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閣下近日向羅思柴爾德勳爵發出的關於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宣言，我們滿懷敬意地懇請閣下注意，巴勒斯坦是敘利亞的關鍵組成部分——恰似心臟是身體的關鍵所在——不能作任何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分離。
——1917年11月14日，埃及的敘利亞委員會給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的信
英國當局給敘利亞委員會的答覆是：……給貝爾福先生的電報目前不能傳送給他們，但英國當局很高興地看到，在埃及的敘利亞人表達了他們對猶太復國主義問題的意見。
——1917年12月17日，威廉·耶魯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
從約旦首都安曼出發向東行進，沒有什麼養眼的風景。走了幾英里之後，安曼的崎嶇多山的輪廓就消失了，眼前是一片延綿起伏的沙礫和粗沙的平原。因此，當人們來到深入淒涼沙漠50英里的阿茲拉克要塞的巍峨石牆前時，第一個反應往往是驚異，居然會有這樣的所在。在這個遼闊而了無生趣的地域，如此雄壯的要塞、它的30英尺高的城牆和城牆各角上甚至更高的瞭望塔是怎樣建造起來的呢？
答案當然是水。在古時，這個綠洲是周邊近5000平方英里土地的唯一生計來源。羅馬人最早注意到了阿茲拉克的戰略意義，於2世紀在綠洲旁建造了一座小堡壘。1000年後，薩拉丁的阿尤布帝國建造了屹立至今的巨大石制要塞。甚至在今天，要塞依然俯瞰著與它同名的城鎮，但在1917年11月，勞倫斯和他的一小隊人馬在米尼菲爾襲擊火車之後逃到阿茲拉克時，這個居民點只有幾座石頭小屋，要塞在他們面前一定是如同幽靈般拔地而起。
6月的時候，勞倫斯曾在阿茲拉克覲見過盧阿拉部落的埃米爾——努裡·沙拉昂。當時他就注意到，這是個絕妙的藏身之地。除了有水和避難處之外，要塞還居高臨下，俯視周圍所有方向的沙漠地帶。勞倫斯在米尼菲爾的襲擊之前就把印度機槍組派到了那裡，所以他和其他人在11月12日抵達要塞時，機槍已經被安置在了要塞的瞭望塔上，令這個地方几乎固若金湯。這個綠洲非常理想，於是勞倫斯很快決定，將它作為阿拉伯起義向敘利亞腹地進軍的前進基地。抵達阿茲拉克一天之內，他就派遣一名信使踏上前往亞喀巴的200英里旅途，請費薩爾開始將他的軍隊前鋒派往北方。
在阿茲拉克安營紮寨還有一個更狡黠的目的。這個居民點是努裡·沙拉昂領地的西北邊界。儘管費薩爾不斷懇求他加入起義陣營，而且勞倫斯自己也在6月求他加入，但沙拉昂仍然騎牆不定，有時悄悄地支援阿拉伯起義軍，有時公開與土耳其人做交易。阿茲拉克恰好在盧阿拉腹地和土耳其人控制的敘利亞貿易城鎮之間，起義軍在這裡佔據了一個很好的位置。「他猶豫不決，不肯表明立場，只是因為他在敘利亞有很多財產，」勞倫斯對沙拉昂評論道，「以及他的族人一旦失去了天然的市場，會受到損害。現在，我們住在他的一個主要領地之內，會讓他恥於投敵。」
在阿茲拉克，勞倫斯的小小隊伍很快就不再是一群戰士，而變成了臨時的建築隊，開始修葺整理要塞，好讓即將起程前往此地的更大的部隊居住得舒適些。他們修補了坍塌的城牆和坍陷的屋頂，甚至修整了庭院裡前一陣子被當作羊圈的小清真寺。起義軍抵達的訊息傳開之後，他們的勞動不時被部落代表團的拜訪打斷，隨後自然是要大擺筵席、歡慶一番。勞倫斯在南塔中修復的警衛室安頓下來，逃脫了這些喧囂，得到了宜人的休憩。
《智慧的七柱》雖然細節極多——我們甚至可以說它被細節淹沒了——但勞倫斯在書中對阿茲拉克的描述有些非同尋常之處。整整5頁的篇幅中包含了整部回憶錄的一些最情真意切的段落，他戀戀不捨地描摹了他在那裡的美好時光、他的追隨者與訪客之間歡樂的同志情誼，還抒情地描述了要塞高牆之外號叫不止但從未被看見過的神秘的豺狼。冬雨開始降下的時候，要塞變成了一座漏水、冷溼的監獄，唯一的慰藉就是裹著羊皮取暖，但在他筆下，這些苦痛卻有著鮮明的浪漫色彩。「我們躲在那裡，徹骨冰冷，一動不動，從黑暗的白天到黑暗，我們的頭腦似乎懸空在這些厚重的大牆之內，刺透力很強的霧氣流入每一個射擊孔，如同白色三角旌旗。過去與未來從我們上方流過，彷彿沒有漩渦的河流。我們做著夢，進入這個地方的靈魂；圍城戰與饗宴、襲擊、謀殺、夜間的情歌。」
讓這一切更加不尋常的是，勞倫斯在11月在阿茲拉克只待了6天時間，或許只有3天。或許，這個地方在他的腦中產生了田園詩般的浪漫色彩，是由於他剛剛經受的磨難。在上一個月內，自從構想出襲擊雅莫科大橋的計劃以來，勞倫斯就一直生活在一個陰影之下：他知道自己命懸一線，可能時日無多。在阿茲拉克，那個陰影突然間銷聲匿跡了。
或許他的浪漫心緒是因為即將發生的事情。在抵達阿茲拉克僅僅3天之後，勞倫斯在3個人陪伴下又一次進入沙漠。他們的目的地是重要的鐵路樞紐城鎮德拉，在西北方70英里處。在那裡，勞倫斯將會經歷他在整個戰爭生涯中最恐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也是最讓他的許多傳記作者們激烈爭論的一場磨難。11月16日下午，也就是亞倫·亞倫森動身離開倫敦的前夕，他發現自己被騙了——或者說，他肯定是認為，自己受到了欺騙。這時，他終於收到了哈伊姆·魏茨曼關於他在美國任務的指示。兩人在近日對任務作了極其詳盡的討論，亞倫森幾乎不需要讀這封信。但他還是讀了。
魏茨曼對他的指示基本上就是：閉嘴。他寫道：「執行這些複雜的任務需要你避免公開講話和接受記者採訪。為了防止你在壓力之下做這些事情，我們按照你的意願，正式要求你謹言慎行，僅限於業已規定的任務。」為了避免誤解，魏茨曼還命令亞倫森「除了通過布蘭代斯先生（美國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中介之外，不得有任何直接行動，不論是通過演講還是信函」。
亞倫森讀信之後怒火中燒，尤其是因為魏茨曼竟然說，鉗制他的言論是他自己的意願。「這老頭不是傻瓜，」他在當夜的日記中惱火地寫道，「但我也不是那麼天真……每天都能看到魏茨曼的虛偽的新證據。」
自6周前抵達倫敦以來，亞倫森和這位英國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一起度過了許多時光。兩人的關係很複雜，植根於互相的尊重和不信任，他們有時把酒言歡，有時卻大吵特吵。在魏茨曼傷人自尊的指示信之前，兩人的關係還是很融洽的，原因也很簡單：幾天之內，就在他們眼前，發生了猶太復國主義歷史上最戲劇性和意義深遠的一些事件。
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貝爾福宣言》，但與此同時還傳來捷報，英軍在巴勒斯坦進展神速。艾倫比的部隊在貝爾謝巴取得突破之後，繼續北進，將組織凌亂的土耳其軍隊驅散。儘管亞倫森還不知道，但就在11月16日這天，英軍前鋒部隊不受阻擋地開進了海濱城市雅法（離他們的出發點有50英里），而其他單位則逼近了耶路撒冷城下的山麓丘陵。讓流散全球的猶太人重返祖先家園的夢想原本是那麼遙遠，甚至只是個理論，但現在卻以飛速接近事實。
可以理解的是，這些事件令國際猶太復國主義團體欣喜若狂。全世界的猶太人飛地都向英國外交部發來潮水般的對《貝爾福宣言》的感謝信。這種洋溢的感激之情似乎當即就證實了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在英國政府內部的盟友幾個月來一直在宣揚的觀點，即如果協約國宣佈支援猶太人家園並努力促成其實現，就能贏得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支援。
但這種反應並不是普遍現象，而且其他地方的火熱支援令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不動聲色愈發顯得刺眼。到11月中旬，很少有美國報紙提及《貝爾福宣言》——《紐約時報》僅用了三個非常短的段落來報道此事——而許多著名的美國猶太人領導人還沒有公開發表意見。最惹人注意的是威爾遜政府的沉默，這讓魏茨曼和英國政府特別煩惱，因為他們曾專門為了贏得美國總統的支援而重寫了宣言的文本，因而導致宣言的發表被推遲。
9月，英國人將宣言的建議稿第一次明確地交給美國人時，伍德羅·威爾遜最親信的顧問愛德華·豪斯上校曾告訴英國人，總統頂多只會含糊地對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計劃表示「同情」，而且總統「絕對不會做任何真正的承諾」。英國人隨後將宣言最初的激烈言辭沖淡，終於讓威爾遜完全支援宣言，但威爾遜仍然有一個主要條件；白宮在10月中旬通知倫敦方面，總統「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在公開宣言時不要提及他的支援，因為他已經做好安排，讓美國猶太人請求他支援，然後他才會公開表示支援」。
但是威爾遜的沉默讓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此事猶豫不決，這就使得總統得以繼續保持沉默。亞倫·亞倫森被派往美國，就是為了打破這個僵局，因為他是許多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知己故交。
幾天前，英國外交部的一次高階別會議敲定了他的任務的目標。魏茨曼和馬克·賽克斯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亞倫森的使命的確是雄心勃勃。作為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聯盟與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之間的正式聯絡人，亞倫森的任務是「協助我們的美國組織瞭解中東的諸多政治與軍事事態發展的實際意義」，以及推動「激發猶太復國主義熱情、鼓動支援協約國的宣傳」，另外，為了推進賽克斯的異想天開的主意（在中東建立猶太人—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的聯合），還要努力促成「猶太復國主義力量與阿拉伯人和亞美尼亞人力量的團結與聯盟」。此外，亞倫森還將擔任魏茨曼與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領導人——美國最高法庭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之間的正式聯絡人。
儘管任務艱鉅，亞倫森還是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任務，並已經通知自己在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夥伴們，他馬上要來了。這就使得魏茨曼在11月16日的指示信對他而言更具侮辱性。
但這麼多年來，想讓亞倫·亞倫森閉嘴的人很多，卻沒有取得什麼成效。他很快就將魏茨曼的掣肘視為一種挑戰，於是在次日就在倫敦的尤斯頓車站登上開往利物浦的火車，在那裡登上了駛往紐約的「聖保羅」號。
但我們必須要替魏茨曼辯護一下，他努力封住亞倫森的口，並非僅僅是要壓制他。魏茨曼知道，亞倫森在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中結交甚廣，但在之前的6周內他和亞倫森接觸很多，已經開始為他焦躁衝動的個性感到擔憂。考慮到亞倫森到美國其實還有個秘密任務，這就更讓人擔心了。
考慮到在不久的將來英國將會完全控制巴勒斯坦，以及為了安撫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群眾對《貝爾福宣言》表達的憂慮，賽克斯和魏茨曼決定，儘快向該地區派遣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以評估形勢。賽克斯尤其希望，這個委員會能夠包括美國代表，因為他希望這樣世人就會以為威爾遜總統對《貝爾福宣言》以及英國未來對巴勒斯坦的控制作了默許。但他面對著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礙。美國僅僅是對德宣戰，威爾遜還明確表示，他絕不願意捲入任何與奧斯曼帝國有關的事務；因此他的政府是否會批准讓美國猶太人參加這個委員會是非常存疑的。於是，亞倫森的美國之旅就有了一個秘密任務：讓美國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向威爾遜政府施加壓力，不僅要公開支援《貝爾福宣言》，還要改弦易轍、向土耳其宣戰。
但亞倫森抵達美國時，聽到了一些令他魂飛魄散的訊息。12月1日，在猶太復國主義聯盟駐紐約辦事處，他收到了一份來自他最年幼的弟弟薩姆（他剛剛抵達開羅）的電報。在nili間諜網被土耳其人摧毀整整兩個月後，亞倫森終於得知了這個噩耗。弟弟的電報還講到了他們的姐妹薩拉、父親埃弗拉伊姆的死，以及納曼·貝爾坎德被處決。
「犧牲圓滿了，」亞倫森在當夜的日記中寫道，「我素來知道，最悲慘的不幸還沒有到來，但害怕它是一回事，知道所有希望均已破滅卻是另一回事。可憐的父親，可憐的薩拉……她的死最悽慘。」
這些噩耗讓他對魏茨曼和其他那些在歐洲企圖遏制他影響力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愈加怨恨。在兩年時間裡，亞倫森和他的親朋好友們為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甘冒生命危險，很多人為此拋頭顱灑熱血，而倫敦和巴黎的那些人只是開開會、寫寫小冊子而已。12月2日的事情讓亞倫森更加準確地把握到了這種反差。就在亞倫森收到阿特利特傳來的噩耗的第二天，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聯盟的一些成員在倫敦的阿爾伯特大廳把酒言歡，慶祝《貝爾福宣言》公開一個月。
我們很難找到另外一位作家，能夠更加精細縝密甚至是充滿愛意地描寫自己遭到的毒刑拷打。
按照勞倫斯的記述，拷打於11月20日上午開始。3天前，他帶領3名護衛離開了阿茲拉克，前去勘察鐵路樞紐城鎮德拉周邊的鄉村。現在，他想親自檢視德拉的鐵軌系統。唯一的辦法就是大模大樣、明目張膽地去看。於是這天早上，勞倫斯和其中一名護衛騎到城北7英里處一段偏僻鐵路線上，下了駱駝，然後身披阿拉伯長袍，徒步沿著鐵路走進德拉。
一切順利，但是在經過土耳其軍隊的一個營地時，這兩人引起了一名警覺的軍士的注意。軍官抓住了勞倫斯，宣佈「貝伊（長官）要見你」，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允許勞倫斯的夥伴繼續前進。
當天餘下時間裡，勞倫斯被關押在一間警衛室內，等待覲見貝伊。土耳其人懷疑他是個土耳其軍隊的逃兵。他解釋說，自己是個切爾卡西亞人（高加索北部的一個山地民族，免於服兵役，並且以膚色白皙、眼珠顏色較淺聞名）。晚上，衛兵把他帶去貝伊的房間。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稱此人為「納希」，但他的真名是哈基姆·毛希丁，是德拉當地的總督。
哈基姆命令衛兵退下，將勞倫斯拖到床上，原來是要對他加以性侵。他掙脫開來，總督就叫來衛兵。衛兵將勞倫斯按在床上，開始剝去他的衣服。哈基姆開始動手動腳，直到勞倫斯用膝蓋猛擊他的腹股溝部。
勞倫斯赤身露體，被衛兵按在床上。暴跳如雷的哈基姆向他撲了過去，既帶著熱情又夾雜著狂怒，親吻他，往他身上吐唾沫，咬他的脖子，直到出血，最後捏起他胸前的皮膚，用刺刀穿刺他。根據勞倫斯的說法，貝伊然後命令衛兵「把我帶出去，好好教導我」。
隨後是一場恐怖的毒刑拷打。勞倫斯被拖進附近的一個房間，按倒在一條長凳上，兩名衛兵「跪在我的腳腕上，壓著我的膝蓋內側，另外兩人扭曲我的手腕，直到它們咯吱作響，然後將我的手腕和脖子狠狠砸向木凳」。衛兵拿來了一條短鞭，四名衛兵輪流鞭笞勞倫斯的後背和臀部，足足打了幾十下，如果不是幾百下的話。「最後我完全垮掉的時候，他們好像是滿意了，」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回憶道，「我不知道怎麼的已經離開了長凳，躺在骯髒的地面上，我舒服地蜷伏在那裡，暈頭暈腦，喘著粗氣，但迷迷糊糊地有點舒服的感覺。」
但他的折磨還遠遠沒有結束，他開始出現了幻覺。負責刑訊的軍官兇狠地猛踢他的肋骨，命令他站起來，他卻只是漫不經心地抬頭向那人微笑。見勞倫斯如此放肆，軍官「揚起胳膊，將整個一條鞭子抽向我的腹股溝。我痛得蜷縮起來，喊叫著，或者說，努力去喊叫，卻是徒勞無益，張大嘴巴，渾身戰慄，卻發不出聲來。其中一名衛兵快活地咯咯傻笑。一個聲音喊道：‘可恥！你把他打死了！’隨後又是一記鞭子。一聲呼嘯，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
勞倫斯最後又被拖回到哈基姆的住處，但「他匆匆拒絕了我，因為我遍體鱗傷、渾身血汙，不能上他的床」。勞倫斯的苦難終於結束，他被拖到庭院中，丟到一座棚子處，一名亞美尼亞「包紮員（即男護士）」被叫來為他清創和包紮。然後拷打他的人就這麼離開了。
他們會這樣離去，只是一系列非同尋常——有些人會說是非常不可能發生的——事件之一，這些事件最終將勞倫斯從他最嚴酷的折磨中解救了出來。按照他自己的記述，拂曉將至，他攢起全身力氣爬起來，探查一下淒涼的周圍環境。在附近的一個空房間內，他發現門上掛著「一套破破爛爛的衣服」。他穿上衣服，爬出窗戶，跳到外面空蕩蕩的大街上。他跌跌撞撞地走過剛剛醒來的城鎮，直到將它拋在腦後。恰好有個騎駱駝的商人經過，他甜言蜜語地哄著商人，讓他帶上自己。勞倫斯坐著駱駝最後來到外圍村莊，在那裡做好了與阿茲拉克的夥伴會合的安排。他在那裡找到了他們。夥伴們先前為他的被俘心急如焚，現在則為他的成功逃生驚異不已。
「我給他們講了一個賄賂和計謀的歡樂故事，」勞倫斯記述道，「他們許諾不會把這故事說出去，大聲嘲笑土耳其人的幼稚。」當天下午，大家騎馬踏上了返回阿茲拉克的70英里路程。
以上就是勞倫斯對這個恐怖之日記述的概括，這只是概括，因為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用了長達5頁的篇幅詳細描寫自己在德拉遭受的毒刑拷打，躍然紙上，令人毛骨悚然。但如此令人膽寒的細節堆積得如此之多，卻給故事遮上了一層迷霧，讓人無法看清事情的真相。勞倫斯說「另外兩人扭曲我的手腕，直到它們咯吱作響」，是說自己的手腕被擰斷了嗎？他是否遭到了強暴？有好幾條委婉的線索似乎說明他遭到了性侵，但也有線索似乎表明並非如此。更令人困惑的是，對他遭受的毒打的詳細描寫似乎帶有一種隱隱的淫穢、窺陰癖的色彩。例如，在寫到自己的皮膚被刺刀穿透的時候，勞倫斯是這樣描述的：「鮮血顫抖著從我身側流下，滴到我的大腿前面。哈基姆看上去很滿意，用指尖將血抹到我肚子上。」後來，在鞭笞之後，敵人狠踢他的肋骨，他又說這是「一種甜美的溫暖，或許帶有性的意味，在我體內膨脹起來」。
有鑑於這些精確而極富說服力的細節，勞倫斯的許多傳記作家——事實上是大部分人——都做出結論，德拉的事件不可能是像他描述的那樣，甚至或許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簡單地說，如果勞倫斯真的像他說的那樣在德拉遭受了如此殘忍的毒打，又怎麼可能輕易逃脫？就算他那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好運氣是真的，剛剛手腕還被扭曲得「咯吱作響」的人又怎麼能爬出窗戶？鞭笞會嚴重地擾亂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很多受害者在被鞭打30下的幾個小時之後都站不穩；勞倫斯被鞭打的數目更多，他怎麼能徒步穿過一座敵人控制下的城鎮而不被察覺，旋即騎馬賓士70英里？
考慮到勞倫斯隨後的行動，他的說法就更讓人無法信服了。返回阿茲拉克兩天之後，他又動身奔赴亞喀巴。這是騎駱駝要走4天的艱難路程。到了那裡之後，他沒有向自己的英國戰友們提及在德拉遭受的折磨。多年之後，他的幾名戰友在接受詢問時回憶稱，勞倫斯回來之後似乎心事重重，其中甚至有人說他「面色蒼白，顯然心煩意亂」，但沒有人說看到他身上有割傷或瘀傷，或者他看上去身體狀況不好。事實上，在德拉事件不到3周之後，戴維·霍格思見到了自己的弟子，隨後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勞倫斯看上去「比我上次見他時身體更健康」。
讓《智慧的七柱》中對德拉事件的描述更加令人生疑的是，19個月後，勞倫斯又講了一個迥然不同的故事。那是在1919年6月寫給軍中好友沃爾特·斯特林上校的信中。勞倫斯在列舉阿爾及利亞叛徒阿布德·卡德爾的變節罪行時講到了這件事情。勞倫斯向斯特林解釋說，這個阿爾及利亞人不僅破壞了他的雅莫科大橋行動，而且德拉的總督哈基姆·毛希丁之所以能認出他（勞倫斯），「就是因為阿布德·卡德爾對我的描述（我是從哈基姆說的話，以及看押我的衛兵那裡得知卡德爾的叛變行為的）。哈基姆是個色慾強烈的雞姦者，對我有了好感。於是他把我關押到夜間，想佔有我。我不肯就範，經歷了一些困難之後才脫身。哈基姆把我送去醫院。我的傷沒有他想象的那麼重，於是在黎明前逃走了。他對這件事情搞得一團糟感到非常羞恥，所以封鎖了所有訊息，沒有上報我被俘虜又逃脫的事情。我回到了阿茲拉克，對阿布德·卡德爾非常惱火。」
與《智慧的七柱》的版本相比，這個故事的說服力既更強，也更弱。沒有了書中描述的哥特小說一般的殘酷折磨，「傷沒有他想象的那麼重」的勞倫斯或許有足夠的體力逃生。但另一方面，如果哈基姆真的認出了他的真實身份——當時土耳其政府對勞倫斯的腦袋懸賞2萬土耳其鎊——而居然讓他待在一個棚子裡過夜，沒有安排警衛，實在太荒唐。俘虜勞倫斯計程車兵們在虐待他的時候談話的主要話題居然是阿布德·卡德爾揭露他的真實身份，這也讓人難以相信。
但不管怎麼說，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德拉確實是發生了某些事情。許多熟識勞倫斯的人會證明，大約從那一時期開始，他的性格發生了變化，更加孤傲冷漠。不久之後，他開始組織一個私人衛隊，大約有五六十名精銳戰士，幾乎無時無刻不陪伴在他身邊。
後來勞倫斯又對德拉事件作了第三次描述，表明他在那裡的經歷與之前公之於眾的版本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更加嚴酷。這是在1924年給夏洛特·蕭（作家蕭伯納的妻子）的一封信中。
勞倫斯在戰後與蕭夫婦結為至交，夏洛特·蕭在他的生活中扮演著懺悔牧師的角色，或者按照勞倫斯自己的說法，「不管怎樣，這個孤獨的女人都能讓我感到自在心安」。或許是在回答夏洛特·蕭的一個問題時，他寫道：「關於那一夜，我不應該告訴你，因為正派人是不會說這種事情的。我本想在書中實話實說，與自己的自尊搏鬥了幾天。自尊不願，也沒有棄我而去。因為害怕被傷害，或者是為了從令我發狂的劇痛中獲得5分鐘的喘息，我放棄了我們降生到這個世界時帶來的唯一財產：身體的純潔。這是件不可原諒的事情，是不可恢復的狀態，就是這件事讓我發誓棄絕體面的生活……你或許說，我這是病態，但想想那種侵害，以及我這麼多年為它冥思苦想的烈度。」
這段話雖然帶有他標誌性的隱晦，但暗示德拉發生了與他之前描述完全不同的事情：勞倫斯為了避免遭到毒打，或者至少是為了讓毒打停下來，向侵犯者的放肆妥協了。如果的確如此，就能解釋他為什麼能夠逃脫——因為他身體受到的毆打很少——他為什麼會給阿茲拉克的夥伴們講一個「歡樂故事」並讓他們發誓保守秘密，他為什麼沒有向亞喀巴的英國戰友提及此事，以及他為什麼之後始終隱瞞真相。
但如果他躲過了最嚴重的身體折磨，代價卻是一連串複雜的心理問題。任何強姦或者刑訊的受害者都可以證明，傷痛中最難以釋懷的部分或許不是疼痛或者甚至對此事的恐懼，而是一種深切的（儘管是不應當的）羞恥感。勞倫斯顯然既遭到了強暴，又遭到毒打。這種折磨對大部分人都是致命打擊，但對勞倫斯而言，尤其深深傷害了他自我形象的核心。自孩提時代以來，他內心一直抱有斯多葛主義的信念，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有能力承受任何折磨或者艱辛，但現在，在他最絕望和脆弱的時刻，這個信念拋棄了他。除此之外，如果勞倫斯是受到嚴重壓抑的同性戀者的理論值得相信的話，這種苦難很可能造成了一種性層面的自我憎惡。或許從此以後他會一直問自己，他舉手投降是因為害怕痛苦或者死亡，還是因為私底下被這種行為吸引？所以，經受了如此創傷的人會希望用恐怖的暴力來裝點自己對它的記憶，就不足為奇了。這種暴力能夠洗脫負罪感，因為面對如此兇殘的暴力，人的意志和抵抗都無濟於事。
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促使我們相信，勞倫斯在德拉經受了對他傷害極大的事情，而且此事更接近他給夏洛特·蕭的描述，而與告訴沃爾特·斯特林的情況或《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相差較遠。10個月後，他將重返那座敘利亞鐵路城鎮，並在那裡做出他在戰爭期間最殘暴的事情，帶有極強的復仇色彩。
1917年12月4日晚上，貝魯特的名流貴人歡聚一堂，為傑馬勒帕夏舉辦了一個宴會。「我每次來到貝魯特的時候，」傑馬勒如此開始了他的演講，「我都觀察到，這裡的居民忠心不二。這讓我心中充滿了對他們的愛意。我藉此機會感謝他們對我的好意。」
敘利亞總督的這個策略非常大膽，因為他與貝魯特其實一直爭吵不休。貝魯特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搖籃，所以傑馬勒以不忠誠的罪名放逐了數百名貝魯特市民，而周邊的黎巴嫩地區在肆虐戰時敘利亞的饑饉中損失格外嚴重，很多人相信那是政府有意為之。另外，土耳其當局從關閉的法國領事館中竊取到一些檔案，揭穿了25名所謂的反土耳其密謀分子。傑馬勒命令將這些人分兩批絞死在城市的大炮廣場。到1917年12月他的宴會舉行時，大炮廣場已經被貝魯特居民們稱為「烈士廣場」，這個名字一致沿用至今。
聚集在那裡的名流們也不會因為傑馬勒的慷慨言辭與他爭執，因為當晚是個餞行宴。在三個風雲激盪的年頭之後，這位來自萊斯博斯島的喜怒無常的軍人即將離開在敘利亞的崗位，儘管官方的說法是，他只是暫時離開，但宴會在座的所有人，包括傑馬勒自己，都知道他不會再回來了。
恩維爾帕夏最近實施了一番重組，在敘利亞的奧斯曼軍隊的領導權被交給了一位新的德國指揮官——埃裡希·馮·法爾肯海因將軍。作為對傑馬勒的安慰，恩維爾任命他為敘利亞與西阿拉伯總司令。這個頭銜聽起來威風凜凜，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軍權。「是某種二流的總司令，」傑馬勒的私人秘書法裡赫·勒夫克寫道，「大炮、機槍、步槍和劍全都由那個德國人掌管，而傑馬勒帕夏得到的只是那個神氣活現的頭銜，可以附在簽名上……就像是我們過去向空曠沙漠裡的貝都因部落謝赫們授予的‘帕夏’榮譽頭銜一樣。」
如果恩維爾帕夏這麼做就是為了刺傷傑馬勒的榮譽感，這個目標達成了。傑馬勒辭去了各種職務，宣佈自己打算返回君士坦丁堡。他將自己的倒臺歸咎於恩維爾，在貝魯特的演講中作了一番小小的報復。他談到了城內大炮廣場的處決，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仍然讓他的許多聽眾耿耿於懷。「誠然，一個時期以前，我絞死了一些阿拉伯人，」他說道，「但那不是我要做的，而是由於恩維爾帕夏的堅持。」
傑馬勒的任職經歷與他本人的個性一樣自相矛盾。他在公眾面前發出的征服埃及的誓言導致了西奈半島的慘敗，但他的軍隊在加沙城下兩次成功地抵擋住了英軍，他是有功勞的。他主持了敘利亞全境的許多雄心勃勃的現代化工程——鋪設和拓寬城市街道，電氣化，建造新的公園、清真寺和市政建築——與此同時，他的數十萬臣民，或許多達100萬人，因饑饉和疫病而死去。他曾努力緩解亞美尼亞人遭受的困難，但同時卻得到了迫害猶太人的惡名。他對敘利亞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強硬政策壓倒了他們的起義熱情——在他在任期間，敘利亞沒有一個省份發生較大規模的起義，但他對漢志的埃米爾侯賽因的溫和態度卻導致了嚴重後果。
他離開敘利亞的時機很好。法爾肯海因努力將一支精銳的土耳其部隊——耶爾德勒姆集團軍群帶往南方，先發制人地對雲集在西奈半島的英軍實施打擊，卻被艾倫比打了個落花流水。英軍在10月底突破了土耳其防線。在隨後的一個月內，耶爾德勒姆集團軍群的單位分散在敘利亞各地，英軍佔領了巴勒斯坦南部的廣大地區，現在已經兵臨耶路撒冷城下。這一切失敗的罪責完全不會落到傑馬勒頭上。
但傑馬勒或者土耳其在敘利亞的戰爭努力都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幾個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多次走到土崩瓦解的邊緣，但都安然渡過難關。這一次，恰恰在這個最黑暗的時刻，一連串令人震驚的事件帶來了扭轉戰局的機會。
11月7日，就在土耳其軍隊放棄加沙的當天，弗拉基米爾·列寧和他的布林什維克黨推翻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俄羅斯政府。次日早上，布林什維克黨釋出了《和平法令》，宣佈打算立刻退出戰爭。在整個前線，俄國軍隊進入了單方面的停火。就這樣，土耳其200年來最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突然間消失了，撕咬土耳其戰線的三支敵軍中的一支就這樣沉默了。
隨後傳來了更加非同尋常的訊息。布林什維克黨在搜查被推翻的舊政府的檔案時發現了當時仍然是秘密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副本。這份檔案極有說服力地佐證了布林什維克黨的指控，即過去三年中地球上發生的血腥屠殺都是為了帝國主義的擴張，於是他們在11月中旬將《賽克斯—皮科協定》公之於眾。當然，這份檔案也佐證了傑馬勒帕夏長期以來的指控——英法大言不慚地聲稱支援阿拉伯獨立，其實只是個陰險的詭計，目的是將阿拉伯土地納入自己的殖民帝國。於是他利用貝魯特演講的機會，向整個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重申了這一點。
「《賽克斯—皮科協定》是英國人為了達到自己目的而使用的工具。他們需要工具和傻瓜為他們火中取栗，於是教唆某些阿拉伯人造反，向他們許下虛假的諾言，用空中樓閣矇蔽他們。」傑馬勒說道。他告訴聽眾，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為侯賽因國王何以背棄自己的穆斯林兄弟而大惑不解；現在真相大白了。「最終，不幸的謝里夫侯賽因落入了英國人為他挖下的陷阱，被他們的溜鬚拍馬纏住，對伊斯蘭的團結和威嚴犯下了罪行。」
傑馬勒指出，既然西方帝國主義陰謀已經被揭穿，還有時間將其打倒。侯賽因國王可以棄絕不潔的聯盟，悔過自新。各地的阿拉伯人現在看清了奸險敵人的真面目，可以團結一心，打敗他們。「我要去君士坦丁堡，但我很快就會回來。」傑馬勒在演講末尾發誓道，「我懇求本市的名流顯貴們對虛假謠言置之不理，在戰爭剩餘不多的日子裡耐心守候，讓我們達成目標。」
次日，他的貝魯特演講，包括對《賽克斯—皮科協定》的揭露，被刊登在敘利亞和土耳其各地報紙的頭版。
傑馬勒的努力不僅限於演說。在貝魯特演講之前，他給費薩爾·伊本·侯賽因和起義軍的主要軍事指揮官寫了信，並安排一位親信的使節將信送到亞喀巴。在給費薩爾的信中，傑馬勒相當寬宏大量地承認，如果阿拉伯起義能夠形成一個真正獨立的阿拉伯政府，保障「伊斯蘭的尊嚴和光輝」，那麼阿拉伯起義就算是情有可原。「但是，正如協約國政府現在公開和正式宣佈的，巴勒斯坦將成為一個國際共管的國家，敘利亞完全被法國控制，伊拉克和整個美索不達米亞成為英國屬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們還能有什麼樣的獨立？這樣的政府還怎麼能獨立而有尊嚴地塑造伊斯蘭的命運？或許，你在最初還沒有預見到這些結果，但我希望英軍征服巴勒斯坦的景象能為你揭露赤裸裸的真相。」這封信不僅僅是要責備費薩爾。「如果你承認這個真理，」傑馬勒最後寫道，「我們很容易對阿拉伯起義施行全面大赦，並重開協商，為了伊斯蘭的利益解決問題。」
傑馬勒在選擇發信的物件時是很有戰略眼光的。他和費薩爾曾在大馬士革一起待過一段時間，他知道，在侯賽因的四個兒子中，費薩爾既是最虔誠的，也是思想最新潮的。傑馬勒的措辭也是精心設計的，不斷重複兩個字眼：「伊斯蘭」和「獨立」。如果他這麼做是為了讓費薩爾產生疑慮，那麼他算是大獲成功。
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準備訪問耶路撒冷時，安排人在這座城市的古老城牆上開掘出一個特殊的入口。德國皇帝騎著一匹黑色駿馬，身穿戴滿勳章的軍服，從這座城門進入了老城區（全世界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聖地），活似一位現代的十字軍征服者。
這個做法給德國帶來了非常不好的公共影響，於是英國人在1917年12月勝利進入耶路撒冷時，努力做得低調一些。嚴格遵守馬克·賽克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政治上的舞臺經理）在千里之外發來的建議，英軍的決定是讓艾倫比將軍徒步從城市的一座傳統城門進入，並且不展示英國旗幟。賽克斯指出，佔領耶路撒冷之後，協約國獲得了宣傳上的一個極大勝利，任何帶有英國或基督教獲勝而洋洋自得意味的東西都肯定會破壞大局。
勞倫斯碰巧也參加了12月11日上午進入老城區的歷史性遊行。在德拉的悲慘經歷之後，他返回了亞喀巴，隨後被傳喚到位於巴勒斯坦南部的艾倫比野戰司令部。他在前往那裡的途中以為自己一定會因為雅莫科行動的失敗而受到斥責或甚至是貶黜，但艾倫比對他的一連串戰鬥勝利相當滿意。12月9日，他還在總司令部的時候，訊息傳來，土耳其人和德國人正在撤離耶路撒冷。他借了一套軍服和適當的軍官肩章「星星」，換下了破破爛爛的阿拉伯長袍，扮作克萊頓將軍的參謀軍官，加入了入城遊行隊伍。儘管勞倫斯的基督教信仰已經所剩不多，但還是被這一天的重大意義所震撼；600多年來，第一次有一支歐洲軍隊返回了西方宗教的搖籃，中東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我來說，」他後來寫道，「這是戰爭的巔峰時刻。」
勞倫斯無疑還因為其他的原因而感到深深震撼。在11月末，他一瘸一拐地返回亞喀巴，疾病纏身，而且因為在德拉遭受的虐待而十分羸弱的時候，他才得知艾倫比在巴勒斯坦取得了多麼輝煌的勝利。也是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得知《貝爾福宣言》的存在，以及導致布林什維克黨掌權的俄國革命。在離他更近的地方，他還錯過了宿敵愛德華·布雷蒙的最終失寵。
自當年春季以來，英國一些高官就在打算要搞垮布雷蒙。事實上，對布雷蒙的憎惡是勞倫斯和馬克·賽克斯少數共同點之一。「我堅信不疑，法國軍事代表團越早離開漢志就越好，」賽克斯在5月給外交部的信中寫道，「法國軍官們無一例外，都是反阿拉伯的，只能造成爭吵和陰謀。」賽克斯認為，法國人的這種敵對基調是由法國軍事代表團的領導人定下的，源自「布雷蒙上校遵循的刻意乖張、剛愎自用的態度和政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或許恰恰是賽克斯對布雷蒙的批判讓這位法國上校得以繼續留下很長一段時間。巴黎方面得知英國人對布雷蒙的憎惡感之後，為了避免顯得自己對盟友俯首帖耳，答覆稱，非常湊巧，他們已經在考慮縮減布雷蒙的吉達代表團的規模。顯然是為了製造一個給法國人臺階下的「體面的時間間隔」，好讓大家相信裁減代表團的主意是法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於是在隨後6個月內什麼都沒做。英國官員們在這場啞謎中也扮演自己的角色，利用這段時間研究要給討厭的布雷蒙頒發一個什麼榮譽頭銜。最後決定是「最卓越的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於是雷金納德·溫蓋特利用給布雷蒙授勳的機會，向他表達「熱烈的祝賀和讚揚，感謝法國代表團在您指揮下在漢志所做的價值極高的工作」。
愛德華·布雷蒙雖然獲得了英國最高階的軍事榮譽之一，但說到底他仍然是個法國人。被撤職的上校起航返回法國的時候——為了給他留面子，官方的說法是他要度6周的假期——溫蓋特向外交部的一位高官發了一封電報。「布雷蒙之前的事蹟你是知道的，」他寫道，「我想，他這次回國的主要目標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是探查巴黎公眾對皮科和賽克斯的協約國政策的意見。應當向賽克斯發出警告。」
布雷蒙的退場並不意味著法國人在中東的活動就告終了。恰恰相反。艾倫比在巴勒斯坦取勝之後，原先只是理論上的瓜分中東戰利品的計劃現在變得觸手可及了。遊戲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因此政治陰謀將會比以往更加活躍。
12月11日，耶路撒冷入城式結束之後，英國司令部高階人員來到一座宴會廳用午餐。勞倫斯在這裡窺見了即將擴充套件的政治陰雲。作為常駐艾倫比司令部的法國政治官員，喬治-皮科在入城式中享有貴賓地位，他顯然認為，這說明他和馬克·賽克斯在兩年前制定的關於耶路撒冷國際共管的計劃依然有效。在宴會廳，皮科對艾倫比宣佈：「親愛的將軍，明天我會採取必要的措施，在城裡建立民事政府。」
按照勞倫斯的說法，這句話讓宴會廳陷入了難堪的沉默。「我們溼漉漉的嘴裡含著色拉、蛋黃醬雞肉和鵝肝三明治，停止了咀嚼，我們目瞪口呆地轉向艾倫比。就連他在那一瞬間似乎也不知所措。」但只是一瞬間而已。艾倫比轉向法國政治官員，解釋道，由於耶路撒冷位於英國軍事區，城內唯一的領導者應當是軍隊總司令，也就是他本人。
翻天覆地的戰局讓法國人對英國施加了新的壓力，但這只是英國人面對的政治麻煩的一小部分而已。耶路撒冷入城式之後，勞倫斯又去了開羅，目睹了那些政治問題。他看到的開羅是一座陷入狂怒的城市。
馬克·賽克斯原先認為，猶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不會讓阿拉伯人不悅，但現在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於是儘可能封鎖訊息，不讓阿拉伯世界得知《貝爾福宣言》的情況。他的努力以慘敗告終，《貝爾福宣言》的訊息在11月傳到了埃及群眾當中，沮喪很快變成了憤怒。英國當局努力去安撫這些抗議者，但傑馬勒帕夏的貝魯特講話又揭露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具體條文。電光火石之間，英國人努力將阿拉伯世界拉攏到自己這邊的長期努力遭到了慘痛的雙重打擊，其後果可能會使得艾倫比在巴勒斯坦的勝利變得毫無意義。
勞倫斯在開羅靜觀局勢，預感到黑暗的日子即將降臨。如果一向唯唯諾諾、受到嚴厲管制的埃及群眾都被《貝爾福宣言》和《賽克斯—皮科協定》激怒到幾乎要揭竿而起，那麼聚集在亞喀巴的阿拉伯起義軍和他們在敘利亞各地的潛在盟友會怎麼想？勞倫斯私下裡感到一絲安慰，因為他很有遠見，早在9個月前就將《賽克斯—皮科協定》告知費薩爾；如果費薩爾是現在才知道的話，再加上《貝爾福宣言》恰好也在這時被披露，他恐怕很難再信任勞倫斯或任何一個英國人了。但這些訊息一定會讓在亞喀巴圍繞在費薩爾身邊的人火冒三丈。不管他們對費薩爾或者阿拉伯獨立事業多麼忠心耿耿，這些人的腦子裡一直有個想法，即起義的雜湊姆領導人們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可能被英國和法國主子愚弄了。當然了，君士坦丁堡一直是這樣說的，現在傑馬勒帕夏在貝魯特的講話給了這種指控更強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