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們不是全都表示過對減少的口糧沒有意見嗎？從另一方面說也公道，因為人家交出的東西多少也值幾個錢，總得付點報酬才是。從長遠看來也公道：須知這些東西對於勞改營是過分高階了，在那裡反正都會被沒收或者偷光。
馬合煙可是押解隊自己貢獻的。當兵的拿出自己珍貴的馬合煙和犯人們分享。但這也是公道的，因為他們也吃掉了犯人的麵包，用掉了他們的砂糖（這種好東西敵人不配吃）。最後還有一件公道事；薩寧和梅列日科夫雖然沒有拿出東西，可是撈到的好處比拿出東西的主兒還多——那是因為沒有他倆這項交易就辦不成。
人們在昏暗中擁擠地坐著，一些人嚼著屬於身旁的人們的麵包，而那些人眼睛盯著他們。押解員不讓犯人單個地借火，兩個小時只給點一次煙——那時整個車廂裡煙霧騰騰，好像著了火。那些起先捨不得拿東西的人現在後悔沒有交給薩寧，這時求他收下他們的東西，但是薩寧表示——等下回再說吧！
如果不是戰後那幾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車，拖拖拉拉的「澤克車廂」，不是一會兒換掛，一會兒被甩在車站上，這次行動就不可能進行得如此順利和如此徹底。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那一段戰後時期，也就不會有那麼多惹人眼饞的東西。走了一個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個星期國家每天只發給二百五十克麵包講過這已經相當於雙倍的圍困時期的口糧），再加上一條風乾鮮魚和白水。其餘的麵包要用自己的東西去贖買。很快就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狀況，押解隊已經很不願意收受東西，他們開始桃三棟四了。
他們被押進了古比雪夫遞解站，洗了個澡，按原來的編隊帶回原來的車廂。一支新派來的押解隊接收了他們。但是辦理交接的時候，顯然已經把搞東西的妙訣傳授給下一班。於是那條贖買自己口糧的規矩又恢復了，直到新西伯利亞城。（不難設想，這條感染力極強的經驗一定在各押解大隊得到迅速的推廣。）
在新西伯利亞城下車以後，叫他們在兩條線路中間的地面坐下，來了一個沒有見過的軍官。他問：「對押解隊有申訴沒有？」大家茫然，沒有人答話。
那頭一個押解隊隊長的算盤打準了。
「澤克車廂」的乘客還有一點不同於列車裡的其他乘客：他們不知道列車的去向，不知道他們該在哪一站下車。因為他們沒有車票，也看不見車廂外掛著的那塊站名牌。在莫斯科，讓他們上車的地方有時離月臺老遠，連他們當中的本市人也認不出這是八個火車站中的哪一個。囚犯們在惡臭和擁擠的車廂裡等待調車頭，一等就是幾小時。瞧，它來了。它把「澤克車廂」拉去掛在已經編組好的列車上。如果是夏天，會傳來車站廣播室的喇叭聲：「由莫斯科開往烏髮方面的列車在第三股道發車……由莫斯科開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車在第一站臺上車……」這說明是喀山車站。熟悉「群島」地理及其線路的行家們開始向同伴們講解：沃爾庫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兩個地方要從雅羅斯拉夫爾車站出發；基洛夫、高爾基勞改營也排除了。
榮譽的麥捆裡也會摻雜進莠草。但這僅僅是莠草嗎？畢竟沒有什麼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勞改營——卻有高爾基勞改營，而且是怎樣的魔窟啊！此外還專門有一座「以馬克辛·高爾基命名的」苦役金礦（距離艾爾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義……」假如敵人不投降，就……，你說出了一個滿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經不再是文學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從來不往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連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們再聽聽。烏髮方面已經發車，我們的沒有動。塔什干的走了，我們還停著。「由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方面的列車離開車時間還有……，請送旅客的同志們下車……旅客們，請把車票準備好……」開動了。是我們的！這能證明什麼呢？暫時不清楚。伏爾加中游為我們準備著，南烏拉爾也為我們準備著。哈薩克的傑茲卡茲甘銅礦等著我們。等著我們的還有泰謝特的枕木浸製廠（聽說那裡的雜酚油會浸入皮膚和骨頭，它的蒸氣會充滿肺葉——這就是死亡）。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蘇維埃港都在為我們準備著。科雷馬是我們的。諾里爾斯克也是我們的。
如果是冬天，車廂封死了，聽不見廣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嚴守條令的——你也不會聽到他們談論解送的路線。那麼，就這樣出發吧。讓我們在人體的夾縫裡，在車輪有節奏的隆隆聲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將出現的是森林還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側的窗外）。睡在中鋪上的人，通過柵欄、走廊、雙層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柵欄，總算還能看到站內的幾股側線和在列車外飛逝的一小塊空間。如果玻璃上沒有結冰，有時還能認出站名——什麼阿甫修寧諾或者翁多爾之類。這些車站在哪兒？……包房裡沒有人知道。有時候根據太陽可以判斷我們這是往北還是往東。或者，在一個叫做什麼圖番諾沃的小站上，一個衣著破爛的普通犯被推進你們的包房。他會告訴你，他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審。他擔心會給判上一畝年。據此你們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過了雅羅斯拉夫爾，同時這表明途中第一個遞解站將是沃洛格達。這時候包房裡必然會出現一些百事通，他們將板起面孔拿腔拿調地學說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語：沃洛格達的押解隊可不是鬧著玩的！他們學著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個「o」字都念成重讀。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於一無所知；你們前面的那根細線上結著許許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個一個的遞解站，在任何一個站上都可能讓你們拐彎。無論烏赫塔，無論因塔，無論沃爾庫塔你都不喜歡，可是你以為五0一工程——穿過西伯利亞北部的凍土帶鐵路——比別處甜一點嗎？告訴你，它比哪兒都糟。
戰爭結束五年以後，囚犯的各條水流終歸流進了河床（或許僅僅是因為內務部擴大了編制？）。部裡對數以百萬計的積案進行了清理，從此每個犯人隨附一包裝在密封紙袋裡的監獄檔案，紙袋上專門為押解隊做了一個切口，把押解路線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線，讓押解人員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沒有好處的；檔案內容對他們可能起腐蝕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鋪上，又會倒著認字，當中士正好在你旁邊停留的時候，也許你能碰巧窺認出誰誰將押往克尼亞日-波戈斯特，而你則是去卡爾戈波爾的。
唉，現在心裡更增加了煩惱！——卡爾戈波爾勞改營怎麼樣？誰聽說過？那兒的一般作業是什麼活兒（有些一般作業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輕一些）。那兒是個閻王殿？不是嗎？
你怎麼搞的，怎麼出發時慌里慌張地沒有給家裡人捎個信？他們這會兒還以為你仍是在圖拉附近的斯大林諾戈爾斯克勞改營裡呢。如果你確實很心急，又確實很靈活，也許你能完成這個任務：誰身上或許藏著一釐米長的一截鉛筆芯，誰或許有一張揉皺了的紙片。小心別讓走廊上的押解員發現。（可是又不許腳朝走廊躺著，只許頭朝走廊。）你彎曲著身子，臉扭向另一邊，在車廂的晃動中給家裡人寫封信吧。告訴他們你突然被從原地提走，現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後可能一年只准寫一封信，叫他們有個準備。你把信疊成三角形，上廁所時帶去碰碰運氣：說不定正好在進站前或剛一齣站後讓你們去解手，說不定押解員會在通過臺打瞌睡，這時趕快踩踏板，找開下糞洞，用身子做掩護，把信捅進洞口！它會沾上尿和糞，但是可能通過洞口掉在軌道中間。甚至可能幹乾淨淨地躥出去，被車下的氣流捲起，打著旋兒落到輪子下面或者竟能躲過輪子而飄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許它將永遠留在這裡，直到來一場雨，下一場雪，直到它碎爛。也許會被人的手揀起。如果碰上這個人不是思想進步的，他會把地址寫清楚，把字跡描整齊，或者另裝一個信封。——瞧，這封信興許就能收到。這種信有時確有送到的——蓋著欠資戳，磨破了，泡溼了，揉皺了，但是傳來了清晰可聞的痛苦的心聲……
但更好是——你們要儘快地不要再當這種所謂的「福來兒」——可笑的新手、冤大頭、犧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們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會給家裡帶去歡樂。既然你們進入了這個史詩的國度，就不要再用小時和晝夜衡量你們的生命。這裡的進來和出去間隔著幾十年、四分之一世紀。你們永遠回不到你們原來的世界！你們越快地習慣於沒有家，家裡人越快地習慣於沒有你們，那就越好，越輕快。
儘可能少有東西，免得為它們擔驚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隊在車廂門口把它砸爛（每間包房要裝二十五個人，你處在他們的地位能想出什麼別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樣新穎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這些東西或在「澤克車廂」裡，或在「烏鴉車」裡，或在遞解站的接收室裡，反正都會被偷光、拿走、搶光和換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將啃齧你們的心。讓人家動武搶去——你們要為自己的財物落得嘴角流血。這些厚顏無恥的嘴臉，這種侮弄嘲笑的架勢，這些兩條腿的畜類令你厭惡——但是因為擁有私產並且為了它們渾身發顫，你們不就喪失了觀察和理解這類現象的難得機會嗎？你們以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筆描繪的那些海上走私販、海盜、偉大的私掠船船長不是跟他們一類的盜賊嗎？他們正是這類人……在羅曼蒂克的文學畫面裡他們是令人神往的，為什麼在這裡卻令你們厭惡呢？
也要理解他們！監獄就是他們的老家。不論當局怎樣慰擾他們，不論怎樣減輕對他們的懲罰，不論怎樣對他們實行大赦——內在的命運引導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返回這裡來……。群島立法的第一個字不就是為他們而寫的嗎？在我國，私有權即使在獄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後來取消者本人也愛上了佔有）—一為什麼在監獄裡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腳太遲緩了，你沒有及時地吃掉你的鹹肉，你沒把砂糖和菸草與朋友們分享——現在盜竊犯們便來翻你的行頭，以便糾正你道義上的錯誤。丟給你一雙穿爛了的鞋窩子，換走你的樣式講究的長筒靴。用一件油汙的舊褂子換走你的絨絨衫。這些東西在他們手裡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頂五次牌局的輸贏。絨線衫明天就轉手出去換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腸。一天以後他們將和你一樣一無所有。這是熱動力學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別都趨向均衡，趨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學派、西尼克學派都這樣教導我們。貪心不死的我輩為什麼總是不能領悟這個淺顯的教誨？我們不理解財產將毀滅我們的靈魂嗎？
既然發了一條成鮮魚，就讓它捂在你的衣兜裡直到下一個遞解站吧，省得在車上央求喝的。一次發給了兩天的麵包和砂糖嗎？那就一次吃掉吧。這樣誰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會像天上的小鳥一樣自由自在。
要擁有那些你永遠可以隨身攜帶的東西：要懂得各種語言，要了解各國情況，要知道各種人，讓記憶成為你的行囊。記住一切！記住一切！只有這些痛苦的種子也許會有一天萌動和發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們在你周圍。也許你今後的一生將時常回憶起其中的一個，並且將因為沒有抓緊機會問清他的經歷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說些——聽到的會更多。無數人的生命的縷縷細絲從群島的一個島嶼伸延向另一個島嶼，它們僅僅在一夜之間，在這樣的隆隆作響的半明半暗的車廂裡面交織，然後便永遠分離。傾聽它們微弱的嗡嗡聲和車廂下面節奏均勻的撞擊聲吧——須知這是生命的紡錘在嗒嗒地轉動。
有什麼希奇古怪的故事在這裡聽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話！
請看柵欄旁邊那個好活動的年輕法國人。他為什麼老在那兒打轉？他對什麼那樣驚奇？去對他解釋解釋！同時不妨詳細問問他是怎麼進來的。有一個人懂法國話，於是我們知道了：他叫馬克斯·桑代爾，法國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蘭西——的時候也是這麼愛到處鑽，好奇。人家客客氣氣地告訴他，不要在俄國遣返中轉站旁邊打轉，可他偏賴在那兒不肯走。這時候俄國人便請他喝酒，過了一會兒他就不記事了。等他醒來，已經躺在飛機艙內的地板上。他發現自己穿著紅軍制服，押解員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們現在宣佈判了他十年勞改。這……當然一定是一場惡作劇，將來能解釋清楚的，是嗎？哦，是的，親愛的，能搞清楚，等著吧1（後來他在勞改營裡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從奧澤爾拉格獲釋。）這類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請聽一個俄法故事。不，哪裡！應該說是一個純俄國的故事，因為除了俄國人誰能搗得了這種亂？我國曆史上各個時代都出現過一些「容納不下的人」，如像蘇里科夫畫中的別廖佐沃的小屋容納不下的緬希科夫那樣的人。這位伊萬·柯維爾欽科雖是個中等身材的精壯漢子，但仍然是哪裡也容納不下的。原因是小夥子長得白裡透紅，像牛奶裡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裡面攙進了燒酒。他挺愛聊自己的事蹟並且拿自己逗樂。他說的那些故事可以稱為珍品，真值得一聽。誠然，你好長時間也猜不出，他究竟是為什麼被捕的？為什麼算是個政治犯？不過也用不著把「政治犯」這塊牌子當作什麼光榮標記。拿什麼耙子把你樓進來不都一樣嗎？
誰都知道是德國人而不是我們偷偷地準備搞化學戰爭。所以，不知是軍需部門哪幾個笨蛋的過失，我軍從庫班潰退時在某地機場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學炸彈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國人可以利用這些東西製造一場國際醜聞。這時，上級給克拉斯諾達爾出生的柯維爾欽科上尉配備了二十名傘兵，空投到德軍後方。任務是把這些極為有害的炸彈全部埋進土裡。（讀者已經猜到下文並且打起哈欠來：後來他被俘了，現在是叛國犯。可是你們一丁點兒也沒有猜對！）柯維爾欽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帶著二十號人無一損失地穿過火線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蘇聯英雄的稱號。
但是報批手續一兩個月才能辦完。而且，如果連這「英雄」的稱號也裝不下你，又該怎麼辦？「英雄」稱號一般都是授給那些軍事政治皆優的乖孩子的。而你的靈魂卻像是發生了火災，必須馬上灌進點什麼，可是又沒有什麼可灌。這該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蘇聯的英雄，那些龜孫子們難道還捨不得多給你一升伏特加？儘管柯維爾欽科當真從來沒聽說過什麼卡利古拉，他也騎著馬登上了市軍管會的二樓。他對城防司令說：喂，發給我點伏特加！（他覺得采取這個方式比較神氣，像個英雄，不容易拒絕。）他是因為這個被抓起來的？不，哪裡話？因為這事，他從英雄降格為紅旗勳章榮膺者。
柯維爾欽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動腦筋不可。在波蘭，他阻止了德國人炸燬一座橋。他於是覺得這座橋好比是他的私產。我方軍管當局到來之前，他向波蘭行人和車輛收繳過橋費：要不是我，你們這座橋早沒了。雜種們！他收了一天一夜的過橋費（酒錢），幹膩了。老在橋頭上戳著也不是事兒——柯維爾欽科大尉向當地波蘭人提出一項公平的解決辦法：把這座橋從他手裡買過去。（是為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價不高，可是波蘭人摳門，湊不齊份子。大尉先生丟下橋不要了。見他媽的鬼，讓你們免費通過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擔任傘兵團參謀長。師政治部對這位柯維爾欽科少校很傷腦筋，因為他的政治學習一塌胡塗。一次他要上頭給他寫一份進軍事學院學習的鑑定。發下來以後，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帶這號鑑定我甭去軍事學院了，還是去投奔班傑拉吧！」（是為了這個嗎？……這件事本來足可以讓他蹲上十年，可是躲過了。）再加上他這時候又批准了一個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開車，撞壞了一輛卡車。為此總共處罰他十……天禁閉。擔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們對他十分愛戴，放他從禁閉室出來到村子裡去逛。這種「禁閉」本來是可以忍過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嚇唬他！柯維爾欽科這下子可惱了：噢，原來這樣；埋炸彈——伊萬，去吧！為一輛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間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維納河邊。他知道一個朋友在那裡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駕上開走了。
原來他並不是一個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對他的種種損害他統統要報復。他在立陶宛棄船上岸，跑去請求立陶宛人：「哥兒們，帶我去找你們游擊隊2把我收留下來吧，你們不會後悔的。咱們一塊把他們搞個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認定他是當局派來的。
伊萬衣服裡縫著一張銀行信用證。他買了一張去庫班的車票。然而火車快到莫斯科的時候他在餐車裡已經喝迷糊了。走出車站，眯縫著眼看了看莫斯科，對一個出租汽車司機說：「拉我去大使館！」「去哪一個？」「管他媽哪一個，隨便！」車開到了。「哪一國的？」「法國。」「好吧！」
也許是他的思路發生了混亂。去大使館的意圖原來是一樣，現在又是一樣。可是他的機靈勁和體力絲毫沒有減弱；他沒有去驚動使館大門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進一條小街，翻過兩人高的光滑的圍牆。在大使館院子裡面比較順利：沒有人發覺或阻攔。他走進大樓，經過一間又一間的屋子，看見一個擺好食物的飯桌，桌上東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別嘴饞，把軍裝上衣和褲子的口袋都塞滿了。這時主人們進來吃晚飯。柯維爾欽科先發制人，朝他們大喊一聲：「哎，你們這些法國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來法國人一件好事也沒有做。「你們為什麼不鬧革命？你們幹嗎要把戴高樂拉上臺？還要我們把庫班的小麥供你們吃？辦一不一到！！」法國人嚇錯了：「您是什麼人？您是哪兒來的？」柯維爾欽科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適當的腔調說：「國家安全部少校。」法國人不知所措地說：「不管怎麼說，您不應該闖進來。您有什麼事情？」「我來x你祖宗！！」柯維爾欽科這句話已經是開門見山，打心眼裡說出來的了。他在法國人面前又耍了一陣無賴，忽然聽到隔壁在打電話報告他的事。他的頭腦還是足夠清醒的，開始撤退。可是口袋裡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後頭傳來一陣陣的恥笑聲。
然而，他不僅僅還有力氣安然無恙地走出大使館，而且還能繼續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輔車站醒來（大約是想去西烏克蘭吧？），緊接著就在這兒被逮住了。
偵查過程中，他遭到阿巴庫莫夫親手毒打，脊背上的傷痕腫起一巴掌厚。部長摸他當然不是為了偷梨，也不是為他對法國人義正詞嚴的叱責，而是要他招供：受什麼人收買？什麼時候收買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這類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車廂裡一樣，到了夜間，「澤克車廂」裡也沉寂下來。夜間不會發魚，不會給水，也不會讓解手。
這時候，也和其他車廂一樣，充滿車廂的是車輪的均勻的咔噠咔噠的撞擊聲，它絲毫不破壞車內的寂靜。這時候，如果押解員又離開了走廊，三號包房裡的男犯就可以和四號包房的女犯小聲對話。
在監獄裡和女犯對話——是異乎尋常的。它帶著一種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談的只是律條和刑期。
有一次，這樣的對話進行了一個通宵。情況是這樣的：它發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裡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莫斯科醫生的女兒，根據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裡傳出一陣嘈雜聲：押解隊把三間包房裡的全部男犯趕進兩間（每間塞進多少人，就不用問了）。接著，帶進來一個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沒有剃光頭。他的波浪式的淺黃色頭髮——是真正的捲毛——挑釁地覆蓋著他的優美而碩大的頭顱。他年輕、儀態端莊，穿著一身英軍制報。押解員帶他通過走廊的時候，顯出恭敬的樣子（寫在他的檔案袋上的訓令使押解隊有點發怵）——這一切情景那個姑娘全看在眼裡。可是那個人卻沒有看見這個姑娘（後來他多麼惋惜！）。
根據亂轟轟的人聲和雜沓的腳步聲，姑娘判斷出這是專為這人騰出一間包房，就在她隔壁。顯然是不許他和任何人來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談。包房之間是不能看見的，但是車內寂靜的時候可以互相聽到。傍晚，車廂裡安靜下來了。姑娘在長椅上緊挨著柵欄坐下，低聲向他打招呼（也許是起先輕聲唱歌。這個舉動本應受到押解隊的懲戒，但是押解隊睡覺去了，走廊裡沒有人）。陌生人聽到招呼，按她教的辦法，也坐到同樣的地方。現在他們背靠背坐著，緊貼著一層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對著板壁的邊緣，讓聲音穿過柵欄，悄悄地對話。他們的頭和嘴唇捱得這樣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們彼此不僅不能接觸至u，連看一眼也是辦不到的。
艾裡克·阿爾維德·安德森聽俄語的能力已經滿過得去，講話還有許多語病，不過基本上能夠表達意思。他向這位姑娘介紹了自己奇異的經歷（我們會在遞解站裡聽到）。姑娘也把一個觸犯了五十八河0條文的莫斯科女大學生的簡單經歷告訴了他。但是阿爾維德聽得入神，他向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關蘇聯青年，蘇聯生活的問題。他所聽到的和他以前從西方左翼報刊上以及他本人對蘇聯的正式訪問中所瞭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們談了一個通宵。對於阿爾維德說來，這一夜一切都匯合在一起了：一個生疏的國度裡的奇特的囚犯車廂；永遠能在我們心中引起迴響的夜行列車的有節奏的咔噠咔噠的響聲；姑娘的優美動聽的嗓音、她的低語、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連看她一眼也不能夠啊！（他已經有一年半沒有聽見過女人的聲音。）
通過這位不可見的（而且可能是，而且當然一定是很美麗的）姑娘，他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羅斯。俄羅斯的聲音整整一夜向他講述著真情。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的初次瞭解，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的。（在早晨他還將透過車窗看到俄羅斯的暗黑的草房頂——並將聽到一位隱身的講解員的悽切的低語。）
是的，這一切就是俄羅斯：旅途中放棄申訴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牆那邊的姑娘，回房睡覺的押解隊，衣兜裡掉出的梨，掩埋起來的炸彈，登上二樓的馬。
「憲兵！憲兵！」囚犯們歡喜地叫起來。他們高興的是，下一段路程將要由憲兵押送，不用押解隊了。
我又忘了打引號。以上的話是柯羅連科親自說的。誠然，我們見到藍箍帽的時候並不歡喜，但是如果你乘「澤克車廂」遇上了鐘擺，無論見到誰都會高興。
普通旅客在一箇中途小站上車是需要一點本事的，可是下車有什麼了不起？——先把東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則大不一樣。如果當地監獄的警衛隊或者民警不來接車或者來遲了兩分鐘——得！列車開動了，這個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個遞解站。如果真有個遞解站把你接收下來，那還算好，又重新會發給吃的。但有的時候一直把你拉到這條路線的終點站，他們讓你在空車廂裡乾等十八個小時，裝上新犯人以後，再把你往回拉。到達原先那個車站的時候可能又沒人來接，你又進了一條死衚衕，又得在另一頭坐等。要知道這整個期間是不給你供應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糧只開到第一個遞解站。當地監獄馬虎了，會計室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你已經轉到圖龍監獄的賬面上去了。押解隊沒有義務拿自己的麵包餵你。他們能把你這樣晃盪六個來回（有過的！）：伊爾庫茨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伊爾庫茨克，伊爾庫茨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等到你在圖龍的月臺上終於看到了藍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摟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寶貝，謝謝你救了我的命！
在「澤克車廂」裡兩天時間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盡，氣都喘不過來，渾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樣好：是再受點罪，快點到達目的地，還是放出去進遞解站，稍微鬆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隊忙碌和奔跑起來。他們穿好軍大衣走出來，用槍托敲打地板。這表示他們要全體犯人下車。
他們先在車門踏板前面圍成一個圓圈，你剛一從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滾下去，他們馬上從四面八方震耳欲聾地朝你齊聲吼叫（這是專門訓練出來的）：「坐下！坐下！坐下！」幾個人同時朝你喊，又不讓你抬頭看，這種手法具有很強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轟的情形下一樣，你不由自主地齜牙咧嘴，手忙腳亂（你忙著到哪裡去？），低低地弓著身子，趕上先下車的人們，和他們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個很明確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個初來乍到的，你還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萬諾沃車站的待避線上，我聽到這個口令的時候，正抱著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勞改營裡做的，而是外面的產品，它的提手總要拽斷，而且總是在最要命的時候）往前跑。我終於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沒有看別人是怎麼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軍官大衣還不太髒，下襬還沒有剪短，總不能穿著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隊隊長——紅潤的臉蛋，厚實的俄羅斯面型——大步跑來，我都沒有來得及弄明白他這是為什麼，要幹什麼，就見他顯然是要用那隻神聖的大皮靴懲辦我的罪大惡極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麼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擔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腳，戳破了箱蓋。「坐一下！」他給了一句解釋。這時我才忽然發現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們中間。還沒有來得及提出「該怎麼坐？」的問題，我自己就已經明白了該怎麼坐，於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樣，像門前的狗、門後的貓一樣，穿著我那心疼的軍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這隻箱子我儲存了下來。現在每當看見它的時候，我慣於用手指撫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會癒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傷口。東西比人們更有記性。）
這種坐法也是有講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兩膝勢必抬起，重心移到後面，這樣就不容易站起來，更不可能一躍而起。而且坐下來的時候要求我們擠得更緊些，使我們互相妨礙。如果我們想全體一齊向押解隊撲過去——趁我們慢慢活動的時候就可以先開槍把我們解決掉。
讓我們坐在這裡，是為了等待「烏鴉車」（它分批運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為了步行押送。他們盡力找隱蔽的地方安排我們坐等，為的是少讓外面的人看見。但有的時候很難堪地直接把我們放在月臺上或者空場上（在古比雪夫就是這樣）。這對自由人是一場考驗：我們倒是以毫無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著他們，可是他們該怎樣看我們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許（因為只有葉爾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們坐牢是因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記下來呢？也會判上幾年的；簡單得很。於是我們驕傲的自由公民（「唸吧，羨慕吧，我是蘇聯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頭，竭力根本不看我們，好像這兒是一片空地。老太婆們比別人勇敢：已經沒法把她們變壞了，她們連上帝都信呢。她們從不大的長方面包上掰下一塊扔給我們。還有刑滿釋放的勞改犯（當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勞改犯們知道這麼一句話：「沒進去過的——都要進去，進去過的——不會忘記。」你看，他們扔過來一包紙菸，為的是下回坐牢時也有人扔給他們。老婆婆手沒勁，麵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紙菸在空中打個弧旋直接飛進人堆裡。押解人員馬上嘩啦嘩啦地拉槍栓——瞄準老太婆，瞄準善良的心，瞄準麵包；「喂，老婆子，走開！」
神聖的、摔成兩半的麵包在塵埃中靜臥，直到我們被驅趕啟程。
一般說來，坐在車站的地上的時刻是我們最美好的時刻。記得在鄂木斯克，叫我們坐在兩列長長的貨車之間的軌枕上。這個夾縫裡沒有行人（一定是在兩頭布了崗：「不許過去！」我們的國民即使在自由的時候也習慣於服從穿軍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陽光曬燙的站內的油汙的卵石還沒有變涼，它們烘烤著我們的屁股。我們看不見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車後面不遠的地方。電唱機放送著歡快的音樂，人群的嘈雜聲連成一片。不知為什麼，擠在蓬首垢面的人群當中，席地坐在這個偏僻的角落，並不覺得羞辱；聽到我們這些人再也不會跳的屬於另一世界的青年們的舞曲，也並不覺得是對我們的譏笑；想象著現在月臺上有人在迎接誰，有人在送別誰，甚至手裡還捧著花束。這是近似於自由的二十分鐘：暮色漸漸濃了，天上的星星，線路上紅的和綠的訊號燈，都亮了。音樂聲仍在響著。沒有了我們，生活照樣進行——我們甚至已經不再懊惱。
愛上這樣的時刻，監獄就會變得比較輕鬆。不然，憤怒會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趕到「烏鴉車」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著危險性，比如說旁邊有街道和行人，那麼押解條令還規定有一個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沒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頭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殘廢，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隻手拎著東西，你旁邊的人就挽住你這隻手臂，而你用空著的手去挽別人。現在你們比正常的佇列緊縮了一倍。你們馬上覺得行動艱難。由於東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順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們都像瘸子一樣一步一晃。你們這一群骯髒、灰暗、怪誕的生物，像一隊盲人似地向前移動，互相間做出假裝的溫柔——這是怎樣一幅人類的漫畫啊！
也許前面根本就沒有「烏鴉車」。也許押解隊隊長是個膽小鬼，他害怕路上出問題，所以才叫你們這樣。你們就得拖著沉甸甸的東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過整個市區，一直走到監獄。
還有另一個口令，這已經是鵝的漫畫了：「抓住腳後跟！」意思是，凡是空著手的人，都要用兩隻手抓住自己的腳踝骨附近的地方。現在——「齊步走！」。（喂，讀者諸君，請放下書本，在屋裡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圍多大一塊地方？怎麼樣逃跑？）諸位能夠從旁想象出三四十隻這種鵝類在一起的場面嗎？（基輔，一九四0年）
氣候不能總是八月；還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沒有「烏鴉車」，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押送你們步行去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遞解站。不難猜想，「澤克車廂」的押解隊在到達城市之前的幾小時之內沒有讓你們解手，免得弄髒廁所。經過偵查以後你們身體都衰弱了，又被凍得感冒了，現在幾乎是一點也憋不住尿，特別是婦女。哼，那有什麼？馬才需要停下來放鬆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圍牆邊蹺起一條腿。你們是人，可以邊走邊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麼害臊的？到遞解站就會幹了……。薇拉·科爾涅耶娃彎下腰提一提鞋，落後了一步——押解員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著冬天的衣服咬進了她的小腿肚。不許落後！有一個烏茲別克人摔倒了，就用槍托打，用皮靴踢。
沒啥了不起：這些事不會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報》）上。至於押解隊隊長，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會遭到審判。
「烏鴉車」也是從歷史上傳f來的。巴爾扎克描寫的監獄馬車有哪點不像「烏鴉車」？僅僅是拉得慢一些，裡面塞得不那麼緊。
誠然，在二十年代還是把犯人排成縱隊，押著他們徒步通過市區，甚至通過列寧格勒。他們經過十字路口的時候，把交通都阻斷了。（馬路兩旁的人們發出對他們的譴責：「這下偷夠了吧？」當時還沒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偉意圖……）
但是，隨時注意著技術新動向的「群島」毫不遲延地採用了「黑烏鴉」——更親熱的名稱是「小烏鴉」（囚車）。第一批「烏鴉車」和第一批卡車同時出現在還是鋪著卵石的馬路上。它們的彈簧很硬，坐在車裡顛得利害，好在囚犯們這時候已經不再是水晶製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們的密封已經搞得很完善了：一條小縫也沒有留下，一個小電燈泡也不裝。既出不了氣，也看不見東西。車斗子裡當時也是每次都塞得滿滿的，只能人貼人地站著。並不是故意安排得這樣擠，完全是因為車輛不夠。
許多年間，「烏鴉車」的外殼一直漆成鐵灰色，可以說是把監獄的特徵公開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戰後在我國各大首府忽然覺得這樣不大對勁，決定把外殼塗上歡快的色調，寫上「麵包」（囚犯們本來就是供建築工地消化的麵包）、「肉類」（確切一點應當寫為「骨頭」）等字樣，要不就寫上「請飲蘇聯香檳！」
「烏鴉車」的內部，可能是一個簡單的鋼板車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邊裝著長凳，不過這東西決不是為了讓你舒服，而是相反；往這種車斗塞的人數決不會比全體站著的車斗能容下的人數少半個，可是在這種車斗裡，人們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樣摞起來。「烏鴉車」的後部也可能設有一個單間——僅能容下一個人的窄長的鋼匣子。也有整個車斗都隔成單間的；左右兩排單人匣子，像監室一樣上鎖，中間給看守留一條過道。
你瞧著外面手舉高腳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請飲蘇聯香檳！」，絕對想象不到裡面會有這樣一套複雜的蜂窩裝置。
把犯人往「烏鴉車」裡趕的時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隊員也是不斷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給你向四面張望和考慮逃跑的時間。他們連推帶搡地把你轟上車，弄得你抱著行囊卡在狹窄的車門裡，弄得你的頭撞上車門的橫楣。車後的鋼板門扇費勁地閂上了——開車！
當然，在「烏鴉車」裡連續乘坐幾個小時是少有的事，經常只有二三十分鐘。但是這半小時就能把你搖晃散架，把你骨頭壓斷，把你身子擠扁。如果是高個兒，頭還得窩著，——大概一定在回想著舒適的「澤克車廂」吧。
「烏鴉車」還意味著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鮮明的當然是和盜竊犯的相逢。也許你未曾有過跟他們同乘一間包房的緣分，也許將來即使在遞解站裡也不會把你們放進同一間監室，但是此時此地你是被交給他們擺佈了。
有時候擁擠到這種程度，連盜賊們也不好做手腳。你們的腿和胳臂鉗在別人身體與背囊的夾縫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車子經過坑坑窪窪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來，好像五臟六腑都要顛出來的時候，你們的四肢才能換換位置。
有時候鬆動一些。盜賊們在半小時之內就有辦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內容都檢查一遍，把「桿菌」（好吃的食物）和較像樣的「破爛」（衣服）統統收歸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識時務的考慮（你仍然認為主要的敵人和主要的事業還在前面的什麼地方，所以你必須為此保全自己的身體，結果你就一點一滴地開始喪失著自己的不死的靈魂）阻止著你去和他們格鬥。如果你掄起拳頭去跟他們拼，那麼你的肋骨之間準會吃上幾刀。（不會進行偵查，即便偵查，他們也不會吃虧：頂多讓他在遞解站裡暫時剎車，不再往遠地勞改營遣送就是了。你們也會同意：社會親近分子和社會異己分子之間發生格鬥，國家是不能站在後者一邊的。）
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後援會官員退休上校盧寧一九四六年在布蒂爾卡監室裡說了一件事：三月八號，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幹卡監獄的途中，一群盜竊犯在「烏鴉車」裡當著他的面輪姦了一個正準備結婚的姑娘（車裡面的其他人對這件事都默不作聲，袖手旁觀）。這個姑娘是當天早晨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來的，還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離職守的罪名受到審判，其實這是她的上司為了報復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烏鴉車」開動前半小時，按照有關法令給姑娘判處了五年。她被推進廠「烏鴉車」，於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約在經過花園環行路的時候（「請飲蘇聯香檳」），被變成了一名營妓。怎麼說才對？僅僅是盜竊犯乾的？不是獄吏嗎？不是她的那個上司嗎？
還有盜賊式的溫存：姑娘被強姦後還遭到洗劫。他們扒掉了她今天穿來想讓審判員們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轉手就給了押解員。押解人員把車停下來，下去買了優特加送回車裡，因而盜竊犯們又用姑娘的錢痛飲了一場。
進了塔幹卡監獄，這個姑娘痛哭流涕地向當局告狀。軍官聽完了以後打了個哈欠說：
「國家不能為你們每一個人提供單獨的交通工具。我們不具備這個條件。」
不錯，「烏鴉車」的確是「群島」的「瓶頸」。如果說「澤克車廂」裡不具備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開的條件，那麼「烏鴉車」裡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開。而且怎麼能要求盜賊們不利用兩個監獄之間的空隙過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盜竊犯的話，那麼應該感謝「烏鴉車」給予我們和女人們相遇的短暫的機會。在監獄生活中，除了這裡，還能在什麼地方見到、聽到和接觸到她們？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們從布蒂爾卡運往火車站。坐得很鬆快，一輛有長凳的「烏鴉車」總共才裝了十四個人。全坐好以後，忽然又推進一個女的。她緊挨車門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為和十四個男人同坐在一個黑匣子裡面，在這裡她是得不到一點保護的。但是說過幾句話以後，她明白了這裡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條的。
她自報了姓名：列賓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緊隨她的丈夫之後被捕的。忽然，一個根據年紀和瘦小的外貌看起來頂多是個中尉的沉默寡言的軍人開口問她：「請告訴我，你跟安東尼娜·伊萬諾夫娜在一塊坐過牢嗎？」「怎麼，你是她的愛人奧列格？」「是。」「是伊萬諾夫中校嗎？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是。」
這一聲「是」裡面包含了怎樣的感受啊！它發自哽噎的喉頭，它流露的更多是對音訊的恐懼而不是快樂。他移過去坐在她的身邊。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過兩扇後車門上的兩個窄小的柵孔射進車斗，隨著汽車的行進在車內閃動，在這個婦女和中校的臉上閃動。「偵查期間的四個月我同她蹲在一個監室裡。」「現在她在哪兒？」「那時候她一心惦記著您！她對自己的案子一點也不在乎，只是為您擔心。起先怕您也被他們抓進來。後來盼望您能得到比較輕的判決。」「她現在怎麼樣了？」「她怨恨自己連累了您。她太難過了。」「現在她在哪兒？」「您千萬別害怕，」列賓娜已經像對待親人一樣用手貼在他胸前，「她經不起這樣的緊張。他們把她送到別處去了。她有點……您明白了嗎？精神失常……」
在六條行車線的大馬路上，一團用鋼板緊緊包裹著的小小的風暴如此平靜地向前行駛著。它遇到紅燈就停下來，要拐彎的時候就給訊號……
我和這位奧列格·伊萬諾夫是剛剛在布蒂爾卡相識的。經過是這樣：他們把我們關進了監獄交接處的隔離室，正在把我們的東西從保管室裡取到這裡來。他和我同時被叫到隔離室的門口去。在開著的門外的走廊裡，可以看見一個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員在翻他箱子裡的東西。一塊不知道怎麼儲存下來的金黃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沒有在意地一腳踩在那上面的兩顆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踐踏著它，好像專門為了拍攝特寫鏡頭。
我指給他看：「請注意，中校同志！」
伊萬諾夫的臉色陰沉下來。要知道，他當時還保留著「公安機關是清白無瑕的」這個觀念。
現在又聽到了關於妻子的事情。
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個小時之內裝進腦子裡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