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說實話我知道一個很好的內務部人員，誠然他不是營吏，而是獄吏——楚卡諾夫中校。他曾當過一個短時期的馬爾發特種監獄典獄長。不是我一個，而是所有那裡的犯人都承認：沒有人領略過他的壞處，而所有的人都體會過他的好處。只要能把條令扭得對犯人有利，他一定會扭的。只要在什麼事上可以放鬆一些，他必定會放鬆的。但是怎麼樣呢？把我們的特種監獄升了一級，看管得更加嚴厲了——而他就被調開了。他年紀不輕了，在內務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工作的。是一個謎。
對了，阿諾爾德·拉波波爾特向我保證：米哈伊爾·米特羅法諾維奇·馬爾採夫上校工程師，原在工程兵部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爾庫塔拉格（包括建設工程和勞改營）當負責人，肯定是個好人。他當著契卡人員的面和犯人工程師握手，客氣地稱呼他們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職業的契卡人員，蔑視政治處長庫赫季科夫上校。當授予他國家安全部的「少將政委」頭銜的時候，他沒有接受（這可能嗎？）。他說：「我是工程師。」他終於達到了目的：當了一名普通的將軍。拉波波爾特保證說，在他當政的年代，在沃爾庫塔沒有搞過一次營內的案件（但要知道這是戰爭時期，正是營內案件搞得最兇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沃爾庫塔市檢察長，她使得勞改營行動特派員們的創造能力發生癱瘓。如果a·拉波波爾特不是由於自己當時的享受特權的工程師地位而不由自主地誇大其詞的話，這倒是一條很重要的見證。我總覺得這不大可信：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把這個馬爾採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會妨礙所有的人！讓我們希望將來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當馬爾採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揮工兵師的時候，曾把一個團長叫到佇列前面，親手把他槍斃。他到沃爾庫塔來是受貶的，但不是為了這事，而是為了別的什麼事。）
在這件事和另外一些類似的事例上，記憶力和個人印象中後起的積層有時會使回憶發生歪曲。當人家說到一些好人的時候，我便想問一句：對誰好？是對所有的人嗎？
從前方下來接替工作的軍人一點不比老牌的內務部人員強。丘爾佩涅夫證明說，當類似葉戈羅夫團政委這樣在前線受了點傷的軍人接替了（在戰爭末期）勞改營的老狗以後，情況不是改善了，而是變壞了。他們對勞改營的生活一點也不懂，發出一些馬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帶著娘兒們到營外尋歡作樂去了，把全營交給雜役中的惡棍們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聲稱頌勞改營裡的「好契卡」的人們（即思想純良的正統派們）所說的「好人」，和我們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們指的不是那些試圖以偏離古拉格的獸性條令為代價，為所有的人創造一種一般的人道的環境的人。不，他們認為的「好人」是那些忠實地執行惡狗的職責，對全體犯人撲咬殘害，但對前共產黨員卻寬容體恤的人們．（思想純良者的胸懷多麼寬闊！他們永遠是全人類文化的繼承者！……）
這樣的「好人」當然是有過的，而且還不少。例如有著整套列寧全集的庫德拉蒂不就是一個嗎？季亞科夫講到過一個。請看此人有多麼高貴的風度：勞改營長到莫斯科出差的時候訪問了在他營裡關著的一個正統派的家屬，可是回來以後又繼續執行惡狗的全部職責。戈爾巴托夫也記起一個科雷馬的「好」營長，那人對他說：「人們慣於把我們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能把好訊息通知給犯人，我們也很愉快。」（可是戈爾巴托夫的妻子寫給他的信中，有關他的案子即將複審的那一段，被營裡的檢查人員抹掉了，他們為什麼要剝奪目已通知好訊息的快樂呢？但是戈爾巴托夫從這裡也看不出矛盾；營首長說什麼，部隊將軍信什麼……）這位科雷馬的「好」狗關心的……是戈爾巴托夫將來不要「在上面」講他的勞改營裡的胡作非為。因此才產生了這一場愉快的談話。談話快結束時營長說：「您今後說話要謹慎。」（而戈爾巴托夫又是什麼也沒有明白……）
列夫科維奇在《訊息報》（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寫了一篇被譽為「熱情洋溢」、但我們看是別人授意的文章。她說，她在勞改營裡知道幾個善良、智慧、嚴格、憂鬱、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員；在江布林市有過這麼一個卡普斯京，他試圖給共產黨員的被流放的妻子們安排工作，結果因此而被迫自殺。我看這純粹是痴人說夢，瞎胡謅……管理人員有責任給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為此而採用強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殺了的話，那不是因為他犯了盜竊罪，就是因為他在男女問題上鬧出了事。
慢點，這裡還有一個「好的」——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的馬特維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時代牙齒露出半尺長，咬得咯咯響，可是親爸爸死了，貝利亞垮了——馬特維耶夫變成了帶頭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變風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還背地裡指點作業班長亞歷山德羅夫說：「誰要不聽你的——就按他，我擔保你沒事！」）
不，這樣的「好人」對我們沒有一點用！這樣的「好人」一個大錢不值。照我們的意思，只有他們自己蹲進勞改營的時候，他們才好呢。
也的確有進來的。但是他們受審判並不是為了那個。
勞改營看守被稱作內務部的初級指揮人員。這是古拉格的軍士。他們的任務也一樣是牽人和管人。他們也站在同一個古拉格的樓梯上，只是矮几級。因而他們的權力小些，需要自己動手的事情多些。不過他們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讓什麼人在懲戒隔離室或看守室裡遍體流血，他們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對付一個，哪怕打得他爬不起來。一年一年地他們在這個職務中變得越來越粗暴，在他們身上你發現不到像一小片浮雲那麼點大的對水溼、冰冷、飢餓、疲憊和垂死的囚犯們的憐憫。犯人們在他們面前也像在大首長們面前一樣地沒有權利和沒有保護。他們同樣可以任意壓迫犯人而覺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洩怒、逞兇方面，他們遇不到任何障礙。而當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懲罰的時候，你一開了頭就不想罷手了。暴虐行為有興奮作用，你會覺得自己真的已經是這麼威風凜凜，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員們既在行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積極地模仿著他們的軍官，但是他們身上沒有那塊金牌牌，軍大衣也是髒兮兮的，到哪裡去都得走路，也不許他們使用犯人當自己的用人。他們自己在菜園子裡挖土，自己照管家畜。當然，提溜個把犯人到自己家裡去半天——劈柴、擦地板——這可以，但是不能規模很大。工作時間的犯人不能佔用，那就佔用休息時間的犯人吧。（塔巴傑羅夫——在別列茲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連續十二小時的夜班以後剛剛躺下，看守員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裡去幹活。你不去試試！……）看守員們沒有世襲領地。勞改營對於他們究竟不是世襲領地，而是工作單位，因而他們既沒有那種傲氣也沒那種大權獨攬的氣魄。在偷盜方面他們面前也有障礙。這是不公平的：大官們錢本來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員錢很少，可是也只准許偷得很少。從保管室裡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讓的。頂多是一小提包、現在我好像還看到那個大臉龐、亞麻色頭髮的基謝廖夫上士怎樣走進會計室去發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廚房一錢油也不要發！只發給自由人員！」（因為油脂不夠分配了。他們就只有這點特權——可以按定量領到油脂……）要在勞改營的縫紉車間給自己縫點什麼，需要經營長批准，還得排隊。在施工場地上可以強迫犯人給自己做點零活——焊補、焊接、打造、車削點什麼。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東西並不是總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竊方面受到的這個限制使看守員們，特別是他們的妻子非常生氣，因此對上級常有許多抱怨；因此生活還顯得是極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員們的胸中能出現一些心絃不能說是心絃，而只能說是一些沒有填滿的、空虛的地方。人類的呻吟在那裡還能產生反響。有一些等級最低的看守員還能夠有時懷著同情心和犯人們說幾句話。這種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無論如何，在監獄和勞改營的看守員裡發現一個真的人還是可能的。每個犯人在自己的經歷中都遇到過不止一個。而在軍官裡幾乎不可能。
其實這就是社會地位和人性之間的反比關係的普遍規律。
真正的看守員，這是在勞改營裡一連幹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這種可惡的偏遠地方安家落戶以後就永不離開的人。他們一旦把命令和規則在腦子裡記牢了，一輩子就不需要再讀什麼、再知道什麼，只要聽聽廣播，莫斯科電臺的第一套節目，就行了。對於我們說來，正是這樣一幫人代表著古拉格的愚蠢的、無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進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過在戰爭年代中，看守人員的成份被打亂了，變得不純了。軍事當局在忙亂中忽視了看守工作的神聖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線，而派到這裡來代替他們的是從醫院出來的作戰部隊計程車兵——當然也是專挑那些最愚蠢和殘忍的。另外還有一些老頭子也進來了：應徵入伍後直接從家裡分配到這裡。正是在這些花白鬍子的人們當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見的人。他們說話和藹，搜查馬馬虎虎，什麼也不沒收，還說笑話。他們從來不記誰的過也不打要把什麼人關禁閉的報告。但是戰爭結束後他們很快就復員了，再也沒有這樣的人了。
像下面這樣的人（也是戰時的看守員）對於看守人員說來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經寫過的那個大學生謝寧，還有我們卡盧加勞改營裡的猶太看守員，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樣，十分安靜，不愛挑刺，誰也沒有受過他的害。他平時的作風這麼隨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膽地問他：「請問，您的文職的專業是什麼？」他並不生氣，用安詳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後低聲回答說：「商人。」來我們勞改營前，戰爭時期他在波多爾斯克勞改營服役。他說那裡戰時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餓死（你看，這已經有兩萬人死掉了！）。他看來是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隊」裡度過了戰爭，而現在他需要拿出點才智，以便不永遠在這裡陷下去。
至於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里人人害怕的管理處長助理——跟看守員的職務那麼對路，好像是從這個模子裡澆出來的，好像從襁褓時代起他就一直在這裡服務，好像是和古拉格從一個娘肚子裡生出來的。這表現在他那一張黑色額髮覆蓋下的凝固而兇險的面孔上。單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營內的小道上碰見他，都叫人害怕：他不會走過什麼人的身邊而不給他帶來什麼損害——命令他向後轉、強迫他去幹活、沒收他什麼東西、恐嚇、處罰、逮捕。晚點名以後，各工棚都上了鎖，但在夏天加了鐵柵的視窗還是開啟的，特卡奇不聲不響地偷偷走到視窗下面。在外面偷聽。然後他伸頭往裡面看——屋子裡的人急忙跑回原鋪。他在窗臺外面，像黑色的夜鳥一樣，通過鐵柵宣佈：因不按時睡覺，因說話，因使用違禁品，給予各種處分。
突然間，特卡奇永遠消失了。勞改營裡傳出風聲（我們無法核實，但這類頑固的風聲一般都是真實的），說他被人揭發是一個從敵佔區來的法西斯劊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劊子手（他幹這個決不會超過三年）怎麼在戰後的七年內竟成了內務部的紅人？
怎麼回事？
「押解隊不給警告即可開槍！」在這句咒語中包含了押解隊的全部特殊規章，包括了它依照寫在法律背面的規定凌駕於我們之上的權力。
說「押解隊」，我們是採用群島的日常用語；還有個習慣的說法（在勞改營裡甚至是更經常的說法）——「軍警隊」或簡稱「警衛」。它的學名是「內務部軍事化警衛隊」。「押解」只是軍警隊可能執行的任務之一，與「守衛」、「營區警戒」、「環形警戒」和「隊部警戒」並列。
押解勤務即使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也和火線勤務一樣。押解隊不怕任何調查，它也不必對任何行為做出解釋。凡是開槍的人總是對的。凡是被打死的人總是錯的，因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線。
這就是奧爾套勞改點的兩次槍殺（請乘以勞改點的總數）。警衛隊兵士帶著一隊被押解的犯人走過。有一個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這一隊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攏過去，和她並排走。——「走開！」「怎麼，你捨不得？」開槍。擊斃。一場審判的喜劇。宣佈警衛隊’兵士無罪：在執行職責時受到侮辱。
一個拿著釋放證（他明天被釋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門口站崗的警衛身邊請求；「讓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營區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來！」「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當場擊斃。對殺人者連審判都沒有進行。
犯人在勞動緊張的時候多麼容易注意不到樹上砍出的這些記號啊，它們代表著一條想象的虛線，是代替鐵絲網的樹木警戒圈。索洛維約夫（前陸軍中尉）砍倒了一棵雲杉。他往後倒退著走，清掉樹幹上的枝杈。他只看見自己這棵砍倒的樹。可是押解隊員「坦沙耶沃狼」卻眯縫起眼睛等著，他是不會招呼犯人「小心發！」的。他等著——現在沿著樹幹繼續倒退著走的索洛維約夫不留神跨出了生產區。開槍！開花子彈，一個肺被炸爛了。索洛維約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盧布的獎金。（「坦沙耶沃狼」——這是佈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區的當地居民。他們在戰爭時期為了貪圖離家近些並且不上前線，紛紛加入軍警隊。這就是孩子們習慣叫嚷：「媽媽，‘鹹鯡魚’來了！」的那個坦沙耶沃區。）
押解隊和犯人之間的這種絕對服從的關係，警衛人員永遠享有的以子彈代替語言的權利，不可能不對警衛隊軍官和隊員們的性格產生影響。犯人們的生命雖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交給他們支配，但已經交得夠全面徹底了。土著們在他們眼裡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種能活動的懶洋洋的稻草人。命運派了他們來給這些稻草人點數，儘量迅速地驅趕他們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勞動時儘量地把他們保持在最密集的狀態。
警衛隊的軍官們胡作非為的事例就更多了。這些年輕輕的小中尉們的腦子裡形成了一種對生活的肆無忌憚的權力感。一種人只是狂吼亂叫（內羅勃拉格的喬爾內上尉）；另一種人從殘忍中尋求快樂，甚至在自己計程車兵身上施行起來（同一個地方的薩穆金中尉）；第三種人不承認自己的無上權威有任何限制。警衛隊長涅夫斯基（烏斯特維姆，第三勞改點）發現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愛的小狗）不見了。他自然是到營區裡面去尋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裡卸開死狗。他掏出手槍，當場打死一個。（這個事件沒有引起任何行政後果，除了其餘四人受到蹲懲戒隔離室的處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烏拉爾西區的維謝拉河上，森林火災以暴風雨般的速度襲來，從森林延及到兩座勞改點。對犯人們該怎麼處理？需要在幾分鐘之內決定，沒有時間和上面聯絡。警衛隊沒有放他們出去——結果全部燒死了。這樣做麻煩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衛隊會受到審判。
警衛隊的職務對於它的軍官們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個限制：它的基本單位是排，全部至高無上的權力只到排為止，而肩章上最多隻能有兩顆小星。在隊裡的提升只能使他脫離排裡的實權，那是一條死衚衕。
因此最貪權和最有力的警衛隊員都爭取調去幹內務部的內部勤務，在那裡取得晉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歷正是這樣的。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安東諾夫，北極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衛隊長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學四年級。
內務部無疑把警衛隊人員的挑選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關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擔當著許多秘密性質的工作，而我們對它總是抱著寬厚的態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區性軍隊的思想（伏龍藝的方案）為什麼遭到堅決地拒絕？相反，為什麼特別堅持把新兵調到離本地區儘可能遠的地方去服役（亞塞拜然人去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人去高加索）？因為軍隊必須和當地居民疏遠，最好連種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諾沃切爾卡斯克考驗過的那樣）。在選配押解部隊人員的時候也並非無意地使韃靼人及其他少數民族佔了較大的百分比：他們的比較不開化，他們的比較閉塞，對於國家是寶貴財富，是國家的堡壘。
但是這種部隊的真正科學的組織和訓練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種營的建立同時開始的。從這時起，這支部隊只吸收十九歲的男孩子，並且立即使他們受到大劑量的思想意識輻射。（關於這種押解隊我們以後還要單獨談。）
在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顧得上這些事。實際原因是，我國人民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但還沒有全體都發展和提高到當之無愧的勞改營警衛隊員的堅強而殘忍的水平！警衛隊的成份有時候很雜，有時候不再能成為原來設計的那堵恐怖之牆。在蘇德戰爭年代它特別嚴重地軟化了：訓練得最好的（「良好的兇猛狀態」）年輕士兵不得不交給前線。一些有氣無力的後備役人員慢慢騰騰地走進了警衛隊，這些人按健康條件不適於參加作戰部隊，按兇猛狀態則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適當的年代教育出來的）。在勞改營的最無情的、飢餓的、戰爭的年代，是警衛隊的這種鬆懈現象（只是就發生了這種現象的地方而言，並不是到處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許減輕了犯人們的生活重擔。
尼娜·薩姆舍爾回憶她的父親。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漸近老境的時候被徵召入伍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的勞改營裡去當警衛的。家屬也搬到他那裡去了。「在家裡父親很難過地談到勞改營裡的生活，也談到那裡的好人。當父親一個人看押一個作業班從事農業勞動的時候（這還是在戰時——整個作業班由一個兵看押！這難道不是放鬆嗎？），我時常到他那裡去，他准許我和犯人們談話。犯人們對父親很尊敬：他從來不對他們說粗暴的話。他們請求，比方說，進商店，父親就放他們去。而他們也從來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們對我說：‘要是所有的押解員都像你爸爸這樣就好了。’父親知道許多坐牢的人都是無辜的。他很憤慨，但只是在家裡說。在排裡不能這麼說，說這話是要被關進去的。」戰爭結束後他立即復員了。
但也決不能把薩姆舍爾當做戰時警衛隊的標本。他以後的命運就證明了這一點；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條被捕入獄了！一九五o年在瀕死的狀態中獲准因病釋放，五個月之後死在家裡。
戰後這種鬆散的警衛還持續了一兩年。不知怎麼興起來的，許多警衛隊員談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這個字眼來了：「等到我服滿了‘刑期’的時候。」他們懂得自己的職務的可恥，自己乾的工作，在家裡是說不出口的。在上面說過的那個奧爾客，一個警衛士兵故意從文教科裡偷了一件東西被開除、判刑，但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們都羨慕他：真想到辦法了！好樣的！
h·斯托里亞羅娃回憶起一個警衛隊士兵。在她一開始逃跑時，這個士兵就截住了她——並且替她隱瞞了逃跑的企圖，她沒有受到懲罰。還有一個是由於對被遞解走的女犯的愛情而自殺的。在婦女勞改點裡實行真正的嚴厲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隊士兵之間時常發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時甚至是愛情的關係。連我們這樣的偉大的國家都沒有辦法在一切地方壓碎善良與愛情！……
戰後年代的年輕新兵也沒有馬上變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當弗拉季連·扎多爾內（以後還要講到他）在內羅勃拉格的警衛隊裡造起反來的時候，他的同齡的同事們以很同情的態度對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衛構成勞改營警衛史中的一個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就曾宣佈過，自我看守是蘇維埃犯人們的義務。在索洛維茨，這一條貫徹得大有成效，在白波運河及伏爾加運河土地上也廣為採用。任何一個不願意推手車的社會親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槍來對付自己的同伴。
我們不斷定說這是專門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計劃。正如我們半個世紀的現代史中歷來的情形：崇高的光輝理論和爬行的低賤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織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轉化。但是從老犯人的講述裡我們知道，「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兄弟們是殘忍的，他們力圖巴結上司，保住警犬的職位，有時候用開槍打死來報私仇。
不，請你告訴我，——有什麼壞事教不會人民、人們、人類去做？……
而且這在法律文獻中已經指出來了：「在許多情況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們比正式的看守員能夠更好地執行警衛營地和維持秩序的任務。」
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爾內也證實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衛隊員對自己的同伴們十分兇狠，抓住一個形式上的理由就開槍把人打死。同時，在帕爾馬，內羅勃拉格的一個懲戒派遣點，被關押的全是「五十八條」，自警隊也是由「五十八條們」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連講了這樣一個自警隊員——庫茲馬，從前是司機，二十歲剛出頭的小夥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觸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樣生活？沒有找尋到別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連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當了自我警衛隊員。這種處境使他痛苦，他說他背不動步槍這個重擔；去執勤的時候經常不裝子彈。常常在夜裡哭，罵自己是賣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殺。他的額頭很高，面孔有些神經質。他愛好詩歌，常和弗拉季連到泰加森林裡去讀詩，過後又去扛步槍……
他還知道一個像亞歷山大·盧寧這樣的自我警衛隊員，是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斑白的頭髮像花冠似地罩著額頭，令人產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戰爭時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後來當了集體農莊主席。他因為沒有按區委的要求上交糧食，而是擅自分給了社員，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條文）。這說明他是這樣的一個人——把鄰人看得重於自己！可是在內羅勃拉格卻變成了自我警衛隊員，甚至在普羅麥茹託奇納亞勞改點點長手下掙到了減刑。
人的限度啊！不論你怎樣對它感到驚奇，你永遠不能真正把它摸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