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納斯壯的失敗在秘密警察圈中引發一連串的窘境。如果國防參謀總部的上校能為俄國工作——他同時也是核子武器與國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顧問——那麼秘密警察當中可能也有俄國派來的同樣高階別的幹員。誰能保證「公司」裡的高層與中級主管不是在為俄國人工作？簡單地說，誰來負責暗中監控間諜？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爾博奉命去和國安局副局長漢斯·威廉·弗朗克開會，與會者還有兩名「公司」高層：秘書長和預算主任。會議結束前，古爾博已被任命為某一新成立部門的負責人，部門名稱叫「特別小組」，簡稱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部門改名為「分析小組」，簡稱sa。幾分鐘後，預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於是組織最後定名為「特別分析小組」，簡稱ssa，平常就叫「小組」，以區別代表整個秘密警察局的「單位」或「公司」等稱呼。
「小組」是弗朗克的點子，他稱之為「最後防線」。一個在「公司」裡佔有戰略地位卻隱形的極機密單位。所有檔案，包括預算備忘錄，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滲透。而其任務便是監控國家安全。弗朗克有權做這樣的事。他需要預算主任與秘書長來建立這個隱形結構，但他們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與敵人交戰數十回的戰友。
第一年，「小組」成員包括古爾博和三名精挑細選的同事。接下來的十年間，人數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兩名老派的行政秘書，其餘則都是專業間諜獵人。組織結構只有兩個層級，古爾博是組長，通常每天都會和每個組員會面，組裡重視效率更甚於背景。
形式上，國安局秘書長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爾博的上司，他得每個月上交報告給他們，但實際上他被賦予的是一個具有特權的獨特職位。他——而且只有他——能決定將秘密警察的頂頭上司放到顯微鏡下檢視。只要他願意，他也能將維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他也確實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啟動調查，或是進行電話監聽，而無須作任何解釋，甚至無須向上級報告。他效法的物件是在美國中情局扮演類似角色的傳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頓，而且兩人也有私交。
「小組」成了「單位」內部一個微型組織——不屬於、平行且凌駕於國安局其他部門。這也產生了地理位置的影響。「小組」的辦公室在國王島，但為了安全考慮，幾乎整個團隊都從總局搬到東毛姆區一間有十一個房間的公寓裡。該公寓已悄悄改造為防禦式辦公室，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駐守，因為忠心耿耿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林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處的兩個房間裡。她是個難能可貴的同事，深得古爾博的信任。
在組織里，古爾博與手下僱員皆是不見天日——他們的資金由一筆專款供應，但隸屬於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國安局正式架構中卻完全沒有他們的存在。他們的任務是處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務，就連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歲，古爾博已經爬到一定的地位，採取行動無須向任何人報備，並可以對任何人啟動調查。
古爾博很清楚「特別分析小組」有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敏感的單位，因此工作內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書面記錄少之又少。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蘭德簽署一道命令，明確指示撥款給「特別分析小組」，因為其任務對於保障國家安全十分重要。在某日的下午會議中，國安局副局長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質類似的事，這便是其中之一，於是檔案蓋上了「極機密」章，歸入國安局的特殊機密檔案。
首相的簽字代表「小組」已是合法機構，第一年的預算為五萬兩千克朗。古爾博心想，預算這麼低倒是高明的手法。如此一來，設立這個小組顯得只是例行公事。
更廣義地說，首相簽字表示他認為確實需要有個單位來負責「內部人員管控」。同時也可以解釋為首相准許成立一個團體，順便監視國安局以外一些特別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內，也正因為如此而產生了潛在的嚴重政治問題。
古爾博發現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他並不貪杯，只不過這一天和這一趟行程著實漫長。人生至此，他已經不覺得多喝一兩杯威士忌有何要緊。於是他又倒了一點點格蘭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過最敏感的問題，當然就是帕爾梅事件。
古爾博還記得一九七六年選舉當天的每個細節。那是瑞典在現代歷史上第一次選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遺憾的是首相由費爾丁擔任，而不是遠比他更勝任的哥斯塔·波曼。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帕爾梅被打敗了，為此古爾博大可鬆一口氣。
在國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閒談中，大夥曾不止一次談論帕爾梅擔任首相的合適度。一九六九年，維涅遭到解職，因為他說帕爾梅可能是頗具影響力的克格勃幹員。單位內部不少人有同感，以當時的氣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單位里根本不受爭議。只可惜他卻是在訪問北博滕時，與拉希南逖郡長公開討論此事。拉希南逖驚訝不已，立刻向部長報告，維涅也隨即被召見，與部長一對一進行說明。
令古爾博喪氣的是，帕爾梅可能與俄國方面接觸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儘管「小組」努力不懈試圖發掘真相，找出關鍵證物，卻一直毫無所獲。在古爾博看來，這並不代表帕爾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別狡猾聰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蘇俄間諜犯同樣的錯。帕爾梅讓他們年復一年遭受挫敗。到了一九八二年，當他第二度當上首相，他的問題再次浮現，後來斯維亞路響起刺客的槍聲後，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組」麻煩不斷的一年。國安局內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組」存在的少數幾人當中——出現了不少批評聲音。過去十年間，有六十五名國安局僱員因為被認定政治立場不可靠而遭到解僱，然而其中大多數都一直提不出證據，因此有些非常資深的人員開始懷疑「小組」是被一群偏執的陰謀論者所把持。
有個案子涉及國安局於一九六八年聘僱的一名人員，古爾博個人認為他不勝任，如今回想起來仍讓古爾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貝格林巡官，瑞典陸軍中尉，後來才被發現是蘇軍情報單位gru的上校。古爾博曾分別四次試圖趕走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連「小組」以外的人也開始懷疑貝格林，局面才有所轉變。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醜聞。
七十年代前期，對「小組」的批評與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爾博曾聽到多人提議刪減預算，甚至有人認為根本不需要這樣一個部門。
有批評就表示「小組」的未來受到質疑。那一年，恐怖主義的威脅成了國安局優先處理的目標。就間諜活動而言，這是他們歷史上悲慘的一章，主要應付的都是與阿拉伯或親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內部的大問題是應該賦予人員管控組多大的特權去調查瑞典境內的外國公民，或者繼續由移民組負責管理。
由於這場堪稱秘密的官僚內鬥，「小組」覺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強管控——其實就是監視——移民組的人員。
這項任務落在一個年輕人身上，他於一九七〇年進入國安局，無論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誠度來看，都絕對有資格與「小組」的人員共事。他利用空閒時間加入一個所謂「民主聯盟」的組織，社會民主派的媒體則稱之為極右派團體。在「小組」裡面，這不構成障礙，因為還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聯盟成員，而且聯盟的成立，「小組」其實提供不少助力，也貢獻了一部分資金。這名年輕人便是通過該組織獲得「小組」的注意與網羅。
他名叫古納·畢約克。
札拉千科實在太走運了，一九七六年選舉日那天走進馬爾姆警局尋求庇護時，受理人剛好是這個叫畢約克的年輕警官，他當時是移民組的主管，而且已經和最高秘密組織牽上線。
畢約克馬上意識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斷談話，並將這個叛逃者安置在大陸飯店的房間內。畢約克緊急通報的人是古爾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組那個有名無實的上司。他打電話時，投票站剛剛關閉，所有跡象都顯示帕爾梅輸定了。古爾博也剛回到家，正在看電視上的選舉報道。聽到年輕警官的激動陳述，一開始他還半信半疑。後來他開車到大陸飯店——距離他今天待的房間不到兩百五十米遠——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爾博的一生起了鉅變。「機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隨即察覺到有必要為這名叛逃者建立一個新架構。
他決定將畢約克納入「札拉千科小組」。這是合理的決定，因為畢約克已經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將他納入總比冒著風險將他排除在外的好。於是畢約克從移民組調到東毛姆警局的一間辦公室裡。
在接下來一連串的戲劇性發展中，古爾博打一開始就決定只告訴國安局的一個人，那就是已經大致瞭解「小組」活動的秘書長。秘書長將訊息壓了幾天後，向古爾博解釋說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報告國安局局長，政府也必須知情。
那時候，新任國安局局長知道內部有一個「特別分析小組」，至於「小組」真正的工作內容卻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剛上任，負責收拾一般稱為「資訊局事件」的殘局，而且已準備在警界平步青雲。秘書長曾私下告訴局長，說「小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單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業程式，外人也不得質疑。只要問題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這位局長便從來不問，相當於默許了。他接受這個事實：有這麼一個名叫「特別分析小組」的玩意，而且他什麼都不能過問。
古爾博滿意地接受了現況。他下令要求絕對保密，就連國安局局長在辦公室談論此事也得特別謹慎。局長也同意由「特別分析小組」來處置札拉千科。
即將卸任的首相當然無須告知。由於政局變天，新任首相費爾丁忙得團團轉，整個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長以及與其他保守黨派協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個月後，局長才帶著古爾博開車到首相辦公室所在地羅森巴特，向新任首相報告。古爾博根本不贊成告訴政府，但局長堅持立場——若不向首相報告，在憲法上站不住腳。古爾博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想說服首相別讓札拉千科的相關訊息洩漏出他的辦公室，他堅稱沒有必要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其他政府官員知情。
蘇聯一名重要的情報分子向瑞典尋求庇護，這讓費爾丁十分心煩，便開始說起為了公平起見，他必須與聯合政府另外兩黨黨魁商議。古爾博早就料到首相會反對，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聲解釋，如果首相這麼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辭職。這個威脅讓費爾丁的心遲疑了起來，古爾博的意思是萬一訊息外洩，俄國派出暗殺小隊來解決札拉千科，首相必須負全責。假如負責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認為非辭職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資訊將成為首相的政治災難。
費爾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應允。他批准由「小組」負責札拉千科的安全並進行盤問，也下令有關札拉千科的訊息不能傳出首相辦公室，這道命令立刻歸入機密檔案。費爾丁簽下命令不只證明他知情，也限制他與任何人討論。簡單地說，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拋到一旁去。但費爾丁要求讓他辦公室的一個人知情，一個由他特別挑選的內閣成員。此人將負責聯絡那個叛逃者的相關事宜。古爾博勉強同意了。他預料應付一個內閣成員應該沒有問題。
局長很滿意。如今札拉千科事件有了憲法的保障，也就是說他背後有人撐腰。古爾博也很滿意。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鎖線，也就是說他將能掌控大量資訊。札拉千科只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東毛姆辦公室後，他坐到桌前寫下知道札拉千科一事的人員名單：他自己、畢約克、「小組」的行動負責人漢斯·馮·羅廷耶、副組長弗德利克·克林頓、「小組」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林克和負責蒐集與分析札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報的兩名警員。未來幾年內，這七個人將成為「小組」中的特別小組，他暗自稱之為核心團隊。
「小組」以外，知情的除了國安局局長與秘書長之外，還有首相與一名內閣成員，總共十二人。如此重大的秘密竟只有這麼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見。
想到這裡，古爾博的臉色一沉。還有第十三個人。畢約克最初會見札拉千科時，有一名律師畢爾曼陪同。讓畢爾曼進入特別小組是絕對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實也不過就是國安局的菜鳥——也沒有必備的經驗與技能。古爾博考慮了各種做法，最後決定小心地將他引出局外。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邊恐嚇畢爾曼只要他敢洩漏隻字半句，就以叛國罪關他一輩子，另一邊又答應替他的未來鋪路，甚至還利用甜言蜜語讓畢爾曼自我膨脹。他安排畢爾曼進一家頗具名望的律師事務所，並讓他案子一宗接著一宗地忙不停。唯一的問題在於畢爾曼實在太不長進，無法好好把握機會。十年後他離開事務所，自行開業，也就是後來在歐登廣場那間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的幾年間，古爾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監視著畢爾曼，由畢約克負責。直到八十年代末，蘇聯面臨瓦解，札拉千科也不再處於優先地位，他才停止監控畢爾曼。
一開始，「小組」將札拉千科視為突破帕爾梅謎團的關鍵，因此古爾博對他展開長時間盤問時，首先提及的便是帕爾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滅，因為札拉千科從未在瑞典執行過任務，對這個國家毫無所悉。不過他倒是聽說過俄國間諜「紅色躍行者」的傳聞，可能是某個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歐國家的政治人物。
古爾博列出一串與帕爾梅有關的人名：卡爾·黎波姆、皮埃爾·肖裡、史坦·安德森、馬裡塔·厄夫史考等等。終其一生，古爾博一再地追著這份名單，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古爾博轉眼間成了大人物。他在傑出戰士的專屬俱樂部受到禮遇，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不僅彼此熟識，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誼與信任之上，而不是通過官方渠道與官僚體系。此外他還見到安格頓，並在倫敦某間秘密俱樂部與英國軍情六處的首腦共飲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遠無法將自己的豐功偉業告訴任何人，即使是死後的回憶錄也一樣。而且他無時無刻不擔心敵人會發現他的海外之行，擔心自己引人注意，擔心自己可能無意間引領俄國人找到札拉千科。如此說來，札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敵人。
第一年裡，這個叛逃者住在小組名下一間不為人知的公寓，任何記錄或公開資料上都沒有他的名字。「札拉千科小組」成員以為還有充分的時間來計劃他的未來。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為卡爾·阿克索·波汀的護照和一段費心設計的個人經歷——這個偽造的背景卻有瑞典檔案記錄為證。
但那時已經太遲了。札拉千科已經搞上那個原姓休蘭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還漫不經心地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古爾博開始覺得這個俄國叛徒腦子不太對勁，還懷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彷彿是需要一個舞臺。否則他如此愚蠢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
一會兒是妓女，一會兒是酗酒，一會兒又和保鏢等等發生暴力衝突惹麻煩。札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鬧事遭瑞典警方逮捕，還有兩次則和酒吧鬥毆有關。每次「小組」都得謹慎地出面保釋他，並確保相關檔案從此消失，記錄也得加以修改。古爾博派畢約克二十四小時守著札拉千科，這不是簡單的任務，但別無他法。
本來一切都可以很順利。到了八十年代初，札拉千科冷靜下來開始適應。但他始終沒有拋棄那個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還生了兩個女兒卡米拉和莉絲。
莉絲·莎蘭德。
古爾博不悅地念著這個名字。
這兩個女孩九歲或十歲時，他對莉絲就有不好的感覺，不用精神科醫生診斷也看得出來她不正常。畢約克的報告說她對父親很兇惡、有攻擊性，似乎一點也不怕他。她話不多，卻有上千種方式表達她對事情的不滿。她將會是個麻煩，但古爾博做夢也想不到這麻煩竟會如此巨大。他最害怕的是莎蘭德家裡的情況會導致社會福利人員寫出一篇提到札拉千科這個名字的報告，因此他一再力促札拉千科與家人斷絕關係，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札拉千科每次答應後又總會食言。他還有其他妓女，他有無數的妓女，但幾個月後偏偏總會回到那個阿格妮塔身邊。
那個王八蛋札拉千科。只要情報員讓那話兒支配人生的任何一部分，顯然就不是優秀的情報員。那個人似乎自以為不受任何正規約束。假如他只是和妓女上床也就算了，偏偏卻一次又一次地凌虐女友。這麼做好像是為了激怒看顧他的「札拉千科小組」組員，並引以為樂。
古爾博知道札拉千科毫無疑問是個病態王八蛋，但叛逃的gru探員也不是他能選擇的。他眼前只有一個，而且此人很清楚自己在古爾博心中的價值。
「札拉千科小組」扮演起清潔大隊的角色，這點無可否認。札拉千科知道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一切問題他們都會解決。對於阿格妮塔，他更是任性到了極點。
其實並非毫無警訊。莎蘭德十二歲那年，曾刺傷札拉千科，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他還是被送到聖約蘭醫院，組員們要收拾的殘局更勝以往。古爾博於是向札拉千科挑明瞭說，要他絕對不能再和莎蘭德一家有來往，札拉千科答應了。這個承諾他遵守了六個多月後，又再次出現在阿格妮塔家，把她打個半死，她最後被送進一家療養院度過餘生。
莎蘭德家那個女孩竟會製造汽油彈，倒是古爾博始料未及。那天簡直是一團混亂。眼看就要接受各式各樣的調查，「札拉千科小組」——甚至於整個「特別小組」——的未來危在旦夕。萬一莎蘭德說了什麼，就會危及札拉千科的掩護，而過去十五年來在歐洲各地佈置的行動恐怕也得解除。除此之外，「小組」也可能受到正式審查，這是不計代價都得避免的結果。
古爾博滿心憂慮。如果「小組」的檔案公開，外界將會發現有些行動不一定符合憲法的規定，更遑論他們多年來對帕爾梅與其他重要社會民主黨員所作的調查。帕爾梅才遇刺幾年，這還是敏感議題。緊接著當然免不了要起訴古爾博與其他幾名「小組」成員。更糟的是，有些野心勃勃的三流記者八成會散佈「‘小組’是帕爾梅遇刺的幕後黑手」等言論，進而引發更不利於他們的臆測，調查工作也可能更緊鑼密鼓地進行。然而最令人擔心的還是秘密警察的人事變遷太大，就連現任的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個「小組」的存在。所有與國安局的聯絡都只到新任秘書長為止，而他已經在「小組」裡面待了十年。
組員們陷入極度驚慌，甚至於恐懼的情緒中。解決之道其實是畢約克提出來的。精神科醫師泰勒波利安是因為另一個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國安局反間部門拉上關係，當時該部門正在監視一個有嫌疑的工業間諜，而他正是關鍵的顧問。調查到一個重要階段，他們需要知道調查物件若遭受極大壓力會有何反應。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建議。那一次，國安局人員成功地防止了自殺事件，並讓該間諜成為雙面間諜。
莎蘭德攻擊札拉千科後，畢約克偷偷地聘請泰勒波利安擔任「小組」的外部顧問。
解決問題的方法很簡單。可以讓波汀因接受康復護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須消失在某個長期照顧的療養院。所有相關的警方報告全都集中到國安局，由秘書長轉交給「小組」。
泰勒波利安是烏普薩拉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醫師。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張合法的醫療報告，由畢約克與泰勒波利安連手撰寫，接著還要一份簡要但毫無爭議的地方法院裁決書。問題只在於案件的呈現方式，無關憲法。這畢竟涉及國家安全。
何況莎蘭德確實很明顯是瘋了，讓她到醫院待幾年有益無害。古爾博批准了。
許多問題一併解決之際，「札拉千科小組」也正好面臨解散。蘇聯已經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確愈來愈沒有利用價值。
他們從秘密警察資金當中取得一筆豐厚的資遣金，於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復治療，六個月後送他坐上飛往西班牙的飛機。那時他們便和札拉千科攤牌，他與「小組」從此各自為政。這是古爾博最後負責的任務之一。一星期後，他到達退休年齡，便移交給他欽定的接班人克林頓。此後，古爾博只在特別敏感的事件中擔任顧問。他又在斯德哥爾摩待了三年，幾乎每天都進「小組」工作，但分派給他的任務愈來愈少，他也就逐漸淡出。接著他回到家鄉拉赫爾姆，在那兒找事做，起初還經常上斯德哥爾摩，後來次數逐漸減少，最後壓根不來了。
在看見札拉千科的女兒出現在每個新聞廣告牌上的那天早上之前，他已經好幾個月連想都沒想到他。
古爾博既驚慌又困惑地留意整件事的發展。畢爾曼擔任莎蘭德的監護人當然不是巧合，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的是札拉千科的往事怎麼會浮上臺面？莎蘭德很明顯是精神錯亂，殺死這些人並不令人意外，但他萬萬沒想到此事會牽扯上札拉千科。他女兒遲早會被捕，到時一切都完了。於是他開始打電話，並認為該是回斯德哥爾摩的時候了。
「小組」面臨了自從創立以來最大的危機。
札拉千科拖行著進入廁所。現在有了柺杖，他便能到處走動。星期日這天，他強迫自己做一點短暫而劇烈的訓練。下巴依舊疼痛難當，所以只能吃流質食物，不過已經可以下床開始活動。裝了這麼久的假肢，他很快就習慣拄柺杖。他試著在移動時不發出聲響，並在床邊來來回回地練習。每當右腳著地，整隻腿立刻一陣劇痛。
他咬緊牙根，想著女兒就近在咫尺。他花了一整天才推測出她就住在右手邊走廊過去第二間病房。
夜班護士已經離開十分鐘，凌晨兩點，萬籟俱寂。札拉千科費力地起身，摸索著柺杖。他走到門邊傾聽，沒有聲響，於是拉開門，走上廊道，聽見護理站傳來微弱的音樂聲。他走向走廊的盡頭，推開門，看了看空無一人的電梯間。再沿著走廊往回走，來到女兒房門口停下，拄著柺杖站立片刻，豎耳聆聽。
莎蘭德聽到一個摩擦聲，隨即睜開眼睛。走廊上好像有人拖行著什麼東西。有一會兒寂靜無聲，她以為是自己的幻覺，接著又聽到同樣的聲音逐漸離去。她開始感到不安。
札拉千科就在外頭。
她感覺被鎖在床上。護頸底下的皮膚好癢。她頓時有一股強大的慾望想移動，想起身。她慢慢地坐了起來，目前也只能做到這樣，結果又跌回枕頭上。
她用手摸了摸護頸，找到固定的紐扣，便開啟紐扣，將護頸丟在地上，呼吸立刻順暢許多。
現在她最想要的就是一個武器，以及起身去把事情一次解決的力氣。
她勉強撐起身子，扭開夜燈，往房內張望了一下，沒看到什麼合用的東西。這時她的目光落在離床三米處牆邊的護理桌上，有人留下一支鉛筆。
她一直等到夜班護士來過又離開。今晚似乎是每半小時巡房一次，護士來的次數減少應該表示醫生認為她的情況改善了，因為週末期間至少每十五分鐘就會有人來巡視。至於她自己則幾乎感覺不到任何差異。
護士走後，她使盡力氣坐起來，雙腳從床沿垂下。她身上貼著記錄脈搏與呼吸的電極片，但電線朝鉛筆的方向延伸。她將全身重量放在腳上，站起來，一時間重心不穩晃了一下，她一度以為自己會昏倒，但還是扶著床頭穩住了，然後將視線集中在眼前的鉛筆。她搖搖晃晃挪出數小步，伸出手，抓起鉛筆。
然後緩緩退回到床邊，已然精疲力竭。
過了一會兒，她好不容易將被單和毯子拉到下巴處。接著開始研究鉛筆。是一支普通的木質鉛筆，剛削過。用來當武器還過得去——可以戳臉或眼睛。
她把鉛筆放到臀部旁邊，這才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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