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俄文中octpot這個字造得好——一看就覺得結結實實！而且構造多麼奇巧！讓你逃不脫的那四堵牆的結實勁兒好像活現在其中。什麼全有了——嚴厲、魚叉、鋒銳（迎著涼不了的面孔扎進眼睛的暴風雪的刺蝟般的鋒銳，營區圍牆的尖樁的鋒銳，當然還有鐵絲網上的鐵蒺藜的鋒銳），這三個詞兒緊繃繃地擠在「奧-斯-特-勒-奧-格」這六個音節裡。還有「謹慎」’這個詞兒也緊挨在旁邊，——後面不是還帶著個「犄角」嗎？對了，那個犄角直挺挺地豎在那兒，向外突出著，照直對準了我們！

如果對整個俄國的牢獄習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縱的觀察，就拿這個機構的最近九十年來說——明顯地看出它並非一直是同一個犄角，而是先後長出的兩個犄角：民意黨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個用來觸人的地方，就是連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後它漸漸地變圓了、變禿了，朝著基部越縮越短，直到變得一點也不像一隻犄角，只剩下一個毛茸茸的底座兒（這是二十世紀初）——但是後來（一九一七年以後）另一個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現一些小骨突地。在這個基礎上，隨著獄方態度之日益跋扈，隨著「你沒有權利！」的喝斥聲，它又逐漸隆起、變尖、變硬、變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進了人的脖子下面鎖骨上方的凹處：監禁！並且，馬上發出鐺……（toh）的一聲，像遠方傳來的深夜的警鐘——它每年都發出一次轟鳴。

如果只根據施呂瑟爾堡監獄（沙皇時代監獄）某一個犯人的經歷來考察這條拋物線，（b·費格涅爾著《銘記不忘的勞動人）那末一開始是有點可怕的：一個囚犯只有號數，誰也不稱他姓名；憲兵們——像是在盧賓卡訓練出來的：私下不對你說一句話。你結結巴巴說出個「我們……」——「請您只說自己！’」死一般的寂靜。牢房永遠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瀝青的。通風小窗每天只開啟四十分鐘。吃的是清水菜湯和稀粥。不讓從圖書館借學術書籍。兩年看不到一個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後——才給一些編上號碼的紙張。

後來，慢慢地——增加了活動餘地，變得圓通起來了：白麵包也有了，帶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錢還可以買東西；抽菸也不禁止；玻璃裝上了透明的，氣窗經常開著，牆壁改刷成淺一些的顏色；也可以憑藉書證從聖彼得堡圖書館借書看了；菜園子之間裝的是柵欄，可以談話，甚至可以彼此講演。囚犯們已經向獄方進逼了：再給我們一些土地！再給一些！已經有兩個監獄院子裝飾上樹木花草。種的花卉和蔬菜已經有四百五十個品種！瞧，還有了科學蒐集工作、木工房、鍛工場，可以掙錢，可以購買書籍，甚至購買俄國的政治書籍，可以從國外訂購雜誌。還可以同親屬通訊。放風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費格涅爾回憶，逐漸地「已經不是獄吏在叫喊，而是我們衝著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獄吏拒絕送出她的申訴書，為此她撕下了獄吏的肩章！後果是這樣的：來了一個軍事偵查員，在費格涅爾面前為無知的獄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種種的放鬆和放寬是怎樣發生的呢？費格涅爾認為有的事情與個別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關，另外的原因是「憲兵們和被看管者」混熟了、習慣了。囚犯們的堅強、尊嚴和舉止適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畢竟認為：時代的空氣，這種驅散黑雲的普遍溼潤和新鮮的空氣，這種吹遍整個社會的自由之風——是決定性的！要是沒有這種空氣，大約只能和憲兵們一起每星期一學習一次簡明教程「（但當時不會這個），再就是勒的更緊，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獄吏的肩章後所得到的也不會是「銘記不忘的勞動」，而是地下室裡的「九克」。

沙皇監獄制度的動搖和削弱當然不是自行發生的——而是由於整個社會與革命者們一起對它盡力動搖和嘲笑的結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頭槍戰中而是在幾十年以前就已經徹底輸掉：那時富家子弟把坐牢視為光榮，而軍官們（甚至近衛軍的）認為與憲兵握手是一種恥辱。隨著監獄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確地形成著戰無不勝的「政治犯倫理學」，各革命政黨的成員們也愈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和本黨法規的力量，而不是國家法律的力量。

這時，一九一七年降臨俄國，騎在它肩頭的便是一九一八年。為什麼我們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們所研究的物件不容許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從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監獄（服刑監獄和偵查監獄），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變空了——那些監獄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們是怎樣度過這一年的——頗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園子、靠種土豆勉強餬口（從一九一八年起他們就好過多了，在施巴列爾監獄，直到一九二八年，他們還在為新政府服務，日子港過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後一個月，已經開始明白，沒有監獄是怎麼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關在鐵窗後面沒有地方可放（參看第二章）——說得乾脆些，就是因為新社會里沒有他們的位置。兩個特角之間的那塊平地就這樣摸索著走過了，開始摸到了前頭的第二個犄角．

當然，立即宣佈了，沙皇監獄的各種慘狀再也不會重複：再不會搞什麼討厭的感化、什麼獄中禁止交談、單人牢房、隔離放風和排成單行的齊步走，甚至監室也不會上鎖！——親愛的來賓們，請你們互相見面吧，盡情暢談吧，彼此對布林什維克發發牢騷吧。而新監獄當局注意的方向是執行外部警戒職務和接收沙皇監獄的財產（它恰恰不是那種應當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國家機器）。幸運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監獄或牢獄在國內戰爭中並沒有遭到破壞。只是這些弄髒了的舊字眼免不了要改換。現在把它們稱為政治隔離所，把「政治」和「隔離」連在一起構成的名稱表明：承認過去的革命政黨的黨員是政治上的敵人，並指明鐵窗並不具有懲罰性質，而只是必須把這些過了時的革命者同新社會的前進過程隔離開來（而且，顯然是臨時的）。各個老中心監獄（蘇茲達爾中心監獄好象從國內戰爭時期起就已經開始）的拱頂監室就在上述條件下接受了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

他們回到這裡的時候，全都意識到自己的囚犯的權利，並帶著早已經過考驗的傳統——如何堅持這些權利。他們把以下的待遇視為法定的權利（從沙皇那裡爭取到的並由革命確認了的）：領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糧（包括一天半包香菸）；從市場購買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許多小時的自由放風；監管人員對他們以「您」相稱（而他們自己在監獄管理人員面前可以不站起來）；夫妻住在一個監室裡；報紙、雜誌、書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臉刀和剪刀——都放在監室裡；一月三次收發信件；一月會見一次；窗戶當然是不用任何東西擋起來的（當時還沒有「籠口」這個概念）；監室間走來走去不受阻礙；放風院子要有樹木花草、丁香；自由選擇放風同伴，並且可以把裝有信件的口袋從一個放風院子扔到另一個放風院子；懷孕女犯在產前兩個月從監獄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們還記得某種較高階的東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監獄裡便會感覺到自己是整體的一部分，是共同體的一個環節。自治（自由選舉在行政面前代表全體犯人一切利益的組長）能夠削弱監獄對單個犯人的壓力，因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來，並且使每一個抗議因得到全體響應而增加力量。

他們就著手去堅持這一切。而監獄當局也著手去剝奪這一切。於是就開始了無聲息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沒有炮彈的爆炸，只是偶爾有幾聲步槍的射擊，而打破玻璃的聲音在半俄裡以外是聽不到的。為維護殘有的一點自由、為維護殘存的一點持有觀點的權利而進行著無聲息的鬥爭，這場鬥爭幾乎進行了二十個年頭——但是關於它沒有出版過帶插圖的鉅著。它的一切起伏變化、勝利和失敗的紀錄——我們現在幾乎是無從得悉的，因為在「群島」上是沒有文學的，口頭傳說也隨著人們的死亡而中斷。只有這場鬥爭偶爾迸射出來的一些水珠，在間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濺落到我們這裡。

何況從那時候起我們已經是幾經滄桑了呀！——我們是經歷過坦克戰的人，我們是知道原子彈爆炸的人——如果監室上了鎖，犯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通訊權，公開敲牆打暗號、從視窗對著視窗喊話、用線繫上便條從一層放到另一層樓，並堅決要求至少讓各黨團的組長能自由地巡視各監室……這在我們看來算得了什麼鬥爭呢？如果盧賓卡監獄的典獄長走進監室來，而無政府主義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會革命黨人卡嘉·奧利茨卡婭（一九三一年）拒絕在他進來時起立（而這個野蠻傢伙想出一種懲罰辦法。剝奪她出監室去解手的權利……），這對我們說來算得了什麼鬥爭呢？如果兩個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為抗議那種只許低聲說話的壓抑個性的盧賓卡命令，在監室裡高聲唱起歌來（唱的只不過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時典獄長拉脫維亞人杜凱斯便抓住她們的頭髮沿著走廊拖到廁所裡去，這算得了什麼鬥爭呢？再如在從列寧格勒開出的「斯托雷平」車廂中（一九二四年）大學生們高唱革命歌曲，為此押解人員就不給他們水喝，學生們向他們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員都幹不出這種事！」——押解人員就毒打他們；或如社會革命黨人科茲洛夫在克姆遞解站上罵警衛是劊子手——為此遭到了拖打；這種種都算得了什麼鬥爭呢？

因為我們習慣於把英勇精神只理解為軍事方面的（噢，或者還有那種飛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種掛滿勳章的英勇精神，我們忘掉了另一種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正是我們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維亞特卡監獄裡，社會革命黨人斯特魯任斯基與同志們一起（他們有多少人？叫什麼名字？抗議什麼事？）在監室裡壘起了障礙物，在褥子上澆上煤油後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呂瑟爾堡監獄的傳統。但當時引起了多少喧譁呀，整個俄國社會曾是多麼激動阿！而現在無論維亞特卡，無論莫斯科，無論歷史，都不知有過這件事。然而人肉卻同樣在火焰中發出噝噝的響聲！

最初建立索洛維茨特種營的想法就在於，這是一個半年同外界沒有聯絡的好地方。你從這裡怎麼喊叫也不會有人聽到，在這裡你願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會黨人從彼爾託明斯克（奧涅加半島）轉移到了這裡，並把他們分配到三個孤立的隱僧修道院。

其中一個是薩瓦手修道院——包括兩所過去供朝聖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進了隔離區。最初幾個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實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親屬長途跋涉到這裡探監，三個政黨的三名組長成天同監獄長官進行各種談判。修道院區內——是自由區，在這裡面，囚犯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說話、思考、做事。

但就在當時，在「群島」草創時期，一種令人心情沉重的固執的流言已經在人們耳邊爬行了，當時這類流言還沒有得到「茅房訊息」的稱號：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運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聯絡都斷絕了，索洛維茨特種營長官艾赫曼斯宣佈：不錯，收到了關於管理制度的新指示。當然不是一切都取消，決不是！——通訊次數要減少，還有點什麼別的規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時間即晚上六時前出去。

各黨團決定表示抗議，從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中糾集了一批志願者：在宣佈禁令的第一天偏偏從晚上六點鐘開始出去散步。但是薩瓦季隔離區的長官帶槍捷夫想摸槍的手早就癢癢了，還在規定的晚上六點以前（也許是鐘錶沒有走準？當時還不能根據無線電廣播對錶）看押人員就帶著槍進入區內，並向著合法散步的人開起火來。放了三排槍。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傷。

次日，艾赫曼斯前來說：這是個可悲的誤會，諾格捷夫將被撤職（調走高升了）。為死者們舉行了葬禮。合唱隊的歌聲在索洛維茨的荒野上空響起。

「你們在……殊死鬥爭中光榮犧牲」。（這是最後一次允許為悼念新犧牲者唱這支緩慢的曲調吧？）誰來一塊巨大的圓石壓在他們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說報界隱瞞了這一事件。在《真理報》上用小號字刊登了一則簡訊：犯人們襲擊了看押人員，六人被擊斃。誠實的《紅旗報》「描述了索洛維茨的暴動。

在薩瓦季修道院的社會革命黨人中有一個叫尤里·波德別爾斯基的。他蒐集了關於索洛維茨槍殺事件的醫療檔案——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佈。但過了一年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遞解站進行搜查時，在他的箱子裡發現了雙層底，把暗藏的東西全掏出來了。俄國的歷史就是這樣栽跟頭的……

然而管理制度畢竟是被他們維護住了。整整一年誰也沒有說起改變的事。

不錯，整個一九二四年都沒有說起。但到這年年底，一種頑固的流言又爬到耳邊來了，說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餓壞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島上的三個修道院——薩瓦季、三位一體和穆克薩姆一里的社會黨人們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這三個修道院裡的各黨團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維茨行政當局提出帶有最後通牒的宣告：或者在航運斷絕前把他們全體從這裡運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變，最後通牒的期限是兩個星期，否則，各修道院將宣佈絕食。

這樣的一致行動是能迫使當局認真考慮的。這種最後通謀是不能當作耳旁風的。在最後通謀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個修道院去宣佈：莫斯科拒絕了。於是，在預定的日子，三個修道院裡（現在彼此已經失掉了聯絡）都開始了絕食（不是幹絕食，水是喝的）。在薩瓦季絕食的約有兩白人。他們主動不讓病號參加絕食。囚犯中間的醫生每天巡視絕食者，集體絕食總是要比個人絕食難堅持：因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強的人看齊的。只有懷著堅持到底的決心，並且要每一個人對其餘的人都很瞭解、很信任，絕食才有意義。由於存在著不同的黨團，由於有幾百個人參加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會因他人而產生精神上的苦惱。絕食了十五個晝夜以後，在薩瓦季不得不舉行秘密投票表決（票箱在各房間傳送）：繼續堅持或者停止絕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採取靜觀態度，因為他們是吃得飽飽的，首都各報也不忙於發表關於絕食的訊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沒有舉行大學生群眾大會。密不透風的封閉性堅定不移地改變著我國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絕食。他們沒有打贏，但是從結果看，也沒有打輸：管理制度照原樣保持了一個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勞動，但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給人以相反的感覺—一似乎絕食贏了：舉行過絕食的三個修道院裡的囚犯都從索洛維茨運走！回大陸！再也不會有極地之夜和半年的與世隔絕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隊和路途的口糧配給是很嚴峻的（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很快就陰險地把他們騙了：藉口說組長們住在「指揮部」車廂裡與管理部門在一起比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領導。組長們乘坐的車廂在維亞特卡被甩掉，拉到了託波爾斯克隔離所。這時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絕食輸掉了：把堅強的、有影響的組長們弄走是為了便於對其餘人施行嚴格的管理制度。雅戈達和卡塔尼揚親自領導了把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安置到早已蓋好但迄今還沒有住人的上烏拉爾隔離所的牢房，這個監獄就這樣由他們於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獄長是杜波爾），並將在好幾十年內成為嚇人的龐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過去的索洛維茨囚犯們立即被剝奪了自由行走的權利：監室都上了鎖。總算又選出了組長，但他們沒有權利巡視各監室。禁止在各監室間像從前那樣無限制地轉移錢物和書籍。他們通過視窗互相喊話——哨兵便從瞭望塔上在監室裡開槍。犯人們回敬以故意搗亂——打碎玻璃，弄壞監獄的器具（在我們的監獄裡事先還得好好考慮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說不定一冬天都不線裝上，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時候鎮玻璃工一眨眼間就跑來了）。鬥爭在繼續進行，但已經懷著絕望的心請並且是在不利的條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據彼得·彼得羅維奇·魯賓的敘述）一個什麼原因引起了整個上烏拉爾隔離所又一次全體絕食。但現在已經沒有過去他們那種嚴肅莊重的氣氛、友愛的鼓勵、自己的醫生。在絕食的某一天，獄吏們以佔優勢的人數闖進各監室去——毫不客氣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體變衰弱了的人們。毒打完了——絕食也就結束了。

對絕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們是從過去的經驗和過去的文獻中得來的。而絕食——是一種純道義的武器，它是以獄吏還沒有喪盡天良為前提的。或者是以獄吏害怕社會輿論為前提的。只有那時絕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獄吏們還是缺乏經驗的：如果他們那裡有一個囚犯絕食了，他們就惶惶不安、唉聲嘆氣、服侍照顧，送醫院。例子多不勝舉，但這本著作不是專門講這種事的。說來可笑，瓦連京諾夫只絕食了十二天——便爭取到撤銷偵查，完全釋放（隨後便到瑞士去見列寧），而不是什麼管理制度上的優待。甚至在奧爾洛夫的中心苦役監獄裡絕食者也總是取得勝利的。他們在一九一二年爭得了放寬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爭得了進一步的放寬，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風——這種放風顯然是不受什麼管束的，所以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撰寫了自己的「告俄國人民書」，並把它送到了外面（這是來自中心監獄的苦役犯！）它也就發表在（真是令人驚訝得目瞪口呆！我們中間有人瘋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與流放通報》上（通報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是否也試試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爾任斯基和他的四個同志總共只經過五晝夜的絕食，誠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為數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廣

在那些年代，絕食除了飢餓的煎熬外，對囚犯是沒有任何其他危險或困難的。他不會因絕食而受到毒打、不會第二次判刑、不會增加刑期，不會被槍殺或者押解到別處（凡此種種都是後來的發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時期和革命後的年代，囚犯們感到自己簡直是監獄的主人，所以已經無須費力去宣佈絕食了，他們或者是搗毀公物（搗亂），或者是異想天開地宣佈罷工，雖然這對於囚徒們說來好像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監獄的囚犯宣佈了「罷工」，當然是與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為他們的罷工事件印發了傳單，每天在監獄旁邊召開群眾大會。在這些群眾大會上，（囚犯們——自然通過沒有籠口的窗戶參加大會）人們敦促監獄當局接受「罷工」囚犯們的要求。會後，大街上的人，窗柵欄後面的人齊聲高唱革命歌曲。這樣持續了（毫無阻礙地！須知這是在革命後反動時期的一年）八晝夜。在第九天上，囚犯們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滿足！這類事件當時也在敖德薩、赫爾松、伊麗莎白格勒發生過。瞧，當時多麼容易得到勝利呀！

要是能順便比較一下臨時政府時期絕食是怎樣進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從七月到科爾尼洛夫叛亂這段時間內坐過牢的幾個布林什維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來沒有找到絕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絕食的生氣勃勃的景象變得黯談起來了（當然這要看從難的觀點來說……。採用這個眾所周知並且曾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鬥爭方法的人，當然不僅有被承認的「政治犯」而且還有不被承認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條），以及各種偶然的分子。然而，這些曾具有強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點變鈍了，或許是它們一發射出去就被一隻鐵手截獲了。誠然，還接受關於絕食的書面宣告7並且暫時也還不認為它們有什麼顛覆性質。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規則：絕食者應當被隔離在專門的單人監室裡（在市蒂爾卡是關在普加喬夫塔樓裡）：不僅外面的集會群眾、不僅鄰近的監室不應當知道絕食情形，甚至絕食者在今天以前蹲過的監室也不應當知道——因為這兒也是輿論界呀，也應當同它脫離。採取這種措施的理由是，監獄當局必須確知，絕食是做得誠實的——監室裡其餘的人沒有暗中給絕食者東西吃。（以前是怎樣檢查的呢？是根據「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樣，在這些年代還是可以通過絕食來爭得至少滿足一些個人的要求。

從三十年代起，國家對待絕食的思想發生了新的轉變。即使像這樣一些被削弱、被隔離、被扼殺得半死不活的絕食——說實話對國家有什麼用處？囚犯們根本沒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決定，——監獄當局替他們思考和決定——這種狀況不是更理想嗎？大概只有這樣的囚犯才能在新社會里存在。於是，從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關於絕食的合法化的宣告。「作為一種鬥爭方式的絕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葉卡捷琳娜·奧利茨卡婭這樣宣佈，還向許多人這樣宣佈過。當局已經取消了你們的絕食——別無二話。但是奧利茨卡妮沒有聽從，仍然開始了絕食。讓她在自己的單人監室裡絕食了十五晝夜，然後把她送進了醫院，為了誘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麵包乾。然而，她堅持下來了、並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勝利：放風時間延長了，領到了報紙和政治紅十字會送來的東西。（為了得到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頭！）總的說來，勝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奧利茨卡婭記得其他人也搞過這種荒唐的絕食：為了要求發給寄來的包裹或更換放風同伴而絕食了二十天。值得這樣做嗎？要知道在新型監獄裡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復不起來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絕了食——在第二十五晝夜上死掉了。一般說在新型監獄裡能不能允許自己絕食呢？因為在封閉性和保密性條件下，新的獄吏們擁有了下列一些對付絕食的強大手段：

1．行政當局的忍耐（通過上述事例我們已經見得夠多了）。

2．欺騙。這也是由於封閉性才有可能。當每一個步驟都會被記者們張揚出去的時候，欺騙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們這裡幹嗎不搞欺騙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羅夫斯克監獄裡c·a·切博塔廖夫絕食了十七晝夜，要求通知家屬他在什麼地方（他從中東鐵路回國，突然「失蹤」，妻子在家惦念，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邊疆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扎帕德內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檢察長來到他那裡（從官銜可以看出，長時間的絕食是不那麼常見的），向他出示了一張電報收據（瞧，已經通知了你妻子！）——靠這東西說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湯。可收據是假的1（為什麼大官們畢竟沉不住氣了呢？決不是擔心切博塔廖夫這條命。顯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們對於曠日持久的絕食還得承擔一點個人責任。）

3．強制人工灌食。這個方法無疑是從動物園學來的。它也只有在封閉性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人工灌食顯然已經很為流行了。例如，社會黨人在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舉行集體絕食時，在第十五天對他們全體實行了人工灌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