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羅，勞倫斯很快得知了費薩爾所處的困境，以及傑馬勒向他提議的脫身之路。
11月底，費薩爾收到傑馬勒的和平提議信之後，將其副本傳送給了父親。12月中旬，侯賽因又將信轉發給了在吉達的西里爾·威爾遜。侯賽因這麼做或許是為了表示，即便到了此時，他仍然信任英國人；或許他這也是個警告，即如果英國人敢騙他，他還是有其他路可走的。當然了，他或許是認為，英國人肯定很快就能自己發現這件事，因為傑馬勒在他的貝魯特講話中提及了對阿拉伯起義軍的和平建議。
不管侯賽因的動機如何，他交出傑馬勒的信的舉動讓英屬開羅大為警醒。幾天前，克萊頓就向賽克斯警告說，現在《賽克斯—皮科協定》和《貝爾福宣言》的訊息已經在阿拉伯世界傳開了，土耳其人向起義軍提出媾和建議只是時間問題。傑馬勒的信表明，這個時間已經到了。好在費薩爾和侯賽因都沒有對這個提議做出回應，他們做了正確的選擇，即告知英國當局。但誰知道土耳其人下一次發出提議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勞倫斯的看法則與此大不相同。事實上，他認為，傑馬勒帕夏的信為阿拉伯人的事業帶來了一個獨特機遇。
正如在10月份勞倫斯向喬治·勞埃德吐露的那樣，他認為自己不是在為英國效力，而是為阿拉伯獨立事業而工作。在開羅的英國軍方和政界高層，人盡皆知，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英國使節一直在瑞士與土耳其使節會談，商討議和事宜。既然英國可以毫無道德顧慮地與敵人秘密談判，那麼阿拉伯人為什麼不可以？恰恰相反，阿拉伯人可以打一打土耳其這張牌，或許能從他們那裡獲得一些特定的條件，隨後也許能夠從英法方面得到一些具體的讓步。如果牌玩得好，或許不管誰贏得戰爭，阿拉伯人都能得到獨立。
勞倫斯當然不會把這些想法明說給他在開羅的上級們。他只是告訴他們，符合英國利益的做法或許是，搞清楚土耳其人願意給阿拉伯人開出怎樣的條件，這樣英國人就可以先發制人地做出反應。這個說法雖然沒有說服力，卻得到了雷金納德·溫蓋特的支援。「我建議侯賽因國王不向土耳其人做任何正式回覆，」溫蓋特在給戰時內閣的電報中寫道，「但勞倫斯少校會詢問費薩爾，是否可以請費薩爾與傑馬勒交換口頭訊息，以摸清土耳其的新政策。」
戰時內閣迅速行動起來，駁回這個建議，但他們的動作還不夠快。就在溫蓋特發出電報的當天，即聖誕節前一天，勞倫斯已經離開開羅。到戰時內閣插手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了亞喀巴，在費薩爾身邊了。就像他之前在其他關鍵時刻做的那樣，勞倫斯利用收到命令的延誤作為藉口，自行其是。他鼓勵費薩爾與土耳其敵人對話。在未來的幾個月內，費薩爾和勞倫斯與敘利亞南部戰線的土耳其總司令建立和維持了這樣的對話。
在《智慧的七柱》中，勞倫斯費了很多心思來努力為這些通敵行為辯解，聲稱土耳其政權已經分裂為兩個陣營，即傑馬勒帕夏那樣的伊斯蘭教徒和敘利亞南部戰線總司令那樣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費薩爾或許可以在兩個陣營之間打進一個楔子，對其矛盾加以利用。勞倫斯寫道：「藉助精心選擇的措辭，我們可以將阿拉伯起義歸咎於傑馬勒的教徒派，或許軍國主義派會和他們鬧翻。」他的理論是，最終這種鬧翻會對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都有好處，前者可以贏得獨立，後者可以解放自己的手腳，集中力量保衛自己在安納托利亞的家園。
勞倫斯或許是認識到自己論點的缺乏說服力，後來努力將自己與此事拉遠距離。在1922年的所謂「牛津版」《智慧的七柱》中，還是「費薩爾在我的全力支援下，向傑馬勒發回了有目的性的回覆」；而在1926年版《智慧的七柱》中，就變成了費薩爾自行決定與敵人談判。
三年後，勞倫斯提出了一個更為簡單，但也更為老掉牙的解釋，為自己與費薩爾的行為辯護。不是別人，恰恰是威廉·耶魯在1929年向他問起了戰時那些與敵人聯絡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愛情、戰爭和聯盟中，大可以不擇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
亞倫·亞倫森在美國期間公然違抗哈伊姆·魏茨曼讓他三緘其口的命令，但這對亞倫森來說顯然還不夠。他還要讓魏茨曼知道自己在違抗他。於是他在1917年12月13日給魏茨曼寫了一份長篇報告，描述自己的所作所為。他記述道，除了在華盛頓與官員的一系列會晤之外，他還在波士頓的城市俱樂部作了演講，「該市的猶太人社會名流都應邀參加」。隨後，他又在辛辛那提的希伯來聯盟學院作了演講，這所學院非常保守，堅定地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正是魏茨曼希望繞開的那種反對派堡壘，但據亞倫森說，他在這裡受到了熱烈歡迎。「我努力做到言簡意賅，我講了不到四十分鐘，聽眾的敵意全都消失了。」
英軍於12月9日佔領耶路撒冷的訊息無疑增加了亞倫森在美國受到歡迎的熱烈程度。自開戰以來，很少有什麼事件更能讓美國人（既包括猶太人，也有基督徒）群情激昂，很快就引發了全國範圍關於聖地未來安排的熱烈討論。猶太人社群內的辯論最為激烈，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起初不肯接受《貝爾福宣言》的猶豫不決很快煙消雲散。
但亞倫森的魅力攻勢對路易斯·布蘭代斯卻沒有多少效力，而哈伊姆·魏茨曼及其英國支援者們認為布蘭代斯是爭取美國支援的關鍵人物。亞倫森在華盛頓與這位最高法庭大法官進行了多次友好會晤，但布蘭代斯對讓美國代表團參加即將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的設想沒有多少信心。布蘭代斯指出，這會讓世人以為，美國官方在支援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計劃。當然，英國人的目標就是這個。
1月中旬，魏茨曼在給布蘭代斯的信中昭示了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第二個和更敏感的目標——敦促美國對土耳其宣戰。「這再明白不過了，」魏茨曼寫道，「美國—英國—猶太人的利益與普魯士—土耳其的利益相敵對，這完全是巧合……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必須成為美國參戰的一個目標，就像（德佔）的阿爾薩斯、洛林和獨立的波蘭一樣。」
布蘭代斯顯然是聽夠了。早在1917年4月，魏茨曼就請求布蘭代斯遊說伍德羅·威爾遜，讓後者支援猶太人家園計劃，而最高法庭大法官在自己的倫理觀允許範圍之內，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魏茨曼不僅要求他遊說總統去急劇擴大美國的戰爭努力，還將《貝爾福宣言》提到的「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稱為「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布蘭代斯最後給魏茨曼寫了一封簡練的電報，稱美國參加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現在是不可能的」。於是，世界上兩位最重要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之間出現了隔閡，並且永遠不能真正彌合。在山脊上，勞倫斯從駱駝背上直起身子，觀察下方山谷中籠罩在陰影下的塔菲拉鎮。這是一個毫無吸引力的地方，並且他很快將發現，這裡的情況與他在之前16個月中在阿拉伯戰區的經歷截然不同。
這是1918年1月20日早晨。5天前，由貝都因戰士和500人的阿拉伯軍團（之前在亞喀巴訓練）組成的混合部隊衝進了塔菲拉（位於敘利亞南部的一座山谷中），將這座城鎮的小股土耳其駐軍驅逐了出去。塔菲拉以北就是阿拉伯人的新目標：較大的定居點卡拉克和米底巴。勞倫斯親臨前線是為了支援攻打這些城鎮的行動，隨後將推進到死海北岸。如果一切順利，阿拉伯起義軍將在那裡，在古城傑里科附近，與艾倫比將軍的部隊（目前在耶路撒冷）最終會師。
但歷史上的游擊戰士們都會發現，對敵人實施打了就跑的打擊是一回事，攻打人口稠密的城鎮並防守下來卻是另外一回事。現代的游擊和反游擊專家指出，這個過程需要「爭取人心」，但赤裸裸的真相是，這裡沒有人心可以去爭取。事實上，任何被捲入游擊戰區域的平民的核心問題是：活下去。為了生存，他們會投靠能夠保障他們生存的任何一方，直到這一方做不到這一點，那時平民就會轉投另一方。在這場極其原始的鬥爭中，對民族主義或者意識形態的呼籲幾乎是毫無用處的；獲得平民「忠誠」的辦法就是為其提供保護，或者對其實施恐怖震懾，或者二者結合。
在塔菲拉的大街上，勞倫斯遇到了能夠證明「爭取人心」理念之荒謬的絕佳例證。城鎮居民被從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時並沒有歡呼雀躍地慶祝，對統一阿拉伯國家的概念也不感興趣；塔菲拉的商人、小農和牧人卻認為自己是被夾在了虎狼之間進退兩難。他們對四處襲擾的貝都因戰士既恐懼又仇恨，認為他們不過是一群騎駱駝的土匪。他們對紀律嚴明的阿拉伯軍團不是那麼害怕，但非常自然地認為，這樣一支大部隊可能會吃光他們所剩不多的糧食，造成災難性後果，於是很快將食物藏了起來。在這一切的背後，所有人都很害怕，如果土耳其人奪回了這座山谷，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會不會遭到土耳其人的報復。正如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會發生的那樣，群眾對於最安全的選擇產生了嚴重分歧。
「這裡的局面非常奇怪，」勞倫斯在1月22日向吉爾伯特·克萊頓報告道，「當地人分裂成兩個不共戴天的派別，害怕對方，同時還害怕我們。每天夜間街上都有槍聲，普遍高度緊張。我們在採取措施，安排警察等，那樣會讓大家的神經放鬆一點，我還希望能夠有足夠多的給養讓我們維持下去。」
但事與願違，村民們大肆囤積和私藏糧食，已經導致山谷內食物短缺，糧價猛漲。這又讓群眾愈發怨恨，戰士們則越來越憤怒。「抱歉，我不能向你報告此處給養的具體數目，」勞倫斯在1月22日的報告結尾寫道，「但我自抵達這裡以來，一直忙於搞清楚，哪些人是支援我們的，他們又在哪裡。意見分歧、當地人的宿仇舊怨和派系利益非常混亂瘋狂（整個地區盼望現在這樣的無政府狀態已經盼望了多年），一時間還搞不清楚。」
但局勢很快會嚴重惡化。在寫信給克萊頓的次日，勞倫斯得知，一支規模較大的土耳其部隊正在逼近，旨在收復塔菲拉。
勞倫斯抵達塔菲拉的時候，從耶路撒冷和開羅的逗留到返回阿拉伯半島已經整整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時間裡，他評估了阿拉伯起義的局勢，在亞喀巴與費薩爾會談，為隨後的戰事做準備。返回前線後不久，他乘坐被引進阿拉伯前線的英國新式武器——勞斯萊斯裝甲車，參加了對漢志鐵路的一次襲擊。兩輛裝甲車對目標——土耳其前哨只造成了很小的殺傷，但所有人都立刻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新武器從根本上改變了沙漠戰爭的面貌。現在，英軍憑藉數量極少的兵員和物資投入，就可以徹底控制鐵路，幾乎是任意襲擊孤立的土耳其駐軍和擾亂鐵路線。佔據如此優勢之後，英國軍方領導層終於接受了勞倫斯近一年以來一貫的主張：沒有很好的理由去推動攻打麥地那；最好讓那數千名被困的奧斯曼士兵留在那裡。
他在個人層面也在做準備工作。在德拉的痛苦折磨之後，勞倫斯開始組織他的私人軍隊，或者說是保鏢隊伍。「我開始把我的隊伍擴充為一支軍隊，」他寫道，「到處蒐羅無法無天之徒，這些傢伙的魯莽讓他們無論到了哪兒都惹是生非。」他招募這些「無法無天之徒」的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和非常聰明的。這些人在自己的部落裡是搗蛋鬼，或者根本就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因此最終只會對勞倫斯一個人效忠，正因為此，他將營地裡的兩個小壞蛋——法拉傑和達霍姆納入了自己的隊伍。但這支衛隊將會為自己的忠誠付出沉重代價。按照勞倫斯的估計，其中近60人在戰爭結束前犧牲。
1月10日，勞倫斯率領著這支擴大了的扈從隊伍，加入了正在進行中的塔菲拉戰役。艾倫比將軍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人員告訴他，在巴勒斯坦的英軍需要休整和補充裝備，要到2月中旬才能發動下一次進攻。有鑑於這種耽擱，勞倫斯和戰爭籌劃者們為阿拉伯起義軍在此期間設定了一個相當簡單的計劃。起義軍將繞開敘利亞內陸的一連串主要的人口密集中心（它們仍然在土耳其控制下，而且離巴勒斯坦的英軍部隊太遠），轉而掃蕩中間地域，即死海以東不遠處的摩押高原山區，然後與耶路撒冷附近的英軍會合。佔領塔菲拉是此次戰役的第一個目標，隨後將兵鋒直指較大的城鎮卡拉克和米底巴，但現在土耳其人正在進軍塔菲拉，於是一切突然間都懸而未決了。
如果按照過去的戰術，阿拉伯人現在就已經卷起鋪蓋撤退了。但勞倫斯對游擊戰術足夠精通，知道現在戰爭的規則突然間發生了變化。卡拉克和米底巴的居民就像塔菲拉市民一樣，正在騎牆觀望，等待著投靠到勝利者一邊。這意味著，三個城鎮的命運密不可分地聯絡在一起，如果放棄了塔菲拉，卡拉克或米底巴也就不會有什麼指望了。於是，起義軍別無選擇，只能固守塔菲拉。
守城從一開始就不順利。1月24日下午，從卡拉克前來的約1000名土耳其士兵的前鋒從塔菲拉鎮以北幾英里處的海薩河谷進入了塔菲拉谷地。他們很快將兵力薄弱的起義軍警戒線一直打退到城郊。對起義軍來說幸運的是，土耳其人還沒來得及乘勝追擊，天就黑了；在夜色掩護下，阿拉伯軍團的指揮官匆匆將他的部隊一直撤到谷地的最南端。「大家都以為我們是在逃跑，」勞倫斯向克萊頓報告稱，「我想我們確實是在逃跑。」
破曉之前，勞倫斯冒險進入城鎮，目睹了阿拉伯軍團的撤退給當地居民造成的影響。「所有人都在心驚膽戰地大呼小叫，瓶瓶罐罐被從房子裡搬運到大街上，街上擠滿了人。騎馬的阿拉伯人奔來跑去，瘋狂地向空中開槍，土耳其步槍的槍口焰勾勒出了塔菲拉山谷遠方的懸崖。」
勞倫斯發現一小隊警戒部隊仍然堅守著城北的一座峭壁，於是立刻派人回去找軍團指揮官，要求增派援兵和機槍，然後親自衝向那座峭壁。天亮之後，那裡的小股部隊——大約30名阿拉伯戰士和相同數量的塔菲拉居民——面臨著「相當困難」的處境。
「土耳其人在穿過隘道，沿著平原的東部邊界上的山脊推進，」勞倫斯記述道，「將大約15挺機槍的火力集中在我們正在防守的、位置相當暴露的小山丘的正面和側面。他們同時還在修正榴霰彈的導火索，此前他們的榴霰彈掠過山頂、呼嘯著飛過平原，現在開始將小山的側面和頂端打得泥土橫飛。我們的人缺少彈藥，丟失這個陣地看樣子只是時間問題。」
但在峭壁上的防守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放棄這個陣地的時候，阿拉伯部隊主力已經攜帶機槍和山炮趕了上來，在峭壁背後1.5英里處的平行山脊上建立了一條新防線。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件那種雖然微不足道，卻往往能決定戰局的事情。在撤往安全處的奔跑過程中，勞倫斯還沉著冷靜地數了自己的步數，發現已經被放棄的峭壁——即將被土耳其人佔領——與阿拉伯人的新防線之間的距離是大約3100步。土耳其主力部隊剛剛佔領峭壁、部署好自己的重武器，就被阿拉伯人山炮發出的火雨淹沒了。
土耳其人被牽制在中央，於是勞倫斯動用他的軍事史知識，實施了一場經典的鉗形攻勢，派遣小隊戰士分別從兩側以較大弧線繞到毫無察覺的敵人背後。下午3點過後不久，陷阱挖好了。峭壁上的土耳其人的位置完全暴露，阿拉伯人的機槍手從兩翼向其傾下彈雨。土耳其軍隊的機槍手和山炮手都被消滅，於是發生動搖，開始凌亂地逃往海薩河谷峽谷的安全處。但那裡也不是安全的避難所。土耳其人潰不成軍，在整個晚上和深夜，不斷遭到阿拉伯騎兵和貝都因人的襲擾，甚至還有希望復仇或者發筆橫財的山地村民的攻擊。開進塔菲拉的土耳其士兵有1000人。勞倫斯估計他們的損失是死傷約500人，200人被俘，但這個估計可能還是太保守了。他後來聽說，逃回卡拉克的不到50人，其他人都在峽谷中被一個一個擊斃了。阿拉伯人只有約25人死亡，可能有75人負傷。
塔菲拉的大勝是一場經典的拿破崙式的戰役，不久之後為勞倫斯贏得了卓越服務勳章。但他自己卻將此次行動描述為「惡毒的行為」，是毫無意義地炫耀自己高人一籌。「我們原本可以拒絕正面交鋒、靈活調動我們的中路來取勝，就像我們之前幹過20次的那樣。」但是，由於按照常規戰術和敵人交戰，阿拉伯人的傷亡達到了全軍的1/6，使得短期內幾乎完全無法繼續進軍米底巴或卡拉克。他寫道：「這一晚，沒有剩下什麼榮光，只有遍體鱗傷的肉體的恐怖，那是我們自己人，被從我們身邊抬過，抬去他們的家。」
但在塔菲拉，勞倫斯表現出了一個新的、令人不安的個性特徵：對敵人的仇恨，對他們愚蠢地攻擊自己而狂怒不已。儘管他哀嘆開進塔菲拉的「1000個可憐的土耳其人」的命運，但卻沒有了他曾經的那種同情心。事實上，勞倫斯在聽說戰鬥打贏很久之後起義軍戰士仍然在峽谷內屠殺土耳其人時，顯得無動於衷。「我原本應為敵人哀哭，」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記述道，「但在戰鬥的憤怒和辛勞之後，我的頭腦已經太疲憊，懶得再走到那個可怕的地方，花一整夜的工夫去挽救他們。」
在6個月前的阿巴利桑戰役中，同樣是阿拉伯人一邊倒的勝利，戰鬥結束後勞倫斯命令部下將負了致命傷的敵人留在一條小溪邊，這樣他們臨死前至少能有水喝。而在塔菲拉，當夜颳起了猛烈的暴風雪，甚至那些輕傷的土耳其人也被留在室外，無人照管。天亮時，所有土耳其傷員都死了。「這是無法辯護的，就像整個戰爭理論一樣，但我們沒有為此受到特別的指責。我們在暴風雪裡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營救我們自己的人。我們的法則是，不能為了殺死更多土耳其人而損失阿拉伯人的生命，那麼我們更不會為了營救土耳其人而損失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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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rier，ed.，iagentsofempire/i，p.295。這份電報中關於薩拉·亞倫森命運的部分是準確的，但其他方面有錯誤。年邁的埃弗拉伊姆·亞倫森被關押在大馬士革，得以倖存，後來被釋放，而貝爾坎德直到12月14日才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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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俄國仍然使用儒略曆，而不是格列高利曆，這個日期在俄國是10月25日，因此才有「十月革命」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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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敘利亞有兩位土耳其領導人都叫作傑馬勒帕夏，這給史學家帶來了極大混亂。他們分別是敘利亞總督艾哈邁德·傑馬勒帕夏（有時被稱為「大傑馬勒」）和穆罕默德·傑馬勒帕夏（有時被稱為「小杰馬勒」）。更容易造成混淆的是，穆罕默德·傑馬勒是在1918年初接任土耳其第4集團軍總司令的時候開始使用「傑馬勒帕夏」這個尊稱的，他的前任就是剛剛離職的艾哈邁德·傑馬勒。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使用「傑馬勒帕夏」的說法，常常卻不指明是艾哈邁德還是穆罕默德，這造成了更多的困擾。於是，很多關於這個時期的史書將二人混為一談，說在1918年夏季的時候，費薩爾還在和艾哈邁德·傑馬勒進行秘密通訊。事實上，土耳其給費薩爾的和談建議的確是艾哈邁德·傑馬勒最先於1917年11月發起的，但在12月，艾哈邁德就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因此費薩爾隨後的通訊物件一直是穆罕默德·傑馬勒。另外，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和他對同時代的傳記作者的宣告中說，費薩爾還和穆斯塔法·凱末爾（未來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進行了秘密談判。這也許是真的，但我未能發現文獻證據。
lawrence，isevenpillars/i（oxford），chapter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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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toyale，october22，1929；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魯收藏品，耶魯大學），box1，folder4。奇怪的是，勞倫斯告訴耶魯，他本人在費薩爾與穆罕默德·傑馬勒帕夏的通訊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而是在費薩爾「不知情」的情況下得知並閱讀了這些通訊的。勞倫斯對別人說的話，以及他自己的《智慧的七柱》的說法，都與此矛盾。
「itmustbeabundantly」：weizmanntobrandeis，january14，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3394，f.423.
britishgovernmentwhitepaper，「notesonzionism，」part2.communicationsofthezionistorganizationii，january-march1918；april19，1918，p.11；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4171，f.99.
britishgovernmentwhitepaper，「notesonzionism，」part2.communicationsofthezionistorganizationii，january-march1918；april19，1918，p.11；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4171，f.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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