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等著。而我做了什麼呢？蹦上去哪怕在這獸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來回到過道里？瞎，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個卑劣的人嗎？在這以前我一直覺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奪、被屈辱了以後，再乖乖地肚皮貼著地爬回板鋪下面，我覺得太委屈了。我恨懣地對賊頭髮話，我說既然你們搶走了吃的，至少該在鋪上給我們騰個位子。（嗯，作為一個城裡人，作為一個軍官，這不是個很自然的要求嗎？）

結果呢？賊頭同意了。要知道我這就等於自願放棄了鹹肉，等於承認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等於暴露出與他的觀點相似——他也會趕走最弱者。他命令兩個灰色的中立人物離開靠視窗的下鋪，把位子讓給我們。那兩個人順從地離開了。我們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對於我們的損失我們還難過了一陣子（我的馬褲沒有引起盜賊們的興趣，這不是他們的制服。可是一個扒手已經在摸瓦連金的毛料褲子。他看中了這東西）。只是天快黑的時候我們才聽到鄰人的悄悄的責難：我們怎麼能央求盜賊們的庇護，把兩個自己人趕到鋪底下去？也僅僅是在這時候我才像被針扎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臉發燒了（以後許多年，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還是臉紅）。睡在下鋪的灰色囚犯們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員。我不是在不久以前還發誓和他們共命運嗎？怎麼這會兒就已經把他們往鋪下趕了？誠然，當盜竊犯欺侮我們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出來替我們說話——但是既然我們自己都不戰鬥，他們為什麼要為我們的鹹肉去戰鬥？足夠多的殘酷戰鬥早在戰俘營裡就已經使他們失去了對高尚行為的信念。畢竟他們沒有做過有損於我的事，而我卻做了損害他們的事。

我們就是這樣像一窩小豬一樣用腰，用鼻頭衝撞著、衝撞著，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們會變成人……為了變成人。

但是，即使對於一個新犯人，儘管他在遞解站被剝一層皮，去一層殼，遞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夠逐步地向勞改營過渡。因為一步完成這樣的過渡是人的心臟經受不起的。他的意識不可能馬上在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過渡。

還有，遞解站給予他一個和家庭聯絡的表面機會。他在這裡寫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時候是告訴家裡他沒有被處決，有時候是通知發配的方向。總之，是一個被偵查的，用犁頭反覆翻耕過的人初次寫家信的時候使用的那些不習慣的字眼。在家人的記憶中，他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他已經永遠不會再成為原來的那個人了——這一切會像電光一閃似地通過幾行歪歪斜斜的字跡呈現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這是因為遞解站雖然准許寫信，院子裡也掛著個郵箱，但是紙和筆均不可得，更談不到削鉛筆的工具。不過總能搞到一張展平了的馬合煙包裝紙，或者一張包砂糖的紙。另外，監室裡面總歸會有人藏著鉛筆。於是幾行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便寫成了。這幾行字將成為家庭今後是合是分的契機。

喪失理智的女人們有時候還會憑著這封信冒冒失失地長途跋涉到遞解站來，想見到丈夫一面，儘管這裡永遠不會准許他們會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東西給她的丈夫添累贅。這樣的婦女當中有一個，據我看，提供了為所有這些妻子們樹立一座紀念像的標本，並且連建立這座塑像的地點也指定了。

事情發生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間是一九五0年。這個站設在一片窪地裡（然而從那裡卻可以看見伏爾加河上的日古裡峽口）。一道雜草叢生的高峻的山樑矗立在它的近旁，環抱著窪地的東側。山樑在隔離區以外，整個地勢很高；我們從下方看不到從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樑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現，偶爾見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亂跑。在一個陰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現了一個城市打扮的婦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們這裡觀望，緩緩地轉動著身體。這時候，三間擁擠的監室裡的犯人們正分別在各個院落裡放風。她希望在下面的這個深淵裡從三百個失去個性的螞蟻當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個！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誠之心能給她以啟示呢？她一定是因為探視本能獲准才攀上了這座商丘。各個院落裡的人都發現了她，都凝望著她。在我們這窪地裡沒有風，可是那山樑高處風卻吹得很疾。她的長裙、短衣、頭髮被疾風掀起、扇動，好像是為了披露她內心全部的愛情，全部的憂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視著遞解站的山樑上，採取她站立的姿勢，面朝著日古裡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這樣的婦女的石像，也許能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們稍許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為什麼好久沒有人上去趕開她，可能是警衛隊懶得爬山。後來終於有一個當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揮手，——把她趕走了。

遞解站還能開啟囚犯的眼界，讓他看到廣闊的事物。俗話說，雖然忍飢挨餓，但是過得快樂。在這裡的永不休止的流動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敘述和交談中（在勞改營裡是不敢這麼說話的，那裡到處都害怕碰上行動人員的觸鬚）——你漸漸耳目清新，豁然開朗，心明眼亮，對於你自己、對於你的人民甚至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開始能夠更好地理解。有時候，被推進監室裡來的一個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訴你一些在書本里永遠讀不到的新鮮事。

監室裡忽然關進來一個奇蹟般的人物；一個有著羅馬人臉型的高個子的年輕軍人，頭上仍然保留著淡黃色的鬈髮，穿著一身英軍制服，好像是一個直接來自諾曼底海岸的登陸部隊的軍官。他走進來的時候態度非常高傲，似乎預料著所有的人都會在他面前肅然起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現在走進了朋友們之中：他已經被關了兩年，但是一次也沒有進過監室。他被秘密地裝進單獨的包房裡，直接運到這個遞解站。現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於疏忽還是故意地，關進了我們這間集體馬廄。他在監室裡走了一圈，見到一個穿德國軍服的國防軍軍官，便用德語和他攀談起來。可是沒說幾句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看樣子如果帶著槍，他們馬上就會動武。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覆向我們灌輸說，西線的戰爭是裝樣子的，所以看到他們之間這麼仇恨，我們甚感奇怪。這個德國人在我們當中躺了那麼久，我們這些俄國佬並沒有跟他發生過沖突，相反卻經常在一道說笑。

如果不是艾裡克·阿爾維德·安德森倖免剃光的頭髮（這是全古拉格的奇蹟），如果不是他那洋裡洋氣的派頭，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語、德語、瑞典語，他講出來的事情恐怕誰也不會相信。據他說，他是瑞典的一個不止是百萬富翁而是億萬富翁（好吧，就當他吹了一點牛）的兒子，是德國英佔區司令官羅伯特將軍的外甥。作為一個瑞典公民，戰爭期間他以一名志願者的身份在英軍中服役，真的參加過諾曼底登陸。戰後，他成為瑞典軍隊的一名職業軍官。然而他一直對考察社會制度懷著興趣。對社會主義的嚮往超過了對父親的資本的留戀。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抱著深厚的同情，而且當他作為瑞典軍事代表團成員訪問莫斯科的時候，他還通過親眼所見確信了它的繁榮昌盛。主人為他們舉行宴會，邀請他們到鄉間別墅。在那裡他們可以不受阻礙地和普通蘇聯公民——漂亮的女演員們——接觸。她們都不忙著去工作，都很樂意陪他們消磨時間，甚至私下在一起。這樣最終地確信了我國社會制度的勝利之後，艾裡克回到西方就開始發表一些捍衛和盛讚蘇聯社會主義的文章。這終於成了他毀滅的禍根。在這幾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蘇聯正從各個縫隙裡蒐羅願意公開和西方決裂的西方國家進步青年（似乎如果能湊足十來二十個這樣的人物，西方就會發抖和崩潰）。根據艾裡克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被內定為一個合適的物件。他當時在西柏林服務，妻子留在瑞典。由於可以諒解的男性的弱點，艾裡克時常去東柏林和一個未婚的德國女人幽會。在一個夜間，就在她那裡被人捆綁起來（「去找大娘，進了牢房」這句俄國諺語說的就是這種事兒吧？大約早已經是如此辦理的，他並不是頭一個）。他被帶到莫斯科，葛羅米柯在斯德哥爾摩曾經在他父親家裡吃過飯，和艾裡克相識。現在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這個年輕人公開咒罵整個資本主義和他父親。作為代價，他答應這位公子在我國立即得到終生的資本主義式的物質享受。但是令葛羅米柯吃驚的是，雖然艾裡克在物質上不會受到任何損失，但他卻勃然大怒，說了一大堆難聽的話。他們仍不相信他能夠死硬到底，便把他軟禁在莫斯科郊區的一座別墅裡面，供養得像童話中的王子（有的時候對他也實行「殘酷迫害」：拒絕接受他預定的第二天的選單，他原來點的是筍雞，卻忽然給他端上一盤煎牛排），在他周圍擺滿了馬、恩、列、斯的著作。這樣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過來。奇怪的是連這也沒有奏效。這時候弄來一個在諾里爾斯克服過兩年刑的前中將，和他軟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將用勞改營裡的可怕情形促使艾裡克就範。但是中將執行這項任務極不得力，也許是並不想執行。在一起蹲了十個月，全部成績只是教會了艾裡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語，再就是加強了艾裡克本來已經產生的對藍箍帽的厭惡。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維辛斯基出面召見，艾裡克再次表示拒絕（他竟以意識踐踏了存在，這是完全違反馬列主義規律的舉動）。於是阿巴庫莫夫親自向艾裡克宣讀了決定：二十年監禁（？？為什麼？）。他們自己已經後悔跟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決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這時候他被裝進一間單獨的包房，押往勞改營服刑。在車上他聽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敘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過車窗看到了朽爛的草屋頂的梁贊地方的俄羅斯。

這兩個年頭使他牢固地確立了對西方的忠誠。他對西方的信任達到盲目的程度。他不願意承認西方的弱點。他認為西方的軍隊是不可摧毀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會犯錯誤的。我們告訴他，在他關押期間斯大林下了封鎖柏林的決心並且相當順利地實現了，他不肯相信；當我們嘲笑邱吉爾和羅斯福的時候，艾裡克的乳白色的脖頸和乳酪色的面頰氣得鮮紅。他同樣堅信西方決不會容忍對他——艾裡克—一的監禁，西方情報機關馬上就會根據從古比雪夫遞解站得到的情報查明艾裡克並沒有淹死在施普累河裡，而是正在蘇聯坐牢，一定會把他贖買或者交換出去。（相信自己的命運不同於其他犯人的命運——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我們的思想純正的正統派。）儘管我們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舌戰，他還是邀請我的朋友們和我有機會到斯德哥爾摩的時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著疲倦的微笑說：「人人都知道我們。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親維持」）。而眼下這位億萬富翁的公子卻沒有擦臉的東西，我把一條多餘的破臉巾贈送給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們不斷地流動—一帶進來，帶出去，單個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隊伍一個接一個地出發。表面上如此有條理、有計劃，實際上其中充滿了胡鬧荒唐，簡直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種勞改營。遵照某人的最高決定，大批女犯從蘇聯歐洲部分的極北地區和外伏爾加地區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遷往西伯利亞泰謝特市的奧澤爾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認為把女犯拉到奧澤爾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爾多維亞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羅夫拉格。於是這同一批女犯又經過同一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邐西行，一路享受著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適條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麥羅沃省建立了幾座新的特種營（卡梅施拉格）——鬧了半天，原來需要婦女勞動力的還是這個地方！於是這一批時運不濟的女犯們現在通過同一個可詛咒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麥羅沃特別營的苦難歷程。釋放犯人的時代來臨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鬆動的赫魯曉夫時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們又從西伯利亞經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被裝運到莫爾多維亞：上面認為把她們全集中在一起比較牢靠。

反正這全是我們內部的業務，各島嶼全是我們自己的。它們之間的距離對於我們俄國人來說也並不那麼遙遠。

個別倒霉的男犯有時也遇到同樣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樂呵呵的大塊頭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勞改營裡從事著所謂誠實的勞動，他沒有料到會有什麼災禍。但是禍從天降。營裡接到一項緊急指示—一不是來自一般人物，而是來自內務部長本人（部長從哪裡知道申德里克這個人？）：立即把這個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監獄。他被提出來，拽到古比雪夫遞解站，從那裡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並沒有把他投進什麼第十八監獄，而是和別人一起關進了大名鼎鼎的紅色普列斯尼亞。（申德里克本人壓根不知道十八號監獄的事，因為沒有向他宣佈過。）可是他的劫數未盡：沒過兩天，他又被拉出來解送。這次是去伯朝拉。車窗外的景色愈來愈貧瘠陰鬱。小夥子嚇錯了：他知道有部長的指示。現在這樣一個勁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長手裡有申德里克的過硬材料。路途的疲勞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糧，申德里克到達伯朝拉的時候已經東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氣，餓著肚子，不讓住下，就押著他們頂風冒雪去上工。一連兩天連襯衣也沒有機會晾乾，連床墊還沒有用松枝填上。一聲命令又要他交還全部公家的東西，往更遠處遣送——去沃爾庫塔。根據這一切跡象看，部長是決定把申德里克在勞改營裡熬死。誠然，不是專門對付他一個，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爾庫塔整一個月沒有人過問申德里克。他參加了一般作業。雖然還沒有從旅途的疲憊中恢復過來，但已經開始順從北極圈內的命運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從礦井裡叫出來，叫他趕緊回營裡交還全部公家的東西。一小時以後就上了往南邊開的火車。這次可有點像專門懲罰他一個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進了第十八監獄。在監房裡關了一個月。後來一個什麼中尉叫了他去問：「您跑到哪裡去了？您真的是機械製造工程人員嗎？」申德里克說是。於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島！（是的，群島裡也有這類島嶼！）

這一類人物的隱現，這一類的遭遇，這一類的故事，使遞解站大為生色。老勞改犯傳授經驗說：「躺著，別管閒事！在這兒能吃最低保證的口糧，也不需要賣牛勁。人不擠的時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飽可是能睡足。」只有嘗過勞改營一般作業滋味的人才懂得遞解站是休養所，是我們途中的幸福。還有一樣便宜事：白天睡過去——刑期就過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見的。

誠然，遞解監獄的主人們由於念念不忘勞動創造了人以及只有勞動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論，有時由於有一些輔助性的活茬，有時由於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點額外財政收入，他們也驅使手頭這些整日挺屍的遞解勞力去幹活。

在上面說過的那個科特拉斯遞解站裡，戰前時期這種性質的勞動一點不比勞改營輕。六七名身體衰弱的囚犯套著搭縛，拉一輛拖拉機的掛斗雪橇。一個冬季的白天要沿著德維納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維切格達河口去。一會兒人陷進雪裡，摔倒在地，一會兒雪橇又卡住動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這更累人的活兒了。可是這還不算真幹活，這不過是活動活動筋骨。在維切格達河口還要把十立方木柴裝上雪橇，原班人馬用原樣的都具，（列賓不在了。這對於我們新時代的畫家已經算不了可以發揮創造性的主題；這不過是實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遞解站的家園。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必再談你的什麼勞改營了——到不了勞改營你已經完蛋。（幹這些活時的作業班長是柯魯巴耶夫，當過拉車牲口的有電氣工程師德米特里耶夫、後勤部中校別利亞耶夫，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已經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現在已經說不全了。）

阿爾扎馬斯遞解站在戰爭期間給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讓他們乾的勞動卻是長期性的，它附設了縫紉廠、擀氈制靴車間（在滾燙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們自報奮勇地從紅色普列斯尼亞的悶熱窒息的監室裡出去幹活；這是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氣的權利，為了取得在安靜的板條釘的廁所裡不慌不忙、不受阻撓地蹲一會兒的權利（這可是一種常常被忽略的鼓勵手段！）。八月的陽光（這正是波茲坦和廣島的日子）把廁所曬得暖洋洋，可以聽到一隻孤單的蜜蜂的安詳的嗡嗡聲。我們也是為了取得晚上多領一百克麵包的權利。我們被帶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碼頭。我們的任務是把原木垛倒到別處，重新碼起來。我們花的力氣遠遠超過得到的報償，可是我們仍然高興到那兒去勞動。

青年時代（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那裡面度過的！）的回憶常常逼得我臉紅。但是凡使你沮喪者必給予你以教訓。我發覺，在我肩頭總共才搖顫了兩個年頭的那一副軍官肩章，竟在我肋間那塊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運碼頭上——它也是一個小型的勞改營，也劃出了一個四周設有了望塔的隔離區——我們是外來人，是臨時工。根本沒有聽說過可能把我們留在這個小型勞改營裡服刑。但是，當我們第一次排好隊，派工員在隊前走過用眼睛物色臨時作業班長的時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簡直要從毛料的軍便服下面蹦出來：指定我吧！我！我！

沒有指定我。可是我為什麼要當這個？那隻會使我做出更加可恥的錯事。

哦，和權力分手是多麼困難哪！這是必須懂得的。

紅色普列斯尼亞曾經有一個時期幾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論到哪裡去都不能繞過它，正如不能繞過莫斯科。那個時期在國內旅行，無論從塔什干到索契，還是從切爾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線是通過莫斯科。運囚犯也一樣，不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都要沿鐵路線拉著他們經過普列斯尼亞。我在那兒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這個時期。普列斯尼亞苦於人滿之患，正在蓋一座新樓。只有運送反間諜機關判處的犯人的直達悶罐列車沿著環城線路繞過莫斯科，它們恰巧在普列斯尼亞旁邊通過，說不定在過站時還向它鳴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從外地到莫斯科中轉的普通旅客，手裡總歸是拿著車票的，總歸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車。然而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後的普列斯尼亞，不僅被運到這裡的犯人，就連最上頭的人，就連古拉格的頭頭們，事先也說不出誰該往哪裡去。監獄的秩序還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定型化，誰的檔案上也沒有寫明途徑路線和目的地。頂多有個工作上的附記：「嚴加警戒！」「只可使用於一般作業！」押解隊的中士們把用散亂的細麻繩或者紙繩隨便捆了一遭的裝著監獄檔案的破爛卷宗夾子一擦一棵地抱進監獄辦公室的木頭房子，胡亂地摔在書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乾脆扔在過道的地板上（就像它們的本主地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的地面上一樣）。這些公文鬆了捆，散亂了和混淆了。一間、兩間、三間房子堆滿了這些一團糟的檔案。監獄辦公室的女秘書們——穿著花裡胡哨的連衣裙的肥胖懶惰的自由僱用人員——熱得汗流浹背，成天扇著扇子跟監獄裡的及押解隊的軍官們調情逗笑。她們既不願意也沒有力量去翻騰這些亂紙堆。可是每個星期都要發出幾次紅色列車。每天還要用汽車運出上百號人到較近的勞改營。每個犯人的檔案必須隨人一同發出。這件傷腦筋的麻煩事誰來幹？誰去把檔案分類並且組配遞解的批次呢？

這種事情委託給幾個派工員去完成。他們是從遞解站雜役裡頭挑選的——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帶色的」。他們可以在監獄走廊裡隨意走動，隨意進入辦公樓。是把你的檔案隨手放進壞的遞解批次還是費心勞神地找出你的檔案以便塞進好的批次，這全要仰仗他們。（新進來的犯人打聽出有一些惡劣透頂的勞改營，這個情況他們沒有搞錯，但是他們以為還有一些好的勞改營，那可是受騙上當了。不可能有「好的」勞改營，只可能在勞改營中謀求某類較好的命運，不過那隻能就地去爭取。）囚徒們的整個前途依賴著另一個跟他們身份一樣的囚徒的態度。人們盤算著是不是該找機會跟這個人談談呢（哪怕是通過浴室服務員拉拉關係）？是不是該給他塞點東西呢（哪怕是通過財物保管員的後門）？——這可真不如聽天由命的好。存在著這樣一種捉摸木定的機會——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諾里爾斯克改換成納爾契克，一公斤鹹肉可能把泰謝特改換成銀松林（皮外套和鹹肉也可能白丟）——它徒然給已經疲憊不堪的心靈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許有人真的得到好處，也許有人真的換來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還是那些無可奉獻或不願為此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

聽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對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認識到預測吉凶非但無用而且很容易導致你走出將使你遺恨終生的一步。這可以使一個囚犯獲得某種程度的解脫，使得他比較安詳，甚至比較高尚。

這樣，當囚犯們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裡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也高如山積地堆放在監獄辦公室的各個房間裡，而派工員們則是從容易下腳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這個可詛咒的普列斯尼亞恭候兩三個月，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以流星的速度從這裡一閃而過。由於犯人的密集、辦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亂，在普列斯尼亞（在其他遞解站亦如是）有時竟然發生刑期替換的情形。五十八條的犯人們沒有這種危險，因為他們的刑期，用高爾基的說法，是大寫的刑期，天生是漫長無際的，即使看起來好像快到頭了，實際上永遠到不了頭。但是，慣偷、殺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個傻頭傻腦的「普通犯」替換一下，倒是有一點意義。他們本人或者是他們的幫手出面向這樣的人湊近乎，關心地問東問西。那個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遞解站決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細，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說，是瓦西里·巴爾菲內奇·葉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謝米杜比耶，是當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條，「翫忽職守」罪。過後，這個葉甫拉施金睡著了；也許沒有睡著，是因為監室裡太嘈雜，車門上的送飯孔旁邊太擁擠，無法靠近，聽不見門外走廊裡宣讀本批解犯名單的人嘀裡嘟嚕些什麼。站在門口的犯人們向監室裡傳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沒有叫到葉甫拉施金，因為走廊裡剛剛唸到這個姓氏便有一個賊骨頭立時巴巴結結地（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會這一手啦！）朝門外探出他那嘴臉，用又快又低的聲音回話：「瓦西里·巴爾菲內奇，一九一三年生，謝米杜比耶村，一0九條，一年」——接著就跑去取東西。真葉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鋪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號。一週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這時候他終於鼓起勇氣打擾一下看守長：為什麼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時各個監室每天都呼喚著一個姓茲維亞嘎的人。）又過了一個月或者半年，當有了空閒時間用還累點名的辦法對全體解犯進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後，只剩下一個茲維亞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兩次殺人，搶劫商店，十年；另有一個自稱為葉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憑照片根本看不清，那麼就暫且把他當作茲維亞嘎好了，那麼就該把他關進伊甫查裡懲戒勞改營去。不然的話，就得承認是遞解站摘錯了。（已經解出去的那一個葉甫拉施金現在已經查不到下落，名單沒有留底。況且他是一年刑期，現在已經被派到營外去幹免除看管的農業勞動，正享受著一天算三天的折減。也許他已經逃亡，早就在家裡待著。更大的可能是又進了監獄，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這樣一類怪傢伙，他們為了換取一兩公斤成肉，甘願把自己的短暫的刑期賣給別人。他們估計反正以後會弄清楚的，會查明他的身份。這個主意也不完全錯。

有一個時期，囚犯的案卷上不註明遞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遞解站變成了奴隸市場。遞解站裡最受歡迎的客人是買主，這個名詞在走廊上和監室裡是經常掛在人們嘴上的，並不帶任何譏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廠不能坐等中央統配物資而要派出自己的催辦人員一樣，古拉格也有類似情況：各島嶼的土著在漸漸絕滅，他們雖然不值一文錢，但卻是有統計數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設法弄進些人口來補充，以免完不成計劃指標。買主須是一些精明幹練、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帶走的犯人都必須仔細過目，免得讓人家塞進一些老弱病殘充頭數。不中用的買主才憑檔案挑選犯人，正經八百的商人要求貨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們眼前走過。貨物這個詞兒不是當笑話說的。「喂，這回運來的是什麼貨？」布蒂爾卡交接站上，一個買主發現了十七歲的伊拉·卡林娜，一邊上下打量一邊問。

人類的天性即便能夠變化，也不會比地球的地質面貌變得更快。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奴隸販子在女奴市場上體驗過的那種好奇、玩味、品評的心理當然也支配著一九四七年烏斯滿監獄中的古拉格官員們。他們——身穿內務部制服的二十來個男人——分別坐在幾張鋪著床單的（這是為了顯示隆重，不然總歸有點不好意思）桌子後面，女犯們在旁邊的隔離室脫光衣服。她們必須赤身露體、光著腳在他們面前通過，朝他們轉過身，停下來，回答他們的問話。「把手放下來！」這是對那些採取古希臘雕像的遮羞姿態的女犯們發出的命令（要知道，軍官們正在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們認真地挑選姘婦）。

新囚犯到達遞解站時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無邪的快慰也會被明日勞改營中那一場苦戰的濃重陰影所籠罩。

普列斯尼亞監室裡關進了一個專用犯人，他在我身邊睡了兩夜。「專用通知單」是總局開具的一張隨犯人轉送到各地的通知單。他就是按照這樣的通知單的規定解送的，那上面寫明他是建築技術人員，各地必須按他的專業使用他。專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澤克車廂」，拘押在遞解站的集體監室，但是他心裡有底：他受到通知單的保護，不會分派他進森林裡去伐木。

這個業已服完大半刑期勞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徵是殘忍和果斷。（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樣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島民的民族特徵。有著溫良柔順的表情的人們在島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觀望著我們手足無措的掙扎，好像人們在看著一窩剛生下兩週的狗崽子。

我們在勞改營裡將遇到什麼？他出於憐憫之心給我們上了一堂課：

「你們一跨進勞改營的大門，所有的人都會使勁地哄騙你們，搶劫你們。除了自己，對誰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顧後：提防有人偷偷過來咬你們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爾戈波爾勞改營的時候也是這樣天真。下了列車，押解隊正要帶我們上路：離勞改營還有十公里，全是鬆軟深厚的雪地、這時來三輛雪橇。一個身材虎勢的大叔招呼我們說：‘弟兄們，快把東西放在雪橇上，我們替你們拉去！’押解隊也不干涉。我們回想起文學書裡說過囚犯的東西是用大車拉的。我們尋思，勞改營也並非那麼不人道，對人還是挺關心的！我們把東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從此再也沒有見到我們的東西，連個包袱皮也沒剩下。」

「這怎麼可能？那兒沒有法律？」

「別問這些傻瓜問題。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義——一古拉格從來沒有過，也永遠不會有。這個卡爾戈波爾事件差不多是勞改營的象徵。你們還必需習慣於這一條：勞改營裡誰也不會白做什麼事，誰也不會出於善心做什麼事。一切都必須付給代價。如果有人向你們提出什麼大公無私的建議，你們必須知道這是圈套，這是引你上當。最主要的：必須逃避一般作業！從頭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頭一天掉進去了，你們就完蛋了，永遠完蛋了。」

「一般作業？」

「一般作業——這就是一個勞改營的主要作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幹這個。他們全都得像牲口一樣倒斃。全部。然後又會運來新的人去幹‘一般’作業。幹這種勞動，你周身力氣都會使盡。永遠吃不飽。永遠溼淋淋。鞋也沒有穿的。什麼都剋扣少給。住最壞的工棚。有病不給治。只有不幹‘一般’的人才能在勞改營裡活下來。要不惜任何代價爭取不掉進一般勞動的火坑！從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價！

任何代價嗎？……

在紅色普列斯尼亞我汲取和接受了這個殘忍的專用犯人的這些絲毫不誇張的忠告，只是忘了問他一件令：代價的尺度是什麼。它的最高界限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