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命令「不要俘虜」，士兵們服從了這道命令。
——1918年10月，勞倫斯關於塔法斯事件的正式報告。
1918年9月12日。世界大戰進入了第50個月份。這一天，在審視各條戰線的時候，協約國的軍方和政界領袖們陷入沉思，越來越確信敵人已經瀕臨崩潰，但他們又回憶起，在過去他們曾多次在這個問題上判斷失誤。在西線，德軍撤出了在春季攻勢中佔領的最後一片土地，在興登堡防線後方重整旗鼓。協約國軍隊將於月底對這道人類歷史上最固若金湯的防禦體系進行第一次試探性攻擊，將由法國和美國軍隊聯合在默茲河附近發動。在南線，在血戰3年、損失超過150萬人而徒勞無功之後，義大利將軍們終於吸取了教訓，開始制定小規模計劃，去對抗堅守皮亞韋河遠岸已經近一年的奧匈帝國軍隊。在巴爾幹，法國、塞爾維亞、希臘和英國聯軍正在準備攻擊馬其頓境內的一支保加利亞軍隊。幾百萬人慘死的記憶依然清晰，所以協約國將這些計劃中的進攻只看作是試水之舉，意圖僅僅是在冬季降臨之前取得些許進展，隨後要等待次年春天，或許還要等更久。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最近提議，暫停所有針對德國的全面進攻計劃，一直等到1920年，那時美國陸軍就能全面登陸法國，協約國的兵力能夠真正壓倒德國。
在這種氣氛下，人們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協約國方面抱有謹慎的樂觀，而同盟國的人們則靜悄悄地揣著一份惶恐。所有人都相信，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終於一步步走向結局了，儘管這個結局的具體細節和時間表還和以往一樣遙遙無期。
9月12日這一天，亞倫·亞倫森正在一艘駛往紐約的客輪上，這艘船是5天前從南安普敦起航的。8月，他從中東返回英國，在隨後幾周內在巴黎和倫敦之間來往穿梭，努力為他在巴勒斯坦買地的計劃爭取支援，但受到很多挫折。由於他與哈伊姆·魏茨曼和英國其他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一貫的爭吵，他的這些努力變得非常複雜。魏茨曼和馬克·賽克斯找到了一個一舉兩得的辦法，既能暫時甩掉這個討厭的農學家，又能讓他發揮熱量：讓他再去一次美國，拉攏美國猶太人團體。他們為亞倫森安排好了一系列的會議和演說，他的船開進紐約港之後，足夠他忙上幾個月的。
庫爾特·普呂弗在這個夏天的經歷逐漸從怪異變成了超現實。在7月底安排阿拔斯·希裡米覲見德皇之後，隨後幾周內，他忙著陪伴這個覬覦埃及王位的人在德國鄉間四處巡遊，參加官方會晤和歡迎赫迪夫的宴會，還要安排他在諸侯王公和伯爵夫人們的鄉間莊園逗留。8月中旬，在山區度假城鎮加爾米施—帕滕基興，兩人幸會了德皇的妹妹維多利亞·馮·紹姆堡-利佩公主和她的三教九流的扈從們，於是一起度過了相當放蕩墮落的10天歡樂時光，儘管前線傳來的訊息越來越晦暗。
「我和公主、蒙特葛拉斯伯爵夫人，還有賽琳娜·馮·施羅特海姆越來越親近，」普呂弗在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蒙特葛拉斯和馮·施羅特海姆是德皇御妹隨從中的兩位交際花），「晚上飲酒作樂、跳舞、調情、舉辦狂熱的室內聚會，諸如此類。」
但這並非僅僅是客廳的尋歡作樂。阿拔斯·希裡米是世界上最不知疲倦的陰謀家之一，隨著同盟國的前景越來越黯淡，普呂弗這個德國間諜頭子卻越來越焦灼而熱誠地投入這個埃及人的宏偉藍圖中去。這個藍圖包括將希裡米的兒子和繼承人阿卜杜勒·穆奈姆從瑞士引誘出來。前任赫迪夫解釋說，他的兒子是個脆弱而喜怒無常的年輕人，帶有虐待狂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為什麼現在正和英國人眉來眼去——但如果普呂弗能將阿卜杜勒·穆奈姆誘騙到德國，他的父親就能安排他迎娶新任奧斯曼蘇丹的女兒，這樣就能鞏固希裡米自己對埃及統治權的主張。普呂弗感到這是個絕妙的、意義重大的想法，必須要與外交部最高層溝通。從這就可以看出，普呂弗已經多麼脫離實際。
如果說這位德國間諜頭子終日生活在空中樓閣中，在虛空幻境裡陪伴他的還有很多人。外交部高層官員不僅敦促普呂弗繼續執行誘拐阿卜杜勒·穆奈姆的計劃，還請求他在另一件事情上出手相助。德國高層得知，在6月的時候，費薩爾·侯賽因向土耳其將軍穆罕默德·傑馬勒寫了一封尋求和解的信，於是想到了一個與阿拉伯起義軍媾和的主意，以此作為解決中東難題的最後方案，這個方案也許會將他們在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的摯友包括在內，也許不會。外交部要求普呂弗尋找合適的中間人，向費薩爾傳遞德國自己的秘密和平建議。阿拔斯·希裡米熱心地提供了一些聯絡人的名單，普呂弗將這個名單報了上去。
威廉·耶魯在這年夏末的經歷沒有那麼豐富多彩，而是令他垂頭喪氣。到9月12日，他已經在英軍總司令部（位於耶路撒冷城下山麓地帶的比爾薩利姆）枯坐了一個多月。在此期間，這位國務院特工（此時他的新身份是美國駐埃及遠征軍的軍事代表）從英軍司令部那裡沒有打聽到一星半點關於艾倫比的新攻勢的訊息，儘管傳聞滿天飛。這可不是因為耶魯不夠努力。耶魯參加了許多情報彙報會議，在這些會議上，英國官員們似乎在私下裡互相競爭，看誰透露的實質性資訊更少；他還忍受了一系列甚至更加乾癟無趣的高階幕僚晚餐會。他不斷請求參觀英軍前線，但總是被各種理由擋回來。最後，負責關照外國代表的英國軍官霍奇森上尉終於對此做了部分解釋。「我要告訴你，耶魯，」霍奇森透露道，「上級命令我，對你說的越少越好，因為你曾經是標準石油公司的人。」
但英國人無意中給了耶魯一個機會。他們對外國軍事代表都不甚尊重，對耶魯尤其討厭，因此將他和另一群令人嫌惡的隨軍人員——常駐軍隊的記者——一起隔離在比爾薩利姆的一個角落裡。這些三教九流的英國和澳大利亞記者的行動自由比外國軍事代表們大得多，因此耶魯從他們那裡至少能夠得知英軍在籌劃什麼東西，到9月12日的時候，他已經知道，「大戲」很快就要開演了。他不知道新攻勢的具體時間，更不知道地點，但司令部裡瀰漫著一種緊迫感，而記者們說在外出時看到了部隊調動、物資轉運，這些都無可爭辯地表明，艾倫比的攻勢已經箭在弦上。
除了對耶魯的標準石油公司背景的顧慮之外，英軍司令部其實有很好的理由要保守秘密，因為他們在巴勒斯坦運籌帷幄的計劃包含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計謀。最近幾周內，一系列英軍單位被從巴勒斯坦海岸平原調往耶路撒冷周邊，他們的新的帳篷營地遍佈朱迪亞的山坡。由於這次重新部署，艾倫比將他的前進指揮部遷往耶路撒冷。同時，英軍向安曼地區的各部落派遣了收購人員，任務是在9月底之前收購到足夠一支大軍的馬匹和駱駝食用的大批草料。對正在觀察的土耳其人看來，結論是毋庸置疑的：英軍攻勢即將展開，目標仍然是英軍曾在那裡失敗兩次的薩勒特—安曼地區。但事實上，那些新搭建的帳篷城市是空無一人的，艾倫比遷往耶路撒冷只是個戲法，而收購草料也是障眼法。英軍的計劃實際上是攻擊戰線的另一端，沿著巴勒斯坦海岸席捲北上，然後轉入內陸，以便從三面包圍土耳其軍隊。
這還只是計謀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將在約旦河的另一側上演。近一段時期以來，一支由阿拉伯部族武裝、阿拉伯北方軍士兵、英法顧問和專門的炮兵與裝甲車單位組成的數千人的混成部隊一直在越過敘利亞沙漠，在阿茲拉克古要塞集結。如果土耳其人發現了這個動向——規模如此之大的部隊當然不可能無限期地隱聲匿跡——就會更加確信，協約國的攻勢將在阿茲拉克以西僅50英里處的安曼發起。但事實上，集結在阿茲拉克的部隊的真正目標是西北方70英里處的關鍵鐵路樞紐德拉。另外，這支部隊還將擔當整個攻勢的至關重要的排頭兵，目標是在艾倫比發動總攻之前切斷漢志鐵路及其深入巴勒斯坦的支線，以便從背後使土耳其軍隊徹底癱瘓。到9月12日，這支部隊的最後一些單位也抵達了阿茲拉克，在那裡遇到了負責協調整個行動的兩名英軍中校：皮爾斯·喬伊斯和勞倫斯。
到當日為止，勞倫斯已經在阿茲拉克待了近一週，對連續抵達的各單位作了評估：來自十幾個阿拉伯部落的戰士、英法運輸和炮兵專業人員、一隊印度騎兵，甚至還有一小隊廓爾喀兵（非常有名的尼泊爾士兵，以其標誌性的彎刀聞名遐邇）。9月12日上午，阿拉伯起義的高階領導人抵達了阿茲拉克，其中最重要的是費薩爾·侯賽因，還有努裡·沙拉昂和奧達·阿布·塔伊，以及勞倫斯在過去兩年中幫助爭取到阿拉伯獨立事業中的其他一些部落酋長。於是部隊最終集結完畢。進攻部隊的前鋒將於次日上午開始部署，計劃是在當天下午召開一次秘密會議，勞倫斯和喬伊斯將在會上詳細闡述各個目標。
但恰恰是在這個關頭，在勞倫斯吃盡苦頭促成的戰役的前夕，他卻突然間陷入了令他癱軟無力的抑鬱中。侯賽因和其他阿拉伯領導人抵達不久之後，勞倫斯溜出了阿茲拉克，前往約80英里之外的一個叫作艾因阿薩德的偏僻山澗。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記述道：「我在檉柳叢裡的舊巢穴中躺了一整天，風兒在擠滿灰塵的翠綠枝杈上吹拂出的聲音與在英國樹木上發出的聲音一模一樣。它告訴我，我對這些阿拉伯人真是煩透了。」
其實，近一段時期以來，已經出現了一些跡象，說明勞倫斯可能瀕臨這樣的精神崩潰。7月中旬，在得知艾倫比攻勢發起的確定時間之後，他本應欣喜若狂才對，卻向密友維維安·理查茲寫了一封憂鬱的信。「我被如此兇暴地連根拔起，投入到一件我無力勝任的工作中，萬事萬物都顯得虛幻，」他告訴理查茲，「我丟棄了曾經做過的一切事情，僅僅作為一個機遇的竊賊來生活，發現機會的時候就伸手攫取……這是一種外國舞臺，我成日成夜地穿著奇裝異服、說著奇怪的語言，在這裡表演。代價是，如果角色演得不好，就要為失敗負責。」
隨後他描述了自己對阿拉伯人的仰慕，儘管他現在已經認識到，他從根本上與他們是格格不入的，永遠是個異鄉客。他寫到了自己腦海中常常縈繞的詞語——和平、沉默、休息——「如同黑暗中一扇亮著的窗戶」，但又質疑，一扇亮著的窗戶究竟有什麼用。正如勞倫斯在吐露真情實感時常常做的那樣，他在信的末尾對自己寫的東西大加貶抑，稱這是一封「白痴的信」，其源於他自相矛盾的個性。「我仍然一直得不到滿足。我討厭前線，也討厭後方，我不喜歡責任，也不服從命令。總的來講現在一點用都沒有。漫長的寂靜，如同清洗，然後是冥思和對未來道路的抉擇，那才是應當期待的東西。」
如果他給理查茲的信提及了他心力交瘁的狀態，這更是由於他因為「欺騙」自己的阿拉伯戰友兩年之久並「從中漁利」而抱有負罪感。這種歉疚越來越重。8月初，在籌劃阿茲拉克行動的時候，勞倫斯又一次見到了強大的盧阿拉部落的酋長努裡·沙拉昂。他曾向這位酋長建議相信英國向阿拉伯人許下的最新一次諾言，希望能夠將他爭取到謝里夫的陣營。在8月的會見中，沙拉昂終於全面承諾參與起義，但此後《貝爾福宣言》和《賽克斯—皮科協定》被公之於眾，沙拉昂一定知道這個拉攏他的英國人不夠坦誠。從勞倫斯的回憶錄和他告訴自己最早的傳記作家的言論來看，欺騙沙拉昂這件事情對他的良心壓力最大，儘管具體原因還不清楚。
就在動身前往阿茲拉克之前，發生了一件事情，讓勞倫斯對自己為阿拉伯人而奮鬥的「聖戰」的目的產生了懷疑。8月底，阿拉伯軍隊主力正在準備離開亞喀巴地區北上的時候，侯賽因國王與費薩爾發生了相當公開的激烈爭吵，幾乎是在指控兒子不忠誠。在將近一週時間內，父子兩人用措辭激烈的電報互相爭吵，在此期間，起義軍的行動止步不前，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整個敘利亞攻勢能否實施都成了疑問。勞倫斯最終促成了兩人的和解——他截獲了侯賽因的一封電文，將怒氣沖天的後半部分刪去，只將聽起來抱有歉意的前半部分發給了費薩爾。但是，恰恰是他為之奮鬥的那個人幾乎將他的全部計劃破壞掉，這讓勞倫斯感到了揮之不去的痛苦。
但在艾因阿薩德的這一天，令勞倫斯痛苦萬分的還有另一件事，是近期發生的對他個人的沉重打擊。從各方面證據來看，在勞倫斯在阿茲拉剋期間，他得知了自己在卡爾基米什時的年輕夥伴達霍姆的死訊。達霍姆顯然是前一段時間肆虐敘利亞北部的斑疹傷寒大爆發的受害者。在很深的程度上——這種程度之深，勞倫斯自己或許都沒有完全理解——他已經在自己腦海中將這場戰爭幻化為達霍姆的形象。就是為了這個敘利亞少年和他的未來，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現在達霍姆死了，激勵勞倫斯奮鬥的許多東西也就隨風飄去了。儘管他從來沒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獻詞中的神秘的「」的真實身份——達霍姆的真名是薩利姆·阿里，但該書卷首詩的最初幾節強有力地佐證了勞倫斯得知達霍姆死訊的時間和此事對他的影響：
我愛你，因此我將這些如潮的人流拉進我的手中
在繁星燦爛的天空裡寫下我的心願
去為你贏來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會為我而閃耀
當我們來的時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僕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見你在等待
當你微笑時，悲慼地嫉妒時，他（死神）追上了我
並把你拉走
帶入他無言的寂靜之中。
雖然悲痛不已，但勞倫斯已經為阿拉伯獨立事業出力甚多，對阿拉伯人也提出了太多要求，在漫長戰役的高潮時又怎能抽身呢？他對自己在9月12日的情緒描述道：「時至今日，我對自己被安排到了錯誤的位置所抱有的耐心已經耗盡了。再過一週、兩週或三週，我決心一定要卸任。我的神經已經崩潰，如果還能隱瞞那麼久，我就太幸運了。」於是，他離開了在艾因阿薩德的「巢穴」，返回阿茲拉克。幾個小時之後，集結在阿茲拉克的戰士們就將對敵人發起第一輪打擊。
巧合的是，就在這一天，美國駐倫敦軍事情報辦事處收到了一份絕密報告，稱英軍方面的阿拉伯起義軍計程車氣正在瓦解。9月12日的這份報告稱：「情報顯示，在亞喀巴地區與埃米爾費薩爾在一起的敘利亞人非常不滿，爭執很多。」一個重要原因顯然是起義軍的戰鬥力太差。「儘管有英軍的支援，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表現出缺乏組織和實施作戰的能力……阿拉伯人的整個局勢非常糟糕。」
這份報告的作者是美國軍事情報機關在中東的主要通訊員——軍事代表威廉·耶魯。從這份報告開始，他建立了美國情報界的一個傳統：對中東局勢進行根本上的錯誤解讀。在隨後95年中，耶魯在美國情報界的後繼者們將恪守這一傳統。
大家輕鬆愉快。在戰爭中，全部優勢都在己方，而風險大部分都在敵方，這種現象並非罕見。9月14日上午，勞倫斯離開了阿茲拉克，隨後一週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乘坐一輛勞斯萊斯裝甲車，在德拉周邊的沙漠中風馳電掣，炸燬橋樑、摧毀鐵軌，躲閃敵人效力極差的空襲，偶爾與倒霉的土耳其徒步巡邏兵交鋒。
他的行動如此輕而易舉，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艾倫比司令部計謀的成功。土耳其軍隊重兵雲集在安曼周邊，準備迎戰英軍，阿茲拉克的突擊部隊幾乎如入無人之境，可以自由地達成目標：切斷德拉南北兩個方向的漢志鐵路，以及向巴勒斯坦延伸的至關重要的西向支線。最終目標當然是在艾倫比的總攻於9月19日開始前完成上述任務。
但勞倫斯追上突擊隊的主力時卻得知，由於運氣不佳，襲擊德拉以南鐵路線的行動失敗了。現在他已經對沙漠中機械化作戰的效力堅信不疑，於是決定親自試一次。他只帶了兩輛裝甲車和兩輛「補給車」，即大型轎車。9月16日上午，他找到了自己的攻擊目標，那是一座防備薄弱的橋樑，周邊荒無人煙，橋樑是「一座不錯的小型建築，80英尺長，15英尺高」。讓勞倫斯特別驕傲的一點是，他和戰友們在安放炸藥時使用的是一種新技術，能夠讓橋樑「結構完全損毀」但主體仍然不倒。土耳其的維修人員將不得不耗時費力地先將橋樑殘骸拆除，然後才能開始重建工作。
這項任務完成後，勞倫斯重新加入阿拉伯部隊主力，於次日上午一同襲擊德拉以北的鐵路。1000多人的部隊沒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控制了近10英里長的鐵路線，好讓爆破組放置炸藥。此次行動讓勞倫斯擺脫了在阿茲拉克一直困擾他的憂鬱情緒。司令部給他的主要任務是將德拉隔離，「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運氣居然這麼好，我們向艾倫比的承諾這麼簡單、這麼快就兌現了」。
目標只剩下了通往巴勒斯坦的鐵路支線。就在9月17日這天下午，一支阿拉伯部隊襲擊了德拉以西幾英里處的一座火車站；他們很快就洗劫了車站，將不能搬走的東西全都付之一炬。但勞倫斯的計劃更宏偉。他率領一小隊人馬西進，希望能夠摧毀前一年令他遺恨的雅莫科峽谷大橋。但這一次他仍然不能成功，因為他遇上了從巴勒斯坦趕來的整整一火車的德國和土耳其軍隊。
但是，勞倫斯於次日返回並與起義軍主力會合時，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對自己的「成績」感到心滿意足：土耳其軍隊通往巴勒斯坦的主要電報線被切斷了，全部三段鐵路都被摧毀，維修需要幾天至幾周的時間。他還有更多的破壞工作要做——9月18日這天下午，他還炸燬了另一座橋樑，這是他的戰績中第79座橋。但阿茲拉克的前鋒部隊已經完成了司令部命令他們在艾倫比攻勢之前執行的所有任務，而此時離攻勢發動已經只有幾個小時。
按照預先的安排，一架皇家飛行軍團的飛機將於9月21日上午降落到阿茲拉克，帶來關於巴勒斯坦攻勢進展情況的報告。勞倫斯急於知道訊息，在此前一天就趕回了那座沙漠要塞。他自6天前從阿茲拉克出發以來就幾乎沒有合過眼，現在已經精疲力竭，瀕臨崩潰，在營地的野戰醫院找到一張空床，倒頭就睡。
9月18日，耶魯走進指定的食堂用餐時，發現了第一條線索：記者們都不在了。他走到停車場時又發現了第二條線索：所有的車輛也都走了。一名英國下級軍官勇敢地解釋說，汽車都被派到了前線各處，為即將開始的攻勢做準備。顯然，耶魯和僅剩的另外一名外國代表——一個叫德·桑布伊的義大利少校——沒有任何車輛可用。
「我非常惱火和困惑，」耶魯寫道，「一名軍事代表應當做什麼？我應當要求為我提供上前線的車輛，還是應當接受他們的這種蹩腳的解釋？桑布伊為什麼不應當做些什麼？他是個科班出身的軍官，1915年就參戰了。我對自己，還有對英國人非常惱怒，就這樣上床睡覺了。」
他的這一覺被打斷了。9月19日凌晨4時45分，耶魯被「似乎震撼了整個世界的可怕巨響」吵醒了。在巴勒斯坦的整條前線，英軍的近500門大炮同時開始轟擊土耳其戰線。
耶魯起床穿好衣服的時候，已經下定了決心。他雄赳赳氣昂昂地走進一位將軍的辦公室，宣佈自己馬上去吃早餐，如果吃完的時候還沒有一輛汽車在等他的話，他就向華盛頓發電報，說英國人把他監禁了。他的義大利同行對這種蠻勇大感震驚，但不久之後兩人從食堂走出來的時候，有輛福特t型汽車在等他們，駕駛員曾經是倫敦的一名計程車司機。
這天上午，他們被送到一座俯瞰沙崙平原的懸崖上，據說從那裡可以觀察戰場的一個部分。兩位外國代表發現一群英國軍官已經在一座十字軍時代古堡遺址安頓下來，於是加入他們，用望遠鏡觀察著北方2～3英里處的戰局。這是耶魯第一次觀察戰鬥，沒怎麼引起他的興趣。「炮彈不時從我們背後的高地射出，頻率並不高，而我們前方是步槍的槍火，斷斷續續的機槍嗒嗒聲，不時有散兵線在前進，在石灰石山嶺的空寂灰白色背景下，幾乎看不清士兵的身形。這遠遠沒有我孩提時代在範科特蘭公園看的戰爭表演那麼激動人心。對我們而言，這一天既漫長又乏味。似乎沒有人知道究竟在發生什麼事情；我肯定不知道英軍還是土耳其軍隊佔了上風。」
這位初嘗戰爭滋味的美國代表並不知道，他正在體驗的其實是傳統戰場的本質所在：在排山倒海的混亂中，即便是高階野戰指揮官通常對戰局進展也只有非常模糊的把握，而且往往只能瞭解自己所在位置周邊的情況。但足智多謀的耶魯想到了一個辦法。當晚回到司令部之後，他利用自己的外國代表身份，獲准進入主電報室。在那裡他發現了來自戰場各個角落的成堆的電報。將這些電文與地圖聯絡起來，他就能對戰役總體局勢有一個全面的把握，而這種把握原先是隻有艾倫比和他最高階的參謀才享有的。次日，耶魯來到了前線的另一個地段，向一位英軍准將介紹了各處的戰事進展情況。前一天瞭解到的知識派上了用場。
「這讓我在軍隊裡感到不是那麼窘迫了，」他回憶道，「我第一次來到職業軍人的隊伍裡感到的那種自信嚴重受挫的感覺也開始消失了。」
在攻勢的最初兩天，耶魯享受到了從遠距離舒適地觀察戰場的特權，在他眼裡，士兵們如同一群群疾跑的螞蟻。這種情況在9月21日宣告結束，他和夥伴們乘坐t型汽車爬上一條通往納布盧斯鎮（在撒馬利亞山麓地帶）的山路。前一天，一個逃跑的土耳其單位從同一條道路撤往納布盧斯，在那裡遭到大群英國飛機的轟炸和機槍掃射。
「土耳其人毫無還手之力，」耶魯記述道，「沒有地方可以掩蔽，也沒有辦法投降。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道路上一連好幾英里，兩邊都是浮腫的死屍，在赤日炎炎之下膨脹到了爆裂的地步。」
有一個景象讓耶魯永生難忘，那是公路的一個地點，有一座古羅馬的高架渠穿過了一座山谷。在這裡，曾有數十名土耳其士兵緊貼在高架渠的石牆上，以躲避掃射的英軍戰機，但飛機繞到他們背後，從另一個方向攻擊，於是他們全都丟了性命。在整個一條高架渠沿線，死屍整整齊齊地排成一路縱隊，「在世人眼中，」耶魯回憶道，「如同一排翻倒的錫兵。」
傳來了驚人的訊息。9月21日，皇家飛行軍團的一架飛機在阿茲拉克降落，飛行員告訴大家，英軍沿著巴勒斯坦海岸長驅直入，秋風掃落葉一般粉碎了擋路的土耳其軍隊的微弱抵抗。幾周前，司令部的期望是進抵耶路撒冷以北40英里處的納布盧斯城。現在，僅僅幾天之內，英軍前鋒就已經遠遠超越了納布盧斯，數千名敵軍士兵繳槍投降。艾倫比將軍發給在阿茲拉克的費薩爾的信中洋溢著勝利的喜悅。「在敘利亞的土耳其軍隊遭受了難以恢復的慘敗，」信中寫道，「我們現在應當聯手，將敵人徹底殲滅。」
艾倫·道內給喬伊斯中校的信講得更詳細。前一天晚上，英軍騎兵已經從沿著海岸北上的行動轉為向內陸推進，合圍在巴勒斯坦的敵軍部隊指日可待。「整個土耳其軍隊已經落入陷阱，」道內歡呼雀躍道，「除了通過雅莫科峽谷向約旦河以東逃跑之外，所有退路都被封死。如果阿拉伯人能夠切斷這最後一條逃生之路，而且是及時切斷，那麼敵人一兵一卒、一門大炮、一輛馬車都插翅難逃！多麼了不起的勝利！」
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白無誤地說：「我們的戰爭的面貌發生了變化。」
當然，戰局進展如此之快，原先為阿茲拉克部隊設計的作戰計劃已經過時。當天下午，勞倫斯登上那架皇家飛行軍團的飛機，返回巴勒斯坦，與艾倫比將軍的幕僚緊急磋商。
勞倫斯在司令部得知，新的目標不是擊敗土耳其軍隊，而是將其全殲。艾倫比在給費薩爾的信中也提及了這一點。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在英軍左翼繼續北上的同時，另外三支部隊將渡過約旦河東進，以便掃蕩漢志鐵路沿線的各個敘利亞城鎮，最終逼近大馬士革。關鍵仍然是德拉。從巴勒斯坦逃跑的所有土耳其單位以及那些仍然在它南面的單位有可能會在德拉集結，或許能夠重整旗鼓，負隅頑抗。司令部敦促勞倫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阿拉伯人必須徹底切斷德拉以南的鐵路線，而絕不可以衝向大馬士革。
艾倫·道內寫給在阿茲拉克的喬伊斯的信中已經強調了這後一點。喬伊斯臨時外出，勞倫斯拆讀了這封信。「你和勞倫斯應當動用全部約束力，」道內向喬伊斯下令，「防止費薩爾在北方做出任何魯莽行動……局勢完全在我們手中，任我們控制，所以費薩爾只要信任我們並耐心等待，就不必擔心對他不利的事情。讓他千萬不要在未與艾倫比將軍協商的情況下北上，那將是致命錯誤。」
英國人的這番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近兩年來，勞倫斯一直向費薩爾進言，阿拉伯人要對大馬士革發出主張的唯一穩妥辦法是搶先抵達那裡；前不久馬克·賽克斯向「敘利亞七人」回覆的公開信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論斷。因此，對費薩爾來說，放棄德拉行動而進軍大馬士革是個不可抵擋的誘惑。勞倫斯在司令部短暫停留期間，艾倫比的高階參謀們一再向他強調，阿拉伯人在這個關鍵時刻保持忠誠的話，將得到很好的報償，甚至暗示，將會允許費薩爾在大馬士革建立一個政府。
得到這些保證並拿到給阿拉伯人的新命令之後，勞倫斯於次日飛回了阿茲拉克。隨後兩天內，大群阿拉伯戰士以及英軍的裝甲車單位襲擊了德拉以南的漢志鐵路，將其嚴重損毀，在可預見的短期內無法修復。但撤退中的土耳其軍隊可能重整旗鼓在德拉頑抗的擔憂現在看來是多餘的；敵人已經潰不成軍，他們計程車兵被戰局發展的神速驚得呆若木雞，腦子裡只有逃命一件事情。土耳其軍隊瓦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到9月25日，勞倫斯就得以向司令部報告稱，德拉以南的所有內陸城鎮中或許已經只有4000名土耳其士兵，其餘大部分人已經通過德拉，繼續逃往大馬士革。
但考慮到戰役目標已經擴大為全殲土耳其軍隊，勞倫斯看到了一個機遇；如果德拉不會成為土耳其軍隊的集結地，那麼可以將它化為殺戮場。在9月25日的報告中，他在描述敵人部隊企圖逃往大馬士革的時候，簡練地評論道：「我要阻止他們。」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26日派遣一群阿拉伯戰士前往德拉西北方12英里處的一個叫作謝赫薩阿德的小山村。在那裡，起義軍可以居高臨下地觀察德拉和通往大馬士革道路上的情況，還能觀察從巴勒斯坦通過雅莫科峽谷撤退的土耳其部隊的動向。
勞倫斯很快就有理由為自己的這個選擇感到慶幸。當天下午，偵察兵發現一小群德國和土耳其士兵從雅莫科道路走來，「絕望但逍遙，輕鬆自在地行軍，認為自己離戰場還有50英里遠」。阿拉伯人匆匆佈下了一個陷阱，將這群掉以輕心的敵人迅速消滅。勞倫斯寫道：「謝赫薩阿德很快就報答了我們，報答得很好。」
這還只是小試牛刀。次日上午，英軍從雅莫科北上，德拉及其周邊地區的土耳其軍隊準備放棄這裡的陣地。勞倫斯得到情報：約4000名敵軍將從德拉出發，在通往大馬士革的主路上撤退，而另外2000人將從附近的一個城鎮撤退。這支2000人的隊伍選擇了陸路的一條捷徑，將通過謝赫薩阿德以南6英里處的塔法斯村。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冷冷地寫道：「2000人更像是我們能吃得下的。」
9月23日下午，一支印度騎兵部隊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了地中海城市海法。威廉·耶魯於當晚抵達海法，在當地一戶人家住下，然後決定在城市空蕩蕩的老城區散散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幾乎所有參戰國軍隊中都有配備長槍的騎兵。到1918年，在機槍和作戰飛機的時代，幾乎所有這樣的騎兵都拋棄了長槍這種過時武器，但印度軍隊還沒有。當天下午，印度槍騎兵在海法老城區的狹窄街道上大顯神通，追殺膽戰心驚、抱頭鼠竄的土耳其士兵，將其一一刺死。耶魯不管走到哪裡，看到地上都是死屍。
「在死寂的冷清的街道上，」他回憶道，「在明亮的月光下，土耳其士兵的屍體非常奇怪地顯得極不協調，因為東方月夜的安寧祥和籠罩著城市的這個部分。」
但是，普通人很快就會對戰爭的恐怖無動於衷，威廉·耶魯也不例外。次日是他來到戰場的僅僅第6天，他和德·桑布伊少校開車在巴勒斯坦海岸公路上賓士，經過了一隊隊被押往戰俘營的土耳其戰俘。在隊伍的末尾是幾十名精疲力竭或者病重而無力行進的俘虜。這些人就被丟棄在後面，在炙熱陽光下等死，他們的戰友、俘虜他們的印度兵，以及耶魯和他的夥伴，都熟視無睹。「這不是我們能管的事情，我們還有一天的路要走，」他寫道，「我當時絕沒有想到，我們太沒心沒肺、冷酷無情。我們根本沒有想到停下來，帶上一兩個人。」
在塔法斯外圍不遠處的高高草叢中，他們遇見了第一批倖存者。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的村民們喃喃低語地告訴他們，土耳其士兵在一個小時前進入塔法斯之後就開始瘋狂肆虐。勞倫斯和阿拉伯部隊的前鋒繼續前進，很快發現了敵人暴行的證據。草地上四處散佈著屍體，「用死屍的那種方式緊緊地擁抱著大地」。
突然間，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跳進他們的視野，她的脖子上有道深深的傷口，鮮血浸透了她的罩衫。「那孩子走了幾步，」勞倫斯回憶道，「然後停住腳步，以令人震驚的力量向我們高聲哭喊起來：‘老爺，別打我！’除了這哭聲，周遭一片沉寂。」片刻之後，女孩跌倒在地，很可能是死了。
但與塔法斯街頭的慘狀相比，這還不算什麼。到處是死屍，很多屍體殘缺不全，姑娘和婦女們顯然是慘遭先奸後殺。讓勞倫斯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裸身的孕婦俯臥在一堵矮牆上，身體被鋸齒刺刀刺穿，非常恐怖。她周圍有約二十具屍體，「死法不同，但都是非常猥褻」。
非常巧合的是，在前兩週陪同勞倫斯，並且現在與他一同騎行的人當中就有塔法斯的頭人塔拉勒·哈雷丁。勞倫斯在正式報告中記述道，塔拉勒看到自己村莊遭到蹂躪的慘狀，「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喊，用頭巾圍住自己的頭，用馬刺狠狠地催動坐騎，在馬鞍上搖晃著，全速衝進正在撤退中的土耳其隊伍。他和他的母馬都被機槍打死，倒在敵人的槍尖下」。
與奧達·阿布·塔伊（他在這天上午也來到了塔法斯）協商之後，勞倫斯向他的副手們下令，不接受任何俘虜，或者按照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更雄辯的說法：「你們當中誰能帶來最多的土耳其死屍，就是最優秀的。」
9月27日這個漫長日子餘下的時間裡發生的是一場極其殘酷的單方面屠殺。進攻的阿拉伯人很快將逃跑中的土耳其隊伍切割成三個孤立部分，然後開始逐個擊破。任何負傷倒下或者企圖投降的土耳其或德國士兵都被迅速砍死。很快，沿途村民也加入了追擊，他們急於報復4年來壓迫他們的土耳其人，或許同樣熱切地希望搶劫死人身上的財物。甚至從屠殺的標準來看，這也顯得格外兇殘。「我們陷入了一種瘋狂，」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記述道，「這瘋狂來源於塔法斯遭遇的恐怖蹂躪，或者關於它的故事，於是我們殺了又殺，甚至猛擊死人和牲口的頭部，似乎他們的死亡和洶湧鮮血能夠緩解我們腦子裡的痛苦。」
屠殺越來越殘忍。阿拉伯部隊的一個預備隊伍由於偶然，沒有接到「不留俘虜」的命令，日落之前，勞倫斯折回來的時候，這個單位已經活捉了約250名土耳其和德國士兵。根據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記述，勞倫斯「並非不願意」放這群俘虜一條生路，但他被帶到一名垂死的阿拉伯戰士面前，此人被德國刺刀殘忍地釘在地上，「就像收藏的昆蟲標本」。勞倫斯在此事過後不久寫下的正式報告中稱，「然後我們將哈奇開斯機槍對準俘虜群，把他們全解決掉了，他們什麼也沒說」。
屠殺持續了一整夜，又延續到次日。驚恐萬狀、精疲力竭的土耳其人被分割成越來越小的群，最後完全無力抵抗，少數幸運的人被俘虜，更多人被草率地當場殺死。兩天後，最後一批掉隊士兵抵達大馬士革郊外，此時於9月27日從德拉地區出發的約6000名土耳其和德國士兵已經只剩下不到2000人。
勞倫斯沒有參加進一步的屠殺。當夜，他返回了設在謝赫薩阿德的指揮部，在次日黎明前往他的傷心之地：德拉。根據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記述，這次他在德拉的見聞非常平淡，尤其與塔法斯的恐怖事件相比就更不值一提。一支阿拉伯部隊於前一天下午衝進了德拉，搜捕了留在那裡的少數幾名土耳其士兵之後，就開始大肆劫掠。勞倫斯迅速阻止了混亂局面，在遭到破壞的火車站及其工棚處安排了武裝警衛，並幫助任命市長和指定警察。事實上，根據勞倫斯的記述，他當天在德拉遇到的最大挑戰是阻撓喬治·巴羅將軍（他剛率軍從雅莫科峽谷抵達）好鬥的野心。
在《智慧的七柱》中，巴羅被描摹為一個滑稽可笑的小丑。勞倫斯從德拉出來到西面的道路上迎接他時，巴羅就開始受到各種打擊。巴羅將軍打算在城內外四處安置警戒，以平定這個城鎮的秩序，勞倫斯「溫和地解釋說」，秩序已經恢復了，因為指定了一位阿拉伯市長。巴羅隨後堅持要讓他的人馬佔領德拉火車站，勞倫斯同意了，但是非常傲慢地要求英軍不得干預火車站的運作，因為阿拉伯人已經清理了鐵路線，正在為一列火車的出發做準備。勞倫斯寫道：「巴羅來的時候把阿拉伯人看作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我冷靜地向他暗示，他是我的客人。他雖然對此頗為震驚，但別無選擇，只有乖乖地聽我的話。」勞倫斯記述道，如此這般把巴羅將軍馴服之後，「很快我們就相處融洽了」。
但喬治·巴羅對這一天德拉形勢的回憶不是這樣的。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稱：「整個地方髒得不可名狀，零亂地散佈著還在冒煙的灰燼和搶劫後丟棄的腌臢東西。土耳其人的死者或垂死之人躺在火車站周圍，或者倚著牆坐著。還活著的人盯著我們，哀求我們開恩，因為他們從阿拉伯人那裡不可能得到任何憐憫。」
但這與巴羅計程車兵進入一列被困在德拉車站的土耳其醫護列車之後看到的景象相比，就不值一提了。他相當誇張地將這景象描述為「其野蠻殘忍，遠遠超過過去120年裡各國衝突中的任何已知暴行」。據巴羅說，「阿拉伯士兵走進了列車，剝掉呻吟的土耳其傷病員的衣服，也不管他們的血淋淋傷口和斷裂肢體，並割斷受害者的喉嚨……任何一個普通的文明人都無法忍受這樣的慘景。」巴羅說，他憤怒地命令勞倫斯將這些阿拉伯人從列車上帶走，勞倫斯卻拒絕了他，並解釋說，這就是阿拉伯人的「戰爭觀念」。
「這不是我們的戰爭觀念，」巴羅反駁道，「如果你不把他們弄走，我來。」據說勞倫斯在這關頭抽身離去，告訴將軍，他不會對即將發生的任何事情負責。巴羅召集了他計程車兵，將救護火車上的阿拉伯人都趕了出去，阻止了他們的屠殺。
將塔法斯和德拉的事件結合起來考量，我們發現很難了解到「勞倫斯神話」的全部真相，甚至無法確定這個神話的哪些方面最為可信。對於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對塔法斯事件的描述，不輕信的讀者或許會感到，有些場景實在太戲劇化了，難以令人信服，比如塔拉勒衝鋒時被敵人擊斃前發出的驚人的慘叫、被刺刀釘在地上的阿拉伯戰士臨死前向折磨他的德國人和土耳其人發去的控訴的目光等，尤其是這些場景都沒有出現在勞倫斯的正式報告中。另外，令人不安的是，勞倫斯大量描述恐怖細節，其筆觸帶有性的意味，接近戰爭色情作品，令人想起他描述一年前在德拉遭受折磨的情節。更加撲朔迷離的是，在戰後，曾與勞倫斯一同參加1918年9月攻勢的多名英國軍人堅持，勞倫斯從未釋出過「不留俘虜」的命令，更不要說命令處決戰俘了，儘管勞倫斯在回憶錄和正式報告中都這麼說得一清二楚。
德拉醫護列車的故事從相反的角度突出了我們瞭解真相的困難。勞倫斯開誠佈公地將自己在塔法斯的行動描繪得躍然紙上、震撼人心，但在《智慧的七柱》和正式報告中都絲毫不曾提及救護列車的事件。我們很難想象，喬治·巴羅這樣一位「正派」的職業軍官會捏造這樣一個故事。如果這個事件真的發生過，而勞倫斯避而不談，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他不願意破壞阿拉伯起義軍的光輝形象，但《智慧的七柱》的很多段落，以及他的戰時報告，都毫不隱諱地描述了阿拉伯起義軍不光彩的一面。如果，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勞倫斯的確是刻意要隱瞞這個事件，那麼為什麼要在《智慧的七柱》中大力貶低最有能力宣傳此事的巴羅？難道不應當保持低調、避免激怒巴羅嗎？當然了，對於這一切，還有一個更簡單但更令人不安的解釋：在9月最後幾天的恣意殺戮中，勞倫斯感到救護火車的事情實在不值一提。
勞倫斯留在德拉，以便與費薩爾會面。費薩爾在第二天從阿茲拉克趕到了德拉。到此時，由於土耳其軍隊的全線崩潰，艾倫比不準阿拉伯人進軍大馬士革的禁令已經被解除。事實上，他還命令埃及遠征軍的所有單位不得擅自進入敘利亞首府，以便將首先攻入該城的榮譽留給他們的阿拉伯盟友。勞倫斯和費薩爾討論了在大馬士革組建臨時政府的計劃。9月30日清晨，勞倫斯和最近有時擔任他司機的沃爾特·斯特林少校乘坐那輛被他們命名為「藍霧」的勞斯萊斯轎車，起程北上。途中，放眼望去，到處是人畜的屍體，其中有些是在土耳其軍隊倉皇逃竄過程中死亡的。當晚，他們已經抵達一座俯瞰大馬士革城的山脊，那裡擠滿了阿拉伯軍隊和埃及遠征軍的單位，都在等待天亮之後進城。
在這個等待的夜晚，斯特林注意到，勞倫斯陷入了深深的抑鬱。在這位下級軍官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我們已經處在攻入大馬士革的前夜，」斯特林寫道，「將為勞倫斯的全部努力贏得成功的最後一步已經近在眼前。」最後他問自己的同伴，為什麼如此沮喪。「自從我們佔領德拉以來，」勞倫斯答道，「結局就已無法逃避。現在，熱情和興趣都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