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日星期日
布隆維斯特與愛莉卡一起度過星期六夜晚。他們躺在床上，詳細地談論札拉千科一案的細節。布隆維斯特對愛莉卡是絕對的信任，從無一刻因為她即將為競爭對手效力而無法暢所欲言，而愛莉卡也從未想過將這篇報道帶過去。這是《千禧年》的獨家，只不過無法主編這一期讓她頗為沮喪，否則這將為她在《千禧年》畫下完美的句號。
他們也討論了雜誌社未來的組織結構。儘管不能干涉雜誌的內容，愛莉卡仍決心保留她的股份，繼續當董事。
「讓我到日報去待幾年，再來誰曉得呢？也許我退休前還會再回《千禧年》。」她說。
至於他們倆複雜的關係，又何必非要改變不可？只是見面不會再如此頻繁了。就像八十年代，《千禧年》尚未成立前，他們各有各的工作時那樣。
「我想以後我們見面得先預約。」愛莉卡說著淡淡一笑。
星期日早上，他們匆匆道別後，愛莉卡便開車回家，回到丈夫葛瑞格·貝克曼身邊。
她走後，布隆維斯特打電話到索格恩斯卡醫院，試圖打聽莎蘭德的情況。沒有人肯透露任何訊息，他只得打給埃蘭德巡官，警官可憐他，這才吐露：以目前的情形看來，莎蘭德狀況不錯，醫生們都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他問能不能去看她。埃蘭德說莎蘭德其實已經被捕，檢察官不會答應讓她見任何人，但反正她也無法接受訊問。埃蘭德又說如果她的情況惡化，會打電話通知他。
布隆維斯特檢視手機發現有四十二條簡訊，幾乎全都來自記者。自從得知是布隆維斯特找到莎蘭德，甚至很可能還救了她一命之後，媒體便開始胡亂臆測。他顯然與事件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他刪掉所有來自記者的留言後，打電話給妹妹安妮卡，邀她中午一塊吃飯。接著打給米爾頓安保的執行官德拉根·阿曼斯基，他正在利丁粵的家中。
「你對上頭條確實很有一套。」阿曼斯基說。
「這個星期本來想打電話給你，聽說你在找我，可是一直沒時間……」
「我們米爾頓一直都在持續調查。我從潘格蘭那裡聽說你有一些訊息，不過你似乎遙遙領先於我們。」
布隆維斯特略一遲疑才說：「我能相信你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站在莎蘭德這邊？我能相信你是真心希望她好嗎？」
「我是她的朋友。不過你也知道，這並不表示她是我的朋友。」
「我明白。但我想問的是你願不願意和她站在同一陣線，與她的敵人展開激戰。」
「我支援她。」他說。
「如果我告訴你某些資訊並且和你討論，你應該不會洩漏給警方或其他人吧？」
「我不能捲入犯罪活動。」阿曼斯基說。
「我不會要求你這麼做。」
「只要別告訴我你正在進行某種犯罪活動，那麼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我。」
「這就好。我們得見一面。」
「今晚我會進市區。晚餐行嗎？」
「今天不行，但如果能約明天晚上，我會很感謝。你和我，也許還有其他幾個人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
「歡迎你到米爾頓來，就約六點如何？」
「還有一件事……待會兒我要去見我妹妹安妮卡·賈尼尼律師。她正在考慮為莎蘭德辯護，但她不能做白工。我可以自掏腰包付她一部分費用，米爾頓公司能不能也奉獻一點？」
「那孩子將會需要一個頂尖的刑事辯護律師，請恕我直言，令妹恐怕不是最佳人選。我已經和米爾頓的首席律師談過，他正在研究。我想到的是像彼得·阿爾汀之類的人。」
「這樣做不對，莎蘭德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協助，我們細談後你就會明白。不過原則上，你願意幫忙嗎？」
「我都已經認定米爾頓應該為她請個律師了——」
「所以是願意或不願意？我知道她出了什麼事，我大概知道整個內幕，而且我有策略。」
阿曼斯基笑起來。
「好吧，我就聽聽你怎麼說。合我意的話，就算我一份。」
布隆維斯特親親妹妹的臉頰後立即問道：「你要替莎蘭德辯護嗎？」
「我必須拒絕。你也知道我不是刑事辯護律師。即使殺人一項她被判無罪，也還有其他許多罪名。她需要一個影響力與經驗與我截然不同的人。」
「你錯了。你是律師，而且以爭取女權聞名。幾經深思熟慮，我認為你正是她需要的律師。」
「麥可……我想你不太瞭解這涉及什麼。這是個複雜的刑事案件，而不只是對女人的性騷擾或施暴這麼簡單。如果我為她辯護，結果可能會很慘。」
布隆維斯特微笑著說：「是你沒弄明白。如果她是因為——比方說——達格和米亞的命案被起訴，我會去找席柏斯基等重量級的刑事辯護律師。但這次審理的案子卻完全不一樣。」
「你最好解釋清楚。」
他們談了將近兩小時，一面吃三明治、喝咖啡。布隆維斯特敘述完畢後，安妮卡也被說服了。他拿起手機，又打了通電話給歌德堡的埃蘭德巡官。
「你好，又是我，布隆維斯特。」
「我沒有莎蘭德的任何訊息。」從語氣上聽得出他十分氣惱。
「我想這是好訊息。不過我倒是有一些訊息。」
「什麼？」
「她已經有個律師名叫安妮卡·賈尼尼，現在就在我旁邊，我請她和你說。」
布隆維斯特將手機遞向桌子另一邊。
「我是安妮卡·賈尼尼，我已經決定擔任莉絲·莎蘭德的辯護律師。我得見見我的當事人，徵求她的同意。另外我還需要檢察官的電話號碼。」
「據我所知，」埃蘭德說：「已經為她指派公設辯護人了。」
「是嗎？但有沒有問過莎蘭德的意思？」
「老實說……我們還沒有機會問她話。如果她狀況夠好，希望明天就能和她談。」
「好，那麼我現在就告訴你，在莎蘭德小姐開口拒絕之前，你可以把我視為她的法定代理人。除非我在場，否則你們不能訊問她。你們可以跟她打個招呼，問她接不接受我當她的律師。但也僅此而已。明白了嗎？」
「明白了。」埃蘭德明顯地嘆了口氣。對於這點，他不十分清楚法律究竟如何規範的。「我們的第一要務是想知道她有沒有任何關於尼德曼下落的資訊。可以問她這個嗎……即使你不在場？」
「那沒關係……你可以問她有關警方搜捕尼德曼的事，但凡關係到她可能被起訴的問題都不能問，同意嗎？」
「我想這沒問題。」
埃蘭德巡官從辦公桌起身，上樓去向初步調查的負責人耶娃轉達他與安妮卡的談話內容。
「顯然是布隆維斯特聘請她的，我想莎蘭德毫不知情。」
「安妮卡專攻女權，我聽過她的演講。她很精幹，但完全不適合這個案子。」
「這得由莎蘭德決定。」
「我可能得在法庭對此決定提出異議……為了這女孩著想，她得有適當的辯護人，不能只是個博取新聞版面的名人。而且莎蘭德還被宣告為法定失能，不知道這對事情有無影響。」
「我們該怎麼辦？」
耶娃思索片刻。「真是一團亂。我不知道這個案子將由誰負責，又或者會不會轉移到斯德哥爾摩給埃克斯壯。無論如何她都需要一個律師。好吧……問問她要不要安妮卡。」
布隆維斯特在下午五點回到家後，開啟電腦，繼續接著寫他在歌德堡旅館沒寫完的文章。持續工作了七個小時，他發現文章裡有幾個顯而易見的漏洞。還有很多需要調查的地方。根據既有的資料，有一個問題他無法回答，那就是國安局內部除了畢約克，還有誰共謀將莎蘭德關進精神病院？至於畢約克與精神科醫師泰勒波利安之間的關係，他也尚未觸及核心。
最後他關上電腦，上床睡覺。一躺下來，馬上覺得可以輕鬆安穩地睡個好覺，幾星期以來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還有多少問題無解，他掌握的資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聞頭條。
儘管夜已深，他還是拿起電話，打算告訴愛莉卡最新進展。但及時想起她已離開《千禧年》，頓時又感到難以成眠。
列車於晚間七點半抵達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一名男子提著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車，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會兒，觀察周遭環境。第二天上午八點剛過，他從拉赫爾姆出發，中途到歌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飯，之後又繼續乘車往斯德哥爾摩。他已經兩年沒到首都來，其實他壓根不打算再來。雖然大半輩子都在這裡生活工作，卻始終沒有歸屬感，尤其退休後每回來一次，這種感覺便又強烈一分。
他緩步穿越車站，在連鎖便利商店買了晚報和兩根香蕉，還停下腳步看著兩名戴頭巾的伊斯蘭教女子從身邊匆匆經過。他並不反對女人戴頭巾，別人想要奇裝異服，他無所謂，但是她們非得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作這樣的打扮，讓他很不舒服。他認為，這種裝扮出現在索馬利亞要合適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薩街老郵局旁邊的佛瑞斯飯店，前幾次來都住在這裡。這家飯店地點好又幹淨，而且不貴——因為是自己付錢，得考慮到這點。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爾博的名義訂了房間。
上樓進房後，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這個年紀，經常得上廁所，晚上能一覺到天亮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間，他脫下帽子——那是一頂窄邊的墨綠色英式氈帽——鬆開領帶。他身高一百八十四釐米、體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結實，身穿犬牙格紋夾克和暗灰色長褲。他開啟棕色公文包，拿出兩件襯衫、一條領帶和內衣褲，收進抽屜櫃，然後將外套和夾克掛到門後的衣櫥內。
現在上床還太早，出門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歡散步。他坐到旅館房間必備的椅子上，環顧房內之後開啟電視，關掉音量，省得非聽不可。他想打電話到櫃檯點杯咖啡，最後覺得太晚了便作罷，轉而開啟迷你酒吧，將少許約翰尼·沃克牌蘇格蘭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並加入極少量的水。他翻開晚報，細讀每一則關於搜捕尼德曼與莎蘭德一案的報道。過了一會兒，他拿出一本皮面筆記本，記下一些東西。
前國安局高階行政官員古爾博現年七十八歲，已退休十三年。但情報人員從來不會真正退休，只是隱身幕後罷了。
戰後，十九歲的古爾博投身海軍，一開始只是預備軍官，後來才開始接受軍官訓練。但他並未如自己預期的那樣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務，而是前往卡爾斯克魯納擔任海軍情報系統的訊號追蹤員。這項工作他完全能勝任，多半隻是查探波羅的海對面的情況，但他覺得單調而無趣。不過他倒是在軍中的語言學校學會了俄語和波蘭語。這些語言能力是他於一九五〇年被網羅成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當時擔任秘密警察局第三處處長的正是那個無懈可擊的喬治·圖林。古爾博剛進去的時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總預算兩百七十萬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時，秘密警察的預算已超過三億五千萬克朗，至於有多少僱員他不知道。
古爾博一生都奉獻給國王陛下——說得更正確一些，應該是這個社會民主福利國——的情報單位，這其實很有諷刺性，因為選舉時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給溫和黨，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援溫和黨。他認為卡爾·比爾特是現實政治的禍害。因此投給了英瓦爾·卡爾森。「瑞典最傑出的政府」統治幾年下來，更證實了他最深的恐懼。溫和黨政府開始執政時，正值蘇聯垮臺，依他之見，無論在面對東方新興的政治機會，或是在利用間諜的藝術方面，沒有哪一個政府像瑞典這樣手足無措。比爾特政府不但以財政為由削減蘇聯方面的人事，還同時捲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國際糾紛——好像塞爾維亞總有一天會威脅到瑞典似的。結果就這樣錯失了在莫斯科設定長期眼線的大好機會。總有一天，當雙方關係再度惡化——古爾博認為這是在所難免——國安局與軍情局將會接到荒謬的命令，期望他們揮揮魔法棒就能變出一幫特工來。
古爾博起初在國家警察局第三處的俄國組辦公，有了兩年的經驗後，在一九五二與一九五三年首度實地派任試用，於是他以上尉官階的空軍武官身份入駐莫斯科大使館。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個知名間諜的後塵。幾年前，擔任此職位的正是惡名昭彰的溫納斯壯上校。
回到瑞典之後，古爾博從事反間工作。十年後，奧多·丹尼爾森手下數名年輕的秘密警察揭發了溫納斯壯，最後以叛國罪判他終生監禁於長島監獄，古爾博便是這幾名警員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納·維涅領導的秘密警察進行重組，成了國家警察局（又稱瑞典國安局）的情治部門，人員開始劇增。當時，古爾博已經當了十四年秘密警察，併成為受信任的老將之一。
古爾博從來不用「säpo」一詞稱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會用「sis」（瑞典國安局），同事之間則稱「公司」或直接說「單位」，但絕不說「säpo」。原因很簡單。「公司」多年來最重要的任務是所謂的人員管控，也就是調查並記錄涉嫌抱持共產或反動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內部，共產主義者與賣國賊是同義詞。後來一般常用的「säpo」一詞，其實是有反動之嫌的共產主義刊物《光明》所發明的用語，專門指稱警界中的共產黨獵人，有輕蔑之意。古爾博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前上司維涅的回憶錄《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會用「sä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決定了古爾博的事業前途。
有了「sis」的稱號，表示國家秘密警察已經轉變成司法部備忘錄中所描述的現代警察組織，這牽涉到招攬新人以及持續不斷的訓練問題。這個不停擴充套件的組織，大大提升了「敵人」安排幹員滲入的機會，相對地便必須強化國內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員們的俱樂部，沒有誰不認識誰，新進人員最普通的資格條件就是他父親正是或曾經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變了。
一九六三年，古爾博從反間組調到人員管控組，這個角色在溫納斯壯的雙面間諜身份被揭露後，變得更為重要。在那期間奠定了「政治主張記錄」的基礎，名單上全是被認定抱持不該有的政治觀點的瑞典公民，人數在六十年代末達到將近三十萬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關鍵問題卻在於：國安局內部又該如何實施安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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