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勞倫斯滾蛋吧。他是個惡棍，被我殺了。
——1924年10月6日，肖（勞倫斯的化名）給阿姆斯特朗的信
勞倫斯曾為之奮鬥、為之運籌帷幄，甚至為之背叛自己祖國的一切，在英國首相與法國總理的5分鐘會談中，全都灰飛煙滅。1918年12月1日上午，大衛·勞合·喬治將到訪的喬治·克列孟梭拉到一邊，直言不諱地概述了英國在中東的願景：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作為默許的交換（儘管勞合·喬治會一直否認這一點），法國將有權自由處置敘利亞。自英法兩國垂涎三尺地覬覦中東以來，爭奪戰利品的競爭就影響了兩國關係，而這場競爭越來越緊迫。因此英國人提出了一個建議來「解決」這個問題。世界大戰終於落幕，巴黎和會即將召開，英法兩國務必要口徑一致，聯手對付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關於「沒有勝利的和平」和被壓迫人民自決權的高尚言論。面對迫在眉睫的美國人的威脅，克列孟梭迅速同意了勞合·喬治的建議。
實質上，兩個帝國主義戰勝國不僅確認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基本結構，還大大超越了它，給了自己更多，而給阿拉伯人的更少。但按照歐洲秘密協定的悠久傳統，要過一段時間，英國首相與法國總理親信圈子之外的人才會知曉這個非同尋常的協定。此時勞倫斯肯定是對此一無所知。
隨後在巴黎上演了長達一年的明爭暗鬥。起初，國際關係的新時代，即伍德羅·威爾遜誇耀的「世界新秩序」，似乎大有希望，但後來又蛻化為幕後協議、報復性條約和恣意專橫的邊界規定。關於巴黎和會以及和會期間列強及民族主義者的極其複雜的活動，已經有大量專著，汗牛充棟，其中最重要的是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決定性的《巴黎1919》。但就中東而言，奸險的陰謀詭計最終幾乎是毫無意義的。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的「大搶劫」馬上就要開始了。
勞倫斯上天入地，竭盡全力去推動阿拉伯事業。在巴黎和會期間，他擔任費薩爾的顧問，不斷提出將阿拉伯人為之艱苦奮鬥的土地交給他們的計劃，同時向英國高階政治家遊說，並撰寫為阿拉伯人辯護的激情洋溢的社論。但對英國政府來講，勞倫斯已經沒有用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勞倫斯在英國變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同時——洛厄爾·托馬斯的「與艾倫比在巴勒斯坦，與勞倫斯在阿拉伯半島」講座的英國聽眾達到約100萬人，包括國王和王后——政府官員們卻在備忘錄裡稱勞倫斯為「有害影響」，「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與法國在敘利亞問題上麻煩的根源」。最後，他被剝奪了參加和會的資格，被禁止在會議中協助費薩爾。勞倫斯在和平時期輸掉了。
但勞倫斯的外交努力至少有一個非同尋常的方面，值得強調。勞倫斯和費薩爾早就知道，阿拉伯人喪失了對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部分的控制區，於是尋找了一個盟友來保證他們對敘利亞剩餘部分的民族主義主張。他們找到的盟友是哈伊姆·魏茨曼。到1918年底，猶太復國主義者在英美兩國政府中都有很強大的支援者，但令英美政府非常緊張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目標仍然保持敵意，而且越來越仇視。所以，能不能讓謝里夫支援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巴勒斯坦計劃，以此交換猶太復國主義者對獨立的阿拉伯敘利亞國家的支援？這年12月，勞倫斯、費薩爾和魏茨曼擬定了這樣一種互惠互利關係的細節，在巴黎和會前夕釋出了聯合宣告。
在這份宣告中，費薩爾和魏茨曼宣佈了他們在巴黎合作的意願，並承認對方的權利主張。《費薩爾—魏茨曼協定》的九個條款中最有爭議的肯定是第四條：「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勵和促進猶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規模移民。」對這份協定，費薩爾——更有可能是勞倫斯——新增了一個關鍵的條件。這份協定僅在敘利亞取得獨立的情況下有效；如果不滿足這個條件，就完全無效。
但勞倫斯和費薩爾在絕望地尋找能夠支援自己的和談搭檔的時候，卻忽略了幾個重要細節。《費薩爾—魏茨曼協定》雖然非常詳細地論述了巴勒斯坦的管理情況，卻沒有明確指出，巴勒斯坦究竟包括哪些地區。另外，在與魏茨曼達成協議的時候，費薩爾公然違背了巴勒斯坦民族自決的原則，這讓他在援引同一條原則來處理敘利亞其他地區時，顯得很沒有底氣，有些人甚至會說他是偽善。最麻煩的是，哈伊姆·魏茨曼前不久公開了他和其他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未來地位的設想。他在11月中旬宣佈：「為猶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園，這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區將被置於有利於猶太人人口增長的政治、經濟和道德條件下，於是按照民主原則，將來最終能夠發展成為一個猶太聯邦。」
在這樣的情況下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合作，費薩爾給了更保守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競爭者一個用來反對他的有力武器。侯賽因國王在阿拉伯半島的主要競爭對手——伊本·沙特和他的宗教極端主義瓦哈比派追隨者就將動用這個武器，造成極大破壞。
威廉·耶魯回憶錄的最後一句話將巴黎和會稱為「20世紀悲劇的序言」。耶魯擔任巴黎和會美國代表團的中東事務專家，和勞倫斯一樣，盡了很大努力促成該地區的可持續和平。他有時和勞倫斯聯手，但他們的努力在每一步都被挫敗了。
耶魯認為，美國政府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在他看來，巴黎的大事件完美地折射了伍德羅·威爾遜奇特的理想主義和傲慢自負的混合。美國總統喜愛整潔的有條不紊的清單——他在《十四點和平原則》後又提出了「四大原則」和「四專案標」，最後是「五點問題」——這暗示了他的過於簡單化的思維模式，就好像這個世界的無數棘手難題解決起來都很簡單，只消將它們分解，然後用近似數學的方法就能輕鬆搞定。威爾遜最心愛的，也是經常掛在嘴邊的「民族自決」這一點，尤其漏洞百出。這種說法聽起來固然美妙，但在20世紀初歐洲和中東的成分極其複雜的文化中，宗教信仰、種族和民族主義都起到非常大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作用，那麼誰的權利主張能夠壓倒別人？倫敦和巴黎方面多次警告威爾遜不要開啟這個潘多拉盒子，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總統聽得進去。
在威廉·耶魯看來，這一切都是美國在巴黎和會扮演的角色背後的巨大矛盾的表徵。伍德羅·威爾遜的世界新秩序的宏偉藍圖建立在莫大的無知之上。耶魯抵達巴黎見到自己的新上司威廉·韋斯特曼和美國代表團中東研究小組的其他成員的第一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誠然，中東不是美國關心的頭號問題，因為美國畢竟不曾向土耳其開戰，但耶魯錯愕地發現，韋斯特曼（威斯康星大學的古典學教授）召集的小組成員竟然都對中東非常無知。小組包括一名拉丁美洲專家、一名美國印第安人歷史學家、一名研究十字軍東征的學者和兩名波斯語言學教授。
耶魯領到了一本長達107頁的資料彙編，涉及敘利亞的歷史、經濟和政治方面，這是指導美國對該地區政策的主要資料。看到這本資料，耶魯更清楚地看清了局勢。對於這份《關於敘利亞人意願的報告》，耶魯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研讀，因為其中涉及1914年以來事件的絕大多數引文的來源都是一個人：國務院駐開羅特工威廉·耶魯。
有好幾次，耶魯看到了捍衛阿拉伯民族自決事業的機遇，但都由於美國人的無動於衷而與其失之交臂。在1919年2月中旬與費薩爾的一次會議上，這位阿拉伯領袖直截了當地建議由美國在敘利亞建立委任統治，表示自己更喜歡（據說是）公平中立的美國人，而絕不要法國人。聽到這話，耶魯大吃一驚。但到此時，耶魯已經對美國駐巴黎和會代表團心知肚明，知道拋卻高尚的原則不談，威爾遜政府對向其他國家發號施令更有興趣，而不願意自己承擔任何責任。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不是美國人的話就不容易看到。美國雖然在短期內深度參與國際事務，但現在已經有重新回到隔離主義狀態的跡象，威爾遜和反對他的共和黨（共和黨控制了國會）的爭吵愈演愈烈。對於那些在巴黎渴望美國人來領導局面的人來說，時間已經不多，拖得越久，美國人就越不可能有能力，或者甚至是有興趣去幹預。很快，耶魯和美國代表團中東小組的其他人就萬分沮喪地感到，局勢在漸漸脫離他們的手心。「我們為了邊界線而拼命爭鬥，就好像世界的命運取決於它。」耶魯回憶道。「我們大張聲勢、大做文章，因為威爾遜和愛德華·豪斯（威爾遜的主要顧問）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我們在幹什麼。在我看來，這一切都只是紙面文章，徒勞無益。」
隨著和會的繼續，耶魯的任務越來越顯得荒誕。1919年春末，他被委派到美國的一個調查委員會——金-克蘭委員會，遵照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去調查前奧斯曼世界居民的意願。按照耶魯的滿腹狐疑的說法，這等於是「對3000萬人口、幅員遼闊的大帝國作一個全民公決」。順理成章地，在周遊兩個月，在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開了幾十次會之後，委員會在每個地方聽到的資訊都是毫不含糊的：絕大多數人希望獨立，或者由美國人來統治他們。有鑑於此，委員會提出的一整套建議將美國置於解決中東難題的最前沿。但這種解決方案與英法秘密約定的截然不同，也絕非威爾遜政府願意承擔的責任。至少在這方面，威爾遜政府反應迅捷。金-克蘭委員會的報告被迅速鎖進保險箱，在隨後三年內外界對它一無所知。
1919年秋季，耶魯離開金-克蘭委員會，返回歐洲，做了挽救敘利亞局勢的最後一次努力，這次爭取到了勞倫斯的支援，構建了所謂「耶魯計劃」。這個計劃得到了一些英國高官的支援，因此在一個短暫時期內，阿拉伯人和法國人在敘利亞的最後攤牌或許能夠避免。但耶魯的行動是他自行其是，因此美國高官得知此事後，就把他的計劃槍斃了。1919年11月1日，在最終解決方案出臺前暫駐敘利亞的英國軍隊開始撤退。同一天，法國軍隊開入了敘利亞。幾天後，耶魯義憤填膺地從美國和談代表團辭職，乘船返回紐約。
勞倫斯大約在同一時期徹底灰心喪氣了。他的母親後來告訴一位傳記作者，她的兒子在這年秋天陷入了「極端的抑鬱和神經崩潰」，他在回家期間「有時在早餐和午餐之間會在同一個地方枯坐整個上午，一動不動，臉上表情紋絲不動」。
勞倫斯的故事的一個迷人之處在於，它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的問題，即他失敗的時候，整個世界損失了什麼。如果在1918年，阿拉伯人能夠成立很多人為之拼死奮鬥並堅信得到承諾的大阿拉伯國家，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戰後巴勒斯坦的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們能夠和費薩爾·侯賽因這樣的人——他曾談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種族親緣關係和古老紐帶」——達成協議，今天的中東將會多麼不同？如果美國人在當時積極參與中東事務，又會怎樣？
今天我們難以想象，居然曾經有一個時期，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高聲疾呼地呼籲美國干預他們的國家。如果美國把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機遇，歷史將如何發展？或許不是某些人設想的黃金時代。勞倫斯本人常常談到，真正的泛阿拉伯國家的概念始終是海市蜃樓，因為阿拉伯世界各種文化之間差別迥異，遠遠超過它們的共同點。或許，由於缺乏強大的中央集權（就像奧斯曼人治下的舊體制那樣），這樣派系林立、難以駕馭的大國能支撐一段時間，但技術和通訊的進步幾乎一定會讓這些差別甚大的文化和民族之間發生衝突。同樣，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諧關係，因為在《貝爾福宣言》釋出很久以前，阿拉伯人就開始敵視人口越來越多的猶太人，並且對費薩爾的溫和態度置之不理。事實上，戰後的一位試圖與以色列達成和解的阿拉伯領導人——費薩爾的兄長阿卜杜拉，就被一名巴勒斯坦槍手刺殺了。至於假設美國軍隊進佔中東，他們或許會被當作解放者受到歡迎，但這歡迎肯定是短暫的，因為這些軍隊一定會被捲入他們幾乎完全不理解的當地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選擇站在哪一邊。即便美國能夠避免這些麻煩，肯定也會喪失「公平中立者」的美好形象，因為它自己也在逐漸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然而，上述的這些難題造成的架空的歷史軌跡未必會比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真實發生的歷史——戰爭、宗教衝突、殘暴的獨裁統治，不僅困擾中東，更令全世界顫抖——更悽慘。這段悲傷的歷史差不多就是從巴黎和會代表們收拾行裝、宣佈自己使命圓滿完成的那一刻開始的。
1919年秋季，費薩爾在失去了勞倫斯的幫助之後，絕望之中，不得不接受法國人向他拋來的些許好處。但當費薩爾返回大馬士革之時，卻發現自己被譴責為向歐洲帝國主義者出賣祖國的叛徒。費薩爾利用民眾的憤怒，在1920年3月撕毀了與法國人的協定，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自立為敘利亞國王。4月，在聖雷莫會議上，英法兩國正式簽訂了瓜分中東的條約——英國得到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法國控制敘利亞其他地區。這兩件事聯合起來，使得費薩爾與法國人發生了極大矛盾。衝突在7月爆發了。在大馬士革郊外的一場短暫而一邊倒的戰鬥之後，法軍將費薩爾驅逐出去，迫使他流亡境外。到1920年末，法國人終於控制了他們的大敘利亞的絕大部分（除去英國委任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外約旦），但群眾怒火中燒。法國人還有一個外部威脅：在外約旦的沙漠裡，費薩爾的兄弟阿卜杜拉正在集結他的追隨者，意在進軍大馬士革。
但法國人在1920年底遇到的問題與英國人面對的困境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在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移民和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升級為流血衝突。在阿拉伯半島，伊本·沙特又一次企圖驅逐侯賽因國王。最嚴重的危機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在前一年，勞倫斯曾預言，「如果我們不改邪歸正，」該地區到1920年3月就會爆發全面的反英起義。但他預測得早了兩個月。到美索不達米亞的5月起義被鎮壓下去之時，已經有約1000名英國人和9000名當地人喪生。勞倫斯在1929年給威廉·耶魯的信中記述道，英法在巴黎和會期間重拾本已名譽掃地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炮製出了更糟糕的東西。中東幾乎當即就遍地烽火、危機重重，這印證了新局面糟糕到了什麼程度。
為了應對這些危機，勞合·喬治在1920年12月尋求了一個被英國統治階級擯棄的人的幫助：溫斯頓·丘吉爾。丘吉爾就任殖民地大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招募另一個最近被排擠的人——前陸軍中校勞倫斯來輔佐他。
至少在起初，勞倫斯沒有興趣重新投入這場混戰。他忙於撰寫回憶錄，無疑還因為前一年勞合·喬治政府的冷眼而感到刺痛，於是告訴丘吉爾，自己沒有時間，而且已經不管政治了。直到新任殖民地事務大臣向他保證，在即將召開的開羅會議中，將給勞倫斯幾乎是完全自由的權力，幫助英國政府重新塑造中東棋盤上屬於英國的那一部分，他這才答應出山。因此，開羅會議只是走個過場，因為（按照勞倫斯告訴一位傳記作者的說法）勞倫斯和丘吉爾事先「不僅確定了會議將審議哪些問題，還確定了將會達成何種決議」。
伊拉克將被鞏固成為一個受國際承認的阿拉伯王國，由費薩爾擔任國王。在阿拉伯半島，英國人支援侯賽因對漢志的統治權，但同時也支援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島內陸的權威。開羅會議最新穎的主意無疑是讓阿卜杜拉停止攻擊敘利亞的法國人的計劃。會議結束後，勞倫斯前往阿卜杜拉在安曼的基地，勸說這位兇暴的阿拉伯領袖先在英國委任統治的巴勒斯坦的外約旦地區組建一個政府。令勞倫斯大吃一驚的是——或許阿卜杜拉自己也吃驚不小，侯賽因四個兒子中最懶惰的一個竟然成為一位賢君。不久之後，外約旦正式脫離巴勒斯坦，成為一個獨立的阿拉伯王國，就是今天的約旦，由阿卜杜拉擔任國王。1921年秋季，勞倫斯返回英國，他在殖民地部的一年工作接近告終，此時他確實已經意料之外地成為在中東劃定疆界、指定君王的決策者。
這一切工作雖然給先前奧斯曼帝國版圖的中央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穩定，卻無助於改善北方和南方的局勢。在這些地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命運懸而不決、兵火肆虐、生靈塗炭。
在安納托利亞，前土耳其將領穆斯塔法·凱末爾（加里波利戰役的英雄）拒絕接受協約國規定的對土耳其的肢解。在4年時間裡，他率領由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軍隊，與所有那些企圖對土耳其腹地分一杯羹的人對抗，最後在1923年確立了現代土耳其的疆界。法國在1921年秋季插手了這場列強對土耳其群起而攻之的戰爭，當時凱末爾（不久之後將以阿塔圖爾克的名字威震天下）將注意力轉向了佔領奇裡乞亞地區的法國軍隊。在奇裡乞亞的法軍很快被打了個落花流水，在他們的指揮官——倒霉的愛德華·布雷蒙領導下快速撤入敘利亞境內。
與此同時，從高加索一直到阿富汗的廣大地區爆發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戰爭，俄國的紅軍和白軍及青年土耳其黨的殘餘勢力爭奪霸權，以不合邏輯、不可理喻的極快速度結盟又撕毀盟約。恩維爾和傑馬勒帕夏是這場混戰中的兩位主要鬥士。1921年冬，傑馬勒帕夏居然來到了喀布林，成為阿富汗國王的軍事顧問，這並不比該地區發生的其他事情更匪夷所思。
在遙遠的南方，侯賽因國王的末日到了。英國人對他反覆無常的統治和拒不接受中東的政治現實的態度——在1921年，勞倫斯花了令人發瘋的兩個月時間，在吉達苦口婆心地勸說侯賽因接受開羅會議的決議——早已厭煩透頂，因此在1924年底，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戰士最終逼近麥加的時候，侯賽因眾叛親離、束手無策。侯賽因被匆匆送到海岸，然後登上一艘英國驅逐艦，先是被送到塞普勒斯流亡，最後來到了約旦的新首都安曼，與兒子阿卜杜拉團聚。這位被廢黜的國王曾夢想建立一個從麥加一直延伸到巴格達的泛阿拉伯國家，最後在1931年去世，享年76歲。
從那以後，西方人在中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在他們曾為之拼死奮鬥的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國面臨著一個泥沼。先是越來越多的猶太移民導致了大規模的阿拉伯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猶太游擊隊又以武力反抗英國軍隊，因為他們視英國佔領軍為建立以色列國的最後障礙。1946年，在戰爭中精疲力竭的法國被迫放棄心愛的大敘利亞，但在此之前從敘利亞領土分割出了一個新國家：黎巴嫩。三年之內，敘利亞的親西方民主政府就在一場軍事政變中被推翻，而法國人在黎巴嫩強行安置的極其複雜的統治結構促使這個國家走向內戰。1952年，英國在埃及的統治落下帷幕。英國人安插的傀儡國王被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和他的民族主義自由軍官運動推翻。6年後，在伊拉克，與納賽爾志同道合的一些下級軍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費薩爾建立的親西方君主政權。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殖民主義時代不光彩地落下帷幕，中東格局與殖民列強在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爛攤子很相似，但有一個關鍵的區別：由於石油的存在，中東業已成為地球上最具有戰略意義的角落，西方就是想遠離這個自己造成的亂局，也辦不到。對於中東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發生的一切，我們都已經耳熟能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4場戰爭；黎巴嫩的10年內戰；葉門的20年內戰；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少數民族遭屠殺；40年間，政府贊助的恐怖主義橫行；宗教極端主義造成的震動；美國的4次大規模軍事幹預和許多小規模干預；對於阿拉伯民族而言，直到前不久，從突尼西亞到伊拉克的廣大地區長期處於不間斷的殘暴或盜賊當政的獨裁統治之下，導致絕大多數人口一貧如洗，毫無權益可言。
這一切的責任固然不能全部歸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做出的可怕決策，但在那時播下了一顆毒性特別強的種子。從那以後，阿拉伯社會傾向於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敵視的物件——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五花八門的西方帝國主義——來給自己定位。這種充滿敵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獨裁者們操縱，甚至是狂熱地培植，以便將人民的憤怒引導指向外部威脅——不管是「大撒旦」，還是「不合法的猶太復國主義實體」，還是開羅街頭的西方音樂——而不是這些獨裁者自己的暴政。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代表著中東歷史上一個潛在的劃時代的時刻。自1918年以來，「阿拉伯的街頭大眾」第一次在自己的未來問題上有了發言權，不管遇到多少艱難險阻，公民參與和個人自由的因素已經被傳播開，或許永遠不會再被封鎖起來。真正的民主和自決是能夠持久的，在中東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長期受到壓抑的地區，或許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運動造成的短期混亂，但阿拉伯世界或許終於能踏上一個世紀前勞倫斯和其他幾個夢想家為它設想的那條道路。
馬克·賽克斯的名字已經變成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執行的災難性的中東政策的同義詞，但他本人沒能活到目睹這些政策造成的後果。在英國外交部眼裡，賽克斯很快就從不可或缺的問題解決專家變成了替罪羊，因為他是令人憎惡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締造者之一。1918年10月底，他開始了在中東的一次長途旅行。他雖然地位一落千丈，卻依然狂妄自大。他在向外交部上報自己的這次旅行時，稱自己的目標除了安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猶太人緊張關係之外，還打算幫助重組協約國在敘利亞的政治和軍事基礎設施、勸說美索不達米亞的英屬印度政權採取更進步的后帝國主義時代的姿態，並「協助推動阿拉伯人和法國人的友好關係」。
兩個月間，賽克斯和他的一小群扈從在中東地區東奔西走，每天的日程都塞得滿滿的。但即便是這個極度虛榮自負的人，在中東也應該和在倫敦一樣，看得出自己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弱了。吉爾伯特·克萊頓曾專心致志地聆聽賽克斯的各種計劃，但這一次賽克斯在大馬士革拜訪他時，克萊頓卻像犟驢一樣。賽克斯不知道的是，克萊頓前不久剛收到一位倫敦官員的關於如何對付這位訪客的建議。「不要聽馬克的自誇，」這位官員告誡道，「這裡沒有人搭理他，我們派他出來（是他自己要出來的），就是為了耳根清淨。」
這次旅行固然令人羞慚，但似乎促使賽克斯對自己對於中東問題的觀點做了一個真正的新評估。1919年1月，在他結束旅行後的「總結」中，他承認，英法兩國在該地區的做法都是錯誤的。他現在的建議是：「不管誰接管敘利亞，都應當認識到，與其讓歐洲人的班底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當地人什麼也學不到，不如讓由當地人組成的政府把事情做得一團糟但是有改進的前景，因為那樣才是更真實的進步。」這話簡直與勞倫斯的《二十七條建議》如出一轍。這個人在3年前還參與擬定了為歐洲帝國主義效勞的最後一項大條約，現在思維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的確令人稱奇。
但這思想轉變幅度太小，來得也太晚了。1919年2月初，賽克斯在巴黎和會亮相時，他的英國同僚們對他的思想演變完全不感興趣，更關注的是如何從頂著他的名字的條約中抽身。在巴黎和會的面對面交鋒中，他們對賽克斯的鄙夷幾乎到了欺負人的程度。「我對他說了些關於條約的事情，」勞合·喬治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當即就看到，我的話深深傷害了他。我很遺憾。我希望我什麼也沒說。我責怪自己。他已經盡力了。」
或許首相的自責是由於不久之後發生的事情。2月10日晚上，賽克斯說自己身體不適，早早上床休息。次日早上，他已經無法站立。醫生們的診斷是西班牙流感。隨後5天內，他就在酒店房間內在巨大痛苦中彌留掙扎，由妻子伊迪絲照料，儘管她自己也染了這種病。2月16日晚，賽克斯終於嚥氣，此時離他的40歲生日還有一個月。
亞倫·亞倫森也沒有活到目睹自己的計劃成為現實。他也參加了巴黎和會，就像1918年的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的情況一樣，他起初也被誘導，誤以為自己將會在和會的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團中擔任領導人，但在最後關頭又被排擠到邊緣。1919年1月16日，他得知猶太復國主義高階領導層將在倫敦開會商討策略，在當天的日記中大發雷霆：「哈伊姆·魏茨曼偶然對我說：‘你也要來倫敦的，對吧？’‘去倫敦做什麼？’我答道，‘去受更多的侮辱嗎？不用了，謝謝！’我寫道，我生病了，而且厭倦了自己所處的錯誤地位，就好像一個情婦，在男人的私室內受寵，在公眾面前卻不受認可。」
就像在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里發生過很多次那樣，亞倫森決心離開巴黎，直到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懊悔地懇求他幫忙繪製巴勒斯坦地圖建議稿，他才回心轉意。「我討厭他們做事的方式，」亞倫森後來在日記中帶著受人強求、勉強同意的驕傲寫道，「他們把重要任務交給人，卻在最後一分鐘意識到，什麼事情也沒辦成，因為他們沒有請專家去做。」亞倫森繪製的地圖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夢想，如果被採納的話，將把巴勒斯坦邊界推進到大馬士革郊區，那樣的話巴勒斯坦就不再是大敘利亞的飛地，敘利亞反而成了大巴勒斯坦的枝節部分。
1919年5月15日早上，亞倫森在短暫到訪倫敦後打算返回巴黎參加和會。但在倫敦以南的肯萊機場，他發現自己的飛機由於濃霧而延誤了。11時30分，他已經打算放棄旅行返回倫敦，這時，濃霧部分消散，一架小得多的飛機（雙座的德哈維蘭式飛機，是送郵件去巴黎的）的飛行員表示可以載他一程。大約下午1點，加萊海岸附近水域的一艘法國漁船的船長聽見上方有一架飛機低飛的轟鳴聲，但由於濃霧，看不見飛機，隨後傳來墜機的巨響。漁民們在霧中搜尋，發現平靜的海面上漂浮著許多郵件，但沒有找到其他東西。德哈維蘭飛機的飛行員和亞倫·亞倫森的遺體都無處可尋。根據猶太教律法，沒有遺體就不能舉行葬禮，於是亞倫森的朋友和同僚們在5月17日晚在巴黎舉辦了一個「禮拜會」，來紀念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貢獻。
至於亞倫森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同僚（有時是對手）哈伊姆·魏茨曼，他不僅活到了以色列國的建立，還擔任了首任總統，直到1952年去世。在戰後的巴勒斯坦，他與自己充滿反叛精神的妹妹明娜團聚了。由於明娜對同盟國戰爭努力的貢獻，她被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天內德國與俄國的一次戰俘交換中。她逃離了混亂的戰後德國，返回耶路撒冷，成為具有先驅意義的猶太婦女衛生組織「哈大沙」的成員。
傑馬勒帕夏在戰後繼續過著冒險生活，但沒能混多久。在戰爭的最後日子裡，他和另外兩位帕夏——塔拉特和恩維爾一道，搭乘一艘德國魚雷艇逃離君士坦丁堡，隨後在中亞的戰場漫遊，與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派別結盟又分道揚鑣。1922年7月，他的好運氣終於到頭了，他和一名助手在喬治亞第比利斯街頭慘遭槍殺。宣稱對此次暗殺負責的是一個神秘的亞美尼亞民族主義組織，曾立誓要除掉1915—1916年亞美尼亞人大屠殺的所有罪魁禍首，此前已經在柏林刺殺了塔拉特帕夏。三位帕夏中的最後一位——恩維爾和傑馬勒一樣，也在高加索冒險。8月，在塔吉克，恩維爾遭遇蘇聯紅軍的埋伏，飲彈斃命。
作為美國駐巴黎和會代表團的中東問題專家，威廉·耶魯的注意力不僅限於該地區的和平。同時，或許是認識到自己有一天需要一份新工作，他私下裡在美國代表團中促進自己的前僱主——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利益。由於威爾遜總統堅決支援「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以及1918年夏季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耶魯有很好的藉口去實施自己的計劃。
這年夏天，在耶魯擔任艾倫比司令部的美國軍事聯絡官期間，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行政長官阿瑟·莫尼將軍召見了耶魯，要求他交出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油田的地圖。耶魯拒絕了，並抗議說，莫尼應當去找標準石油公司總部去談這件事情，於是莫尼將軍選擇了更簡單的辦法：闖入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耶路撒冷的舊辦公室，取走了這些地圖。在寫給美國和談代表的一系列備忘錄中，耶魯嚴正警告，英國人的這些強硬措施的後果不堪設想，尤其是如果急需石油的英國人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可以自由行事的話。這些代表果然警覺起來。主要是由於耶魯的煽動，美國人做了很大努力，力圖迫使英國人尊重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石油開採權，這在隨後幾年內成為英美之間摩擦的一個主要來源。
但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玩弄的是一場狡猾的戲法，拼命保護自己在克恩納布的「油田」，完全是為了建立一個可遵循的先例，以便將來獲取美索不達米亞的英國人控制下的油田的開採權。1924年，標準石油公司獲得了美索不達米亞油田的開採權，於是突然間放棄了在巴勒斯坦的開採權。一家英國石油公司匆匆填補這個空白，在克恩納布做了自己的實驗，結果和耶魯的地質學家搭檔魯道夫·麥戈文在1914年的發現一模一樣：只有鐵尾礦。儘管不時有意見相反的樂觀的工業報告出臺，但在克恩納布始終沒有發現有商業開採價值的油田。
1919年底，耶魯憤怒地從巴黎和會拂袖而去，返回美國，希望能夠回到紐約標準石油公司。不知是因為他在百老匯大街26號大廳的失策言論，還是由於他在與英國人的石油對抗中過於高調，他未能如願。家族的財富早已煙消雲散，再加上戰後美國經濟蕭條，很難找到工作，於是耶魯進入一家美國貿易公司，返回了開羅。途中，他在英國停留，迎娶了他在戰前在耶路撒冷邂逅的一位英國護士伊迪絲·漢娜。
在好幾年時間裡，耶魯在開羅做著好幾份不同的兼職工作，同時自己繼續尋找石油。1922年5月，他感到自己在葉門外海的法拉桑島（在英國控制下）找到了石油。他告訴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管，英國人在保守這個油田的秘密，但如果紐約標準石油公司派來一名地質學家，耶魯可以想辦法幫助他溜上島。標準石油公司沒有采納這個建議，於是耶魯回到美國，出人意料地在新罕布什爾州農村定居，以養雞為業，同時學習教育學碩士課程。1928年，他被新罕布什爾大學聘任為歷史學助理教授。
耶魯的文采有限，但非常多產，教書之餘寫了大量關於中東的文章來掙錢。這些努力漸漸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可——他的文章被刊登在《大西洋月刊》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於是他經常被邀請作講座和參加大學研討會。就像他居住在中東時一樣，耶魯對中東的觀點在這麼多年中發生了大幅度轉變。在1923年，他呼籲「粉碎伊斯蘭教的令人卑賤的暴政，它數百年來腐蝕了千萬東方人的心智、靈魂和肉體」，後來卻發表了一篇意見幾乎完全相反的長文，反對「猶太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剝削本質」，他還指控說，猶太人的帝國主義是以「德國法西斯」為模板的。
儘管有這些不負責的言論，但耶魯作為中東問題專家還是享有很高地位，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任命為國務院戰後計劃辦公室的中東問題專家。1945年，在舊金山召開的戰後聯合國第一次大會上，他被任命為託管委員會助理秘書。耶魯的主要關注點是，提議通過徹底廢除飽受抨擊的殖民委任統治制度，轉而由聯合國託管，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做一番重新調整。令人感到似曾相識的是，正如26年前的金-克蘭委員會一樣，託管委員會關於中東的所有建議都沒有得到採納。
重返平民生活後，耶魯繼續在新罕布什爾大學教歷史，後來在波士頓大學任教，直到1967年退休。1975年2月，他在新罕布什爾州德里市的一家養老院去世，享年87歲。
在中東情報戰的另一端，庫爾特·普呂弗的戰後生涯更為豐富多彩。雖然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經歷能夠代表一個民族的歷史，但我們很難找到比他更合適的例子來審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的歷史。
1919年，普呂弗很快成為在戰敗的德國紮根的最惡毒神話之一——所謂的「背後一劍」密謀——的熱忱信徒。這種神話的說法是，德國在戰場上不曾失敗，而是被從內部出賣。這些國內叛徒的主要代表是德國的自由主義政黨——就在停戰的兩天之前，一些左翼政黨的聯盟控制了政府，這個時機選擇真是糟糕——和國際猶太人，他們被《貝爾福宣言》的諾言誘惑，投向了協約國陣營。阿道夫·希特勒最終利用這個神話，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但庫爾特·普呂弗信奉這個神話要比希特勒早得多。根據傳記作者唐納德·麥克凱爾的說法，在戰後初期的艱難歲月裡，生活拮据的普呂弗接受了外交部的猶太同事的資助，同時卻在日記中越來越兇狠地怒罵猶太人。
事實上，由於巴黎和會的未竟事業，確實有強有力的論據可以說明，德國並沒有真正被戰勝。協約國向先前的敵人施加不堪忍受的鉅額戰爭賠款的重負，同時卻基本上完整保留了它的統治結構，這簡直是一手製造了未來衝突的最佳熔爐。德國官員們，包括庫爾特·普呂弗在內，很快就開始重建聯盟和影響力的網路，而正是這些曾推動了戰爭的爆發。在戰後年代，普呂弗在外交部的最早一批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德國先前在中東的搭檔——埃及民族主義者、青年土耳其黨運動領導人、親德阿拉伯人——逃脫懲罰，在先前的同盟國境內定居。當然，這意味著，德國現在擁有了一支心懷不滿分子的潛在力量，可以煽動未來的動亂。
甚至在戰爭結束以前，普呂弗就認識到，只要德國能吸取過去錯誤的教訓，還有一種新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在1918年11月2日給外交部的信中寫道：「我們的宣傳效果不好，是因為我們在和平時期重視不夠，在戰時卻拼命臨陣磨槍……我們對敵人發出眼淚汪汪的指控，喋喋不休地重複宣講自己的勝利，有口無心地表達對伊斯蘭的友誼，卻希望贏得一個在精神上與我們相差甚遠的民族的同情。」普呂弗敦促稱，下一次，德國「必須注重於博其歡心，而不是對其頤指氣使地教導」。
在戰後中東的政治遊戲中，普呂弗很快就有機會重新開始搗鬼使壞。1921年秋，他參與了決心始終不動搖的阿拔斯·希裡米的一個新計劃，要推翻英國在埃及的政權。幾個月後，普呂弗在羅馬會見了哈伊姆·魏茨曼。魏茨曼如果知道這位訪客曾經誘騙他的妹妹為德國刺探情報，那麼他一定是在放長線釣大魚。他向普呂弗表示，英國對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設想止步不前，顯然是由於法國人作祟，那麼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德國人可以合作，一同反對法國。兇殘地反猶但始終是機會主義者的普呂弗無疑全心全意地贊成這種觀點。由於他的這些活動，英國政府最終將普呂弗的名字納入了一份敵人黑名單，軍情五處為他專門開了一份調查檔案，始終沒有結案。
但到20世紀20年代末，普呂弗的生活逐漸平靜下來。他與早就和他疏遠的第一任妻子——美國人弗朗西絲·平卡姆離婚，娶了一個年輕得多的德國女人，在1930年生了個兒子。他繼續在外交部攀升，最終成為至關重要的第三處（負責處理英美和中東事務）的副處長。阿道夫·希特勒於1933年7月掌權時，他就在這個崗位上。
儘管普呂弗和希特勒一樣抱有復興德國的夢想，但他在最初和德國的許多保守派人士一樣，認為納粹暴發戶們是可資利用的傻瓜、粗鄙的流氓，而更上流體面的統治階層可以利用和控制他們。到1936年，普呂弗已經擺脫了這種錯誤判斷和自己當初對納粹的鄙夷，擔任了希特勒的外交部的人事處長，一年後又正式入黨。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普呂弗則前往南美，擔任希特勒的駐巴西大使。
他在巴西的三年是他個人生涯的高潮。在德國外交界，普呂弗終於得到了他自1911年以來就為之奮鬥的地位。另外，通過與巴西獨裁者結下親密友誼，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這個富饒的國家加入盟國陣營，儘管巴西與美國有著這樣的條約。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1942年夏季，巴西人發現，普呂弗與在巴西境內運作的一個德國間諜網有著直接聯絡。普呂弗受命離開巴西。大使如果為此事感到失望，至少離開的時機還不錯。在他和家人乘船回國的5天之後，巴西就加入了盟國陣營，介入戰爭，併發出了逮捕他的通緝令（由於間諜罪，他被缺席判處25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