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概述已經拉得很長。可是我們還沒有真正開始哩。還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線條已經畫清楚了。
我們還要伴隨一下我們的處在少先隊年齡的法律。
提一下一個早就被遺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帶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總管理局審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為它涉及了工程師或者當時所說的專家。
國內戰爭的四個冬天中最殘酷的一個冬天過去了，那時已經完全沒有什麼可以燒的東西了、火車開不到站，在各首府，人們飢寒交迫，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現在已經從歷史中一筆勾銷了）。誰之罪呢？一個著名的問題：誰之罪？
當然不是總的領導。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領導！這一點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調來的同志」（黨員領導）不懂業務，那末就應當由專家來為他們「擬訂處理問題的正確方案」！這就是說，「不是領導人有過錯……而是那些打算盤、擬計劃（怎樣靠田野吃飯和取暖）的人有罪責」。有過錯的不是發號施令的人，而是草擬計劃的人！計劃變成吹牛專家的過錯。數字不相符「這是專家的過錯，而不是勞動與國防委員會的過錯」，甚至「也不是燃料總管理局負責幹部的過錯」。沒有煤，沒有柴，沒有石油這是專家們「造成的複雜紊亂局面」。他們沒有頂住李可夫的緊急電話記錄發給、批給了什麼人計劃外物資，這也是他們的過錯。
一切都是專家們的過錯！但無產階級的法庭對他們並不是毫不留情的，判決是輕的。當然，無產階級骨子裡與這些該死的專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沒有他們卻應付不下去，一切都處於癱瘓狀態。因此革命法庭沒有往死裡整他們，克雷連科甚至說，從一九二0年起「談不上有怠工現象」。不錯，專家是有過錯，但他們並非出於惡意，他們不過是些糊塗蟲，不會更好地工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沒有學會做工作，或者不過是一些利己主義者和受賄分子。
所以說，在恢復時期之初劃定了一條對工程師們奇妙的寬大為懷的槓桿。
一九二二年第一個和平年代充滿了公開的審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們這一章幾乎都用到這一年上了。（人們會感到奇怪：戰爭過去了—一而法院卻那麼活躍？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護法神都曾格外活躍過一陣。這裡是否有最簡單的規律性呢？）
雖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決定「縮小全俄肅委的管轄範圍」「它按照這個意圖裝腔作勢了一番並且改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權力就重新擴大了，十二月捷爾任斯基對《真理報》（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者說：「現在我們需要特別敏銳地注意各種反蘇派別和集團。國家政治保衛局緊縮了機構，但是提高了它的質量。」
因此我們也不放過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奧爾登博格爾工程師自殺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經誰也不記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沒有代表性的一次審判。說沒有代表性，是因為它的內容只涉及一個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經完結的。如果這條生命沒有完結，那末這個工程師，還有十來個人與他一起，便會組成中心而出現在「高庭」面前，那時審判就會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知名的黨務工作者謝捷爾尼科夫，兩名工農檢查院幹部，還有兩名工會工作者。
可是，在這一次對沙赫特分子和「工業黨」的早期先驅者的審判中，有著某種象契訶夫所描寫的遠方傳來的斷絃聲那樣一種令人惆悵的東西。
b·b·奧爾登博格爾在莫斯科自來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來從本世紀初就成了它的總工程師。他經歷了藝術的白銀時代、四屆國家杜馬、三次戰爭、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來派、反動分子和革命分子、貴族士官生和紅軍戰士、人民委員會、契卡和工農檢查院喝的都是奧爾登博格爾的潔淨冰涼的水。他沒有結婚，他沒有子女，他一輩子只有自來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備隊進駐自來水公司「因為士兵們笨手笨腳可能會把水管或機器弄壞」。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對自己的工人們說，革命已經結束，夠了，各就各位，水應當照常供應。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戰鬥中，他只關心一件事：保全自來水公司。他的從業人員舉行罷工來回答布林什維克政變，邀請他一起參加。他回答說：「從技術方面，我，對不起，不罷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罷工。」他從罷工委員會接受了一筆支援罷工者的錢，寫了收據，但自己卻跑出去尋找管子接頭來修理壞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個敵人！他對一個工人說過這種話：「蘇維埃政權連兩個星期也維持不了。」（在轉入新經濟政策的前夕下來了一個新精神，因此克雷連科允許自己對「高庭」稍微說點真話。）「當時不僅專家們這樣想我們也不止一次地這樣想過。」（第四三九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個敵人！像列寧同志告訴我們的那樣：為了監視資產階級專家們，我們需要有工農檢查院這條警犬。
在奧爾登博格爾身邊安排了兩隻這樣的警犬（其中一隻原是自來水公司的滑頭辦事員馬卡羅夫-澤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僱，進了工農檢查院，「因為那裡待遇好」，後來上升到中央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因為「那裡待遇更好」從那裡被派來監督自己的舊上司，一心要對惹過自己的人進行報復）。還有工會地方委員會這個工人利益的最好維護者也沒有睡大覺。共產黨員當了自來水公司的領導。「我們這裡一切都應該以工人為首，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掌權，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也為本案所證實，」（第四三三頁）還有莫斯科黨組織的眼睛也一直盯著自來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後還有契卡）「當時我們正在建設一支我們自己的隊伍，那是以階級對立這種健康的感情為出發點的。凡是不屬於我們陣營的人，都要給他們配搭上一個……政委，否則任何一個負責崗位都不能交給他們。」（第四三四頁）各方面一下子都來糾正、支使、教訓總工程師，不經他的同意，隨便調動技術人員（「拆散了這些生意人的老窩」）。
但是，自來水公司並沒有得救。情況沒有好轉，而是變得更壞這準是有一個工程師的匪幫暗中搗鬼。更甚於此。奧爾登博格爾由於自己的知識分子中間狀態的天性，一輩子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厲害話，現在卻一反常態，膽敢把自來水公司新首長澤紐克（一個「因自己的內在氣質」使克雷連科覺得非常可愛的人物）的行為稱作瞎胡鬧j
這樣一來就清楚了，「奧爾登博格爾工程師有意識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階級專政直接的公開的敵人。」於是請各方面派檢查團到自來水公司來然而各檢查團都認為一切沒有問題，水流得也正常。工農監察員們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們把一份又一份的報告送到工農監察院去。奧爾登博格爾乾脆是「抱著政治目的想要摧毀、破壞、打爛自來水公司」，但是他沒有這個本領。我們也盡力阻礙他，阻礙他鋪張浪費地去修理鍋爐或用混凝土水箱來替換木製水箱。工人領袖們開始在自來水公司的大會上公開地說，他們的總工程師是「有組織的技術怠工的靈魂」，號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樣沒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別使工農監察員和工會工作者的「血統無產階級心理」感到難受的是「沾染上小資產階級心理」的給水塔上的大多數工人站在奧爾登博格爾一邊，看不到他的怠工。而這時正好趕上莫斯科市蘇維埃的選舉，工人們推出奧爾登博格爾作自來水公司的候選人，黨支部當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黨的候選人。然而由於總工程師在工人中的虛假威信，黨的候選人看來沒有當選的希望。但是黨支部向區委會，向各級機關送去了一份決議，並在全體大會上宣佈：「奧爾登博格爾是怠工的中心和靈魂，在莫斯科市蘇維埃裡他將是我們的政敵！」工人們則報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聲「不對！」「撒謊！」那時黨委書記謝捷爾尼科夫同志就面對面地向上千名無產階級宣佈：「我不想同你們這一群黑幫分子說話！」他表示，我們到別的地方說話去。
採取了這樣一些黨的措施：把總工程師開除出……自來水公司管理委員會，同時給他造成經常受審查的處境，不斷把他傳到為數眾多的各種委員會、各種小組裡去進行訊問並交給他需要緊急完成的任務。他的每次不到都寫入筆錄，「以備未來進行司法審判」。通過勞動與國防委員會（主席是列寧同志）爭取到任命一個「非常三人小組」（工農監察院、工會委員會和古比雪夫同志）來領導自來水公司。
四年來水管裡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著水，什麼也沒有察覺……
在這種情況下，謝捷爾尼科夫便在《經濟生活》上寫了一篇文章：「鑑於流傳著一些激動社會輿論的關於自來水公司災難性狀況的傳聞」，他提供了許多新的令人不安的傳聞，甚至有：「自來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識地衝蝕著整個莫斯科的地基」（那還是伊萬·卡利達奠定的）。請來了莫斯科市蘇維埃的一個檢查團。它認為；「自來水公司的狀況是令人滿意的，技術領導是合理的」。奧爾登博格爾駁倒了所有的指控。這麼一來，謝捷爾尼科夫便寬容地說：「我的任務是圍繞這個問題引起議論，至於弄清這個問題，那是專家們的事。」
工人領袖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有什麼最後的、但萬無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肅反委員會告密！謝捷爾尼科夫就這麼辦了！他「看到奧爾登博格爾有意識破壞自來水公司的跡象」，他毫不懷疑「在自來水公司、在紅色莫斯科的心臟存在著一個反革命組織」。而且還有：魯勃遼夫水塔的災難性狀況！
但是這時候奧爾登博格爾犯了一個很失策的錯誤，做出了一個懦弱的、中間狀態知識階層的舉動：他購置國外新鍋爐的定貨被「砍掉了」（而舊鋼爐現時在俄國不能修理）於是他便自殺了（對一個人來說，碰的釘子太多了，況且當時人們還沒有經過鍛鍊）。
事情沒有放過去，沒有這個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組織。工農監察員們擔負起全面揭露這個組織的工作任務。兩個月間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的精神是這樣的：「對兩邊都要給點教訓」。於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審起這個案子來了。克雷連科恰如其分地嚴厲，克雷連科恰如其分地鐵面無私，他理解：「俄國工人把每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寧可看成是敵人，而不認為是朋友，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在進一步改變我們的實際政策和總政策時，我們還不得不作些大的讓步，不得不進行退卻和迂迴；也許黨將被迫選擇一條策略路線，這條路線將遭到忠誠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們的天真邏輯的反對」（第四五八頁）。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沒有把那些出庭作證反對謝捷爾尼科夫同志和工農監察員的工人們「當作一回事」。被告謝捷爾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訴人的威脅：「克雷連科同志！我知道這些條文；但要知道，這裡審判的並不是階級敵人，而這些條文是對待階級敵人的。」
然而，克雷連科也起勁地製造緊張氣氛：你們向國家機關有意遞送誣告……同時具有加重罪責的情節（私怨、個人報復）……利用職務地位……政治上不負責任……濫用權力、濫用蘇維埃幹部和聯共（布）黨員的威信……攪亂自來水公司的工作……給莫斯科蘇維埃和蘇維埃俄羅斯造成損失，因為這樣的專家很少··，…沒有人能代替……「我們已經不必去說具體的人的損失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鬥爭構成我們生活的主要內容，我們習慣於很少考慮這些不可挽回的損失……（第四五八頁）最高革命法庭應當說出自己有分量的話……刑事懲罰應當是十分嚴厲的……我們不是到這裡來開開玩笑的！……」
我的天喲，現在他們該怎麼辦呢？難道……？我的讀者已經習慣於提示：全都槍……
完全正確。全都給逗樂了：鑑於被告真心悔悟，判處他們……接受社會譴責！
兩個真理……
而謝捷爾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監禁。
請允許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繪成一片歡騰的光明景象的歌手們啊！一個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過一點進，哪怕當時只是童年，也是不會忘記的。陷害工程師的牛頭馬面們正是在二十年代養肥的。
但現在我們看到，從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經……
下面的兩次審判，我們要稍稍離開一下我們頂喜歡的最高公訴人：他正忙於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大審判的準備工作。（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外地審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薩拉托夫審判。）這起規模浩大的審判在歐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動，這時司法人民委員部突然想起：我們搞了四年審判，可是沒有刑法典，舊的沒有，新的也沒有。克雷連科也一定免不了要為法典操點心：需要各方面預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會案審判是內部案子，不會使進步的歐洲感興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對付過去。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國家是這樣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築本身以及裡面掛著的、擺著的、畫著的一切，都歸國家所有，而留給教會的只是聖經上規定的那種一無所有的教會。早在一九一八年，當政治上的勝利看來已經比預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時候，就著手去沒收教會的財產。然而這一倉促之舉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憤怒。在國內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再去建立一條反對教徒的內部戰線，那是不明智的。共產黨人與基督教徒的對話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在國內戰爭末期，作為它的一種自然後果，在伏爾加河流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饑荒。因為這不很使這次戰爭的勝利者增光，所以我國的書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兩行。然而這次饑荒達到了人吃人、父母吃親生子女的程度這樣的饑荒甚至在大混亂時期的俄羅斯也是沒有見過的（因為當時，據歷史記載，一連數載都有尚未脫粒的谷垛被壓在冰雪下過冬）。一部關於這種饑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們見到的和知道的關於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一切完全改觀。但是，既沒有電影，也沒有小說，又沒有統計研究這是竭力要人們忘掉的，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們已經習慣於把任何饑荒的原因推在富農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誰是富農呢？柯羅連科在《致盧那察爾斯基的書信集》中（儘管後者答應過，但我國從來沒有出版過這個集子）解釋造成國內遍地餓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說：這是由於一切生產率的下降（勞動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於農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喪失了哪怕給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將來會有人算清這筆帳：根據佈列斯特和約，從失去抗議聲的俄國，甚至從未來的饑荒區，用了好多個月好多節車皮給繼續在西方作戰的德意志帝國供應了多少糧食。
一條筆直的、短短的因果鏈條：伏爾加河流域一帶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於我們當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憲會議。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於從人民的災難中也能取得成功。這確是神機妙算須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現在讓神甫們去養活伏爾加流域吧！他們是基督教徒，他們是慈悲為懷的！
1．拒絕就把整個饑荒嫁禍於他們，並可以把教會摧毀；
2．同意我們就把教堂徹底打掃乾淨；
3．在兩種場合都可充實貨幣儲備。
而且，這條妙計看來還是教會自己的行為給提醒的。正如吉洪總主教所陳述，還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饑荒剛發生的時候，教會就成立了救濟饑民的教區委員會和全俄委員會，開始募集錢款。但是，容許來自教會的直接救濟送到饑民嘴裡，那就等於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被查禁了，而錢款則收歸國庫。總主教還向羅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這也被制止了，解釋說，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有權同外國人進行談判。而且何必大驚小怪；報紙上寫著，當局自己有一切辦法來應付饑荒。
而在伏爾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門框。最後，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會（國家救濟饑民委員會）向教會提出建議，為饑民捐獻教會的貴重物品，不是所有貴重物品，與教儀有關的物品不必捐獻。總主教同意了，救委會制訂了一項實施細則：一切捐獻必須是自願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總主教發表文告；允許各教區委員會捐獻無關教儀的貴重物品。
這樣一來，一切又可能化為矇蔽無產階級意志的妥協。
思想如迅雷閃電！思想變成法令。全俄中執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從教堂收取一切貴重物品為了饑民！
總主教給加里寧寫信加里寧沒有答覆。於是，總主教於二月二十六日釋出了新的、致命的文告：從教會的觀點看，這類行動是瀆神行為，因此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收取。
過了半個世紀的漫長的歲月後，現在不難對總主教提出責備。基督教會的領導人當然不該為這樣一些思想分心：蘇維埃政權有沒有其他的資源，或者，是誰把伏爾加流域搞得沒有飯吃；他們也不該抓住這些貴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復活（如果還能復活）完全不在這些東西上面。但是也應當為這個不幸的總主教設身處地想一下。他的當選已經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在短短的幾年內領導著備受排擠、迫害、處決而他又受託儲存的教會。
這時報紙上立刻發動了對總主教及高階教職人員的穩操勝券的圍攻，說他們正利用饑荒的瘦骨嶙峋的手來槍殺伏爾加流域！總主教抵抗得越頑強，他的地位也就變得越虛弱。三月，在宗教界內部也開展了一個讓出貴重物品、同當局協調一致的運動。參加救委會中央的安東寧·格拉諾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寧表達了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擔心：「教徒們感到不安的是，教會的貴重物品可能會用於與他們心靈格格不久的狹隘的其他目的。」（瞭解先進學說一般原則的有經驗的讀者會同意這是很可能的。因為共產國際和正在解放中的東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並不亞於伏爾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漢明也處於無疑的激奮狀態中：「這是上帝之物，我們自己會全部交出來。」但是不要來收取，讓這作為一種自願捐獻吧。他還要求建立神職人員和教徒們的監督：伴隨貴重物品直到它們變成供給饑民的糧食。他感到苦惱的是，與此同時又不要違背總主教對這件事的譴責態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氣氣地進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會的會議上，據目睹者說，甚至出現了一種歡樂的氣氛。文漢明宣告：「東正教會決意把一切都交出來救濟饑民」，只是認為強制收取是瀆神行為。但他這麼一來，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會主席卡納特契科夫擔保說，這會引起蘇維埃政權對教會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過心房，大家都站立起來。大主教說：「最主要的重負是不和與仇視。但俄國人匯合為一體的時候將會到來。我將親自帶領善男信女從喀山聖母身上取下金袍，流著甜蜜的眼淚把它們貢獻出來。」他祝福救委會的布林什維克委員們，而他們也光著腦袋把他送到大門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報》證實了談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結局，讚揚了大主教。「在斯莫爾尼宮裡商定，教會的樽爵、金袍將在教徒們面前重鑄成金錠。」
又塗抹成了某種妥協！基督教的毒氣毒害著革命的意志。伏爾加河流域的饑民們不需要這種團結一致和這種自動捐獻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會的立場不穩的班子被撤換了，報紙開始衝著「壞神甫」「教會公侯」狂吠，對教會代表們說明：不需要你們的什麼捐獻！不需要同你們搞什麼談判！一切都屬於當局它認為需要什麼就取走什麼。
於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樣，開始了伴隨著衝突的強制收取。
現在就有了合法理由來開始教會案的審判產
（8）莫斯科教會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點在綜合技術博物館，莫斯科革命法庭，審判長別克，檢察長盧寧和隆吉諾夫。十七名被控告散發總主教文告的受審人，包括大司祭們和俗人。這個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貴重物品還重大。a·h·藻澤爾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裡的全部貴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則上堅持總主教文告的看法，認為強制收取是讀神行為於是就成了審判的中心人物馬上就要被槍決（這也就證明：重要的不是給饑民們飯吃，而是在方便時刻把教會摧毀）。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為證人被傳到法庭。雖然廳裡的聽眾是挑選好的，專門安排的（在這方面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區別不大），但羅斯的老底子是那麼深厚，而蘇維埃的底子還那麼淺薄，所以總主教一進來，半數以上在場的人都站起來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發文告的全部罪責承擔在自己身上。審判長竭力追根刨底：這是不可能的！難道是自己親手寫的全部都是自己寫的？你想必只是籤個名吧？是誰寫的呢？誰是出主意的人？還有：為什麼你在文告裡要提到報紙對你們的圍攻呢？（人家圍攻的是你們，幹嗎要我們聽到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麼？
總主教：「這應當去問那些掀起這一場圍攻的人，問他們是抱著什麼目的？」
審判長：「但你寫的這個東西與宗教毫無共同之處！」
總主教：「它具有歷史的性質。」
審判長：「你使用了一種說法，說當你們同教委會進行談判時‘在背後’釋出了法令？」
吉洪：「是的。」
審判長：「這麼說你認為蘇維埃政權做得不對？」
毀滅性的論據！在偵查員的夜間辦公室裡還將千百萬次向我們重複提出這個問題！而我們永遠也不敢那麼簡單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樣。
總主教：「是的。」
審判長：「你是否認為國家現行法律對你有約束力？」
總主教：「是的，我承認它們，如果它們不與篤信教規相牴觸。」
（要是大家都這樣回答該多好呀！我們的歷史就會是另一個樣子！）
反覆詢問教規。總主教解釋說：如果教會自己交出資重物品這不是讀神行為。如果違背它的意願而取走這就是讀神行為。在文告中沒有說根本不交東西，而只是譴責違反意願的交法。
（這話使我們更感興趣違反意願！）
審判長貝克同志感到驚異：「歸根結底什麼對你更重要些教會的戒律還是蘇維埃政府的觀點？」
（可以預料的回答：「蘇維埃政府的……」）
公訴人大聲疾呼：「好，就算按教規是讀神行為，但從仁慈的觀點來看呢！！」
（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來的最後一次在法庭上想起這個內容貧乏的仁慈兩個字……）
還進行了語文學上的分析。「瀆神行為」這個字是從聖物-盜賊（這兩個字來的。
公訴人：「那就是說，我們這些蘇維埃政權的代表是盜竊聖物的賊了？」
（廳內長時間的喧鬧聲。休息。法庭管理人員忙亂了一番。）
公訴人：「這樣說，你把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全俄中執委都叫作賊了？」
總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規。」
往下討論了「褻瀆行為」這個術語。從瓦西里·凱薩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時，聖像的金袍裝不進箱子去，於是就用腳踩扁了，但總主教本人沒有在現場吧？
公訴人：「你是從哪裡知道的？請把講給你聽的神甫的姓名說出來！」（=我們馬上就把他關起來！）
總主教沒有說出姓名。
那就等於撒謊！
公訴人得意洋洋地追問：「不，是誰散佈了這個卑鄙的誹謗？」
審判長：「說出那些用腳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來！（他們幹這種事情的時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則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說的！」
總主教不能說出姓名來。
審判長：「那就是說，你是憑空誣告！」
剩下的是要證明總主教想顛覆蘇維埃政權。請看這是怎樣證明的：「進行鼓動就是企圖準備情緒，以便將來準備實行顛覆。」
法庭決定對總主教提起刑事訴訟。
五月七日宣告判決：十七名受審人中十一名判處槍決（實際槍斃了五人）。
正如克雷連科所說，我們不是到這裡來開開玩笑的。
再過一個星期，總主教被停職並被逮捕。（但這還不是最後結局。暫時把他押送到頓斯科伊修道院，嚴加看管，直到教徒們開始習慣於他的不在。記得吧，不久前克雷連科還表示過驚訝：有什麼樣的危險威脅著總主教呢？……不錯，當偷偷地撲上來的時候，敲鐘和打電話都無濟於事。）
再過兩個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會的高階官員，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樣。一九一七年春天從古諾夫戈羅德時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選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選了文涅明）選舉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個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溫和的人，是工廠裡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層神職人員中頗有聲望，正是他們的票數使文涅明當了選。他不理解時代，認為自己的任務是使教會脫離政治，「因為教會在過去吃了它的許多苦頭」。正是這一點把大主教牽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會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會貴重物品）有幾十八，其中包括神學教授、教會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審判長謝苗諾夫年方二十五歲（據傳聞是個麵包銷掌櫃）。主要公訴人司法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克拉西科夫列寧的同齡人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流放時期的朋友，後來是流亡國外時期的朋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喜歡聽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從漢瓦大街拐彎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著一大群人，在押過大主教時，人們跪下來唱「上帝拯救眾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樓裡一樣，一些過分熱心的教徒當時就遭到逮捕。）在審判廳裡大部分聽眾是紅軍戰士，但是每當戴著白色僧帽的大主教進來的時候連這些人都站起來。而公訴人和法庭卻稱他為人民公敵（這個詞兒當時已經有了，這一點要記住）。
審判的氣氛一次比一次緊張，律師受壓制的狀況已經十分明顯。這方面克雷連科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但目睹者介紹了情況。法庭大聲威脅要把首席辯護人博布里謝夫-普希金本人關押起來，而這已經是當時的時尚，這已經是那麼現實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謝夫-普希金趕緊把金錶、錢包交給律師古羅維奇……證人葉戈羅夫教授因說了有利於大主教的話，被法庭裁決當場羈押。但是，沒想到葉戈羅夫對此早有準備：他隨身帶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皮包，裡面裝著食物、替換衣服甚至還有一條小被子。
讀者會注意到，法院是怎樣逐漸地具備起我們所熟悉的形式。
文漢明大主教被控為居心不良地與……蘇維埃政權取得協議，藉此達到了使收取貴重物品法令內容較緩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發自己致救委會的呼籲書（私下出版物！）。還與世界資產階級配合行動。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個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人員，他作證說，神甫們串通好要利用饑荒挑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
只聽取了原告一方的證人陳述，而沒有讓辯護方面的證人出庭陳述。（啊，多麼像呀，越來越像了……）
公訴人斯米爾諾夫要求「十六顆首級」。公訴人克拉西科夫大聲疾呼：「整個東正教會就是一個反革命組織。說實話本應把整個教會都關進監牢裡去！」
（綱領是很現實的，它幾乎很快就辦到了。它是雙方對話的良好基礎。）
利用罕有的機會我們僅將儲存下來的大主教辯護律師古羅維奇的幾句話引在下面：
「沒有罪證，沒有事實，連罪狀也沒有……歷史將會說什麼？（哎唷，真嚇死人！沒關係，它會忘掉的，它什麼也不會說！）在彼得格勒收取教會貴重物品的經過明明是完全平靜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現在卻坐在被告席上，並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們推向死亡。你們所強調的基本原則是蘇維埃政權的利益。但是請不要忘記，教會是在殉教者的鮮血裡成長的（在我們這裡不會成長起來！）……我再沒有更多的話，但也很難結束我的發言。當辯論在進行被告還能活著。辯論一結束，生命也將結束……」
革命法庭判處十個人死刑。他們等死等了一個多月，一直等到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結束（好像是準備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槍斃）。在此以後全俄中執委赦免了六個人，四個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國家杜馬成員謝爾吉；法學教授諾維茨基及律師科夫沙羅夫）於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裡執行槍決。
我們務請讀者不要忘記「地方多數」這個原則。這裡有兩起教會案件，那裡就有二十二起。
社會革命黨人案開庭之前，十分抓緊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該鋪好法律的花崗石塊的時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執委應屆例會開幕，但法典草案還是沒有來得及搞好，它剛送到戈爾基去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審定。法典中有六條的最高刑規定為槍決。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頁邊上又補充了也必須實行槍決的另外六條，（其中有第六十九條：宣傳與鼓動……特別是號召消極反抗政府、號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納稅義務……）還有一種應判槍決的情節：不經允許而從國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經常來回亂竄那樣）。還有一個與槍決相等的懲罰：驅逐出境（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預見到那個不遠的將來，那時人們將從歐洲難以招架地湧向我國，但卻沒法強迫任何人自願地離開我國到西方去）。主要的結論伊里奇是這樣向司法人民委員說明的：
「庫爾斯基同志！在我看來，應當把槍決擴大適用於……（可代之以驅逐出境）孟什維克、社舍革命黨人之流的各種活動；擬定一個把這些行為同國際資產階級聯絡起來的表述方法。」（著重點是列寧加的。）
擴大槍決的適用！這還不明白嗎？（驅逐出境的有幾個？）恐怖手段這是一種說服手段廣好像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