫紉車間和製鞋車間好多個月都堆滿了改制贓物的活兒。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處，他需要保障供給的女人也不止一個啊！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有時候親自到這裡來。從莫斯科調來了一個真模真樣的茨岡合唱團，還特准兩個犯人——會彈吉他的費季索夫和會跳民間舞的馬利寧（原來是紅軍歌舞團的）參加他們的縱酒宴飲。事先警告過他們：如果你們在哪裡漏出一個字，我要你們一輩子爛在這裡！馬穆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次他們釣魚回來，拖著小漁船經過某個老爺爺的菜園子，把菜踩壞了。老爺爺好像嘟嚷了幾句。給他點什麼報償才好？馬穆洛夫讓他飽嘗了一頓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話說的：「吃了我的五穀，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敘述變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會覺得我在重複以前的話？或者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別的什麼地方讀過了，讀過了，讀過了……
我聽到反駁！我聽到反駁！是的，確實有過個別的事實……但主要是在貝利亞時期……但是你為什麼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寫幾個好的嘛！表現一下我們親愛的父輩嘛……
這我辦不到！讓見到過的人去表現吧。我沒有見到。我在概括性的議論中已經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勞改營長不能是一個好人。不然的話他或者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被趕走。我們姑且設想一下：一個營吏想做好事，把本營的狗的管理制度換成了人的，——人家能讓他這樣幹嗎？能准許嗎？能通過嗎？這不等於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裡又要它在那裡變熱嗎？
我願意接受這樣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於掙脫，還沒有掙脫但一定能掙脫這個職務的人。例如，莫斯科製鞋廠廠長m·格拉西莫夫被收繳了黨證，但沒有開除出黨（有過這種形式）。可是暫時把他安置到哪裡去呢？派到烏斯特維姆去當了一名營吏。據說他對這個職務感到很不痛快，對待犯人態度比較溫和。五個月以後爭取離開了。可以相信他在這五個月裡是個好人。另外還有人說在奧爾套（一九四四年）有過一個勞改點長，叫斯梅什科。沒見過他幹過什麼壞事，——可他也是一直在爭取離開。在東北勞改營管理局有個以前當過飛行員的處長（一九四六年）莫羅佐夫，對犯人的態度很好，可是這麼一來上級對他的態度可就很壞了。要麼再舉一個西維爾金大尉的例子，據說他在內羅勃拉格的時候是個好人。結果怎麼樣？把他派到了帕爾馬的懲戒派遣點。他只做兩件事——喝燒酒和聽西方廣播——在他們那個地區干擾電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連我車廂裡的這個塔夫達畢業生同伴也還是有一些善良的衝動：在走廊裡有一個沒有車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說：「我們擠擠，給他騰個座好嗎？讓他睡一會。」但是隻要讓他當一年的官，他便會做出另一件事來。他會走到列車員那裡去說：「把這個無票乘車的人帶走！」難道不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