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就是從被赦免的人和藝術家們那裡得知死牢的大體情景的。例如，我們知道，犯人們夜裡不睡覺，而是等待著。只在早晨才安下心來。
納羅科夫（馬爾琴科）寫了一部叫做《虛量》的長篇小說，因為預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陽思妥耶夫斯基那麼去寫，而且把死字寫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動，所以就把這本書寫壞了，但槍決的場面，在我看來是寫得很好的。不能核實，但令人相信。
比較早的一些藝術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測，現在已經不禁散發著克雷洛夫時代的氣息了。是呀，哪個幻想家能夠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會去編織心理學的細繩：是怎樣等待的？是怎樣傾聽的？……可是誰能預見到並向我們描述死囚們的這樣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覺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視窗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維奇）。還沒有槍斃，你就凍壞了。
2．死囚受擁擠和憋氣之苦。一間單人監室要塞進七名（從來不少於此數）、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維奇，列寧格勒，一九四二年）。他們就這樣幾星期或幾個月擠壓在一起！所以你那七個吊死者的惡夢又算得了什麼！人們想的已經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槍決，而是——現在怎樣伸伸腿？怎樣轉個身？怎樣吸口空氣。
一九三七年，在伊萬諾沃的各監獄裡——內監、第一監獄、第二監獄和羈押所，同時關押的犯人達四萬名，雖然這些監獄原定的總容量未必達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監獄裡，把受偵查的、已到勞改的、死囚、得到減免的死囚、還有小偷，都混合關在一起——他們一連幾天在大監室裡緊貼在一起站著，以至手都不能舉起或放下，而被擠到板鋪邊的，則有可能折斷膝蓋。這是在冬天，為了不致憋死，犯人們擠掉了窗上的玻璃（在這個監室裡，有一個已被判死刑的白髮蒼蒼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八九八年的黨員阿拉雷金，在等待處決，他於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綱》以後離開了布林什維克黨）。
3．死囚受飢餓之苦。他們在死刑宣判以後要等待那麼久，所以他們的主要感覺已經不是槍決的恐怖，而是飢餓的折磨：什麼地方能找點吃的呀？亞歷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監獄的死牢裡呆了七十五晝夜！他已經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槍決，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結局。但他餓得浮腫了——這時，他由槍決被改判為十年勞改——自此以後，他就開始了自己的勞改營生活。——一般說坐死牢的時間有什麼樣的最高紀錄？誰知道最高紀錄？……弗謝沃洛德·彼得羅維奇，死囚監室的室長（！），在那裡蹲了一百四十晝夜（一九三八年）——但這是不是最高紀錄呢？我國科學的光榮瓦維洛夫院士等待槍決等了幾個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為死囚被撤退到薩拉托夫監獄，被關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地下監室裡，當一九四二年夏獲准減刑而轉到普通監室的時候，已經不能走路了，放風時把他抬著出去。
4.死刑犯受無醫療救助之苦。奧赫裡緬科因長時間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僅沒有被送入醫院，而且醫生好長時間都不來，來了也不過監室，不看也不問，就把藥粉從柵欄門裡遞進去。斯特拉霍維奇的腳開始出現水腫，他向看守說明了這個情況——卻派來了……一名牙醫。
就算醫生來過問病情，他是否應當治療死因呢，就是說是否應當延長他等待死亡的時間呢？或許醫生的人道精神應當表現為堅決要求儘早處決？請看斯特拉霍維奇描述的又一個場景：醫生走進監室，一邊同值班員談話，一邊用手指頭點著死囚說：「死人！……死人！……死人！……」（他這是挑出營養不良症患者指給值班員看，堅決反對繼續這樣折磨人，該到槍決的時候了！）
真的，為什麼要把他們留得那麼久呢？劊子手不夠嗎？這個問題要和下述情況一併考慮：監獄當局向許多死囚提出建議甚至請求他們在赦免請求書上簽名，如果他們過於執拗，不願再作交易，則往往代替他們簽名。而公文旅行起來起碼得幾個月。
原因大概在這裡：死牢是兩個不同部門的交接點。偵查和審判部門（我們聽軍事庭的審判員說，這兩個部門是一家）追求的是破獲駭人聽聞的要案，並且必須判給罪犯以應得的懲罰——槍決。但死刑判決一經宣佈，一經記入偵查審判機關帳本上的資產專案下——他們對這些稱為已決犯的芻狗再也不感興趣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事，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來活著還是死掉，對國家生活不會有任何影響。他們就被交給了監獄部門全權處理。監獄部門是附屬於古拉格系統的，它已經是從經濟觀點來看待犯人了，對他們有利的數字——不是多槍斃一些，而是多給群島送去一點勞動力。
大樓內監監獄長索科洛夫就是這樣來看斯特拉霍維奇的。他在死因監室裡呆得實在無聊了，請求給點紙張和鉛筆進行科學工作。起初他寫了一本《論液體與在其中運動的固體的互相關係》、《彈射器——彈簧和緩衝裝置的計算》，後來寫了《穩定性理論基礎》。這時，便單另把他關進一間單獨的「科學」監室，伙食也改善了，從列寧格勒前線開始送來指定專案，他為他們設計了《對飛機的立體射擊》——結果是日丹諾夫決定把他的死刑改為十五年勞改（但是這全怪從「大後方」來信太慢：不久就從莫斯科送來普通的減刑決定，它要比日丹諾夫的慷慨些：總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維奇的所有獄中筆記本現在都完整無缺地儲存著。而他的鐵窗中的「仕途」於此剛剛開始。他不久後就開始領導一項蘇聯最早的渦輪噴氣發動機的設計。
對於數學副教授a·h·ll·，偵查員克魯日科夫（木錯，不錯就是那個小扒手）決定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為他是個函授大學生！他時常把ll·從死牢裡傳來——讓他代替自己（甚至還替別人）解算測驗作業中的複變函式論習題。
所以世界文學對臨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麼呢？……
最後（恰夫達羅夫的敘述），死牢可以利用來作為偵查的組成部分，作為施加影響的方法。突然把兩個不肯招認的犯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傳去「審判」，「判處了」死刑，轉入死囚監室。（恰夫達羅夫無意中透露了一句：「對他們的審判其實是做戲。」但是，在任何審判都是做戲的情況下，該用什麼詞兒稱呼這種假審判？舞臺上之舞臺？戲中之戲？）讓他們在這兒飽嘗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後派幾個耳目，假裝也是死囚，放進牢裡。這些人忽然紛紛表示悔悟，說自己不該在偵查時頑固不化，請求看守轉告偵查員，願意在任何文書上簽名。於是讓他們簽署了請求書，然後在大白天把他們帶出死牢，這表示不是拉去槍斃。
而那些作為這場偵查遊戲的物件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別人如此悔過和被赦，心中必定會有所觸動吧。這一套把戲算是導演付出的額外開支。
據說，後來當了元帥的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兩次被押進森林裡去摘夜間的假槍斃，槍口對準了他，然後放下，又押回監牢。這是作為偵查方法採用的「最高措施」。也沒有什麼關係，事情過去了，照樣活得不錯，也沒有怨言。
被拉去殺頭的時候，人差不多總是俯首聽命的。死刑判決怎麼會有這樣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們往往回想不起他們的死囚監室裡有什麼人進行過反抗。但是這種情形也是有過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寧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裡，死囚們奪下了看守們的手槍，並且用它們射擊。從此以後，便採取了這樣的辦法：在監視孔裡看準了該抓走的人以後，五個不帶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闖進監室，一齊撲過去抓一個人。監室裡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個人都已經向加里寧呈遞了上訴，每個人都期待得到寬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還要活到明天。」他們讓開路，袖手旁觀怎樣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綁起來，他怎樣叫喊求救，怎樣把兒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裡去。（瞧著兒童玩的小皮球，難道你會猜想到它的各種各樣可能的用途嗎？……對於講解辯證方法的教師是一個多好的例項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堅強還是使人軟弱？如果在每個監室裡死囚們都協力把前來的劊子手掐死——這不比向全俄中執委上訴能夠更可靠地使死刑終止嗎？已經到了墳墓的邊緣——為什麼不反抗呢？
但是，難道在被逮捕時不是也同樣沒有任何指望了嗎？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裡，象割掉了腳似的用膝蓋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維奇·弗拉索夫記得，在宣告判決後的夜裡，當四支手槍從四面搖晃著把他押過黑沉沉的卡德鎮時，他的想法是：千萬別用陷害的方法馬上把他斃了，假冒說是在他企圖逃跑的時候開槍的。可見，他還不相信自己的判決！還希望活下來……
現在把他關在民警所的一個房間裡，讓他躺在一張辦公桌上，兩三個民警在煤油燈光下不斷在這裡值班。他們彼此間議論：「一連四天，我聽呀呀呀，還是沒有鬧明白：為了什麼把他們判刑的？」——「唉，不是咱們的腦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這個房間裡，弗拉索夫住了五晝夜：他們在等待批准判決，以便在卡德鎮就地處決：很難再往遠處押解死刑犯。有個人用他的名義發出了一封請求赦免的電報：「我不承認自己有罪，請求保留生命。」沒有答覆。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厲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從盤裡喝湯。克留根前來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鎮案件以後不久，他從伊萬諾沃調到了莫斯科。在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這些血紅的明星上升和下墜得都很急速。他們也被抖落到那個深坑裡去的時候快要到了，但他們自己卻不知道）。
無論批准死刑還是赦免的通知都沒有收到，只好把四個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馬去。用四輛中型卡車來運他們，每輛車上裝著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馬把他們關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擺脫了僧侶思想的修道院建築術對我們大有用處！）。在那裡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車輛運到了伊萬諾沃。
在伊萬諾沃監獄的大院裡單獨挑出了三名犯人：薩布羅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個，其餘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說，押去槍決，免得增加監獄的負擔。弗拉索夫就這樣同斯米爾諾夫訣別了。
留下來的三個人，在十月的陰冷潮溼的第一監獄院子裡關了四個小時，這時間，一批批犯人被帶走、送來和搜查。實質上還沒有證據表明今天不會槍斃他們。薩布羅夫有一刻以為是來帶去槍決（實際上是帶到監室去）。他沒有叫喊，但把旁邊的人的手掐得那麼使勁，使那人痛得叫了起來。警衛拉著薩布羅夫在地上拖著走，用刺刀在後面推著。
這個監獄裡有四間死牢——與兒童監室和病號監室同在一個走廊裡！死牢有兩道門——一道是帶有旋轉孔的普通木門，一道是鐵柵欄門。每個門都有兩把鎖（看守和看守長各持一把，必須兩人在場才能把門開啟）。四十三號監室隔壁就是偵查員辦公室，死囚們在等待處決的過程中，夜裡還得聽受折磨者刺耳的喊聲。
弗拉索夫進的是六十一號監室。這本是一個單人監室：長五米，寬稍多於一米。兩張鐵床用厚鐵固著在地上，每張床上頭對腳地躺著兩個死囚，還有十四個人橫臥在水泥地上。
留給每個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來等待死亡。雖然早就知道，連死人也有權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這樣，契訶夫還覺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問，是不是馬上就要槍斃。「瞧我們早就蹲在這裡，仍然活著……」
於是開始等待—一像已經知道的那樣：大家整夜不睡覺，垂頭喪氣地等待著押出去處死，傾聽著走廊裡的聲（由於這種拖長的等待，人們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麼人得到赦免，到夜裡人們就特別緊張：那個人高興得嚎啕著走了，而在監室裡，恐懼的氣氛變得更加濃重——因為與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駁回了什麼人的請求，因此夜裡會來把什麼人帶走。
有時夜裡門鎖響了，人們的心嚇得要蹦出來。帶我嗎？不是我！！而看守開啟木門卻是為了一件屁事：「把東西從窗臺上拿掉！」這一開門不打緊，可能使所有十四個人都早死一年；也許，再這樣開上五十次門——那就不需浪費子彈了！——但是多麼感謝他呀，原來平安無事：「馬上就拿走，首長公民！」
早晨上廁所回來，解除了恐懼後，他們開始入睡。然後，看守送來一桶爛菜湯，說了聲「早上好！」按照獄規，第二道門，即鐵柵欄門，只有在監獄值班員在場下才能開啟，但誰都知道，人們總是要比自己的規定和條令好一些，也懶一些——值班員不出面，看守總是單獨走進早晨的監室，並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貴！——向犯人們打招呼說：「早上好！」
向死因們打這樣一聲招呼比向人世間任何人打這樣的招呼更加善良！懷著對這個聲音的溫暖和對這桶稀湯的溫暖的謝意，他們現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們才吃得下東西！白天睡醒後，許多人已經吃不下東西了。有的人收到家裡送來的食物——死刑判決親屬們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這些食物就成了監室裡的公有物，但卻放著沒人碰，在惡濁潮溼的空氣中腐爛）。
白天，監室中還有一次小小的活躍。看守長進來——或者是陰沉的塔拉幹諾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馬卡羅夫——供給寫請求書用的紙張，問有錢的人要不要委託從小賣部代買菸抽。這些問題顯得或者太野蠻，或者過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們當做死因的樣子？
犯人們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畫上點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對別人講述合作社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他嘴裡總是帶著喜劇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漸鬆弛下來。（他關於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單獨敘述。）有一個叫雅科夫·彼得羅維奇·科爾巴科夫的犯人，是蘇多格區執委會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線入黨的布林什維克，他蹲在這裡已有幾十天，毫不改變姿勢，兩人抱緊腦袋，肘靠在膝蓋上，老是盯著牆壁上的某一點（他回憶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輕鬆愉快的！……）。弗拉索夫的愛說話使他生氣：「你怎麼能這樣？」——「你是在做上天堂的準備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譏，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話裡也還保持著北俄人的濃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個主意——我要對劊子手說：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個！不是審判員，不是檢察長；——就你一個，現在你揹著這個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們這些自願的劊子手，也就不會有死刑判決！讓他殺吧，毒蛇！」
科爾巴科夫被槍決了。被處決的還有康斯坦丁·謝爾格耶維奇·阿爾卡季耶夫，前亞歷山大羅夫區（弗拉基米爾省）地政局長。同他的訣別不知為什麼特別沉重。半夜裡警衛隊來了六個人帶他，厲聲地催促，而他這個溫和的有教養的人，久久地在手裡轉著、揉著帽子，拖延離別的時刻——一離別塵世最後的一些人的時刻。當他說出最後的「永別了」這句話的時候，嗓音幾乎已經完全沒有了。
當點出犧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剎那間，其餘的人頓覺輕鬆（「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帶出去，大家馬上變得未必比那個被帶走的人輕鬆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來的人註定是說不出話，也吃不下東西。
然而，那個搗毀了村蘇維埃的格拉西卡卻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這裡也按農民的方式安居下來。他好像不能相信也會被槍斃（他果然沒有被槍決，換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監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內就變得鬚髮盡白了。
當這樣曠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時候——頭髮出長起來了，於是全監室就被帶去理髮，帶去洗澡。監獄生活遵守著它的常規，不管有什麼判決。
有的人已經語無倫次，神智混亂，但他們照樣還得留在這裡等待自己的命運。有誰在死囚牢房裡發了瘋，就瘋瘋癲癲地被槍決。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來得不少。革命後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開始的，它們代替了許多槍決。也有改判為十年的。甚至有減為五年的。在奇蹟的國度裡也可能發生這樣的奇蹟：昨天夜裡還是罪該處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兒園的刑期，輕罪犯人，而且在勞改營裡還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機會。
在他們的監室裡，有一個六十歲的庫班人、前哥薩克大尉b·h·霍緬科，他是「監室的靈魂」，如果死牢裡也可能有靈魂的話：他時常說笑話，鬍子裡露出微笑，不讓人看出心裡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戰爭以後，他已經不適於行伍生活，成了養馬業的專家，在省自治局任職，到了三十年代，在伊萬諾沃地政局下頭擔任「工農紅軍馬匹補給督察員」，責任是注意使軍隊保證得到良好的馬匹。他被捕入獄並被判處槍決，是因為他曾暗害性地建議閹割不滿三歲的馬駒，從而「損害了紅軍的戰鬥力」。——霍緬科提出了上訴。過了五十五天，看守長進來向他指出，他在上訴書上寫的機關不對口。霍緬科當下就把紙貼著牆用看守長的鉛筆塗去了原來的機關，改寫成另一個機關，好像這是一張申請買一盒香菸的條子。這張塗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訴書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緬科等死已經等了四個月。（等上一兩年又有什麼——我們大家不都這樣成年累月地等著死神這個斜眼的傢伙！難道我們的整個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結果給他的批覆是——完全恢復名譽！（在這時期內，伏羅希洛夫正好下了這樣的指示：在不滿三歲時進行閹割。）一會兒是人頭落地，一會兒是歡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來的不少，許多人抱著越來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為與別人對照，認為自己的情節比較嚴重。同時，總得槍斃些什麼人吧？至少半數的死囚總該處決吧？他相信自己一定會被槍斃。只想即使如此也決不低頭。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種不顧死活的氣質重新聚積起來，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決心。
正好碰到了一個機會。伊萬諾沃國家安全域性偵查處長欽古利巡視監獄時，不知為什麼（多半是為了刺激刺激神經）讓人開啟他們監室的門，自己站到門檻上。他說起什麼事情，問道：
「這裡誰是卡德鎮案子上的？」
他穿著一件短袖綢襯衫，這種襯衫當時剛剛出現，人們還覺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這種襯衫上散發出甜滋滋的香水氣，直衝到監室裡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聲大叫：
「這是個什麼殖民軍官？！滾蛋，殺人犯！！」並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濃濃地往欽古利臉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個人——擦了下臉，後退了。因為他只有和六個警衛人員一起才有權進入這個監室，而且也還不知道究竟有沒有這種權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應當這樣做的。如果現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裡，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決於他，那怎麼辦呢？須知他不是無緣無故地問：「這裡誰是卡德鎮案子上的？」大概正是為此而來的。
但是，已經達到了極限，這時候一個人已經不願意，已經厭惡充當家兔。這時候家兔們的腦子亮堂了，他們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給肉和皮毛，因此項多隻能贏得延緩死期，而不會贏得生存。這時候忍不住要吶喊：「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要槍斃就趕快！」
在等待槍決的四十一天中，正是這種憤恨感越來越強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萬諾沃的監獄裡曾經兩次建議他寫赦免請求書——他都拒絕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離室去向他宣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對他免處極刑，改判為二十年勞動改造營監禁，刑滿後剝奪權利五年。
臉色蒼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這種場合也還有說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為我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在一國勝利。但是，難道加里寧相信嗎？如果他認為，經過二十年在我們國家裡還需要有勞改營……」
經過二十年——這在當時看起來是遠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過了三十年勞改營也還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