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也只相信，勞倫斯能夠安全回來。他此刻正在那邊打仗。如果他能成功，肯定能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如果不能，唉，我都不敢去想！
——1917年11月11日，戴維·霍格思給妻子的信
以前他們在巴勒斯坦見過好幾次。那時，亞倫·亞倫森是一位著名科學家，是農學界的先驅；而威廉·耶魯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地區代表。現在是1917年9月，兩人的履歷表都已經增添了很多內容。亞倫森是國際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位領導人，而耶魯是美國國務院的一名特工。但耶魯並不知道，或者至少目前還不知道，亞倫·亞倫森還是中東最大的間諜網之一的總指揮。亞倫森並不知道，威廉·耶魯除去含糊的頭銜之外，實質上也是個間諜。所以，兩人於9月25日在巴黎的會面有著一種特別小心謹慎的性質。
亞倫森於四天前抵達法國首都，努力要搞清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具體情況，然後再前往倫敦。為了這個目的，他先去拜訪了自己的老恩主埃德蒙·德·羅思柴爾德男爵。亞倫森知道，羅思柴爾德男爵在猶太人與英法政府的討論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後角色。但亞倫森大失所望。
「我向他講話的時候，他一直興趣盎然地聽著，」亞倫森在一封信中告訴自己的弟弟亞歷克斯，「並且問了我一些問題，我也回答了。但他不許我涉及某些話題，自己也不願意談這些話題，所以我沒辦法從他那裡打聽到任何我想知道的資訊……他和我們一樣感到，如果英國統治著我們的土地，我們就能成就大業，但目前一切都還說不準，所以他不能多說。」
馬克·賽克斯也到了巴黎，亞倫森和他的談話比較順利一些。兩人在9月23日作了一番長談，次日上午又談了一次。「他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亞倫森告訴弟弟，「並且告訴我，我們有許多敵人。大多數對手都是我們的同胞，這對我們的組織很危險。」
顯然，賽克斯到巴黎找亞倫森的一個原因是為了扮演和事佬。英國戰時內閣又一次開始就是否支援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家園的問題進行辯論，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必須意見一致。這意味著必須消除亞倫森和哈伊姆·魏茨曼的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聯盟之間的持續摩擦。賽克斯解釋說，亞倫森在9月中旬給魏茨曼的氣勢洶洶的信就像「魏茨曼的眼中釘」。
坦率地說，亞倫森才不管這麼多呢。他對弟弟傲慢地表示：「馬克·賽克斯懇求我與他們言歸於好，要我答應不要和他們吵架。他說，我應當聽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話。我告訴他，我去倫敦不是為了吵架，而是教導他們錯在哪兒，教他們如何好好做事。如果他們肯接受，萬事大吉；如果他們不肯，那我就自行其是。」
威廉·耶魯在倫敦的調查中或許已經瞭解到了猶太復國主義陣營內部的裂痕，但這與英國猶太復國主義和反對復國主義的猶太人之間，以及英國領導層內部不同陣營之間的更公開化的鬥爭相比，很可能只是小巫見大巫。如果耶魯在巴黎找亞倫森談話是為了瞭解這方面的情況，那麼他就要失望了。他當晚在日記中寫道——最終會報告給在華盛頓的利蘭·哈里森：亞倫森「目前並不希望看到猶太人自治，或者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他說這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危害極大。他希望英國、美國或者國際共管當局來控制巴勒斯坦」。耶魯還報告稱，亞倫森在倫敦處理完自己的事務之後，還要繼續前往美國，拜訪那些有影響的美國猶太人，來推動自己的主張。讓這一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耶魯在倫敦的時候見過亞倫森的一個親密盟友，一個叫作傑克·莫塞裡的商人。莫塞裡雖然讚揚了亞倫森的敏銳洞見，卻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政府，並以希伯來語為其官方語言。耶魯在巴黎的幾次會談之後前往開羅，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問題無疑比以前更加糊塗了。
但他還有一項別的使命。亞倫森不知是忘記了耶魯是個特工，還是因為他特別容易輕信別人，將一封給弟弟亞歷克斯的信託付給了這個美國人，讓他送到開羅。這封信除了最基本的保密措施（是用希伯來文寫的）之外，沒有加密。就在這封非常不謹慎的信裡，亞倫森詳細記錄了他與埃德蒙·德·羅思柴爾德和馬克·賽克斯的會談，並概括了他對倫敦的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談判當前狀況知曉的全部情況。
但這位間諜首領寫的還不止這麼多。除了一一指名道姓地列舉「我們在開羅的英國軍隊當局裡的朋友」，並要求將情況通報他們之外，亞倫森還指示弟弟對即將抵達埃及的法國政客喬治—皮科進行監視。他寫道：「帕斯卡爾（亞倫森在開羅的主要助手）會告訴你如何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亞倫森甚至向弟弟提了關於如何對付威廉·耶魯的建議：「儘可能和他打成一片，對他仔細觀察，因為你能從他那裡得到你需要的資訊，尤其是埃及發生的事件。」
這一切對耶魯和他代表的機構都有極大價值。美國政府已經得知英國在考慮猶太人家園問題，但從威爾遜總統往下沒有一個人知道英國人的辯論已經進展到了什麼程度，肯定也不知道馬克·賽克斯在幕後扮演的角色。亞倫·亞倫森將這樣一份檔案交給威廉·耶魯，著實是馬大哈。但亞倫森非常幸運。作為情報人員，耶魯確實打算將信拆開，翻譯出來，然後才發給亞歷克斯·亞倫森。但他畢竟是間諜遊戲的新手，顯然不知道這種事情往往是有高度時效性的。他將亞倫森的信翻譯出來併發往國務院的時候，已經是12月中旬了。到那時，他揣在懷裡將近三個月的大多數爆炸性資訊都已經過時了。
在1917年的中東，飛機還是個稀罕事物。所以在10月12日被派去亞喀巴接勞倫斯少校的那架飛機印證了他的使命的重大意義。在阿里什等待他的那些人的身份也能說明他的任務的重要性：艾倫比將軍、克萊頓將軍，以及勞倫斯在牛津的老導師戴維·霍格思，他現在是阿拉伯局名義上的局長。勞倫斯的飛行耗時90分鐘——在1917年，飛機的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時100英里多一點——他剛下飛機，就得知了自己被招來的原因。
艾倫比對土耳其防線的攻勢的日期終於定下來了：10月28日，也就是兩週多一點之後。他的攻勢將與阿奇博爾德·默裡的兩次失敗的努力大不相同。為了迷惑土耳其人，英軍將先對加沙進行三天的炮火準備——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正面攻擊的經典前奏——隨後進攻加沙以東30英里處防禦薄弱得多的貝爾謝巴。佔領貝爾謝巴及其關鍵性的水井之後，英軍將向北方和西方推進，切斷巴勒斯坦內陸到加沙的補給線。如果一切順利，在加沙掘壕據守的土耳其軍隊要麼會慘遭合圍，要麼會主動撤退以避免被圍。勞倫斯的問題是，阿拉伯起義軍如何能協助此次大戰役。
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貝爾謝巴計劃的聰明之處就在於它的簡單。在世界的這個角落，一位將軍的首要戰術考慮就是水源，默裡缺乏想象力的正面進攻加沙的戰術主要就是為了儘快獲得土耳其戰線後方的水源。但這個需求也使得默裡的努力成了孤注一擲——決不能在沙漠戰場上閒蕩，寄希望於戰果逐漸增加——所以他失敗了。作為對比，艾倫比的部隊在佔領貝爾謝巴的水井之後就能有條不紊地逼近加沙；他的作戰計劃規定，攻勢將持續至少一週。這個計劃的缺陷是——也就是它的簡單造成的後果——英軍的步步為營也給了土耳其人重整旗鼓的時間。艾倫比的希冀顯然更大，但成功的攻勢或許僅僅意味著能夠在巴勒斯坦西南部取得一個立足點，僅此而已；不要求直衝海岸，或者直搗耶路撒冷。
所以，很難確定阿拉伯人在這場戰役中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果要求他們切斷通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補給線，那麼他們的進攻目標就應當是敘利亞中部的鐵路樞紐城鎮德拉。從德拉有一條鐵路支線從漢志鐵路分叉出來，向西延伸，構成了土耳其人進出戰區的主要生命線。另外，勞倫斯從自己6月份在敘利亞各地的偵察中得知，德拉地區有成千上萬的部落族人願意參加起義。但另一方面，如果英軍僅僅在巴勒斯坦取得了一個立足點（位於德拉西南方120英里處），而部落族人在德拉大規模起事的話，這些部落族人就會慘遭土耳其人屠戮。
而集結在亞喀巴的阿拉伯起義軍也愛莫能助。坦率地說——儘管勞倫斯在阿里什對這個問題很可能並沒有向上級坦率——亞喀巴的局勢非常糟糕。兩個多月以來，聚集在那裡的阿拉伯部隊一直在等待英軍進攻巴勒斯坦南部的訊息，一旦攻勢發動，他們將深入敘利亞腹地。這個漫長等待造成了越來越惡化的後勤噩夢。成千上萬的戰士在港口百無聊賴，需要從埃及運來越來越多的補給物資來為其提供裝備和口糧，還需要越來越多的英國黃金為其發餉，這又吸引來了更多的新兵。局勢非常糟糕，到10月初，亞喀巴周圍山地的草已經被駱駝和馬吃得一乾二淨，於是需要動用運輸船從埃及運送草料。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爆發了霍亂，不得不實施隔離檢疫，於是整個補給系統幾乎癱瘓。
或許害處更大的是，這種停滯狀態對亞喀巴計程車氣造成了極大打擊，起義軍戰士當中開始瀰漫一種低沉的情緒。情緒最陰鬱的要算費薩爾本人。北上的計劃耽擱得越來越久，他確信為阿拉伯事業奪取敘利亞的機遇已經付之東流，因此陷入了一種越來越深的抑鬱。在他比較憤慨的時候，甚至指控英國人故意造成了這種停滯局面，以便將敘利亞交給法國人。飽受困擾的喬伊斯少校承擔了費薩爾的大部分抱怨，勞倫斯也不得不常常在會見埃米爾時對他好言安撫一番。為了讓大家感到正在取得進展，或許還是為了暫時逃離這個淒涼城鎮，勞倫斯繼續越過山嶺襲擊敵人——指示他前往阿里什的命令傳來時，他剛剛從一次襲擊火車的戰鬥返回——但這些襲擊與他三個月前在開羅闡述的宏大設想相比都顯得蒼白無力。
但出於政治的原因——或許還有他個人的原因，勞倫斯感到，讓阿拉伯人為即將展開的攻勢做出某種貢獻是至關重要的。於是他在阿里什構思出了一個新計劃。
除了攻擊德拉之外，還有一個地方能夠切斷通往巴勒斯坦的鐵路支線。那是在德拉以西15英里處，鐵路線在通過崎嶇的雅莫科峽谷時要通過幾座高架橋。如果能摧毀其中一座橋樑，效果是一樣的。這樣的行動的另一個優點是，可以按照「傳統」的襲擊火車的戰術來進行，由一支高度機動的小分隊執行，打了就跑。
但與傳統襲擊火車的戰術的相似點僅此而已。雅莫科峽谷離亞喀巴有200多英里遠，而且是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區。從亞喀巴出發的部隊將通過一個陌生的環境，隨時都可能成為土耳其巡邏隊和與土耳其結盟的當地部落的犧牲品。如果他們成功完成了任務，這些危險只會翻倍。他們在逃跑的時候只能依靠自己，英軍或其他起義軍都與他們相隔太遠，愛莫能助。
考慮到這些問題，勞倫斯對計劃作了修改：他親自去執行這個任務。就像他在攻克亞喀巴時做的那樣，他將帶領一支精挑細選的小分隊，但願能夠足智多謀和低調，避免被敵人發現，然後沿途招募需要的更多兵員。行動結束後，在當地招募的人就可以各自返回自己的村莊，而勞倫斯一行人可以分散開來，尋找避難所。
在阿里什聽到這個計劃的那些人都認為，勞倫斯的想法不是一個作戰計劃，而是自殺任務。而且對這些人來說，勞倫斯並非一個無名無姓的普通士兵，而是一個朋友、弟子和令他們仰慕的青年。但是戰爭形勢實在太緊迫了。
到1917年10月中旬，協約國的戰爭努力在各處都是千瘡百孔。在前一個夏季，法國軍隊爆發了許多譁變，整個團計程車兵拒絕進入戰壕的屠殺場；這場危機已經克服了，但法國軍隊仍然頹唐不已、精神委頓。在東線，德軍又一次粉碎了俄軍的攻勢，這是垂死掙扎的克倫斯基政權的最後一次絕望狂賭；在這個10月底之前，布林什維克黨將奪取政權，與德國媾和。在南線，義大利軍隊進攻伊松佐河谷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攻勢都被奧地利軍隊挫敗，並且即將在科巴里德戰役中慘敗。自7月31日以來，英軍在西線的總司令道葛拉斯·黑格冷酷無情、慘無人道的名聲一直在增長，因為他繼續堅持甚至比之前在索姆河更加徒勞無益的攻勢。到11月初，帕森達勒戰役終於被叫停，此時已有7萬名英軍士兵喪命在泥濘的田野中，相當於每前進2英寸的距離就要死一個人。
在這大背景之下，如果能夠小小地推動一下戰爭的努力，一個人的生命又有多少價值？哪怕是吉爾伯特·克萊頓在一年前描述的「幾乎不可或缺的」一個人。如果勞倫斯太勇敢，或者愚蠢，或者稀裡糊塗地要試一試雅莫科峽谷，司令部裡沒有人會努力勸說他不要冒險。艾倫比將軍得知此事後，下令在11月5、6或7日夜間執行此計劃。
根據民間傳說，毀滅他們的是一隻鴿子。
自戰爭初期以來，英軍就在西線用信鴿傳遞訊息。1917年夏季，開羅方面有人想到，不妨用信鴿來維持與巴勒斯坦的nili組織的聯絡。在紙面上，這個想法有很多優點。有了信鴿，就不用從埃及派出間諜船，這些間諜船的航行險象環生，而且經常遇到麻煩——幾乎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遭遇猛烈風暴；而且還可以消除間諜與其聯絡人之間面對面接頭造成的安全風險。用信鴿的話，關鍵的情報還能更快地送遞英軍戰線。由於要將線人的情報先送到阿特利特，然後等待間諜船，所以開羅收到nili組織的情報時，往往已經晚了五六週。
但信鴿令人大失所望。在7月的一次試驗中，放飛的六隻信鴿中只有一隻飛過了100英里的路程，抵達西奈的英軍指揮部。但在8月30日，薩拉·亞倫森在絕望中還是放飛了信鴿。到此時，「馬納傑姆」號已經有將近一個月沒有在阿特利特靠岸了（亞倫森並不知道，這種停滯的主要原因是，英國人拒絕給從間諜船游泳上岸的人員加薪到每月30英鎊）。她急於和英國人重新建立聯絡，於是將加密資訊放入小金屬盒內，將盒子縛在幾隻信鴿的腿上，然後將它們放飛。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她在四天後又放飛了兩隻鴿子。
薩拉·亞倫森對信鴿一直不是很有信心。9月4日，她到海邊游泳的時候，她的疑慮被證實了。附近水箱上站著她前一天放飛的一隻信鴿，暴露秘密的金屬盒還捆在它的腿上。很快就傳來了訊息，雅法的一名土耳其指揮官截獲了一隻攜帶資訊的信鴿，儘管土耳其當局顯然還無法破譯密碼或者確定信鴿的來源，但他們確信巴勒斯坦沿海某地有一個間諜網在運作。
9月中旬又傳來訊息，納曼·貝爾坎德在西奈被捕。貝爾坎德是nili組織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主要情報人員，他在試圖前往英軍戰線途中被抓獲。土耳其人懷疑他是間諜，先是在貝爾謝巴對他毒刑拷打，然後將他押往大馬士革，進行更詳細的審訊。貝爾坎德被捕之後，薩拉·亞倫森和nili組織的其他人員擔心，他們的組織被破獲，土耳其人來抓他們只是時間問題。濟赫龍雅各布的其他居民早就對城鎮和鄰近的阿特利特發生的事情起了疑心，所以他們也非常擔憂。9月18日，濟赫龍雅各布的治理委員會傳喚薩拉·亞倫森來開會，質問了她的「不潔淨」的工作。
據說，他們是這樣告訴她的：「今天我們不想再聽你的解釋了，你只要回答一個字，要正確的答案：你要承諾停止這種逾越了一切界限的事情……如果你想幹間諜工作，就離開猶太人的領土和疆域，到遙遠的地方去做吧。」
就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氣氛下，「馬納傑姆」號終於在9月22日返回了。英國當局得知陸地上的情況之後，立刻安排一艘停泊在塞普勒斯的英國商船（足夠運載願意離開的所有居民）前往巴勒斯坦。9月25日夜間，這艘船出現在了濟赫龍雅各布海岸。
但在此之前，薩拉·亞倫森和她的同志們似乎恢復了決心。這部分是由於他們堅信貝爾坎德不會出賣他們——畢竟他被捕已經將近兩週，土耳其人還沒來逮捕他們——但更是擔心nili組織總部的人突然消失之後，其他地方的間諜會怎麼辦。於是只有兩個人，一位母親和她的幼子，登上了救援船。薩拉的助手們建議她也登船撤走，她堅定不移地答道：「我要最後一個，而不是第一個離開。」她打算等待「馬納傑姆」號下一次到達（計劃是10月12日），在此之前她要判斷一下局勢。
但nili組織的間諜們似乎還沒考慮到，土耳其當局如此懈怠，有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個非常有諷刺意味的解釋。土耳其人和他們的德國盟友都對5月份協約國利用雅法猶太人遭「清洗」的假新聞大搞宣傳取得的成功震驚不已。德國人也知道，英國政府在考慮公開支援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家園，藉此爭取國際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支援；事實上，德國人自己也正在焦急地想辦法來吸引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以，儘管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都在流傳巴勒斯坦猶太人間諜網的訊息——因為納曼·貝爾坎德招供了——但德國人嚴厲地警告他們的土耳其盟友，不到萬無一失，不能打草驚蛇。德國人在1917年秋季建議說，把一群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抓起來毒刑拷打沒什麼問題，但對巴勒斯坦猶太人要小心處置。
9月底，土耳其人獲得了最後一條關鍵線索。這不是由於迷途的信鴿暴露了猶太間諜網，也不是因為納曼·貝爾坎德的招供，而是由於英國情報人員自己的錯誤。據駐敘利亞的一位土耳其情報主管在戰後說，破獲nili組織的緣由是在巴勒斯坦海岸抓獲了兩名阿拉伯間諜。嚴刑拷打之下，這兩人招供說，他們是從一艘英國間諜船上登陸的，並且航行途中船上還有猶太間諜。這些猶太間諜比他們先下船，是在阿特利特的農業研究站附近登陸的。
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薩拉·亞倫森和她的主要副手約瑟夫·利申斯基最近搬到了離阿特利特9英里遠的濟赫龍雅各布。10月2日夜間，他們在那裡的時候，土耳其士兵包圍了這個定居點。士兵和秘密警察已經把阿特利特翻了個底朝天，根據一份包含十幾人的名單，在次日早上開始抓人。最早一批被捕的人當中就有薩拉·亞倫森和她的父親埃弗拉伊姆以及弟弟茲維。土耳其人最希望逮捕的「幕後首惡」約瑟夫·利申斯基卻迅速脫身；1917年的土耳其人頗有大男子主義，顯然從未想到，真正的「首惡」其實是個女人。
為了避免招致德國人的怒火，土耳其人對猶太人的處置特別小心謹慎。但恰恰是這種小心謹慎現在轉變成了變態，把他們在濟赫龍雅各布的行動變成了一場慢鏡頭的恐怖節目。在「訊問」的第一天，士兵們毒打了薩拉·亞倫森的父親和兄弟，命令他們招供利申斯基的下落，但沒有碰她本人。次日上午，形勢急劇惡化。埃弗拉伊姆·亞倫森和茲維·亞倫森以及其他一些犯人被帶到中央廣場，多次遭到鞭笞。土耳其人希望能借此迫使仍然藏匿在逃的人自首。土耳其人對薩拉在前一天冷若冰霜的頑強反抗惱羞成怒，對她進行了特別殘忍的折磨。她被捆在自家（位於濟赫龍的主要街道）的門柱上，被鞭笞和用棍棒毆打。但她仍然不肯招供，據說甚至還嘲諷給她上刑的人，直到失去知覺。
土耳其人通緝名單上仍然在逃的人聽到自己親屬遭受折磨的慘叫聲，不堪忍受，一個個自首了。或者他們是被出賣的，因為隨著恐怖氣氛蔓延開，濟赫龍雅各布的人們陷入了一場集體的癲狂。一位歷史學家寫道：「對那些長期以來反對nili組織活動的人，現在是時候向土耳其人表忠心並且清算舊賬了。土耳其人抓捕更多的人並對其毒刑拷打的時候，四個歇斯底里的潑婦在大街上奔來跑去，在每一個新的受害者遭到土耳其人鞭笞的時候歡呼雀躍，甚至自己上去毆打被逮捕的人，放聲大罵。」
利申斯基依然蹤跡全無，土耳其當局決定更進一步。土耳其指揮官把定居點的治理委員會傳喚來，威脅說，如果不交出利申斯基，就把整個村莊夷為平地。為了加強威脅的力度，他還宣佈，次日上午要將所有被收監的人——一共大約70人——押往拿撒勒的警察總局，作進一步的「訊問」。另外還要將濟赫龍的17名隨機挑選的長老一起押走，如果利申斯基投降，就將他們釋放，如果沒有投降，長老們就要一起受苦。到下午，濟赫龍的居民們在挖地三尺地搜尋利申斯基，而治理委員會則懸賞緝拿他。
第二天，即10月5日，星期五，苦難終於迎來了悲慘的結局。犯人們被裝上車押往拿撒勒的時候，渾身血汙、遍體鱗傷的薩拉·亞倫森要求換件乾淨衣服再上路。她被帶到自己家中，被允許獨自一人走進浴室。她在那裡匆匆寫下了給尚未被捕的nili組織成員的最後一封信。然後她取出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早就藏在小壁櫥內的左輪手槍，飲彈自盡。
但薩拉·亞倫森遭受的折磨還沒有了斷。子彈嚴重擊傷了她的口腔，切斷了她的脊髓，但沒有擊中腦部。一連四天，她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只有德國天主教修女照顧她，最後終於在10月9日早上死去。按照猶太人的傳統，她在當天被安葬在濟赫龍公墓，壽衣就是從家中取來的蚊帳。她享年只有27歲。
10月12日夜間，也就是薩拉辭世三天之後，「馬納傑姆」號按照原計劃出現在了阿特利特海岸。亞歷克斯·亞倫森就在船上。他從紐約返回中東，在亞倫在歐洲期間主管nili組織的開羅辦公室。他帶來了兄長髮來的訊息。
10月1日，亞倫·亞倫森從巴黎來到了倫敦。在那裡，他終於見到了哈伊姆·魏茨曼，與這位猶太復國主義聯盟領導人取得了至少是暫時的和解。促成和解的主要因素是，魏茨曼認可了nili組織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在一封電報中對其大加讚賞，這份電報將會被分發給nili組織的成員們。他寫道：「我們在盡最大努力，確保巴勒斯坦成為英國保護下的猶太人家園。你們的英雄業績鼓舞了我們的艱苦奮鬥。我們前景光明。望諸君堅定勇敢，靜候以色列的救贖。」
亞歷克斯·亞倫森攜帶著這份電報在當晚抵達阿特利特，但那裡沒有人迎接他。
勞倫斯的情緒發生了變化，他陷入了一種安靜的沮喪。他的老導師戴維·霍格思在10月中旬在阿里什司令部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狀態不佳，」霍格思後來在給阿拉伯局的一位同事的信中寫道，「說起他曾經信心滿懷的阿拉伯未來，相當絕望。」
其他人，包括勞倫斯自己，更早就察覺到了這種變化。「我在這場遊戲裡撐不了多久了，」9月，在襲擊穆多瓦拉的火車之後，他向好友愛德華·利茲吐露心聲，「我神經衰弱，精氣神也消耗殆盡。這兩樣東西，對人來講都是多多益善。」
在阿里什的會議之後，他這種新萌發的感情上的脆弱越來越嚴重。喬治·勞埃德處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能夠目睹勞倫斯的這種情緒變化。勞埃德也是一位來到中東的貴族「業餘政治家」，相貌英俊，畢業於劍橋大學，擁有從男爵頭銜，還是個保守黨議員，於1914年底被招募到斯圖爾特·紐科姆在開羅的軍事情報單位。勞埃德很快就受不了紐科姆嚴厲的領導風格，於是調走了，但在此之前，他與這個小辦公室的一位比他年輕9歲的同事結下了友誼，那就是勞倫斯。
和戰時的很多其他英國貴族一樣，勞埃德也經常改換工作和崗位，流動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繚亂——在前線司令部待過，也在議會委員會做過辦公室工作——但至少他的某些任務會讓他定期來到中東。他有銀行的背景，所以在1916年秋季在阿拉伯起義爆發之後被調來研究侯賽因國王政權的財政狀況。他關於漢志經濟——漢志其實根本沒有經濟可言——的綜合報告中包含了對愛德華·布雷蒙的計劃（建立一個奧斯曼—法國銀行）的批駁，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該計劃被廢止。
但到了1917年秋季，勞埃德受困於後方基地，忙於文書工作，一心想重返前線。9月底，他寫信給吉爾伯特·克萊頓，列舉了他認為自己或許能有所貢獻的地區。尤其是他記起了自己在開羅軍事情報辦公室的那位已經成了傳奇的老同事。「我想，由於我和勞倫斯的私人關係，我對他會很有幫助。」勞埃德寫道，「他工作過於勞累，一定也是高度緊張。我確實認為，如果他要留在一線繼續擔任要職，一定需要志趣相投的其他白人的真正夥伴關係和慰藉。我絕不可能嘗試取得領導地位。我甚至根本沒有所需的資質。但勞倫斯以他的奇怪方式，對我非常喜愛，如果他在作‘驚險表演’的時候喜歡有我陪著他，我相信，我或許能夠幫助他堅持下去。」
權且不說他的種族主義傾向，這個要求也是非常不同尋常的，一位貴族和議會現任議員居然甘當陪襯，去扮演桑丘·潘沙，來輔佐勞倫斯這個堂吉訶德。克萊頓同意了這個建議，安排立刻將勞埃德調到他那裡。10月15日，勞倫斯從阿里什返回的時候，勞埃德已經在亞喀巴等他了。
一連幾天，在勞倫斯為前往雅莫科的長途跋涉做準備的同時，兩位朋友互相敘舊、交換訊息。據勞埃德的觀察，勞倫斯的計劃有著非常突出的臨時拼湊的色彩。除了數量極少的阿拉伯戰士作為骨幹外，勞倫斯的隨行人員還包括一個印度陸軍的機槍組和一個名叫伍德的英國中尉軍官。伍德是個爆破專家，之前在西線頭部中彈，現在還處於康復階段。勞倫斯打算在北上的漫長旅途中繞開人口稠密地區，從敘利亞東部的氏族中招募新兵，並集合阿布德·卡德爾（一位阿爾及利亞流亡者，自阿拉伯起義爆發以來就一直是起義軍一分子）的追隨者，而他的族人就居住在雅莫科地區。攻擊結束之後，招募來的當地人就各自回家，而從亞喀巴來的人則分散轉移，避免必然到來的土耳其追兵的搜捕。另外，還安排勞埃德陪伴勞倫斯完成至少最初幾天，也是比較安全的幾天的路程。
10月20日，勞埃德向克萊頓發了一封電報，概述了勞倫斯的這些計劃，以及他自己對亞喀巴形勢的第一印象。在一段標為「私人」的附筆中，他的活潑口吻突然發生了變化：「勞倫斯身體相當健康，但因為自己面前任務的巨大風險和重大意義而深感憂鬱。昨夜他向我敞開了心扉，告訴我，他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情要去做，還有很多地方要去發掘，還有很多民族要去援助，如果現在就丟掉性命就太可怕了。因為他感到自己必死無疑，因為他感到，他或許能夠完成雅莫科的任務，但幾乎沒有機會能夠逃出生天。我努力鼓舞他，但他的想法無疑是正確的。」
在那個年代，兩個男人之間很少會交換如此情真意切的資訊，更不用說是在一封軍事電報中了。喬治·勞埃德這麼寫，或許是希望克萊頓能夠取消此次行動。如果他真是這麼打算的，很快就受到了當頭一棒。克萊頓在答覆中承認自己對勞倫斯也「非常擔憂」，但說，考慮到勞倫斯任務的重大，他的心情這麼沉重也不足為奇。「他有一顆雄獅的心，但即便如此，壓力也太大了。」克萊頓承認道，「他在做一件偉大的工作，我們會盡快把他撤下來，不要繼續讓他冒險，但時間還沒到，因為現在需要他。」
青年土耳其黨政權竭盡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的全力，以盛大華麗的儀式熱烈歡迎了埃及的前任赫迪夫——阿拔斯·希裡米二世。10月底的一天下午，這位名義上統治埃及的奧斯曼君主的火車駛入君士坦丁堡的西爾凱吉車站時，迎接他的除了招展的彩旗綵帶和榮譽衛兵之外，還有一大群達官貴人。恭候的人群中包括希裡米的老友和共謀者庫爾特·普呂弗博士。德國間諜大師和覬覦埃及王位者重拾他們的舊交情，又一次涉足了一場陰謀。
土耳其人投靠同盟國陣營、加入戰爭之後，英國人廢黜了希裡米——基欽納將他稱為「邪惡的小赫迪夫」，這個說法令人難忘。希裡米從此開始浪跡天涯的流亡生活，最終來到了瑞士。但希裡米是個天生的陰謀家，而且他在瑞士有的是時間。在隨後的三年中，他不知疲倦地與戰爭的雙方談判，希望能夠在戰後奪回自己的王位。他可真是廣撒網，雙方都知道他在和另一方協商。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從來對希裡米沒有過什麼好感，他在瑞士的拙劣手段更是火上澆油；他們鄙夷地拒絕了他的每一個提議。
但到了1916年，德國人對阿拔斯·希裡米的態度卻大不相同。不知是出於支援老朋友的江湖義氣——或者更有可能的情況是，誤以為希裡米在埃及並非孤家寡人，而是有人支援，德國人堅定地相信，等打贏戰爭之後，被廢黜的赫迪夫就是他們在埃及的代理人。德國人不斷鼓勵希裡米和君士坦丁堡政權握手言和，這番努力終於在這年10月開花結果，希裡米駕臨土耳其首都。
在隨後的幾個月內，普呂弗和前任赫迪夫一起度過了很長時間，一同設計了埃及的未來：希裡米將在德國朋友的幫助下重登王位，恢復先前的榮光。兩人關係極其密切，而且柏林方面高度重視他們在埃及的未來代理人，很快普呂弗就幾乎變成了希裡米的專職指導者。他們的聯盟在下一年中發展到了荒誕的地步，兩個人構建著空中樓閣的夢幻，而真實世界就在他們周圍燃起熊熊大火、轟然崩塌。
10月24日，他們出發了。喬治·勞埃德很快就理解了是什麼讓勞倫斯對深入沙漠腹地的旅行心醉神迷：這是一種進入超凡脫俗世界的感覺，時間彷彿靜止了。「往隘道去的風景極其壯美，」勞埃德當晚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兩側都是400英尺高的犬牙交錯的玄武岩和花崗岩，月光照耀在我們面龐上。」他寫道，陪伴他們的那位阿拉伯謝赫「帶著兩三名比亞沙奴隸，騎行在我們前頭，就像是現代的薩拉丁出征迎敵」。
北上的旅途在最初幾天很輕鬆。兩個朋友在瓦迪魯姆群山的盛景中行進時，探討著中東戰略，幻想著戰後在阿拉伯半島來一番大旅行。「我們打算挑戰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豢養一批奴隸，」勞埃德記述道，「還要有一匹駱駝專門用來運書，我們還要去朱夫和博瑞達，整天討論沙漠政治。」勞倫斯輕鬆自如，甚至談了一點自己的家庭和在牛津的成長經歷，以及他在卡爾基米什的歡樂時光。勞埃德早已習慣了勞倫斯的沉默寡言，看到他「侃侃而談」，不禁吃了一驚。
但令人不安的元素已經在旅途中出現。阿爾及利亞流亡者阿布德·卡德爾許諾要帶勞倫斯去找他在雅莫科地區的族人，但在途中不斷與其他人發生衝突。另一個麻煩人物是英國爆破專家伍德中尉。他在出發後的第一個夜晚在黑暗中迷了路，後來就一直悶悶不樂、滿腹怨氣，很少與兩位英國同胞談話，只是抱怨旅途的艱辛。這讓勞埃德愈發擔憂，因為由於從埃及來的補給線又一次癱瘓，勞倫斯在目標地域將不得不做一些風險極大的隨機應變，而且一旦出事，就需要伍德來接替他。
在阿里什的時候，勞倫斯向克萊頓索要1000碼的新研發出來的輕型雙股電纜，用來將葛裡炸藥同電雷管連線起來。有了這麼長的電纜，爆破組就能遠遠地引爆雅莫科大橋，以及預備一些材料來進行第二次破壞。但被送到亞喀巴的只有500碼的舊式單股電纜。因為需要將電纜疊成雙股，所以勞倫斯離起爆地點的距離最多就只有250碼。而且他很有可能在安置炸藥的時候遭到敵人射擊。勞倫斯希望能夠偷偷將炸藥安放在大橋的下主樑上，而不引起橋上土耳其哨兵的注意，但他還是設計了一個備用方案，即讓其他人在周邊山地上開槍，轉移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如果勞倫斯在這過程中死亡——這絕非不可能——就必須由伍德接替他完成任務。
但這樣假設的前提是，他們能夠招募到足夠多的人馬。因為勞倫斯已經發現，人們對加入他的隊伍非常不熱情。勞埃德後來在給克萊頓的信中說，「只要能攔截火車，讓阿拉伯人對它大加搶劫，就能暫時贏得他們的忠誠」，而這恰恰是勞倫斯以往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在他們眼中，他是勞倫斯，偉大的劫掠者，超級突襲者，真正的、唯一的一種戰爭的真正的領袖。他也從來沒有忘記，他能夠統領他們，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能夠給他們帶來戰利品。」勞倫斯為雅莫科行動招兵買馬的時候，一旦解釋說自己的目標不是火車，而是大橋時，對方的興趣就迅速煙消雲散了。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在英國軍官當中，勞倫斯已經贏得了真正的「印第安人偵察兵」的美譽，被認為擁有一種在沙漠中來去自如、如魚得水的神奇本領。喬治·勞埃德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有兩次，他們在夜間行進時迷失了方向。在第二次迷路時，勞倫斯堅持要朝著獵戶座的方向走，認為這樣就能回到正途，不料接近了土耳其軍隊的一座營地。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勞埃德在給克萊頓的信中寫道：「我希望，他成功的機率比乍看上去要高得多。」
但事實上，勞倫斯順利完成此次任務的希望甚至比勞埃德設想的還要渺茫。離開亞喀巴不久之前，有人向勞倫斯發出警告，稱阿布德·卡德爾是個叛徒，已經被土耳其人收買了。勞倫斯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勞埃德。這或許是因為，發出警告的人是勞倫斯在漢志的老對手——愛德華·布雷蒙。
事實上，這位法國上校在最近幾個月裡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他對阿拉伯起義的態度。這或許是由於他終於得知《賽克斯—皮科協定》將會確保法國得到敘利亞，或許是因為他認識到，不能阻止的事情就需要去支援。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到1917年秋季，帝國主義者布雷蒙已經遏制了自己在該地區阻撓英國政策的一貫作風，轉而積極地向阿拉伯人輸送法國武器和經濟援助。勞倫斯當然知道老對手的這個變化，但或許是由於仍然相信法國人都是奸佞之徒，或許是決心無視越來越多的危險跡象，不管怎樣都一定要繼續前進，他選擇對布雷蒙關於阿布德·卡德爾的警告充耳不聞。但如果說布雷蒙的警告有錯，錯在他不知道這個阿爾及利亞人並不是近期被收買的。早在1914年11月，庫爾特·普呂弗就見過阿布德·卡德爾，堅信他對德國—土耳其的事業是忠心耿耿的。
如此之多的兇險徵兆接踵而至，勞倫斯卻置之不理，這表明了他聽天由命的無奈心態，似乎他知道在這次行動中，他自己的生命無足輕重。勞埃德在與他一同行進的途中看到了他這種心態的跡象。有一次，勞倫斯闡述道，因為阿拉伯人從來不知道《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情，因此無須遵守它；他們佔領了敘利亞之後，或許能締造自己的命運。勞倫斯透露說，他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就是為了這項事業，或者，就像勞埃德手寫的對這次非同尋常談話的記錄那樣，「勞倫斯不是在為英王陛下的政府工作，而是在為謝里夫（侯賽因）工作」。
離開亞喀巴四天之後，10月28日晚，兩位朋友坐下來商討下一步該怎麼辦。他們很快接近了真正危險的地域、不能回頭的地點，而勞埃德對勞倫斯的「驚險表演」的擔憂越來越深。勞埃德之前多次提議留下來陪伴勞倫斯，這次又再次提出。勞倫斯向他表示感謝，但是解釋說，「他感到，讓不是爆破專家的人員加入，只會給他自己帶來風險」。然後他提出了一個讓勞埃德返回的更有利的理由，這是一個植根於自己必死無疑信念的願望。「他希望我返回英國，」勞埃德在日記中寫道，「因為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可能會被白廳毀掉，他認為我能挽救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