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夜，在大馬士革城外的同一座山脊上，威廉·耶魯和義大利軍事代表也在那裡宿營。他們躺在自己的t型汽車旁，裹著毯子，努力休息幾個鐘頭。午夜過後不久，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將他們驚醒。在北方，巨大的煙霧和火焰從大馬士革上方升起，周邊幾英里的鄉村都被這強光照得亮如白晝。「全能的上帝啊，」耶魯說道，「土耳其人把大馬士革炸掉了。」當夜，在這第一次大爆炸後還發生了許多較小的爆炸，火焰和爆炸的炮彈如同間歇泉一般從夜空中劃過。
黎明時分，耶魯發現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大馬士革依然屹立。土耳其和德國軍隊在前一夜只是在撤離城市之前摧毀了自己的彈藥和燃料庫。
非常湊巧的是，耶魯和德·桑布伊這一夜紮營的地方就在那群在攻勢前離開司令部、將他們拋在腦後的那群記者旁邊。這天上午，重新團聚的朋友們討論了一番，現在進入大馬士革是不是太危險。耶魯在討論中途離開去找水泡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記者們又一次拋棄了他們。「記者能去的地方，」他告訴德·桑布伊，「軍事代表自然也能去。」他們跳上t型汽車，向市區開去。
他們進入的是一場喧鬧的歡慶活動。在街道上，大馬士革市民歡呼雀躍，載歌載舞，敲鑼打鼓，阿拉伯戰士們騎著戰馬或駱駝，向天鳴槍，婦女們從陽臺上向他們拋撒玫瑰花瓣。兩位軍事代表越接近市中心，場面就越狂熱。「簡直是群魔亂舞，」耶魯回憶道，「我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將近3年時間，終日惴惴不安，對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所以我能感受到阿拉伯人的那種狂喜，另外，更讓我心醉神迷的是，我是解放大軍的一員……人們邀請我去他們家裡做客，為我端來葡萄酒和甜食。這是瘋狂熱烈的一天，這樣的日子，一個人哪怕一生中只會遇到一次也算是非常幸運了。」
這一天，勞倫斯也體驗到了大馬士革的瘋狂，只是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和斯特林開著「藍霧」，在記者和外國軍事代表們出發很久以前就動身前往大馬士革，但被一名印度陸軍警衛扣押了好幾個小時。這名警衛對他們的阿拉伯頭巾產生了狐疑。這個耽擱險些導致災難性後果，因為勞倫斯最終抵達大馬士革市政廳（阿拉伯起義領導人的集結點）的時候，他發現一場政變正在進行中。
這天上午，費薩爾的副手們在市政廳著手組建臨時政府，卻來了兩個人，聲稱前一天晚上就已經組建了政府。另外，這兩個不速之客還堅持，自己是侯賽因國王在大馬士革的合法代表。勞倫斯對這兩人很熟悉，他們分別是曾經在雅莫科差點把他害死的阿爾及利亞叛徒阿布德·卡德爾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薩義德。幾分鐘後，這兄弟倆及其追隨者離開了市政廳，但他們如果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一定希望自己沒有離開。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勞倫斯當即撤銷了他們的權力主張，任命了另一個人——舒克里·帕夏·阿尤比為大馬士革的臨時軍事總督。
勞倫斯這麼做的時機堪稱絕妙，因為就在幾分鐘之後，埃及遠征軍沙漠騎兵軍的澳大利亞司令官亨利·肖韋爾將軍就來到了市政廳。作為第一位進入大馬士革的埃及遠征軍高階指揮官，他從艾倫比那裡接到的指示是，尋找土耳其人任命的總督，請他暫時繼續管理城市。在市政廳，肖韋爾遇到了勞倫斯。勞倫斯迅速帶他去見舒克里帕夏。「我以為這就是土耳其人任命的總督，」肖韋爾後來向艾倫比報告稱，「於是我通過勞倫斯中校向他釋出指示，讓他繼續市政管理工作，並告訴他，他需要多少警衛和警察，我都可以為他提供。」肖韋爾還請求勞倫斯「協助這些工作，因為我目前沒有政治軍官可供呼叫」，於是勞倫斯的計謀圓滿成功。
這意味著，通過如此聰明的一步棋，勞倫斯在埃及遠征軍軍事當局眼中確立了自己選擇的阿拉伯「政府」的合法性。另外，在至關重要的隨後幾天之內，他就是大馬士革實際上的統治者，可以隨意抽調埃及遠征軍部隊，還能通過軍事總督的「職位」領導阿拉伯人。
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消除阿布德·卡德爾和穆罕默德·薩義德構成的持續威脅。他將兩兄弟傳喚到市政廳，告訴他們，他們的政府已經被廢除，並任命了一些忠於費薩爾的人到實權崗位上。勞倫斯與兩兄弟之間的對抗非常緊張，差點動了刀子。勞倫斯敘述道：「隨後，穆罕默德·薩義德和阿布德·卡德爾拂袖而去，發誓要對我這個基督徒報仇雪恨。」不久之後，勞倫斯派遣了埃及遠征軍的部隊去平息市區幾個地方出現的搶劫騷動。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市內秩序恢復了一些，忠於費薩爾的分子控制了局面，勞倫斯這才趕到肖韋爾的辦公室，承認兩人先前會面時可能發生了誤會，舒克里帕夏其實不是土耳其人任命的大馬士革總督，而是勞倫斯本人不久之前任命的。勞倫斯表面上這是在澄清事實，其實也是在向肖韋爾發出挑戰。大馬士革的局面還很緊張，將軍要麼接受當前的安排，要麼自己想個主意，但那樣就要冒風險。亨利·肖韋爾已經很不喜歡勞倫斯，但顯然更不喜歡城市暴動的情景。當晚，勞倫斯得以向艾倫比司令部發了自己的電報，宣佈「肖韋爾同意讓我繼續執行市政管理，等待進一步指示」。
隨後兩天，他就統治著這座城市，有時寬宏大量，有時嚴厲苛刻。儘管市區某些地方還有搶劫現象，他還是派遣市政工作人員去修復城市的電力和供水系統。將垃圾清掃乾淨，組建了一個消防隊，向窮人發放口糧，同時對市中心的一些新的騷亂——可能是阿布德·卡德爾和他的兄弟爭奪權力的又一次努力的結果——進行了嚴厲鎮壓。「我們派出了阿拉伯部隊，」勞倫斯在正式報告中冷靜地寫道，「在中央廣場安置了哈奇開斯機槍，花了3個小時，打死打傷約20人，恢復了秩序。」
勞倫斯和威廉·耶魯兩人的角色非常不同，所以他們在大馬士革的這些風雲激盪的日子裡只邂逅了一次。勞倫斯公務繁重，所以對這次會面沒有任何印象，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耶魯去找他，投訴一些美國公民開的商店遭到搶劫的事情。但他們在大馬士革都經歷的同一件事情，將他們聯絡了起來。那是一個恐怖得不可言喻的地方，將給兩人帶來長期的心理傷痛。那個地方叫作「土耳其醫院」。
10月2日，威廉·耶魯在大馬士革一家酒店的大堂內，這時一名澳大利亞軍官走上前來，問他有沒有看過「土耳其醫院」。他對這個地方不熟悉，問了路之後才知道這是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地方，於是他和德·桑布伊少校很快動身了。
這實際上是土耳其軍隊的一座兵營，正面有一個很大的操練場。耶魯回憶道，走過大門口的兩名澳大利亞哨兵之後，「我們穿過了空無一人的操練場，爬上臺階，進入了一座停屍房」。
土耳其人將這座兵營改建成了臨時的軍醫院，但在9月29日的大撤退中將它拋棄，留下了約800名傷病員。在隨後3天內，阿拉伯人洗劫了醫院，對這些傷病員大肆攻擊，將醫院的食品和藥品洗劫一空，在搜尋隱匿的財物時甚至將很多病人推到地板上。駐紮在附近的澳大利亞部隊除了在醫院大門設定崗哨之外，對絕望和垂死的傷病員們無動於衷，甚至沒有給他們送水喝。
「滿地都是屎尿，泥濘不堪，」耶魯記述道，「到處是小小的骯髒的醫院病床，躺著幾百人。死人、傷員和病人緊挨著躺著自己的汙穢之中，地上也有死人，還有從床上翻落到地上的人，在痛苦地掙扎著……大多數人沉默地忍受著這一切；有些人在呻吟，其他人可憐兮兮地向我們哭喊，他們悲慼戚的眼睛裡滿是恐懼，在我們走過的時候緊隨著我們。」
更令人心驚膽寒的是，在主樓層上方的一個小凹室內，耶魯和德·桑布伊發現3名護士、勤雜工正坐在桌前，一言不發地喝咖啡。「我的印象是，他們被嚇破了膽，滿心都是絕望，面對這恐怖而難以置信的局面，喪失了行動的能力。他們坐在地獄裡喝咖啡，這超出了人的想象力。」兩位軍事代表看夠了，於是逃離了兵營樓房，去尋找能管事的人，儘管在這一天，究竟誰掌握著大馬士革的權力還很難說。
當天下午，勞倫斯也得知了土耳其醫院的事情，也去了那裡。他看到的景象和耶魯差不多，但在他更為才華橫溢的筆下，陰森恐怖的細節被描繪得更鮮明形象：老鼠在死屍上咬出了一條「溼漉漉的紅色走廊」，許多死屍「已經腫脹到了生前尺寸的兩倍或三倍，肥胖的腦袋張著黑漆漆的嘴巴，無聲地笑著……有些死屍上，較柔軟的部分已經坍塌。有幾具屍體爆裂了，已經腐爛成液體」。
勞倫斯走進房間更深處，在死屍和垂死者之間擇路前行，「拉起我的白色襯衣，免得我的光腳踩在一攤攤的穢物上，突然間我聽見一聲嘆息」。他轉過身，看見一個還活著的人在盯著他，喃喃低語：「發發慈悲，發發慈悲。」很快，其他人也這麼哀鳴起來，然後有些人舉起手來哀求他，如同一道「褐色的波浪」，「輕微的顫動，如同枯萎的落葉，」隨後手又垂了下去。「他們沒有一個人有力氣說話，」勞倫斯回憶道，「但他們全體都喃喃低語起來，好像是接到了命令，讓我感到好笑。」
根據勞倫斯的記述，他當即行動起來，處理這個可怕局面。他在樓上一個房間內發現了一群土耳其醫生無所事事地坐著，於是命令他們去病房。附近的澳大利亞部隊拒絕幫助他，於是他命令阿拉伯部隊送來食物和水，然後強迫一群土耳其戰俘挖了一個集體墓，以便安葬死者。但甚至是在這裡，勞倫斯也抵制不住誘惑，一定要描寫恐怖的細節。「壕溝對他們來講太小了，」他對埋葬死者的情景描述道，「但死屍已經嚴重腐爛，半是液體，所以每一具屍體被拋下去的時候，就像果凍一樣，在自己重量的作用下，從屍堆滑了下去」。
為了解決土耳其醫院的悲劇性問題，耶魯最終找到了新近抵達的吉爾伯特·克萊頓。耶魯在開羅就和他打過許多交道，對這位準將非常憎惡，認為他冷酷無情。10月2日夜間與克萊頓的會面仍然沒有改變耶魯的這種看法。耶魯感情洋溢地懇求處理此事，克萊頓聽完之後冷靜地說：「耶魯，你不是個軍人。」看到耶魯眼睛裡聚集的怒火，他隨後補充道：「你不必生氣；我也不是軍人。」
土耳其醫院的事件對勞倫斯和耶魯的影響都非常大，在戰後兩人的一次對話中（1929年的通訊），他們的主要話題就是這個。耶魯起初的信已經遺失了，但他肯定是向勞倫斯詢問了此事的更多細節，因為勞倫斯的手寫的回信的三分之一篇幅（約400字）都在解釋自己在醫院的行動。這個插曲在兩人的回憶錄中都佔據了顯著位置，從中可以瞥見他們迥然不同的個性。
對威廉·耶魯而言，或許就是出於對土耳其醫院事件的愧疚，他寫下了自己手稿中最為真摯和悲痛的段落。「在整個戰爭時期，我最深切悔恨和羞愧難當的事情就是，我沒有睿智而冷靜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緩解那800人的極大痛苦。願他們的詛咒降到我頭上。」但自責向來不是耶魯的長處。兩個句子之後，他就開始將罪責歸於另一方。「這件恐怖暴行的罪魁禍首是歐洲帝國主義，這是它罪惡滔天中的又一劣跡。」
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比耶魯的敘述更情真意切，也更能揭示作者的內心。根據勞倫斯的記述，他在次日返回醫院，發現那裡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但遇到了一個暴跳如雷的澳大利亞少校。勞倫斯還穿著阿拉伯長袍，懶得說明自己其實是個中校，甚至在這個軍銜較低的軍官詢問誰負責這個仍然相當恐怖的地方的時候，也沒有揭示自己的身份。勞倫斯說是自己負責這裡，澳大利亞少校吐了口唾沫，罵道：「操蛋的畜生！」扇了勞倫斯一個耳光，然後怒氣衝衝地衝了出去。
這個段落居然出現在全書660頁的《智慧的七柱》的倒數第2頁——而且這本書的副標題還叫作「一場勝利」，著實奇怪，但這個場景的有些地方聽起來不夠真實。和塔法斯事件的一些細節一樣，這個情節也未免有些太乾脆利落、太像舞臺劇了。但不管這個情節是真實還是虛構的，這個少校的耳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為它讓勞倫斯「羞恥之心更甚於憤怒，因為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他是正確的；任何推動弱者發動起義、戰勝自己主子的人，事後在價值觀上必已受到嚴重汙染，而覺得周遭沒有什麼是潔淨的」。
在他的餘生中，勞倫斯始終感到被自己在戰時的所見和所為汙染了，在他努力「感到潔淨」的鬥爭中，常常自我剋制和對自己實行暴力——這種暴力比那個少校的耳光嚴重得多——來補償自己的罪孽。
會議於10月3日下午在大馬士革最高檔的維多利亞飯店二樓的會客室內舉行。與會者只有8人：英國方面是艾倫比將軍和肖韋爾將軍及他們的兩位參謀長；阿拉伯方面是費薩爾·伊本·侯賽因、他的幕僚長努裡·薩義德和麥地那的謝里夫納西爾；勞倫斯是中間人和翻譯。儘管這次會議意義極其深遠——中東的未來歷史和悲劇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這裡啟動的——但沒有留下官方的記錄。
艾倫比將軍在幾個小時以前才抵達敘利亞首府。他素來都不是個耐心的人，這一天的情緒特別惡劣。他的攻勢還在進行中——他的前鋒部隊正在無情地追擊向北逃竄的土耳其軍隊，卻不得不從軍務中撥冗處理大馬士革的越來越棘手的政治問題。費薩爾從德拉乘坐3點鐘的火車到大馬士革，但由於安排了騎馬入城式，所以到維多利亞飯店會晚一些。艾倫比得知這個訊息後大發雷霆：「他媽的入城式！」並命人立刻將費薩爾帶到飯店。
將軍或許沒有完全知曉，或者軍務繁忙而沒有去搭理這件事情，但他的巴勒斯坦攻勢最初令人驚喜萬分的成功促使法國政府瘋狂地又一次提出了《賽克斯—皮科協定》規定的對敘利亞的權利主張。9月23日，英國政府大體上向他們的要求妥協了。結果就是，兩天後，艾倫比從外交部收到了一系列愚蠢到幾乎毫無道理地步的指示。9月25日的指示先是宣告「在敘利亞問題上，英國政府堅守自己業已宣示的政策，即若它進入任何歐洲國家的利益範圍，該國應當是法國」，然後提醒艾倫比，根據《賽克斯—皮科協定》的條款，「你會注意到，英法兩國聯合支援在a地區建立的任何阿拉伯國家的主權獨立」（a地區指的是敘利亞）。基於這兩個貌似互相矛盾的方面，外交部向艾倫比提出的建議自然也是稀裡糊塗的，「如果艾倫比將軍進入大馬士革，最好的辦法是，尊重1916年的英法協定，藉助一名法國聯絡官的渠道，通過一個阿拉伯政府來工作」。
倫敦方面顯然是認為這些指示還不夠稀裡糊塗，在10月1日又發來了更加莫名其妙的命令。艾倫比得知，由於「（為將自己的土地從土耳其統治下解放出來而戰鬥的）阿拉伯人的參戰國地位」已經得到協約國的承認，「阿拉伯人解放的地區應當被視為盟國領土，享有友好阿拉伯人的獨立國家（或邦聯）的地位」。這突然間清楚明晰起來，但是隨後又有一條奇怪的附加條件，「如果在敘利亞的阿拉伯當局要求得到歐洲官員的協助或建議，根據英法協定，應當派遣法國官員」。實質上，英國政府這是要援引《賽克斯—皮科協定》，同時廢除和支援與阿拉伯人的條約，意圖舉棋不定，每句話都不同。
在維多利亞飯店第一次聽到這番胡言亂語的時候，勞倫斯無疑感到非常警惕。他一直以為，《賽克斯—皮科協定》已經是一紙空文，很長時間以前就被廢除了；現在突然又提起它，著實是不祥之兆。但在積極的方面，艾倫比得到的指示清楚無誤地認可了阿拉伯人對敘利亞獨立的主張，而費薩爾毫無尋求歐洲人協助或建議的打算——正因為此，他才要組建臨時政府，這肯定意味著，關於法國聯絡官的條件並無實際意義。
但局勢發生了惡化，或者說，發生了一系列惡化。據肖韋爾將軍記述，艾倫比宣稱，費薩爾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選擇，法國將成為保護敘利亞的「宗主國」。另外，儘管費薩爾作為他父親的代表「將擁有敘利亞的管轄權」——不過是「在法國的指導和財政支援下」，但他的管轄權不包括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僅限於敘利亞內地」。「內地」是關鍵字眼，因為費薩爾還得知，黎巴嫩的邊界已經被定為從巴勒斯坦到亞歷山大勒塔灣的整個地中海海岸，於是敘利亞變成了一個內陸國。艾倫比告訴費薩爾，最終的結果就是，將立刻派遣一名法國聯絡官給費薩爾，「這名聯絡官目前將與勞倫斯一同工作，勞倫斯應對其盡力協助」。
費薩爾和勞倫斯都呆若木雞。肖韋爾記述稱，費薩爾言辭激烈地聲稱，「從艾倫比派給他的顧問」（即勞倫斯）那裡，他得知，作為割讓巴勒斯坦的條件，「阿拉伯人將擁有整個敘利亞，包括黎巴嫩在內」。另外，他斷然拒絕接受法國聯絡官，「或以任何方式接受法國的指導」。
面對這個緊張的僵局，艾倫比轉向勞倫斯：「但是，你難道沒有告訴他，法國將擁有敘利亞的保護權？」據肖韋爾說，勞倫斯的回答是：「沒有，長官。我對此一無所知。」
「但你肯定知道，費薩爾不會得到黎巴嫩？」艾倫比堅稱。
「不，長官，」勞倫斯答道，「我不知道。」
艾倫比希望解除當前的危機，於是說這都這是臨時措施，一切都會在籌劃中的戰後大型和會上得到解決，但費薩爾不肯接受。他深知，這種局面下的臨時措施往往會變成永久性措施。於是英國總司令只有用自己的軍銜來壓制對方了。艾倫比提醒費薩爾，從技術角度，他和他的阿拉伯北方軍都是他的屬下；因此，起義軍領袖別無選擇，只能服從命令。
過了大約一個鐘頭，頹唐沮喪的費薩爾·侯賽因離開了維多利亞飯店，卻受到了一大群支援者的歡迎，這著實有些諷刺。勞倫斯沒有和他一起出來，而是留在飯店會客室，向艾倫比將軍提出了一個請求。
大壩崩塌，洪水洶湧。在10月剩下的日子裡，埃及遠征軍和他們的阿拉伯盟軍繼續北上，追擊土耳其軍隊殘部，迅速粉碎敵人的所有後衛阻滯行動。直到10月底，土耳其將領穆斯塔法·凱末爾（即未來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才在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腹地邊緣建立起一道新防線。但到那時，整個敘利亞都已失陷，君士坦丁堡政權正在求和。10月31日，穆茲羅斯停火協定生效。大約在同時，失勢的三巨頭——傑馬勒、恩維爾和塔拉特悄悄登上一艘德國魚雷艇，渡過黑海，逃之夭夭。
但崩坍的不僅僅是土耳其的大壩。同盟國各自的軍事行動大體上是獨立的，卻在同一時間土崩瓦解，這著實是歷史上一個獨特的連鎖反應。保加利亞在9月底舉手投降，土耳其和奧匈帝國在僅僅6天之內相繼垮臺。德國撐的時間最長，但也只比盟友們多撐了一週。他們大肆誇耀的興登堡防線有六七處被突破，德軍士兵大規模投降。11月11日清晨，德國談判代表在法國一處森林的火車車廂內與協約國代表簽訂了停火協議，協議將於當天上午11時生效。這場最無意義的戰爭的結局也非常醜惡。西線德軍的一些單位繼續戰鬥，一直打到上午11點。於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個上午，有約4000名士兵陣亡。
庫爾特·普呂弗在9月底到了瑞士，從那裡靜觀了這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儘管大廈將傾、大局崩壞，這個德國特務頭子還是繼續執行誘騙阿拔斯·希裡米的任性兒子回到同盟國懷抱的計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仍然認為，這是建立德國—土耳其—埃及聯盟的關鍵所在，而這個聯盟或許還能在中東稱王稱霸。阿卜杜勒·穆奈姆或許真的是個精神狀態不穩定的虐待狂，但他還是有足夠的智商，在1918年10月，認清這個德國人的計劃荒唐可笑。10月末，兩手空空的普呂弗返回德國，正好目睹了他摯愛的祖國的最後崩潰。
一段時期以來，亞倫·亞倫森也在千里之外——遙遠的美國——觀察著這個多事之秋的局勢。但在10月中旬，同盟國垮臺已經指日可待的時候，他在紐約匆匆登上一艘開往英國的客輪。亞倫森知道，一旦土耳其和德國投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會轉向正在巴黎籌備的國際和平會議。他決心在會議上出頭露面，敦促西方兌現在《貝爾福宣言》中向猶太復國主義者做出的承諾。
與普呂弗和亞倫森相比，威廉·耶魯是戰爭高潮的直接的目擊證人。10月間，他跟隨乘勝追擊的英軍北上。德國停火的訊息傳來時，他已經身處阿勒頗。隨後，他返回了開羅，對自己的未來毫無把握。他不願意回家，但在埃及又無事可做，於是努力在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為自己謀個差事。「我狂熱地寫了一份又一份報告，」他記述道，「希望能說服某人，把我派去巴黎。我的報告越來越糟糕。」
報告質量的下降顯然起了作用，因為在12月末，耶魯收到了一份電報，命令他前往法國首都。他到了那裡之後要向美國和談委員會報到，擔任他們的「阿拉伯事務專家」。耶魯寫道：「這個頭銜令我受寵若驚。」這是他比較少見的謙虛的時刻。
在過去幾年裡在中東交鋒的所有間諜和情報人員中，在戰爭結束時離一線最遙遠的竟然是勞倫斯。10月3日下午，在大馬士革維多利亞飯店二樓的會客室，他確保了這一點。
費薩爾與艾倫比開完會離開房間之後，勞倫斯就轉向將軍，向他告假。艾倫比起初顯然以為這只是請幾天假而已——這很容易安排，也是勞倫斯應得的——但勞倫斯解釋道，他想離開戰區，返回英國。艾倫比開始時斷然拒絕了；敘利亞戰事正酣，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阿拉伯人信賴的英國軍官，而他們最信賴的莫過於勞倫斯中校。
據亨利·肖韋爾的記述，勞倫斯這時告訴艾倫比「他不願意和一名法國聯絡官一起工作，而且他早就該休假了，最好現在就走，回英國去」。不知是出於對勞倫斯抗命不遵的惱火，還是出於尊重他的榮譽感——肖韋爾和勞倫斯對此的解釋是不一樣的——艾倫比最終心軟了。他對勞倫斯說：「好吧，我想你最好回國。」
從1916年末開始，勞倫斯就在打一場反對自己政府的秘密戰爭，現在他輸了。但很快就一目瞭然的是，他打算在戰場之外把這場鬥爭繼續下去，在和平時期巴黎的會議廳繼續鬥爭。他離開大馬士革的理由是自己過於疲憊，但也是為了準備進行阿拉伯獨立鬥爭的下一回合。
次日下午，勞倫斯被送出了大馬士革。兩年前，他將奪取這座城市作為戰鬥口號來激勵阿拉伯戰士，現在他離開了這座城市。大馬士革東北方150英里處就是傑拉布盧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那裡度過的。勞倫斯再也不會涉足大馬士革或傑拉布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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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智慧的七柱》中一樣，勞倫斯在和羅伯特·格雷夫斯與巴塞爾·利德爾·哈特談到自己1918年8月與努裡·沙拉昂的會議時，特別小心謹慎。格雷夫斯催問他的時候，勞倫斯答道：「我在當時的痛苦，有一個特別的、非常可怕的原因（不曾公之於眾）。」（gravesandliddellhart，ilawrence：letterstohisbiographers/i，pt.1，p.103）類似地，利德爾·哈特問他，他向沙拉昂許下的諾言究竟是什麼，勞倫斯答道：「我不想說出來。」（lawrencecollection，universityoftexas（勞倫斯收藏品，德克薩斯大學）folder1，f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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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關於1918年9月敘利亞攻勢的記述見isevenpillars/i，book10，chapters107-12，pp.58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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