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些發了瘋似地從西方向我國邊界的鐵絲網爬來，好讓我們根據刑法典第七十一條「擅自返回蘇俄罪」把他們斃掉的人群在哪裡？與科學的預見相反，竟沒有出現這種人群，因此，向庫爾斯基授意的這個條文就落了空。全俄羅斯唯一的一個這樣的怪人就是薩溫科夫，但就是對他也沒有用上這個條文。可是另一種相反的懲罰——代替槍決的驅逐出境，卻廣泛地毫不遲延地試用了。
還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裡，列寧靈機一動於五月十九日寫道：
「捷爾任斯基同志！談談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逐出境的問題。這件事要準備得周密一些。不準備好我們會幹出蠢事。……這事應當這樣處理：把這些‘軍事間諜’全抓起來，而且要不斷地抓，有計劃地抓，把他們驅逐出境。請將這封信密交（不要複製）政治局委員傳閱。」
由於此項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義，這個便條自然具有機密性。蘇聯國內一刀切似地紅白分明的階級力量配置，單單被這個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的輪廓不清的凝塊破壞了。這個舊知識界在思想領域起著真正的軍事間諜作用——因此除了把這一團思想淤血趕快刮乾淨並扔出國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列寧同志本人已經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員們顯然表示了贊同，於是捷爾任斯基同志就實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將近三百名知名俄國文學家裝上了……駁船？……不，裝上了一艘輪船送進歐洲垃圾堆（在那裡站住了腳並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學家洛斯基、布林加科夫、別爾佳耶夫、斯捷朋、維舍斯拉夫採夫、卡爾薩文、弗蘭克、伊林；有歷史學家梅爾左諾夫、米亞科金、基澤維捷爾、拉普申等；文學家和政論家瓦爾德、伊茲戈耶夫、奧索爾金、佩舍霍諾夫。在一九二三年初還有分小批驅逐出去的，如列夫·托爾斯泰的秘書布林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牽扯進去的還有一些數學家，如謝利瓦諾夫）。
然而，不斷地抓——沒有做到。也許是因為流亡者們大喊大叫說這是給他們送來「禮物」，反正弄明白了這個辦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槍決材料，而在那個垃圾堆裡還可能長出有毒的花來。於是就放棄了這個辦法。以後的清洗辦法，或者是去見杜鶴寧，或者是去「群島」。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魯曉夫時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條文擰在一起，織成一張五十八條的結實的拉網——專門用來幹這種捕撈的活兒。捕撈的物件很快就擴大到工程技術知識界——它是特別危險的，因為它在國民經濟中佔有實力地位，並且單靠一個「先進學說」很難加以控制。現在明白過來了，那次為奧爾登博格爾昭雪的審判是錯誤的。（那時本可以揪出一個挺像樣的中心！）——還有克雷連科打的那張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經談不到工程師的怠工」也說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壞——是暗害行為（這個詞兒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偵查員的發明）。
剛剛明白了現在要抓暗害行為，——儘管這個概念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業部門、在各個生產單位，這種行為就一件一件毫不費力地揭發出來了。然而，在這些零零碎碎的發現中還沒有完整的意圖，執行的技術也不夠完美，而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國司法機關的偵緝部門一貫追求的目標。並且我們的法律終於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點真正完美的東西叫全世界瞧瞧了！這東西就是一次統一的、大型的、協調得很好的審判，這一次是對工程師們審判。這樣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蘇聯最高法院專門庭，審判長維辛斯基（當時還是第一國立莫斯科大學校長），主要公訴人h·b·克雷連科（意義重大的相遇！好似傳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證人。真是規模宏大呀！！！
可是，在規模宏大中也包含著這次審判的弱點：如果在每一個被審人身上哪怕只牽三條線，加起來就有一百五十九條，而克雷連科卻只有十根指頭，維辛斯基也只有十根。當然，「被告竭力向社會揭發自己的嚴重罪行」，但不是全體，這樣做的只有十六個人。十三個人「狡辯」。二十四人則根本不承認自己有罪。這就造成了不可容許的口徑不一致，而群眾一般說是不能理解這種現象的。除了優點（然而都是以前的審判中已經有過的）——被告和辯護人的束手無策，他們無能改變或推倒判決，——這一起新案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別人不說，在有經驗的克雷連科看來這是不能原諒的。
我們眼看著就要邁進無階級社會，現在我們終於有了實現平衝突審判（反映著我們制度的內部無衝突性）的能力。在這樣的審判中，法院、檢察長、辯護人和被告都應當同心協力地奔向一個目標。
何況，沙赫特案件的規模——只是一個煤炭工業，而且只是頓巴斯一地，與時代是不相稱的。
顯然，在沙赫特案件結束之日，克雷連科馬上就開始另外挖一個容量大的新坑（連他經辦沙赫特案件時的兩個同事——社會公訴人奧薩德奇和舍因也掉進了這個坑）。不用說，他得到已經抓在雅戈達的堅強手裡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整個機關多麼熱心和熟練的幫助。需要製造出一個全國範圍的工程界的組織，然後再把它揭發出來。為此，需要搞出幾名為首的有影響的暗害人物來。工程界裡誰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維奇·帕爾欽斯基就是這麼一個絕對有影響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紀之初就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採礦工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經是軍事工業委員會副主席，領導了整個俄國工業為戰爭出力的工作，它在戰爭程式中彌補了沙皇備戰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後他成了工商次長。他在沙皇時代因進行革命活動受過迫害；十月革命後曾三次被捕入獄（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從一九二0年起是礦業學院的教授和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顧問（關於他的詳細情形見本書第三部第十章）。
這個帕爾欽斯基也就是被內定為進行一次新的大規模審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輕舉妄動的克雷連科，儘管已經有了十年名聲響亮的檢察長工作經歷，在進入對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時，不僅不懂材料力學，而且連可能發生的心靈阻抗也一竅不通。克雷連科的選擇證明是錯誤的。帕爾欽斯基經受住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沒有屈膝投降，沒有在任何胡說八道的東西上簽名便死去了。馮-梅克和維利奇科與他一起經受了考驗，看來也沒有屈服。他們是死於刑訊還是遭到槍決——我們暫時不得而知，但他們證明了，是可以反抗的並且是可以頂住的——從而給後來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責難。
雅戈達為掩蓋自己的失敗，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佈了一項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關於他們三人因進行重大暗害活動而被槍決的簡短公告和對其他許多不提名的人的譴責。
白費了多少時間呀！——幾乎整整一年！多少審訊之夜呀！多少偵查員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連科不得不一切從頭做起，找尋一個有名望、有影響而同時又是很軟弱、很容易擺佈的人物。但是他對這個該死的工程界實在瞭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種不成功的試驗品上花費了一年時間。從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連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連尼科夫沒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費多托夫這個老傢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個紡織工作者，一個油水不大的部門。一年又白白地過去了。全國都在等著一次包羅一切的暗害案的審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連科的好戲卻遲遲不能出籠。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難找到並提出了一個物件：熱工研究所所。長拉姆津！——於是就把他提起來，前後用了三個月時間排練並演出了一齣好戲——我國司法界的真正完美傑作，世界司法界望塵莫及的範例——
（12）「工業黨」審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專門庭，仍是那個維幸斯基，仍是那個安東諾夫一薩拉托夫斯基，仍是我們心愛的克雷連科。
現在已經不存在那些妨礙讀者看到我們手頭拿的這本完整的速記記錄或不讓外國記者旁聽的「技術性原因」了。
意圖宏偉：在受審人席上的是國家的整個工業界、它的各部門和計劃機關（採礦工業和鐵路運輸部門從哪條縫裡漏走了，這隻有主辦者的眼睛才看得見）。同時，節約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慮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錯誤）。
你們會叫起來：八個人能代表整個工業界嗎？能，我們甚至感到太多了！八個人當中——光代表作為最重要的國防部門的紡織業的就有三個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證人吧？總共七個，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總會有成堆的作為罪證的檔案？圖紙？設計方案？指示？通報？意見？檢舉材料？私人筆記？一概沒有！就是說——一張小紙條也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怎麼這樣馬虎？——抓了那麼多人都一張紙條也沒有撈到？「有過許多」，但「都銷燬了」。因為：「在哪裡儲存檔案呢？」拿到審判庭上來的只是幾篇公開的報紙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國的。可是怎樣提起公訴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克雷連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這號事了。「在一切情況下最好的罪證終究還是受審人的供認。」
而且，是怎樣的供認呀，——不是被迫的，這時，懺悔從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獨白，一心想說啊說啊，揭發呀，鞭笞呀！讓費多托夫老頭兒（六十六歲）坐下，已經夠了！——不，他死氣白賴地還要提供解釋和說明！接連五次開庭甚至都輪不上提問題：被告不斷地說啊，說啊，解釋啊，說完了又請求發言，還要對遺漏的內容作補充。他們用演繹法把起訴所需要的一切內容說得一清二楚，無需提出任何問題。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長篇說明之後，為了把意思說明白，還像對蠢笨的學生講課似的作了簡要的小結。被告們最怕的是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解釋清楚，還有什麼人沒有被揭發，還有誰的姓名沒有點到，還有誰的暗害意圖沒有說明白。而且什麼難聽的話都往自己頭上扣！——「我是階級敵人」，「我是被收買的」，「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檢察長：「這是你的錯誤？」察爾諾夫斯基：「和罪行！」克雷連科乾脆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五次開庭他只是喝茶；吃餅乾，或者吃給他送上來的別的東西。
但是這種感情激動的場面被告們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沒有磁帶錄音，可是辯護人奧採普描述：「被告們說話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練熟了，一點也不慌張。」真是想不到！——這樣強烈的懺悔的激情——怎麼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來還不僅如此呢，他們各人那篇編得很順溜的充滿悔恨的詞兒，也說得有氣無力，含糊不清，以至維辛斯基常常請他們說得響一些，說得清楚一些，因為什麼都聽不見。
辯護方面也絲毫沒有破壞審判的嚴整性：檢察長提出的一切建議它都同意，它把檢察長的公訴詞稱做有歷史意義的．把自己擺出來的那些理由說成是狹隘的違心之論，因為「蘇維埃辯護人首先是蘇聯公民」，他對被辯護人的罪行「與全體勞動者一起感到憤慨」。（《工業黨審判》第四八八頁）在進行法庭調查時，辯護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無關緊要的問題，如果維辛斯基打斷他們的話，他們就趕緊縮回去。律師們本來也只為兩名沒有多大問題的紡織工作者辯護，他們既不對犯罪構成進行爭論，也不對行為的評定提出異議，而只是說：能否使被辯護人免於槍決？審判員同志，清考慮什麼更有用些，「他的屍體還是他的勞動」？
這些資產階級工程師們所犯下的發著惡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請看吧。做計劃時降低發展速度（例如，工人群眾決心每年增產百分之四、五十，而計劃中年產量的增長率總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開採的速度。未能以足夠速度發展庫茲巴斯。利用經濟理論上的爭論（用不用德聶伯河水電站向頓巴斯供電？修不修莫斯科一頓巴斯的超級幹線？）來拖延重大問題的解決（工程師們在爭論，事情擺著不動！）。拖延工程設計的審查（沒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講授材料力學的時候推行反蘇路線。安裝陳舊裝置。使資金呆滯（把它們投入了造價昂貴的和曠日持久的建築工程）。實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對金屬材料使用不善（鋼材品種不全）。在各車間之間、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間造成比例失調（這在紡織部門特別突出：和當年棉花收穫量相比，多建了一兩座紡織廠）。後來又發生了從低指標一下子跳到高指標的現象。對這個倒霉的紡織工業開始實行了顯然是暗害性的加速發展。最主要的是：他們制定了破壞動力工業的計劃（但是無論在哪裡，一次也沒有實行）。因此暗害活動不是表現為個別機器的毀壞，——而是在計劃上、業務上的暗害，它應當在一九三0年造成總危機甚至經濟癱瘓！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於存在著群眾自下而上的「生產財務對應計劃」。（把各項數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懷疑態度的讀者想說些什麼。
怎麼？你們嫌少嗎？但是，如果我們在法庭上把每一條都重複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許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讀者還是拖長聲調想說些什麼。——所以發生這種事情，會不會正是「生產財務對應計劃」造成的？如果任何一個工會會員大會都可以不問國家計委隨便改變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難得失調。
啊，檢察長這碗飯可不好吃呀！因為決定了要把每句話都公佈！那就是說，工程師們也會讀的。既是名為蘑菇，就應聽人採食！幹是克雷連科便不畏艱險，勇往直前。對工程技術的細節問題大發議論，反覆審訊！於是各大報的正頁和附頁便登滿了小號字排的技術奧妙。算盤是這樣打的，任何一個讀者都會傻眼，晚上時間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夠用，這樣他就不會從頭到尾地讀，只會注意到每隔幾段重複出現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還是從頭讀呢？而且每一行都讀呢？
那時候，透過編得既不聰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厭的自我誹謗，他便看出盧賓卡的繩索擔負了一件不能勝任的使命。粗拙的羈絆拴不住翅膀強健的二十世紀的思想。囚犯們人雖被捉，被馴服，被壓倒，但思想卻不聽管束。被告儘管驚恐萬狀，舌敝唇焦，但仍能來得及向我們吐露全部真情。
請看他們的工作環境。卡林尼科夫：「我們這裡造成了一種技術上不信任的氣氛。」拉里切夫：「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必須開採四千二百萬噸石油（這是上邊的命令）……因為在任何條件下，開採四千二百萬噸石油反正是辦不到的。」（第三二五頁）
我國不幸的一代工程師的整個工作就是處於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熱工研究所完成了一個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專案，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係數；從這個情況出發，遠景規劃裡減少了對燃料開採的需求——這就表示他們通過壓低燃料平衡的辦法進行暗害活動。——運輸計劃中列入了全部車廂改裝成自動掛鉤的措施——這是進行暗害，使資金呆滯！（自動掛鉤需要一個較長期限才能全面推廣和顯示經濟效果，可是我們要你明天就拿出結果來！）——為了更好地利用單線鐵路，決定加大機車和車廂。這應當說是現代化吧？不，這是暗害行為！——因為這就需要花費資金去加固橋樑和線路的上部結構！費多托夫看到，在美國，裝置便宜，人力昂貴，而我國情況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從這個深刻的經濟上的判斷出發，他得出結論：我們現在沒有必要購買適合於傳送帶生產的價格昂貴的美國機器，最近十年內還是購買木那麼完美的英國機器，少花點錢，多用幾個工人對我們更合算。反正不管什麼機器十年以後總是要更換的，那時再去買貴一些的。這是暗害行為！——他打著節約的幌子，其實是不想讓蘇聯工業擁有先進的機器！——建設新廠不再用比較省錢的混凝土，改用鋼筋混凝土，並且說明白一百年之內會顯出很好的經濟效果——這是暗害行為！使資金呆滯！大量耗費短缺的鋼筋！（儲存下來鑲牙用嗎？）
費多托夫在受審人席上乾脆痛快地讓步說：「當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細算，你們可以把這認為是暗害行為。就像英國人說的：我還沒有闊氣到可以買便宜東西的程度……
他企圖委婉地向頑固的檢察長解釋：
任何一種理論方法都會提出一些準則，而這些準則歸根結底都是、（都將被認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頁）
是啊，一個嚇怕了的被告還能怎樣說得更明白呢？……對我們來說是理論，在你們眼裡就是暗害行為！因為你們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慮明天……
老費多托夫試圖說明，由於五年計劃的毫無道理的匆忙做法，幾十萬、幾百萬盧布是在什麼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產地揀選分級，以便給每個廠送去適合用途的品種，而是亂七八糟混雜在一起送去。但檢察長不聽這些！他抱著冥頑不靈的固執態度在審判過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個比較直觀的用積木搭成的問題：為什麼要建造「宮殿式的工廠」——高高的樓層、寬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訊裝置？難道這不是明顯的暗害行為嗎？須知這是使資金呆滯，不可挽回的呆滯！！資產階級暗害分子們向他解釋說：勞動部想在無產階級國家裡為工人建築寬敞的、空氣好的房屋（那就是說，勞動部裡也有暗害分子，記下來！），衛生部門要求一層的高度為九米，費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為什麼不降低到五米呢？這就是暗賣行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膽大妄為的暗害行為：想要給自由的蘇聯工人造成資本主義工廠裡的可怕條件。）他們向克雷連科說明，按照包括裝置在內的整個工廠的總造價，這裡所涉及的只佔總數的百分之——三，不行，他還是還是還是提出每層樓的高度問題！還有：怎麼竟敢安裝功率這麼大的通風機？它們是為夏天最熱的日子設計的……為什麼要考慮最熱的日子？最熱的日子讓工人們稍稍蒸發蒸發吧！
其實：「比例失調是先天的……糊塗的組織在‘工程師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調。」（第二0四頁）（察爾諾夫斯基）「用不著採取什麼暗害的行動……只要採取規定的行動就夠了，那時一切會自然發生。」（第二0二頁）他不能說得再明白了！要知道這是在盧賓卡蹲了許多個月之後，而且是從被告席上講的話。採取規定的（即上級糊塗蛋所指示的）行動就夠了——不可思議的計劃自己就會拆垮自己的臺。瞧這就是他們的暗害行為之一：「譬如說我們有生產一千噸的能力，們必須（就是說依照荒謬可笑的計劃）生產三千噸，而我們卻沒有采取措施去完成這個生產指標。」
對於當年官方的、經過審閱的、經過剔除的速記記錄來說——應當選，這已經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連科把自己的演員們弄到懶得說話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們重複的胡說八道搞煩了，簡直替劇作者難為情，但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連科：「你同意了？」
費多托夫：「我同意……雖然一般說我不認為……」（第四二五頁）
克雷連科：「你確認嗎？」
費多托夫；「說實話……在某些部分……好像大體上……是。」（第三五六頁）
工程師們（外面還沒有被關起來的，經過法庭上對工程師階層的這番臭罵之後，他們還必須振作精神去工作）——他們是沒有出路的。什麼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後也不好。著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著急——是暗害性的破壞速度。謹慎地發展某一部門——是故意延緩，怠工；服從於任意的跳躍——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調。修理、改進、大準備——是使資金呆滯；拼裝置——是破壞！（並且所有這些事偵查員將從他們自己嘴裡挖出來，辦法是：不讓睡覺——關禁閉——現在請你舉出幾個有說服力的例子，說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進行暗害。）
不耐煩的克雷連科催逼：「拿出鮮明的例子來！拿出你的暗害行為的鮮明例子來！」
（會拿出來的，會給你們拿出鮮明的例子來的！總會有人在不久的將來把那些年代的技術史也寫出來的！他將給你們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將對你們發癲癇病似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種種抽搐都作出評價。我們那時就會知道，多少人民的財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們會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樣被斷送了的，而執行的卻是一些最壞的方案，並且是用最壞的方法。是啊，如果讓紅衛兵來領導搞尖端的工程師們——那還能有什麼好結果？半瓶子醋的熱心家們比昏庸的首長們乾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說得太細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細，罪行不知怎麼的就越夠不上槍斃。
但是，別忙，還沒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還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連不識字的人都覺得又淺顯又易懂！！工業黨：1·為外國武裝干涉作準備；2．從帝國主義者手裡拿錢；3．進行間諜活動；4．分配了未來政府中的席位。
再沒有二話了！所有的嘴都給堵上了。所有的反對者都低下頭去了。於是，只聽到窗外傳來的遊行示威的腳步聲和怒吼聲：「處死！處死！處死！」
可是——說得稍詳細些不行嗎？——幹嗎你還要再詳細些呢？……好吧，那就請吧，只是還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國總參謀部指揮的。因為法國沒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沒有困難，沒有黨派鬥爭，只要哨子一吹——大軍就會開來進行武裝干涉！起初預定在一九二八年進行。但是沒有商量好，沒有協調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沒有商量妥當。好吧，那就改為一九三一年吧。說實在話，法國並不是親自要來打仗，而只是把右岸烏克蘭的一部分地區攫為己有（作為對全面組織工作的酬勞）。美國——更不會來打仗，但答應派艦隊到黑海和波羅的海來進行威脅（為此給它的酬勞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軍人是十萬名流亡分子（他們早已東分西散，但一吹哨就會集合起來的）。然後是波蘭（給它半個烏克蘭）。羅馬尼亞（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輝煌戰績，這是一個可怕的敵人）。拉脫維亞！還有愛沙尼亞！（這兩個小國巴不得拋掉對自己的年輕國家體制的操心，將傾巢而出進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擊的方向。怎麼，已經知道了？是的！它將從比薩拉比亞開始，然後，以德聶伯河右岸為依託，直接向莫斯科推進！而在這個致命的時刻在各條鐵路上……將發生爆炸？？——不，將造成阻塞！而在各發電站裡，工業黨也將擰掉塞子，於是全蘇聯就將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機器都將停下來，其中也包括紡織機器！到處將發生破壞（被告注意！在不公開審訊前不得說出破壞的方法！不得說出工廠的名稱！不得說出地點！不得說出姓名政p國的不許說，連本國的也不行！）。請你們再加上到那時候將要實行的對紡織業的致命打擊！請再補充上，有二、三個紡織工廠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羅斯境內，它們將成為武裝干涉者的根據地！（第三五六頁，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據有了紡織工廠之後，武裝干涉者便會一往無前地衝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陰謀是：他們想排幹庫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島地帶、波列西耶的沼澤地和伊爾明湖附近的沼澤（維辛斯基禁止說出確切的地點來，但一個證人說漏了嘴）——那時便給武裝干涉者們開放出最短的途徑，他們將人不溼腳馬不溼蹄地直達莫斯科。（當時韃靼人為什麼那麼困難？拿破崙為什麼沒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於波列西耶和伊爾明湖一帶的沼澤。他們如果把沼澤排幹——白石城就會暴露在他們面前了！）還要，還要請補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鋸木工廠，其實是（地點不要說出來！）飛機庫，以便武裝干涉者的飛機不至於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裡面去。還建造了（地點不要說出來！）供武裝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歷次戰爭的離鄉背井的佔領者都是在哪裡宿營呢？……）。一切有關的指標，被告都是從神秘的外國主幹k和p（姓名決不可說出來，國名也不要說出來！）那裡得到的（第四0九頁）。而在最近時期甚至著手「準備在紅軍的個別部隊中搞策反」。（兵種不要說出來！部隊番號不要說出來！姓名不要說出來！）誠然，這方面什麼也沒有做，可是曾經圖謀（也沒有做）在某個中央一級的軍事機關裡糾集一個金融家和前白軍軍官的小組（啊，白軍？記下來，逮捕！）。還有一些抱反蘇情緒的大學生小組……（大學生？——記下來，逮捕。）
（不過，也要適可而止。可別使勞動者懊喪起來，以為現在一切都完蛋了，蘇維埃政權過去怎麼這樣馬虎。還要說明這個方面策劃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個工業部門都沒有遭受重大的損失！）
但為什麼武裝干涉終究沒有實現呢？有各種複雜的原因。一會兒是因為彭加洛在法國沒有當選，一會兒是因為我國的流亡工業家們認為，布林什維克還沒有把他們過去的企業充分恢復起來——讓布林什維克再好好幹一陣吧。還有，同波蘭、羅馬尼亞怎樣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裝干涉沒有成為事實，但工業黨仍是事實！你們聽到雜沓的腳步聲嗎？你們聽到勞動群眾的怒吼聲嗎？「處死！處死！處死！」現在上街遊行的是那些「一旦發生戰爭，將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難為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的人們」。（第四三七頁，引自克雷連科的公訴詞。）
（看得多麼透徹：正是這些輕信的示威者們將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難為這些人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但是，檢察長，你的手指頭指向哪裡？你的手指頭指向什麼地方？）
那末——為什麼是「工業黨」呢？為什麼是黨，而不是工程技術中心？我們可已經習慣於——中心！
不錯，是有過一箇中心。但我們決定改組為黨。這樣更像樣些。這樣更易於在未來的政府中爭奪部長席位。這能「動員工程技術群眾去爭奪權力」。同誰爭奪呢？——同其他政黨唄！首先是同勞動農民黨，要知道那個黨擁有二十萬人呀！其次——同孟什維克黨！那末，中心呢？三個黨一起本來要組成一個聯合中心。但是被國家政治保衛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們粉碎了！（被告們都感到高興。）
（又粉碎了三個政黨，對斯大林面子上多麼好看！粉碎三個「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黨，那就有中央委員會，不錯，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誠然，無論代表會議，無論選舉，一次都沒有舉行過。誰願意，誰就進入，約有五個人。大家彼此相讓。主席的職位大家也你推我讓。會議也沒有開過——無論中央（誰也不記得，但拉姆津記得很清楚，他會說出來的！），無論各工業部門小組，都沒有開過會。連人也不知道在哪裡……察爾諾夫斯基：「工業黨並沒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黨員呢？拉里切夫：「黨員人數難以計算，不知道確實有多少。」那怎樣進行暗害呢？怎樣傳達指示呢？是這樣，誰跟誰在機關裡碰到了——口頭轉告。往後每一個人就自覺地去進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說有兩千黨員。既然有兩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據法院的資料，在蘇聯共有三四萬名工程師。那就等於每七個要進去一個，其餘六個也要出一身汗）。——怎樣同勞動農民黨進行接觸呢？在國家計委或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遇見了——就一起「策劃反對農村共產黨員的有系統的行動」。……
我們在哪裡已經看到過這種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達」裡，歡送拉達梅斯出征，樂隊奏著樂，站立著八個戴盔持矛的軍人，而兩千名則是畫在後面的布上的。
工業黨就是這樣的。
但是沒有關係，行，能演得好的！（現在甚至不能相信，這在當時看起來是多麼可畏，多麼嚴肅。）臺詞還要多次重複，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節都要在觀眾面前出現幾遍。這樣一來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為了不顯得平淡無味，被告還要突然地「忘掉了」什麼零碎，「企圖抵賴」，——這時便會「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們就範」。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藝術劇院舞臺上一樣生動。
但是克雷連科做過了頭。他打算從另一方面對工業党進行剖析——揭示它的社會基礎，這種對階級本質的分析決不會出毛病，於是克雷連科就離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沒有分配角色，轉入了即興表演：讓每個人講講自己的生平，對革命的態度，怎樣墮落到去從事暗害活動。
這一段冒失的插曲，這一個有人情味的場景，突然把整個五幕戲都破壞了。
首先我們驚異地得知——這些資產階級知識界的臺柱，所有這八個人，都是出身於貧苦家庭。農民的兒子、多子女的辦事員的兒子、手藝人的兒子、鄉村教師的兒子、貨郎的兒子……所有這八個人都是清苦求學的，他們自己掙錢來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從什麼年齡開始的——十二、十三、十四歲。有的教課，有的在機車上幹活。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擋住他們的求學之路！他們都正常地畢業於實科中學，然後是高等技術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這樣呢？告訴我們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女才能……年曆總不會錯了吧？……）
而現在，在蘇維埃時代，這些工程師們的處境卻很困難：他們幾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們想起來了，知識分子的子女——這是最次的品種呀！）。法庭沒有爭辯。克雷連科也沒有爭辯（被告們自己趕緊宣告，當然，在勝利的大好形勢下——這是無關緊要的）。
這些被告在我們眼裡開始稍稍有點區別了（直到現在為止他們講話是很相似的）。他們不同的年齡特徵——也就是他們正派程度的特徵。將近六十歲或六十開外的人——他們的自白能夠引起人們的同情。但是四十三歲的拉姆津與拉里切夫和三十九歲的奧奇金（這就是那個在一九二一年告發了燃料管理總局的人）則是活躍而無恥。關於工業黨和外國武裝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來自他們。拉姆津是這樣一個人（在少年得志的情況下），整個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滿不在乎！在法庭上，對於克雷連科的暗示，只要說出四分之一個字，他就能領會，而且馬上提供出明確的說法。全部起訴的罪狀也正是建築在拉姆津的記憶上的。他具有那樣的自制力和堅決性，的確可以（當然是遵照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指示）在巴黎進行關於武裝干涉的全權談判。——奧奇金也是相當走運的：二十九歲的年紀「已經得到勞動國防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無限信任」。
六十二歲的察爾諾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學裡，一群匿名的學生在牆報上圍攻他；叫他這個講了二十三年課的老教授到學生大會上去「報告自己的工作」（沒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領導了一次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鬥爭！——教授罷教！事情是這樣的，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還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就爭得了學院自治權（委任職務、選舉校長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的教授們選舉卡林尼科夫繼任校長，但人民委員部不同意，任命了一個自己選定的人。然而，教授們舉行了罷教，學生也支援他們（因為還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大學生）——這樣，卡林尼科夫就違背蘇維埃政權的意志當了一整年的校長（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們的自治權，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費多托夫——六十六歲，而他的工程師的工齡比整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還大十一歲。他在俄國所有的紡織工廠裡都工作過，（這樣的人多麼可惡，多麼想把他們趕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棄了莫羅佐夫手下的廠長職位，丟掉了高工資，寧可去參加抬著被哥薩克屠殺的工人們的棺材進行的「紅色葬禮」。現在他體弱多病，視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門，連看戲也不能去。
是他們——準備了武裝干涉？造成經濟崩潰？
察爾諾夫斯基接連許多年都沒有空閒的晚上，他那麼忙於教課和新學科研究（生產組織、合理化的科學原理）。我童年時代的記憶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們正是這樣的一些人：晚上，準備畢業論文的、搞設計的學生們、研究生們紛紛去煩擾他們，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他們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全國只有三萬個這樣的人——他們恨不能分成幾瓣！
他們準備引起危機？他們為了得到點小恩小惠而進行間諜活動？
拉姆津在法庭上說了一句老實話：「暗害的道路是與工程師們的內部結構格格不入的。」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克雷連科強迫被告躬身自責，承認自己「缺乏知識」，政治上「無知」。因為政治——這是比任何金屬學或鍋輪機制造學要難得多、高得多的一門學問！——因為在這方面無論腦瓜子、無論文化水平都幫不了你的忙。不，請回答吧——你是抱著什麼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著懷疑態度。——那就是說，一開始就敵視？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克雷連科提出一串理論問題去難為他們——可是我們卻通過他們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臺詞的）幾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點核心的真相——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整個氣泡是靠什麼吹起來的。
工程師們在十月變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亂（三個年頭確實只是一片混亂）。他們還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權利的被剝奪（這些自由權利後來永遠沒有恢復）。工程師們怎麼能夠接受工人的專政——接受他們在工業中的這些缺少專門技能、既不懂生產的科學規律也不懂它的經濟規律的幫手們的專政呢？——但這些人卻佔據著領導工程師的主要地位。為什麼工程師們不該認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會事務的人來領導社會是較為自然的社會結構呢？今天的社會控制論，除了未涉及對社會的道德領導之外，——難道不正是導致這個方向嗎？難道那些職業政治家們不是長在社會脖子上妨礙它的頭部自由轉動和雙手自由動作的癤子嗎？為什麼工程師們不能有政治觀點呢？因為政治——這甚至不是一種科學，這是一種任何數學工具不能表述的經驗領域，而且還是受到人的利己主義和盲目慾望影響的一種領域。（察爾諾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說：「政治畢竟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當以技術的結論為指導。」）
軍事共產主義的野蠻壓力只能使工程師們感到厭惡，一個工程師是不會參與荒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們大多數人無所作為，儘管過的是洞穴人似的貧苦生活。新經濟政策開始了——工程師們積極地參加了工作：他們把新經濟政策看成是當局變得通情達理起來了的一種徵兆。但是，客觀條件變了：工程師們不僅被看成是一個可疑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甚至沒有權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師們不僅得到比自己對生產的貢獻低得難以計量的報酬，而且，一方面要他們對生產成效和生產紀律負責——同時又剝奪了他們維持紀律的權利。現在任何一個工人不僅可以不執行工程師的命令，而且還可以不受懲罰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者，工人總是對的。
克雷連科反駁說：「你記得奧爾登博格爾一案的審判嗎？」（意思是你看我們是怎樣保護過他。）
費多托夫：「不錯。為了引起對工程師處境的注意，當時需要喪失一條生命。」
克雷連科（大失所望）：「當時的問題並不是這樣的。」
費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並不是他一個人。他是自願死的，而許多人是被殺死的。」（第二二八頁）
克雷連科默不作聲。可見，說的是實話。（請再翻閱一下奧爾登博格爾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種圍攻的情形。再加上這個結尾：「許多人是被殺死的。」）
所以說，一個工程師在還沒有犯什麼過失的時候，就已經動輒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個錯誤（因為他也是個人呀）——那時，如果同事們不替他遮蓋，他就會被撕個粉碎。難道他們會看重忠誠坦白嗎？……所以工程師們有時也不得不在黨的首長們面前說幾句謊話？
為了恢復工程師們的威信和威望，他們的確需要聯合起來互相救助——他們全都面臨著威脅。但為了這種聯合並不需要開什麼代表會議，並不需要有什麼黨證。像思路清晰的聰明人之間任何的相互諒解一樣，這種聯合只要輕輕地甚至偶然地說上三言兩語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決。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決議和黨的棍子（斯大林也好，偵查員們也好，以及整個他們這一夥，怎麼也理解不了這一點！——他們沒有這種人的相互關係的經驗，他們在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是啊，俄國工程師們之間的這種團結一致在一個沒有文化的任性胡為者的大國裡早就存在了，它已經過了幾十年的考驗——而現在新政權察覺了它，感到驚慌不安。
這時，一九二七年到來了。新經濟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煙消雲散了——原來整個的新經濟政策就是一場無恥的騙局。這時提出了各種胡鬧的不現實的超工業化躍進方案，宣佈出各種不可能實現的計劃和任務。在這些條件下，工程師們的集體智慧——國家計委和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里當頭頭的工程師們該怎麼辦呢？服從於喪失理智的做法？自動靠邊站？他們自己倒是沒有什麼關係，紙上可以寫任何數目字——但「我們的同志們，實際工作者們，將無力去完成這些任務」。那末，就需要把這些計劃儘量壓縮，合理調整，最過頭的任務乾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個自己的工程師的「國家計委」，它應當糾正領導人的愚蠢行為。最可笑的是，這正是為了他們的利益！也是為了工業和人民的利益，因為那些傾家蕩產的決定將會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萬盧布將會從地上被拾回來。在關於數量、關於計劃和改訂計劃的一片喧嚷中，應當堅持「質量是技術的靈魂」的原則。對學生們也要這樣進行教育。
這就是最微妙、最細緻的真相。這就是實際情況。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說出來嗎？——已經夠得上槍斃！
可是為了激起民憤——這太少，太不顯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師們這項諱莫如深的救國救民的密約改頭換面，塗抹成為暗害行為和武裝干涉的粗俗畫面。
在下面這個插進來的一場戲裡，我們終於看到了沒有形體的——也是沒有結果的！——真相的影子。導演的一番心血付諸東流了，費多托夫已經脫口說出他坐牢八個月中間的那些不眠之夜（！）；洩露出不久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某個重要工作人員曾經握過他的手（？）（這是一種約定嗎？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國家政治保衛局日後會實踐自己的諾言？）瞧，證人們（儘管他們的角色要小得多）也開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連科：「你參加過這個小組嗎？」
證人基爾波津科：「研究武裝干涉問題時參加過兩三次。」
這正合需要！
克雷連科（勉勵地）：「往下說吧！」
基爾波津科（停頓）：「除此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了。」
克雷連科啟發，提醒。
基爾波津科（遲鈍地）：「除了武裝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麼了。」（第三五四頁）
同庫普利揚諾夫對質的時候他連事實都說得牛頭不對馬嘴。克雷連科生了氣，衝著這些笨頭笨腦的囚犯們叫嚷：
「那就應當想辦法做到使你們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頁）
但是，在劇場休息時間，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標準。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線，每一個都等待著扯動。克雷連科同時把八個一下子牽動起來：瞧，流亡國外的工業家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們沒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進行過任何談判，也不知道什麼「工業黨」，說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訊逼出來的。對此你們有什麼要說的？……
老天爺！被告們多麼憤慨呀！他們爭先恐後地請求趕快讓他們表態！幾天前他們汙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們的時候的那種疲憊的無動於衷神情往哪裡去了呀！流亡分子簡直要把他們的肺氣炸了！他們急忙要給報紙寫書面宣告——被告們維護國家政治保衛局所採取方法的集體書面宣告！（喂，這難道不是點綴嗎？這難道不是金剛鑽嗎？）
拉姆津：「我們在這裡出庭的事實，就足以證明我們沒有受到刑訊和折磨！」
那種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訊又有什麼用呢！
費多托夫：「坐牢不止給我一個人帶來好處……我在監牢裡甚至比在外面感覺得更好些。」
奧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覺得更好些！」
克雷連科和維辛斯基完全是出於高風格才沒有允許搞這種書面集體宣告。要是寫了才好哩！要是簽上名才好哩！
也許有人暗地裡還抱著懷疑？那末，克雷連科同志便請他們分享一點他的邏輯的光彩：「如果對於這些人說的是不是真話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那末請你回答：為什麼偏偏把他們逮捕起來，為什麼忽然這些人都招認了？」（第四五二頁）
多麼有力的思想呀！——幾十年來公訴人都沒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實本身就證明有罪！如果被告無罪——那為什麼要把他們逮捕呢？如果已經逮捕了——那就說明有罪！
還有，真的：他們為什麼會招認呢？
「刑訊的問題我們要排除！……但是可以從心理學角度提出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會認罪？然而我要問：他們除了認罪還有什麼辦法？」（第四五四頁）
說得多麼確切！多麼符合心理學！凡在這類機關裡蹲過的人請你們回想一下：還有什麼辦法？……
（伊萬諾夫一拉祖姆尼克寫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爾卡，他曾經與克雷連科同關在一個監室裡，克雷連科的位置是在板鋪下面。那裡的情景如今我仍歷歷在目（自己爬過）：那裡板鋪是那麼低，只有全身趴在骯髒的瀝青地上才能爬進鋪下去，但新來的人一開始不懂這個竅門，他們跪在地上爬。腦袋倒是可以塞進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檢察長準是特別難以掌握這個竅門，他那還沒有瘦下去的屁股準是長久地極在那裡為蘇維埃司法增光。我幸災樂禍地想象著這個擱淺了的屁股，實在罪該萬死，但當我長久地描述這些案子時，它好似是對我的一種安慰。）
不但如此，檢察長還繼續發揮說，即使種種（關於刑訊逼供的）說法一概屬實——那仍不明白，有什麼東西能迫使他們眾口一致地、彼此沒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認？……他們在什麼地方能夠實行這種大規模的串供？——要知道他們在偵查期間彼此是沒有往來的！？！
（過幾頁有一個倖存的證人會給我們說出在什麼地方……）
現在不是我向讀者，而是請讀者向我說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審判之謎」究竟在什麼地方（人們起先是對「工業黨」覺得驚訝，後來又覺得對黨的領袖人物的審判是一個謎）？
要知道與此案有關的人並沒有兩千，提交法庭公審的也並沒有兩三百人，而只有八個人。指揮八個人組成的合唱團並不是那麼不可思議的難題。而且克雷連科可以從成千人裡選擇，並且選作了兩年。帕爾欽斯基不屈服——槍斃了（而且死後被宣佈為「工業黨」的領導人，在供述中也是這樣提到他，雖然從他嘴裡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來）。後來希望從赫連尼科夫那裡逼出所需要的東西——赫連尼科夫沒有向他們低頭。故而在頁末出現了一個小號字的腳註：「赫連尼科夫在偵查期間亡故。」用小號字是印給傻瓜們看的，而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將用兩倍大的字型寫上「在偵查期間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後也被宣佈為。「工業黨」的領導人。但是哪怕他講出了一件事實也罷，哪怕他為這個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詞也罷，——一概沒有！因為他一樣也沒有提供！）突然有了一個難得的發現——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強幹！為了活命——什麼都幹得出來。而且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開庭審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僅已經進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個劇本就是他寫的，他掌握了一大堆邊緣材料，現編現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實，要啥有啥。有時還像功勳演員那樣懶洋洋地賣弄幾句辭藻：「工業黨的活動分佈得那麼廣泛，以至十一天的開庭審理都不可能把它詳盡無遺地揭示出來。」（意思是，找吧！繼續找吧！）「我堅定地相信，一個不大的反蘇階層還保留在工程界裡。」（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這是一個謎，而解釋謎語是需要有一點藝術性的。於是這個無感覺的棍棒似的東西，突然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俄國式的犯罪特徵，這樣的犯罪只有通過面向全民的悔過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國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資格成為那種既無恥透頂又使人眼花繚亂的叛徒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叛賣行為的精彩表演！在這個時代不止他一個，但他是最顯眼的。
如此說來，克雷連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全部困難只在人選上不要犯錯誤。但風險是不大的：偵查期間的廢品隨時可以送進墳墓。粗篩細羅都通過了的，可以治冶病，養養肥，然後押上法庭！
那末這個謎在什麼地方呢？對他們事先怎樣加工？就這樣：你想活嗎？（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該為子女、為孫子孫女著想呀。）不出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槍斃，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嗎？（這毫無疑問。誰還不明白，誰就去上一學期盧賓卡的磨練課。）如果你們去演一齣戲，對你我雙方都有利，你們是專家，臺詞由你們自己寫，我們這些檢察長會把它背熟，還要使勁記住技術名詞（在法庭上，克雷連科有時背錯了詞，把機車軸說成車廂軸）。出臺表演對你們是不愉快的，恥辱的——應當忍耐過去！因為活著更可貴！——你們以什麼保證以後木槍斃我們呢？——我們為什麼要報復你們？你們是很好的專家，什麼過錯也沒有，我們重視你們。瞧，已經審過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現好的，我們都讓活著（饒恕前次審判中聽話的被告——是未來的審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像沿著一根鏈條似的，這個希望一直傳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們的一切條件！審判應當發揮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
於是被告們就履行一切條件……
他們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對派的全部精微奧妙都作為連最次的掃盲物件也能理解的骯髒的暗害行為端出來。（但還沒有在勞動者的盤子裡撒玻璃屑的情節——檢察機關也還沒有想到這一點。）
然後是思想動機。他們為什麼搞暗害？——出於敵對思想。但是現在為什麼一致認罪？——也有思想基礎，他們被五年計劃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爐形象徵服了（在監牢裡）！在最後陳述中他們雖然也請求留給生路，但這對他們不是主要的。（費多托夫：「我們罪不容赦！公訴人說得對！」）對於這些現在站在死亡門檻上的奇怪的被告說來，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蘇聯政府的絕對正確和有遠見。拉姆津特別頌揚「無產階級群眾及其領袖們的革命意識」，他們找到了比學者們所主張的「正確無數倍的經濟政策的道路」，他們準確得多地計算出了國民經濟的速度。現在「我懂得了應當實現猛衝，應當實現躍進，應當突擊佔領……」（第五0四頁）等等。拉里切夫：「蘇聯是不會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資本主義世界所戰勝的。」卡林尼科夫：「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蘇維埃政權的利益融合成一個堅定目標。」順便還說到在農村中「黨的總路線、消滅富農階級的做法是正確的。」在等待死刑中他們竟然有時間去閒扯這一切……這群悔悟了的知識分子的喉嚨裡甚至還能通過這一類預言；「隨著社會的發展，個人的生活應當逐漸縮小……集體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頁）
這樣，經過了八套馬車的努力，審判的所有目標都達到了：
1．國內的種種匾乏，飢餓也好，受凍也好，沒有衣穿也好，紊亂現象也好，以及明顯的蠢事，統統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師的帳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國武裝干涉嚇壞了，準備作出新的犧牲；
3．工程界的團結一致被破壞了，整個知識界嚇怕了，搞散了。
為了不留下懷疑的餘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說出審判的這一目標：
「我希望經過這一次對工業黨的審判，整個知識界的黑暗可恥的過去……可以認為是被徹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頁）
拉里切夫還加上：「這個幫派必須摧毀……在工程界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忠誠！」（第五0八頁）奧奇金也說：知識界「這是一攤爛泥似的東西，正如國家公訴人所說，它是沒有脊樑骨的，這是絕對的無骨氣……無產階級的嗅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頁）（不知為什麼無產階級那裡主要的總是——嗅覺……一切都是通過鼻孔。）
這樣的一些熱心分子幹嘛要斃掉？……起先判幾名主犯死刑，馬上改判為十年。（於是拉姆津便前去組織一個「沙拉施卡」一天堂島了。）
我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幾十年間就是這樣寫的——從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門（讀者還記得：「不是民族的頭腦，而是糞便」、「黑將軍們的同盟者」、「帝國主義的僱傭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門。
「知識分子」一詞在我國成了一句罵人話，這還值得奇怪嗎？
公開的法庭審判原來是這樣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終於達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爾這些半瓶醋是望塵莫及的，他們搞的那個國會縱火案是自我丟臉……）
標準已經樹立了——今後許多年可以照此辦理，只要總導演一句話，哪怕每個季度重複一次也行。總導演的旨意是把下一齣戲定在三個月之後開演。排演期限很緊，但是沒有關係。快來瞧，快來聽！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維克聯盟局審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專門庭，審判長不知為什麼換了什維爾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東諾夫一薩拉托夫斯基、克雷連科、他的助手羅根斯基。導演們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弄熟了的政黨問題）——帶上舞臺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經過得不僅順順當當，而且順當得令人發傻。
我當時是十二歲，已經第三個年頭認真閱讀大《訊息報》上的全部政治新聞。我一行一行地讀了審理這兩個案件的速記記錄。在「工業黨」一案中，我的兒童的心靈裡已經感覺到有添枝加葉、弄虛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裡至少有宏偉的佈景——全面的外國武裝干涉！整個工業的癱瘓！分配部長職位！而在孟什維克一案裡，掛出來的還是那些佈景片，但已經褪了色，演員念臺詞沒精打采，戲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悶而平庸的重複。（莫非斯大林通過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膚竟能感覺到了這一點嗎？怎樣解釋勞農黨一案的撤銷和幾年裡沒有搞審判呢？）
如果又是依據速記記錄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頭有這次審判的一名主要受審人——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雅庫博維奇的新鮮證明材料，目前，他那份歷數了種種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復名譽的申請書已經傳給了我們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們已經能讀到當時的情況。
他恢復名譽的要求被拒絕了，因為對他們的審判事件已經載入了我國曆史的金色史冊，一塊石頭也不能抽出來——否則整個大廈就會垮掉！給雅庫博維奇留著前科，但為了安慰起見，決定發給他個人特定養老金，以照顧他的革命經歷。我們這裡真是無奇不有。
他的敘述用例項向我們說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連串審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聯盟局」是怎樣組成的呢？國家政治保衛局有一個列入計劃的任務：證明孟什維克抱著反革命的目的鑽進了國家機關並奪取了許多重要職位。實際情況和這個公式不對頭：真正的孟什維克沒有人擔任國家職務，並且這種人也沒有陷進這個案子。（據說，b·k·伊科夫的確是那無聲無息、什麼事也不做的孟什維克莫斯科局的成員——但是審判中不知道這一情節，也就作為次要人物走了個過場，得到了八年）。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計劃是；要有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兩名，貿易人民委員部兩名，國家銀行兩名，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一名，國家計委一名（多麼令人厭煩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規定「策略中心」裡要有兩名是「復興同盟」的，兩名是「社會活動家委員會」的，兩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據職務是否合適。至於他們真的是不是孟什維克——只是根據耳聞。有些被抓進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維克，但命令他們認為自己是孟什維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觀點，國家政治保衛局完全不感興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連認都不認識。把人犯湊齊了，又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些孟什維克當證人（後來所有的證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庫茲馬·格沃茲捷夫就是其中一個，他是一個命運悲慘的人——他擔任過軍工委員會工人小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從克列斯特監獄解放出來，後來使他當了勞動部長。格沃茲捷夫成了古拉格長期受難者。肅委頭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設法溜掉了（他的家屬長期受軟禁，如同坐牢，也不讓孩子上學）。後來撤銷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終抓進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為證人出庭，做過極力效勞的、冗長嚕囌的發言。但國家政治保衛局寄希望於主要被告弗拉基米爾·古斯塔沃維奇·格羅曼（聲名狼藉的國家杜馬活動人物）和好細彼圖寧身上。
現在來介紹一下雅庫博維奇。他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是那麼早，連中學都沒有能畢業。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經是斯摩稜斯克蘇維埃的主席了。由於具有堅定的信仰（它總驅使他去追求什麼目標），他是一個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說家。在西部戰線代表大會上他冒失地把那些號召繼續進行戰爭的新聞記者稱為人民公敵——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點兒被趕下講臺，他道了歉，但是他馬上把話頭一轉，把聽眾牢牢地抓在手裡，所以在講話結尾再次把他們稱為人民公敵時竟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並被選進了派往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代表團。由於當時辦事手續簡便，他剛一到那裡就被增選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左右著任命軍隊政委的事務，最後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戰線當了集團軍政委，並在文尼察親自逮捕了鄧尼金（在科爾尼洛夫叛亂後），很後悔沒有當場把他槍斃（在審判中仍是這樣說）。
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永遠誠摯，永遠被自己的正確或不正確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維克黨內是個晚輩，他當時也的確年輕。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他大膽地熱心地向領導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議組織社會民主黨政府，還有，一九一九年建議孟什維克加入共產國際（唐思等人一貫地、甚至態度傲慢地拒絕他提出的辦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同意臨時政府召來軍隊反對其他的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們已經拿起武器出動了）一事深感痛心，並認為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十月革命剛一發生，雅庫博維奇就建議自己的黨完全支援布林什維克，並以自己的參與和影響來改善他們正在建立的國家制度。他終於遭到了馬爾托夫的詛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於確信已無力使他們轉到布林什維克的道路上來，他最終地退出了孟什維克。
我所以要詳細地講這些是為了說明：雅庫博維奇不是個孟什維克，而在整個革命期間都是布林什維克，最真誠的和完全無私的布林什維克。一九二0年他還當過斯摩梭斯克省糧食委員（他們中間唯一的一個非布林什維克），甚至糧食人民委員部曾通報表揚他為優秀的糧食委員（他現在保證說，當時沒有使用過懲罰隊；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經佈置過阻截隊）。在二十年代他主編過《商業報》，還擔任過其他顯要職務。在一九三0年依照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計劃需要湊集一批像這樣一類「混進來的孟什維克」的時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樣，雅庫博維奇也被交給了一群屠夫-偵查員，他們對他採用了全套辦法——有冷禁閉室，有不透風的熱禁閉室。還有打生殖器官。把他們折磨到這樣程度，以至雅庫博維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茲堡在絕望中割開了靜脈。在復原以後不給他們上刑了，也不打他們了，只是兩個星期不讓睡覺，（雅庫博維奇說：「只要能睡一下！什麼良心、什麼名譽，都已不要了……」）同時還要同已經投降了的其他人進行當面對質，他們也攛掇你認罪，攛掇你胡說八道。連偵查員自己（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納謝德金）也說：「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沒有這些事！但是他們要求我們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庫博維奇被偵查員叫去，在那裡碰到了一個受盡折磨的囚犯。偵查員冷笑一下說：「這位摩西·伊薩耶維奇·捷吉里巴烏姆請你接受他參加你們的反蘇組織。你們兩個人隨便談談，我暫時走開。」說完就走了。捷吉里巴烏姆果真央告說：「雅庫博維奇同志！我請求你，請你接受我加入你們的孟什維克聯盟局。他們控告我‘接受外國公司的賄賂’，威脅說要槍斃我。但是我寧可當一個反革命，也不願當個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應他當了反革命就不殺吧？他沒有上當：結果得到了一個幼兒園的刑期——五年。）國家政治保衛局手頭多麼缺少孟什維克呀，只得從自願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個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烏姆去扮演！——同國外孟什維克和同第二國際有聯絡！但約定好——只判五年，說話算話。）在偵查員的贊同下，雅庫博維奇接受了捷吉里巴烏姆加入聯盟局。
有些本人沒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魯賓。他在和雅庫博維奇對質時成功地否認了這一點。後來他在蘇茲達利隔離所受到長久的折磨，「補充偵查」。那裡他在一牢房裡遇見攀扯了他的的雅庫博維奇和舍爾（他從禁閉室回到監室時，總是他們照顧他，分食物給他吃）。魯賓問雅庫博維奇：「您怎麼能想出來我是聯盟局成員的？」雅庫博維奇回答（一個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國知識分子的整整一個世紀）：「整個人民都在受難——我們知識分子也應當受難。」
但是雅庫博維奇的偵查期間也有過這樣的鼓舞人心的時刻：克雷連科親自叫他去審訊。原來他們彼此很熟，因為同樣在「軍事共產主義」年代，克雷連科（在審判工作的間隙）同樣到過斯摩稜斯克省去加強糧食工作。甚至和雅庫博維奇還同睡過一間屋子。現在且看克雷連科是怎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