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行動中很多是從強姦吸取來的——正是如此：四個壯漢撲到一個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個禁區——只需打破一次，往後它會怎麼樣——無關緊要。這裡從強姦學來的還有——意志的扭轉：不照你的辦，而照我的辦，乖乖躺著服從吧。用薄片把嘴撬開，撐大牙齒間的縫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裡推，於是有營養的流質就直接進入食道。然後還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採取嘔吐的辦法。感覺是：精神上玷汙，嘴裡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學沒有停滯，還研製出了其他一些餵食方法：通過肛門灌腸，通過鼻孔點滴。
4．對絕食的新觀點。絕食是反革命活動在監獄內的繼續，應當用新的刑期加以懲罰。這種觀點本來可以在新型監獄的實踐中創立一條極豐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脅的範圍。當然並不是幽默感妨礙它的實行，大概只不過是由於懶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煩？飽漢在餓漢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約在一九三七年中，來了一道新的指示：監獄行政當局今後對因絕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負責任！獄吏的最後的個人責任也消失了！（現在邊疆區檢察長已經不會再到切博塔廖夫那裡去了！……）不但如此，為了使偵查員也不必擔心，提出這個辦法：受偵查人絕食的日子不計入偵查期限內，就是說，不僅認為絕食不存在，甚至認為犯人在這些日子裡似乎是呆在外面！讓囚犯的體力衰竭成為絕食的唯一可感覺的後果吧！
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爾諾德·拉波波爾特不幸正好在這個指示到達時在阿爾罕格爾斯克內監宣佈了絕食。他所堅持的是特別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覺得是特別值得重視的絕食——十三晝夜的「幹絕食」（和捷爾任斯基的五晝夜的同樣的絕食比較一下吧。捷爾任斯基是否在單獨的監室裡？——他卻拉得了完全的勝利）。在他禁閉的單人監室裡的十三晝在，只有一個醫士有時來看他一下，醫生沒有來過，行政方面也沒有任何人即便去關心一下：他實行紀合算束的具什麼？就這樣始終沒有問過一句—…看管人員對他唯一的關注是仔細搜查了單人監室，把藏起來的馬合煙和幾盒火柴抖落了出來——拉波波爾特要達到的目的是制止偵查員對他的侮辱。他對自己的絕食作了科學的準備；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來的食物，他只吃黃油和小麵包回，絕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麵包。他餓到手掌都透明瞭。臉上經常帶著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瑪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單人鑑定去輕聲說：「停止絕食吧，不頂事，這樣會把命送掉的！應該早一星期……」他聽從了，停止了絕食，結果一無所得。但畢竟還是給了他一杯熱的紅酒和一個小白麵包。然後幾名看守把他送抬進了普通監室。過了幾天後又開始了審訊（然而，絕食並沒有完全白費：偵查員已經懂得，拉波波爾特有足夠的意志力和視死如歸的決心，於是偵查就變緩和些了。偵查員向他說：「想不到你原來是隻狼！」「是狼，」拉波波爾特承認，「而且永遠不當他們的狗。」）。
後來，在科特拉斯遞解站上，他還宣佈過一次絕食，但這次絕食的經過多半已帶點喜劇味道了。他宣佈要求重新偵查，拒絕起解。第三天來人通知他；「準備起解！」——「你們沒有權利！我是絕食者。」那時四個壯漢又把他舉起，抬出去扔進了洗澡房。洗澡後同樣抬著他送到門崗。沒有辦法，拉波波爾特只好站起來跟著起解犯人的縱隊走了——因為身後已經是狗和刺刀。
新型監獄就這樣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絕食。
甚至一個堅強的人也已經沒有任何反抗監獄機器的辦法，除非是自殺。但是，自殺——這算鬥爭嗎？這不是服從嗎？
社會革命黨人葉·奧利茨卡婭認為，絕食作為一種鬥爭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隨他們之後來到監獄的共產黨人大大貶低了作用：他們過分輕易地宣佈絕食，又過分輕易地停止絕食。她說，甚至斯米爾諾夫，他們的領袖，在莫斯科審判前絕食了四晝夜後，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絕食。據說，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則上摒斥任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絕食，並且從來也不支援絕食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卻總是要求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給自己支援。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幹達到科雷馬的解送途中，他們把那些拒絕在他們打給加里寧的「反對把革命的先鋒隊（一他們）送往科雷馬」的抗議電報上簽名的人稱為「叛徒和姦細」。（馬科京斯基的敘述）
讓歷史去評價這項指責正確到什麼程度或者不正確到什麼程度吧。然而誰也沒有比託格茨基分子為絕食付出的代價更重了（關於他們在勞改營中的絕食和罷工我們還將在第三部中講到）。
在宣佈和停止絕食方面的輕率態度，一般地說，大概是那種感情表露迅速的易衝動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這種性格的人在俄國老一代革命者中有過，在義大利和法國也有過——可是不論在什麼地方，在俄國也好，在義大利也好，在法國也好，都沒有能像在蘇聯這樣，使我們厭棄了絕食這種手段。很可能，在絕食上所付出的肉體犧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的時間裡絲毫也不少於第一個四分之一。然而，在國內沒有社會輿論工——因此，新型監獄就鞏固起來了，囚犯們不再能輕易地取得勝利，而只能艱難地爭得失敗。
幾十年過去了——世殊事異。絕食——囚犯們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權利，對囚犯們自己已經成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願意絕食的人越來越少。在獄吏們眼裡，它成了愚蠢舉動或者是惡意搗亂。
一九六0年，一個普通犯根納吉·斯梅洛夫在列寧格勒監獄宣佈長時間絕食，畢竟還是有一個檢察長走進了監室（也許是一般巡視），他問：「你為什麼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說：
「真理於我重於生命！」
這句話以其語無倫次使得檢察長大為震驚，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進了列寧格勒犯人特別醫院（瘋人院），一個女醫生向他宣佈：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過去的中心監獄，現在的特別隔離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著螺旋形的犄角，已經上升到了它的細仄的部分。最後的鬆軟地方，空氣和光線的最後的殘餘，都漸漸地被排擠淨盡。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羅斯拉夫爾懲戒隔離所裡寥落而疲憊的社會革命黨人舉行的絕食就是屬於最後的絕望嘗試之列。
他們還是提出從前那些要求——組長制度，監室間的自由交往，他們儘管要求，但自己已經未必抱著希望。十五天的絕食，雖然以軟管灌食而告終，不過好像也維護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時的放風、省報、筆記本。這些他們是維護住了，但卻馬上收走了他們的私人衣物，扔給他們一套特別隔離所的統一的囚服。過了不久——放風時間削減了半小時，以後又減掉了十五分鐘。
這還是那些依照大牌陣的規則在一連串的監獄和流放地中間被拉來拖去的人們。其中有的已經十年，有的已經十五年沒有過普通人的生活了，他們知道的只是惡劣的監獄伙食與絕食。那些在革命前習慣於戰勝獄吏的人並沒有都死光。然而，當時他們是與時代結成盟友去反對日益衰微的敵人。而現在則是時代與日益強大的敵人結成盟友來反對他們。他們中間也有一些年輕人（現在這是使我們感到奇怪的）—一當這些黨派已經被粉碎、已經不復存在之後，他們才覺悟到自己應當做一個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或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監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無望的社會黨人的獄中鬥爭，處於接近真空的孤立狀態。現在不像在沙皇時期：只要監獄的門一開啟，社會各界就會扔來鮮花。他們開啟報紙看到的，就是對他們的謾罵，甚至潑髒水（因為斯大林覺得，正是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最危險）——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據什麼可以大膽設想，人民對於他們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選入立憲會議的人們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現在報紙連罵也不罵了——俄國的社會黨人已經被認為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了，沒有什麼價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們的時候已經使用過去時態和久遠過去時態。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麼地方還存在著一些活的社會革命黨人和活的孟什維克。遍歷了奇姆肯特和切爾登流放地、上烏拉爾和弗拉基米爾隔離所——在窗子已經戴上籠口的黑暗的單身監室裡，怎能不因發生懷疑而猛然顫抖，也許他們的綱領和領袖們全都錯了，策略和實踐也都是錯誤！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專為承受苦難而獻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誤。
籠罩在他們的頭上的孤立的陰影得以擴充套件，部分地是由於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他們視為當然地從國家政治保衛局接收了政治犯的榮譽稱號，也視為當然地同意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觀點，即一切站在他們「右」邊的，從立憲民主黨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歷史的狗屎堆。結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沒有沾過邊的（這是指將來——就是我們，我們大家！）——也將成為反革命。這樣，由於半自願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來，和別人疏遠，他們就給未來的第五十八條灑上了聖水，而他們自己後來也沒有逃脫掉進它的火坑的命運。
事物和行為總是因觀察方面不同而顯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這一章裡我們從社會黨人的角度描寫他們的獄中處境——因而它是被一束悽慘潔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維茨的政治犯們所不屑一顧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卻這樣回憶：「政治犯？這些傢伙討厭極了：誰也瞧不起，自己結成一夥躲在一邊，老是要求特殊口糧和優待。彼此間也吵個沒完。」——你能不覺得這裡講的也是實話嗎？這些徒勞無益、無休無止、已經令人感到可笑的爭論。這種當著飢餓困苦的人群只顧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給口糧的要求。在蘇維埃時代，政治犯的光榮稱號原來只是有毒的贈賜。忽然還聽到這樣的責備：在沙皇時期經常滿不在乎地越獄的社會黨人為什麼在蘇維埃監獄裡卻發了蔫呢！哪裡見到他們越獄呀？一般說，越獄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誰記得有社會黨人呢？
那些比社會黨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他們又把社會黨人當作反革命而疏遠他們——因此就用一道環形的壕溝徹底地把自己孤立起來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人各自把自己這一派看得純子、高於其餘的派別，輕視甚至仇視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築的鐵窗裡、在同一些監獄院子裡放風的社會黨人（彼此之間也是一樣）。葉·奧利茨卡妮回憶，三七年在瓦寧諾港的遞解站上，男隔離區和女隔離區的社會黨人隔著圍牆互相喊話，尋找自己人，互通訊息。這時，女共產黨員莉莎·科吉克和瑪麗亞·克魯吉科娃深表憤慨，認為社會黨人的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給大家招來行政當局的懲罰，她們這樣說：「我們的一切災難——都是這些社會主義壞蛋招來的——（深刻的說明，而且是多麼合乎辯證法呀！）。—一把他們一個個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關在盧賓卡的那兩個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為其中一個是社會革命黨人而另一個是反對派分子，她們之間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說來反對派分子甚至不應當同社會革命黨人在一個抗議中聯合起來。
如果說在沙皇的監獄裡各政黨常常聯合起來共同進行獄中鬥爭（我們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的越獄），那末，在蘇維埃的監獄裡每個派別都認為要保持自己旗幟的純潔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別聯合。托洛茨基分子不與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一起而單獨進行鬥爭，共產黨人則根本不進行鬥爭，因為怎能允許自己去進行反對自己的政權和監獄的鬥爭呢？
結果就發生這樣的情形，共產黨人在隔離所裡，在服刑監獄裡比其他人更早更厲害地受到欺凌。女共產黨員納吉日達·蘇羅夫採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裡放風時走在「魚貫而行」的佇列裡，沒有談話的權利，而當時社會黨人卻還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聲喧嚷呢。已經不允許她照料小院裡的花木，花木是以前進行過鬥爭的囚犯們留下的。當時就已經剝奪了她看報的權利。（可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政治處卻允許她在監室裡擁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黑格爾的全集。）讓她幾乎在黑暗中同母親會見，心情抑鬱的母親很快就去世了。（她對於女兒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麼想法呢？）
在監獄中言行表現方面的多年以來的差別，進而轉化為在所得到的報償方面的深刻差別：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會黨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強迫他們作自我誣陷：因為他們不隱瞞自己夠得上判刑條件的特殊觀點！而共產黨員則從來也沒有自己的特殊觀點！憑什麼去審判他呢？
雖然巨大的「群島」已經遍佈各地——但服刑監獄絲毫也沒有衰落。舊的牢獄傳統仍然很有生氣地延續著。「群島」為教育群眾所提供的新的則極其寶貴的東西，還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種監獄和一般服刑監獄，才能構成完整的系統。
並不是任何一、被國家機器吞進去的人都應該同「群島」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顯要的外國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罷官的國家安全機關同僚，怎樣也不能在勞改營中公開露面，他們推小車的勞動抵償不了洩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損失。同樣也不能容許把那些經常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的社會黨人與一般群眾混合關押——他們被單獨地看守起來，單獨地受摧殘，表面的理由正是說讓他們享受優待和權利。在很晚以後的五十年代，我們還將看到，特種監獄還多了一個用途，就是隔離勞改營裡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對「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類賊頭不送勞改營而判以監禁。最後，還有這樣一些因犯，他們由於體弱，一到勞改營馬上就會死掉，從而也就逃脫了服刑，這種人也不得不由國家白白地供養起來。另外還有這樣一些怎麼也適應不了犯人勞動的人，如經常坐在尤里耶維茨市（伏爾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歲的瞎老頭科別金。他的歌曲和詼諧話按反革命活動罪給他招來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監禁來代替勞改營。
從羅曼諾夫皇朝繼承下來的全部老的監獄遺產按照不同的任務得到保護、更新、加強和改進。某些中心監獄，如雅羅斯拉夫爾中心監獄，裝備得那麼牢固和方便（釘上鐵皮的門，每個監室裡有擰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嚨口、把放風院子隔成監室那麼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監獄裡所有的樹木都鋸掉了，菜園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澆上了瀝青）。其他一些，如蘇茲達爾中心監獄，則需要對修道院房屋進行改裝，但按教義把身體禁菸在修道院裡和依國家法律把它禁菸在監獄裡，在實體上要完成的任務是相似的，所以建築物總是容易適應的。蘇漢諾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裝成為服刑監獄——要知道彼得保羅要塞和施呂瑟爾堡改成供參觀的地方了，這些損失總需要另闢場所來補償吧。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擴充並增建了（在葉若夫時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樓），它在這幾十年內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經說過，託波爾斯克中心監獄一直在使用，從一九二五年起，上烏拉爾中心監獄也開始經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這些隔離所如今不幸都還健在，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它們都正在工作）。從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敘事長詩《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斷，在斯大林時期，亞歷山德羅夫斯克中心監獄也沒有空著。關於奧爾洛夫中心監獄我們得到的訊息較少：它在衛國戰爭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離它不遠的德米特羅夫斯克市（奧爾洛夫省）有一座裝置完善的服刑監獄隨時可以作為補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離所裡（囚犯們還把它們稱為政治封閉所）伙食相當不錯：午飯總有肉食，有新鮮蔬菜，小賣部裡可以買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顯著地變壞了，但當時在外面也不見得好些。在這個時期，壞血病和餓暈在政治封閉所裡都不稀罕。後來又有吃的了，但比原來差遠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爾特種監獄裡，h·科爾涅耶夫天無感到飢餓：四百五十克麵包，兩塊糖，兩次吃不飽的熱食——只有開水「管飽」（又會有人說，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當時外面也在捱餓。可是這一年卻寬宏大量地允許從外面來餵養犯人；送吃的進來不受限制）。監室裡的光城始終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籠口和加了鋼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監室裡造成經常的昏暗狀態（黑暗是使精神受壓抑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籠口上面還經常繃上網，冬天網上蓋著雪，從而斷絕了光線進入的最後通路。閱讀只會使眼睛痠痛並損壞視力。在弗拉基米爾特種監獄裡白天光線的不足在夜間得到補償：整夜開著明亮的電燈，妨礙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羅夫斯克監獄裡（h·a·科濟列夫）晝夜的光亮都是來自放在天花板下吊著的一塊小板子上的油燈，它耗盡了最後的空氣；在三九年，出現了燈絲髮紅的電燈。空氣也有定額規定，通風窗上了鎖，只在上廁所時開啟，德米特羅夫斯克監獄和雅洛斯拉夫爾監獄裡的人都這樣回憶（e·金茲布林格說：麵包從早晨放到吃午飯就長黴，被褥是潮的，牆發綠）。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爾監獄裡空氣不受限制，氣窗經常開著。放風時間的長短在不同監獄裡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鐘到四十五分鐘之間。像在施呂瑟爾堡和索洛維茨那樣與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經一點也沒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盡、踩光、澆上了混凝土和瀝青。在放風時甚至禁止抬頭看天——「只許瞧著腳下！」——科濟列夫和阿達莫娃（喀山監獄）都這樣回憶。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見親屬後再也沒有恢復。差不多歷年都允許每月兩次寄信給親屬並領取他們的回信，（但是，喀山監獄的做法是：讀後一晝夜將信交還監管人員。）還可以用寄來的有限的錢在小賣部購買東西。傢俱也是管理制度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阿達莫娃生動地描寫出經歷過白天折起的鐵床和擰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後，在監室裡（蘇茲達爾）看到和摸到鋪著乾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時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爾特種監獄裡科爾涅耶夫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種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從監室裡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著，看守很少在監視孔裡窺望。另一種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監室門上兩道鎖（一把鑰匙在看守那裡，一把在值班人員那裡），禁止躺著，禁止大聲說話（在喀山監獄只許低聲說話！），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發給一套用有條紋的褥墊布料做的囚服；通訊——一年兩次，而且只能在典獄長突然指定的日子（錯過了日子就不能寫了）；而且只能寫在比普通訊紙小一半的紙上；全體帶出去脫光衣服進行兇暴的突擊搜查的次數增多了。對監室間的聯絡追究得如此之嚴，以至每次解手後，看守們總是拿著提燈到廁所裡去照每一個便坑。在牆上寫字，全監室都要受關禁閉定的處分。禁閉室是特種監獄裡的一大禍害。咳嗽（「把被子矇住頭再咳嗽！」）；在監室裡走來走去（科濟列夫說：這被認為是「不老實」）；鞋子發出響聲（在喀山監獄，發給女犯四十四號的男鞋）都可能成為關禁閉的理由。不過，金茲布林格推論得不錯，關禁閉並不是為處罰你的過錯，而是按表格輪流，所有的人都應當挨個兒在那裡蹲蹲，好知道是怎麼回事。而且在獄規裡還有這樣一項適用面很廣的條款：「遇有在禁閉室中不守紀律（？）的表現時，典獄長有權延長禁閉期限至二十晝夜。」什麼叫「不守紀律」呢？……請看科濟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對於禁閉室和管理制度上許多東西的描述都是不謀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蓋著一個統一的烙印）。他因為在監室裡走來走去被罰關五晝夜的禁閉。秋天，禁閉室是沒有取暖裝置的，很冷。人家剝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襯衣，鞋也被脫下，腳下是泥地和塵土（有時還是爛泥，在喀山監獄，地下是一層水）。科濟列夫有一隻小凳子（金茲布林格連這也沒有），他馬上斷定這下完了，要凍死。但是漸漸地有一種內在的神秘的熱氣開始冒出來，救了命。學會了坐在凳子上睡覺。每天給三次開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覺。有一次，一個值班人員在三百克定量的麵包裡掖進了一塊非法的方糖。根據發給口糧的次數，同時注意從那個曲溜拐彎的小視窗透進來的光亮的變化，科濟列夫計算著時間，現在他的五晝夜已經到頭了——但還沒有把他放出去。他那變得特別敏銳的耳朵聽到走廊裡有人低聲說話，話裡帶出來又像是「第六晝夜」，又像是「六晝夜」的詞句。奸計就在於此：等著他提出來五晝夜已經到頭，該放出去了——這樣就能夠以不守紀律為名給他延長禁閉期限。但是他順從地不聲不響地又蹲了一晝夜——於是就只好若無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許典獄長就是這樣輪流考驗每個人的馴服程度？禁閉室專用來制服那些還沒有俯首從命的人）。——過了禁閉室的關之後，監室簡直就像宮殿。科濟列夫耳聾了半年，喉嚨裡長起膿包，和科濟列夫同監室的那個人因為經常蹲禁閉室而發了瘋，科濟列夫同瘋子兩人在一起關了一年多。（納吉日達·蘇羅夫採娃記得政治隔離所裡的許多發瘋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於諾沃魯斯基根據施呂瑟爾堡編年史所計算出來的數字。）
現在讀者是否感到，我們已經逐漸地登上了第二個犄角的頂點——它比第一個也許更高吧？也許更尖吧？
可是再次請諸位不要忘記我們法律的靈活性：有幾千名婦女（「反革命家屬」）被判處了監禁。突然一聲令下——一律改為勞改（科雷馬還有未淘淨的金砂）！就這樣改了。用不著什麼法院。
這一切還是不是從前所說的監禁呢？或許它已經變成了勞改營的門房？
我們這一章本來應當從這裡寫起，只應當從這裡寫起！它的任務應當是細緻地觀察被單獨監禁的囚犯的心靈中將會發出的如聖者頭上的光輪般的閃爍的光輝。他被迫絕對地脫離了繁瑣的生活，以至當他計算光陰的流逝時，他的心也能與整個宇宙密切地聯絡。一個被單獨監禁的囚犯應能滌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達到澄清透徹的境界的一切汙濁。他多麼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鬆和翻動菜園中的土塊。（不錯，可惜鋪了瀝青！……）他的頭是怎樣自動地後仰著，想要凝視永恆的上蒼（不錯，可惜這是禁止的……）。窗臺上跳躍的小鳥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緒（不錯，可惜有籠口、鐵網、上了鎖的通風窗……）。他在發給他的紙上記述著多麼清晰的思想，有時是多麼驚人的結論。（不錯，如果能從小賣部買到紙。況且填寫完畢之後，交到監獄辦公室，就永不復返了……）
上面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設，使我們自己也有點摸不著頭腦。這一章的計劃面臨著破產，因為我們搞不清楚：在新型監獄裡，在特種（哪一種？）監獄裡，人的靈魂是在淨化？或者是在徹底地毀滅？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樣東西—一就是你那發瘋了的同監難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臨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斷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科濟列夫求得解救的辦法是，專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恆與無限的問題：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內部狀況；什麼是時間和時間的執行。
這樣，物理學的一個新領域就開始向他揭開了，他在德米特羅夫斯克監獄裡全是賴此活了下來。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遺忘的數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繼續構思——他需要許多數字。在這間夜裡點著油燈的單人監室裡從哪裡去取得這些數字呢？連鳥兒都飛不進來呀！科學家祈禱起來：上帝呀！我已經盡了我的所能。幫助我吧！幫助我繼續下去吧！
在這個時期，他十天只能借閱一次書（監室裡只剩下他一個人了）。在這個不豐富的監獄圖書館裡，有傑米揚·別德內依的《紅色音樂會》的幾個版本，它們反覆地送到監室裡來。他祈禱後過了半小時——換書的人來了，照例不問一聲就扔下了一本——《天體物理學教程》！它是從哪兒來的呢？簡直不能想象圖書館裡會有這樣的書！預感到這次相逢的好景不長，科濟列夫如飢似渴地閱讀起來，努力記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總共只過了兩天，離還書日期還差八天——突然，典獄長巡視監獄。他的銳利目光馬上就發現了。「你的專業是天文學，對嗎？」——「對。」——－「把這本書收走。」——但是，這本書的神秘光臨已經為將來在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繼續進行的工作開闢了道路。
那末，我們現在就應當開始去寫關於精神與鐵窗對抗的一章了。
但這是怎麼回事？……看守的鑰匙在門扇裡無聲的震響。陰沉沉的監樓長帶著一張長長的名單進來：「姓什麼？本名與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條？刑期？刑期終止時間？……收拾東西！快！」
喂，弟兄們，起解！起解！……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們的屍骨會有人收嗎？……
就這麼辦：能活著——就下次再說吧。在第四部裡，我們將把一切說完。如果能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