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我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您是一個共產黨員！——這很使雅庫博維奇感到振奮並且挺起腰來——我不懷疑您的無罪。但是搞好這場審判是我和您的黨員的義務。（克雷連科是受命於斯大林，而雅庫博維奇的心卻是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動起起來，像一匹幹活賣力的馬一樣，自己急著把頭伸進套包。）請您千方百計地協助和配合偵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發生沒有預見到的麻煩，在最複雜的時刻我會請審判長讓您發言。」
！！！
雅庫博維奇答應了。義不容辭地答應了。可能在他整個任職期間蘇維埃政權還沒有給過他如此重大的任務。
審判前幾天，在偵查組長德米特里·馬特魏耶維奇·德米特里耶夫的辦公室裡召開了孟什維克聯盟局的第一次組織會議：目的是進行協調，使每個人更好地領會自己的角色。（「工業黨」中央委員會也就是這樣開會的！這也就是克雷連科表示過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夠見面」的地點。）但是不容易裝進腦子的謊話堆積得太多太雜，與會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習不了，所以又召開了第二次。
雅庫博維奇是懷著什麼感情出庭受審的呢？是為了所受的痛苦，為了被塞進胸腔的全部謊話——在法庭上鬧出一場震動世界的大丑劇？但是：
1．這將是從背後對蘇維埃政權的打擊！這將是對雅庫博維奇賴以生存的整個生活目標的否定，對他從錯誤的孟什維克主義掙脫出來轉到正確的布林什維主義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這樣的大丑劇之後，不會讓你死去，不會簡單地槍斃了事，而是將重新進行刑訊，這一次已經是為了報復，會把你搞得神經失常，而身體本來就已經被刑訊折磨垮了。要應付新的折磨——哪裡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從哪裡可以去汲取勇氣呢？
（我趁著他的話音未落便記錄下他的這些論據——這真是一個極端稀有的機會，能夠獲得這種審判的當事人的類似「身後」的自白。我還認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們解釋自己在法庭上表現的那種難以理解的順從的原因，也會和這一樣：同樣的真心實意，同樣的對黨的忠誠，同樣的人的弱點，同樣由於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審判中，雅庫博維奇不僅僅是順從地重複那一套單調乏味翻來覆去的謊話（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們以及備受折磨的受審人的想象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而且還扮演了自己答應給克雷連科的充滿激情的角色。
所謂孟什維克國外代表團（實質上就是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最高領導人）在《前進報》上刊登了自己與受審人劃清界線的宣告。他們寫道，這是一齣最可恥的審判喜劇，它是建立在奸細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絕大多數被告早已脫黨十年以上，並且從來也沒有恢復過關係；在審判中令人發笑地提到巨大的經費數額——全黨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錢。
克雷連科宣讀了文章後，請什維爾尼克讓受審人發表意見（也是像審理「工業黨」一案時那樣一下子牽動所有的線）。於是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大家都維護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做法而反對孟什維克的中央……
現在雅庫博維奇回想起自己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後陳述時是怎麼說的？他說，他決不是單單因為答應過克雷連科的要求才出來說話的，他說他當時不是隨隨便便地站起來的，而是像一塊小木片似地被憤恨和雄辯的激流捲起來的。是對誰的憤恨？飽嘗過刑訊，割過靜脈，多次死去活來的他，現在真地有著滿腔怒火——但不是對檢察長！不是對國家政治保衛局！——不是！而是對國外代表團！！！這就是心理學的對立面變化！他們在國外過著安全和舒適的生活（甚至最貧困的流亡生活和盧賓卡相比當然也是舒適的），不顧良心，只顧自己——對於留在國內的這些人怎麼能一點不同情？怎麼能這樣厚顏無恥地宣告脫離關係並把這些不幸的人交給他們的命運播弄呢？（回答得頗有力量，於是審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庫博維奇在一九六七年講這件事情的時候，還對國外代表團、對他們的出賣、宣告脫離關係、背叛社會主義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責難過他們那樣）氣憤得渾身發抖。
然而當時我們手頭沒有審判的速記記錄。過了一段時間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審判時聲若洪鐘地說過，外國代表團受第二國際的委託向他們下達進行瞻害活動的指示——對他們也聲若洪鐘地表示過憤慨。國外的孟什維克寫的宣告並不是不講良心，只顧自己，他們正是對審判的不幸犧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時指出，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維克——這也是實話。雅庫博維奇固執而真心地發了那麼大的火，究竟是為什麼呢？國外的孟什維克怎麼才能不使被告們聽任他們的命運播弄呢？
我們喜歡對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發脾氣。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這種時候，證明我們有理的論據自己就會靈活地湊上來。
克雷連科在公訴詞中說，雅庫博維奇是一個反革命思想的狂熱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處槍決！
雅庫博維奇不僅在那天感激得熱淚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轉蹲了許多的勞改營和監牢之後，還感謝克雷連科在審判時沒有貶低他，沒有侮辱他，沒有嘲笑他，而正確地把他稱為任熱分子（雖然是對立思想的狂熱分子），並且要求給予他結束一切痛苦的乾脆的、高尚的槍決！雅庫博維奇自己也在最後陳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認的（他對這個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認的」賦予極大的意義。明白人應當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應處以極刑—一因此我不請求寬恕！不請求留我一條性命！（旁邊坐著的格羅曼焦急起來了：「你發瘋了！你在同志面前沒有這樣的權利！」）
是呀，這對於檢察機關難道不是一種難得的發現嗎？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審判難道還沒有得到說明嗎？
斯大林難道不是通過這次審判終於明白並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敵人圈進牛欄裡，他完全可以照樣把他們組織進這樣的一齣戲裡嗎？
請寬大為懷的讀者們饒恕我！寫到目前為止我的筆頭沒有發顫，心也沒有緊縮，我們滿不在乎地滑行著，因為這十五年內我們一直處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護之下。但往後我們要感到痛心了：讀者記得，從赫魯曉夫開始，已經幾十次地向我們說明：「列寧的法制準則遭到破壞大體上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
現在我們怎樣進入這個法制蕩然的深淵呢？我們怎樣度過過個痛苦的深水區呢？
不過，由於受審人姓名的顯赫，後來的這些審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進行的。人們對這些案件的注意經久不衰，有過許多著述，做過許多分析，將來還會分析。而我們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們的謎。
預先說明，雖然只是三言兩語：出版的速記報告與審判中說的話並不完全相符。有一個作為經過挑選的聽眾之一旁聽過審判的作家，當場做過飛快的記錄，後來他確認存在著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記者還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發生的卡殼，當時不得不宣佈休息，以便把他納入規定好的供述的軌道（我這樣想：審判前擬製了一種事故表報：第一欄——被告的姓名，第二欄——如果在法庭上離開了臺詞，休息時採取什麼手段，第三欄——負責採取手段的契卡人員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經明確，誰該向他跑過去以及該怎麼辦）。「但速記記錄的不準確並不能改變整個畫面，也不使之減色。全世界接連地看了三齣戲，三出規模宏大、耗資甚巨的戲，在這些戲裡，曾把整個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驚惶不安的無畏的共產黨的大領袖們，出場時成了一隻只垂頭喪氣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們叫什麼，他們就嘩嘩地叫什麼，他們把髒東西往自己身上嘔吐，卑躬屈節地貶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認自己犯下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這在人類能記憶的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與不久前在萊比錫對季米特洛夫的審判對照起來，這特別令人震驚：季米特洛夫像一頭怒吼的獅子似地回答納粹的法官們，而這裡，和他同屬一個使整個世界發抖的鋼鐵勁旅中的同志們（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現在卻身上澆著自己的尿出現在法庭面前。
雖然從那個時候起許多事情似乎已經得到了說明（做得特別成功的是阿爾圖爾·凱斯勒）——關於它們的謎仍然在廣泛地流傳著。
有人寫到過能夠使人喪失意志的西藏迷藥，有人寫到過採用催眠術。在說明問題時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顧的因素。如果內務人民委員部手裡有這樣的手段，能有什麼樣的道德準則妨礙他們採用這些手段呢？為什麼他們不去削弱、不去迷亂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棄了巡迴表演活動，轉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面有過一所催眠術學校，這是確鑿的事實。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審判前得到允許同丈夫會見，發現他處於精神呆滯、不由自主的狀態（她來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說出了這件事）。
但為什麼帕爾欽斯基或赫連尼科夫既沒有被西藏迷藥也沒有被催眠術摧毀呢？
不，對於這一點，必須從較高的、心理學的角度做出說明。
人們感到特別困惑莫解，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訊室裡沒有發過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經過鍛鍊、熬煎、摔打的戰士。
但這裡有一個簡單的錯誤。這些人並不是那些老革命家，這個名聲他們是靠繼承得來的，是由於與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為鄰而得來的。那些人——扔炸彈和搞密謀的人們見識過苦役，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們一生未見識過真正無情的偵查（因為這樣的偵查在俄國根本不曾有過）。而這一幫人則既未嘗過偵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麼叫刑期。什麼特別「刑訊室」、什麼庫頁島、什麼特殊的亞庫梯苦役，布林什維克都沒有經歷過。都說捷爾任斯基受的罪比誰都大，說他一生都是在監獄裡度過的。而用我們的尺度來衡量，他不過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張普通的「十元券」，這在我們的時代任何一個集體農莊莊員都可能得到的；誠然，在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監獄，這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審判中牽出來給我們看的那些黨的領袖，在他們的革命經歷中只有過短期的輕鬆的監禁，為時不長的流放，連苦役的氣味都沒有聞到過。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開玩笑差不多；看來他在哪裡也沒有連續蹲過一年，只在奧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過一陣。加米涅夫從事過長時期的宣傳鼓動工作，並曾奔走於俄國各城市之間，但也只坐了兩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們現在給十六歲的孩子一下還判五年呢。季諾維也夫，說來可笑，連三個月都沒有蹲過！一次刑事判決都未曾有過！與我們「群島」的一般土著相比，他們是一些小娃娃．他們等於沒有見過監獄，李可夫和h·n·斯米爾諾夫曾幾次被捕，各坐過五年牢，但不知怎麼地他們的監牢生活過得很輕鬆，他們能夠從所有的流放地毫無困難地逃跑，或者正好趕．上大赦。在關進盧賓卡之前，他們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監獄和不公正的偵查的鐵鉗是怎麼一回事。（也沒有根據作這樣的假設：如果托洛茨基落進這隻鐵鉗——他會表現得不那麼低三下四，他的骨頭會比別人硬：他沒有理由會如此。他也只經歷過幾次輕鬆的監察，沒有受過任何嚴重的偵查，此外就是烏斯特-庫特兩年的流放。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聲是廉價得來的，他本人並沒有顯示出真正的堅強性：下令槍斃別人時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臨頭時卻會比誰都軟弱！這兩方面的堅強性完全是兩碼事。）拉迪克是當局的好細（在這三次審判中充當這個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達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刑事犯。
（這個殺害幾百萬人的兇手不能想象他頭上的那個最高殺人犯在最後時刻不會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責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這個大廳裡，雅戈達就會滿懷信心地堅決地直接向他請求寬恕：「我向您請求！我為您修建了兩條大運河！……」據在場者說，這個時刻，在大廳二層樓的一個小視窗後面的屋裡，好像是隔著一層薄紗，光線昏暗，有人划著了一根火柴，當點菸的時候，顯出了菸斗的影子——有誰到過巴赫奇薩萊「並記得這種東方式的花招嗎？——在國務會議大廳裡，在二層樓高的地方有一排釘著帶有小孔的白鐵片的窗戶，而在窗戶後面是一條沒有照明的走廊。從大廳裡永遠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裡。汗是不可見的，而國務會議卻好像永遠是在他親臨之下舉行的。根據斯大林的徹頭徹尾的東方性格來判斷，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觀察著「十月大廳」裡演出的喜劇。我不能設想他會放棄觀看這個場面，放棄得到這種享受。）
要知道我們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這些人非同凡俗有關。當我們讀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審判筆錄的時候，我們不會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問：為什麼這些人對自己和對別人說了那麼多誣陷不實之詞？——我們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軟弱的嘛，人是會頂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斯米爾諾夫這些人，我們預先就認為是一些超人—一我們的困惑不解實質上完全是由於這個緣故。
誠然，這一次，戲的導演們挑選登場演員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師案子困難些：那時可以從四十隻大桶中挑選，而這一次只有一個小小的戲班子，主要演員大家都熟悉，觀眾們希望一定由他們來扮演。
但畢竟還是有選擇的餘地！無可倖免的人們中間那些最有遠見和最果斷的人——他們沒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殺了（斯克雷普尼克、託姆斯基、加馬爾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對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擺佈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偵查時表現得與眾不同，他們清醒了，頂住了，古無聲中死去了，但總算沒有蒙受恥辱。沒有把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葉努基澤、楚巴爾、科西奧爾還有那個克雷連科技出來公開審判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他們的名字完全可以給那些審判生色增光。
帶上法庭的是最順從的！畢竟還是有過選擇。
選擇是在小範圍裡進行的，可是鬍子導演卻對每個人都很瞭解。他一般地瞭解他們都是些弱者，而且瞭解他們每個人單獨的弱點。這也正是他那陰森森的不凡之處，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趨向和成就：看透人們底子裡的弱點。
在所有落得身敗名裂下場的黨的領袖人物當中，年深日久之後，現在看來最有才智、頭腦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凱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華的研究著作顯然是獻給他的。）對這個人的老底子，即人與塵世相連線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這個人長久地死死攥在手掌裡，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樣，欲擒故縱，拿他開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寫完了我們現行（不實行）的聽起來很漂亮的憲法——此時他飄飄然如上雲端，滿以為贏了科巴「一局：塞給了他一個迫使他把專政搞得軟化一些的憲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經掉進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殺後第一次審判他們的時候，布哈林曾對接近的人說過：「那又怎麼啦？這類人很難說。也許是有點什麼事……」（那些年代庸人們的經典公式：「大概是有點什麼事吧……我們這裡不會平白無故地把人關起來。」這就是黨的第一號理論家在一九三五年說的話！……）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審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時候，他正在天山打獵，什麼也不知道。下山後來到了伏龍芝——便讀到了判處他們兩人槍決的判決書和報紙文章，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布哈林作了多麼毀滅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這種迫害了嗎？他對正在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向黨提出呼籲了嗎？沒有，只是給科巴發去了一份電報：請暫緩處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夠去作當面對質並進行辯白。
遲了，科巴有了筆錄就夠了，他還要活人的當面對質做什麼？
然而，布哈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被抓起來。他失去了《訊息報》，失去了任何活動和黨內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宮住宅（彼得大帝的遊樂殿）裡，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過，秋天到別墅去住過——克里姆林宮的門崗還像平常一樣向他敬禮）。已經沒有人去看他，也沒有人給他打電話。這幾個月裡他不斷地寫信：「親愛的科巴！……親愛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一點回音。
他還在尋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觸。
而親愛的科巴眯縫著眼睛，已經在進行排練了……科巴對角色的試驗工作已經進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爾奇克「會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經宣告同他那些被關押和流放的學生以及追隨者（雖然為數不多）脫離關係，容忍了他們的毀滅。他忍下了對他的尚未真正產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線的粉碎和辱罵。而現在，雖然仍保留著《訊息報》總編輯和政治局委員的身分，但對於槍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卻當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來了。他既沒有大聲也沒有低聲表示憤慨。這些事情都是對他擔任本來角色的試驗呀！
還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脅要把他（在不同時期他曾威脅過他們大家！）開除出黨——布哈林（以及他們大家！）宣告放棄了自己的觀點，但要求留在黨內！這也是對角色的試驗呀！如果他們還是自由的時候，還處在尊榮和權勢的高峰上的時候就已經這樣表現——那末當他們的身體、飲食和睡眠都攥在盧賓卡提詞人的手心裡的時候，他們必定會準確無誤地照本宣讀臺詞的。
在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麼呢？人們確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開除出黨！失去黨！活下來，但在黨外！親愛的科巴自從把自己變成了黨的時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們大家的！）這個特點。布哈林（他們大家！）沒有自己的單獨的觀點，他們沒有自己可以獨樹一幟和站定腳跟的真正反對派的思想體系。斯大林在他們成為反對派之前就宣佈他們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們的全部努力都是為了求得留在黨內。並且不作損害黨的事情。
要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太多了！
分派給布哈林的實質上是一個領頭的角色——因此導演對他的指導、排練時間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應有絲毫草率和疏忽。連去年冬天派他到歐洲去商購馬克思的手稿，也是屬於這種準備工作。不僅為了羅織他裡通外國的罪狀需要這樣一個表面的事實，而且讓他在外面漫無目的地自由地亂跑，就更明確地預示著他該回來在主要舞臺上登場。現在，兇險罪名的烏雲壓在頭頂——長時間的、看不到頭的不逮捕，憋在家裡受煎熬——這比盧賓卡的直接壓力更能摧毀犧牲者的意志（當然盧賓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裡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岡諾維奇叫去，當著一些高階契卡人員的面，讓他同索科爾尼科夫進行對質。索科爾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與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動。卡岡諾維奇口氣強硬地進行了審訊，然後讓人把索科爾尼科夫帶走，親熱地對布哈林說：「盡是瞎扯淡，媽的……！」
然而，報紙上繼續刊登群眾的憤怒呼聲。布哈林給中央打電話。布哈林寫信：「親愛的科巴！……」——他請求公開撤銷對他的指控。於是登出來檢察機關的一項含混的宣告：「沒有找到客觀的證據足以對布哈林提出控訴。」
拉迪克秋天給他打電話，希望見面。布哈林推託了：我們兩人都是被點名的，為什麼要招來新的嫌疑呢？但他們的《訊息報》別墅緊挨著，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來說：「不管我以後說些什麼，你要知道，我根本沒有什麼罪。不過——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沒有什麼聯絡。」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會保住，不會把他開除出黨——否則太不像話了！對托洛茨基分子他確實始終是抱惡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於黨之外——結果怎樣呢！應當抱在一起，要犯錯誤——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節遊行時（這是布哈林與紅場的告別），他帶著老婆憑編輯部的通行證走上來賓觀禮臺。突然——一個武裝的紅軍戰士向他們走來。完了！，——就在這裡？就在這樣的時刻？……不，紅軍戰士舉手敬禮說：「斯大林同志奇怪您為什麼在這裡？他請您上列寧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個半年就是這樣把他從熱到冷從冷到熱地拋來拋去。十二月五日歡欣鼓舞地通過了布哈林的憲法，並把它千秋萬代地命名為斯大林憲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會上，打掉了牙的、已經面目全非的皮達可夫被押到會場上來。他的身後站立著一些一言不發的契卡人員（雅戈達的人。須知雅戈達這時也正在受審查，也正在準備扮演一個角色）。皮達可夫當場對坐在領袖們中間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無恥的咬供。奧爾忠尼啟則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沒有完全聽明白）：「請你說，所有這些供述都是你自願作一齣的嗎？」（記下來了！奧爾忠尼啟則也得到了一顆子彈）皮達可夫搖晃著身子說：「完全自願。」李可夫在休息時跟布哈林說：「瞧託姆斯基多有勇氣，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殺了。而你我這些傻瓜，還活下來。」
這時，卡岡諾維奇（他本來願意相信布哈爾奇克沒有問題！——但在事實面前……）、莫洛托夫起來發言，怒氣衝衝，充滿咒罵。而斯大林！——多麼寬大的胸懷！多麼不忘舊情！——「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認為布哈林的罪是沒有得到證實的。李可夫也許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這是別人揹著他加給布哈林的罪名。）
一會兒冷，一會兒熱。意志就這樣軟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這樣練熟了。
這時，開始不斷地把審訊筆錄送上門來：審訊紅色教授學院先前的青年們的筆錄，審訊拉迪克的筆錄，以及審訊所有其他人的筆錄，——所有這些筆錄都對布哈林的兇惡背叛提供了最嚴重的證據。給他往家裡送材料並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為中央委員，僅供他了解情況……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對這年春天剛給他生下一個兒子的二十二歲的妻子說：「你讀吧，我讀不下去！」——自己就把腦袋理到了枕頭裡。他家裡有兩支手槍（斯大林也給了他時間！）——但他沒有自殺。
難道他沒有練熟分派給他的角色？……
又過了一次公開的審判——又槍斃了一批人……而對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沒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決定宣佈家中絕食——要求中央澄清問題並撤銷對他的指控。絕食是他在寫給親愛的科巴的信中宣佈的——並且誠實地堅持著。那時便通知召開一次中央全會，日程是：1．關於「右派中心」的罪行。2．關乾布哈林同志表現在絕食上的反黨行為。
布哈林這時動搖起來：也許他真的做了什麼有辱於黨的事情？……他鬍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經象個囚犯，步履艱難地來到中央全會的會場。親愛的科巴熱情地問道：「你想出了個什麼名堂呀？」「那該怎麼辦呢？已經有了這麼大的罪名。他們想開除我的黨籍……」斯大林聽說有這等荒唐事體而皺起了眉頭；「誰也不會開除你的黨籍！」
於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躍了起來，心甘情願地在全會面前表示悔過，當即取消了絕食。（在家裡：「喂，給我切一段臘腸！科巴說了——不會把我開除。」）但在全會的程式中，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膽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見！）罵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槍斃。
布哈林又洩氣了，在自己最後的日子裡開始撰寫「致未來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儲存下來的這封信，不久前已經向全世界公佈。然而它並沒有引起全世界的震驚。（以及「未來的中央」的震驚。致信的物件可謂高矣！——中央，沒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權威了。）因為這個敏銳的出色的理論家在自己的最後的話裡決定留給後代的是什麼呢？是要求恢復他黨籍的又一次哀號（他為這種忠貞付出了昂貴的恥辱的代價！）。是完全贊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證。那就是說，不僅贊同以前各次冤獄，而且也贊同我們偉大的監獄下水道的各股散發出惡臭的水流！
他這就等於簽名畫押，承認自己也應該淹進去。
最後，他這個筋肉強健的人、獵人和角力土（在鬧著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員們的目睹下，他曾好幾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對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諒他的）。他已經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給提詞人和助理導演了。
他已經準備好到這樣的程度，被摧毀到這樣的程度，以至對他已經不需要採用刑訊了——他的立場比之雅庫博維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場有什麼地方較強一些呢？他有什麼地方不受那兩個論據的支配呢？他甚至還要弱一些，因為雅庫博維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卻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維辛斯基進行一次不難的對話了：
——對黨採取任何反對派立場就是反黨鬥爭，對不對？——一般說——是的。實際上——是的。——但是反黨鬥爭必然會演變為反黨戰爭。——按照事物的邏輯——是的。——那就是說有了反對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黨活動歸根結底都可能幹得出來（暗殺、進行間諜活動、出賣祖國）？——但是對不起，這種事情並沒有幹出來。——們早可能把？——理論上說嘛……（須知是理論家呀！……）——但對你說來最高利益依然是黨的利益吧？——是，當然，當然！——那麼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應當使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為了使今後任何反對派的思想聲譽掃地，應當把只是理論上可能做出來的事情承認早已經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來嗎？—一可能……——那就應當把可能的承認為現實的，僅此而已。小小的哲學上的轉化。說完了？……還要說一句，我看無須向你解釋：現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縮回去，說出些別的——你要明白，你只會有利於世界資產階級，只會損害黨。而且，不用說，那時也不會讓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們當然會讓你活下來：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島去，你可以在那裡致力於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但是，過去的那幾次審判，你們好像是把人槍斃掉的？——咳，你拿誰比呀——他們和你是兩碼事！再者，我們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報上說槍斃。
這樣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麼難解的謎吧？
同樣是那支在過去的審判中奏過多少遍的曲調，只是稍加變奏而已；要知道我們與你——都是共產黨人！你怎能聽信了別人的話——出來反對我們呢？悔悟吧！要知道你與我們在一起—一這就是我們！
一種歷史觀正慢慢地在社會里成熟著。而一旦它成熟了——將卻會是那麼簡單。無論在一九二二年，無論在一九二四年，也無論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還未能形成這樣一種牢固觀點，足以支援他衝著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調昂首喊出：
——不，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革命者！……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俄國人！……我們不是和你們在一起的共產黨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這麼一聲——佈景便會塌散，厚厚的一層化裝便會脫落，導演便會從暗梯逃跑，提詞人也會紛紛亂鑽到老鼠洞裡去。而外面的氣候將會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連演得很成功的戲，也是十分勞民傷財的。於是斯大林決定不再利用公開審判了。
準確些說，為了讓群眾看清反對派的兇惡靈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經拉開過一個在區一級普遍開展公開審判的架勢。但是找不到好導演，沒有力量做這麼周詳的準備，況且被告們本身也沒有多大意思——一結果弄得斯大林左右為難。只是知道這個內情的人很少。幾次審判失敗了—一整個這件事也就作罷了。
恰好在這史可以介紹一下一次這類審判的經過，說的是卡德案件。這個案子的詳細報告當時在伊萬諾沃省報上已經登了一個開頭。
一九三四年底，伊萬諾沃省和科斯特羅馬省及下諾夫戈羅德省交界的一個遙遠荒涼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區，古老寧靜的卡德村便成了區中心。新成立的領導班子是從各地調來的，彼此在卡德才認識。他們看到的是一片景象淒涼的窮鄉僻壤，它需要得到資金、機器的支援與生產事業的合理經營，然而相反，它卻被糧食採購壓得氣息奄奄。區委第一書記費多爾·伊萬諾維奇·斯米爾諾夫是一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區地政科長斯塔夫羅夫是一個祖祖輩輩的莊稼漢，出身於「集約」農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據科學原理經營產業的勤懇而又有知識的農民。（這種經營方法當時曾受到蘇維埃政權的鼓勵；當時還沒有決定把這些集約農民剷除掉。）由於斯塔夫羅夫已經入了黨，他在清算富農時沒有喪命（也許自己就去清算過富農？）。他們企圖在新的地方為農民做點事情，但各種指示從上面滾滾而來，每一項都跟他們的創舉做對；那裡，在上面，好像故意發明一些辦法來使莊稼人日子過得更悲慘。有一次卡德區的領導人往省裡打了一份報告，說明必須降低糧食採購計劃——現有計劃區裡不能完成，否則會使貧困化超出危險的極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嗎？）就可以掂量得出來這是一個對計劃的多麼大不敬的舉動和對政權的造反行為。但是依照當時的作法，並沒有由上頭採取正面的措施，而是發揮地方上的主動，當斯米爾諾夫去休假的時候，他的副手第二書記瓦西里·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在區委會上作了一項這樣的決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羅夫的干擾，區的成績將會更加出色（？）」。開始辦起了斯塔夫羅夫的「專案」（做法很有意思：區別處理！對斯米爾諾夫先嚇唬嚇唬，使之中立，逼他靠邊，然後再去搞他——這正是具體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爭論激烈的黨的會議上查明，說斯塔夫羅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說他是羅馬的耶穌會教士。區消費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維奇·弗拉索夫，一個偶爾受過一點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種俄國人身上令人驚奇的獨特才能的人，他是一個自學出來的合作社事業家，善於辭令，在辯論中能隨機應變，凡是他認為正確的事情，他能為之爭得面紅耳赤，他說服黨的會議應當把區委第二書記羅曼諾夫因進行誹謗而開除出黨！羅曼諾夫真地受到了警告處分！羅曼諾夫的最後發言對於他這類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們對總形勢的信心：「雖然這裡證明斯塔夫羅夫不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黨會查清楚的，對我受的警告處分也會弄清楚的。」黨果然查清楚了：區內務機關幾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羅夫，過了一個月又逮捕了區執委會主席愛沙尼亞人烏尼魏爾——羅曼諾夫接替他成了區執委會主席。斯塔夫羅夫被押到了省內務機關，在那裡他招認：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與社會革命黨人結成聯盟；他在自己的區裡是地下右派組織的成員（也是無愧於那個時代的一條罪狀，所缺少的就是同協約國的直接聯絡了）。也許他並沒有招認，但其中實情永不會有人知道，因為他已經死於伊萬諾沃內監裡的刑訊。而一頁頁的筆錄都已寫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組織的頭頭區委書記斯米爾諾夫、區財政科長薩布羅夫還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頗感興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運是怎樣決定的。他不久前曾號召把新的區執委會主席清除出黨。我們已經寫過（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區檢察長魯索夫。他曾堅持不讓把自己手下兩個善於經營的有才識的但社會出身有汙點的合作社幹部（弗拉索夫總是任用各種「過去的人」——他們熟悉業務，並且工作努力；而那些無產階級出身的新提拔起來的人，則什麼也不會幹，而主要的是什麼也不想幹）以假造的暗害活動罪名逮捕入獄，因而得罪了區內務科長克雷洛夫。儘管如此，內務機關還是願意同合作社和解！區內務科副科長索羅金親自來到區消費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議：免費給內務機關（「以後隨便想個辦法登出掉」）價值七百盧布的布匹（貪小便宜的人！但對手弗拉索夫來說，這是兩個月的工資，非法的東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給——你要後悔的。」弗拉索夫趕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個共產黨員，建議幹這種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經作為區委的代表出現在區消費合作社（這種假面舞會及所有這類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靈魂！）並吩咐召開黨員大會，議程是：「關於斯米爾諾夫一烏尼魏爾在消費合作社的暗害活動」，報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絕妙的高招！暫時誰也沒有點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說上兩句關於前區委書記在他弗拉索夫這個部門裡的暗害活動的話，內務機關就可以插話：「當時你在什麼地方呢？為什麼你沒有及時到我們這裡來報告？」在這種情勢下許多人就會不知所措而掉進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這樣的人！他立即回答說：「我不作報告！讓克雷洛夫當報告人吧——因為斯米爾諾夫和烏尼魏爾是他逮捕的，他們的案子是他處理的！」克雷洛夫拒絕說：「我不瞭解情況。」弗拉索夫說：「如果連你都不瞭解情況——那就是說他們被捕是沒有根據的！」這樣，大會乾脆就沒有開成。但人們是否經常敢於進行自衛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時候區消費合作社的會計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進弗拉索夫的辦公室，拿給他一萬盧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維奇！今天夜裡逃走吧，必須在今天夜裡，否則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認為，逃跑是與共產黨員不相稱的。我們如果不提一下這件事，三七年的情勢將是不完整的，我們就會忽略掉還有一些堅強的人和堅強的決心。）次日早晨，區報上出現了一篇關於區消費合作社工作的措詞嚴厲的小評論（應當說，在三七年報刊總是同內務機關攜手合作的），傍晚時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區委報告工作（每一個步驟——都是全蘇聯的型式！）。
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裡mikojan－pros－perity（米高揚繁榮）的第二個年頭，現在有時可以讀到一些記者和作家的回憶，說那時就已經達到了豐衣足食。這已經寫入了歷史，並且大有冒險在那裡永遠留下去之勢。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廢除糧食配給制後兩年，在伊凡諾沃省（以及其他省）釋出了一條關於禁止麵粉貿易的內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裡，特別是鄉鎮和農村裡，許多家庭主婦還是自己烤麵包。禁止麵粉貿易就是意味著：沒有面包吃’在區中心卡德鎮形成了從來沒有見過的長得不像話的購買麵包的隊伍（不過，對他們也給予了打擊：從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區中心烤黑麵包，而只許烤昂貴的白麵包）。在卡德區除了區辦的麵包房外沒有其他的麵包房，現在從各村裡紛紛到那裡去賣黑麵包。區消費合作社倉庫裡面粉是有的，但兩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給人們的一切途徑！！然而弗拉索夫卻找到了辦法，儘管有國家的狡猾規定，在這一年他仍然餵飽了全區：他下去到各集體農莊跑了跑，和八個農莊商定，在空閒的「富農」房舍裡建立公共麵包房（就是說只要供給劈柴，。派幾個農婦，利用現成的俄國爐子，就能辦起來，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麵包房），區消費合作社負責供應它們麵粉。解決辦法一旦找到，它永遠是簡單的！弗拉索夫並不修建麵包房（他沒有資金），同時卻在一天之內把它們建成了。他不進行麵粉貿易，同時卻不斷地從倉庫裡批發並要求省裡繼續供應。他不在區中心出售黑麵包，卻供給全區黑麵包。他字面上沒有違反規定，但違反了規定的精神——節約麵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區委會對他的批評是有理由的。
受了這次批評之後他還捱過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厲害的小公雞（他個子矮小，老是昂著頭，總顯得有些傲慢的樣子），他不肯交出黨證（昨天區委會沒有作出開除他黨籍的決定！）和蘇維埃代表證（他是人民選出來的，還沒有區執委會關於剝奪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權的決定）。但民警不懂這一套手續，他們撲了上去，強力奪走了。從區消費合作社押著他大白天走過卡德鎮的街道，送往內務機關時，他手下的一個青年商品鑑定員，共青團員，從區委會的窗裡看到了。當時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學會了言不由衷（特別是在農村，由於性格純樸）。商品鑑定員叫了起來：「瞧這些畜牲！把我的頭兒也抓走了！」他還沒有走出房間，當時就被開除出了區委會和共青團，並且沿著一條熟知的小道掉進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還沒有進去，案子差不多已經辦好了，現在正為公開審判做些具體安排。他被帶進了伊萬諾沃內監，但因為他是最後一個，對他已經沒有搞逼供，只簡短地審訊了兩次，一個證人也沒有訊問，偵查案卷夾子裡裝滿了區消費合作社的各種表報材料和區報的剪報。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購買麵包的排隊現象；2．貨物品種不全（好像貨物就在什麼地方放著，並且有什麼人主動要供給卡德鎮）；3．食鹽進貨過剩（而這是必須的「戰備」貯備——因為照俄國的老規矩，總怕遇到戰爭時沒有鹽吃）。
在九月底，被告們被押回卡德去公開審判。這條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別庭和不公開審判之類的省錢辦法！）：從伊萬諾沃到基涅什馬乘斯托雷平車廂，從基涅什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車。汽車有十輛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經行荒涼古道，它們在農村中引起驚奇、恐懼和戰爭的預感。克留根（省內務局處理反革命組織的特密處處長）負責整個審判的組織工作，要求做到既無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嚇作用。騎警後備隊派出四十人擔任警衛，從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槍出套地把一千人犯從區內務科帶到還沒有修建完工的俱樂部去，往返經過卡德鎮的街道——經過這個他們不久前還是它的政府的鎮子。俱樂部已經裝上了窗子，但舞臺還沒有建成，也沒有電（在卡鎮德根本沒有電），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燈下開庭。從各集體農莊按攤派原則運來聽眾。整個卡德鎮的居民全來了。不僅坐在長凳上和窗臺上，過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滿了人，這樣每次都裝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羅斯畢竟是喜歡看這種場面的）。前排的長凳固定給黨員坐，以便法庭始終能得到善意的支援。
由省法院副院長舒平、審判員比切和扎奧焦洛夫組成了專門庭。德爾普大學的畢業生省檢察長卡拉西克負責起訴（雖然被告們都放棄辯護，但強加給他們一個官方律師，為了使審判不致沒有檢察長參加）。莊重、嚴厲和冗長的起訴書歸結如下：在卡德區有一個由伊凡諾沃來人組成的（換句話說——那裡也等著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團在進行活動，其目的是通過暗害活動推翻卡德鎮的蘇維埃政權。（右派為了發難找不到比這更大一點的偏僻角落了！）
檢察長在法庭上提出一個申請：斯塔夫羅夫雖然已在獄中身死，但他臨死前的供述應在這裡宣讀，並應認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團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羅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當作他還活著一樣，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卻有一個優越性，被告誰也不能同他爭議了）。
但是，卡德鎮的愚昧的群眾並沒有察覺出這些學問高深的奧妙，他們等待著的是往下怎麼進行。在偵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當眾宣讀了一遍並重新作了筆錄。開始訊問被告，這時出現了難堪的局面！——他們全體拒絕承認自己在偵查中所作的供認！
不知道在工會大廈的十月大廳裡遇到這種情形會怎樣處理——而在這裡則毫不害臊地決定繼續進行！審判員責備說：在偵查的時候，你們怎麼能那麼說？已經衰弱無力的烏尼魏爾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能在公開的法庭上講出內務機關裡使用的審訊方法。」（這是布哈林審判的模式。正是這點束縛著他們：他們首先要遵守的原則是不要使人民對黨產生壞的想法。他們的審判員們卻早已不去操這個心了。）
在休息時，克留根巡視了被告的監室，對弗拉索夫說：「聽到了斯米爾諾夫和烏尼魏爾怎樣拆爛汙嗎？你應當承認自己有罪，應當把實話都說出來！」還沒有變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對，說實話——說實話你們跟德國法西斯分子毫無區別！」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著吧，媽的……你會付出血的代價的！」從這時候起，弗拉索夫在審判中便作為集團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轉為第一位的角色。
當出現了以下場面的時候，在塞滿過道的群眾眼裡，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氣壯地談論排隊買麵包的現象，談論關係到每個人切身利害的事（儘管在審判開始之前當然大量地出售了麵包，所以今天沒有排隊的現象）。向被吉斯米爾諾夫提出問題；「你知道區裡排隊買麵包的現象嗎？」「是，當然知道，隊伍從商店一直排到區委會門前。」「那麼你採取了什麼措施？」斯米爾諾夫儘管備受摧殘，但還保持了響亮的嗓音和對正義的沉著的信心。這是一個長著一張質樸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頭髮的人，他講得從容不迫，大廳裡聽得見他的每一句話：「因為向省級機關的一切呼籲都無濟於事，我委託弗拉索夫寫了一份報告給斯大林同志。」「那為什麼你們沒有寫出來呢？」（他們還不知道！……他們馬虎過去了！）「我們寫了，我通過信使越過省裡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區委的檔案裡。」
整個大廳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陣慌亂。本來可以不再往下問了，但有個人還是問道：
「結果呢？」
對呀，這是掛在大廳裡每個人嘴邊的問題：
「結果呢？」
斯米爾諾夫沒有因理想的破滅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們就是缺乏這種精神！）他響亮地，鎮靜地回答：
「沒有結果，沒有答覆。」
在他的疲乏的聲音中可以聽出：說實話，我也是這樣預料的。
沒有答覆！父親和導師沒有答覆！公開審判到此已經達到頂峰2它已經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腸拿出來示眾了！審判本可以到此結束了！但是不，他們哪有這種分寸感和頭腦，他們還硬要在這塊尿溼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檢察長破口大罵起來：兩面派！你們原來是這麼回事！——一隻手搞暗害，另一隻手卻膽敢向斯大林同志寫信！而且還想得到他的答覆？？讓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樣想出停止售賣麵粉、停止在區中心烤黑麥麵包這類慘無人道的暗害行為的？
小公雞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來衝著全廳尖聲叫道：
「如果你，檢察長卡拉西克，離開公訴席坐到我旁邊來，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對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簡直莫名其妙。喧嚷、叫聲。決維持秩序！你說什麼……
用這種方式搶到了發言權以後，弗拉索夫現在原原本本地把話說清楚：
「禁止出售麵粉，禁止烤黑麵包，有省執委主席團發下來的決定。省檢察長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團常委。如果這是暗害行為——為什麼你不以檢察長的名義禁止呢？可見——你當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檢察長喘不過氣來了，打擊來得又準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噥噥說：
「如果需要（？）——我們也會審判檢察長的。今天我們審判的是你。」
（兩種是非標準——以等級高低為轉移。）
逞勇好鬥、不肯罷休的弗拉索夫繼續追擊：
「那我要求把他從檢察長席上撤下來！」
休息……
咳，這樣的審判對群眾有什麼教育意義呢？
但他們還是堅持幹下去。在審訊被告後開始訊問證人——會計付。
「關於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動你知道些什麼？」
「一無所知。」
「這怎麼可能呢？」
「我去過證人室，那裡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聽見。」
「不需要聽見！許多檔案都經過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檔案都沒有問題。」
「你瞧，這是一疊區報，甚至這裡都說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動。而你卻什麼也不知道？」
「那就請去訊問那些寫文章的人吧！」
麵包商店經理。
「請你說，蘇維埃政權有許多面包嗎？」
（喂！怎麼回答呢？……誰能拿定主意說：我沒有數過？）
「許多……」
「那為什麼你們那裡要排隊？」
「不知道……」
「這是誰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誰是你們的領導？」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維奇。」
「什麼他媽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維奇！」是被告弗拉索夫！這樣說就是他造成的。」
證人沉默不語。
審判長向書記員口授：「答。儘管蘇維埃政權擁有大量的麵包貯備，由於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動造成了購買麵包的排隊現象。」
檢察長抑制住自己的擔心，作了憤怒的長篇發言。辯護人的發言基本上是為了保護自己，強調說，祖國的利益對於他，也像對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一樣，是無上珍貴的。
斯米爾諾夫在最後陳述中，沒有提出任何請求，也沒有表示絲毫悔過。現在所能記憶起來的，這是一個堅強的人，並且過於爽直，所以就沒有能夠保住腦袋闖過一九三七年這一關。
當薩布羅夫請求保留他一條命的時候——「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氣惱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說：「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沒有放過最後的機會發表一篇毫不客氣的言論。
「我不認為你們是法庭，我認為你們是一群戲子，正在按寫好的臺詞演一齣審判的鬧劇。你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卑鄙挑釁勾當的執行者。不管我對你們說些什麼，反正你們都會把我判處槍決。我只是相信，時間一到，你們也會站到我們的地位上來！」
從晚上七點鐘直到夜裡一點鐘，法庭一直在擬寫判決書，在俱樂部的大廳裡點著煤油燈，在馬刀下坐著受審人，人群沒有散去，嗡嗡地議論著。
判決寫的時間長，讀的時間也長，那裡面堆積著各種各樣異想天開的暗害活動、聯絡和圖謀。斯米爾諾夫、烏尼魏爾、薩布羅夫和弗拉索夫被判處槍決，有兩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結論導致在卡德鎮又破獲了一個共青團暗害組織（立即把有關人員提了起來；記得那年輕的商品鑑定員嗎？），在伊萬諾沃又破獲了一個地下組織中心，它本身當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縱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裡去）。
在說出「判處槍決」這幾個莊嚴的字以後，審判員作了一下停頓，好讓鼓掌——但在大廳裡卻是一種陰森森的緊張氣氛，聽到的是不相干的人們的嘆息聲和啜泣聲、親屬的叫聲和昏厥，甚至從坐著黨員的前兩排座位上也沒有響起掌聲來，這已經是太不成體統了。大廳裡的人們向著法庭叫喊：「老天爺呀，你們在幹什麼事情呀？！」烏尼魏爾的妻子放聲號哭起來。這時在半明半暗的大廳裡，人群中起了騷動。弗拉索夫向著前兩排喊道：
「你們為什麼，畜牲，不鼓掌？黨員們！」
警衛隊的排政治指導員跑過去用手槍戳他的臉。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奪掉手槍，這時一個民警跑過來把自己的犯了錯誤的政治指導員推到一邊。押解隊長髮出號令「拿起武器！」——於是民警警衛隊的三十支馬槍和本地內務人員的手槍一齊對準了被告和群眾（群眾真像是就要撲過去搶走被判刑的人們）。
大廳裡只點著幾盞煤油燈，晦暗的光線加強了普遍的混亂和恐懼。如果沒有被審判說服，那也被現在對準了他們的馬槍徹底說服了的人群張皇失措地擠成一團，不僅向門口擁去，而且還從視窗往外爬。木頭嘎吱作響，玻璃發出清脆的破裂聲。烏尼魏爾的妻子被踩得幾乎失去知覺，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聲終於沒有響起來……
讓一條小小的附註專門獻給八歲的小姑娘卓婭·弗拉索娃。她沒命地愛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學（別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審判後只活了一年（以前沒有害過病）。在這一年裡她一次也沒有笑過，走在路上總是低著頭，老太婆們預言：「老往地裡瞧，快死啦。」她死於腦膜炎，臨死的時候還不斷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裡呀？還我爸爸！」
當我們計算犧牲在勞改營裡的幾百萬人時，我們總是忘記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僅不能立即槍決，而且現在還要保護得更好，因為他們已經再也不會失去什麼了，而為了執行槍決應當把他們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項任務——經過夜裡的街道把他們押送到內務機關去，是這樣完成的：每個被判刑的人由五人護送。一人提燈。一人舉著手槍走在前面。兩人架著一名死刑犯，空下來的一隻手還要拿著手槍。還有一個走在後面，把槍對準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餘的民警則間隔一定的距離分佈，以防群眾的襲擊。
現在每個明智的人都會同意，如果一個勁兒地搞公開的審判——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完成不了自己的偉大任務。
這就是公開的政治審判在我國行不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