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在一張大桌上鋪開我們祖國的大幅地圖。請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鐵路樞紐，所有鐵路線與河道、河道與土路聯結處的轉運站打上粗大的黑點。這像是什麼呀？莫不是整張地圖都落滿了傳播病菌的蒼蠅？告訴你吧，你們得到了一張宏偉的「群島港口分佈圖」。
誠然，這不是亞歷山大·格林招引我們去的迷人的港口，那裡人們在小酒館裡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兒們獻殷勤。這裡也沒有溫暖的藍色海洋（這裡洗澡水規定一人一公升。為了方便，四個人的四公升合倒進一個盆裡，請一塊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羅曼蒂克——骯髒、臭蟲、粗話、胡鬧、語言混雜、鬥毆——這裡是綽綽有餘的。
沒有經歷過三五個遞解站的犯人是少見的；很多人能記起十來個，而古拉格之子們能夠毫不費力地數出半百。只不過它們在人們的記憶中混成了一團，因為它們彼此雷同：毫無知識的押解隊；昏頭昏腦的根據案情的點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嚴寒中的長久的等待；更長久的脫光衣服的搜身；不講衛生的推頭；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氣熏天的廁所；散發黴味的走廊；永遠擁擠憋悶並且幾乎永遠黑暗潮溼的監室；地上或板鋪上貼在你兩邊的人肉的暖氣；木板釘成的枕頭的稜脊；夾生的、幾乎是流質的麵包；好像用青貯飼料煮成的菜湯。
如果誰有準確的記性，能夠分別回想得起每一個地方，那麼這個人就不必在國內旅行了，因為根據遞解站他已經熟悉了全國的地理。新西伯利亞城？知道，去過。棚屋很結實，是用粗原木搭的。伊爾庫茨克？那兒的窗戶是分幾次用磚頭砌嚴了的，還能看出沙皇時代的老樣子。每次砌的磚都不連線，中間留下了細縫。沃洛格達？對了，是一座有塔樓的古老建築。廁所是上下間。樓板朽了，樓上廁所往下漏水。烏斯滿嗎？那還用說！臭烘烘的牢房，蝨子都滿了，是圓拱屋頂的古式結構。監室裡頭填的可實在啦：每當犯人起解的時候，隊伍能拉半個市區長，你簡直想象不出是怎麼裝在裡面的。
最好不要對這樣一個行家說你們知道還有一些城市是沒有遞解站的，不要去惹惱他。他會向你確切地證明，這樣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說得對。薩里斯克？解犯在那裡是關在暫羈室，和受偵查人關在一起。每個區中心都是這樣辦。這跟遞解站有什麼不同？在索裡-伊列茨克嗎？有遞解站！在雷賓斯克？設在修道院的第二監獄是幹什麼的？哦，那裡可安靜啦。院子是石板鋪的，空蕩蕩的，古老的石板長滿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頭的，挺乾淨。赤塔嗎？第一監獄。在納烏施基？那兒不是監獄，是個遞解勞改營，都一樣。在托爾日卡？也設在修道院裡。
你要明白，親愛的先生，沒有遞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處都有法院在開庭。怎麼樣把犯人送到勞改營去？坐飛機嗎？
當然，遞解站並不盡然相同。但是要說哪個好點，哪個壞點——那是爭不出結果的。三四個犯人湊在一堆，每人必定誇獎他「自己的」那一個。
「雖說伊萬諾沃遞解站算不上什麼有名的。可是你去問問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個冬天在那兒蹲過的人。獄裡不失火——可是非但凍不著，而且上層鋪的人連衣裳也穿不住。為了不憋死，窗戶上的玻璃全給打掉了。二十一號監室定員是二十人，實際關了三百萬十三！板鋪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塊板子睡人。破窗戶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氣。板鋪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極之夜：沒有一點亮光。板鋪上的和站在過道里的人把光線全擋住了。通往便桶的過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須踩著板鋪的邊緣爬過去。吃的東西不發給個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個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鋪板下面，直到它發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額。這一切還可以忍受過去，但是車頭們卻好像是抹了松節油一樣，沒完沒了地把犯人們從一個監室趕到另一個。剛剛安頓下來，——「起——來——！換監室！」又得去搶地盤。造成超員的原因是這樣的：三個月沒讓洗澡，蝨子大繁殖，蝨子引起了腿部潰瘍和傷寒病。為了防止傷寒病蔓延，遞解站被宣佈隔離，四個月沒有傳送解犯。
「夥計們，問題不在伊萬諾沃監獄本身，關鍵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說犯人，就連遞解站的石頭也擠得哎喲叫喚了。伊爾庫茨克的也一樣，它也算不了什麼特別的遞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獄醫們連往監室裡伸伸頭都不敢，只在走廊裡轉悠。牢頭朝監室裡喊；‘昏迷過去的——快出來！」
「三七年，夥計們，經過西伯利亞往科雷馬去的人流沒有斷過，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馬去的輪船一個月只能運三萬。可是莫斯科不管這一套，一個勁兒地朝這邊轟人。結果積壓了十萬。明白了嗎？」
「誰數過？」
「該數的人數過。」
「如果說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遞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頂多有四萬人。」
「可是一卡在那兒就是好幾個月。臭蟲滿床爬，像蝗蟲一樣！一天給半杯水：再多沒有了！沒人去運水！有一個隔離區全是朝鮮人，害痢疾死光了，一個不剩！我們的隔離區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們蓋一座停屍房，叫犯人拉車運石料。今天你運料，明天人家運你。到秋天斑疹傷寒又傳染開了。我們也採取這個辦法，屍首不發臭味我們不交出去，照領他的口糧。藥品是一點雞沒有。我們爬到隔離區邊上求他們——給點藥吧！瞭望塔上就朝我們開槍。後來把傷寒病人集中到一間單獨的棚屋。也來不及全都抬進去，從裡面出來的也沒有幾個。那兒的板鋪是兩層的。上頭的發著高熱，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鋪的人身上澆：那裡躺著一千五百來人。衛生員全是盜竊犯。他們從死人嘴裡拔金牙。就是對活人他們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做的事……」
「為什麼老說你們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諾灣，第五隔離區，——不想說嗎？三萬五千人。也是一連呆好幾個月！又是因為解決不了去科雷馬的運輸問題。不知道為什麼原因，他們每天夜裡把人們從一間棚屋趕到另一間，從一個隔離區趕到另立個。就跟在法西斯那兒一樣：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個不剩地出來！’而且都得跑步！幹什麼都得跑步！押著一百人去領麵包——跑步！領菜湯——跑步！什麼食具也沒有。菜湯能盛在哪兒就盛在哪兒——用衣襟兜著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運來的，沒東西舀，就開啟口子讓它自己流。誰能把嘴湊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們在水箱前頭幹起架來——瞭望塔上就朝他們開了火！和在法西斯手裡一樓一樣。烏斯維特勒的長官捷列維延科來到現場。一個空軍駕駛員當著大夥的面向他走過去，扯開胸前的軍裝上衣說：‘我有七顆戰功勳章！誰給你們權利朝隔離區開槍？’捷列維延科說：‘我們今天開了槍，將來還要手槍，一直到你們學會守規矩。’
「不，夥計們，這些還不算遞解站。基洛夫遞解站才是真格兒的！不說什麼情況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來說吧——基洛夫遞解站監室的房門要靠兩個牢頭用皮靴硬把人蹬進去才能關上。九月間（基洛夫市以前叫維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邊上），三層板鋪上所有的人都熱得脫光了衣裳坐著——說‘坐著’是因為根本沒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頭坐，一排人靠床腳坐。過道的地上也坐著兩排，中間還有一排人站著。他們互相倒換。背包拿在手裡或者擱在膝蓋上，因為沒有地方擺。只有盜竊犯寬寬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視窗的二層鋪。臭蟲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們直接從天花板上俯衝轟炸。人們就得這樣熬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我本來也想插進去談談勝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紅色普列斯尼亞。可是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夜間總還能伸直腿，臭蟲也還算溫和，只是蒼蠅整夜在強烈的燈光下把我們這些熱得光著身子，汗水淋淋的人們叮得難受。不過這實在算不了什麼，拿這個來誇耀實在害臊。我們一動彈就一身汗，吃完飯身上簡直跟’下雨一樣。在一間比普通單元房間稍大一些的監室裡裝了一百人。我們擠得死死的，地面上沒有下腳的空當。兩個小窗戶被鐵皮「籠口」擋著，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風，反而被太陽曬得滾燙，朝監室裡散熱氣。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這個具有光榮的革命名稱的遞解站。沒有人去參觀。咳，哪能參觀！它到今天還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著走遠——它緊挨著諾沃霍洛舍夫環行鐵路。
正像遞解站本身是沒頭沒腦的一樣，關於遞解站的談論也都是沒頭沒腦的，所以本書的這一章也八成會寫成這個樣子：不知道該首先抓住什麼好，介紹哪一個好，開頭說點什麼好。遞解站裡積壓的人越多，它就變得越加沒頭沒腦。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對於古拉格也沒有好處。可是人們仍是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滯留在裡面。遞解站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廠：口糧麵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磚用的那種擔架運送；冒熱氣的菜場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裡面，用撬槓插進孔眼裡抬著走。
科特拉斯遞解站比許多別的站更加緊張，更加開誠佈公。更緊張是因為它是通往整個歐俄東北部的門戶，更開誠佈公是因為它已經處在群島的腹心地帶，不需要對什麼人躲躲閃閃。它就是一塊空地，上面用板牆分隔成許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鎖。儘管一九三0年流放農民的時候，曾有過稠密的人口在這兒定居（應當設想當時在他們頭頂上是沒有房頂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釘成的……帆布頂的搖搖欲墜的棚屋仍是遠遠容納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溼潤的雪花下，或冒著開始冰凍的寒氣，人們露宿在這裡的地面上。誠然，人家不讓他們這樣直挺挺地凍僵，不斷地點人數，用清查（那裡同時曾達到二萬人）或者夜間突然搜身的辦法給他們提精神。後來在這些方格子裡面支起了帳篷，有的格子裡用原木搭起了兩層樓高的房屋，但是為了合理地節約造價，當中不鋪設樓板，而是直接搭設多達六層的板鋪，板鋪的兩側釘著直上直下的腳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氣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樣踩著它們爬上爬下。（這種結構對於海船比對於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體都住進了有頂的屋子，這時候就只能容納下七千五百人了。這些人當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屍房抬死屍的擔架一會兒也歇不住。（有人會反駁說，這完全說得過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週轉率之下，每一個人可以拖五個月之久。不錯，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機——勞改營的勞動還沒有開動呢。現在這種每天百分之零點七三的損耗是純縮水率，並非任何一個蔬菜倉庫都能容許這種比率。）
越深入群島的腹地，混凝土築成的港口越顯眼地變成了木樁結構的碼頭。
卡拉巴斯——卡拉幹達附近的一個遞解站——這個字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通名詞。在幾年之內經過這裡遞解的犯人達到五十萬（尤里·卡爾貝一九四二年經過那裡的時候，登記號碼已經是四十三萬三千多號）。關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牆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帶上東西，統統趕到屋外，由美術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畫出地毯的花樣。晚上犯人們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別的遞解站更有變成博物館的價值。可是，嗚呼，已經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現在是一座鋼筋混凝土製件廠。
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遞解點（北緯63
）的營地是一些支在沼澤地上的窩棚！用樹根紮成的骨架上蓋著一塊四邊不著地的破帆布帳篷。窩棚裡面的雙層鋪也是用樹棍（連枝權都沒有削乾淨）搭的，中間的過道同樣用樹根鋪成踏腳板。白天稀泥從踏腳板縫裡撲哧撲哧
地往上冒，夜晚凍得梆梆硬。隔離區裡各個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細脆搖顫的小樹棍鋪成的。由於身體虛弱而變得行動笨拙的人們時而在這裡或那裡閃進水裡或爛泥裡。一九三八年克尼亞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沒有一天變過樣：麥屑粉和魚骨頭熬的糊糊。吃這東西比較方便，因為缽子、缸子和勺子之類的東西遞解站一概沒有，囚犯們自己更沒有；可以讓他們幾十人一批到大鍋邊排隊，用長柄勺把糊糊舀在他們的便帽、皮帽、衣襟裡。
在同時蹲過五千人的沃格沃茲金諾遞解點（它離烏斯特-魏姆幾公里遠。讀到這一行以前，哪一位讀者知道有一個沃格沃茲金諾？有多少個這類不知名的遞解站！請將它們全都乘以五千吧！），供應的食物是稀湯，但是照樣沒有缽子。然而也想到了辦法（我們俄羅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領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菜場倒在洗澡盆裡，一次發十個人的，讓他們你爭我奪地搶著喝吧。
誠然，在沃格沃茲金諾沒有人蹲過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過，是那些只剩一口氣的傢伙，所有勞改營都不接受）。
在群島上著的生活風貌面前，文學家的想象力實在驚人地貧乏。當他們想寫出點有關監獄的最可譴責、最醜陋的東西的時候，總是拿便桶作為非難的物件。便桶在文學中變成了監獄的象徵，屈辱和汙穢的象徵。噢，全是無知妄說！難道便桶是囚犯們的災難嗎？它是獄吏們最仁慈的發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從監室裡沒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間開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亞的某些監獄裡面是沒有便桶的，因為不夠用。事先沒有準備下那麼多——西伯利亞的工業跟不上大逮捕的規模。倉庫裡發不出新建監獄需要的便桶。老監獄裡倒是有便桶，可是又舊又小，這時候唯一明智的辦法是把它們取消，因為在人數猛增的情況下，跟沒有一樣。例如，米努辛斯克監獄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進去過，因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車去流放地的），現在裝一萬人。那就是說每一隻便桶應當增大二十倍！但是它並不能增大呀……。
我們俄國人的筆寫東西從來是粗線條的，我們經歷的事情可謂多矣，但是描寫出來，揭示出來的幾乎等於零。在慣於通過顯微鏡觀察生活的微小細胞、慣於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搖晃試管的西方作者們的筆下，處在超員二十倍又沒有便桶而且一晝夜只許出來解一次手的監室裡的人類心靈的惶亂情狀，可以寫出一部長篇的史詩，可以再寫出十卷《追憶似水年華》！當然有許多情節是他們不知道的：在帆布風帽裡小便的辦法他們就想不出來；另一個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長統靴裡的忠告，他們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實這項忠告是經驗豐富的智慧的結晶，它決不是叫你毀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為提桶。它的意思是：脫下一隻靴子，倒過來，把靴筒往外翻上來——於是就形成了環槽狀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個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們知道米努辛斯克監獄裡下述的獄規的話，他們將能以多麼曲折細微的心理描寫去豐富他們的文學啊（而且決不會冒重複著名大師們的手筆的危險）！在這個監獄裡，飯缽子四人只發一個，飲用水每天每人發一缸子（茶缸子倒夠用）；可能出這樣的事：四人中的一個竟然利用公共的缽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飯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缽子。這將出現一場怎樣的衝突！怎樣的四種性格的頂撞！多少微妙的差別！（我不是說笑話，只有這時候才顯露出一個人的底蘊。只不過俄國人的筆沒有工夫去描寫這些，俄國人的眼睛也沒有時間去讀它。我不是說笑話，因為只有醫生才能告訴你，在這樣的監室裡呆幾個月就能永遠毀掉一個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葉若夫時代也沒有被槍斃並且在赫魯曉夫時代恢復了名譽。）
你看，我們還幻想過在港口裡休息一下，鬆快一下呢！在「澤克車廂」包房裡擠成一團的那幾天幾夜裡，我們是怎樣地幻想著遞解站啊！想的是在這裡我們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這裡我們可以足足地喝到涼水和打到開水。想的是在這裡不會再強迫我們用自己的東西向押解隊去贖買自己的口糧。想的是在這裡會供給我們熱食。最後還想著會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熱水裡浸一浸，那時渾身就不會這麼癢了。「烏鴉車」裡我們的腰撞得生痛，從一側摔到另一側；押解隊朝我們吼叫：「挽臂！」、「抓腳跟！」我們暗暗鼓勵自己：「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快到遞解站了！到了那裡就好了……」
可是到了這裡，即使我們一部分夢想能夠變為現實，也總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掃興。
洗澡房裡會遇到什麼你永遠說不準。忽然他們動手剃光女人的頭髮（紅色普列斯尼亞，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讓清一色的女理髮員給我們一長串光屁股的男人剃頭。在沃洛格達的蒸氣浴室裡，胖大嬸莫吉亞吆喝著：「男人們，排好隊！」然後用蒸氣管子朝整排男人們身上放氣。伊爾庫茨克遞解站的見解不同，認為洗澡房服務人員全部是男性並且由男子漢在女人們的兩腿之間塗抹焦油軟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亞城遞解站裡那樣，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裡的水龍頭只流涼水；囚犯們鼓起勇氣要求首長來看看；來了一個大尉，他竟滿不在乎地親自伸手到水龍頭下面試了試，然後說：「我告訴你們，水是熱的，懂嗎？」至於有的地方洗澡房裡根本沒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爐裡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強迫洗完澡的犯人們赤身光腳在雪地裡跑到另一處去取衣物（羅德尼查，第二白俄羅斯方面軍反間諜機關，一九四五年），我們已經說膩了。
一跨進遞解站，你就會發現在這裡掌握你命運的不是看守員，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這些人不管怎麼說總得遵從一點成文的法律。這裡掌握你命運的是遞解站的雜役。是那個前來招呼你們這批新到解犯的，臉色陰沉的洗澡房服務員：「喂，法西斯老爺們，去洗澡！」；是那個手拿一塊寫字用的三合板墊板，兩眼在你們的行列裡搜尋，催你們快去幹活的派工員；是那個剃光的頭上留著一撮長毛、摸著一卷報紙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兒卻瞟著你們行囊的教育員；還有另外一些你們認不出來的雜役，他們正用x光般的視線透射著你們的皮箱。他們彼此多麼相像啊！在你們短短的遞解途中你們好像在什麼地方已經見過這一幫傢伙，雖不像他們這樣乾淨整齊，但同樣是露著殘忍的獠牙的畜類。
是了，又是那些盜竊犯！又是那些烏喬索夫歌頌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裡，野獸謝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亞……只不過他們現在已經不是蹲在鐵窗裡面，他們已經洗乾淨、穿整齊，成了官方人物，神氣活現地維護著紀律——只要我們遵守的紀律，如果有人帶著一點想象力仔細端詳這一些嘴臉，他甚至可能得出這樣的印象：他們也是從我們俄羅斯的根上生出來的，一度曾是一些農村孩子，他們的父輩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羅霍爾、古裡之類的鄉下人。他們的身體構造甚至和我們的都有點相似：兩個鼻孔，兩隻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緋紅色的舌頭是用來吞入食物和說出一些俄羅斯話音的，只不過用詞和我們完全不同罷了。
任何一個遞解站的首長都會找這個竅門：所有編制內職務的工資都可以付給呆在家裡不上班的親屬或者由監獄頭頭們私分。監獄裡的差事只要你吹一聲口哨，社會親近分子中自報奮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們只圖一點，就是可以在遞解站繫纜，從此不下礦井，不上礦山，不進泰加森林。這些派工員、文書、會計、教育員、浴室服務員、理髮員、保管員、炊事員、洗碗工、洗衣工、縫補匠——全都是遞解站的永久居民。他們領的是犯人口糧，算在監室的名額裡，但是他們不用首長關照也自有辦法從大夥房裡或者解犯的包袱裡撈到額外的食物和油水。這些遞解站的雜役們認準了，隨便哪個勞改營裡也不會比他們現在舒服。我們落進他們手裡的時候，還是沒有被搜刮乾淨的，所以他們要美美地敲我們一槓子。在這裡他們甚至代替看守員對我們進行搜查。搜查之前勸我們把錢交給他們保管並且像煞有介事地開列一個什麼清單，可是清單和錢一起馬上就不翼而飛了。「我們把錢交上去了！」「交給誰了？」走來的軍官驚奇地問。「就是剛才在這兒的那個人！」「具體是誰？」在場的雜役們都說沒有見到……「你們為什麼要把錢交給他？」「我們以為……」「以為個屁！少以為點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們勸我們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脫衣間裡。「沒人拿你們的！誰要你們這些東西！」我們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帶進浴室去。回來：毛衣不見了，毛皮手套不見了。「什麼樣的毛衣？」「灰的……」「噢，那準是它自己跑進洗衣房了！」他們有時也很講信義地收取我們的東西：作為替我們把箱子送進貯藏室儲存、把我們關進沒有盜竊犯的監室、儘快地起解、儘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務的酬勞。他們唯一不幹的事是直截了當地搶劫。
「這些人可不是盜竊犯！」我們當中的內行們解釋給我們聽。「這些人是‘母狗’．是給監獄當差的。他們是正經扒手們的敵人。正經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裡的。」但是這一套對於我們這些家兔們的腦子是太難懂了。他們的派頭都一樣，他們身上刺的花紋也都一樣。也許這一幫是那一幫的敵人，可全都不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明擺著的事兒……
這時候，他們叫我們在院子裡緊挨監室窗戶的地面坐下。窗戶都有「籠口」，看不到裡面，但是裡面有人用沙啞而善意的聲音忠告我們：「鄉親們！這兒有規矩：凡是茶葉、煙末之類散裝的東西，搜身的時候都要沒收。誰有，快擺到這兒來，撂進我們窗戶裡來。我們以後還給你們。」我們能知道什麼？我們是「福來兒」，是家兔。說不定真地要沒收茶葉和煙末。我們在偉大的文學著作裡面談到過囚犯之間普遍的團結精神，囚徒是木會欺騙囚徒的！稱呼得那麼親熱——「鄉親們！」。我們把煙荷包撂給他們。純種的扒手們在裡面接住，然後傳出鬨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們！」
「別想在這兒講理！」「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這就是遞解站迎接我們的標語，儘管並沒有掛在牆上。「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看守員、押解員、盜竊犯全都向你重複這句話。你已經被沉重的刑期壓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樣鬆一口氣，而周圍的人想的是怎樣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設法對本來已經精神頹喪和孤立無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層壓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爾基遞解站的一個看守員無能為力地搖著頭說。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負擔似地把自己那件軍官大衣交給了他——不是白給的，是交換兩顆蔥頭。去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麼用？你沒有看見紅色普列斯尼亞所有的看守員都穿著公家從來沒有發過的鉻鞣革的大皮靴嗎？這全是盜竊犯在監室裡弄來然後轉手給他們的。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麼用，如果連文教科的教育員都是盜竊犯並且由他們給政治犯寫鑑定（克麥羅沃遞解站）？在羅斯托夫遞解站能夠要求管束盜竊犯嗎，如果那地方正是他們自古以來的老窩？
據說一九四二年在高爾基遞解站幾個被捕的軍官（加甫裡洛夫、軍事技術員謝別金等人）竟然奮起反抗，痛打盜賊，硬把他們整服帖了。但是對這種事一般都當做傳奇看待：只在一個監室裡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長時間？藍邊帽是幹什麼吃的，能讓異己分子打親近分子？至於有人說，四0年科特拉斯遞解站小賣部旁邊盜竊犯從政治犯手裡搶錢，政治犯動手狠揍他們，別人制止不住，這時候警衛隊帶著機關槍開進隔離區來保護盜竊犯——這種事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這完全像真的。
糊塗的親人哪！她們在外面奔走借貸（因為家裡沒這筆錢），給你們捎進東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後的奉獻。殊不知這些禮品是有毒的，因為它會把你由一個飢餓但是自由的人變成一個驚恐不安和膽小如鼠的人。它會使你喪失那剛剛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結的堅韌，這兩者才是你進入深淵之前唯一需要的東西。哦，關於駱駝和針眼的睿智的寓言啊！這些身外之物不允許你走進精神解脫的天國。你在「烏鴉車」裡看到，別人也帶著和你一樣的口袋。盜竊犯們朝我們狺狺狂吠：「帶爛包袱的畜牲們！」但是他們只有兩個人，我們有五十來個，他們暫時沒有動我們。現在我們在普列斯尼亞監獄交接處已經被關押了一天多。因為擁擠，兩腿只得盤在身子底下，坐在骯髒的地面上。但是我們誰也無心觀察周圍的生活，因為我們的心都放在怎樣寄存箱子上。雖然寄存東西被認為是我們的權利，然而僅僅是因為這兒是莫斯科的監獄，又看到我們當時還沒有完全喪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員們才勉勉強強地答應替我們辦這件事。
一塊石頭落地！——東西收下了（這表示我們將不在這一個遞解站把它們貢獻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還在我們手裡晃盪著。由於我們這一批「海狸」過分集中，他們把我們分散到各個監室。我和瓦連金被關進同一個監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別庭決定上簽名的那個人。當時他曾經激動地提議要在勞改營裡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這個監室還沒有填滿；過道空著，板鋪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傳統，二層鋪果然是由盜竊犯佔據的：頭頭們靠視窗，小哥兒們稍遠點。下鋪躺著中立的灰色人群。沒有人向我們進攻。我們這兩個沒有經驗的人事先沒有好好考慮，也沒有朝四面瞧瞧，撲在瀝青地上就往鋪底下爬。我們認為在那兒一定會很舒服。板鋪很低，大塊頭的男人要平趴下貼著地面才能鑽進去。我們爬到了。現在我們將要悄悄地躺在這兒，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層的昏暗中，傳出一陣無言的蟋蟋聲，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偷偷地爬過來。這些傢伙還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歲，但是刑法典規定也可以抓這樣的。他們已經按盜竊罪受過審判，現在來到這裡向他們的賊師父們繼續學藝。師父們現在放他們出來向我們襲擊了！他們一言不發地爬到我們身邊，十來隻手同時生拉硬拽，把我們身邊和身下的財物搶個精光。幹這營生的時候，他們不說一句話，只是惡狠狠地喘著粗氣。我們掉進了餡餅：既站不起來，又不能動作。不到一分鐘，他們就拽走了裝著鹹肉、砂糖和麵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們卻像傻瓜一樣躺著。我們的全部給養已經不戰而棄，現在雖然可以繼續躺著，但是已經根本躺不下去了。我們可笑地用兩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鋪外面坐起來。
難道我是個膽小鬼？我原來覺得並不是。在開闊的草原上我曾鑽進過炮彈爆炸的火網，我曾敢於乘車通過明知埋設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當我把炮兵連帶出包圍圈並且再次返回去搶出一輛打壞了的「嘎斯」的時候，我始終是十分鎮靜的。那麼我為什麼不揪住一隻這樣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鮮紅的嘴臉按在瀝青地上使勁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衝著他們的頭頭們去吧。不能……。在火線上有一種附加的意識（也許全然是虛假的）使我們變得堅強：是我們軍人的團結感？是我個人行為的適當感？是義務感？然而此時此地卻是無所適從的。沒有條令。一切全要憑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來，朝他們的一個頭目轉過身去。在緊挨視窗的二層鋪上，所有搶去的食品都擺在他面前：小耗子們一星半點也沒有往嘴裡放，他們有紀律。這個賊頭的腦袋的前半部分，即兩足類身上通常稱為面孔的那個部位，是大自然懷著嫌惡與憎恨的心情捏塑出來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獸生活使他變成了這個樣子。歪斜松垂的臉肉，低額頭，原始社會的刀疤和門牙上鑲的現代的鋼齒冠。他的一雙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標而決不能觀賞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這雙小眼看著我，好像一頭野豬注視著馴鹿，他深知隨時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