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或許是個騙局，或許是場鬧劇，但沒人能說我在其中演得不好。
——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對自己在阿拉伯起義中扮演的角色的評論
堅持不懈和對冒險的渴望讓出身貴族的威廉·耶魯走得很遠。1908年，這些個性特徵將他帶到了巴拿馬運河區喧囂沸騰的叢林，不久之後他又來到了俄克拉荷馬州的油田和奧斯曼帝國的窮鄉僻壤。1917年秋季，他又帶著「美國國務院特工」的含糊頭銜抵達了開羅——協約國在中東戰爭努力的核心所在。他的使命使他陷入了一個新的叢林、一個不同利益集團爭奪未來中東權力的迷宮。
「這些利益集團犬牙交錯、錯綜複雜，」耶魯寫道，「造成了一個由陰謀詭計和政策組成的亂局，幾乎無法釐清。在這些政策和陰謀的背後是法國和英國的那些利益相關者：資本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讓這些複雜問題愈發複雜的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問題和猶太人的意願……努力去理解和報道這些最為複雜的問題，是一個極其引人入勝和有趣的任務。」
耶魯是個聰明人，認識到自己對這個任務的準備極不充分——他是美國在整個地區的唯一一名一線情報人員——於是掃蕩了開羅的所有英語書店，惡補中東歷史。他結交了一系列埃及和外國移民社群的領導人，並常常拜訪薩沃伊飯店的阿拉伯局辦公室，與那裡的情報軍官們攀談。遵循世界各地的記者和間諜們的歷史悠久的優良傳統，他勤奮地花了大量時間去逛外交官和高階軍官們最喜愛的酒吧。在1917年的開羅，最受這些人青睞的地方是尼羅河中傑濟拉島上賽馬俱樂部的那些陳設宜人的酒吧間。
耶魯很快發現，他的任務中廣交天下豪傑的那個方面其實輕鬆容易。這是因為開羅的政治漩渦中的幾乎所有人都非常願意向這位美國官員吐露心跡，因為美國是協約國軍事同盟中最新的成員，如果伍德羅·威爾遜心願得償的話，還將是影響力最大的成員。但有一個顯著的例外。「法國人沒有來聯絡我，」耶魯回憶道，「法國官員的一本正經和排外令我憎惡，而我由於一種特別的內在的靦腆，沒有去主動結交他們。」
他在開羅的工作雖然需要他堅忍不拔的精神，但至少在起初卻沒有什麼冒險可言。艾倫比將軍於12月佔領耶路撒冷之後，耶魯請求英國當局批准他參觀巴勒斯坦前線，當局拒絕了他，理由是，只有符合資格的軍事聯絡官才可以前往。耶魯最終推斷，真正的原因是，英國人擔心，如果允許美國人參觀前線，他們將會不得不同樣允許那些更加愛管閒事的盟友——義大利人和希臘人就一直在要求參觀前線——而此時英國人在巴勒斯坦光是為了跟法國人糾纏，就已經夠忙活的了。
令耶魯在該地區愈發沮喪的是，英國人有一種特別的避免衝突的做法，英國官員們在情勢所需時就很容易妥協，但在不是那麼緊急時就非常優雅地「無為而治」。耶路撒冷陷落不久之後，耶魯得知英國人囚禁了該城前任奧斯曼軍事總督扎基貝伊。扎基貝伊在1917年曾經幫助耶魯逃離巴勒斯坦。耶魯嚐到了英國人做事的風格。耶魯怒氣衝衝地跑進英國相關官員的辦公室，告訴他們，扎基貝伊對耶路撒冷的外國僑民社群做過多少好事。他還指出，扎基貝伊是美國前任駐巴勒斯坦領事奧蒂斯·格萊茲布魯克的密友，而格萊茲布魯克又是伍德羅·威爾遜的好友。「我告訴他們，如果不立即將扎基貝伊假釋，我就把這事鬧到華盛頓，請總統來裁決。」
面對這樣赤裸裸的威脅，大多數國家的官員都會恭順地妥協或者大發雷霆，但英國人做得非常巧妙。幾天後，英國人將釋放扎基貝伊的檔案交給耶魯，並「友好地請求」他親自去扎基貝伊被關押的監獄呈送檔案，好讓兩位朋友在監獄大門前感情洋溢地重逢。「當英國人決定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耶魯頗有些惱火地說，「他們就會慷慨大方地去做，讓人感覺真的欠了他們很大的人情。」
30歲的耶魯滯留在埃及首都，集中精力去理解各方面爭奪該地區霸主地位的鬥爭。其中一項矛盾的歷史已經很悠久——對大敘利亞未來控制權的錯綜複雜的權利主張——但現在由於《貝爾福宣言》，又出現了關於巴勒斯坦的同樣激烈的爭吵。
讓這些爭鬥以及耶魯對它們的認真思考帶有虛幻色彩的是，到1917年底，協約國的戰爭前景到了前所未有的慘淡地步。在俄國西部城市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德國和俄國布林什維克黨的談判者正在敲定俄國正式退出戰爭的最後細節，已經有數十萬德軍從東線轉往西線。協約國的指揮官們緊張地注視著德軍在法國的兵力集結，深知德軍在籌劃一次排山倒海的春季攻勢，旨在搶在姍姍來遲的美軍大規模參戰之前，向英法的殘兵敗將發出致命一擊。俄國的垮臺甚至讓土耳其人也壯起膽來。陸軍部長恩維爾計劃不僅要收復先前被沙皇軍隊佔領的土耳其東北部地區，還要乘勝追擊，殺進19世紀就被俄國佔領的高加索突厥地區。考慮到這一切，在開羅為了將來的戰利品而作的持續爭吵實在顯得操之過急。
但耶魯還是恪盡職守地努力執行自己的任務。在他發給國務院的利蘭·哈里森的每一份「週一報告」中，他都對中東亂局的又一個方面進行澄清，他的資料來源是前一週與他交談的官員、宗教人物的觀點，以及《阿拉伯公報》的相關背景資訊。但我們可以預料得到，這些混雜著五花八門、互相矛盾觀點的卷帙浩繁的報告並不能釐清事實，而是讓中東局勢更加難以理解——至少從利蘭·哈里森那意味深長的沉默來看是這樣。
這位特工孜孜不倦地探尋真相，卻遲遲未能發現一個簡單的事實：其他人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12月末，在克萊頓將軍和在開羅的一群敘利亞流亡者領袖會晤之後，耶魯終於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敘利亞人越來越擔憂，《貝爾福宣言》意味著將會有一個猶太國家被強加於巴勒斯坦。克萊頓斬釘截鐵地堅稱，並非如此，《貝爾福宣言》中關於「民族家園」的措辭只是說猶太人將被允許移民至巴勒斯坦，在那裡和其他民族一道，平等地共享該地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未來。在埃及的級別最高的英國官員之一的這番保證大大地安撫了敘利亞代表團。「由於克萊頓將軍對他們的表示，」耶魯向國務院報告稱，「敘利亞人在考慮是否要暫時放棄對猶太人的敵對態度，甚至討論了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合作的可行性。」
但在這次會議之後，耶魯和克萊頓在阿拉伯局的主要副手談了話，此人坦然承認，他和將軍都不清楚「民族家園」究竟指的是什麼。
在努力解開中東謎團的時候，威廉·耶魯就像他之前和之後的許多人一樣，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或許他對中東最準確的評估就是他的第一印象，而「知識」只會讓他更加糊塗。11月，在他給哈里森的第三份週一報告中，他寫道：「真相似乎是，唐寧街並沒有明確的政策，也沒有給它的代理人以明確的計劃來操作。」於是，這些代理人就「對五花八門的利益方都表示多多少少的同情」，或者告訴所有人他們希望聽到的東西。
但最後，這位努力掙扎的情報人員偶然發現了似乎能解開大部分謎團的東西。1918年2月底，在閱讀《阿拉伯公報》的一份過刊時，耶魯發現了一篇題為《敘利亞：原材料》的文章。
這篇文章僅有8頁，文筆洗練，觀點明確，有條不紊地描述了令該國四分五裂的無數裂縫，這些裂縫不僅包括部落間、民族間和宗教間的矛盾，甚至還包括城鎮之間的競爭關係。這篇文章完全沒有想當然的如意算盤（這是世界各地官僚公文作者的一個危險傾向），其作者以直率的筆調描繪了任何企圖將自己意志強加於敘利亞的外來者必將面臨的諸多問題。考慮到當時開羅發生的激烈爭吵，耶魯特別感興趣的是，該文作者「以寥寥數筆指出了巴勒斯坦南部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極大仇恨。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憎惡猶太復國主義者，而最近的事態更是加劇了巴勒斯坦人對這些來到巴勒斯坦、企圖將其佔為己有的猶太人的天生仇恨」。
讓這篇文章更顯重要的是，它刊登在《阿拉伯公報》的1917年3月那一期，也就是《貝爾福宣言》公佈的整整8個月之前，而且根據它的序言，它的實際寫作時間是在那兩年之前。還有一件事情吸引了威廉·耶魯的注意力。他認識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在1914年1月在貝爾謝巴戲弄他的那個人，後來又在戰爭爆發時在開羅聽取了他的報告：英軍少校勞倫斯。
耶魯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其實早已向國務院彙報了勞倫斯及其業績。1917年11月，在撰寫關於阿拉伯起義歷史的報告時，耶魯就大量引用了當時在開羅流傳的故事：「一位年輕的英國軍官和貝都因人一起，組織了針對漢志鐵路的襲擊，努力將貝都因人爭取到謝里夫和英國人這邊來。」1918年2月，在偶然讀到勞倫斯的舊報告之後，這位美國情報人員向雷金納德·溫蓋特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請求：抄錄該文章的全文，轉發給美國國務院。他還決心下一次途經開羅的時候去拜會勞倫斯。
就在威廉·耶魯向國務院傳送勞倫斯的關於敘利亞的舊報告的同一周，勞倫斯正在努力離開敘利亞戰區。原因是他犯了一個代價沉重的判斷錯誤，責任全在他自己——或者他有一半心思是這麼希望的。
錯誤的種子是在一個月前播下的。在攻打塔菲拉的戰役前夕，勞倫斯請求吉爾伯特·克萊頓緊急提供價值3萬英鎊（相當於現代的約600萬英鎊）的黃金，供集結在摩押高原的阿拉伯部隊使用，這支部隊的指揮官是費薩爾的弟弟扎伊德。勞倫斯警告說，如果沒有這些資金，扎伊德的追隨者很快就會作鳥獸散；而有了這些人馬，起義軍就可以北上攻打山地要塞卡拉克和米底巴，然後向南掃蕩，在約旦河谷與英軍前鋒會師。只要發動堅決的一擊，起義軍就能最終與在巴勒斯坦的英國顧問和補給提供者建立直接的陸路聯絡，而艾倫比將軍部隊的東翼也能得到保護，免受土耳其軍隊的攻擊。
由於摩押高原戰役意義重大，而且勞倫斯在財務方面享有一絲不苟的美譽——他很少會誇大自己的需求，於是克萊頓匆匆在埃及湊齊了黃金，火速送往亞喀巴。在擊退土耳其軍隊對塔菲拉的攻擊之後，勞倫斯親自南下到起義軍位於谷維拉（亞喀巴東北約35英里處）的新前進基地，迎接運送黃金的隊伍。他急於儘快趕回塔菲拉前線，於是和兩名衛兵一道，儘可能多地運載了黃金（約價值6000英鎊），騎著快速駱駝，在行進遲緩的運輸隊伍前頭起程了。
他們迎面撞上了一場冬季暴風雪，於是塔菲拉和谷維拉之間原本只需一天半時間的輕鬆路程變成了耗時3天的痛苦跋涉。勞倫斯萬分焦躁，走了兩天之後就丟下攜帶全部黃金因而行動遲緩的兩名衛兵，獨自快速前進。這是個幾乎致命的大錯，他和駱駝陷入了一個齊腰深的雪堆，徒手挖了幾個小時才脫身。當然了，騎乘良種駱駝的勞倫斯都遇到了這麼大困難，後面的人就更艱難了，於是他和運輸黃金的隊伍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2月11日，勞倫斯終於抵達塔菲拉。他惱火地發現，在他外出期間，扎伊德沒有為北上攻勢做任何準備工作。勞倫斯在次日給克萊頓的信中寫道，侯賽因的幼子「躊躇不前，白白丟棄了機遇……這些阿拉伯人真是不堪大用」。
勞倫斯對阿拉伯人的批評如此嚴厲，隨後的行為卻幾乎是不可理解。他急於對起義軍即將經過的地區實施偵察，決定親自對北部鄉間進行一次長途偵察，儘管運送黃金的隊伍還在谷維拉——塔菲拉道路上艱難跋涉。另外，他還決定讓在塔菲拉的另外唯一一名西方軍官——一個名叫亞歷克·柯克布賴德的年輕的英軍中尉一同前去。臨行時，他讓21歲的扎伊德負責照管即將運抵的黃金，並指示他「從中支取所需數額，以支付當前的開支費用，直到我回來」。
一連6天時間，勞倫斯和柯克布賴德在北方和西方的鄉間偵察，最遠抵達了傑里科以北的約旦河谷的東坡。2月18日，他們返回塔菲拉時，勞倫斯興致很高。黃金業已送抵，掃蕩摩押高原、在死海與英軍會師的計劃似乎輕而易舉，他估計不到一個月就能完成。但當他向扎伊德概述這個想法時，卻發現這個年輕人臉上有種奇怪的不安。
「但那需要很多錢。」扎伊德最後插言道。
「不會的，」勞倫斯答道，「我們手中現有的資金足夠了，還花不了那麼多。」
這時，侯賽因國王的幼子才窘迫地承認，自己已經把錢花完了。
勞倫斯起初以為扎伊德在開玩笑，但很快發現並非如此。在之前幾天，運送黃金的隊伍漸漸從谷維拉抵達塔菲拉，扎伊德的副手和部落盟友們（他們的軍餉都被拖欠著）就一擁而上，將其瓜分。更糟糕的是，大多數黃金都被分配給了那些由於部落的原因不會參加北上作戰的單位，而勞倫斯仰仗作為先鋒的那些單位卻沒有分到好處。「我大為驚駭，」他記述道，「因為這意味著我的計劃和希望全都泡湯了，我們對艾倫比信守諾言的努力也徹底白費了。」
而且他並不真正相信扎伊德的話。勞倫斯很快得知，運送黃金的最後一批人馬在前一天剛剛抵達塔菲拉，根本沒有時間去清點黃金，更不要說分發出去了。勞倫斯怒火中燒地拂袖而去，衝到自己的帳篷。「一整夜我都在思考如何是好，」他寫道，「但毫無辦法，於是天亮之後，我只能傳話給扎伊德，如果他不把錢還回來，我就走人。」
但扎伊德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匆匆拼湊出來的黃金去向的「估計的」賬目。勞倫斯說話算話，在當天下午就備好駱駝，在僅僅4名衛兵護衛下，出發前往艾倫比將軍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司令部，那是在西方100英里處。他決心到了那裡之後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懇求艾倫比在別處給我找一個較小的角色去扮演」。
如果他表現出這是個人榮譽問題，勞倫斯內心裡顯然還有另一種衝動。在扎伊德的無能（或者不誠實）上，這位年輕的英軍少校突然發現了一個解放自己的機遇，去擺脫重重地壓著他的領導的負擔。
他也不是最近才感到這種重負的壓力。5個月前，勞倫斯就向自己的好友愛德華·利茲吐露心跡，稱自己的神經快要崩潰，「在這場遊戲中撐不了多久了」，而這還是在他的近似自殺的雅莫科行動、在德拉的恐怖折磨以及塔菲拉的醜惡屠殺之前的感覺。在黃金丟失事件的前夕，他的越來越嚴重的心力交瘁甚至表現在了他給吉爾伯特·克萊頓的最新一封信中。「我越來越不喜歡冒險，」他在2月12日給這位上司的信中寫道，「目前，在面對各位謝里夫和諸部落時，我處於一個特殊地位，遲早會支撐不住。我盡最大努力躲在背景中，但有一天所有人都會聯合起來打倒我。一個外國人是不可能無限期地引導一個民族去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的，我的成功已經維持了很長時間了。」
他後來在《智慧的七柱》中寫道，除此之外還有他的職責的辛勞和危險。「一年半以來，我一直馬不停蹄，每個月騎駱駝就要跋涉1000英里，再加上還要乘坐瘋狂的飛機，神經緊繃地飛行許多鐘頭，或者搭乘大馬力汽車越野狂奔。在我最近的五次行動中，我負過傷，我的身體非常害怕更多痛苦，因此我不得不強迫自己，才能親臨火線。」
幾乎沒有什麼跡象表明這種折磨會在近期結束；事實上恰恰相反。勞倫斯離開牛津參戰時，他的弟弟阿諾爾德還只是個14歲的中學生。在最近幾個月裡，勞倫斯一直在為弟弟出謀劃策，告訴他，如果在即將開始的服役生涯中想被分配到中東戰場，需要哪些技能——熟悉阿拉伯語、駕駛多種車輛的本領。
除了這些許多軍人在戰時都會感受到的重負之外，還有帶著謊言生活而造成的心理壓力，「我腦子裡不得不一直裝著那令人作嘔的騙局：假裝領導著另一個種族的民族起義，每天穿著異國服飾去裝腔作勢，用外語宣講鼓吹」，這都是為了兌現一個勞倫斯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註定不可能兌現的諾言。在這方面，塔菲拉的屠殺抹去了他心中異想天開的「最後光澤」。「讓我良心愈發不安的是那20個阿拉伯人和700個土耳其人在海薩河谷的毫無緣由、毫無意義的死。我的意志已經潰散，我害怕孑然一身。」
但這一切都不重要。2月22日，勞倫斯抵達位於拉姆拉的艾倫比司令部之後，發現他不僅不可能得到解脫，而且上級已經為他設計好了新任務。事實上，勞倫斯對這個新計劃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在將近一週時間裡，有一架飛機多次飛過塔菲拉谷地，投下命令他即刻前往司令部的傳單（但後來發現，這位飛行員將傳單都拋撒到了另一座谷地）。
在勞倫斯最近一次身處前線期間，世界舞臺上又一次發生了戲劇性的大事件。協約國軍方高層在西線準備抵禦德軍即將展開的大攻勢，同時在地圖上絕望地搜尋，看全球戰場上能不能找到一個地方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或許能夠分散德軍正在法國集結的龐大兵力。2月中旬，艾倫比將軍得到命令，這個任務被交給他了。他的使命是儘快對敘利亞腹地發動全面攻勢，最終目標是佔領大馬士革。阿拉伯起義軍在此次攻勢中將扮演一個關鍵角色，因此司令部心急如焚地要與他們駐阿拉伯起義軍的首席聯絡官勞倫斯少校會晤。
但後來風險變得更大了。在佈列斯特—立夫斯克城，德國和談代表向俄國人提出的條件極其嚴酷苛刻，導致由列昂·托洛茨基率領的布林什維克代表團憤然離去。談判的中斷或許恰恰是柏林方面希望看到的，因為在2月18日，也就是勞倫斯抵達拉姆拉的4天之前，德軍開始排山倒海地攻入俄國西部，所向披靡，一日千里。俄軍兵敗如山倒，於是在2月25日，俄國領導人迅速接受了德國人的新條件，而這新條件比一週前被俄國人拒絕的更為嚴苛。對在西線高度緊張地觀察事態的協約國指揮官們來說，這意味著德國現在可以將甚至更多的兵員和武器運往法國，即將展開的德軍攻勢的最後一個小障礙也被剷除了。
勞倫斯知道，在這種局勢下，上級絕對不可能為了榮譽問題就批准他離開崗位，那實在是太荒唐可笑了。於是他根本沒有向艾倫比提出自己要辭職的事情。「我無路可逃，」他記述道，「我必須又一次在東方披上欺騙的外衣。我非常鄙視首鼠兩端的行為，於是迅速披上這外衣，將自己裹了個嚴嚴實實。」
在短暫逗留耶路撒冷、拜會自己的老朋友羅納德·斯托爾斯（耶路撒冷城的新任軍事總督）之後，勞倫斯繼續奔赴開羅。3月8日，他在那裡向家中寫了一封簡訊。
幾個月以來，他一直告訴在牛津的家人，自己打算在近期利用自1914年以來積累的假期，回家一趟。回家的希望現在比過去更遙遠了。「我要返回前線，至少要到6月，」他寫道，「我很期待回前線。」他繼續輕描淡寫地講述了自己最近得到的提升和軍事表彰，這是由於他在塔菲拉戰役中的領導角色，而那場屠殺已經開始困擾他的心靈。「他們給了我一枚卓越服務勳章。這些好東西沒有被送給需要它的人，多麼遺憾！現在我顯然是個中校了。」
在開羅短暫停留期間，勞倫斯同意會見了一位急於與他交談的年輕的美國情報軍官。「勞倫斯少校的意見值得深思熟慮，」威廉·耶魯在3月11日給利蘭·哈里森的信中寫道，「因為他對阿拉伯人非常熟悉，而且他做的工作極其重要……他能講流利的阿拉伯語，和貝都因人一起旅行、生活和工作，他對阿拉伯部落的情感的瞭解或許是任何其他西方人都無法企及的。他對當前阿拉伯人事務的真實狀態的瞭解應當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正確。」
這是耶魯與勞倫斯的第三次聚首。在1914年秋季，兩人上一次見面時，英國的這位新任情報軍官向耶魯打聽了巴勒斯坦南部土耳其軍隊運動和補給線的情況。現在輪到威廉·耶魯發出連珠炮一般的一連串問題，詢問敘利亞局勢，而勞倫斯則是回答者。
耶魯早已習慣了英國官員的委婉隱晦，因此勞倫斯的直言不諱讓他頗為吃驚。藉助勞倫斯提供的資訊，這位美國特工後來向國務院報告稱：「在巴勒斯坦的英軍很快將發動一次期望很高的攻勢。」更加非同尋常的是，勞倫斯為耶魯幾乎完全精確地描述了阿拉伯起義軍在即將展開的攻勢中的軍事目標，甚至指出了他希望讓阿拉伯人和艾倫比的部隊在敘利亞內陸會師的具體地點。
談話轉向政治方面之後，勞倫斯仍然是開誠佈公。耶魯報告稱：「勞倫斯指出，阿拉伯人對英法的諾言沒有信心。他們相信，只有他們通過自己的武力奪得的領土才將屬於他們自己。」根據勞倫斯的判斷，由於《貝爾福宣言》，阿拉伯人對其西方盟友內在的不信任達到了新的深度。「他認為《貝爾福宣言》是危險的政策，並說西方政府允許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從事的活動是非常愚蠢和魯莽的。」勞倫斯警告稱，如果英國在支援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很快就將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垮臺，或者至少是以不利於協約國的方式結束。他憑藉自己對該地區的豐富經驗，駁斥了馬克·賽克斯這樣的人的樂觀設想，以及他構建的空中樓閣，即猶太國家逐漸形成，而阿拉伯人雖然不情願，但也只能接受。勞倫斯極富預見性地表示：「如果的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個猶太國家，只能是通過武力來建立，並且要在充滿敵意的人群當中通過武力維持下去。」
一名英國軍官如此公開地批判自己政府的政策，這在1918年是驚世駭俗的事情，何況還是對一名外國情報人員說出這樣的話，但這反映了勞倫斯已經變得多麼強大有力：他是英國與一線阿拉伯起義軍之間關鍵的聯絡紐帶，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取而代之，因此他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正如兩人在貝爾謝巴的第一次會面一樣，勞倫斯這次在與耶魯談話時同樣有著隱秘的計劃，而他用這種令人寬心的直率掩蓋了自己的隱秘計劃。他希望潛移默化地引導耶魯，並通過他去引導美國國務院，去採納他認可的政策。
勞倫斯現在非常敏銳地認識到，阿拉伯起義軍的自由活動空間非常狹窄，他們將自己的努力與英國人的事業直接聯絡在一起，於是阿拉伯起義和侯賽因的雜湊姆王朝的命運就完全臣服於比他們強大得多的盟友的恣意支配。在一定程度上，歷來都是如此——《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清楚顯示了阿拉伯人在更高層面上的弱勢地位——但在1918年初發生的卻是影響更為重大的事件。
勞倫斯在與耶魯會談的幾天之前去了一趟亞喀巴，在那裡看到的景象就明白無誤地顯現出了局勢的變化。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這個一度昏昏欲睡的港口小村舊貌換新顏，幾乎讓人認不出來，港口擠滿船隻，狹窄的海灘上崛起了一座巨大的帳篷城市，到處是堆積如山的補給和作戰物資。英軍此前在此只有少數軍官，現在則有數百名英國軍人在此管理後勤、訓練起義軍新兵、照管在此紮營的數千名戰士的各種各樣的需求。亞喀巴現在甚至有常駐於此的空軍部隊，那是皇家飛行軍團的一隊飛機，定期起飛去轟炸漢志鐵路和土耳其軍隊在內陸的軍事設施。
他到訪亞喀巴的方式也說明了局勢的變化。勞倫斯受命將艾倫比的即將展開的敘利亞攻勢計劃通知費薩爾，他前往亞喀巴沒有乘坐紅海上的行動遲緩的運輸船，而是搭乘司令部專門為此徵用的一架皇家飛行軍團的雙翼機。在與費薩爾談話的時候，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在王子的帳篷裡慢悠悠、懶洋洋地一邊喝茶一邊討論戰術或政治；事實上，他們這次的會見不是商討起義軍在即將發動的攻勢中能做些什麼，而是勞倫斯頒佈指示，告訴他們將要做些什麼。在亞喀巴待了24小時多一點之後，勞倫斯重新登上徵用來的那架飛機，飛回了開羅。
這體現了權力的一個矛盾之處，即阿拉伯起義在其英國監管者眼中的重要性增強之後，阿拉伯人的自主權反而減少了。在勞倫斯看來，終極的危險在於，英國人正在牽著阿拉伯盟友的鼻子，走上一條很可能會讓阿拉伯人毀滅的道路。
從一開始，侯賽因的設想——一個在英國支援下的泛阿拉伯起義，由他本人擔任領袖——的基礎就很不穩固，受到阿拉伯保守派和進步人士的雙重質疑。在侯賽因在阿拉伯半島的主要競爭對手和宗教極端主義瓦哈比運動領導人伊本·沙特看來，侯賽因國王與英國人的聯盟使他成為基督教西方的傀儡（當然，沙特自己也從英國人那裡拿錢）。與此同時，敘利亞的更為國際化的阿拉伯人感到自己與從漢志殺出的「原始」的貝都因人沒有什麼共同點。這些都是未來在戰後要解決的問題，但隨著《貝爾福宣言》的公佈，這個未來一下子降臨到了侯賽因面前。
阿拉伯群眾對《貝爾福宣言》的反應非常激烈和憤怒，這讓英國人大為震驚，於是向他們的主要阿拉伯盟友施加了很大壓力，要求他支援該宣言。侯賽因不冷不熱地服從了，但這並沒有讓阿拉伯人平靜下來，而是增強了阿拉伯群眾對侯賽因的敵對。1月初，勞倫斯的老導師戴維·霍格思（擔任阿拉伯局的「代理局長」，儘管這個頭銜只是榮譽性質，真正的權力在他人手中）拜訪了侯賽因，希望能夠最終澄清戰後阿拉伯國家的邊界。但是國王只想和他談談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派對自己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同時，埃及和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都採納了伊本·沙特的說法，譏諷侯賽因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妥協是向西方溜鬚拍馬。侯賽因在2月初寫給雷金納德·溫蓋特的一封令人警醒的信體現了英國計劃造成的嚴重後果。據溫蓋特說：「侯賽因提到，如果政治上破產，緊急情況下就要自殺……措辭很含糊，但麥加的謝里夫似乎因為協約國支援猶太復國主義的宣言而感到擔憂。」
就在這個關頭，勞倫斯落入了一個圈套。在1月底，他寫了一篇文章，登在《阿拉伯公報》的一個限制級別更高的版本上（只有極少數官員能夠讀到），在其中吹噓費薩爾在敘利亞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說在敘利亞敵對費薩爾的人是受了法國或德國宣傳矇蔽的傻瓜。這篇文章很顯然是致力於增強費薩爾在敘利亞的權利主張，但也讓那些努力解決《貝爾福宣言》給阿拉伯世界帶來的問題的英國官員感到，或許他們應當去找費薩爾而不是侯賽因尋求幫助。當然了，討好費薩爾必須要通過勞倫斯。2月初，勞倫斯的文章刊出幾天之後，吉爾伯特·克萊頓告訴馬克·賽克斯：「我已經敦促勞倫斯向費薩爾解釋與猶太人達成諒解的必要性。」
勞倫斯堅決反對與猶太人妥協，而恰恰是他被英國當局派去向費薩爾兜售這項政策，他本人也看到了世事的諷刺意味，所以他只是半心半意地答應這麼做。「至於猶太人，」他從塔菲拉給克萊頓回通道，「我下一次見到費薩爾的時候會和他談，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應當是同情的，至少在戰爭期間是這樣。」但勞倫斯能達成怎樣的效果，也是有侷限的；正如他向克萊頓說的那樣，如果英國當局希望費薩爾公開發表宣言表示支援《貝爾福宣言》，「那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不管勞倫斯多麼反對這項政策，他畢竟是個秉信「現實政治」的務實者，知道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別無選擇。《貝爾福宣言》已經是既成事實，阿拉伯起義軍不可能因為它而與英國決裂，因此現在的主要目標應當是限制它造成的損害，或者在別處利用它得利。這個「別處」的一個絕佳選擇顯然就是大敘利亞。勞倫斯設想，如果阿拉伯起義軍向《貝爾福宣言》妥協，英國或許會感激涕零，轉而幫助起義軍與法國對抗，支援起義軍對敘利亞其他地區的權利主張。但問題是，勞倫斯對自己的政府已經信心全無，知道自己的設想實在是風險極大的賭博。
那麼還有什麼牌可以打？最極端，也是最危險的當然是和土耳其人談判。2月初，費薩爾又收到了土耳其第4集團軍新任總司令穆罕默德·傑馬勒將軍秘密發出的和談試探信。這封信比之前傑馬勒帕夏的信要具體得多，條件也更為有利，於是費薩爾做了同樣具體但頗為謹慎的回覆。他公開拒絕了土耳其人的提議，但是沒有把和談大門關死，而是留下了一條縫：如果土耳其人從阿拉伯半島和敘利亞南部撤軍，雙方或許還有的談。這聽起來是個決定能否談得攏的最後通牒，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到1918年2月，青年土耳其黨已經在集中軍事力量去收復那些被戰敗的俄國人放棄的突厥地區，或許很樂意放棄貧困而棘手的阿拉伯地區。
但在做出和土耳其人交易這樣的極端舉動之前，還有一支潛在的力量或許能支援阿拉伯事業——美國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就是勞倫斯撥冗在開羅與威廉·耶魯會談的原因。
自1917年4月領導美國參戰以來，威爾遜總統一再強調，帝國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的「為了民主建立一個安全的世界」的聖戰還意味著，被壓迫的各民族和世界各地的「小民族」都將得到民族自決權和獨立。歐洲協約國花了一段時間才認識到，美國總統不是說說而已，的確是真誠地信守這個古怪的想法。1918年1月，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宣言發表後，歐洲列強的疑慮全都煙消雲散。
在整個20世紀的所有檔案中，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或許最能吸引全球矚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絕人寰、無休無止的殺戮破壞當中，美國總統概述了一個半是烏托邦的設想。他設想了世界在未來的運作方式：主宰世界數千年的帝國主義架構將被一掃而淨，所有民族都將享有民族自決；在這個世界裡，爭端將在「國際聯盟」通過耐心的協商解決，或許能將戰爭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這份檔案的影響如此深遠，如此具有革命性，它的衝擊波傳遍了所有的帝國主義強國。柏林和維也納的飽受戰爭摧殘的公民們和他們在倫敦、巴黎和羅馬的兄弟一樣，認為這或許能夠救他們於水火。令它更富有吸引力的是，威爾遜以簡單和毫不含糊的語言設定了實現這個過程的路線圖，即他的《十四點和平原則》。
這份宣言的第十二點涉及對奧斯曼帝國的處置。美國總統宣稱，這個帝國的土耳其部分將成為一個主權國家，而「目前處於土耳其人統治之下的其他民族應當享有毋庸置疑的生存的安全，以及絕對的、不受騷擾的自治發展」。對勞倫斯和其他大多數公正客觀的讀者而言，這與《賽克斯—皮科協定》和被強加於中東的《貝爾福宣言》有著本質不同。
在與威廉·耶魯談話時，勞倫斯強調了所有阿拉伯人，不管其背景和身份，對美國的極大敬仰。事實上，勞倫斯極大地突出強調了這一點，耶魯在給利蘭·哈里森的報告中對這次談話要點的概括是：「所有證據都表明，阿拉伯人對英法的信譽非常不信任；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阿拉伯人對美國的完全信任。」
無聊的阿諛奉承從來都不是勞倫斯的長處，他向美國特工發出這樣的資訊顯然不是為了討好美國人。正如耶魯寫道：「他宣稱，在將來，假如事情不像預期的那樣好，假如阿拉伯人遭到英國背棄的危險迫在眉睫，那麼如果美國能發表一份關於阿拉伯人及其國家的未來的宣言，就將是一張對抗土耳其—德國宣傳的‘王牌’，他感到這樣的宣言對阿拉伯人將產生極大影響。」
耶魯或許是被勞倫斯在其他問題上的開誠佈公迷惑了，似乎是相信了勞倫斯這席話的表面意思，或者至少沒有去深究其中奧妙。如果他仔細考慮一下，就會認識到，美國如果發出這樣的宣言，對「土耳其—德國宣傳」是沒有多少效力的——畢竟美國只是對德宣戰，所以它的動機自然會受到懷疑，而主要是針對美國的盟友——英法對中東的貪慾。實質上，勞倫斯是在試圖利用一個外國政府來反對自己政府的政策，當然這種做法不像與土耳其談判那樣是叛國行為。
這樣看來，勞倫斯在開羅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與威廉·耶魯會談，是非常值得的。在隨後幾個月內，耶魯會越來越強烈地敦促美國政府在中東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站在阿拉伯人一邊，反對那些企圖奴役阿拉伯人的人。在耶魯和勞倫斯會談的同一周，在3月14日晚上，「堪培拉」號停泊在義大利港口城市塔蘭託的碼頭，十幾個人聚集在這艘船的會客室內。其中9人是一個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的組織的成員，而另外兩人是英國政府的聯絡員，或者「看護者」，任務是協助這群人的工作，並對其加以監視。這次會議是戰前的戰略動員會，因為在次日早上，「堪培拉」號（一艘改裝過的澳大利亞輪船）將駛往埃及，那裡是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在中東的歷史性使命的起點。
在他們面前解釋任務的是英國保守黨議員威廉·奧姆斯比-戈爾，他已成為猶太復國主義的熱情支援者，現在和馬克·賽克斯一起在英國戰時內閣的近東委員會任職。在《貝爾福宣言》公佈之後的四個月裡，阿拉伯人對它的反對越來越強烈。奧姆斯比-戈爾解釋道，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的首要目標是向阿拉伯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社群領袖保證，他們不必害怕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園」。
隨後，前往埃及的代表團的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直言不諱地闡述了他為該任務設定的「一個首要原則」，即「在戰爭結束前，阿拉伯人在軍事上是英國政府的一項資產。但在戰後，他們卻可能是包袱」。換句話說，要與敵對者正面對抗，現在還不是時候。目標應當是安撫對手，保持冷靜，韜光養晦，等待未來的時機。
毋庸贅言，亞倫·亞倫森對他們的任務的設想可不是這樣的，但他不是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在倫敦的時候，委員會的其他一些成員堅決反對讓他參加委員會，所以他現在的正式身份僅僅是委員會附屬的「農業專家」，而且是在路易斯·布蘭代斯等美國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堅持之下才被允許待在委員會。
他的nili間諜網的情況公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團體和國際猶太人當中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很多人指控這位間諜領導人的行為威脅到了巴勒斯坦定居點的生存。更讓人擔憂的是，「堪培拉」號的乘客們的外交使命極其微妙，需要小心謹慎，而這位科學家卻以喜好爭吵聞名。
在努力安撫阿拉伯人（他們害怕猶太人會接管他們的土地）的同時，委員會的另一項任務是將巴勒斯坦山頭林立的猶太人團體聯合到猶太復國主義大旗下。要達成這個目標，最好的，或許是唯一的辦法是說服他們，《貝爾福宣言》之後巴勒斯坦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就是他們要告訴阿拉伯人的話的反面。除此之外，還有在該地區的英國軍官和政治官員要對付。即便那些對《貝爾福宣言》表示支援的英國官員也傾向於將它視為一個非同尋常的意外情況，是英國的一個新承諾，要與已經對阿拉伯人和法國人做出的承諾競爭一番。
在「堪培拉」號的會客室內，魏茨曼大手一揮，泛泛地講了如何執行這個複雜的計劃。顯然，猶太復國主義者如果給英國官員製造麻煩，就會喪失他們的支援，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安撫阿拉伯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委員會——哈伊姆·魏茨曼在這個語境下說的「委員會」指的是他自己——將公開而持續地發表宣言，稱猶太復國主義者無意於戰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也不打算將巴勒斯坦的土地全部收購。恰恰相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將全心全意地支援英國當局最近釋出的暫緩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只是在尋求機會幫助那些希望重返祖先家園的猶太人完成心願，與該地區的其他宗教團體或民族攜手參加政治和經濟發展。
至少公開的資訊是這樣。魏茨曼繼續解釋道，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需要積極地鼓勵猶太人大規模移民到巴勒斯坦，並儲備資金，一旦暫緩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被解除，就立刻開始買地。他們絕不會放棄最終的目標——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但現在就大張旗鼓地公開宣揚是沒有好處的。
至少在起初，這場極其複雜的把戲收到了極佳的效果。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在亞歷山大港受到了當地猶太人社群的欣喜若狂的歡迎——數百名猶太兒童站在碼頭沿線，歌唱希伯來歌曲《希望》——隨後在開羅受到了更熱烈的歡迎。魏茨曼向英國官員和在埃及的敘利亞流亡者社群再三強調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善良意圖。吉爾伯特·克萊頓在阿拉伯局的副手金凱德·康沃利斯在4月20日報告稱，這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告訴一個被稱為敘利亞委員會的阿拉伯人代表團，「他希望看到巴勒斯坦被一個像英國一樣的穩定的政府治理，猶太政府將對他的計劃造成致命打擊，他的意願就是為猶太人在聖地提供一個家園，讓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生活在一起，與其他居民享有平等權利。」另外，魏茨曼還向他的阿拉伯聽眾保證，穆斯林聖地的地位絕不會受到侵犯；他帶著極大的同情談到了阿拉伯人針對土耳其人的起義，甚至還暗示說，是他勸說英國人釋出暫緩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的。「有些人還是疑忌重重，」康沃利斯在報告結尾寫道，「但由於上述的情況，得到了緩和。如果委員會繼續保持這種同阿拉伯人和解的態度，對方的疑心無疑會逐漸消失。」
熟知猶太人這場魅力攻勢的內情的人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特工威廉·耶魯。魏茨曼在開羅多次會見的一位敘利亞委員會領導人就是耶魯的老熟人蘇萊曼·貝伊·納西夫，他就是1914年向標準石油公司出售石油開採特許權的三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耶魯抵達開羅之後與納西夫保持了緊密聯絡，從這位流亡商人那裡得到了他與魏茨曼會談的詳細資訊。「總的來講，」耶魯向國務院報告稱，「這些會議很成功。敘利亞領導者們得到的印象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打算將一個猶太政府強加於巴勒斯坦，猶太人來到巴勒斯坦的條件是阿拉伯人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敘利亞人相信了，耶魯卻很懷疑。一方面，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很快就能前往巴勒斯坦，旅途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援和幫助，而納西夫和他在敘利亞委員會的同僚們卻不被允許去巴勒斯坦，這很奇怪。耶魯與該委員會的唯一一位美國代表路易斯·邁爾談了之後，就更感到蹊蹺了。
邁爾或許並不完全理解國務院特工的具體職責，或許他就是因為能和一位美國同胞聊天而興奮，他在和威廉·耶魯談話的時候非常推心置腹。耶魯回憶道：「邁爾非常直截了當地告訴我，魏茨曼目前否認任何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意圖，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否認在將來會對他有任何約束力。事實上，他們最終的目標是一個在英國或美國保護下的猶太國家。」
耶魯繼續刨根問底，發現建立猶太國家的計劃已經非常成熟了。事實上，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內部已經在為建國之後如何處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而展開了辯論，一方認為「廉價的阿拉伯勞動力」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成長和成功」至關重要，另一方預見到，將來必須將非猶太人驅逐出境。邁爾認為，最終局勢將會取決於人口，「就像美國南方的白人絕不會屈服於黑人的統治一樣，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少數派也絕不會聽任多數派阿拉伯人的主宰」。
在這位美國特工看來，該委員會看上去越來越像是個政治上的波將金村。委員會向外界展示的人畜無害的假面具第一次出現小裂縫時，耶魯頗有些幸災樂禍。我們可以猜到，這個小裂縫是亞倫·亞倫森一手造成的。
在開羅，亞倫森日復一日地三緘其口，忍耐著委員會的無休無止的會議和演講。講起話來囉唆冗長、潑辣好鬥的猶太代表和阿拉伯代表一樣讓他深感挫折。與猶太宗教界名人的一次漫長會議中，魏茨曼被迫耐心地解釋，他們為什麼不反對宗教，這差點讓亞倫森按捺不住。亞倫森在日記中怒罵道：「這又是一次對牛彈琴。」
不幸的是，農學家恰恰在最糟糕的時機——與蘇萊曼·納西夫的敘利亞委員會會談的時候大發雷霆。其中一名阿拉伯人指出，猶太定居者喜歡抱團，只跟自己人做生意，因此給阿拉伯人造成了損失。亞倫森怒火中燒，站起來指控說這是彌天大謊。魏茨曼迅速來安撫局面，說這種令人遺憾的事情在過去可能發生過，但正在採取措施，確保將來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但亞倫森的公開發作給會議投下了一道陰影。耶魯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挖苦道：「但願委員會在將來與阿拉伯人打的所有交道中，魏茨曼博士都能把亞倫森先生控制在幕後。」
魏茨曼顯然也是這麼想的。幾天後與敘利亞委員會的又一次會議中，亞倫森未能出席。
4月2日早上，勞倫斯和一小群衛兵從谷維拉出發，奔赴敘利亞內陸。這是一個多月來勞倫斯第一次騎駱駝，這次旅行很快讓他興致高昂起來。「沙漠景色的抽象淨化了我，」他寫道，「以它充溢的偉大滌盪了我的心靈。它的偉大不是來源於向它的空曠增添思想，而是來自思想的空無。地球生命的脆弱反映了天空的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美麗，如此強大有力。」
拋卻鄉間的美景不談，這次長途跋涉的緣由是，敘利亞出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特點，這讓艾倫比將軍進軍大馬士革的計劃出了問題。英軍在巴勒斯坦中部全線維持著一條強大而井井有條的戰線，從雅法以北的地中海海岸一直延伸到約旦河，長約30英里，但約旦河以東的全部地域仍在土耳其軍隊手中。這意味著，英軍向北進攻大馬士革時前進得越遠，他們的東翼就會越拉越長，也就越來越容易遭到土耳其人的反擊。如果佔領了摩押高原，這個危險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但由於扎伊德破壞了攻佔摩押高原的努力，英軍高層設計出了一個新計劃，為朝向大馬士革的主攻掃清障礙。
在2月底的司令部會議中（勞倫斯也參加了這些會議），英軍高層決定，駐紮在亞喀巴的3000人的阿拉伯部隊將進攻至關重要的鐵路樞紐馬安（位於阿拉伯人在谷維拉的前進基地東北30英里處）。為了掩飾這次進攻並阻止土耳其軍隊向馬安增兵，英軍一支騎兵部隊將同時衝過馬安以北約120英里處的死海北端，摧毀安曼附近漢志鐵路的若干關鍵路段。一旦阿拉伯人佔領馬安，它南面的所有土耳其軍隊，包括仍然據守麥地那的部隊，將被徹底切斷。阿拉伯軍隊和英國輔助部隊隨後可以將注意力轉向北方，迅速掃清安曼以南鐵路沿線的所有小型土耳其據點。如果計劃得以順利實施，英軍及其阿拉伯盟軍將建立一條東西走向、橫亙幾乎整個大敘利亞的連續戰線，這樣就可以開始向大馬士革推進。
勞倫斯在這場席捲敵境的作戰中的角色很有限，但也只有他能夠勝任。在其他英國顧問監管主要的戰鬥——襲擊馬安的同時，他將率領一小隊起義軍北上100英里，到達一座被稱為阿塔提爾的山谷。在那裡，他將與其他部落武裝會合，對安曼周邊的土耳其軍隊實施「騷擾」，配合英軍騎兵部隊從西面發動的進攻。他的任務初定於4月初開始，於是他提前幾天從谷維拉出發，以便儘早準備。
4月6日，他的隊伍抵達了阿塔提爾谷。在勞倫斯筆下，這座谷地在初春的旖旎中宛如伊甸園，山巒和溪岸長滿了茂密的克拉莎草和野花。「萬物都在生長，」他寫道，「這景象一天天更飽滿和明媚，直到沙漠變得彷彿繁茂的水草地。嬉戲的風兒交叉著，跌跌撞撞地飛來，它們的寬廣、短暫的勁風從草叢中洶湧而出，在一瞬間將草叢化作明暗不一的錦緞，如同被滾壓過的新莊稼。」
勞倫斯的高昂興致和對身邊美景的關注似乎不像是一個即將投入戰鬥的人的舉動，另一個細節就更不協調了。在動身前往阿塔提爾之前，他得知，他留在阿茲拉克要塞的兩名戰士在寒冬中被凍死了。其中一人是達烏德，就是6個月前勞倫斯選來做他私人僕役的兩個營地頑童之一。送來這噩耗的就是過去與達烏德形影不離的夥伴法拉傑。
「他們自孩提時代就是朋友，」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寫道，「永遠歡天喜地，一起工作，一起睡眠，以完美摯愛的坦誠和誠實分享每一星星點點的利益。法拉傑前來報告他的夥伴已死時，我看到他面色黧黑、面容僵硬、眼色鉛灰，衰老了許多。我一點都不感到吃驚。從那天起到他的服務結束，他再也沒有給過我們一個笑容……其他人向他奉獻自己，以此慰藉他，但他卻焦躁不安地遊蕩，面色灰暗，一言不發，非常孤寂。」儘管悲痛欲絕，或者正是因為傷心難過，法拉傑加入了勞倫斯北上的旅途。
在阿塔提爾，勞倫斯得到了英軍的訊息，但這不是他所期望的好訊息。根據司令部制定的計劃，這支約1.2萬人的騎步兵混成部隊將從約旦河谷北上，佔領安曼以西約10英里處的薩勒特鎮。一支襲擊隊伍將從那裡出發，摧毀安曼城外漢志鐵路上最關鍵的地點——兩座高架橋和一條隧道。但顯然走漏了風聲，英軍進攻部隊在薩勒特遇到了掘壕據守的德軍和土耳其部隊。原本設想的輕鬆遠足變成了長達兩天的血腥戰鬥。英軍終於佔領了薩勒特，襲擊部隊前往安曼附近的鐵路，但敵人也已經在那裡嚴陣以待，迫使英軍撤退，沒有達成任何主要目標。噩耗紛至沓來：英軍損失了近2000人之後，被逐出了薩勒特，正在土耳其人的緊追不捨下敗退，撤過了約旦河。
「當時認為，土耳其人有可能會奪回耶路撒冷，」勞倫斯如此描述在阿塔提爾收到的越來越兇險的報告，「我熟知同胞們的英勇，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局勢顯然非常糟糕。」但比軍事失敗更嚴重的是，它可能會對阿拉伯人造成心理上的影響。「艾倫比的計劃看上去還算謙遜適度，我們（英軍）在阿拉伯人面前如此潰敗，真是可悲可嘆。他們從來不相信我們真的能夠成就我曾預言的那些偉業。」薩勒特的大敗之後，阿拉伯人的這些疑慮一定又加深了。
在安曼周邊無事可做了，於是勞倫斯帶領15名衛兵南下，加入正在進行中的襲擊馬安的戰鬥，但此次戰役命途多舛，厄運還沒有結束。次日，在法萊弗拉村外的沙漠中，他們看到一支由8人組成的土耳其步兵巡邏隊在倒霉地沿著鐵路線行進。在北方的行動徒勞無功之後，勞倫斯的部下懇求他批准去攻擊這群兵力佔弱勢而且位置暴露的敵人。「我感覺這太無關緊要了，」他回憶道，「但他們氣惱起來，我就同意了。」
土耳其人快速逃往一個鐵路涵洞尋求掩蔽，勞倫斯將部下派往敵人兩翼，形成包抄之勢。他突然發現年輕的營地僕役法拉傑獨自一人騎著駱駝徑直向敵人衝去，但已經太晚了。勞倫斯看到，法拉傑在鐵路涵洞旁猛然勒住駱駝；一聲槍響，法拉傑倒了下去。「他的駱駝獨自站在橋邊，安然無恙，」勞倫斯寫道，「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故意在開闊地裡騎到他們旁邊，然後又停在那裡不動。但看上去的確是這樣。」
勞倫斯和其他人趕到涵洞處時，發現一名土耳其士兵死亡，法拉傑身體側面中彈，傷勢極其嚴重。法拉傑的夥伴們努力幫他止血，但是無濟於事，於是想把他抬到駱駝背上，儘管這個年輕人自己懇求大家將他留下，讓他一個人死去。但這時傳來警報，一支約50人的土耳其巡邏隊正沿著鐵路趕來，於是事情不決定也得決定了。
勞倫斯和他的衛兵們知道土耳其人會對俘虜做出多麼殘忍暴虐的事情來，因此有個心照不宣的約定，會殺死傷勢太重、無法行動的戰友。仁慈地結束法拉傑生命的任務落在了勞倫斯肩上。「我在他身旁蹲下，將我的手槍放在他腦袋旁的地面上，好讓他看不到我的動作，但他一定是猜到了，因為他睜開眼睛，用粗糙、皮膚剝落的手緊緊攥住我，這是那些內志少年的小小的手。我等了片刻，他說道：‘達烏德會生你的氣的。’往昔的笑容怪異地回到這灰白的萎縮的面孔上。我答道：‘代我向他問好。’他以正式的禮節答道：‘真主會給你安寧。’最後疲憊地閉上了眼睛。」
勞倫斯開槍打死法拉傑之後，重新爬上駱駝，帶領部下逃走了，這時土耳其人的第一梭子彈開始向他們射來。
這一天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足以證明這場戰爭的殘酷無情和勞倫斯越來越深的冷漠。當夜，一行人在離法萊弗拉幾英里的地方宿營的時候，人們為了爭奪法拉傑的優秀駱駝吵了起來。勞倫斯拔出手槍，一槍打在這匹駱駝頭上，結束了這場爭吵。當夜的晚餐上，他們吃的是米飯和這匹駱駝的肉。「吃完之後，我們就睡了。」勞倫斯寫道。
到1918年4月中旬，傑馬勒帕夏或許對未來非常樂觀。儘管幾個月前就有傳聞說他的政治生命已經告終，但他在處於幕後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領導層中仍然舉足輕重，和以往一樣受人尊重和畏懼。戰場上也傳來了鼓舞人心的喜訊。3月21日，德軍在法國發動了大規模攻勢，迅速突破了協約國軍隊，進展迅速，這是西線所有軍隊自開戰以來攻城略地進展最大的一次。德軍攻勢的第一波——代號「米夏埃爾行動」，僅僅因為進攻中的德軍部隊超越了己方的補給線範圍，才不得不停住腳步。到4月13日，第二次攻勢「喬治特行動」已經逼近了法國海岸和那裡的重要港口。突然間，德軍搶在正在奔赴前線的美軍救援之前將英法打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當前，德國在西線戰爭春風得意，土耳其在東線的表現也不錯。土耳其軍隊先是收復了被俄國佔領的東北省份，然後在2月初利用俄國戰敗在高加索造成的權力真空，殺進了亞美尼亞。到4月中旬，這些部隊已經在準備行動的下一階段，即進軍裡海之濱，以及巴庫的神話般富饒的油田。就像傑馬勒帕夏一樣，奧斯曼帝國也變成了一個怪異的、不斷異變的有機體，在一個地方喪失了影響力和權威，卻在另一個地方得到補償。
另外，有人認為，與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結下樑子，對土耳其來說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貝爾福宣言》將猶太復國主義者爭取到了英國那邊，卻激怒了阿拉伯世界。於是傑馬勒和土耳其的其他領導人得以向敘利亞的一些幻想破滅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領導人，甚至頭號叛賊——漢志的侯賽因國王，發出招安的呼籲。到4月中旬，有跡象表明，這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和平建議開始收到成效。傑馬勒從他在敘利亞的中間人那裡得知，侯賽因的兒子費薩爾最近開始回應土耳其的橄欖枝，提出了他自己的條件。雙方的鴻溝還很深，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遊戲的一個教訓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恆定不變的，昨天丟失的東西明天也許就能收回。最重要的是，誰最後得勝。而到1918年4月，同盟國無疑穩操勝券。
這年春天也在君士坦丁堡的庫爾特·普呂弗無疑也是這麼想的。奇怪的是，德國形勢的好轉使得他得以重返自己參與的第一樁大密謀，那件事情原本早就胎死腹中，現在卻驟然煥發了生機。
在過去的6個月中，埃及被廢黜的赫迪夫阿拔斯·希裡米二世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皇宮酒店高樓層的一個套房裡安頓下來。在那裡，他與一個特殊階層的貴族們聚集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的首都都能找到這種貴族，這些小王子、侯爵和印度土邦主們被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們暫時擱置，留待未來某個有用的時機。在這期間，招待這位前任赫迪夫、讓他感到自己重要的任務主要由庫爾特·普呂弗承擔。與他作為德國情報局主管的冷靜職責相比，與希裡米及其三教九流的扈從們打交道往往像是在照顧嬰兒。據普呂弗的傳記作家唐納德·麥克凱爾稱：「阿拔斯·希裡米的顧問們爭吵不休，互相指控是‘英國間諜’。普呂弗對這些顧問進行監視，並幫助前任赫迪夫處理好他與兒子、三位前妻和一位法國情婦之間的關係。」
顯然，這位德國情報頭子將阿拔斯·希裡米看作試探民意的有用工具。希裡米認為，與費薩爾·侯賽因的秘密談判是毫無意義的；君士坦丁堡統治集團絕不會滿足費薩爾提出的要求，而費薩爾肯定對此心知肚明。前任赫迪夫主張，更好的辦法是讓他成為埃及統治者，然後與侯賽因和費薩爾達成友好關係。希裡米無疑還匆匆補充說，同時還會與土耳其和德國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
在1917年秋季，這還只是一堆空話，但到了1918年初，曾經顯得荒誕可笑，甚至是空中樓閣的想法卻有了實現的可能性。到這時，關於埃及發生騷亂的第一批可靠報告已經傳到了外界：一向安寧馴順的埃及民眾被英國人極其嚴酷的軍法統治以及《貝爾福宣言》和《賽克斯—皮科協定》大大激怒。然後當然還有俄國的最終垮臺、德國和土耳其在戰場上取得的一連串勝利，以及阿拉伯半島和敘利亞的阿拉伯起義軍有可能正在尋求脫離與虛偽的英國人的聯盟的越來越多的跡象。由於上述的這些考慮，在這年4月，阿拔斯·希裡米二世或許能通過某種方式登上埃及王位的想法並不顯得荒誕離奇——如果那真的發生了，庫爾特·普呂弗在佩拉皇宮酒店的耐心工作或許能為德國掙得一份絕妙的紅利。
希裡米顯然也感到自己的價值正在提升，於是在4月他重新提出了一個讓他覬覦已久的目標。當初他向馬克斯·馮·奧本海默提過此事，但一直被拒絕。希裡米告訴庫爾特·普呂弗，在決定任何事情之前，他需要面見德皇。普呂弗頗有些不知所措，表示會試試看。
5月15日下午，勞倫斯與艾倫比將軍一起喝茶的時候，兩人的情緒都很低落。
在前往阿塔提爾的跋涉被證明是徒勞無益之後，勞倫斯匆匆南下，參加阿拉伯人對鐵路樞紐城鎮馬安的進攻。4月13日，他抵達那裡時，行動已經開始。
作戰計劃是，進攻部隊將首先襲擊馬安外圍的哨所，希望能將土耳其駐軍主力從火車站周圍的鞏固陣地中誘騙出來。行動起初很順利，土耳其軍隊的外圍哨所一個個落入起義軍手中。但在4月17日，阿拉伯部隊的伊拉克指揮官厭倦了漫長的等待，推翻了他的英國顧問們的建議，命令向火車站發動正面進攻。馬安的這次進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上千場其他戰役一樣徒勞。勞倫斯寫道：「除了眼睜睜看著我們的人被從火車站驅趕出來，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地上到處躺著身穿卡其軍服的死屍。」
勞倫斯在馬安地區還待了幾天，協助其他英國軍官破壞馬安以南的鐵路，但那次正面進攻的失敗已經決定了戰役的命運。英國軍方公報大肆吹噓了對馬安以南漢志鐵路的破壞——約60英里長的鐵軌被摧毀，麥地那的土耳其駐軍現在徹底被切斷了——但與行動的目標相比，這個成就不值一提。
但在5月2日，勞倫斯抵達位於拉姆拉的艾倫比司令部時，等待他的是更加令人沮喪的訊息。在過去的6週中，西線的協約國軍隊只是非常勉強地抵擋住了德軍的兩次大規模攻勢。為了迎戰德軍的第三次攻勢，艾倫比得到命令，轉入防禦，並將他麾下數萬名精銳的一線士兵調往法國。這意味著，英軍不再會向大馬士革進攻，前一個月的所有損失——英軍騎兵部隊向薩勒特進攻的失敗、馬安的災難性的正面進攻、法拉傑在沙漠中慘死——全都付之東流了。更糟糕的是，就在勞倫斯抵達拉姆拉之前，前不久被逐出薩勒特的那位英軍騎兵指揮官決定再試一次；又損失了1500人之後，到5月2日，英軍的這一次新敗局的最後一批殘兵敗將才從前線上撤下。
因此，到勞倫斯於5月15日第二次來到司令部並與艾倫比將軍一起喝茶的時候，他們兩人都不得不承認，突破敘利亞前線的希望非常渺茫，事實上比先前愈發渺茫，因為在勞倫斯上一次到司令部之後，艾倫比的部隊又有不少兵力被調往西線。總的來講，埃及遠征軍將有約6萬人被調往法國參戰，這相當於它全部一線兵力的一半。倫敦方面許諾要從伊拉克和印度調兵補充埃及遠征軍，但這意味著在未來許多個月之內，敘利亞前線都不會有什麼動作了。
但在這次喝茶的時候，艾倫比在描述他的部隊正經歷的大規模重組時，偶然提到了帝國駱駝騎兵部隊。這是一支精銳部隊，在西奈半島安坐無事已經有6個月之久。艾倫比現在打算擯棄它的駱駝，將其改編為傳統的騎馬的騎兵部隊。
從敘利亞戰役的一開始，困擾阿拉伯起義軍的最大的後勤問題就是缺少運輸和騎乘用的駱駝。隨著行動規模的擴大，這個問題愈發惡化。由於駱駝的匱乏，補給線總是被拉長到瀕臨崩潰，常常因為沒有坐騎而將計劃的行動縮小，或者乾脆取消。另外，勞倫斯和英國軍官常常外出收購駱駝，已經將該地區的資源幾乎耗盡，所剩不多的優質駱駝的價格也高到了敲詐勒索的程度。現在，帝國駱駝騎兵部隊被解散之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約2000頭最優秀的騎乘駱駝突然間空閒了出來。
艾倫比解散帝國駱駝騎兵部隊的打算讓勞倫斯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您打算怎麼處置他們的駱駝？」
艾倫比笑道：「問問軍需總長。」
軍需總長已經答應將這批駱駝交給即將開抵前線的一個印度師，作為運輸工具。軍需總長不肯答應勞倫斯的呼籲，但艾倫比被勞倫斯的觀點說服了：讓這些優勢駱駝僅作運輸之用，實在是暴殄天物。當天晚餐時，總司令問勞倫斯打算如何使用這些駱駝。
勞倫斯當然已經預料到了這個問題。另外，他還看到，英軍騎兵向薩勒特第二次進攻的失敗其實是塞翁失馬。由於英軍的這次敗仗，土耳其人一定確信不疑，英軍在將來的進攻一定還是針對這同一個地點——畢竟，連續多次猛攻敵人最鞏固的地點已經成了英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項傳統——於是相應地部署自己的部隊。土耳其人的兵力集中在薩勒特—安曼地區，勞倫斯就可以利用新獲得的駱駝，從阿茲拉克的沙漠藏身之地出發，從敵人背後向分佈廣泛的一大批目標發動攻擊。其中包括整個下敘利亞最關鍵的目標：鐵路終端城鎮德拉，即在巴勒斯坦對抗英軍的土耳其軍隊的主要生命線。在司令部的餐桌上，勞倫斯給艾倫比的回答是：「我要用這些駱駝把1000人送進德拉，日子隨您挑。」
勞倫斯解釋說，1000兵力雖然不足以長期防守德拉，但有足夠的時間摧毀雅莫科的至關重要的鐵路橋，將巴勒斯坦境內的土耳其軍隊徹底切斷，斷絕其補給和援兵。聽到這話，艾倫比轉向軍需總長，假裝悲傷地說：「軍需總長，你輸了。」
艾倫比許諾將帝國駱駝騎兵部隊的駱駝交給勞倫斯，於是他火速趕回了費薩爾的指揮部。這訊息令聚集在那裡的部族武裝酋長們欣喜若狂，因為2000頭純血統駱駝的「禮物」意味著，阿拉伯人終於可以大規模地將起義擴充套件到北方。侷限於狙擊、打了就跑的突襲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有了足夠多的騎兵，他們可以進攻並守住人口密集的城鎮了。
這還意味著，阿拉伯人或許能借此擺脫英國人的束縛，這是勞倫斯的想法的一個關鍵方面。帝國駱駝騎兵部隊的駱駝交付過來還需要一段時間，而且隨後還要讓這些駱駝適應敘利亞的較粗劣的草料，但在兩三個月內，阿拉伯起義軍就不需要依賴英軍（目前在巴勒斯坦陷入僵局）的行動了。起義軍可以獨自進軍敘利亞腹地，有了這種獨立性，就有機會將敘利亞佔為己有。勞倫斯寫道：「這是帝王的饋贈，贈予我們不受限制的機動性。阿拉伯人現在可以自行選擇時間地點，去打贏這場戰爭了。」
自抵達開羅以來，亞倫·亞倫森便陷入了憂傷抑鬱的情緒。部分原因是他在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內部遭到邊緣化，其他人以非常不客氣的方式將他排擠到核心之外；但時隔7個月之後重返中東，也讓他對自己的nili組織遭遇的悲劇更加感同身受。在開羅，他與兩個弟弟亞歷克斯和薩姆團聚，並從他們那裡得知了妹妹的悲慘結局的更多細節。最讓農學家火冒三丈的是，薩拉和nili組織的其他成員實際上是被猶太同胞們出賣的，濟赫龍雅各布委員會甚至懸賞緝拿nili組織的在逃成員約瑟夫·利申斯基。1918年春季，濟赫龍還處於土耳其的大後方，但亞倫森已經在考慮重返故里。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要向所有懦夫和惡棍復仇，那麼就只有六七個人配得上我和他握手。」
但比憤怒更嚴重的是，對薩拉及犧牲的摯友押沙龍·法因貝格的回憶一直困擾著科學家，不時侵入他的思緒。例如，有一次，他看到威廉·奧姆斯比-戈爾打電話到耶路撒冷，不禁大吃一驚。「從開羅打電話到耶路撒冷！」他在日記中驚呼，「如果薩拉和阿布薩活到現在看到這個，就好了！」
4月初，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離開埃及，前往巴勒斯坦，亞倫森受到的折磨就更厲害了。他們搭乘的夜間火車經過加沙時，亞倫森獨自一人站在車窗旁，凝視著飛馳而過的鄉間夜景。他始終是個農學家，記錄了農田的糟糕狀況：「冬季穀物很少，質量也很差」。同時又說，在他離開巴勒斯坦的兩年中，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他寫道，「我們是乘火車旅行，而且是和英國人在一起！阿布薩，阿布薩，你在哪裡呀？薩拉，你又在哪裡？」
但亞倫森在巴勒斯坦愈發遭到排擠和冷遇。在歡迎到訪的委員會的宴會上，一群當地的猶太長老拒絕和他坐在一起，因為他的間諜活動「將猶太定居點置於危險境地」。在與猶太代表團的其他會議中，有人嚴厲指責亞倫森在戰爭初期發放國際救援款時的高壓手段。在雅法的特拉維夫猶太人飛地（在傑馬勒帕夏的疏散命令之後，亞倫森宣傳了這個社群陷入的困境）的歡迎儀式上，才終於有人向他表示感謝。當馬加比協會（猶太人的一個民間組織）的幾百名青少年成員以歌聲歡迎到訪的委員會成員時，哈伊姆·魏茨曼向亞倫森探過身去。「嗯，亞倫，」魏茨曼說道，「這一切，都有你的極大貢獻，而且你付出了很大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