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連科堅持問：「是誰給他簽發的通行證？」給麥謝爾斯卡婭的那些通行證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呀？不，公訴人「並不想說索洛維約夫與這案子有牽連，因為……沒有足夠的材料，」但是他推測，索洛維約夫可能是被目前還逍遙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雞嘴上還留著雞毛」的公民派到塔於卡去的。
這時理應傳訊利伯特和羅登貝格，他們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沒有出庭！就那麼簡單，沒有出庭，規避了。那對不起，麥謝爾斯卡妮總可以傳訊吧！真難以想象，連這個朽爛的貴族女人也膽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賄賂被截獲之後，麥謝爾斯基由雅庫洛夫作保獲釋——和妻子一起逃往芬蘭。而在科瑟列夫一案開庭之前，很高興地把雅庫洛夫看押起來了，也許是為了這項擔保，不然就是作為一條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來作證的，想必很快就被槍斃了。（而我們現在還在奇怪：怎麼到了這麼無法無天的地步，為什麼誰也不鬥爭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麼也不承認！索洛維約夫清白無辜沒人可審問……
可是，卻有一些什麼樣的證人自願來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肅反委員會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驚動了的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即捷爾任斯基——譯者注）甚至也親自來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長臉向著目瞪口呆的法庭，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證言，為清白無辜的科瑟列夫辯護，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質、革命品質和辦事才幹辯護。這些陳述的原文可惜沒有引用，但克雷連科轉述說：「索洛維約夫和捷爾任斯基都詳細描述了科瑟列夫的優良品質。」（第五二二頁）（哎喲，好一個冒失的准尉！」——過二十年後在盧賓卡會讓你記起這個案子的！順容易猜出捷爾任斯基能講些什麼：科瑟列夫是一個鋼鐵般的契卡人員，對敵人毫不留情；他是個好同志。心是熱烈的，頭腦是冷靜的，手是乾淨的。
於是從誹謗中傷的垃圾堆裡鑽出來一個青銅騎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而且他的歷史也顯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經有幾次前科——多半是因殺人罪：因（在科斯特羅馬市）以欺騙方式、懷著搶劫的目的，闖入老太婆斯米爾諾娃家中，並親手把她掐死。然後是因謀殺自己的父親和因殺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證。其餘幾次科瑟列夫是因詐騙吃官司，總的說，服了許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這時，契卡的最高層人物的嚴厲而公正的聲音打斷了公訴人的發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因而他們的判決，我們新社會根本不能考慮。但是，出了什麼事？膽大妄為的准尉從革命法庭的公訴席上說了一大段這樣的思想上錯誤的話來回敬了他們，甚至我們在這裡、在對革命法庭審判的嚴整論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協調：
「如果說在沙俄的舊法院裡有什麼值得我們信任的好東西的話，那只有陪審法庭……對於陪審法庭的裁決，我們始終可以信任，那裡司法錯誤最少。」（第五二二頁）
從克雷連科同志口中聽到這種說法特別令人遺憾，那是因為在此以前三個月，在審理那個曾經是列寧的寵兒、儘管過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補選入中央委員會並任命為杜馬代表的奸細羅曼·馬林諾夫斯基的案件時，「公訴當局」曾站在無可非議的階級立場上：
「在我們的眼裡，每一個犯罪都是特定的社會制度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講，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和沙皇時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們看來並不是那種一經沾上便永遠洗不掉的汙點……我們知道許多例子，我們隊伍裡的一些人過去有過這類事實，但我們從來也不由此作出結論，認為必須把這種人從我們隊伍裡清除出去。瞭解我們的原則的人不會擔心過去有前科會使他遭受被排除幹革命隊伍之外的威脅……」（第三三七頁）
你瞧克雷連科同志多麼善於按黨的原則說話！而這一次，由於他的錯誤論斷，科瑟列夫的騎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以至捷爾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說：「我一剎那間（只是一剎那！——作者）產生了一個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時期圍繞肅反委員會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緒的犧牲品？」
克雷連科突然醒悟過來：「我不想而且從來也沒有想過要使本案的審判成為不是對科瑟列夫和烏斯賓斯卡婭的審判，而是對契卡的審判。我不僅不能想這樣做，而且我應當全力去反對這樣做！」「領導著肅反委員會的是最負責任的、最忠誠和久經考驗的同志，他們承擔起打擊敵人的艱鉅任務，雖然也冒著犯錯誤的危險……對此，革命應當表示自己的謝意……我著重指出這個方面，是為了關於我……以後任何人都不能說；‘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會這樣說的！……）
瞧最高公訴人是踩在怎樣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來他有一些過去地下工作時期的老關係，他從那裡得知明天的風向。這在幾起案件的審判上可以察覺出來，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過一股風——夠了！該到約束一下全俄肅反委員會的時候了！不錯，有過這樣的機緣，並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裡表達得非常好，他說，應當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處是辯證法！克雷連科開口也是辯證法：「革命法庭負有代替肅反委員會的使命」（代替？？……）不過「……在實現恫嚇、恐怖和威脅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決不應小於以前的肅反委員會。」（第五一一頁）
以前的？……它已經把它埋葬了嗎？……對不起，你們——是來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員往哪裡去呢？充滿危險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個身穿拖到腳後跟的長軍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證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過，克雷連科同志，你所依據的材料也許不可靠吧？
不錯，在那些日子，盧賓卡的房頂上曾經一度烏雲遮天。而這本書本來也可能寫不成這個樣子。但據我推測，鋼鐵般的費利克斯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裡去了一趟，談了談，解釋清楚了。於是——天空重新明朗起來。儘管兩天以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執委做出一項特別決議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權，——「但為時並不長久」！（第十四頁）
由於烏斯賓斯卡啞這個搗蛋傢伙在法庭上表現極為惡劣，給我們這次為期一天的審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煩。在被告席上她還「血口噴人」，把與本案無涉的其他契卡領導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進去了！（原來，她曾經利用他的清白名聲來幹自己的訛詐勾當；在彼得斯同其他情報員談話時，她已經可以滿不在乎地坐在他的辦公室裡。）現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經有過一段不清不白的歷史。請看她在八個月內變成了一條多兇的毒蛇，雖然這八個月她是在契卡人員中間度過的！拿這樣的人該怎麼辦呢？這時克雷連科與契卡人員的意見完全一致了：「在鞏固的制度還沒有確立起來以前，而達到這一點為時尚遠（？？難道？）……為了保衛革命……對於女公民烏斯賓斯卡啞除了消滅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決。」不是槍決，正是說的：消滅！可是這丫頭還年紀輕輕的，克雷連科同志！得啦，給她個十年，給她個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時候制度總該鞏固了吧？惜哉：「為了社會與革命的利益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回答——而且問題也不能有別的提法。在這種場合任何隔離措施都不會產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說，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當作犧牲品。他被槍決了。其他的人將更安穩。
難道將來什麼時候我們會讀到盧賓卡的舊檔案？不會的，會燒掉的。已經燒掉了。
讀者已經看到，這是一個意義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請看：
（4）「教會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連科的說法，將「在俄國革命史冊上佔有適當的地位。」真地該入史冊。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這些人卻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從薩馬林——俄國的知名人士、前東正教事務總管理局局長，曾致力於使教會擺脫沙皇政權，拉斯普金的宿敵，曾被他趕下臺。（但公訴人認為，薩馬林也罷，拉斯普金也罷——有什麼區別？）庫茲涅佐夫，莫斯科大學教會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烏斯賓斯基和茨維特科夫（關於茨維特科夫，公訴人自己也說：「一個大社會活動家，也許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優秀的人物，慈善事業家。」）。
他們的罪狀是：他們建立了「莫斯科聯合教區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歲的教徒組成）總主教的志願衛隊（當然是非武裝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務是：在總主教遇到來自當局的危險時，敲警鐘或打電話聚叢集眾，然後全體跟隨總主教到他被帶往的地方去，並請求（瞧，這就是反革命行動！）人民委員會把總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羅斯的、神聖俄羅斯的傳統作風！——敲警鐘聚集人群並蜂擁前去叩頭請願！……
公訴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麼危險呢？為什麼忽然想起來要去保護他呢？
真的：無非是兩年來契卡對不合意的人實行著非司法制裁；無非是不久前在基輔四名紅軍戰士殺死了大主教；無非是對總主教已經「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為了愛護還處在教權派宣傳影響下的廣大工農群眾，我們暫時不去驚動我們的這些階級敵人。」（第六十七頁）—一因此東正教徒們為總主教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兩年以來吉洪總主教一直沒有緘默——他向人民委員們、向神職人員、向教徒群眾寄發文告；他的文告（第一個私下出版社原來在這兒！）印刷廠不接受，用打字機列印；他揭發殘殺無辜、毀滅國家的種種事實——因此現在為什麼要為總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條罪狀。全國正在查封和徵用教會財產（這已經是封閉寺院、沒收寺院地產以後的事，現在涉及的已經是盤、碗和技形大吊燈了），——而教區委員會則向教民散發文告：號召敲一起警鐘，反抗徵用。（這是自然後果！過去韃靼人入侵的時候，他們也曾這樣保護教堂！）
第三條罪狀：狂妄已極地不斷向人民委員會呈遞申訴，控告地方幹部侮辱教會、褻瀆神聖和違反信仰自由的法律。這些申訴雖然沒有得逞（人民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邦契-布魯也維奇的陳述），但卻有損於地方幹部的威信。
綜述了被告的各條罪狀後，對這些可怕的犯罪應該要求怎麼處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訴讀者？只有槍決！克霍連科也正是這樣要求的（對薩馬林和庫茲涅佐夫）。
但是，正當忙著那一套可惡的法制形式、聽取為數太多的資產階級律師的為時太長的發言（由於技術上的考慮沒有引用給我們看）的時候，得到訊息說……死刑廢除了！可真沒有想到！這不可能，怎麼會這樣？原來，捷爾任斯基已經在全俄肅反委員會範圍內做了指示（契卡——而沒有槍決？……）。人民委員會向革命法庭下達了這項決定嗎？還沒有。於是克雷連科就振作起來，他繼續要求槍決，理由是：
「即使可以認為，共和國日益鞏固的形勢正在排除來自這類人物的直接危險，但我依然認為無可懷疑的是，在建設工作的當前時期……消除……這些舊時代的活動家和變色龍……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蘇維埃政權為全俄肅反委員會作出廢除槍決……的決定而感到自豪。」但是；這「還並不一定要求我們認為，關於廢除槍決的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能管蘇維埃政權的千秋萬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頁）
很有預見！槍決會恢復的，而且很快就會恢復的！因為還有好長一串的人需要幹掉！（還有克雷連科自己，以及他的許多階級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聽從了，把薩馬林和庫茲涅佐夫判處了槍決，但正好趕上了大赦，改判為送往集中營監禁，直到對世界帝國主義取得完全勝利！（恐怕今天他們也還得蹲在那裡……）而對「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優秀的人土」則判了——十五年，後改為五年。
為了多少有一點實際的罪狀，這次審判還捎帶進來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茲維尼戈羅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沒有審判（也許已經審判過一次，現在根據需要再判一次）的幾名僧侶和教師。在那年夏天，幾個蘇維埃幹部到茲維尼戈羅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長約恩，命令他（「動作麻利些！」）交出所儲存的聖薩瓦的乾屍。同時，蘇維埃幹部不僅在廟堂裡抽菸（顯然也在祭壇上），當然更不用說沒有脫帽，而且那個把薩瓦的顱骨拿在手裡的蘇維埃幹部還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證明神聖的虛假性。還有其他一些褻瀆行為。這樣做的結果就引起了鳴鐘報警、民眾暴動和一名蘇維埃幹部被殺。別的幹部後來矢口抵賴說沒有幹過褻瀆的事，沒有吐過唾沫，而克雷連科有了他們的申明也就足夠了。
是呀，誰不記得這些場面呢？我出生以後第一個印象（我那時大概是三四歲）就是：一些尖頭人（戴布瓊尼軍帽的契卡人員）走進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開嚇得目瞪口呆的做禮拜的人群，尖頭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壇上闖去，打斷了祈禱儀式的進行。這樣現在就把這些蘇維埃幹部……拉來一道審判？不對，是把這些僧侶們拉來一道審判了。
我請求讀者自始至終記住一件事：從一九一八年起，就確定下我們的這樣一種司法慣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審判（當然除了對契卡的不公正的審判以外）並不是對一些偶發事件的孤立的審判，不是的。這是司法政策的訊號；這是櫥窗裡的樣品，根據這種樣品從倉庫裡發貨給各省；這是典型，這是算術習題集每節前的一個示範解法，學生們按照這個示例再動腦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說了一個「東正教徒案件」，就應當把這個單數名詞理解為大大的多數。而且最高公訴人自己也很樂意地向我們解釋：「幾乎在共和國的所有的革命法庭裡都轟轟烈烈」地（什麼詞兒呀！）進行類似的審判（第六十一頁）。北德維納、特維爾、梁贊革命法庭剛剛搞過；在喀山、烏髮、索爾維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對「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會里的神甫、誦經上進行了審判。
讀者會覺得這裡有一個矛盾：為什麼這許多審判要比莫斯科的樣板早呢？這只是我們敘述上的缺點。對被解放了的教會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開始了，據茲維尼戈羅德的案件判斷，那時就已經達到了尖銳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總主教在致人民委員會的文告中就提出沒有傳道自由，他說「許多勇敢的傳教土已經付出了殉道的鮮血……你們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們聚積的教產，不假思索地踐踏他們的遺願。」（人民委員們當然沒有讀到文告，而辦事人員們則哈哈大笑說：真會找出名堂來責備人——遺願！我們還想在我們祖先身上……哩！——我們只為後代工作。）「純屬無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眾被毫無道理地冠以措詞模糊、定義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橫遭殺害。」誠然，由於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逼近，為了使東正教徒們願意去保衛革命，暫時住了手。但是國內戰爭高潮剛一過去，又拿教會開刀，各革命法庭對這類案子又搞得轟轟烈烈。一九二0年謝爾吉聖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擊，弄走了謝爾吉·拉多涅日斯基這個沙文主義者的乾屍，把它扔進了莫斯科的博物館。
總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話：「只有到我們將聖謝爾吉等俄國大長老們遺留給我們的全部精神道德寶藏糟踏淨盡的那一天，聖謝爾吉寺院的大門才會關閉，他的墓穴上的神燈才會熄滅。」克柳切夫斯基沒有想到，這個寶藏幾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將被糟踏淨盡。
總主教求見人民委員會主席，想說服當局不要觸動寺院和聖者的乾屍，教會不是已經和國家分離了嗎！得到的答覆是，主席正忙於討論重大事務，近b不能接見。
遠日也未能接見。
司法人民委員部發布了一條關於取締一切聖者乾屍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為正是這種東西阻礙著嶄新的公正社會的光輝程式。
下面我們還是按照克雷連科的選擇，再看看「高庭」審理的一個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們在自己人中間使用著多麼好聽的簡稱。可是對我們這些小蟲著他們只是吼叫一聲：起立！現在開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審人，還有若干無法傳喚的缺席被告人。
因為掌握了階級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訴人，用他開始慷慨陳詞時還沒有沙啞的嗓子，告訴我們，除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外，「還存在過並繼續存在著一個社會階層，關於這個階層的社會存在，革命社會主義的代表者們早就在進行思考……這個階層就是所謂知識階層……我們這次審判將是一場歷史對俄國知識階層活動的審判，」和革命對知識階層的審判。（第三十四頁）
我們研究的範圍具有特定的狹窄性，因而我們不可能探明革命社會主義的代表者們對於所謂知識階層的命運究靜是怎樣思考的，他們為它究竟想出了什麼？然而，我們感到寬慰的是，這些材料已經公佈，人人可以讀到，可以詳盡地蒐集。因此，只是為了說明共和國當時的一般形勢，我們把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些革命法庭開庭的年代發表的意見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給高爾基的信中（此信我們已經引用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答了高爾基因逮捕知識分子所作的說項，關於當時俄國知識界的主要部分（「近立憲民主黨的」）他寫道：「這不是民族的頭腦，而是糞便。」在另一次他對高爾基說：「如果我們把盆盆罐罐打爛得太多，那將是由於它的（知識界的）過錯。」如果它尋求正義——為什麼不走向我們？……「我就是中了知識分子的子彈。」（就是說中了卡普蘭的子彈。）
提到知識分子，他用的詞總是：腐爛的自由主義的；「循規蹈矩的」；「有學識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認為它永遠是輕率的，認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業——但它什麼時候宣誓效忠過？
這種對知識界的嘲笑，這種對它的蔑視，被二十年代的政論家們、被二十年代的報紙、風習，最後還被知識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過去，他們咒罵了自己永遠的輕率、永遠的兩重性、永遠的無骨氣和無可救藥地落後於時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聽，「公訴當局」的聲音在「高庭」的拱頂下隆隆作響，使我們回到座位上來：
「這個社會階層……這些年來受到了全面重新估價的考驗。」重新估價，當時經常這麼說。重新估價的結論是什麼呢？請看：「俄國的知識階層帶著民權的口號（畢竟還是有點東西！）投入革命洪爐，從那裡出來的時候成了黑色（連白色都不是！）將軍們、僱傭者們（！）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順從代理人。知識階層踐踏了自己的旗幟，並使它沾滿了汙泥。」（克雷連科，第五十四頁）
只是因為「這個社會集團已經成為歷史陳跡」，所以才「沒有必要把它的個別代表人物徹底打倒」。
這是在二十世紀的開端！多麼強大的預見力！啊，科學的革命家們！（然而徹底打倒還是有必要的。整個二年還在繼續打呀，打呀。）
現在我們懷著厭惡的心情察看這二十八名黑將軍的同盟軍和歐洲帝國主義的僱傭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撲來——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來的各種案件，腦子裡就出現各式各樣的中心，一會兒是工程師中心，一會兒是孟什維克中心，一會兒是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中心，一會兒是右派-布哈林中心，虧得把這些中心一個一個地粉碎了，我們大家才能活到現在）。哪裡有中心，哪裡當然就有帝國主義插手。
誠然，當我們往下聽到，現在受審判的這個策略中心並不是一個組織，它一沒有章程，沒有綱領，三沒有會費，我們心裡就稍稍輕鬆一些。那是什麼呢？那是：他們會過面！（不寒而慄。）會面時，他們彼此交流了觀點！（渾身冰涼。）
罪名十分嚴重，並且附有罪證：對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兩件罪證。（第三十八頁）這就是不在場的活動家米亞科京和費多羅夫（他們在國外）的兩封來信。他們現時不在場，但在十月革命前曾與在場者同屬於各種委員會，這就使我們有權把不在場者和在場者同等看待。信中講的是：關於同鄧尼金在一些小問題上的分歧，如農民問題（沒有告訴我們內容，但顯然是：建議鄧尼金把土地分給農民），猶太人問題，民族聯邦問題，行政管理問題（民主制而不是專政）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從這些罪證中得出了什麼結論呢？很簡單：它們證明了在場者同鄧尼金有通訊關係和觀點一致。（哎喲，好冷呀！）
但是對在場者還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蘇維埃政權控制的邊區（例如基輔）的熟人交換情報！那就是，比方說，從前這是俄國的土地，而後來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們把這塊邊地讓給了德國，而人們則繼續有書簡往返：伊萬·伊萬內奇，在那裡生活得怎樣？……而我們這裡……h·m·基施金（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甚至從被告席上狂妄地辯解說：「人不想當瞎子，總是想知道各地的情況。」
知道各地的情況？……不想當瞎子？？……難怪公訴人把他們
的行為公正地評定為背叛！對蘇維埃政權的背叛！！
但是他們的最可怕的行為是：在國內戰爭正在熾烈進行的時候，他們……卻在寫著作，編寫筆記、草擬方案。是呀，「國家法、財政學、經濟關係、司法和國民教育的行家們」在寫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們在寫著作的時候絲毫也不依據列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亞列夫斯基教授——關於俄國的聯邦制，斯堅普科夫斯基——關於農業問題（想必沒有講集體化……），b·c·穆拉列維奇——關於未來俄國的國民教育，h·h·維諾格拉茨基——關於經濟問題。而（偉大的）生物學家h·k·科裡佐夫（他在祖國的遭遇只有迫害與死刑）竟允許這些資產階級權威們在他的研究所裡聚會談話（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進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終因勞農黨案件受到審判）。「我們的問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經要從胸膛裡跳出來。喂，該給這些將軍的幫手們什麼樣的懲罰呢？只能給他們一種懲罰——槍斃！這不是公訴人的要求——這已經是法庭的判決！（可惜後來減輕了：在集中營監禁到國內戰爭結束。）
被告的罪過正是在於他們沒有蹲在自己的角落裡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麵包，他們經常碰頭和商談在蘇維埃制度垮臺後應當建立怎樣的國家制度。
用現代科學語言來說，這就叫做：他們研究代管辦法。
公訴人聲若洪鐘地講著，但是我們聽出突然有點斷氣，似乎他的眼珠朝講臺上亂轉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張紙嗎？一段引文嗎？稍等一下！該說得漂亮點！還是用另一個案件裡說過的那個嗎？沒有關係！是不是這個，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請吧：
「對於我們來說……折磨的概念已經包含在把政治犯關進監獄的這個事實的本身之中……」
什麼！把政治犯關進監獄——這就是折磨！而這是公訴人說的！——多麼寬廣的觀點呀！新的司法制度誕生了！接著，
「……同沙皇政府進行鬥爭是他們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們不去同沙皇制度鬥爭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頁）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辦法更是不可能的學？……也許、思想——這是知識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腳地遞錯了引文！真是難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已經在彈奏華彩過門了：
「甚至假定被告們在這裡，在莫斯科，什麼事情也沒有做過——（好像也正是這樣……）——那反正也一樣：……在這樣的時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時候談論用什麼樣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臺的蘇維埃政權、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動……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行為是犯罪……而且不作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頁）
現在明白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他們一定會被判處槍決——為了「不作為」，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識分子決定：如果尤登尼奇進了城，他們應當「首先關心召開民主的市杜馬」（就是說防止將軍的專政）。
克雷連科：——我想向他們大喝一聲：「你們必須首先想——寧可戰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進來！！」
但他們——沒有戰死。
（話又說回來，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也沒有戰死）
還有這樣一些被告，他們知道情況，但——沒有告發（照咱們的說法是「知情不報」）。
下面要說的已經不是「不作為」，而是積極的犯罪行為了：通過政治紅十字會會員赫魯曉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爾卡的犯人們提供金錢（可以想象這筆資金怎樣流向監獄小賣部！）和衣物（瞧，還有毛料的？）的接濟。
他們的罪行是十惡不赦的！而且無產階級的懲罰也將是毫不容情的！
像電影放映機慢慢傾倒的時候那樣，在我們眼前晃過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們沒有看清他們的表情！——他們是驚呆？是輕蔑？是傲然？
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回答！因為沒有發表他們的最後陳述！——據說是出於技術上的考慮……為了補償這個缺陷，公訴人向我們哼哼道：這是連篇的自我鞭笞和對所犯錯誤的悔恨。知·識階層政治上的不堅定和中間本性……——（噢，噢，還有這個東西：中間本性！）——……在這個事實上完全證實了布林什維克一向對於這個階層所作的馬克思主義評價的正確。（第八頁）
這個一閃而過的年輕的女人是誰呀？
這是托爾斯泰的女地亞歷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連科問她在進行這些談話的時候做些什麼？她回答說：「燒茶！」——三年集中營！
根據境外出版物《在異鄉》，我們可以判明事實的真相。
還在一九一七年夏天臨時政府時期，就產生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聯盟」——宗旨是支援將戰爭進行到勝利結束、與社會主義派別，尤其是社會革命黨，相對抗。十月政變之後，許多著名成員出國了，其他人留了下來，再也不能召開代表大會，從事有組織的活動了，但是知識分子習慣於思考，評價事件，交流想法——他們很難馬上放棄這種習慣。他們與學術界的接近使他們能以學術會議的形式進行聚會。那時可以討論的事情很多：佈列斯特-裡托夫斯克和約，以喪失大片領土為代價退出戰爭，戰爭在歐洲繼續進行的時候我國與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敵人的新關係。一些人認為為了自由和民主，也為了盟約的義務，應當繼續協助協約國，而佈列斯特和約是一些沒有得到國家授權的人們簽訂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紅軍力量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就會和德國人破裂。另一些人則相反，把希望寄託在德國人身上，認為他們按照條約成為了半個俄國的主人，現在就會除掉布林什維克。（而德國人合理地認為，為立憲民主黨人出力就等於為英國人出力，蘇維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別的政府都會恢復對德戰爭。）
由於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從「社會活動家同盟」裡分裂出去了一個「民族中心」——它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小組，持極端親協約國觀點，成員都是立憲民主黨人，但是他們像怕火一樣害怕恢復布林什維克堅決禁止的政黨形式。這個小組除了在科裡佐夫教授的學院裡舉行過偽裝的集會之外，什麼也沒做過。有時候他們派組員到庫班去打聽情況——但他們一去就沒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們忘了。（不過協約國對志願軍顯出的興趣也極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為未來的俄國安安靜靜地擬定各種法律草案上。
與民族中心同時建立了一個比它左的「復興同盟」（基本上是社會革命黨的——不好意思與立憲民主黨聯合，又恢復了習慣的黨派傾向與觀點），其宗旨是進行既反對德國人又反對布林什維克的鬥爭。但是他們覺得這種鬥爭也沒法在布林什維克地區進行，鬥爭內容只能歸結為把人們輸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願軍地區也以它的反動性使他們討厭。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個組織——社會活動家聯盟、民族中心和復興同盟決定保持經常的協作，為此各抽出了兩個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組成的六人小組有時開會，後來就停頓了，不存在了。對他們的逮捕從一九二0年才開始——到那時候，在偵查期間給六人小組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員h·h·維諾格拉茨基的告密而發生的，他在放進過許多「中心」成員的特科牢房裡繼續充當頗有成績的「內線」，而那些人還以克雷洛夫時代的天真在牢房裡向他公開說出想瞞過偵查員的話。
也落入被告之列並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組成員）的著名俄國曆史學家梅爾古諾夫在流亡期間不得已地寫出了一份關於這次審判的回憶——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們手頭這本正是登著這篇雷鳴般的演說詞的克雷連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寫這篇東西的。梅爾古諾夫懷著對自己和同案人惱恨的心情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蘇聯偵查工作的圖畫：偵查者手裡沒有任何罪證，「案卷裡沒見到一份檔案。起訴材料整個來自被告本人的供詞……所有後來受審判的人在預審期間沒有堅持沉默的策略……我覺得，採取不說話的原則，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許還有別人，遭到更大的厄運……當你面臨著遭槍決的可能時，你並不總能想到歷史。」
在《全俄非常委員會紅皮書》（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裡，逐字引用了被偵查人的許多供詞，它們，唉，是不漂亮的。
梅爾古諾夫不帶幽默感地責備偵查員雅科夫·阿格拉諾夫（他把他們所有人都制住了）對他及其他被偵查人進行欺騙，巧妙的愚弄，他認為「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對我的嘲弄了」。他說：這比任何肉刑更壞。後來如此洞徹地剖析過不少俄國革命的歷史人物的梅爾古諾夫這時輕而易舉地掉進去了：從向他出示的書面供詞中看，一些人的問題好像已經澄清了，他卻證明他們參加過復興同盟。而且總的說「開始提供比較有條理的證詞」——一篇不把偵查員的問題區分出來的完整敘述。（後來這些供詞被給同案人看，使他們感到吃驚和沮喪：好像他是帶著難以遏制的願望講述這一切的。）
阿格拉諾夫還用這些話把他們都「收買」了，他說，既然這是「過去的事」了，所有這些中心早已經不開會了——所以被偵查人是沒有任何危險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著眼於歷史價值。雅科夫·薩烏洛維奇用他的親切態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之間畫了一個絕對的等號，這麼一來，如果你熱愛後者，那麼反對前者就是有罪的。就這樣從某些人那裡獲得了真正卑躬屈節、巴結討好的供狀。（腳註中提到的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的論文專門被阿格拉諾夫指定為犯人的學習材料。）
在法庭上怎麼樣呢？梅爾古諾夫寫道：「「知識分子的」革命傳統要求一定的英雄主義，可是心裡沒有這種英雄主義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變為抗議示威——意味著有意地使不僅自己的還有別人的處境更加惡化。」
在他們還沒捱整的沙皇時期曾是如此愛好自由，如此不可調和，如此不能壓服的俄國知識分子，就是這樣容易地上契卡的釣鉤的，就是這樣容易地降服和滅亡的。
但比這更鮮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諾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採夫案」（儘管它不屬於這一章，因為沒有上法庭）。塔甘採夫教授在偵查的四十五天之內英勇地保持著沉默。可．是這以後阿格拉諾夫使他同意和他簽了一項協議：
「我，塔甘採夫，自覺地開始毫不隱諱地供出我們組織的情況……我不隱瞞與我們集團有關係的任何一個人。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使我們同案受審人得到寬大處理。
我，全俄肅委特派員雅科夫·薩烏洛維奇·阿格拉諾夫，保證在塔甘採夫公民的協助下迅速結束偵查工作，並在其結束後將此案送交公開法庭審理……我保證對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將不用極刑。」
但就搭甘採夫一案——契卡槍斃了八十七人。
我們自由的太陽就這樣升起了。我們的十月革命同齡兒——法律在幼年時期就是這樣一個胖乎乎的淘氣孩子。
這些我們現在完全不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