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俄國有一段曲折的歷史。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的刑律中規定有五十種情節最高可適用死刑，在彼得一世的軍事條令中已經有二百個這樣的條款了。伊麗莎白女皇雖然沒有廢除死刑，但一次也沒有使用過：據說她在登基時曾許下不殺一人的誓願。因此她在位的整個二十年間就沒有處死過一個人。儘管進行了七年戰爭！仍是避免了死刑。對於雅各賓共和國出現以前半個世紀的十八世紀中葉說來，這確乎是一個令人驚奇的事例。誠然，我們已經慣於嘲笑自己過去的一切；從來也不承認過去有什麼善良的行為，善良的意圖。所以也完全可以給伊麗莎白女皇抹黑：她把死刑代之以——鞭笞、挖鼻、烙「賊」字和永久流放西伯利亞。但我們要為女皇說句辯護的話：她怎能違背社會觀念去作更激進的改革呢？也許今天的死刑犯為了能在陽光下活下去甘願選擇上述全套的刑罰，而我們卻出於人道精神不能向他提供這個辦法？也許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讀者還會傾向於以下的看法，即二十年，甚至十年的我國勞改營生活要比伊麗莎白女皇的刑罰更難受。

用我們現在的術語來說，伊麗莎白女皇所抱有的是全人類的觀點，而葉卡捷琳娜二世則是——階級觀點（因而比較正確）。她覺得完全不處死任何人是可怕的、不安全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保護皇位和制度，在遇到發生政治叛亂的情況下（米羅維奇、莫斯科鼠疫暴亂、普加喬夫），她認為採用死刑是完全適宜的。而對於刑事罪犯，對於普通罪犯——為什麼不可以認為已經廢除了死刑呢？

在保羅皇帝的時候，廢除死刑得到了確認（有過多次戰爭，但團隊裡卻沒有軍事法庭）。在亞歷山大一世在位的漫長年代，只對戰爭中犯下的軍職罪實施了死刑（一八一二年）。（馬上會有人對我們說：列隊鞭打致死呢？沒有話說，不宣佈的殺人當然是有過的，一次工會會員大會也可以置人於死地！但由司法人員表決決定你的死活的事情——從普加喬夫到十二月黨人這半個世紀內，在我們國家裡甚至國事罪犯都沒有遇到過。）

五名十二月黨人的鮮血激起了我們國家的嗅覺。從那時候起直到二月革命，死刑就一直沒有廢除過，也沒有忘掉過，它為一八四五年和一九0四年的刑法典所確認，還得到了陸軍刑律和海軍刑律的補充。

這個時期內在俄國有多少人被處死刑呢？我們已經援引過（第八章）一九0五——一九0七年一些自由主義活動家的統計。現在再補充以俄國刑法專家h·c·塔甘採夫的經過核實的一些材料。一九0五年以前，死刑在俄國是一種非常手段。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o五年這三十年內（這正是民意黨人和恐怖行動——而不是在公用廚房裡談論出來的意圖——的時期，大規模罷工和農民騷動的時期；未來革命的各政黨建立和鞏固的時期），共處死了四百八十六人，就是說，全國一年處死將近十七人（這是與刑事死刑算在一起的）。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鎮壓的幾年內，死刑的數字陡然上升，震驚了俄國人的想象力，使托爾斯泰為之淚下，使柯羅連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義憤填膺：從一九0五——一九o八年共處死將近二千二百人（一個月四十五人！）。塔甘採夫的書裡把這稱做死刑流行病（至此它就中斷了）。

這些話讀起來都覺得奇怪，一九0六年實行戰地法庭審判的時候，最難辦的事情之一就是：誰來殺人？（要求判決後二十四小時內執行。）由軍隊執行槍決——對軍隊造成不好的印象。而志願充當劊子手的人卻經常找不到。前共產主義的頭腦想不出來，一名劊子手對後腦勺開槍——可以解決很多人。

臨時政府在其就職時完全廢除了死刑。一九一七年七月，它在作戰軍隊和前線各省裡恢復了死刑——以懲罰軍職罪、殺人、強姦、搶劫‘（當時在這些地區甚為猖獗）。這是斷送了臨時政府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布林什維克號召起來革命的一個口號就是：「打倒被克倫斯基恢復的死刑！」

流傳下來一個說法，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間，在斯莫爾尼大樓裡發生了一次爭論：是否以最初的一個法令宣佈永遠廢除死刑？——列寧當時公正地嘲笑了自己那些同志的空想主義，他知道，不採用死刑是不能朝新的社會方面移動一步的。然而，在跟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成聯合政府的時候，對他們的錯誤觀念作了讓步，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起還是廢除了死刑。這個「慈悲」的態度當然不可能產生出什麼好結果。（而且是怎樣廢除的呀？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審判新晉升的海軍上將阿列克謝·夏斯特內，因為他拒絕鑿沉波羅的海艦隊。「高庭」審判長卡爾克林用惡劣的俄語飛快地說了一句：「二十四小時內槍決。」審判廳內激動起來：已經廢除了！檢察長克雷連科解釋說：「你們激動什麼？廢除的是死刑。而夏斯特內我們不是處死刑——是槍決。」於是就槍決了。）

如果拿官方檔案來判斷，從一九一八年六月起，死刑就完全恢復了——不，不是「恢復」，而是——作為死刑的一個新紀元確立下來了。如果確認拉齊斯不是有意縮小而只是沒有掌握充分的資料，如果確認革命法庭完成的審判工作量至少與契卡完成的非司法制裁的工作量相同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俄國的二．十個中心省份裡，十六個月內（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一九年十月），就槍決了一萬六千多人，就是說一個月超過一千人產順便說一句，被槍決的人中包括俄國第一個（一九0五年彼得堡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主席赫魯斯塔遼夫-諾薩利和那個設計了紅軍在整個國內戰爭期間穿的那套古代勇士式的軍服的美術家。

還有那些每月也是成千地殺人的革命軍事法庭呢。還有鐵道法庭呢（見第八章）。

然而，一九一八年來臨的死刑新紀元使俄國忽而渾身冰涼，忽而如醉如狂的原因，也許還不是這些宣判或未宣判的後來加起來有成千上萬的個別的槍決。

我們覺得更加可怕的是作戰雙方採用的而後來變為勝利者一方採用的時髦做法——鑿沉駁船，每次都裝著未計數的、沒有登入的、甚至沒有點名的幾百個人，（特別是軍官和人質，沉沒在芬蘭灣、白海、裡海和黑海，還有貝加爾湖裡）。這不包括在我們的這部狹義司法史的範圍內，但這是風習史，以後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從第一個留裡克起，我們的各個時代有過像布林什維克在整個國內戰爭中那麼殘酷和殺過那麼多人的那樣一段時期嗎？

如果不提一下在……不錯，在一九二0年一月曾廢除過死刑，那我們就會忽略掉一個有代表性的曲折。當庫班還有鄧尼金、克里米亞還有弗蘭格爾、而波蘭的騎兵正在備鞍出征的時候，專政卻丟掉了手中的懲罰之劍！有的研究者在專政的這種輕信態度和放棄防禦的做法面前甚至會不知所措。但是，第一，這個法令是很明智的：它不適用于軍事法庭，只適用於契卡和後方的法庭。因此將預定槍斃的人事先轉移到附近地方去槍斃。例如，為歷史保留下來了一份指令：

「機密。通令」

發至各地肅委主席，全俄肅委各特科。

鑑於死刑業已廢除，建議將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種罪行而應處以最高措施的人犯送至不屬廢除死刑法令範圍的軍事地帶。

一九二0年四月十五日

第3256．756號

全俄肅委特科主任

／簽字／雅戈達

第二，已通過對各監獄進行清理為法令做好了準備（大批槍殺以後可能屬「法令規定之內」的犯人）。檔案中保留著一份布蒂爾卡監獄犯人一九二0年五月五日的宣告：

「在我們布蒂爾卡監獄中，在廢除死刑的法令已簽署之後，夜間槍斃了七十二人。這種行為之卑劣令人髮指。」

第三，最令人放心的是，法令有效期很短——四個月（到監獄再次填滿為止）。一九二o年五月二十八日法令又把槍決權還給了全俄肅委。

革命急於把一切都改名換性，以便使每個事物看起來都是新的。「死刑」也就改名為——最高措施並且不叫做「刑罰」的最高措施，而是所謂「社會保衛」的最高措施。一九二四年的《刑事立法綱要》向我們解釋說：這種最高措施只縣未經中執委官布字令廢除以前的一項臨時規定。

一九二七年的確開始廢除這項最高措施了：只留下它用來懲治反對國家和軍隊的犯罪（五十八條和軍職罪），以及懲治武裝夥匪（但是，那些年代和今天對「武裝夥匪」的政治上的廣義解釋是大家都知道的：從巴斯馬奇到立陶宛的森林游擊隊，任何一個不贊成中央政權的武裝民族主義分子都是「武裝匪徒」，沒有這一條怎麼行呢？還有勞改營的暴動分子和城市騷亂的參加者——也是「武裝匪徒」）。至於那些有關保護私人的條文，迎接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廢除了其中的槍決規定。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五週年之前，頒佈了八七法，這一項社會主義即將到來時期的重要法律許諾給每一個拿了國家一星半點東西的公民一顆子彈。根據這項法律，死刑的適用範圍又增加了一個內容。

和歷來一樣，特別是在起初的時候，即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撞上這條法律的人成群結隊，那時槍也開得特別勤奮。在這個和平時期（基洛夫還在世的時候……），光是在列寧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裡，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同時就有一百六十五名死刑犯在等候處決。——只拿克列斯特監獄一地來說，一整年內就能超過一千名了吧？

這是些什麼樣的壞人呀？從哪裡蒐羅起那麼多的陰謀分子和搗亂分子？舉一個例子，那裡關著六名沙皇村附近的集體農莊在員，他們犯下的罪過是：在集體農莊（用他們自己的手）割草完畢後，他們又去割過的地方把土墩上的草割來喂自己養的牛。這六個莊稼人全沒有得到全俄中執委的赦免，判決付諸執行！

多麼兇惡的薩爾臺奇哈！「最卑鄙醜惡的農奴主恐怕也不能為割點倒霉的草而殺死六個莊稼人！……只要他用樹條把他們打一下——我們馬上就會知道並在學校裡詛咒開他的名字。而現在，好像石頭掉進水裡，撲通一聲就無影無蹤了。我只是還暗存著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活證人的敘述會得到檔案的證實。就算斯大林此外再也沒有殺死過什麼人——光為這六個沙皇村的莊稼人我也會認為他是值得五馬分屍的！然而竟還有人敢於向我們尖聲叫喊：「你們怎麼膽敢去揭露他？」「怎敢去驚擾偉大的影子？」……「斯大林是屬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不錯。但也是屬於刑法典的。

不過，還是恢復冷靜和公正吧。當然，全俄中執會既然已經許下了諾言，本來一定會「完全廢除」最高方法的，—一但糟糕的是，一九三六年父親和導師「完全廢除」了全俄中執委本身。至於最高蘇維埃，聽起來更接近安娜·伊萬諾夫娜女皇下面那個「最高樞密院」。這時槍斃已經名正言順地稱為「刑罰的最高措施」，而不再是什麼不明不白的「保衛」的最高措施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槍聲甚至斯大林的耳朵聽起來也已經不能容納在「保衛」裡了。

關於這些槍決——有哪個法學家，有哪個刑事史家能給我們舉出核實的統計數字來呢？這個特別檔案庫在哪裡呀？我們要能潛進去讀一讀數字該有多好。這些數字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因此我們只敢重複一下那些小道數字，一九三九——四0年在布蒂爾卡的拱形屋頂下這些數字還當做新聞傳來傳去，它們來自前不久住過這些監室的垮了臺的高中級葉若夫分子（他們是知道的！）。葉若夫分子說，在這兩年裡全蘇聯共槍決了五十萬「政治犯」和四十八萬刑事犯（五十九條3，他們是作為「雅戈達的基礎」被槍決的，這樣一來，「老一代的高尚的盜賊世界」便被攔腰斬斷了）。

這些數字是否那麼難以置信呢？槍決人犯前後用的時間沒有兩年，而只有一年半，這樣計算，每月平均就應當槍決（只就五十八條而言）二萬八千人。這是在全蘇聯範圍。那末刑場有多少處呢？少算也有一百五十處（實際上當然比這多。光在普斯科夫一地，在許多教堂地下的原先的苦行僧修道室裡都設定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刑訊和槍決場所。到一九五三年這些教堂還不讓參觀：有「檔案」；十年沒有打掃的蛛網塵封的「檔案」。在修復工程開始前，用卡車從那裡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說一天中押到同一地點槍決的有六人。難道這是不可想象的嗎？這甚至是縮小了的！來自克拉斯諾達爾的材料說，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無產階級大街上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主樓裡每夜槍斃二百多人！（根據另一些資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槍決了一百七十萬人。）

在衛國戰爭時期，死刑的適用因各種理由時而擴大了範圍（如鐵路的軍事化），時而豐富了形式（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關於絞刑的法令）。

所有這些事件稍稍推遲了原來許下的完全徹底和永遠廢除死刑的諾言，然而，我國人民以忍耐和忠誠終於贏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對著鏡子試用漿得筆挺的襯衣硬領時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在和平時期廢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發行「二十五元券」的一個好藉口）。

但是我們的人民是忘恩負義的、犯罪成性的、不識好歹的。因此當權者勉勉強強兩年半沒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頒佈了一個截然相反的法令：「鑑於各民族共和國（烏克蘭？……）、工會（這些可愛的工會總是知道該做些什麼）、各農民團體（這是在夢中口授的，所有的農民團體還在大轉變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踐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對已經積累起來的「叛國分子，間諜和顛覆破壞分子」恢復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這樣留下了。）

我們所習慣的殺頭既然已經開始恢復，接著就毫不費力地蔓延開來了，陸續規定適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對故意殺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對盜竊國家財產、偽造貨幣、監禁場所的恐怖行為（指殺死「眼線」和恐嚇勞改營管理人員）；一九六一年七月對違反金融業務規則；一九六二年二月——對企圖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糾察隊員的生命；同年——對強姦；對賄賂行為。

但所有這些——都是未經完全廢止之前的臨時性規定。今天還是這樣寫的。

結果是，在我國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女皇時期。

在我們的稱心如意、胡里胡塗的生活中，我們把死囚想象成為命41註定的，為數不多的個體。我們本能地確信，我們是永遠也不會落入死牢的。進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經歷過一段與眾不同的生活。我們的腦子需要翻很多個兒才能設想：有許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進了死牢的，並且看誰的運氣如何——他們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頭」（囚犯們這樣稱呼「極刑」，他們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話，總是把一切說得粗魯些，簡短些）。

一個區地政局的農藝師因為對集體農莊的穀物分析上有錯誤（也許是分析沒有中領導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業合作社（做線軸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為工場裡鍋駝機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災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雖然後來赦免了他，給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監獄等候處決的有：費爾德曼——因為發現他有外幣；．轉爐工人法吉列維奇——因為出賣了一條供製作筆尖用的鋼帶。猶太人的傳統生意、謀生方式和遊戲，也都值得判處死刑！

這樣，伊萬諾沃的一個農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節到鄰村去遊逛，喝了很多酒以後，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馬的屁股！（誠然，他為了故意使民警生氣，還從村蘇維埃的牆上扯下一塊板子，後來還扯斷了村蘇維埃電話的聽筒線，並大聲叫嚷：「打鬼呀！」……）

我們是否會有陷入死牢的命運，不決定於我們做了些什麼或者沒有做些什麼—一而是決定於一個巨大車輪的轉動、強大的外部因素的程式。例如，列寧格勒遭到了圍困。如果列寧格勒的國家安全機關在這樣的嚴峻歲月處理的案子裡沒有死刑，那該市最高領導人日丹諾夫同志會怎樣想呢？「機關不起作用」，不是嗎？應當破獲一些德國人從外面指揮的地下大陰謀吧？為什麼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領導下破獲過這類陰謀，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諾夫領導下卻沒有這類陰謀呢？有了結論——便有了結果；幾起錯綜複雜的陰謀揭露出來了！你正在列寧格勒沒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間裡睡著覺，而一隻長著利爪的黑手已經在你頭上垂下。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為轉移的！看中了一個什麼人，比如伊格納托夫斯基中將——他住所的窗戶向著涅瓦河，他掏出一塊白手帕來擤鼻涕——打訊號！還有，伊格納托夫斯基作為一個工程師喜歡跟水兵們談談技術。好材料！伊格納托夫斯基被抓了起來。到了算帳的時候了！—一那麼，請把你們組織的四十個成員說出來，他說出來了。如果你是個亞歷山大劇院的檢票員，那你被說上的機會不大，但如果你是個工學院的教授——那你準得上了名單（又是這個該死的知識階層！）——這和你主觀意志有什麼關係呢！根據這種名單——統統都得槍斃。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槍斃了。那麼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斯特拉霍維奇，俄國的著名流體動力學家，是怎樣活下來的呢：國家安全部門的某個更高的領導感到不滿意，認為名單太小，槍決的人也太少。於是斯特拉霍維奇就被內定為即將破獲的一個新組織的合適的中心人物。阿爾特舒列爾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麼回事？是故意趕緊全招認下來，逃到陰間去，好把你們的地下政府掩蓋起來？你是那個政府裡的什麼人？」這樣，斯特拉霍維奇就繼續蹲在死牢裡，同時進入了另一輪偵查！他建議把他當作教育部長（想趕快結束這一切！），但阿爾特舒列爾還不滿足。偵查在繼續進行，同時伊格納托夫斯基集團成員陸續在槍決。在一次審訊中，斯特拉霍維奇突然怒氣上來：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這種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斷的扯謊使他噁心了。於是在一次交叉審訊中，當著某個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說：「應該把你們統統都槍斃！我再也不說假話了！我過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這個發作卻起了作用！——不僅不再對他進行偵查，而且好長時間把他忘在死牢裡了。

大概，在普遍的順從中，絕望的突然發作總是起作用的。

你瞧槍斃了多少人——起初幾千，後來幾十萬。我們加、波乘、除，嘆息詛咒。但畢竟只是數字。它們使人震驚，然後就被遺忘。如果有一天被槍殺者的親屬把所有被處死者的照片交給一個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種照相集，分為幾大冊的照相集——只要隨便翻翻它，只要朝著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後一眼，我們就可以為自己的餘生汲取到許多東西。閱讀這樣一本無字天書，將在我們心中留下永恆的積層。

在我所熟識的一個人家裡，過去的犯人們有這樣一種儀式：每逢三月五日，即總殺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陳列出被槍殺的和在勞改營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蒐集到的，有幾十張，住宅中整天籠罩著一種半教堂半博物館的莊嚴氣氛。奏起哀樂。朋友們紛紛前來，觀看相片，沉默不語，聽著，輕聲交談；然後不辭而去。

要是到處這樣做才好哩……讓這些死亡在我們心上刻下一點小小的痕跡也是好的。

為了—一總不至於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幾張偶然得到的相片：

維克多·彼得羅維奇·波克羅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槍決於莫斯科。

亞歷山大·施特羅賓德爾——一九一八年槍決於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槍決於莫斯科。

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斯維欽，總參謀學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槍決於莫斯科。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列福爾馬茨基，農學家——一九三八年槍決於奧廖爾。

伊麗莎白·葉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槍決於葉尼塞河畔的勞改營中。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呢？人們曾是怎樣等待的？他們曾有什麼感覺？他們曾有什麼想法？他們曾作出什麼樣的決定？他們是怎樣被帶走的？他們在最後的時刻所感覺到的是什麼？……究竟怎麼樣把他們……這個……的？

人們渴望鑽到幕後去看看，這種想法是自然的。（儘管他們認為這種事情當然永遠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而經歷過的人所講的也不是最後的時刻，這也是自然的——因為他們被赦免了。

往後如何，劊子手們知道。但劊子手不會說。（那個克列斯特監獄的著名的遼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擰到後面，戴上手銬，如果被帶走的犯人在夜間走廊裡大聲喊出「永別了，弟兄們！」便用一團東西塞進他的嘴裡——他幹嗎要向我們敘述呢？他現在大概還衣冠楚楚地在列寧格勒大街走來走去。如果你在島上的啤酒店裡或在觀看足球賽時碰到他，你就問問吧！）

然而，劊子手也不徹底知道一切。在故意開動的某種機器的轟隆聲伴隨下，子彈無聲無息地從手槍筒出來往後腦門飛去，他對自己做的事情註定是懵懵懂懂。徹底情形連他也不知道！徹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說誰也不知道。

誠然，還有藝術家——對於直到射出子彈、套緊絞索前的情形，他能夠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