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庫爾斯基還是沒有徹底清楚。他大約感到才盡技窮，實在不知道這個表述方法怎麼擬定，這個聯絡怎麼編造。於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員會主席那裡去請求指點。這次談話內容，我們不知道。但緊跟著，五月十七日，列寧從戈爾基發出了第二封信：
庫爾斯基同志：現在給你寄去刑法典補充條款草案，作為我們談話的補充。……草案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確的：公開地提出原則性的和政治上正確的（而不只是狹隘的法律上的）原理，來說明鎮壓的實質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範圍。
法院不應該取消鎮壓；答應這樣作是自欺欺人，法院應該在原則上明確地毫無掩飾地說明鎮壓的道理，並使它具有法律根據。這一點應該儘量廣泛地表述出來，因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識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實施得比較廣泛的條件。
致共產主義敬禮
列寧
對這個重要檔案我們不打算進行評論。對它適宜於靜靜地思考。
這個檔案之所以特別重要，因為它是還沒有完全病倒的列寧在塵世上所作的最後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遺囑的重要部分。發出這封信後過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風。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幾個月裡他才區域性地恢復了一段不長的時間。也許給庫爾斯基的兩封信，就是在二層樓角上那個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廳兼辦公室裡寫的，那裡已經放著將成為領袖臨終臥榻的那張床，在等待著。
隨後附著那個草案、補充條款的兩種方案。這個條款過了幾年後就成長為五十八條4以及我們的老媽媽整個的五十八條，你一面讀著一面感到欽佩，「儘量廣泛地表述出來」原來是這個意思！實施得比較廣泛原來是這個意思！你一面讀著一面就會回憶起來，下面這段如此親熱的條文是多麼法力無邊：
「……宣傳或鼓動，或參加組織，或協助（客觀上協助或者有能力協助）其活動具有……性質的……組織或人……」
把奧古斯丁帶到這裡交給我，我馬上就給他套上這個條文！
該做的都做了，做了補充，重新列印，擴大了槍決的適用範圍於是全俄中執委五月下旬的會議通過了刑法典共決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現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據開始為期兩個月的下一審判。
（10）社會革命黨人審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辦事靈活的格奧爾吉·皮亞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審判長卡爾克林同志（審判員的好姓！）來審理這個重大案件。
如果我們與讀者對於任何審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狀，不是所謂「罪」而是適宜性這一點還沒有充分的理解，也許我們一開始對於這次審判心裡會有點疙疙瘩瘩。但適宜性勢如破竹地發揮著作用：與孟什維克不同，社會革命黨人當時還被認為是具有危險性的、還沒有潰散、還沒有徹底打垮的為了鞏固新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適宜於把他們徹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這個原則，那就可能把整個審判錯誤地理解為黨派報復。
對於在這個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會和各國漫長、悠久、連綿不斷的歷史聯絡起來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十年間的屈指可數的議會民主制以外，各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政變史和奪權史。誰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變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燦的法衣的萌庇，他的過去和未來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應受頌揚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敵人的過去和未來的每一步則都是犯罪的，應該受到審判和合法懲處的。
刑法典通過才一個星期，但是他們已經把革命後五年的歷史全安排進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會革命黨曾是一個從事於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鄰的革命政黨，它承擔了（由於它那恐怖策略的特點）布林什維克幾乎沒有遭受過的苦役的主要重負。
現在指控他們的第一條罪狀是：社會革命黨人是國內戰爭的發動者！不錯，是他們發動了國內戰爭，這是他們發動的！他們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裡對它進行了武裝抵抗。當他們所支援並且部分地由他們所組成的臨時政府被水兵們的機槍火力合法地掃蕩了的時候社會革命黨人非法地試圖保衛這個政府（有氣無力地試圖了一下，馬上就動搖了，馬上就脫離了那就不一樣。但罪也不會因此而輕些。），甚至以射擊回答了射擊，甚至發動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軍職計程車官生進行反抗。
他們在武裝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並沒有悔改。他們沒有跪在宣佈自己為政府的人民委員會面前求饒。他們繼續頑固不化地認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們沒有當即承認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線的破產，但曾請求赦免他們，解散他們，請求當局不再認為他們是一個政黨。根據同樣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邊疆區先後出現的那些政府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薩馬拉的、烏髮的或者鄂木斯克的、烏克蘭的、庫班的、烏拉爾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認為是非法的，因為它們都是在人民委員會以後宣佈自己為政府的。
第二條罪狀是：他們的行動加深了國內戰爭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們上街遊行示威，因而成為反對工農政府合法政權的暴亂分子；他們支援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選舉出來的）立憲會議，反對合法地驅散那個會議與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衛隊員（立憲會議心平氣和地開會能產生什麼好結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國內戰爭的大火嘛。國內戰爭之所以會發生，全是因為全體居民們沒有同時地和馴順地服從人民委員會的合法法令）。
第三條罪狀是：他們不承認佈列斯特和約就是那個沒有把俄國的頭砍下來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軀體的合法的救命的佈列斯特和約。起訴書判明，這樣一來就具備了「叛國和旨在把國家拖進戰爭的犯罪行為的全部要件」。
叛國行為！這也是可以任意顛倒的一種玩意兒。你怎麼擺，它就……
由此也就產生出第四條嚴重的罪狀：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當德意志帝國勉強撐持對協約國作戰的最後幾個月和最後幾個星期的時候，信守佈列斯特和約的蘇維埃政府一列車一列車地運送糧食並每月交付黃金支援著德國進行這個艱苦的鬥爭社會革命黨人則陰險地準備（甚至不是準備，更多是照老習慣反覆討論：如果……那該……）在這樣的一趟列車開出前炸燬鐵路，把黃金留在祖國就是說他們「準備犯罪性地破壞我們的人民財產鐵路」。（當時還不覺得害臊也沒有隱瞞不錯，是把俄國的黃金運到未來希特勒的帝國去，唸了歷史和法律兩個系的克雷連科也沒有想到，他的助手們也沒有一個人悄悄提醒，如果鋼軌是人民財產，那末也許金條也算？……）
從第四條罪狀中不可避免地會引伸出第五條罪狀來：社會革命黨人打算從盟國代表手裡拿錢來購置進行這次爆破用的技術器材（為了不交黃金給威廉皇帝，他們想從協約國拿錢）而這已經是極端的叛變行為了！（以防萬一起見克雷連科嘟噥說，社會革命黨人同魯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過聯絡，但找錯了主，就離開了。）
由此到達第六條罪狀就完全不遠了：社會革命黨人在一九一八年當過協約國的間諜！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間諜！這在當時聽來一定是爆炸性的。從那以後這條罪名層出不窮，簡直叫人倒了胃口。
還有第七條、第十條這是同薩溫科夫、或者同費羅寧科。或者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同「復興同盟」（它有過沒有？……）或者甚至同反動大學生、或者甚至同白軍進行合作。
這就是檢察長（在審判前給他恢復了這個名號）巧妙地拉出來的一長串罪狀。是坐在辦公室裡冥思苦想出來的也罷，或者是坐在講臺後面突然得到的靈感也罷，他找到了一種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責備語調，在以後的各次審判中他對這種語呼叫得越來越熟練，味道越來越濃，這種語調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驚的效果。這種語調的目的就是要在審判者和受審者之間尋求一致，共同對抗其餘的整個世界。這個曲調是在受審人最喜愛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訴人對社會革命黨人說：我們與你們可都是革命者呀！（我們！你們加我們等於我們！）你們怎能墮落到去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呢？（這時你們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軍官們聯合呢？何苦要把你們設計的出色的秘密活動技術教給那些反動大學生？（這是十月政變的特別性格：同時向所有政黨宣戰，又立即禁止它們互相聯合「沒來抓你，別簽名找麻煩。」）
有些被告心裡怎麼能不活動呢？他們覺得自己怎麼竟墮落到這個地步？須知檢察長在明亮的大廳裡表示的這種同情最能打動從牢房裡帶出來的囚徒。
克雷連科還開闢出一條這樣的邏輯蹊徑（後來對維辛斯基控訴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們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你們從他們那裡得到金錢接濟。起初你們拿錢是用於具體活動，絕非為了黨的最終目的但界限在哪裡呢？誰能把這兩者區分開呢？要知道具體活動不也是黨派的目的嗎？因此，你們陷進泥坑了：你們社會革命黨不就成了資產階級養活的政黨了嗎？！你們的革命自豪感到哪裡去了？
罪狀已經積累得綽綽有餘了法庭本可進去評議，給每人鉚上應得的懲罰但還有一些麻煩：
這裡指控社會革命黨的一切罪行都是屬於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會革命黨委員會決定停止反對布林什維克的鬥爭（不知是因為鬥爭得筋疲力盡了，還是社會主義的良心太濃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林什維克政府宣佈赦免社會革命黨過去的一切。該黨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兩個星期以後就開始了大逮捕，把所有頭頭們都抓了起來（這就叫：按我們的做法！）；
從那時起他們在獄外沒有進行鬥爭，蹲在監獄裡面就更沒有進行鬥爭了（該黨中央蹲在布蒂爾卡里頭，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像在沙皇時期那樣越獄）所以他們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麼也沒有做過。
他們不進行鬥爭還不算，他們承認了蘇維埃政權！（就是說放棄了自己過去的臨時政府，也放棄了立憲會議。）只是請求進行有各黨派自由競選的蘇維埃改選。（被告中央委員韓德爾曼甚至在審庭上還說：「請給我們享受全系列的所謂公民自由我們將不會違犯法律。」給他們，還「全系列」呢！）
聽到了嗎？聽到了嗎？懷著敵意的資產階級獸臉原來在這兒拱出來了！難道可以嗎？要知道當前時局嚴重呀！要知道我們是在受到敵人包圍呀！（過二十年，過五十年，過一百年還將這樣）而你們卻要各黨派的自由宣傳，狗患於？！
克雷連科說，政治頭腦清醒的人對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聳聳肩膀。為此曾做出過公正的決定：「立即採取國家的一切鎮壓措施，杜絕這些集團進行反政府宣傳的可能。」（第一八三頁）於是就把整個社會革命黨人的中央委員會（已抓到的）關進監獄！
但現在向他們提出什麼罪狀呢？我們的檢察長抱怨說：「這個時期還沒有經過應有的司法調查。」
然而，有一條罪狀是萬無一失的：也是在那個一九一九年二月，社會革命黨人作出過一項決議（但沒有付諸實行，可是根據新的刑法典這反正一樣）：在紅軍中進行秘密宣傳，使紅軍戰士拒絕參加對付農民的懲罰隊。
這是卑鄙陰險的叛變革命行為！勸阻參加懲罰隊。
還可以把所謂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國外代表團」那些已經溜到了歐洲的主要社會革命黨人所說所寫所做的（大都是說的和寫的）一切，都列為國內這些人的罪狀。
但這一切還嫌少了一點。於是又想出一條：「坐在這裡的被告中的許多人，本來不應在本案中受到起訴，如果他們沒有被控告組織恐怖行動的話！」他說……當一九一九年頒佈大赦令的時候，「蘇維埃司法界人士誰也沒有想到」社會革命黨人還組織針對蘇維埃國家領導幹部的恐怖行動！（是呀，真的，誰能想到社會革命黨人居然還會搞恐怖行動？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連這些活動一起赦免！當時沒有想到這簡直是幸運。只有當需要的時候才會想到。）現在這一條罪狀是沒有得到赦免的（因為赦免的只是鬥爭）於是現在克雷連科就把它提了出來！
首先是：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還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天就說了些什麼？（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麼沒說過呀！……）被告們當前的領袖，也就是該黨的領袖阿布拉姆·戈茨說過：「如果斯莫爾內的專制者們對立憲會議也要侵犯的話……社會革命黨將會想起自己久經考驗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預計難以馴服的社會革命黨會有這一手。確實很難相信他們放棄了恐怖手段。
克雷連科發牢騷說：「在進行這方面的調查的時候」，由於是秘密活動，「證人的陳述……將會很少」。「這就使我的任務變得非常困難……在這個方面某些時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頁）
使克雷連科的任務發生困難的還有，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恐怖行為問題，曾於一九一八年在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里討論過三次並三次遭到了否決。而現在，過了幾年後，卻需要證明社會革命黨人仍在進行恐怖活動。
社會革命黨人當時決定：不在布林什維克對社會黨人實行屠殺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說：如果布林什維克殺害被捉去當人質的社會革命黨人，那末黨將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質即便給打死也罷……）
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要帶保留？為什麼不絕對放棄？「為什麼沒有發表絕對否定性的意見？」該黨並沒有實施任何恐怖行為，這甚至從克雷連科的公訴詞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擺出這樣一類事實：在一名被告的腦子裡曾經有過一個要在人民委員會遷往莫斯科的途中炸燬列車火車頭的方案這就等於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犯了恐怖行為罪。執行者伊萬諾娃帶著一塊硝化棉炸藥在車站附近守了一夜這就等於圖謀顛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車，也就等於中央委員會犯了恐怖行為罪。或者：中央委員頓斯科伊曾警告卡普蘭，如果她向列寧開槍，她將被開除出黨。這不夠！為什麼沒有絕對禁止呢？（或者也許會說：為什麼不向契卡告發她呢？）卡普蘭總歸是粘得上去的：她是個社會革命黨人。
克雷連科從死公雞身上拔毛，專為證明社會革命黨人沒有采取制止他們那些閒得無聊的戰鬥隊員實施個人恐怖行為的措施。（那些戰鬥隊員們也是什麼都乾的。謝苗諾夫指使謝爾蓋耶夫暗殺了沃洛達爾斯基但是該黨中央卻站在一邊沒受李連，甚至公開宣佈與己無關。可是後來這個謝苗諾夫和他的女友科諾普廖娃帶著可疑的誠意向國家政治保衛局、現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內容豐富的自願證詞，而這些最可怕的戰鬥隊員在蘇維埃法庭上是沒人押送的，在休庭時間他們走回家去睡覺。）
關於一個證人，克雷連科是這樣解釋的：「如果一個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這麼湊巧，正好說到點子上。」（第二五一頁）（很有力！對任何偽證都可以這樣說。）或者（關於頓斯科伊）：難道可以「疑心他有過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訴所需要的東西？」關於科諾普廖娃說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確實可信，正是在於她所供述的並非全是公訴所必需的（但是對於判處槍決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們提出問題，說所有這些全是科諾普廖娃捏造出來的……那本很清楚：捏造歸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還不是完全憑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頁）還有這樣的說法：「會不會有這次見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過！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然後是「破壞小組」。關於它議論了很久，可是忽然說：「它因沒有活動而被解散了。」那還要喋喋不休說它幹什麼？有過幾起從蘇維埃機關中強取錢款的事件（社會革命黨人沒有活動經費，需要租房子，來往於各城市）。但從前，照所有革命黨的說法，這種行動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剝奪。而現在，在蘇維埃法庭面前卻是「搶劫和窩藏」。
在本案的公訴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黃的不眨眼的燈籠，照出了這個高談闊論、實質上是張惶失措、束手無策甚至無所作為、從未有過像樣領導的政黨的全部猶豫不決、動搖不定、東拐西彎的歷史。於是它的每一個決定或不決定，它的每一次翻滾、衝動或退卻現在都變成了，都被認定是它的罪過、罪過、罪過。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審判前十個月，已經蹲在布蒂爾卡監獄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員會，給新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寫信說，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林什維克專政，而只是通過團結勞動群眾和宣傳鼓動工作的方式，（就是說關在監獄裡它還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謀求得解放！）這也成了他們的頭等大罪：好啊，這意思就是你們同意推翻現政權！
但如果終究還是安不上推翻現政權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為的罪名，強取錢物的行為幾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問題早已被寬恕，那怎麼辦呢？我們親愛的檢察長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寶：「說到底，不檢舉也是一種犯罪構成，這無例外地對所有的受審人都是適用的，並且應當認為是已經查明瞭的。」（第三0五頁）
社會革命黨已經犯了不檢舉自己罪。這是逃不脫的！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發現，這是把感恩的後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亞去的鋪好的道路。
克雷連科乾脆滿腔憤怒地大罵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兇狠敵人」！因此不用審判就清楚該對他們怎麼辦。
法典還那麼新，甚至規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條文，克雷連科都沒有來得及分別記住號數但他是怎樣揮舞這些號數的大棒呀！怎樣意味深長地加以引用和解釋的呀！好像幾十年來斷頭機的刀片一直是按照這些條文的規定起落的。特別新鮮和重要的是，舊的沙皇法典區分方法和手段的規定，在我們這裡沒有了！它們對定罪和量刑都沒有影響！對於我們來說，意圖和行為都一樣！作出了一個決議為它就可以進行審判。至於「這個決議是否已經付諸實行這沒有任何重大意義。」（第一八五頁）在被窩裡對老婆咬耳朵說最好能推翻蘇維埃政權，或者是在選舉時進行宣傳鼓動，或者扔一顆炸彈都一樣！刑罰都一樣！！！
胸有成竹的畫家只消用炭筆勾畫幾根粗獷的線條，一幅傳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現了。從一九二二年的速寫稿裡，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這是甚至對歐洲都公開的審判的第一次實驗，也是「群眾的憤怒」的第一次實驗。「群眾的憤怒」這一招搞得特別成功。
情況是這樣的。兩個社會黨國際第二和第二半（維也納聯盟）在四年間如果不說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靜地觀察著布林什維克如何為了社會主義的光輝在砍死人，燒死人，淹死人，槍斃人，在壓制著自己的國家，這一切被理解為偉大的社會實驗。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佈將四十七名社會革命黨人交最高法庭審判歐洲社會黨的領導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驚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為建立反對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召開了三個「國際」（共產國際代表是布哈林、拉傑克）的會議，社會黨要求布林什維克放棄這次審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統一戰線」，因而共產國際代表團擅自做了保證：審判將是公開的；各個國際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記記錄；允許被告希望的辯護人出庭；還有越過了法院管轄權的最主要的一條（對於共產黨人說來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會黨人也同意了）：在這次審判中將木作出死刑判決。
社會黨領導人們高興了：他們決定親自去當被告的辯護人。列寧（他正度過著第一次中風前的最後幾個星期，但是自己還不知道）在《真理報》上作出了嚴厲的反應：「我們付出的太多了。」怎麼能許諾不會判死刑，准許社會叛徒們進入我們的法院？隨後我們又將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國共產黨的《紅旗報》評論說，如果布林什維克認為必須履行承擔的義務，那他們就是白痴：問題是「統一戰線」在德國垮臺了，所以原來的一切諾言都白給了。但是共產黨人那時候已經開始明白了自己歷史性手法的無限威力。審判日期臨近了，五月，《真理報》寫道：「我們將準確地履行義務。但是在法庭之外，這些先生們應被置於能保證我國不受這些壞蛋們煽動策略之害的條件中。」五月末，著名社會黨人王德威爾德、羅森菲爾德、陶道爾·李卜克內西（被殺害的卡爾的兄弟）就在這樣的伴奏聲中，出發前往莫斯科了。
從邊境車站開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車站，社會黨人的車廂都遭到憤怒示威的勞動群眾的衝擊，要求他們交待他們的反革命企圖，要王德威爾德交待他為什麼要在掠奪性的凡爾賽條約上簽字？要不就是砸掉車廂玻璃，揚言還要狠揍他們幾巴掌。但最盛大的歡迎還是在莫斯科的溫達夫車站：廣場上擠滿了舉著旗幟，帶著樂隊，唱著歌曲的示威群眾。大幅標語牌上寫著：「國王大臣王德威爾德先生！您何時受革命法庭審判？」「該隱，該隱」，你兄弟卡爾在哪裡？」外國人出站時群眾叫喊，吹口哨，學貓叫，恐嚇，齊聲唱：
來了，來了個王德威爾德，
來了，來了個世界大賤貨。
當然歡迎來作客，
朋友們，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這兒吊死他。
（這時出了一件尷尬事：羅森菲爾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興地把手指放在嘴裡吹口哨的布哈林。）隨後的幾天，傀儡戲班乘著花花綠綠的彩車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銅像旁邊的露天舞臺上不間斷地演出著描寫社會革命黨人和他們的辯護人背叛行為的話劇。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說家們分頭下廠，在煽風點火的演說中要求判社會革命黨死刑，然後進行黨與非黨工人的投票。（那時候就已經知道好多辦法了：在大批人失業的情況下把不同意的人開除出廠，取消他的工人供應本這還不說契卡。）投了票。各廠紛紛呈遞要求死刑的請願書，這些請願書和簽名人數佔滿了各報版面。（的確，不同意的人還是有的不得不抓進去幾個。）
六月八日開庭審判。受審的有三十二個人，其中二十二個是從布蒂爾卡押來的，十個表示了悔改的，已經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幾個共產國際人員為這幾個人作辯護。（布哈林和皮亞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劇中玩得很開心，沒感覺到愛留後手的命運的嘲弄。但是命運也留給了考慮的時間每人還各有十五年的壽命，克雷連科也一樣。）皮亞塔科夫態度生硬，不讓被告發言。盧那察爾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對起訴表示支援。（克雷連科的妻子也在起訴書上籤了名，偵查是她主持的好一個全家協作。）
旁聽人數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親屬，其餘人全是共產黨員、改裝的契卡人員和經過挑選的聽眾。被告和辯護人的話常常被聽眾席上的喊聲打斷。翻譯對辯護人歪曲審判庭上的話，對審判庭歪曲辯護人的話，法庭以譏笑的口吻駁回辯護人的請求，辯護方的證人不許入場，速記記錄做得使人認不出自己的發言。
第一次開庭皮亞塔科夫就宣佈，法庭審案將不採取什麼不偏不倚的態度，決心完全按照有關蘇維埃政權利益的考慮辦事。
一週後，外國辯護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見，說好像違反了柏林協議最後法庭驕傲地回答說，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協議約束的。
社會黨辯護人徹底洩了氣。他們出席這個法庭僅能造成正常訴訟程式的假象，他們放棄辯護，現在只想回歐洲了但是不放他們走。這些顯要的客人們只得宣佈絕食！只是在這以後才准許他們於六月十九日啟程。很可惜，因為他們錯過了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場面六月二十日，沃洛達爾斯基遇刺紀念日。
集合了來自各工廠的隊伍（有的廠子關上大門，以免工人們事前溜號，有的廠子收走出入證，有的地方白給一頓飯），旗幟和標語牌上寫著「處死被告」，軍人的隊伍那就不用說了。紅場上召開群眾大會。皮亞塔科夫講話，保證要加以嚴懲，克雷連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傑克，共產黨演說家的全體精英，都講了話。然後遊行隊伍向法院大樓進發，已經回到那兒的皮達可夫命令把被告們帶到面對波濤洶湧的群眾的大開的視窗前。他們站在那裡、辱罵和嘲笑像冰雹一樣朝他們襲來，一塊「處死社會革命黨」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這一切佔用了下班後的五個小時，天已經黑下來（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亞塔科夫在大廳裡宣佈，群眾大會代表團要求進來。克雷連科做了解釋，說雖然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但是依據蘇維埃政權的精神，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團湧進了大廳，在這裡發表了兩個小時的謾罵式的恐嚇言論，要求判死刑，審判員們聽著，握手，感謝，保證毫不留情。氣氛白熱化到這種程度，以至被告和他們的親屬以為當場要實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孫子，這樣一個沙皇時代的成績斐然的恐怖分子，謀殺與刺死杜爾諾沃、敏、裡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參加者，在他的戰鬥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落到過這種地步！）但是人民憤怒的熱潮到此就打住了，儘管法庭還繼續審理了一個半月。一天以後連蘇維埃的辯護人也離開了法庭（很快他們也該被逮捕和驅逐了）。
這裡能叫人看到許多我們熟悉的未來的特徵，但是被告們的行動還遠遠沒有被制服，他們還沒有被迫使講反對自己的話。左翼政黨的傳統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們是勞動者利益的衛士還在支援著他們。在白白喪失了的妥協投降的歲月之後，遲到的堅強又回到了他們身上。被告貝爾革指控布林什維克槍殺維護立憲會議的遊行者；再如利別羅夫直言不諱地說：「我承認自己的過錯在於一九一八年我為推翻布林什維克做的工作不夠。」（第一0三頁）葉夫根尼·拉特涅爾也說了同樣的話，貝格又說：「我認為自己對俄國工人有罪的是，我沒有能夠用全力同所謂工農政權進行鬥爭、但我希望，我的時間還沒有過去。」（已經過去了。親愛的，已經過去了。）
這裡還有著那種酷愛講響亮話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著堅強性。
檢察長論證說：被告們對蘇維埃俄國具有危險性，因為他們認為過去所做的一切都縣好事。「也許某些受審人在安慰自己，以為將來某個時候寫歷史的人會稱讚他們或稱讚他們在法庭卜的行為。」
還有全俄中執委在審判後所作的決議也指出：他們「在審判過程中保留了繼續」進行以往活動的權利。
被告人韓德爾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學家）在法庭上表現得與眾不同，他同克雷連科就篡改證人陳述，就「審判前對待證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讀作：就證人事先受到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明顯處理等問題進行了爭論（這時全套都已經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緊一把就可以達到理想境界了）。原來預審工作是在檢察長（就是克雷連科）的監督下進行的，並且有意識地消除了陳述中個別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開庭時才第一次作出的陳述。
當然難免有毛糙之處。難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歸根結底「我們應當完全明確和清醒地宣告……我們感興趣的並不是歷史的法庭將怎樣評價我們的所作所為的問題。」（第三二五頁）
至於毛糙之處我們會加以考慮、加以改正。
但暫時克雷連科為了設法擺脫困境大概是在蘇維埃法學上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想起了調查這個字眼！在偵查之前的初步調查！瞧，他說得多麼頭頭是道：以前那種沒有檢察長監督的並曾被你們認為是偵查的工作那叫做調查。目前在檢察長監督之下進行的紮好繩頭擰緊螺釘並被你們認為是再偵查的工作這才正是偵查呀！雜亂無章的「沒有經過偵查檢驗的調查機關的材料，比之偵查的材料」（如果指導得法），「其訴訟證據價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頁）
真巧妙，可謂天衣無縫。
實事求是而論，克雷連科是應該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準備這次審判，在審判中叫喊了兩個月，還費了十五個小時的勁去唸完自己的公訴詞，而其實所有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兩次地落入過肅反機關的手裡，並且是在這些機關具有非常權力的時候；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們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頁）而現在把合法地拉他們去槍斃的差事留給了克雷連科。
當然，「判決應當只有一種一個不剩地全部槍決！」但是，克雷連科寬宏地附帶宣告，本案畢竟是在全世界注視之下進行的，檢察長所說的，「對法庭並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須遵照執行」。（第三一九頁）
好一個法庭，如果還需要向它說明這個！……
檢察員提出槍決之後建議被告宣告悔過和退黨。全體都拒絕了。
於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決中表現得肆無忌憚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個不剩」地都宣告槍決，而只是給十四個人宣判槍決。其餘的監禁、勞改營，還有上百人「另立專案進行審理」。
讀者，務請記住：共和國的所有其餘的法院都在瞧著「最高法庭，[它]給他們以指示」，（第四0七頁）「高庭」的判決是被「當作指示性檔案」對待的。（第四0九頁）各地還要拓進多少人去這隻有請你們自己動動腦子了。
看來全俄中執委主席團對整個這場審判行使一次改判權是值得的。法庭判決書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會議上，會上有人提議以驅逐出境代替槍決。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議（好一個三人小組，而且意見一致）：二十四小時之內宣告退黨則判五年流放，否則立即槍決。通過了加米涅夫的建議，成為全俄中執委的決定；批准死刑，但暫緩執行。已決犯的命運取決於留在外面（顯然包括境外的）社會革命黨人的舉動。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繼續進行哪怕是地下密謀活動，更不用說武裝鬥爭，這十二個人將被槍決。
這樣就用死來對他們進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槍斃的日子。把他們從尚可接觸外界的布蒂爾卡藏進了盧賓卡，剝奪了會見、通訊和送交物品的權利不過若干人的妻子也馬上被抓起來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羅斯的田地裡已經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時期的莊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經聽不到槍聲了（在雅羅斯拉夫爾斃了彼爾胡羅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還將不斷、不斷、不斷……）。這時我們的最初的外交人員和記者們正航行在藍天碧海之間，出國赴任。而工農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把終生的人質留在自己的懷抱。
執政黨的黨員們讀了六十期報道審判經過的《真理報》（他們都讀報）大家都說對，對，對。誰也沒有說一個不字。
因此，他們後來在三七年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有什麼可以抱怨呢？……難道不是已經奠定了無法無天的一切基礎了嗎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軍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後來是這些早期的審判和這個年幼的法典？難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適宜的嗎（適宜於斯大林的目的，也許還適宜於歷史的目的）？
克霍連科脫。說出，他們審判的不是過去，而是將來，這是有預見的。
只是揮起第一鐮需要費點勁。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後，鮑里斯·維克托羅維奇·薩溫科夫進入了蘇聯國境。他當即被逮捕並被解送到盧賓卡。
關於這次歸來有過許多猜測。但不久前一個叫阿爾達瑪茨基的人（此人顯然同克格勒的檔案與人物有聯絡）發表了一篇包含著一些矯揉造作的文學胡謅，但是看來還是接近真實的歷史故事。（《涅瓦》雜誌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國家政治保衛局把薩溫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過去，又哄騙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過他們甩出了牢靠的釣鉤：他們放出風聲說，在俄國國內有一個龐大的地下組織正苦於沒有適當的領導人！這是最有吸引力的釣餌。何況薩溫科夫決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結束他的動亂的一生。
全部偵查只是一次訊問全是自願的供述和對活動的評價。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經提出了起訴書。（速度之快簡直不可思議，但這產生了效果。準是有什麼人正確地估計到，如果逼迫薩溫科夫做出可憐的假供這隻會破壞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顛倒黑白的術語精心炮製的起訴書裡，給薩溫科夫加上了無所不包的罪名：「最貧苦農民的徹頭徹尾的敵人」；「幫助俄國資產階級實現帝國主義意圖」（意思是贊成繼續對德作戰）；「與盟軍指揮部代表有來往」（當時他擔任軍事次長的職務！）；「挑撥性地參加士兵委員會」（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選入委員會）；還有一個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對帝制的好感」。但這都是些老名堂。還有一些新花樣所有未來的審判不可或缺的罪名：從帝國主義分子手裡拿錢；為波蘭充當間諜（漏掉了日本！……）；還有想用氰化鉀來毒死紅軍（但是一個紅軍戰士也沒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開始了審判。審判長是烏爾裡赫（這裡我們第一次遇見他），可是既沒有公訴人，也沒有辯護人。薩溫科夫為自己辯護的話很少，辯護幾句也是懶洋洋的，對罪證幾乎沒提出爭議。以下的曲調看來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動被告的心絃：我們和你都是俄國人！你和我們在一起這就是我們！你愛俄國，這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尊重你的愛國感情但我們難道不愛嗎？難道我們現在不就是俄國的強盛與光榮嗎？而你卻想反對我們？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決：「適用極刑並不為保護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時認為，報復的動機不能指導無產階級群眾的法律意識」決定判處剝奪自由十年以代替槍決。
這是聳人聽聞的，這在當時使許多人莫名其妙：軟化？蛻化？烏爾裡赫甚至在《真理報》上對寬宥薩溫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釋並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來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已經變得多麼強大！難道它還怕一個薩溫科夫！（而在二十週年的時候它將會變得弱起來，請勿見怪，我們將槍斃幾十萬人。）
繼歸國之謎以後，這項非死刑判決又成了第二個謎。（布林採夫解釋，他們欺騙薩溫科夫，說在國家政治保衛局裡存在著某些準備與社會革命黨結盟的反對派組織，他本人將被釋放並被吸收參加活動，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當，所以走上了和偵查人員勾結的道路。）審判之後，准許薩溫科夫……向國外發公開信，包括給布林採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黨人相信，布林什維克的政權是立足於人民的支援之上的，進行反對它的鬥爭是不可容許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兩個謎卻被第三個謎壓倒了：薩溫科夫在陰鬱情緒的支配下從未安裝防護物的窗戶跳到盧賓卡的內院，而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員守護天使們當時沒法子截住他，結果一命嗚呼。但是，薩溫科夫留下了一份為他們開脫責任的憑據，以防萬一（免得引起職務上的麻煩），對自殺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頭頭是道的說明信編寫得那麼可信，那麼合乎薩溫科夫的氣質和筆法，使人們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誰也不能寫出這樣的信來，他是在意識到政治破產的情況下自殺的。（見多識廣的布林採夫就這樣把發生的一切都歸結為薩溫科夫的背叛上，就這樣無論對信件的真實性，對自殺都沒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們，我們這些傻瓜，盧賓卡晚來的囚犯們，也輕信地學舌說：盧賓卡樓梯並紮上的鐵網是從薩溫科夫在這裡跳樓以後繃上的。我們被這個美麗的傳說所征服而忘記了：獄吏們的經驗是國際性的！在美國的監獄裡本世紀之初就有了鐵網蘇聯的技術怎能落後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個過去的契卡人員阿爾圖爾·普留貝爾在科雷馬垂死的時候向旁邊的一個人說，他是把薩溫科夫從五層樓視窗扔到盧賓卡院子裡的四個人中間的一個！（而這是同阿爾達馬茨基現在的敘述不相矛盾的；這個低矮的窗臺，幾乎像是陽臺的門檻，而不是窗子特意選擇的房間！只是在阿爾達馬茨基的文章裡，守護天使們在那裡發呆，而依普留貝爾的說法是一齊撲了上去。）
這樣，第二個謎仁慈得異乎尋常的判決之謎，就被粗魯的第三個謎解開了。
這個傳聞十分隱約，但我是聽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訴了m·h·雅庫博維奇，他還保留著年輕人的活躍勁頭，眼睛閃閃發光地驚叫起來：「我信！正好對上頭！我以前卻沒有相信布留姆金說的話，以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經非常機密地告訴雅庫博維奇，所謂薩溫科夫的臨終遺書，是他布留姆金根據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指使寫的。原來，薩溫科夫被關著的時候，布留姆金可以經常出入他的監室傍晚給薩溫科夫「散散心」（薩溫科夫是否感覺到這是死神上門一個善於討好、態度親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將會叫你怎麼死法）。布留姆金靠這個辦法熟悉了薩溫科夫的講話和思想的風格，掌握了他最後的一些想法。
人們要問，為什麼要從窗裡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簡單嗎？大概因為遺骸要給什麼人看，或者事先考慮過要給什麼人看。
這裡正好接著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說完。當他還是一個氣焰萬丈的契卡人員的時候，曼德爾施塔姆曾以大無畏的精神給過他當頭一律。愛倫堡動手寫過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寫了。其實是有東西可寫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後，他這個殺害米爾巴赫的兇手不僅沒有受到懲罰，不僅沒有落到所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共同下場，反而被捷爾任斯基保護起來（正像他曾想保護科瑟列夫一樣），外表上變成了布林什維克。養著他看來是為了叫他去幹一些重大的溼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國外去進行暗殺活動。然而，冒險主義的本性或對托洛茨基的欽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島去一；問問這個宗教課程教師有沒有帶到蘇聯去的任務？托洛茨基要他帶給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帶回來轉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當時已經當了眼線，那末布留姆金去見托洛茨基的事，就會永遠沒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毀壞了布留姆金，於是這個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親手用最初的血乳餵養起來的怪物的大嘴吞了進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審判都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