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懲戒區指定的是這樣一些工作。到離區三十五公里的遠地方去割草，在那裡住在漏雨的草棚裡，在沼澤地裡割草，腳老得浸在水裡。（遇到好心腸的管押士兵，犯人們可以採食漿果，警惕性高計程車兵就開槍打死人，但還是有采食的，因為想吃東西呀！）貯備青貯飼料也是在那些沼澤地帶進行，蚊納成群，卻無任何防護方法。（臉和脖子都被咬壞了，滿是疤痕，眼皮腫了，人幾乎成了瞎子。）——在維切格達河灘地採掘泥炭：把凍結的淤泥層用重錘鑿破、揭開、去掉，從下面取出融化了的泥炭，然後裝上雪橇，自己拉到一公里外的高地去（營方捨不得馬匹）。普通的土工（沃爾庫塔附近的「土工」獨勞點）還有一項慣常的懲戒勞動——露天開採石灰和燒石灰，還有采石。不可能—一列舉出來。凡是艱苦的勞動中最艱苦的，難受的勞動中最難受的——這就是懲戒勞動。每個勞改營裡都有自己的一套懲戒勞動。
送到懲戒區去的犯人通常是；信教的、倔強的犯人和竊盜犯（不錯，是竊盜犯，由於地方上的教育者缺乏堅持不懈的精神使得偉大的教育制度在這裡遭到破壞人那裡關著整工棚的拒絕為魔鬼工作的「尼姑」（在伯朝拉國營農場為在押犯人設立的懲戒營裡，她們被關在水深及膝的禁閉室裡。一九四一年秋天給了她們五十八條一14的判決，全都槍斃了）。神甫維克托·施波瓦爾尼科夫「因進行宗教宣傳」（復活節前夕為五名女衛生員作了「徹夜祈禱」）被送進懲戒區。送到那裡去的有膽大妄為的工程師和其他肆無忌憚的知識分子。送去的還有捕獲的逃犯。那些怎麼也不願意同無產階級思想體系打成一片的社會親近分子，也被咬緊牙關送了去（分門別類是一項複雜的腦力勞動，我們不會責備勞改營領導有時無意中出錯：例如，從卡拉巴斯派出了兩輛大車，一輛裝信教的婦女去兒童村照料勞改營的兒童，一輛裝女盜竊犯和患梅毒的女犯去多林卡的懲戒區——康斯巴依。但她們把東西放錯了車子，於是患梅毒的女盜竊犯就去照料兒童，而「尼姑們」就上了懲戒區。後來才想了起來，也就這樣留下了）。
常常因拒絕充當眼線而被送往懲戒區。他們大多數都死在懲戒區，當然不會講述自己的遭遇。那些殺人兇手行動人員更不會說到他們。土壤學家格里戈裡耶夫就是因這個緣故被送去的，但他活了下來。愛沙尼亞農業雜誌編輯埃爾馬爾·努吉斯也是因此被送往懲戒區的。
這裡還有一些與女人有關的事件。關於這些事件不能周密而嚴格地作出判斷，因為背後總有我們所不知的某種隱秘因素。然而下面是一件伊琳娜·納格爾親口講述的經歷。她在烏赫塔國營農場行政科當打字員，就是說，是一個找到舒適位置的雜役。她長得體面、茁實，粗大的辮子盤在頭上，有幾分是為了行動方便，穿著一條燈籠褲和如像滑雪時穿的那種上衣。瞭解勞改營生活的人就會明白，這是多大的一種誘惑。行動人員西多連科少尉想同她發生較親密的關係，納格爾回答他說：「寧可讓最次的扒手吻我！你怎麼不害臊，你的小娃娃在隔壁哭哩！」碰了她的釘子後，行動人員突然翻臉說：「難道你以為我喜歡你嗎？我不過是想考驗考驗你。就這樣吧，你以後將同我們合作。」她拒絕了，於是就被送往懲戒勞改點。
下面就是納格爾到懲戒區後第一晚所看到的景象：在女犯工棚裡混合住著女盜竊犯和「尼姑」。五個姑娘裹著床單走路：女盜竊犯們昨夜玩牌時把這幾個姑娘身上的東西都當做賭注輸光了，就讓她們脫下來交出去。突然，一夥穿著村褲戴著細毛氈禮帽的男盜竊犯帶著一把吉他闖了進來。他們唱著自己的盜賊小夜曲之類的歌子。突然又有一夥男盜竊犯氣乎乎的闖了進來。他們抓住了自己的一個姑娘，把她扔在地上，用凳子打她，用腳踩她。她叫喊，後來就叫不出聲來了。大家都坐著，不僅不干涉，而且好像看都沒有看見似的。過些時候，醫士來了：「誰打了你？」捱打的姑娘回答說：「從板鋪上掉了下來。」就在這一晚，納格爾也被她們玩牌輸掉了，但狗腿子獨眼龍瓦西卡救了她：他偷偷報告了營長，營長就把納格爾帶到門房去過夜。
到懲戒派出點（像內羅勃拉格的帕爾馬，到泰加林的最深密處）去工作對於警衛隊士兵和看押人員說來也常常被認為是受處分，犯了錯誤的也往那裡送，更常見的是用自我警衛隊員來代替他們。
如果說在勞改營裡沒有法律和真理，那麼，在懲戒區裡就更不必去找尋了。盜竊犯們在那裡胡作非為，公然帶著刀子走來走去（沃爾庫塔「土工」獨勞點，一九四六年），看守們為躲開他們而跑到區外去，而這還是發生在五十八條犯人佔多數的時候。
在伯朝拉附近的章圖依懲戒勞改營，盜竊犯們出於惡作劇燒掉了兩座工棚，禁止燒煮食物，趕走了廚子，殺死了兩個軍官。其餘的軍官甚至在丟掉肩章的威脅下都拒絕進營區。
在這種情況下，長官們就求救於「以夷治夷」的辦法：任命了一個從別處緊急調來的帶著一批幫手的「狗腿子」當章圖依的管理主任。他們在第一晚就捅死了三個盜賊，這才開始稍稍安定下來。
有一則諺語早就預見到：賊死於賊手。群島教父們依照先進學說把這些社會親近分子繁殖得超過了任何限度，使自己都已經吃不消了，除了對他們實行分而治之，很使他們彼此動刀子（戰後年代盜竊犯與「母狗」的戰爭震撼了群島）之外，就沒有了別的出路。
當然，盜竊犯們儘管外表上多麼放任，他們在懲戒營的日子也是不好過的，他們也正是想利用這種囂張行為從這裡脫身出去。像一切寄生蟲一樣，生活在可以供他們吸取養分的人們中間對他們更有利些。有時，為了不去例如著名的沃爾庫塔石灰廠之類的懲戒營，盜竊犯甚至把自己的手指砍下來。（戰後年代對某些累犯甚至在法院判決書上就寫好：「在沃爾庫塔石灰廠關押。」上面就把螺釘擰緊了。）
在那裡，大家都隨身帶著刀子。「母狗」和盜竊犯每天都互相宰殺。廚子（「母狗」）任意盛菜湯：有的結得稠，有的給得稀，有的就乾脆往腦門上給一勺。派工員拿著一根鋼筋走來走去，嗖的一聲就把人當場抽死。「母狗」們身邊養著一些男孩，供玩男色之用。有三種工棚：「母狗」工棚、盜竊犯工棚和「福來兒」工棚。「福來兒」——做工：在勞改營附近的低處開採石灰，然後把石灰石用擔架抬到山崖上來，在那裡堆成圓錐形，裡面留下煙到；點火焙燒；然後在濃煙、煙炱、粉塵中把灼熱的石灰攤開。
在治達勞改營裡，巴揚戈爾懲戒區是聞名的。
在還沒有該受懲罰的犯人的時候，先給克拉斯拉格的列伍奇懲戒獨勢點送去了一批「核心勞力」，即一百五十來個毫無過錯的身強力壯的犯人（儘管那是個懲戒點，可是上頭要求勞改營長官完成生產計劃，那隻好把普通的苦力們硬打進懲罰點了！），然後再送去盜竊犯和按五十八條判刑的長刑期犯人——重罪犯。盜竊犯們已經有點怕這些重罪犯，因為這些重罪犯已經揹著二十五年，在戰後的環境裡殺死一個盜賊不會再使自己的刑期加長，這已經不會像在運河工地上那樣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搗亂。
列伍奇的工作日表面上似乎是十一個小時，但實際加上到森林上工來回走路（五至六公里）就成了十五小時。早晨四點三十分起床，回到營區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犯人體力很快就耗盡了，於是出現了拒絕出工的犯人。在一般派工出發後，讓拒絕出工的犯人在俱樂部排好隊，派工員走來走去挑選誰該強制出工。這樣的拒絕出工犯人腳上穿著樹皮鞋（「鞋襪當令」，零下六十度），身上穿著破爛的外套，被推出區外——在那裡嗾使五條狼狗向他們撲去：「上呀！」狗把拒絕出工犯人拽翻在地，又撕又抓。這時便把狗叫回，一箇中國人趕著一輛掏糞的牛車過來，裝上拒絕出工者運到工地，從路堤上把車上的人推進一片凹地。作業班長廖沙·斯洛博達在下面等著，用棍子打他們，直到他們爬起來給他幹活為止。他們完成的工作量，他記在自己作業班的帳下，而他們所得到的是三百克的麵包——關禁閉的口糧。（想出這套階梯式辦法來的人——可算得是個小斯大林！）
加林娜·約瑟福夫娜·謝列市裡亞科娃！為什麼你不寫這種事情呢？為什麼你的主人公們蹲在勞改營裡什麼事也不做，不到哪兒去勞動，而只是談論列寧和斯大林呢？
五十八條的一個普通苦力要在這種懲戒勞改點上活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鐵勞改營的懲戒派出分點上（長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發生過人吃人的現象：把人大卸八塊，煮了吃。
這恰恰是發生在我國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以後。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麼地方給自己修建了養老的私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