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這枝禿筆也參加對這個部族的歌頌吧！他們曾作為海盜、海上走私者、流浪漢、逃犯而被歌頌過。他們曾作為綠林好漢——從羅賓漢直到喜歌劇中的江湖豪傑而被歌頌過，說他們富有同情心，說他們劫富濟貧。啊，卡爾·莫爾的高尚戰友！啊，叛逆成性的浪漫主義者切爾卡什！啊，賓漢·克里克、敖德薩的浪人和敖德薩的吟遊詩人！

整個世界文學不是都歌頌過盜賊嗎？對於弗朗索瓦·維永，我們不去求全責備，但無論雨果或巴爾扎克都未能避開這條道路，就連普希金也曾讚賞過吉普賽人身上的盜賊因素（拜倫又怎樣呢？）。然而，像蘇維埃文學那樣廣泛、那樣一致、那樣徹底地歌頌盜賊的，卻從未有過！（正是因為有崇高的理論根據嘛，不光是有高爾基和馬卡連科作俑。）

列昂尼德·烏喬索夫在遊藝場的舞臺上帶著濃重的鼻音嚎叫，臺下如醉如痴的聽眾也對著他嚎叫。維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筆下的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哥兒們說的正是這種江湖黑話。而且，他們的機智正是通過這種江湖黑話最充分地表現出來的。哪個不是懷著神聖的激動在向我們描寫盜賊——開頭是他們生動的放蕩不羈的否定一切的態度，結尾是他們的符合辯證法的改造。——馬雅可夫斯基如此（蕭斯塔科維奇步武其後——芭蕾舞劇《小姐與流氓》），列昂諾夫如此，謝爾文斯基如此，英貝爾也如此，難以—一列舉。盜賊崇拜在文學缺乏正面人物的時代已經成了一種傳染病。甚至像維克托·涅克拉索夫這樣的高經叛道的作家，也沒有找到比丘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更好的形象來體現俄羅斯的英雄氣概。甚至塔季揚娜·葉賽寧娜也中了這種魔術，給我們塑造了溫卡·「方塊鉤」的「天真無邪」的人物形象。也許只有那善於不帶偏見去觀察世界的田德里亞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讚賞不已的筆調向我們描寫一個盜賊（《三點、七點、愛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爾丹-謝苗諾夫好像自己也蹲過勞改營，但卻全然胡謅地說什麼：竊賊沙什卡·亞歷山大羅夫（《巖上的浮雕》）在那個似乎因認識列寧和打過高爾奈克而受到全體盜竊犯尊敬的共產黨員彼特拉科夫的影響下（完全是阿維爾巴赫時代的傳奇式的論據），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組織成一個作業班，並且不靠剝削他們生活，（可不是嗎！阿爾丹·謝苗諾夫知道得最清楚！）而為給他們弄飯吃去操心！為了這個目的，他去同自由僱員們玩牌贏錢！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這些贏來的錢買茶葉沏一杯迷魂湯；對於六十年代，這是多麼陳腐不堪的荒唐笑話！

四六年一個夏天的傍晚，在卡盧加關卡的小勞改營裡，一名盜竊犯俯臥在三層樓的窗臺上，放大嗓門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盜賊的歌曲來。歌聲沒遮攔地穿過門崗，穿過鐵絲網，在大卡盧加的人行道上、在無軌電車站上和涅斯庫奇內花園的鄰近處都聽得到。在這些歌子中，歌頌了「輕鬆生活」、殺人、盜竊和搶劫。看守、教育員、門崗不僅誰也沒有去阻止他，甚至誰也沒有想到去喝斥他一聲。可見，宣揚盜賊的觀點根本不違揹我國的生活制度，不威脅這種制度。我蹲在隔離區裡想，要是我現在走上三層樓去，就從這個視窗，用同樣大的嗓門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軍反間諜機關裡聽到的「你在哪裡，你在哪裡？」這樣的關於戰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編一支關於受侮辱受躍朗的前線軍人遭遇的歌曲，——那會掀起什麼樣的風波呀！人們馬上就會跑來！等不到人們跑攏，就會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過來。他們會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給我會上個新的刑期。然而盜竊犯卻在唱著，自由的莫斯科人在聽著——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們愛說的那樣，歷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時期存在過（在西方現時還存在著）一種對盜賊的不正確觀點，把他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固定不變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遞解站上和監獄裡，把政治犯同他們分隔開來，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當局，如n·雅庫博維奇所述，挫折他們在囚犯界裡的放縱習氣和帶頭地位，禁止他們擔任公共職務、肥缺，從而堅決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薩哈林島把他們成千上萬地吞了進去而沒有吐出來。」在！日俄對刑事慣犯採用的公式是：「把他們的頭按下去套進法律的鐵軛！」（烏魯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無論在國內生活中或者在俄國的監獄裡，盜賊們都沒有為所欲為。

但是，任格掉下來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來，刑事犯罪分子們呼地一聲大搖大擺地走出了牢門，跟自由公民們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亂跟政治犯一道出來的，有的是根據克倫斯基優惠的大赦令，接著就放出來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萬士兵的開小差中，然後在國內戰爭中，人的慾望，首先是盜賊們的慾望，大大地放縱起來了，再也不願把頭套在軛下了，何況還向他們宣佈不需要這樣做了。人們認為這是一種有益和有趣的觀點：他們是私有制的敵人，也就是一種革命力量，應當把這種力量引入無產階級的軌道，而這是毫不困難的。這時，他們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長起來參加了他們的隊伍，這些人是由國內戰爭的孤兒變成的流浪兒、小流氓。他們在新經濟政策的瀝青鍋旁取暖，他們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鉤子從車廂窗戶裡拽出箱子。作為社會問題考慮，這一切都是環境造成的，不是嗎？我們要把這些健壯的流氓無產階級改造過來，納入到自覺生活的體系中去！這時就出現了最初的公社、教養院、「生路」（只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流浪兒——這還不是法律上的賊，流浪兒的改過自新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變壞呢）。

現在，過了四十多年以後，可以回顧一下並提出疑問：究竟誰改造了誰：契卡人員改造了盜竊犯？還是盜竊犯改造了契卡人員？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盜竊犯就成了所謂「母狗」，盜竊犯們專殺這種人。可是，養成了盜竊犯心理的契卡人員——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偵查員或意志堅強的勞改營長官，他們受到尊敬，他們得到提升。

而盜竊犯的心理是很簡單的，很容易養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樂，別人去他媽！……

2.強者有理。

3．人家沒有砸在你頭上，不要自己往上湊（就是說，沒有揍你，就不要去為捱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輪到自己頭上再說）。

單個地打擊馴服的敵人！——這是一條很熟悉的法則。希特勒這樣做過。斯大林也這樣做過。

舍伊寧老在我們耳邊嘮叨什麼盜賊們有「獨特的法典」，他們說話講「信用」。你讀他寫的東西，他們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愛國者！可是如果你在監室裡或在「烏鴉車」裡遇上這幫鬼怪……

哎。出賣良心的筆桿子們，說謊說夠了！你們是扶著輪船的欄杆、隔著偵查員的辦公桌來看盜賊的。你們從來也沒有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中遇上過盜賊！

盜賊——不是羅賓漢！當需要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當需要從凍壞了的人腳上扒下最後的包腳布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不屑去幹這種事。他們的偉大口號是：「今天你該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們也許真的是愛國者？為什麼他們不去偷國家的東西？為什麼他們不去搶特種別墅？為什麼不去攔截長長的黑色小轎車？是因為他們預料在那裡會遇到打敗高爾察克的勝利者嗎？不是的，那是因為小轎車和別墅警衛嚴密。商店和倉庫處在法律的庇護下。因為現實主義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謂改造盜賊只不過是一些虛張聲勢的廢話。於是，他就把他們的精力調動到別的地方去，唆使他們去偷盜自己國家的公民。

請看三十年來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樣處理的：職務上的盜竊、盜竊國家財產、盜竊公物？從倉庫裡偷走了一箱東西？從集體農莊偷了三個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盜竊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畢生積攢下來的東西都裝上卡車運走？如果在偷盜時沒有殺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時——六個月……

由於處理寬大，盜賊也就繁殖起來了。

斯大林的政權用自己的法律向盜賊們明說了：不要偷公家的東西！去偷私人的東西！因為私有財產就是舊時代的復活（而大人物的財產則是未來的希望……）。

於是盜賊們心領神會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們顯得都是一些無所畏懼的人，可是他們總是到困難的、危險的、要掉腦袋的地方去拿東西嗎？不是的。他們總是畏縮地、貪婪地往他們覺得合適的地方鑽——去剝單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護不嚴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誰能不記得這種老是懸掛在公民頭上的威脅：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歸！不要戴錶！身上不要帶錢！家裡不要走空！要上鎖！裝護窗板！養狗！（沒有被及時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現在寫文章嘲笑忠實的看家狗……）

在反對個人獨立地位的徹底鬥爭中，先是奪走了他的一個朋友——馬，答應代之以拖拉機（好像馬只是拉犁的牽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與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員，不是你心靈的一部分！），隨即就開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個朋友——狗。狗要進行登記，把它們送進剝皮場，經常是由地方蘇維埃派出打狗隊開槍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條狗。這樣做並不是出於衛生的考慮，也不是出於經濟上節省的考慮，理由還要深刻些：狗既不聽廣播，也不讀報，好像是個不受監督的國家公民，並且是體力強壯的，但這種力量不是用來為國效勞，而是去保護主人個人，不管地方蘇維埃關於它的主人作出了什麼決定，也不管半夜上門的人們帶著什麼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亞並非開玩笑地建議公民們不要養狗，而要養……豬！豬是沒有原則的。它為每一個擁有刀子的人長肉增膘。

然而，對狗的迫害從來也沒有波及對國家有用的執行行動和守衛任務的狼狗。

有多少遭盜竊的公民知道，民警機關甚至不會去查詢罪犯，甚至不會立案，免得結案的表報顯得不好看：如果對盜竊犯只會判六個月，並且折抵下來還要去掉三個月，幹嗎要花費力氣去抓他呢。何況抓到的匪徒還不知是否會受審判？因為檢察機關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個會議上都要求他們做到這點）而採取一種奇怪做法，即乾脆暗中結案，特別是可以預見到會有許多被告的案子。

最後，必定會減刑，當然，減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證人當心點兒！——他們很快都會回來，誰作了證的，誰腰上就會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進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開啟你鄰居的箱子——你就眯縫起眼睛，從旁邊過去！你什麼也沒有看見！

盜賊這樣教育我們，法律也這樣教育我們！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對文學外，對什麼都敢於大膽議論的）《文學報》在一篇大文章裡擠出了幾滴鱷魚眼淚：夜裡，在莫斯科的街上，在兩個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鬧地行兇，並且殺死了一個人。後來查明，兩家（我國的家庭！蘇聯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見了窗外的情況，但誰也沒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們的一個同樓住戶（也許他當時也被吵醒，但報上沒有說明），一九一六年的黨員，退休上校（大概是閒得發慌），自動承擔起了社會公訴人的義務，他奔走於編輯部和法院，要求把這兩家作為殺人共犯追究責任！記者也大唱高調：這雖然夠不上觸犯刑律，但這是——一恥辱！恥辱！

不錯，是恥辱，但是誰的恥辱？正像我國充滿偏見的報刊上一貫的情形，在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東西外什麼都寫到了。這沒有寫出來的主要東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羅希洛夫」大赦，為了在人民中沽名釣譽，使戰後費了好大勁兒抓起來的殺人犯、匪徒和盜賊在全國氾濫成災（盜賊受寬待——好人倒了黴）。

2．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裡有一個荒謬絕倫的「關於正當防衛範圍」的一百三十九條——只有當罪犯對你舉起刀子的時候你才有權拔出自己的刀來，並且只有當罪犯向你刺來的時候你才有權刺他。否則你將受到審判！（關於最大的罪犯是襲擊弱者的罪犯這種條文，在我國的法律上是沒有的！……）這種害怕超過正當防衛範圍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紅軍戰士亞歷山大·扎哈羅夫在俱樂部旁遭到一個流氓的毆打。扎哈羅夫拔出了小折刀，殺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殺人論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那我應當怎麼辦呢？」檢察長阿爾齊舍夫斯基回答他說：「應當逃走！」

那麼說來是誰在培育流氓呢？！

3．依照刑法典，國家禁止公民們擁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卻不承擔起保護他們的責任！國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給匪徒們任意擺佈，卻竟敢通過報刊號召對這些匪徒實行「社會抵抗」！用什麼來抵抗！用雨傘？用擀麵杖？——先是大量繁殖了匪徒，然後開始組織人民糾察隊來對付他們，這種人民糾察隊在法律之外行動，有時自己就變成了匪徒。須知本來可以簡單地一開始就「按下他們的頭去套進法律的軛裡！」可是唯一正確的學說擋住了路！

如果妻子放丈夫出去，丈夫帶著棍棒跑出去，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或者是匪徒殺死了他們，這很可能。或者是他們殺死了匪徒——那就會因超過正當防衛範圍而坐牢。退休上校早晨帶狗出去遛彎兒的時候，在兩種場合下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對事件評述一番。

在法國影片《朝霞濱河街》裡，工人們不經當局同意，自己抓盜賊，自己懲罰他們——這種真正的主動性在我國不會被看作任性行為而撲滅嗎？這樣的思路和這樣的影片——在我國難道是可能的嗎？

但這還沒有說完！在我國社會生活中還有一個助長盜賊和匪徒猖獗的重要特點——害怕公開。我國的報紙充斥著誰也不感興趣的關於生產捷報的報道，但你在報上卻找不到關於法庭審判的報告，關於犯罪的報道。（因為根據先進的理論，犯罪只是因為存在階級而產生的，而我國已經沒有階級，那就是說，也不會有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在報紙上報道犯罪！不能給美國報紙提供材料，說我們在犯罪方面也不落後於他們！）在西方如果發生了一起殺人案——就把罪犯的像張貼在房屋的牆壁上，他們從酒吧間的櫃檯上、從電車的窗上瞧著你，罪犯感到自己是一隻過街的老鼠。我們這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案——報刊隻字不提，罪犯的像片不張貼，殺人兇手跑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別的省去，平平安安地住在那裡。內務部長也無須在議會里進行辯解，為什麼沒有找到罪犯：因為除了那個小城鎮的居民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件案子。找到——很好，找不到——拉倒。殺人犯——不是偷越國境者，他並不那麼危險（對於國家），以至需要宣佈全蘇聯的通緝。

犯罪現象——像瘧疾病一樣：一旦報告已經絕跡——就再也不能去治這種病了，再也不能作出這種診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