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島長著許許多多獠牙，具有無數面鬼臉，你無論從哪一方面去看它，總是難以盡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厭惡。
娃娃犯人——這完全不是那些穿著灰暗的破衣爛衫、在街上亂跑、偷東西和在鍋爐旁取暖的流浪兒，沒有這些流浪兒便不能設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兒不是從家裡而是從街頭抓來送進未成年犯教養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就已經有這種機構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況是怎樣的），未成年犯勞動習藝所（存在於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柵欄、門閂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爛的資產階級術語，有可能稱之為監獄），從一九二四年起還送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動公社」。國內戰爭、饑饉、秩序混亂、父母被槍殺、父母在前線犧牲，種種原因使他們成為孤兒。當時司法機關確實曾經企圖把這些兒童從街頭的偷竊訓練中拉出來，使他們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勞動公社中開始了工廠技藝的學習，以當時失業年代的條件而論，這是優待的安置，所以許多小夥子都樂意學習。從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員部系統中，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種工廠學校。少年犯們每日應當工作四一六小時，按全蘇聯勞動法典取得工資，餘下的時間就學習和娛樂，也許沿著這種途徑事情本會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從哪兒來的呢？是從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條來的，這個條文規定，兒童犯偷盜、實施強暴、傷害別人身體致成殘廢和殺人罪的，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條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較輕，不是像對成年人那樣「滿打滿算」。這已經是為未來的娃娃犯人開闢的通向群島的第一個小口，但還不是大門。
我們不會忽略這樣的有趣數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歲（比這更年幼的就不計算了）到二十四歲的犯人佔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十月革命發生時正是六歲到十四歲的少年幾乎佔了一九二七年整個群島居民的半數。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勝利十年後卻置身於監獄中，並且還佔了它的一半人口。這同肅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的鬥爭不大協調，但數字就是數字嘛。這些數字說明，群島從來也沒有缺少過年輕人。
但它應當年輕到什麼程度——這是在一九三五年決定的。在這一年，在歷史的柔軟粘土上，偉大的兇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壓了進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寧格勒、搞垮自己的黨的時候，他沒有忘記兒童——他那麼熱愛的兒童，他是兒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還同他們一起照過相。這些惡作劇的淘氣孩子，這些廚娘們的子女，在國內越來越多地，越來越肆無忌憚地違反社會主義法制，他沒有別的辦法去制服他們，便想出一條妙計：對這些兒童從十二歲（他的心愛的女兒也已接近這個界線，他已經可以直觀地看到這個年齡）起可以滿打滿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說，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所解釋的，「適用一切刑罰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槍決）。
我們這些沒有文化的人，當時很少理解各種法令的意義，我們老是看著斯大林手裡抱著一個黑頭髮小女孩的肖像……十二歲的孩子自己去讀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卻一個接一個地釋出出來。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對於「在鐵軌下放置各種物品」的也從十二歲起判刑（噢，這是在訓練年輕的破壞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對於第十二條沒有規定的其餘各種犯罪——從十四歲起判刑。
這時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干擾。衛國戰爭開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發表驚慌失措的講話後過了四天，在德國坦克正衝向列寧格勒、斯摩稜斯克、基輔的時候，又釋出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一個法令，很難說，現在什麼對我們更有意思：表明當局在那些火燒眉毛的日子裡解決某個重大問題時的無動於衷的學院派作風呢，還是法令的內容本身。事情是這樣的，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向最高蘇維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狀（可見大恩人也是瞭解這件事的），說是各法院對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適用得不正確：他們對蓄意犯罪的兒童才判刑。這種心慈手軟的做法是不能容許的！於是，主席團在戰火中作出說明：上述解釋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匯入了法律沒有規定的限制！……於是它按照檢察長的意見向最高法院說明：在兒童不是蓄意而是過失犯罪的場合，也可對他們進行審判，適用一切刑罰方法（即「滿打滿算’）！
真了不起！也許在整個世界歷史上誰也沒有接近過這樣根本解決兒童問題的做法。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對過失行為判刑——直至槍決！
一九七二年三月，當聽到一個十四歲的英國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販賣麻醉品被判處了六年徒刑的時候，全英國都大為震驚——怎麼能這樣做呢？！可是當閱讀斯大林的關於娃娃犯人的法律時，你們的左派領袖的眼睛和心靈都到哪裡去了？
「兒童？！你們為什麼消滅兒童？」一紐倫堡法庭審判席上的偶然對蘇聯國內法律一無所知（忘了自己過去是怎麼審的了）的蘇聯法官尼基琴科震驚於被告們的罪行，表示了天真無邪的驚訝。英國、美國、法國的法官們帶著更加誠實和聰明的神態和他並排坐著。
只有這樣才能把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這樣才能把集體農莊的穗頭保護好！現在糧倉可以不斷充實起來了，生活可以繁榮昌盛起來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兒童將走上漫長的改過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樣有子有女的黨員檢察長們誰也沒哆嗦一下！——他們毫不為難地簽發逮捕證。那些黨員審判員們也誰都沒有哆嗦一下！——他們睜著明亮的眼睛判處兒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勞改！
因為「剃」穗頭，判給這些小傢伙的不少於八年！
因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個褲子口袋裡裝的土豆——也是八年！
黃瓜不是這樣計價的。薩沙因為從集體農莊的菜園子裡偷了十條黃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歲的小姑娘莉達在庫斯坦奈省的欽吉拉烏斯區中心的街上連泥帶土地把從卡車上像一般細水似地漏下來的穀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來。因為她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不是直接從地裡或從倉庫裡，考慮到這個減輕罪責的情節，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審判員發了善心的可能還有這樣一個情況，在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個說明：對帶有兒童胡鬧性質的盜竊行為（在花園裡偷幾個蘋果）——不判刑。根據類推，法院認為可以稍稍從輕處理（而我們可以從中推論出，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蘋果是判過刑的）。
很多人因為從廠辦學校逃跑而被判刑。誠然，對這種行為只判六個月（在勞改營裡開玩笑地把他們稱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請看看遠東勞改營裡對待「死囚」的情景；派他們從廁所裡運糞。一輛雙輪大車，上面有一個大木桶，滿滿裝著惡臭的糞水。許多「死囚」有的架轅，有的從旁邊和後面推——糞桶晃動時糞水濺在他們身上，而穿著嗶嘰衣服的臉色紅潤的「母狗」們哈哈大笑，用棍子驅趕著孩子們。——還在從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運到薩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們就用刀威脅著「信用討」這些孩子以滿足他們的性慾。——所以，就是六個月有時已經足夠了）。
當十二歲的孩子跨進了成年犯人監室的門檻，作為享受充分權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樣的待遇，在幾乎與他們不自覺生活的年數一樣多的野蠻透頂的刑期方面、在口糧、爛菜湯、鋪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樣待遇的時候——「未成年犯」這個共產主義再教育的舊名詞不知怎的便失去了價值，輪廓模糊，含義不清了——於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個響亮的無恥的字眼「娃娃犯人」！而這些苦命的公民——還不是國家的公民，但已經是群島的公民，自己也開始帶著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複起這個字眼來了。
他們的成年時期就這麼早這麼奇怪地開始了——從跨進監獄門檻的那一瞬間。
一套連沉著穩健的勇敢的人們都支援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歲的孩子們頭上。但年輕人依照年輕生命的法則不會被這種生活方式壓扁，而是會生根、適應。好像在幼年時期毫不困難地就可以學會新的語言、習慣一樣——娃娃犯人一進門就學會了群島的語言——這是盜竊犯的語言，掌握了群島的哲學——可這又是誰的哲學呢？
他們從這種生活中吸取了整個最不人道的東西，全部發腐的毒汁——可是卻那麼習以為常，好像他們在襁褓時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這種毒汁。
他們那麼迅速地長入了勞改營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幾星期內，而是在幾天內！好像對它一點也沒有感到奇怪，好像這種生活對他們一點也不新鮮，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繼續。「他們在外面也不是穿絲著綢長大的：剃穗頭的、往衣服口袋裡裝土豆的、到工廠上工遲到的和從廠辦學校逃跑的，不是有權有勢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他們在外面的時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裡並不是一切都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著體面的外衣，有的為母親的好言相勸所軟化。在群島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則是四足動物眼裡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殘忍的強盜才有生存的權利。我們成年人看到的群島也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能用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思考、我們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們所讀到的東西去同它對抗！孩子們則是以童年時代的聖潔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島。所以幾天內孩子們就成了野獸——而且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最壞的野獸（當你瞧著馬的安詳的大眼睛或愛撫著俯首認罪的狗的耳朵的時候，你怎能說他們沒有道德觀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條規律：如果別人的牙齒不如你的堅固——你就去把他嘴裡的食物奪出來，它就是你的了！
群島上有兩種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單獨的兒童教養院（主要管押還不滿十五歲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勞改點（管押年齡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殘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這兩種方式都一樣能夠發展兇狠的獸性。其中任何一種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盜賊理想的教育。
請看尤拉·葉爾莫洛夫。他自述說，還在十二歲的時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經在自己周圍看到了許多詐騙、偷竊、投機，暗中對生活有這樣的看法：只有膽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騙。我卻不想怕什麼！那就是說，我將去偷竊、欺騙，過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時間畢竟還是走向了另一面。學校裡用光輝範例對學生進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當他看透了「親愛的父親」後（獲獎者和部長們現在都說他們當時沒有這個水平！），他在十四歲的年紀就寫了一張傳單：「打倒斯大林！列寧萬歲廣’當下就被抓了起來，捱了打，給了個五十八條一10，與少年盜竊犯關在一起。於是，尤拉·葉爾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盜賊的法規。他的生存的螺旋線急速地繞起圈來——在十四歲的年紀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盜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認識。
他在兒童教養院裡看到了什麼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現象。長官和看守們打著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國家的飯。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糧從廚房裡進了教育員們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們成天戰戰兢兢，成為不聲不響的、聽話的犯人。」（這裡應當說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糧不是普通的勞改營口糧。儘管把少年犯判處了長期徒刑，政府並沒有變得不人道起來，它沒有忘記，這些子女也是共產主義未來的主人。因此，在他們口糧中增加了牛奶、黃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員們怎能經得住這種誘惑，而不把勺子放進娃娃犯人的鍋裡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們不作聲呢？也許從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長大起來會告訴我們比《霧都孤兒》更為悲慘的故事？）
對於佔壓倒優勢的不公平現象的最簡單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幹不公平事情！這是最容易得出的結論，它將長久地（說不定是永遠地）成為娃娃犯人的生活規則。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殘酷世界的鬥爭時，彼此間誰也不反對誰。他們彼此不認為是敵人！他們是集體地、成幫地投入這個鬥爭！社會主義的萌芽？教育員們的暗示？哎喲，愛說廢話的人，別嘟噥了。這是盜賊世界的法律下達到了他們身上！盜賊是成幫的，盜賊是有紀律和頭目的。娃娃犯人——是盜賊的少年隊員，他們遵循著長輩的訓誡。
哦，當然，對他們的教育抓得很緊。派來教育員——三顆星的，四顆星的——給他們講偉大的衛國戰爭，講我國人民的不朽功勳，講法西斯的暴行，講斯大林對兒童的陽光雨露般的關懷，講一個蘇維埃人應當是什麼樣的人。可是，關於社會的「偉大學說」只是建立在經濟上的，從來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這個簡單的心理規律；任何一件事情重複上五次六次，就會引起不信任，再多幾次——就會引起厭惡。從前的教師們和現在的從廚房裡偷東西的教育員們向他們硬性灌輸的一切，都使這些娃娃犯人感到厭惡（甚至部隊軍官的愛國主義講話：「孩子們！你們得到信任去拆除落傘。這是貴重的綢子，祖國的財產，要好好愛惜它！」——也沒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額完成定額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綢子都割成了無用的碎塊——（克里沃舍科沃）。在所有這些種子裡，只有一顆仇恨的種子——對五十八條犯的敵意，對人民敵人的優越感——被他們接受下來。
這是他們往後在普通勞改營裡所需要的。暫時在他們中間還沒有人民敵人。尤拉·葉爾莫洛夫——也變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則換成了盜賊的守則。在這大鍋粥裡誰都不能不被煮爛！無論哪個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變——如果他不立即宣佈自己是盜賊的少先隊員，他就將被踏壞、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這個誓……（讀者！把你們的子女送去試試……）
在兒童教養院裡——誰是娃娃犯人的敵人呢？看守和教育員。同他們也就有鬥爭！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們的第一個力量是——團結，第二個力量是——不受懲罰。只是當他們在外面的時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們推到這裡，而一旦來到群島上以後，便有一條神聖的禁忌保護著他們。「長官，牛奶！給牛奶！」——他們號叫著，像打鼓似地敲著門，弄壞板鋪，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會被稱為武裝暴動或經濟反革命的事情。他們絲毫不受威脅！馬上就會給他們拿牛奶來！
一隊娃娃犯人在嚴格的押解下被帶著穿過城裡，這樣鄭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覺得害臊。才不是這樣呢！小犯人們已經商量好了——一聲口哨！！——誰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隊有什麼辦法呢？開槍？打誰？難道可以打小孩子嗎？……他們的刑期也就於此結束了！一下子從國家手裡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願當笑柄？——那就別去抓孩子們！
未來的小說家（在娃娃犯人中間度過了童年的）會給我們描寫娃娃犯人的許許多多花招，他們怎樣在教養院裡惡作劇，報復教育員，給他們吃苦頭。他們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來儘管很嚴，但娃娃犯人由於不受懲罰就發展得非常膽大妄為。
下面是他們吹噓自己的一個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為方式，所以對這個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動的嚇壞了的孩子跑到教養院的女護士那裡，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記了謹慎，就迅速地與他們一起來到他們的四十人的大監室。這時，螞蟻式的工作開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門進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腳地把護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著壓住她的手，有的壓住她的腳，然後就各顯神通了，強姦她，吻她，咬她。衝他們開槍是不許的，誰也沒有去把她搶救出來，直到他們自己把這個被玷汙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對女人肉體的興趣，一般說很早就發展起來了，在娃娃犯人的監室裡，這種興趣更被繪聲繪色的故事和誇口燒得極為熾烈。所以他們不放過機會去發洩。請看一個插曲。在克里沃舍科沃隔離區（第1勞改點）裡，大白天在眾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裝訂車間的女少年犯柳芭坐著聊天。她為著什麼事激烈地反駁他們。這時男孩子們便跳了起來，抓住她的兩腳高高地提起。她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中：兩手撐著地，裙子落到她的頭上。男孩子們就這樣抓住她，用空著的手去撫摸她的身子。然後並不粗魯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們嗎？逃開他們嗎？沒有，照舊坐下來繼續爭論。
這已經是一些十六歲上下的娃娃犯人了。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離區（區裡有一個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裡，進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漢那樣神氣活現地上那裡去）。
在兒童教養院裡，娃娃犯人勞動四小時，學習四小時（然而，整個這種學習全是裝模作樣）。轉到成年犯的勞改營後，他們得到十小時的工作日，只是勞動定額少些，口糧標準卻和成年人一樣。他們是十六歲上下轉到這裡，但在勞改營裡和到勞改營以前的忍飢挨餓和不正常發育，使他們在這種年齡看上去還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們的身材，他們的智力，以及他們的興趣都落後了。在這裡有時按工種把他們分成一些單獨的作業班，有時就同年老的殘廢的犯人混合編在一個班裡。在這裡要求他們做的是「減輕了的體力勞動」，簡單說就是營內兒童勞動。
在兒童教養院以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沒有看管人員所覬覦的那種兒童口糧了——因此，看管人員已經不再是主要敵人了。出現了一些老人，在他們身上可以試試自己的力量。出現了一些女人，在她們身上可以檢驗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還出現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盜賊，肥頭大耳的勞改營的突擊隊員，他們樂意去指導娃娃犯人的世界觀，教練他們偷竊本領。向他們學習——是誘人的，不學習——是不可能的。
對於自由的讀者，「盜賊」這個字眼兒也許聽起來是帶有責備味道的吧？那他就什麼也沒有懂得！在盜賊世界裡，念起這個詞來，像在貴族圈子裡念「騎士」這個字一樣，甚至還要畢恭畢敬，像說神聖的詞那樣，不是放大嗓門去唸。將來什麼時候成為一個當之無愧的賊——這是娃娃犯人夢寐以求的，這是他們一幫自發的努力方向。就是他們中間最獨立不羈的——思量著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這更可靠的命運。
有一次，在伊凡諾沃遞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監室裡。板鋪上挨著我躺著的是一個年紀過了十五歲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儀式有點勉勉強強，似乎他的年齡已超過了這個階段或者已經感到疲勞。我想：這個男孩子還沒有毀掉，比較有頭腦，很快就會離開他們。我們聊起天來。他是基輔人，他的父母中一個已經去世，一個把他扔了。還在戰爭前，九歲的時候，斯拉瓦就已開始偷東西，「當咱們這邊的來了以後」，以及在戰爭結束以後，他也偷，他帶著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身上過早出現的若有所思和鬱鬱不樂的微笑對我說，他往後仍打算靠偷東西過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說明：「當工人除了麵包和水以外什麼也掙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過好日子。」我想補充瞭解他迴避開的兩年——基輔被佔領的兩年，便問：「你在德國人佔領時做什麼來啦？」他搖搖頭說：「在德國人佔領的時候我工作了。在德國人統治下我哪能偷呀，他們當場就會把你槍斃。」
在成年犯人的勞改營裡，娃娃犯人們仍保持著自己行為的主要特點——齊心協力地進攻和齊心協力地回擊。這使他們變得強大，並擺脫了各種限制。在他們的意識裡，可以容許的和不能容許的之間沒有任何禁止越過的界限，更沒有什麼善惡觀念。對於他們說來，凡是他們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礙他們的，都是壞的。他們所以養成一種厚顏無恥的舉止作風，因為這是勞改營裡最有利的一種行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勝的地方，假裝和狡猾對他們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裝成宛如聖像畫上的少年，使你感動得掉眼淚，而這時他的同伴卻在背後掏空你的口袋。他們這幫記仇的小傢伙可以把任何人報復得不能安生——為了不被這夥小強盜糾纏上，誰也不去幫助受害者。目的達到了——把對手們拆散了，娃娃犯人們就一群撲上去對付一個。這時他們就是不可戰勝的了！他們這麼多人一下子猛撲上來，你都來不及發覺他們、區別和記住他們。你被搞得手忙腳亂，招架不及。
蘇濟講述了諾沃西比爾斯克勞改營克里沃舍金諾第二（懲戒）勞改點的幾個場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陰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裡。長官們不干涉隔離區的生活（既沒有標語，也不講課）。盜竊犯和娃娃犯人稱王稱霸。幾乎不出工。伙食也就與之相適應。然而卻有許多空閒時間。
在作業班員們的護送下從切面包房裡抬出麵包箱。娃娃犯人們在箱子前面假裝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業班員忙去從地上揀麵包。二十份口糧中，他們只來得及揀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經無影無蹤了。
這個勞改點裡的食堂是一座臨時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亞的冬天是不適用偽。爛菜湯和口糧從廚房送到土屋，需要在嚴寒的露天裡走一百五十米路。對於年老的殘廢犯人，這是危險的艱苦的行動。口糧深揣在懷裡，凍僵的手緊抓住菜鍋。突然，三、四個娃娃犯人從旁邊發瘋似地猛撲過來。他們把老人打倒，六隻手一齊上來搜尋，然後一溜煙地跑了。口糧被搶走了，爛菜湯倒了，一隻空鍋躺在地上。老人使勁屈膝站起來（其他犯人看到這種情形——趕緊躲開這個危險地方，趕緊把自己的口糧帶回土屋裡）。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殘忍。一個已經完全軟弱無力的老人被搶走了口糧；明目張膽地，直接從手裡奪。老人哭著，央求還給他：「我要餓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麼關係！」——娃娃犯人們商量好在廚房前的一間老是有人跑來跑去的空空的冷屋裡襲擊殘廢犯人。一夥小強盜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腳上、頭上，搜尋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馬合煙和錢，就跑掉了。
一個又高大又強壯的拉脫維亞人馬爾丁松穿著英國飛行員的褐色系帶高筒皮靴（帶子用小鉤一直系到膝蓋）出現在隔離區裡。他甚至夜裡都不脫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氣。但是一夥娃娃犯人盯準了他在食堂的小舞臺上稍稍躺一下的機會，霎時間一齊向他撲上去，霎時間消失了——皮靴沒有了！所有的帶子都被割斷，靴子被拉了下來。尋找？往哪裡找！馬上就通過看守員（！）把皮靴送到區外高價賣掉了（娃娃犯人們什麼不拿到區外去賣！每次當勞改營領導可憐他們年幼，給他們稍好一點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給他們從五十八條犯人那裡剝奪來的床墊片——不消幾天，所有這些東西都賣給外面人換了馬合煙，而娃娃犯人們又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禿禿的板鋪上）。
一個不謹慎的自由僱員牽著一條狗走進隔離區，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時分他就可以在營區外買到自己那條狗的皮：狗一眨眼間就被誘走，宰掉，剝皮，烤熟了。
再沒有比偷盜搶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飽肚子，又快樂。年輕的身體需要單純的活動筋骨和不為謀利的娛樂以及奔跑。如果給他們錘子去打炮彈箱，他們會不斷揮舞起來（甚至女孩也一樣），把釘子釘進隨便碰上的什麼東西里去，釘進桌子，釘進牆壁，釘進樹墩。他們經常彼此角鬥，——並不只是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們真的也在板鋪上，在過道里角鬥，追逐。他們踩在人們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麼東西弄翻，把什麼東西弄髒，把什麼人吵醒，把什麼人撞倒，並不是有必要——他們在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