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兒童都這樣玩，但普通的兒童畢竟有父母（在我們的時代——只不過是「畢竟」），有某種管束辦法，可以制止、感化、懲罰他們，把他們送到別的地方去，——在勞改營裡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動娃娃犯人——簡直是不行的，人類的語言和他們無線，他們的耳朵聽不過任何他們不需要的東西。生氣的老人們動手去制止他們——娃娃犯人就把重東西往老人們身上扔。娃娃犯人們有什麼不可以拿來開心的！——抓起殘廢人的一件軍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遊戲——逼著老頭像他們的同齡人似地跑來跑去。他生氣了，走掉了嗎？——那他就再也別想看到這件軍便服！他們賣到營區外去了，換煙抽掉了！（這時候他們會做出天真無邪的樣子走到老頭身邊：「老爺子，給對個火！算了，別生氣了。你為什麼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對於成年人，對於做了父親、祖父的人們說來，娃娃犯人在勞改營這塊狹小地方的這些狂暴遊戲，要比他們的搶劫和飢餓貪婪更為難受，更感受辱。這是想不到的一種最刺激人的屈辱辦法：把上了年紀的人與頑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還湊合——不，是交給孩子們任意擺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壞事的，他們根本不想侮辱人，他們不裝模作樣：他們除了自己和年長的盜賊犯外，的確不把任何人當人！他們當初是這樣認識世界的——現在仍抱住這種觀點不放。下工的時候，他們插入到那些疲憊不堪的、幾乎站不穩腳的、發呆的或沉浸在回憶裡的成年犯人的隊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隊伍衝得七倒八歪，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想成為領頭的——這什麼好處也沒有，只不過是為了好玩而已。他們吵吵鬧鬧地說話，經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衝著上帝、基督和聖母罵娘，大聲喊叫各種關於性慾方面的下流話，絲毫不避站在旁邊的上年紀的婦女，更不用說年輕女人了。在勞改營的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已經達到了脫離社會的最高自由！——在營區內漫長的點名時間，娃娃犯人們彼此追逐，沖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鄉下佬，幹嗎站在路當中？」），或者圍著一個人，像圍著一棵樹那樣，你追我趕地奔跑，而且比圍著樹轉更方便，因為可以拿他來擋住自己，可以扯他，搖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時刻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當一個人的整個生活被毀壞、被扔到遙遠的勞改營坑裡去毀滅、飢餓的死亡已經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裡一片漆黑的時候，——更無法用悲天憫人的高姿態去同情那些少年們，原諒他們在這種淒涼地方的遊戲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發明。不，上年紀的受盡折磨的人滿腔憤恨地向他們叫嚷；「小毒蛇，都把你們瘟死！」「渣子！瘋狗！」「你們都死絕！」‘很不得親手把他們掐死！」「比法西斯分子還壞的野獸！」「真是專門放出來要我們的命！」（在殘廢人的這些叫喊中放進了多少仇恨，如果話能殺死人——那就已經把他們殺了。）是啊！這些傢伙好像是他們故意放出來害我們的！——因為勞改營的主管人員不管怎麼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這更大的禍害來了（好像在一盤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來，給人的印象卻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來的，在我們的系統中許多折磨人的好辦法也是這樣搞成功的）。你會覺得基督教神話裡的小鬼就應當是這種樣子，而不是別樣。
況且，他們的主要遊戲和他們的標誌——他們常用的標誌，致敬和威脅的標誌——就是兩股叉：食指和中指叉開做成好似活動的犄角的形狀。但它們不是低人的，它們是刺穿東西的，因為老是向著眼睛伸去。這是從成年盜賊那裡承襲來的，表示一種嚴重的威脅：「雜種，摳掉你的眼睛！」這是少年犯的一種心愛遊戲：在一個老人眼前不知從什麼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頭那樣伸出一對雙股叉，手指照直地向著眼睛移動過去，馬上就要捅進去！老人身於往後仰，他們還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後面一個娃娃犯人已經緊靠著腳伏在地上——於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鬨笑聲中啪嗒一聲朝天跌倒，頭碰在地上。他們永遠不會扶他起來。他們不懂得自己做了什麼壞事！——這只不過是尋尋開心。你拿這些小鬼一點沒有辦法！老人艱難地撐起有病的身子，憤憤地低聲說：「要是有機槍——把他們統統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對他們恨之入骨。他說：「他們反正是已經毀掉了的，長大起來對人們將是一場瘟疫。應當把他們悄悄地消滅掉！」他研究好了一個方法：偷偷抓住一個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雙膝壓他的胸部，直到聽得見肋骨的折裂聲——但不結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頭說，這樣的娃娃犯人已經活不了多久，但什麼醫生都不會弄清是怎麼回事。u老頭就這樣把幾個娃娃犯人送到了陰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產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氾濫要比從沿著火山口朝上噴射衝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來得容易。
這些法西斯小頑固就這樣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盜賊薰陶的共同行動培養了出來。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喪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濃密更迅速地把勞改營的種種惡習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難地使孩子的心靈軟化的時候，勞改營的主人們也不許這樣做：這不是他們教育的任務。一個男孩子請求從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勞改點轉到他父親服刑的第二勞改點去。沒有允許（因為規章要求分開關押）！這個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隻大木桶裡被運到第二勞改點去，偷偷地住在父親身邊。他們以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場慌亂，還用釘耙攪糞坑——莫非是淹死在那裡了？
萬事只是開頭難。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剛十五歲進監牢的時候還有點不習慣。後來他得了六個刑期，加起來幾乎有一世紀（兩次各二十五年），在強管棚和禁閉室過了一百天（年輕的肺得了結核病），七年是在全蘇聯的通緝之下度過的。後來他就在牢靠的盜賊道路上安身過活了（現在是失去一隻肺葉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殘廢）。——維佳·科普佳耶夫從十二歲起就不斷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為逃跑。「在獄外我還沒有過過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葉爾莫洛夫獲釋後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辭退了——因為錄用復員軍人更為重要。他不得不會作「巡迴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懲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頒佈了較緩和的法令為止。這個法令釋放了
已服滿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這是第一個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個刑期呢？）。他們收割了二十次。他們使
得二十年內的符合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誰敢於使「偉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陰影呢？
有這樣一些行動敏捷的兒童，他們很早就已經把五十八條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歲就得到了它（從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養院服刑）。對於五十八條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齡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講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這樣說的。烏斯馬博士知道有一個六歲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條進了教養院——這顯然是創紀錄了！
有時，為了面子上好看起見，把關押孩子的時間推遲，但認
準了的反正還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個打掃屋子女工的女兒，與其他兩個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歲，葉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聽說在清算富農時把幼兒扔掉不管讓他們死掉，決定（「像從前的革命者那樣」）表示抗議。她們用自己的筆跡把事情寫在從學校練習本撕下來的紙上，並在集市上張貼，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憤慨。醫生的女兒好像當即就被關進監獄。打掃屋子女工的女兒則只是在什麼機關裡掛了號。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為波蘭當間諜」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這章裡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為孤兒的兒童，再在哪裡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裡那些婦女的子女還算是幸福的。當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親們送往索洛維茨的時候，卻心慈手軟地讓她們的子女留在家裡照管家務。兒童們自己侍弄花園、菜園子，擠羊奶，在學校裡勤奮地學習，把成績單寄給在索洛維茨的父母，並保證要像他們的母親那樣為上帝受苦（不用說，黨很快就給了他們這種機會）。
根據關於將子女和父母「分開」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這類娃娃犯人（請記住那個百分之四十八）？有誰能告訴我們他們的遭遇？……
以加莉婭·維涅基克託娃為例。她的父親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無政府主義者，母親是從波蘭來的女裁縫。加莉姐很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六個生日（一九三三年），他們快樂地慶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來——父親、母親都不見了，一個陌生的軍人在書堆裡亂翻。誠然，一個月以後把母親送還給她了：流放到託波爾斯克去的時候，婦女和兒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們全家住在那裡，但沒有住滿三年期限：母親又被抓了起來，父親則被槍決了。過了一個月，母親死於獄中。加莉娜被放進託波爾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裡的習俗使小姑娘們經常處於遭受強暴的恐懼中。後來她轉到了市保育院。院長暗示她「你們是人民公敵的子女，可是還有人給你們飯吃，給你們衣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人道到了什麼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隻小狼。在十一歲的時候，她已經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審訊。——從那時候起，她就有了一張「十元券」，然而並沒有全部服滿。年紀快到四十，仍是獨身，住在北極圈裡，她寫道：「我的生命從父親被捕的時候起就已結束。我直到現在都是那麼愛他，甚至怕去想這件事。那是另一個世界，我的心靈充滿著對它的熱愛……」
斯維特蘭娜·謝多娃也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他們把我家的所有東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這些東西上，當時正下著大雨。從六歲起我就成了‘叛國犯的女兒’——在生活中再也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
他們被送進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收容所，送進特種保育院。大多數人都改名換姓，特別是那些名氣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氣並不大，為什麼也改了姓？）子女長大起來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汙垢變得乾乾淨淨的。羅莎·科瓦奇出生於美國費城，小孩子的時候就被共產黨員父親帶到了這裡，從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收容所出來後，在戰爭時期落入了德國的美佔區——她什麼遭遇沒有經歷過呀i——那又怎樣呢？還是回到了蘇維埃祖國去領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覺這個特點：兒童也得坐牢，輪到自己的時候，他們也得出發到群島的天堂樂園去，有時是與父母一起去。請看八年級學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來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親。進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寫的一首順口溜雖已揉成一團扔在爐子裡，但還沒有燒掉。本來就這樣讓它放在那裡算了，但尼娜由於心慌意亂決定當即把它撕掉。她爬進爐膛，這時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於是，用小學生筆跡寫下的駭人聽聞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現在契卡人員面前：
天上星星閃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們丟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長。她還表達了願望：
把那學校給炸掉，
我們懶得上學了。
當然，這些在唐波夫大後方拯救祖國的成年男子漢，這些具有熱烈的心腸和乾淨的雙手的騎士，應當去消除這個致命的危險。尼娜被捕了。她從六年級開始寫起的日記本和一張反革命照片：被拆毀的瓦爾瓦拉教堂，都被抄去進行偵查。熱心腸的騎士追問：「你爸爸平時說些什麼話？」尼娜只是大聲號哭。判了她五年勞改附加剝奪權利三年（雖然她還不可能被剝奪權利：她還沒有權利）。
在勞改營裡當然把她同父親分開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腸寸斷：女友們這時正在考試呀！就像行動人員設計的那樣，尼娜作為一個因想到「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和我同歲，可是人家做出了什麼事，而我卻多麼可惡」而決心改過自新的女罪犯，內心感到極大痛苦。行動人員趁此加強壓力：「但你還能趕上她！幫我們作事吧！」
哦，年輕心靈的腐蝕者！你們將多麼順利地過完你們這一輩子！你們在哪裡也不必滿臉羞慚渾身發僵地站起來承認，你們往人們的心靈上澆了多少髒水！
卓婭·列會娃卻勝過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這樣的。她的父親、母親、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們——因為信仰上帝被東一個西一個地關在遠方的勞改營裡。卓婭還只有十歲。她被送進保育院（伊凡諾沃省）。她在那裡宣佈，她永遠也不會把母親臨別時給她繫上的十字架從脖子上取下來。為了不致在睡著時被取走，她把帶子結得更緊。鬥爭進行了很長時間，卓婭發了狠心說：你們可以把我捐掐死，從死人身上摘下來吧！因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進了殘疾兒童保育院！這裡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寫的娃娃犯人還要壞的孩子。為十字架的鬥爭繼續進行著。卓婭頂住了一切；她在這裡既沒有學會偷竊，也沒有學會說下流話。「像我母親那樣聖潔的女人，女兒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寧可像全家那樣成為一個政治犯。」
於是，她就成了一個政治犯。教育員們和廣播越是頌揚斯大林，她就越確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種種不幸的罪魁禍首。她沒有被刑事犯們拉過去，現在反而把他們吸引到自己這邊來。院子裡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標準塑像。塑像上開始出現一些嘲諷的和難聽的題字（娃娃犯人喜歡活動！——重要的只是怎樣正確地引導他們）。行政當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層，派人暗中監視，並報告了國家安全部。可是題字依然出現，孩子們哈哈大笑。最後，在一天早晨，發現塑像的頭被打了下來，翻倒過來，在裡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動！國家安全人員來了。開始依照他們的全套規矩進行審問和威脅：「把恐怖分子集團交出來，否則按恐怖行動論罪統統槍斃！」（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槍斃掉一百五十來個孩子算個什麼！要是他老人為知道了，就會親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們會沉住氣還是會動搖，但卓婭·列舍娃宣告：
「這都是我一個人做的！老爺子的腦袋還能派別的用場嗎？」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經地判了極刑。但是，由於那個恢復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槍斃十四歲的孩子好像是不許可的。因此就給了她十年（真奇怪，為什麼不是二十五年）。十八歲以前她呆在普通勞改營裡，從十八歲起——在特種營裡。因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饒人，她又得了第二個勞改刑期，並且好像還有第三個。
卓婭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經獲釋了，而卓婭卻依然坐在牢裡。
我們的信教自由萬歲！
兒童們——共產主義的主人翁們萬歲！
有哪個國家敢說它像我國這樣熱愛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