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妖術控制的群島的成幹個島嶼，星羅棋佈於幾乎從白令海峽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之間的廣大地域。這些島嶼是不可見的，但確實存在著。人們還利用同樣不可見的方式，從一個島嶼到另一個島嶼，不間斷地運送著具有血肉、體積和重量的不可見的囚徒。
通過哪裡運送？用什麼交通工具？
有專設的大型港口——遞解監獄；也有簡易港口——勞改營遞解點；有特製的封閉式鋼殼船隻——「囚犯車廂」。在碇泊場上接送他們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樣封閉式的鋼殼的運轉靈便的「烏鴉車」。「囚犯車廂」是按照鐵路行車時刻表執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時候，還發出長串的運輸車隊——用運牲畜的紅色悶罐車皮編組的列車——從一個港口拉到另一個港口，從群島的一端沿對角線直達另一端。
這是一套多麼有條不紊的體系！這是人們花了幾十年時間不慌不忙地建立起來的，是一群吃得飽飽的、制服筆挺、從容不迫的人們締造起來的。每逢單日十七時正，基涅什馬押解隊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爾卡、普列斯尼亞及塔幹卡各監獄的「烏鴉車」運來的解犯。每逢雙日早六時前，伊萬諾沃押解隊到達車站，從車廂裡帶出並負責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別熱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轉解犯。
這一切就發生在你們身邊，緊挨著你們，可是你們都是看不見的（當然也可以閉眼不看）。這些賤民們上下車，在大站上是在離客運月臺很遠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見。在較小的站上，也是專找兩座倉庫之間的僻靜夾道。「烏鴉車」屁股朝著「澤克車廂」倒開過去，踏板對準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臉看站房、看你們，看其他車廂。他只來得及看踏板（有時最低一級的踏板都有他腰那麼高，連爬上去的力氣也沒有），從「烏鴉車」到「犯車」車廂之間的狹窄通道兩旁站滿了押解隊員。他們一個勁兒地吼叫著：「快！快！……上！上！……」，有的還揮舞著刺刀。
你們領著孩子，提著箱子、網兜，在月臺上匆匆走過，自然無暇留意：這趟列車為什麼多掛了一節行李車？這一節沒有標記的車廂的確很像是行李車。它的視窗也是斜釘著鐵柵欄。裡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為什麼車裡乘坐著當兵的——祖國的衛士們。而且每次停車總有兩個軍人吹著口哨在車廂兩邊巡邏，同時斜眼瞧著車底下。
列車開動了。你們可知道，沿著同一條蜿蜒曲折的軌道，跟隨著同一股煤煙，穿越過同一片田野，飛掠過同一排電線杆、草垛，百來個囚徒的苦厄困頓的命運，百來顆受盡熬煎的心正與你們同行。他們甚至比你們早幾秒鐘通過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們的玻璃窗外的空氣中一閃而過的苦難，比之劃過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跡。在熟悉而單調的列車生活中（開著口的臥具包，放在托盤上送來的茶水），你們難道能夠領悟到有一幅多麼陰鬱可怖的情景僅僅在三秒鐘之前通過了你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歐幾里得空間？你們的車廂包房裡共坐了四位乘客，你們嫌擠，你們頗不滿意。可是難道你們能夠相信，難道你們能夠相信下面這幾行字嗎？一瞬間之前駛過這個空間的同樣大小的一間包房裡坐著十四個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個人呢？如果竟是三十個呢？
「澤克車廂」——多麼令人厭惡的簡稱！劊子手們發明的簡稱無不如是。他們想說明這是運送犯人的車廂。但是這個字眼，除了在監獄的文書上，在哪裡也沒有站得住腳。囚犯們習慣於稱它為「斯托雷乎」車廂，或者簡單地叫做「斯托雷平」。
隨著我國鐵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漸變化。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發配西伯利亞的犯人還是步行或者騎馬。一八九六年列寧流放西伯利亞已經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車（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還曾向列車乘務員叫嚷說車裡擠得受不了呢。亞羅申科的名畫《到處是生活》讓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節為運送囚犯而草草改裝過的四等客車：一切仍是原封不動。囚犯們像普通人一樣坐在裡面，只是視窗內外加了柵欄。這樣的車廂在俄國的鐵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記得，一九二七年發配時，就是乘坐這樣的車廂，只是男女分開了。另一方面，社會革命黨人特魯申回憶說，早在沙皇時代，他就曾經乘坐「斯托雷平」發配過，不過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時代的老規矩，六人一間包房。
這種車廂的歷史是這樣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時期首次在鐵路上跑的：它設計於一九0八年，但是為了運輸前往國家東部去的移民用的，當時出現了一股強大的移民風，而車廂不夠。這種型別的車廂比普通客車車廂矮些，但比貨車車廂高得多，它有放傢什或家禽的輔助空間（即現在的「半」包房，禁閉室）——但自然沒有任何柵欄，無論是在內部還是在視窗上。柵欄是被一種善於發明創造的思想裝上的，我傾向認為是布林什維克的思想。可是這種車廂卻落了個斯托雷平的名字……這位大臣曾為把絞索稱為「斯托雷平領帶」一事要求和杜馬代表決鬥，但這種身後的誹謗他卻無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長官們使用了「斯托雷平」這個術語——不，從來是用「澤克車廂」這個詞兒。這是我們犯人們，出於對官方名稱的牴觸，想按我們自己的意思給個粗野點的叫法，上當受騙地看上了前輩囚犯們（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給我們的這個綽號。綽號的作者可能是什麼人？不會是「反革命」，他們不可能把沙皇內閣總理和契卡聯想在一起。這絕對只可能是自己也沒想到地突然被拉進契卡絞肉機的「革命者」：或是社會革命黨員，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綽號出現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話），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話）。過去曾以毒蛇之口殺害了這位偉大的俄國活動家，在他身後又以惡言穢語玷汙他的名聲。
但是因為這種車廂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愛，得到普遍和專門的使用是從我國生活一切都整齊劃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時一定新制了許多這樣的車廂），那麼把它稱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謂「澤克車廂」就是一節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車。只不過全車廂九間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間（這裡如同群島各處，一半設施是供看管人員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柵欄與走廊隔開。這是為了便於監視，柵欄的鐵條是斜向交叉的，像車站小花園的籬笆。它的高度直達車頂，因而取消了走廊頂棚上向包房裡面開門的行李櫥。走廊一側的車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柵欄。囚犯乘坐的包房一側沒有車窗，只是在二層鋪的高度有一個用固定的百葉窗遮住的氣孔，上面也釘了柵欄（我們覺得這節車皮像是行李車，正是因為它沒有車窗）。包房的門向側面推開，是鐵柵欄門。
這一切加在一起，從走廊裡看去很像動物園：在一長排柵欄後面，一些略似人類的可憐巴巴的動物在地板上和鋪板上蜷縮著，用哀求的目光望著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動物園裡從來不會把動物們這樣緊地擠在一起。
據外面的工程人員計算，一間「斯大林」包房，下鋪可以坐六人，中鋪（它整個連成一個統鋪，僅僅在靠門的地方留下一個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兩個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現在，除了這十一個之外，再捅進十一個（最後幾個是看守員關門時用腳蹬進去的）。——瞧！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員。上層，每個行李架上各有兩人齜牙咧嘴地半躺半坐著，中層統鋪躺著五個（這是最有福氣的，這位子要動武才能搶到。如果包房裡有盜竊犯，睡在那兒的準是他們），底下還剩十三名：下鋪一邊各坐五名，他們的腿之間的夾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縫裡，人身上，人底下——放他們的東西。就這樣蜷著腿緊擠在一起，一晝夜一晝夜地坐著。
不，這樣幹並不是故意折磨人！已決犯是社會主義的勞動戰士，為什麼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設上的。但是，你們也會同意，他這不是去丈母孃家作客，總不能招待得叫外頭的人都眼紅吧。當前我國交通運輸有困難：他們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從五十年代起，火車執行時刻正常了，囚犯們在路上的時間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麼一兩天、兩三天。戰時和戰後幾年，情況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車廂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哈薩克）到卡拉幹達可能走七晝夜（每間包房裡頭可是裝了二十五個人哪！）；從卡拉幹達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八晝夜（每間包房二十六人）。甚至從古比雪夫到切利亞賓斯克這段距離，一九四五年八月蘇濟在「斯大林」車廂裡面也坐了好幾晝夜。他們一間包房裡裝了三十萬個。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斷地掙扎、搏鬥。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費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裡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幾晝夜他懸在人叢裡，腳不沾地。後來開始死人——死屍是從人們的腳底下拖出去的（誠然，不是馬上拖走，而是過了一天以後）——這才鬆動了一些。他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個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發生了一件奇蹟之國的奇蹟，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由軍官們親手抬出車廂，用小臥車接走了：原來把他搞來是為了要他推動我國科學的發展。）
三十六——是極限嗎？我們手頭沒有三十七人的證據。但是依照唯一科學的方法，經受過與「極限論分子」鬥爭的教育，我們應當給予這樣的回答：決不！決不是極限！也許在別的什麼地方是極限，可在我們這兒決不是。只要包房裡，哪怕是鋪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腦袋之間，還剩有幾立方分米的沒有被擠掉的空氣，這間包房便完全適合於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設定一個極限數，那就是一間包房的全部空間所能容納的細心垛好的未卸開的屍體的數量。
b·a·科爾漢耶娃從莫斯科出發時乘坐的包房裡裝著三十名女犯，大多是為宗教信仰被判處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這批女犯到達目的地以後，除兩個人以外，全部都躺進了醫院）。她們沒有人死在路上，這是因為其中有幾個是因為「勾搭外國人」而坐牢的年輕、豐滿、漂亮的姑娘，她們一個勁兒地羞辱押解隊員：「你們這樣押送這些老大娘，不覺得害臊嗎？她們是你們的媽！」與其說是姑娘們的道德論據，恐怕不如說是她們誘人的外貌對押解隊員起了作用。幾個老太婆被關進……禁閉室。而在「澤克車廂」裡關禁閉不是受罰，而是享福。五間囚犯包房只有四間是集體囚室，第五間劈成兩半——兩個窄長的半間，各有一個下鋪和一個上鋪，像列車員的包房一樣。這些禁閉室是做隔離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間，又方便，又寬敞。
不，這不是故意用乾渴折磨囚犯。在車廂裡的這些疲憊而擁擠的日子裡，從來不供給一頓熱食，只發給鹹鯡魚和幹繪鯔魚（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這種事情連例子都不需要舉）。這並不是故意用乾渴折磨他們。否則請你自己說說看，在路上用什麼喂這些廢物才好？在車廂裡供給他們熱食不合規定（誠然，「澤克車廂」裡有一間包房是當廚房用，但它是專為押解隊預備的）。總不能發給他們生麥屑粉吧？也不能讓他們吃生鱔魚吧？給他們肉罐頭——不怕他們噎著嗎？鹹鮮魚！沒有比這更合適的了，再加上一小塊麵包——他們還想要什麼？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條鹹鯡魚吧。只要人家發，你就應該高興才是！如果你是聰明人，這條成魚你不要馬上吃，暫且忍一忍，藏在口袋裡，到遞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幹掉它。如果給的是溼漉漉的灑了粗鹽粒的亞速夫海刀魚，那就比較難辦。這東西在衣兜裡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絹、手掌心去接住，當時就把它吃掉。刀魚是用什麼人的衣裳墊著分的，而幹鯰魚押解隊員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後放在座位上或人們的膝蓋上分配。
雅庫博維奇（《在被遺棄者的世界裡》，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寫上一世紀的情景時說：在那個可怕的時代，發配西伯利亞的途中，每人一天發給伙食費十戈比。當地一個用小麥面做的大圓麵包（三公斤？）價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兩公斤？）值三戈比。「囚犯們的日子頗為好過。」他寫道。然而伊爾庫茨克的物價就偏高些，一磅肉賣十戈比。於是「囚犯們簡直在捱餓」。一個人一天才給一磅肉，這豈不跟發給半條鯡魚一樣了嗎？……
如果魚已經發給了你們，那麼麵包也就不會宣佈停發，說不定還會灑給你一撮砂糖。比較糟糕的情況是押解隊員走過來宣佈；今天不開伙了，你們的口糧沒有發下來。也可能是真的沒有發下來：某監獄會計室的帳面上把數字填錯了地方。也可能是這麼回事：發是發下來了，可是押解隊員自己的口糧不夠吃（他們的肚子平時也填得不那麼瓷實），決定從犯人嘴裡摳出一點麵包。可是如果只發給犯人半條鮮魚，不發麵包，那就會引起疑心。
當然，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鮮魚，不給飲水（從來沒有給過），連生水也不給。你們要明白：押解隊的編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裡站崗，在車廂的通過臺執勤，停車的時候還要在車外爬上爬下，檢查哪裡鑽了洞沒有。另一部分在擦槍。而且政治學習、戰鬥條令學習總要佔點時間。還有一部分不當班的人要睡覺，法定的八小時睡眠是必須保證的，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嘛。再說，拎桶去打水要跑好遠的路，心裡還覺得怪憋氣：一個蘇維埃軍人憑什麼要像騾子似的馱水伺候人民的敵人？有時候因為列車編組和改掛，「澤克車廂」被拖到站外（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連自家紅軍廚房的水都沒處打呢。誠然，解決辦法是有的：從火車頭的煤水車裡舀那又渾又黃漂著機油的水，就這水，犯人們也會挺愛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裡什麼也看不清楚（他們那一側沒有窗戶，沒有燈，只從走廊一側透來一點亮）。還有，發水要費很長時間。犯人們自己沒有缸子，有也沒收了，只好用兩隻公家的缸子飲水。這時候你就得站在那裡，舀了遞，遞了舀，一直等到他們喝足。（犯人們自己還立了一些規矩：什麼先給沒病的喝，再給害結核的，最後才給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間包房不是從頭來過：先給沒病的……）
好吧，這一切押解隊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這群瘟豬灌飽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結果總是這樣：一天一夜不給他們水，他們也不要求解手。給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傳他們。給兩次水。就要解兩次。這個算盤好打，還是以不給水為佳。
捨不得讓他們去解手並不是因為可惜廁所，而是因為此舉責任重大，它甚至相當於一次戰鬥行動：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兩名列兵花很長的時間去完成。需要設兩個崗，一個在廁所門口，一個在走廊的另一頭，這是預防他們朝那邊衝過去c而上等兵則負責一會兒推開一會兒關上包房的鐵柵欄門。先放進一個回來的，再放走一個出去的。條令又准許一次放出一個人，以防他們一起衝出來，以防發生暴動。這麼一來，一個人上廁所，本包房的三十個人和全車廂的一百二十個人都得等著，押解隊值勤人員也得等著！「喂！喂！快點！快點！」他去廁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們不住口地朝他步喝。於是這個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衝，叫人看起來好像是跑著去從國家手裡搶劫廁所裡的那個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車廂裡，一個獨腿的德國人舒爾茨聽懂了俄國人哈喝的意思，上廁所的時候用一條腿飛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隊員哈哈大笑。他們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時，押解員在廁所前的過道里推了他一把，舒爾茨摔倒了。押解員火氣上來，動手揍他。舒爾茨在拳打腳踢之下站不起身來，只得爬進骯髒的廁所。其他押解員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為了防止囚犯在廁所裡的幾秒鐘之內逃跑，也為了迅速週轉，廁所的門是不關的。押解員一面站在通過臺觀察解手的過程，一面替你使勁：「喂！喂！……行了！行了！’審時一開頭就命令你：「只許解小手！」這時候在通過臺站崗的那個兵決不會允許你幹別的。至於手，當然從來不是能洗的：水箱裡水不夠，也沒有時間。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臉地水管的小塞頭，押解員馬上從通過臺吼起來：「喂，別動，快走！」（即使難誰的行囊裡裝著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來：這太像「福來兒」的傻樣兒了。）廁所裡面稀髒。「快點！快點！」囚犯腳上帶著臭泥湯擠進包房，踩著別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鋪去，然後兩隻髒鞋從三層鋪耷拉下來，懸在二層鋪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時，警衛勤務條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樣開著廁所門，但是並非所有的押解隊員都堅持這一條，有的就縱容她們，對她們說：算了，關上門吧！（事後還要叫一個女犯來打掃廁所，押解員又得站在旁邊防她逃跑。）
即使在這樣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兩個小時以上，——超過三名押解隊員值勤時間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沒有辦法使他們滿足！反正過半小時之後又會有個沙漏似的老頭子哭鼻子要解手。當然是不會讓他去的，結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裡，這又要給上等兵添麻煩：強迫他用手收起來捧出去。
歸根到底：一定要他們少解手！這意思就是——要少給水喝。吃的東西也要少給，這樣他們就不會鬧肚子，不會毒化空氣。不然還像話嗎？車廂裡簡直沒法呼吸了！
少給水！可是規定的成魚要照發！不給水是合理措施，不發鹹鯡魚可是瀆職罪。
誰也沒有存心折磨我們！押解隊的行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們的處境就好像蹲在囚籠裡的古代基督徒，人們用鹽粒灑在我們鮮血淋淋的舌頭上。
同樣，押解隊在遞解途中把屬於五十八條的犯人和盜竊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間包房裡也絕沒有（偶爾的確有）什麼特殊的目的，只不過是因為囚犯太多，車廂和包房太少，時間又太緊迫—一哪有工夫搞清這些事？四間包房中的一間要留給女犯，其餘三間的人員即使要分類，也只能按照到達站分，以便於下車。
基督被釘在兩個兇徒之間難道是因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這幾個人釘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個，時間緊迫，於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設想，如果處於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經受到什麼……押解隊和遞解站軍官們以殷勤有禮的態度對待我和我的同伴……作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較舒適的——在遞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開的房間裡，還有大車，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車上……
……上面一段話，我省去了引號，這是為了使讀者能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含意。因為使用引號不是為了表示諷刺，就是為了表示是別人的意思。現在去掉了引號，這此話聽起來有些古怪，不是嗎？
以上是雅庫博維奇對上一世紀九十年代的描寫。這本書現在已經再版，目的是用那個黑暗時代來教育今天的讀者。我們從書中知道了，即使在駁船上，政治犯也有專門的艙房，在甲板上闢有專門的放風區。（《復活》裡描寫的也一樣。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還可以到政治犯那裡去和他們交談。）只是因為在名單上推庫博維奇的姓名後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這個字眼」（這是他的原話），他在烏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當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態度祖魯、驕橫、放肆」。不過，事後幸運地澄清了誤會。
多麼難以置信的時代！在那時候，混淆政治犯與刑事犯幾乎等於犯罪！刑事犯到車站去需要列隊，丟人現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則可以乘轎式馬車前往（奧裡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鍋飯，而是領伙食費，由小飯館送飯。布林什維克奧裡明斯基連病號口糧也不願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為一個看守員用「你」字稱呼了奧裡明斯基，看守長便對他表示歉意說；「我們這裡政治犯很少見，看守員不懂得……」
布蒂爾卡里政治犯很少見！……不是做夢嗎？那麼他們在什麼地方？何況那時候還沒有盧賓卡，更沒有列佛爾託沃呢！
拉季舍夫發配的時候戴著鐐銬。時值天氣嚴寒，解差從一個守夜人身上脫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襖」給他披上。然而葉卡捷琳娜隨即降下輸旨，命令解除鐐銬，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裡普尼科娃從布蒂爾卡遞解到索洛維茨的時候卻戴著一頂草帽；穿著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間從那時候起一直封著，誰也不願意准許她從家裡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開——這意味著把他們看做是平等的敵手而對他們表示尊重，意味著承認人們可以持有自己的觀點。照這樣行事，連被捕的政治犯也會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於像你我這樣一類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類社會主義者又未能保住他們政治犯的地位，從此你如果再提抗議，再反對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隻能引起犯人們的鬨笑和看守員的困惑。「我們這裡全是刑事犯，」看守員們會誠懇地回答你。
這種混合，這種驚心動魄的相遇，或者發生在「烏鴉車」裡，或者發生在「澤克車廂」裡。在此以前，不論在偵查中受到怎樣的壓迫、拷打、摧殘，這全是來自藍邊帽，而你並沒有把這些東西視同人類。在你的眼裡，他們只是一個蠻橫的機關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監難友，哪怕他們的素養與經歷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哪怕他們打了你的小報告，他們終歸是同屬於你在其間度過了一生的那個習慣的、罪過的、瑣碎的人類。
當你被推進一間「斯大林」的包房的時候，你同樣以為在這裡只會遇到共患難的夥伴。你的一切敵人和壓迫者都留在鐵柵欄的那一邊，你是木會在這一邊遇到的。忽然，你抬起頭來，朝中鋪的正方形缺口處——也就是你頭頂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見那裡有三四張……不，不是人臉！不，也不是猴臉，猴臉要端正得多！你看見的是一些帶著貪婪和譏諷表情的殘忍邪惡的獸面。一個個像蜘蛛望著觸網的蒼蠅似的望著你。鐵柵欄就是他們的網，這下你落網了！他們咧著嘴，好像要從旁邊咬你一口。他們說話的時候發出噝噝的聲音。他們覺得發出這種噝噝的聲音比用有無音和子音的語言說話更舒服。他們說的話，只有動詞和名詞的字尾還能聽出是俄語。他們講的是一種不可理解的隱語。
這些奇異的大猩猩類上身幾乎只穿一件背心：車廂裡面悶熱難忍。他們的青筋繃起的赤紅色的脖頸，他們的滾圓的肩肌，他們刺了花紋的黑胸脯從來沒有受到獄中惡劣生活的影響。他們是一些什麼人？從哪裡來的？忽然從一個這樣的脖頸下面耷拉下來一樣東西——小十字架！不錯，一個用細繩吊著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寬慰：他們當中有教徒，這是多麼令人感動啊！看來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但正是這個「教徒」忽然張口大罵十字架和信仰（他們罵人的時候多少說得像俄語），他伸出兩根手指頭，繃得挺直，分成兩股叉，對準你的眼睛戳來——不是恫嚇，而是真地要摳眼珠子。「你這個喂老鴰的死屍，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摳出來！」他們的全部哲學和信仰統統表現在這個摳眼珠的姿勢裡了。既然他們能像捏死一條粘蟲一樣捏爛你的眼珠子，那麼你身上的和隨身的東西還有什麼他們能饒過的？十字架在晃動著，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著這一場野蠻已極的假面舞會，心裡感到迷惑難解；你和他們之間，究竟誰已經發了瘋？誰馬上會發瘋？
你一生養成的與人們交往的全部習慣頃刻之間被摧毀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別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後，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偵查階段，你用言語對別人說話，別人也用言語回答你。這些言語能產生作用，或者說服，或者拒絕，或者同意。你還記得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請求、命令、感謝。但是，你在這個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這些言語及關係毫不沾邊的。瞧，現在這些獸面的東西派下來一名特使，這種腳色多半是一個癟三模樣的少年犯，這傢伙的蠻橫放肆的派頭格外令人厭惡。這個小無常解開你的背囊，用手伸進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從這一分鐘起，你的一切已經不是屬於你的，而你本人不過是裹著一些隨時可以取下來的多餘衣物的橡皮假人。對這條兇惡的黃鼬子，對上面那些獸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語言解釋什麼，拒絕什麼，禁止什麼，央求什麼。他們不是人類，這點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這個小把戲狠狠地接一頓，或者狠揍～頓上頭的那幾個大塊頭的野物。
可是從下面對付上頭的三個，怎麼打法？儘管那個小把戲鼠頭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總不大合適？只能輕輕地推開？……但是也推不得，因為他立刻就會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頭的立刻會讓你的腦袋開瓢（他們自然也有刀子，不過不會拽出來，他們不想在你身上髒了刀刃）。
你瞧著四鄰，瞧著難友——咱們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議吧！但是所有你的難友們，你的「五十八條」們，在你之前已經逐個被洗劫過了，他們窩著腰乖乖地坐在那裡。要是他們的目光避開你，那還算好，有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瞅著你，似乎這並不是暴行，不是搶劫，而是自然現象：天要下雨，地要長草。
原因是——你們錯過了時機，先生們，同志們，兄弟們！當斯特魯仁斯基在維亞特卡監獄裡自焚的時候，或者哪怕在你們被宣佈為「反革命」以前，你本當猛然省悟，記起自己的身分。
而現在，你讓人家剝掉你的大衣。一張縫在上衣裡的二十盧布的票子被摸到了，連布片一起被扯下來。你的行囊被扔到上頭去「檢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後為你出遠門準備的一切全都留在那裡了。他們把一支裝在小口袋裡的牙刷丟下來還給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說每一個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這樣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聽到過少量這樣的事例：三個（年輕力壯的）人抱成一團，頂住了盜竊犯的襲擊。但是他們並不維護普遍的正義，不保護身邊被搶劫的人，只保護自己。他們保持著武裝的中立。）怎麼會搞成這樣的？男子漢們！軍官們！前方的勇士們！
一個人要想勇敢戰鬥，必須對這場戰鬥有所準備，要預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這個地方，一切條件都不具備：這個人從來沒有和盜竊犯打過交道，他沒有預料到這場戰鬥，而主要的是——他原來的概念中（錯誤地）認為他唯一的敵人是藍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這場戰鬥的必要性。他還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紋的前胸就是藍箍帽的屁股。他們體現著戴肩章的人們從來不說出聲的「今天你該死，明天才是我！」的這句啟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認為是一個政治犯，也就是說認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邊，而國家是站在他們對立面的。這時出乎他的預料地有一群手腳麻利的鬼怪從後面、從側面向他襲來。結果一切界線都混淆了，明確的概念變得粉碎了。（這個囚犯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來這群鬼怪跟獄吏們是一鼻孔出氣的。）
一個人要能夠勇敢戰鬥，需要感覺到背後有庇護、側翼有支援、腳底下有大地。一個「五十八條」犯人喪失了這一切條件。經過政治偵查的絞肉機以後，人的肉體被摧毀了：他忍受過飢餓和睏乏，在禁閉室捱過凍，被毒打得癱臥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體？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毀了。人們一再向他解說並且證明給他看：他的觀點，他一生的作為，他與人們的關係，一概都是錯的，因為它們導致了他的毀滅。在法庭的機房裡碾碎以後丟擲來、交付押解的那一團人肉裡面剩下來的，僅僅是求生的慾望，而沒有絲毫的理解力。徹底摧毀和徹底隔絕——這就是對五十八條案件偵查的任務。必須使被判罪人懂得，他們在外面最大的罪過就是企圖繞過黨組織和工會的負責人或行政領導，以某種方式擅自聯絡或結合。在監獄裡這發展成為對任何集體行動的恐懼：兩人提出同一內容的申訴或者兩人在同一張紙上簽名。這些從此永遠打消了搞任何聯合行動的念頭的假政治犯們，現在是不準備聯合一致對抗盜竊犯的。他們也根本想不到在車廂和遞解站裡要攜帶武器——小刀或短錘。第一，要它幹什麼？對付誰？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頭上的兇險的五十八條的大帽子是一個加重情節，再審時你可能得到死刑判決。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懲罰將不同於盜竊犯：他攜帶對子，那是淘氣。傳統、覺悟低；你帶刀子，就是恐怖行動。
最後，根據五十八條坐牢的人們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溫順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輩子動口不動手，現在仍和以往一樣是不適宜動拳頭的。
可是盜竊犯們卻沒有經受過這樣的偵查。對他們的全部偵查只包括兩次訊問，再就是一次馬馬虎虎的審判，一個短暫的刑期。就連這樣的刑期他們也無需服滿。他們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偵查期間也沒有人剝奪一個盜賊享用外面送進來的牢飯的權利——這是萬逍遙法外的同夥們送來的豐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沒有掉膘，一天也沒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詐「福來兒」補充點油水。盜竊和搶劫的刑事條款對於他不僅僅毫無壓力，相反，他以犯這種罪為驕傲——他的這種自豪感得到所有藍肩章、藍滾邊的首長們的支援：「沒有什麼。雖然你是強盜、殺人犯，但你不是叛國分子，你是我們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盜竊罪的律條裡沒有第十一項——「組織」。盜賊的組織是不遭禁止的。幹嗎要禁止？讓它幫助促進我們社會如此需要的集體主義感情不好嗎？搜繳他們的武器也只是做戲。不會因為攜帶武器而懲罰他們。他們的規則是受到尊重的（「他們非這樣不行」）。殺人犯在監室裡又殺了人，非但不會延長刑期，反而會給他增添光彩。
這一切確有很深的根源。馬克思對流氓無產階級的指責，無非是說它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緒變化無常。而斯大林對盜賊則一向偏愛——是誰替他搶劫銀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黨內和獄中的同志們就曾指責他利用刑事罪犯對付他的政敵。從二十年代起還產生了一個頗為奉承的術語：社會親近分子。馬卡連柯也有同樣的論點：這類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馬卡連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動」。）那一類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師、神甫、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
既然沒有人管束，為什麼不偷盜？三四個結夥橫行的盜竊犯就能對幾十名嚇怕了壓垮了的假政治犯稱王稱霸。
有首長們的讚許。以先進理論為依據。
但是，即使不用拳頭進行反擊，受害者為什麼不上告呢？任何聲音走廊裡都是能聽到的。押解隊計程車兵們正在柵欄外面慢悠悠地來回走動。
這的確是個問題。每一個響聲，每一聲嘶啞的哀告都能聽到，而押解員照舊來回踱他的步子——為什麼他不來干涉？離他一米之遙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發生一件槍案，為什麼國家的衛士不出來干涉？
仍是同樣的原因；他也被灌輸了這種理論。
更甚於此的是，對盜竊犯實行了多年的優待之後，押解隊本身也在朝這個方向演變。押解隊本身變成了盜賊。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盜竊犯最猖狂，對政治犯欺壓最深重的十年，誰也想不起押解隊制止過一次在監室、車廂、「烏鴉車」裡對政治犯的搶劫。相反，人們會告訴你押解隊收受盜賊贓物並供給他們伏特加、（比口糧高階的）食物、菸草作為交換的大量事例。這類例子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畢竟押解隊的中土也是一個窮光蛋：武器、背卷、飯盒、士兵口糧就是他的全部家當。要求他押解一個穿著貴重皮大衣或鉻鞣皮靴、提著一包城裡的闊氣東西的人民敵人而且還要他容忍這種不平等現象——這未免太殘酷了。奪取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嗎？在這方面還能有什麼別的準則？
一九四五——四六年，當時犯人們不是來自什麼別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從歐洲湧來。他們身上穿的，行囊裡裝的都是歐洲的稀罕物件，連押解隊的軍官們也抗不住了。他們的職務使他們躲開了火線，可是也使他們失去了在戰爭末期撈取戰利品的機會——你說這公平嗎？
在這種情況下，押解隊把盜竊犯和政治犯摻混在一起已經不是偶然的，不是由於倉促，不是因為空間不夠，而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盜竊犯們也不辜負他們苦心：衣物從「海狸」身上剝下來，轉手就進了押解隊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們已經裝進了車廂，列車已經開動，而盜賊卻一個沒有，嗯，乾脆一個也沒有裝上車，今天沿線哪一站都沒有遣送盜竊犯，那該怎麼辦？這種情形也聽說有過幾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國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服刑。第一次開啟箱子就顯出他們有貴重物品。這時押解隊親自動手在車廂裡有條不紊地挑揀東西。為了防止遺漏，他們把犯人們脫得精光，叫他nl坐在廁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隊仔細地翻看和挑揀他們所有的東西。押解隊沒有考慮到，這批犯人不是去勞改營，而是送往一座正經八百的監獄。到達目的地，科爾涅也夫提出一份書面申訴，描寫了全部經過。那支押解隊被找回來了，對他們進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東西歸還了原主；沒有查出的，給了賠償。據說押解人員分別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過這類事情沒法核實，況且他們犯的是盜竊罪，在監獄裡是蹲不長的。
然而這是個例外的事件。那個押解隊長如果及時剋制一下自己的貪慾，本來會明白，這種事頂好不要親自沾手。下面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例，正因為簡單，所以可能是經常發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節從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的「澤克」車廂裡（a·蘇濟正好在這節車裡被送解）正巧一個盜竊犯也沒有。旅程很長；當時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隊長一點不用著急，他選好了適當的時間，宣佈進行搜身，讓犯人單個地帶東西到走廊裡來。被叫到的必須按獄規脫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實用意並不在此，因為被搜過的人又回到自己原來的擠得滿滿的包房。隨便什麼刀子、什麼違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轉手。搜身的真正意圖是對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裡裝的——進行摸底。押解隊長（軍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這些口袋旁邊，他們對於長時間的搜身一點不感到厭煩，始終擺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經的神氣。罪惡的貪慾禁不住要冒到外面來，但是軍官以假裝的冷漠將它按捺下去。他的處境如同一個老色鬼，眼巴巴地瞧著一些小姑娘，可是顧忌在場的旁人，對小姑娘們本身也有所顧忌，不知道該怎麼樣下手。他是多麼需要幾名盜竊犯啊！但是這批犯人裡偏偏沒有。
犯人裡沒有盜賊，可是有一些被監獄裡的盜賊氣氛薰染了的人。要知道，盜賊的榜樣有教育作用，是會引起人們效仿的：它指出監獄中有一條輕巧的生路。兩個不久以前的軍官——薩寧（海軍）和梅列日科夫——同關在一間包房裡。他們兩人都是「五十八條」，但目前已經轉向了。薩寧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援下宣佈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長，他通過押解員請求隊長接見。（他看透了隊長的傲慢神氣，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縴的！）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薩寧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麼地方進行了交談。另一間包房裡的什麼人也學著薩寧的榜樣求見隊長。那傢伙也被接見了。
第二天早上發麵包，不是按當時解犯口糧標準每人發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糧發完了，開始有人小聲埋怨。有埋怨，可是因為害怕「集體行動」，這些政治犯沒有人出來說話。只有一個人站出來大聲問發口糧的：
「首長公民！這口糧是多少分量？」
「該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說。
「我要求重新過秤，否則我不接受！」那個不要命的人高聲宣佈。
整個車廂鴉雀無聲。許多人拿著口糧不往嘴裡放，他們等著，說不定連他們的也會給重新過秤。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清白無假的軍官走了過來。在一片靜默中，他的話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個人的心上：
「是誰在這裡發表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言論？」
眾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會反駁說，這不過是很普通的手法。獄外隨便一個小頭頭都把自己宣佈為蘇維埃政權，誰會去跟他當真呢！但是對於那些嚇怕了的人，對於那些被定了反蘇活動罪的人，這一手還是比較嚇人的。）
「是誰在這為口糧發動暴亂？」軍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個闖下了大禍的造反者已經在為自己辯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歡蘇維埃政權嗎？」
（為什麼要造反？為什麼要爭執？難道把這一小塊口糧吃下肚子，忍過去，不吭氣，不是簡單得多？瞧現在「卡脖」了……．
「臭死屍！反革命！應該把你這小子在絞架上過過秤，你還要給口糧過秤？！蘇維埃政權供你吃，供你喝，你這毒蛇還不滿意？知道你乾的事該怎麼處理嗎？……」
對押解隊一聲命令：「帶出來！」鐵鎖哐啷一響。「出來，手背過去！」倒霉蛋被帶走了。
「還有誰不滿意？還有誰要過秤的？」
（還以為能把問題講清楚嗎？還以為只要告到上頭，說只發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會相信你說的而不相信中尉說的發足了五百克嗎？）
對於捱過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給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沒有意見。於是這種懲戒性的定量就成為這趟漫長旅程的固定口糧標準。砂糖也從此停發——押解隊留下了。
（這件事發生在輝映我國史冊並將供後人長期研究的取得對德、日的兩大勝利的那個夏天。）
餓了一天、兩天，人變得稍微聰明了。薩寧對本包房的人說：「夥計們，聽我說，咱們這樣下去都得完蛋。誰有好東西，拿出來吧，我去換吃的給你填飽肚子。」他滿有把握地收下一些東西，回絕一些東西。（有人不願意拿出來——那就隨他的便！）然後，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隊竟放他們出去了。他們帶著東西朝押解隊的包房走去，從那兒帶回來切成薄片的麵包和馬合煙。這是從每間包房一天的口糧中剋扣下來的七公斤麵包的一部分，不過現在不是均分給全體，而是隻分給交出東西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