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嘗試親手去做太多的事。讓阿拉伯人自己去做，哪怕只做得馬馬虎虎，也比你自己去做得完美要好。這是他們的戰爭，你是來幫助他們的，不是來替他們打贏戰爭的。另外，在阿拉伯半島非常奇怪的條件下，你的實踐工作或許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好。
——1917年8月，勞倫斯給英國軍官的《二十七條建議》
1917年7月10日早上，吉爾伯特·克萊頓在做一件比較沉悶的工作，即為倫敦的軍事情報總管撰寫阿拉伯戰區的每週報告。在最近幾個月裡，他已經寫了許多這樣的報告，每次的變化非常小。像以往一樣，他在備忘錄前寫道，「自我上次報告以來，漢志未發生重大事件」，然後快速地列舉了那些尚未執行的作戰計劃、本可以更大的小勝利以及浪費掉的機遇。
報告寫完，被送出去交付電報室不久之後，一個身穿骯髒阿拉伯長袍的小個子走進了克萊頓的辦公室。注意力被分散的將軍以為此人是個前來阿諛邀寵的當地人，或是有進取心的行乞男孩，正要將他趕出去，卻發現這個人臉上有著熟悉的歪嘴笑容和目光炯炯的淺藍色眼睛。他是勞倫斯。
克萊頓讓這位憔悴不堪的下屬坐下，然後急切地詢問，自勞倫斯兩個月前進入阿拉伯內陸，從世人視線中消失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將軍為自己的每週局勢報告快速地新增了一句興奮的話：「寫完上文，正要付郵時，勞倫斯上尉到了。他深入敵境，經歷了一場奇蹟般的旅程。」隨後是對攻克亞喀巴，以及勞倫斯在敘利亞各地蒐集情報工作的簡要概述。「我還未能與勞倫斯討論他的旅程，因為他剛剛抵達，而且在最近30天內騎駱駝跋涉了1300英里，已經精疲力竭……但我認為，你們會對上述的概況感興趣。這是一場非常了不起的勝利，需要極大的勇氣、智謀和耐力，甚至在英雄輩出的今天，也算得上驚人的壯舉。」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勞倫斯前往開羅途中的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通過英軍戰線。他和一小隊衛兵從亞喀巴僅僅花了49個小時就抵達了蘇伊士運河東岸，卻發現那裡的英軍哨所空無一人（他後來得知，這是因為當地爆發了霍亂）。他找到了一臺可用的野戰電話，多次打電話要求河對岸的陸軍渡船辦公室派遣一艘船來接他，但每一次都被結束通話了電話。最後他打通了一位在沃季赫見過他的後勤軍官的電話，終於等來了一艘汽艇。
此時自勞倫斯從沃季赫出發恰好是兩個月。到了安全地帶，他終於支撐不住，僅剩一點點力氣，拖著腳步來到了西奈飯店的蘇伊士港軍官招待所。他寫道：「飯店服務員起初對我的外表和衣服非常敵視，終於克服了這種惡感，為我準備了熱水澡、冷飲（六瓶）、晚餐和我夢寐以求的床鋪。」
他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持續到了第二天。在乘火車前往開羅的途中，光著腳，還穿著破破爛爛的阿拉伯長袍的勞倫斯不斷被憲兵攔下盤問。在伊斯梅利亞的火車站月臺，他的運氣才有所好轉。一位在穿越紅海的軍艦上見過他的英國海軍高階軍官認出了他。這是一次幸運的邂逅；開羅的軍隊高層很快得知了亞喀巴的新進展，當天下午，第一批補給和援兵就被匆匆送往起義軍控制下的港口。
在伊斯梅利亞的月臺，勞倫斯還得知了自己不在期間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在第二次加沙戰役失敗之後，阿奇博爾德·默裡被免去了埃及遠征軍總司令的職務。接替他的是一位名叫埃德蒙·艾倫比的騎兵將軍，不到兩週前來到開羅上任。起初，這個訊息讓勞倫斯非常氣餒。他本人、克萊頓和阿拉伯局的其他所有人花了幾個月時間，費了很大工夫才部分地將焦躁易怒的默裡爭取到支援阿拉伯起義的陣營來。現在他們不得不從頭再來，勞倫斯設想一定還要花幾個月時間來教育埃德蒙·艾倫比。
但抵達開羅之後，勞倫斯發現事情並不是他想的那樣。他的英雄業績已經在英國軍方高層傳播開了，令大家心潮澎湃。在加沙戰敗、漢志僵局和歐洲不斷傳來的噩耗（協約國在西線的又一次攻勢慘遭失敗、法國軍隊發生譁變、俄國政府正在垮臺）之後，終於來了點真正的好訊息，而且是英國人的勇敢無畏的絕佳例證。除了攻克亞喀巴的方式本身非常神奇之外，佔領了這座港口就意味著阿拉伯戰爭的前線突然間向北方猛跳了250英里，進軍敘利亞的任務也一下子簡單了許多。
但奇怪的是，讓英國同胞們最為振奮、為勞倫斯贏得最多讚譽的卻是他的一項比較次要的功業，即在敘利亞腹地的漫長而艱辛的旅途。部分原因肯定是它給人一種非常浪漫的印象，這在英國軍事傳統中有很多先例：單槍匹馬的冒險家（其實勞倫斯不是單身一人，而是有兩名偵察兵陪伴）喬裝打扮深入敵境，敵人對他懸賞緝拿；他秘密地會見潛在的密謀者，每一步行動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背叛，遭到毒刑拷打，丟掉性命。雷金納德·溫蓋特建議向勞倫斯授予英國最高等的軍事榮譽——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一定主要是出於上述理由。溫蓋特指出，讓勞倫斯的功績「愈顯英勇無畏」的是，土耳其人懸賞相當於5000英鎊的金錢來緝拿他，而且他的行動是在「利慾薰心的人群」中執行的。
如前文所述，勞倫斯對這次長途跋涉的重要性大加貶抑。事實上，他對此次行動的僅有的描述就是抵達開羅之後撰寫的措辭含糊的4頁報告。但他始終是個策略家，因此顯然認識到，官方對他的敘利亞冒險的認可和讚譽是一件強大的工具，可以幫助他繼續推動自己的目標。在被引見給埃及遠征軍新任總司令埃德蒙·艾倫比將軍之後，他靈巧地使用了這個工具。
1917年，英國軍隊中存在著複雜的禮節規範。所以，很難想象會有比7月12日在開羅司令部舉行的會議更不像話的了。埃德蒙·艾倫比因脾氣火爆而得到了「血腥公牛」的綽號，他身材魁梧雄壯，體格貌似拳擊手，只略有衰老跡象，即便在不穿將軍禮服的時候也是威風凜凜。坐在他對面的是幽靈一般的勞倫斯上尉，在健康的時候體重或許有135磅，但由於沙漠征途的艱苦，現在體重下降到了不到100磅。他身穿白色阿拉伯長袍，頭戴頭巾，據他自己說，當時還沒有穿鞋（這不大可能是真的）；勞倫斯說他的軍服在遠離開羅的長時期中被蛾子咬壞了，還沒有時間找一套新軍服來換。
勞倫斯肯定知道艾倫比的戰爭生涯，也知道他經歷過一些盛衰沉浮。1914年8月，在蒙斯戰役中，英軍敗退，艾倫比命令他的騎兵團堅守陣地，抵抗一支兵力遠遠超過己方的德軍部隊，以掩護遭到圍困的英軍主力部隊有秩序地撤退。碰巧的是，就是在這場戰役中，時任帝國總參謀部參謀長的阿奇博爾德·默裡在一箇中央指揮所督導英軍的撤退，由於壓力過大而昏倒。但在最近，艾倫比的將星黯淡了不少。在阿拉斯戰役中，他行動遲緩，未能抓住機會利用德軍戰線上的缺口長驅直入，遭到了批評。在這場戰役中，英軍只前進了2英里，卻損失15萬人，因此他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和默裡一樣，艾倫比是被貶黜到埃及來的，然而這種貶黜讓默裡小心謹慎到了舉棋不定的程度，但勞倫斯感到，艾倫比或許會有非常不同的反應。當天下午，在將軍的辦公室內，他描繪了一幅雄心勃勃的美麗圖景，闡述了阿拉伯起義軍現在有可能取得的成就。他解釋說，只要能夠快速加強亞喀巴，將其作為主要集結地，阿拉伯人就能終於將戰火燒到敘利亞腹地，而且還不是小打小鬧。按照勞倫斯的說法，現在終於有機會在整個敘利亞形成星火燎原之勢。
勞倫斯對自己在敘利亞刺探情報活動的報告過於簡略，於是畫了一張小地圖，作為補充材料，向將軍解釋自己的計劃。這份地圖描繪了多達七支潛在的阿拉伯部隊在敘利亞全境各地襲擊土耳其人，最西一直到黎巴嫩海岸，最北到大馬士革以北100英里處的霍姆斯和哈馬。他在地圖附文中謹慎地表示「戰局完全按照計劃發展的機會是非常小的」，但勞倫斯的藍圖中哪怕只有一部分成為現實，部署在敘利亞北部和東部的土耳其軍隊主力也會被困住手腳，不能前進，甚至不能輕易撤退。
但有個問題。勞倫斯告訴艾倫比，這場大規模的阿拉伯起義要想成功，就需要英軍同時在巴勒斯坦南部取得突破。一旦英軍取得突破，兩支軍隊就可以一前一後地協力北上，阿拉伯非正規軍切斷漢志鐵路，襲擾敘利亞東部各個駐軍城鎮中的土耳其部隊，同時英軍在內陸一側的側翼得到阿拉伯人的保護，可以進軍西海岸。根據勞倫斯的計劃，甚至速戰速決地拿下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還有一個小問題。將在這支阿拉伯攻擊部隊中擔任主力的戰士是敘利亞東部的貝都因人，他們的傳統是每年秋季要向更東方跋涉，為駱駝尋找更好的草料，所以就會離開戰區。勞倫斯解釋說，如果要利用這些關鍵的戰士，行動不能遲於9月中旬發起，也就是說還有兩個月時間。
勞倫斯對自己的這個誇張的設想究竟相信多少，我們不得而知。就算他因為最近在亞喀巴的勝利而春風得意，他也始終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不會設想一直困擾著阿拉伯起義的惰怠和部落間的爭吵會一下子煙消雲散。他對英國軍方也有足夠的瞭解，必然知道它一向動作遲緩。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他提出這個宏偉計劃，是為了將英軍新任總司令——他對該地區事態發展的緩慢還一無所知，而且在阿拉斯的挫折之後急於恢復自己作為軍人的榮譽——拉到自己這邊，去支援自己設想的阿拉伯—英國聯合解放敘利亞的計劃。當然，由於勞倫斯設定了一個時間限制，所以艾倫比必須儘快決定，要麼支援他，要麼反對他。
但就算他這是在虛張聲勢，又有誰能抓得住他的破綻？勞倫斯現在是開羅的名人，管理阿拉伯部落的魔法師，還是唯一一位親自與阿拉伯人在敘利亞境內的潛在第五縱隊有過接觸的英國軍官。就算他知道這些潛在的合作者不可能在兩個月內準備好起義，但別人是不知道的。他私下裡知道，英軍肯定會耽擱延誤，搞亂時間表，所以阿拉伯人遠遠沒有準備好這個秘密就不會昭然天下，同時他已經締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聯盟和互相依賴的關係。
在《智慧的七柱》中，勞倫斯幾乎承認了自己的把戲：「艾倫比判斷不出，我有多少成分是真誠的，又有多少成分是在誇大其詞。問題在於，我把他矇在鼓裡，於是我讓他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
勞倫斯的表演大獲全勝。會議結束時，將軍抬起下巴，宣佈：「好，我會盡力滿足你的要求。」
艾倫比在勞倫斯面前還保持低調，但對上級——包括帝國總參謀長威廉·羅伯遜將軍，英國戰爭努力的總體協調人——就毫不掩飾自己的熱情洋溢。他在7月19日向羅伯遜發電報稱：「鄙人愚見，勞倫斯上尉建議的阿拉伯人的合作能夠帶來極大好處，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從中得益……如果執行順利，這樣一次運動，再加上我軍在巴勒斯坦的攻勢，或許能夠導致土耳其軍隊在漢志和敘利亞的垮臺，並造成在政治和軍事上極其深遠的影響。」艾倫比對這個計劃極其重視，甚至轉達了勞倫斯的擔憂，即如果耽擱下去，東部貝都因人就會去尋找秋季牧場，因而脫離戰鬥。「因此，我需要做好準備，以我手中目前可動的兵力在9月中旬發起行動。」
羅伯遜是個堅定不移地主張在西線決勝的人，因此不願意在東線大操大辦，但就連他也很快被說服了。在7月，開羅和倫敦之間電文來往不斷，羅伯遜最後許諾立即給艾倫比增兵5萬，用於即將開始的巴勒斯坦攻勢。這是阿拉伯起義的一個令人震驚的轉折點。僅僅在兩個月前，起義軍還被阿奇博爾德·默裡視為敲邊鼓的討厭鬼；現在他們卻能左右英軍在巴勒斯坦下一次攻勢的時間表。
但阿拉伯人和英國人之間新近加強的聯盟也意味著政治戰場上發生了變化，艾倫比將軍或許認識不到這個變化，或者對它不感興趣，但勞倫斯卻肯定是心知肚明、興趣盎然。前不久，英軍高層還在考慮如何將阿拉伯起義軍在敘利亞的角色控制到最小，以便滿足法國盟友的利益要求。現在，英國軍方採納了艾倫比的計劃——實際上是勞倫斯的計劃，完全無視法國人的意見，最終使得《賽克斯—皮科協定》的整個框架能否執行下去都有了疑問。
但那都是未來的事情，目前，對勞倫斯豐功偉績的讚頌仍然從各個方向蜂擁而來。儘管他不符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要求（要求之一是，受勳者的英雄業績必須有另外一個英國人目睹，作為證人），但他很快被晉升為少校，並被提名為巴斯三等騎士，這是下級軍官有資格獲得的騎士爵位中最高的一級。
這位新晉名人在8月初被要求寫下自己與阿拉伯人合作的心得體會，幫助那些被派往漢志的英國軍官，與他們分享在這個領域成功的秘訣，畢竟其他很多人在這個領域都遭遇了令人心碎的絕望。他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二十七條建議》。他的某些建議是常識，但有一些在他的學生們看來一定非常新奇。「在漢志長大的奴隸是最好的僕人，」他建議道，「但有法律規定英國公民不能蓄奴，所以只能去借奴隸。無論如何，在鄉間活動時最好帶上一兩名阿格伊爾族人。他們是阿拉伯半島最高效的信使，而且非常懂得駱駝。」
勞倫斯給他的讀者們最重要的建議是：拋去自己的英國習慣，完全地沉浸到當地環境中去，要熟悉「當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朋友和敵人、水井、山丘和道路」。
在1917年狹隘保守的英國軍事文化中，《二十七條建議》有著啟示錄一般的強大力量，甚至到今天仍然有著深遠影響。2006年，美國在伊拉克開展軍事行動，美軍總司令大衛·彼得雷烏斯將軍就命令他的高階軍官們閱讀《二十七條建議》，以學習去贏得伊拉克民心。美國軍官們似乎忽略了勞倫斯的開篇告誡，即他的建議僅適用於貝都因人——佔伊拉克總人口的約2%，而與阿拉伯城鎮居民打交道「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
亞倫·亞倫森和伊恩·史密斯上尉的關係一直算不得親密。史密斯是東地中海特別情報局與以塞得港為基地的間諜船之間的聯絡官。從他第一次見到亞倫森起，就毫不掩飾自己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間諜網的鄙視。從這個不吉利的開端起，史密斯——農學家說他「始終是個白痴」——想盡辦法，以或大或小的手段來羞辱亞倫森及其盟友，似乎英國人給猶太間諜們幫了一個天大的忙，而不是剛好反過來。
雖然過去忍受了不少侮辱，但亞倫森還是沒想到會發生7月1日的事情。亞倫森抱怨了史密斯對一名阿拉伯局軍官的不公待遇，史密斯顯然惱羞成怒，刻薄地告訴nili組織的領導人，他在巴勒斯坦的間諜「一文不值。讓其他人幹，會好得多」。
讓這個插曲特別令人憤怒的是，就在這一時期，英國人大大增加了nili組織的工作量，而且遠遠不止情報蒐集工作。在5月的「雅法遭洗劫」故事傳播開之後，國際上有人募集捐款，以援助猶太受害者。如何將這些款項送給巴勒斯坦境內需要幫助的人呢？英國當局中有人想到了顯而易見的答案：nili組織。那麼，既然nili組織的間諜可以在巴勒斯坦各地分發救援款，為什麼不能順帶傳播宣傳材料呢？他們在閒暇時間搞一些破壞襲擊活動又如何呢？6月初，英國當局計劃將炸藥偷運到阿特利特，讓nili小組炸燬約旦谷地中一座關鍵的鐵路橋。為了這個目的，亞倫森在埃及的主要副手利奧瓦·施內爾松正在開羅郊區的一個英國陸軍試驗場接受爆破訓練。
亞倫森不情願地答應了英國人向他的組織提出的這些新要求，認為這是得到英國人支援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這讓伊恩·史密斯的侮辱實在無法忍受。在與史密斯爭吵的第二天，他告訴自己在阿拉伯局的朋友，由於東地中海特別情報局目前在巴勒斯坦有其他更好的工作人員，「我已經沒有權力讓我的人冒著生命危險繼續工作」。因此，他決定解散nili組織。
但亞倫森在這個夏季感到自己遭到了冷遇，還有其他原因。核心問題是，他一直未能澄清，自己在開羅的地位究竟是什麼，他的組織在更大的計劃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4月和5月，亞倫森會見了馬克·賽克斯，得知這位英國政治家正在倫敦與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聯盟的兩位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和納胡姆·索科洛夫緊密合作。事實上，賽克斯在開羅期間曾敦促魏茨曼到埃及來親自領導那裡的猶太復國運動，但是魏茨曼未能成行，於是任命亞倫森為魏茨曼在當地的「代表」。亞倫森並不認同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較為溫和的猶太復國主義，但出於對賽克斯的尊重，他接受了這個安排，然而後來一直沒有聽到魏茨曼或索科洛夫的訊息。他的地位仍然含糊曖昧，他自己從猶太復國主義聯盟獲取指示的努力又徒勞無功，於是在他與史密斯撕破臉皮的前一天，他請求吉爾伯特·克萊頓去找馬克·賽克斯談談這事。但這一次仍然沒有結果。
被矇在鼓裡的亞倫森並不知道，他所珍愛的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其實在倫敦取得了日新月異的進展，主要是歸功於哈伊姆·魏茨曼的不懈努力，儘管魏茨曼沒有與亞倫森聯絡。
推動英國政府公開宣佈支援建立猶太人家園的努力在最近經歷了很大的革新。在過去，魏茨曼曾強調，這樣的宣言能夠對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產生很大影響，讓這些很有影響力的人士敦促美國政府結束中立狀態、站在協約國一邊干預歐戰；顯然，自美國參戰之後，這種論點就失去了很多效力。猶太復國主義者過去的另一個論點是，這樣的宣言能夠促使俄國猶太人團結在主張繼續參戰的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政府周圍；但現在俄國國內局勢越來越混亂，克倫斯基的問題遠遠超過猶太人的支援能否產生很大影響這一問題。但在6月初，魏茨曼找到了一個新的強有力的論點，這要感謝同盟國。
6月12日，魏茨曼向英國外交部助理國務秘書羅伯特·塞西爾解釋說，近幾個月以來，他聽到了一些傳言說，德國政府在試圖拉攏德國猶太人團體的領導人，讓他們作為中間人來進行和談。魏茨曼早就斷定這只是謠言而已，但最近這些傳聞有了很大說服力。他告訴塞西爾，德國猶太領導人事實上在積極地考慮去做這個工作，條件是德皇政權要滿足他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的要求。最近，德國報紙上突然多了一大批支援猶太人家園的文章，說明德國政府顯然是在斟酌這個問題。
如果這些傳聞中有一部分是真實的，那麼局勢就是很清楚的——如果英國人不盡快打起猶太人家園這張牌，德國人肯定會。羅伯特·塞西爾的反應很快。他會見魏茨曼的第二天就向上級查爾斯·哈丁勳爵傳送了一份機密備忘錄。「毫無疑問，德國政府的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塞西爾寫道，「已經下達命令，要將猶太復國主義視為中歐各帝國政策中的一個主要政治因素。」他估計，這種政策政變的目的是影響國際猶太人的意見，「利用它來幫助德國反對協約國的宣傳」。
塞西爾解釋說，為了避免這種可能發生的災難性後果，他最近的訪客提出了一條大有助益的建議。「魏茨曼博士強烈敦促，國王陛下政府應當公開表達對猶太復國主義主張的同情和支援，並公開承認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權利主張的合乎公義，這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好事。」
6月，英國外交部不斷聽到可能出現一個德國支援下的猶太國家的警鐘，因此越來越多的英國高官贊同魏茨曼的建議。
亞倫·亞倫森不知道這些情況，那些匆匆努力消除史密斯上尉在7月1日言論的惡劣影響的阿拉伯局官員們也不知道這些情況。他們只是在努力挽救英國在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間諜網。
為了再次向亞倫森表達敬意，英國當局很快邀請他去見埃及遠征軍的新任總司令埃德蒙·艾倫比。他們的會面是在7月17日，也就是艾倫比與勞倫斯會談的五天之後。在閒適的會談中，亞倫森為將軍介紹了關於巴勒斯坦的五花八門的話題，從農業條件到土耳其駐軍的戰鬥力，甚至描繪了傑馬勒帕夏（「擅長陰謀詭計，非常狡猾」）和德國指揮官的性格特徵。「總司令興致盎然地聽著，」亞倫森記述道，「提了一些很聰明而且非常到位的問題。我對他印象極好。」
在與艾倫比會談後喜悅的氣氛中，亞倫森或許感到自己終於受到了開羅英國當局的重視。但話又說回來，在之前的7個月裡，他也時常有這樣的感覺。問題在於，英國人永遠在保持所有選項的暢通，不願意給任何人一個正面或負面的直截了當的回答，所以根本不存在「受重視」這樣的事情。英國人避免真心實意的擁抱，而僅僅是謹慎地拍拍對方的後背表示友好。倫敦關於公開宣言支援猶太人家園的密謀，以及英國政府內部對這個宣言可能導致的結果的普遍焦慮都讓亞倫森的困境愈發複雜。因此，英國人的目標是讓亞倫森開心，但不給他確定的回答，既要鼓勵他努力，又要對他們的最終獎賞保持謹慎，維持著這樣的微妙平衡。
幸運的是，英國人有一位幹這種事情的行家裡手——雷金納德·溫蓋特。溫蓋特在得知政府對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最近的嘗試性提議之後，在7月23日給一位高階外交官的信中寫道：「我的理解是，事情絕沒有板上釘釘，你希望我讓亞倫森滿意，但又不能跟他把話說死。已經辦好了。」
7月16日，英國運兵船「達弗林」號接到命令，在蘇伊士港待命，以便送一位重要官員沿紅海海岸南下，前往吉達。次日早上，28歲的勞倫斯悠閒地走上跳板，船員們第一次看到了他們的這位貴客。就在8個月前，勞倫斯走上了延布港的另一艘海軍軍艦的跳板，卻因為衣衫不整和態度傲慢而遭到嚴厲訓斥。
他將在吉達執行的使命也能說明，在攻克亞喀巴之後，他的地位已經一日千里。勞倫斯在與艾倫比和克萊頓這兩位將軍討論時，強調了（或許是誇大了）敘利亞人對費薩爾·伊本·侯賽因長久以來的極大尊重。他解釋說，敘利亞人將費薩爾視為阿拉伯人的最高軍事長官，因此只有在他旗幟下才會發動起義。就像這年7月勞倫斯在開羅的大多數其他言論一樣，他的上級沒有辦法證實或者證偽他的這個論斷，於是它簡單地成為推測（爭奪敘利亞的戰役打響後可能發生什麼事情？）的一部分。
勞倫斯看到了擴大戰果、更進一步的機遇：全面協調阿拉伯—英國在敘利亞的聯合攻勢，而且並非巧合地，將阿拉伯人事業的命運與英國軍隊的命運牢牢捆在一起——何不將費薩爾和他的部隊直接配屬到艾倫比司令部的麾下？勞倫斯的這個主意在開羅很快得到批准，但他還必須越過一個潛在障礙：侯賽因國王。漢志國王素來以暴躁易怒聞名，而且非常小心地控制著起義運動的領導權，他很可能會當場拒絕這個建議。但他也許會聽從費薩爾最信賴的英國顧問和「亞喀巴的英雄」的意見。很快，勞倫斯就登上了「達弗林」號，去會見侯賽因。
但前往吉達的使命只是這位年輕上尉對英國在該地區政策的新的極大影響力的最顯而易見的標誌。在幕後，勞倫斯已經打好了基礎，要對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軍事存在進行大規模重組，並且是按照他的意願來重組。他在《智慧的七柱》裡相當厚臉皮地解釋說，他是這樣向吉爾伯特·克萊頓論證的：「我按照自己的計劃，自己行動，佔領了亞喀巴。如果他感到我掙得了自行決斷的權力，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有能力做到。」
克萊頓與勞倫斯一起在開羅的一週裡，同意了這位下屬的大多數建議。漢志的戰爭實質上已經結束，儘管土耳其人還控制著麥地那，卻喪失了全部進攻能力，於是在伍拉封鎖漢志鐵路的漫長而無益的行動終於可以結束了。出於同樣的理由，起義軍在沃季赫的主要基地也可以關閉了，當地的阿拉伯部隊和英國後勤軍官都可以轉移到亞喀巴。勞倫斯扮演起了將軍的角色，對將留在漢志的阿拉伯部隊的部署作了規劃，還制定了一份將要保留、重新部署或者調走的英國陸軍人員的名單。勞倫斯還大膽地要求將亞喀巴的總體指揮權交給他，遭到了克萊頓的拒絕，後者指出，讓一名下級軍官對上級指手畫腳不是英國軍隊的做法。他們一起決定，讓西里爾·威爾遜的一位副手皮爾斯·喬伊斯少校擔任亞喀巴的指揮官，此人生性隨和、沒有野心，不大可能妨礙到勞倫斯。
但勞倫斯在吉達與威爾遜上校的重逢最能彰顯勞倫斯地位的變化。8個月前勞倫斯首次造訪阿拉伯半島之後，威爾遜惱火地對克萊頓說，這個傲慢的下級軍官「需要教訓一頓，而且是狠狠教訓一頓」，並且曾試圖阻止勞倫斯重返阿拉伯半島，哪怕只是暫時的。但到了1917年7月，上校卻將勞倫斯（他正在被晉升為少校的過程中）視為盟友，或許還是在漢志執行任務的最重要的英國一線軍官。
就在勞倫斯抵達吉達之前，威爾遜收到了克萊頓的一份備忘錄，概述了他正在考慮的對該地區人事的大規模洗牌，並且很有針對性地指出，他這些想法是「諮詢了勞倫斯上尉的意見」後形成的。這個細節讓這份備忘錄的一個特點顯得非常突出：它完全沒有提到斯圖爾特·紐科姆，他仍然是英國駐漢志軍事代表團的正式團長。
勞倫斯在中東能得到這樣的地位，最應當感謝的人就是斯圖爾特·紐科姆。但在勞倫斯冷靜而不帶感情色彩的想法中，戰爭就是戰爭，不管他對自己的恩師多麼感激，也不能影響作戰。紐科姆在漢志的任職頗有爭議，他始終不能適應阿拉伯人神秘的作戰方式，在很多報告中痛苦地抱怨了他們的紀律渙散和不可靠。勞倫斯抵達吉達後向西里爾·威爾遜解釋道，上級已經決定，將紐科姆撤出前線，送到後方工作，實際上就是被貶黜了。威爾遜雖然吃驚不小，但表示了默許。
當晚，勞倫斯和威爾遜覲見了侯賽因國王。這是勞倫斯第一次拜見國王，感到國王魅力十足、風度翩翩。或許是因為侯賽因很快同意將費薩爾及其部隊交給艾倫比直接指揮，勞倫斯才對他有了這麼好的印象。
第二天卻發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侯賽因傳喚勞倫斯到他位於吉達的宮殿，單獨會談。國王直截了當地（這不太像他的性格）提出了一個讓他非常痴迷的話題：他在5月與馬克·賽克斯和弗朗索瓦·喬治—皮科的會晤。
儘管當時的會議上究竟同意了哪些東西，又沒有同意哪些東西，在英國政府的某些部門仍然存在爭議，但由於其他事件的快速發展和緊迫感，這次會議的意義已經大大縮水。像西里爾·威爾遜這樣持有異見的目擊者以禮貌的口吻、隱晦的言辭暗示說「可能存在誤解」，這肯定也促使這次會議的效果消散不少。勞倫斯不會使用這種禮貌的口吻。威爾遜用很多頁紙拐彎抹角地說明的問題，勞倫斯只用了不到1頁紙。他在第二次面見侯賽因之後在電文中告訴克萊頓：「主要問題是，他（侯賽因）完全拒絕允許法國人吞併貝魯特和黎巴嫩……他非常高興能夠誘騙皮科先生承認，法國在敘利亞將滿足於享有與英國在伊拉克相同的地位……最後，謝里夫指出，與賽克斯和皮科的會談非常簡短，不正式，缺少書面檔案，而且這次會議對局勢造成的唯一變化就是，法國人放棄了對敘利亞任何部分吞併、永久性佔領或者控制主權的想法。」
不知道是由於這份報告非常簡短，還是因為它的作者新近美名遠播，幾天之內，這份報告就被送到了英國政府最高階官員的辦公桌上。它立刻重新激起了關於英國在中東許下的互相矛盾諾言的大網以及馬克·賽克斯在編織這張錯綜複雜大網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辯論。
但勞倫斯在阿拉伯半島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他還在吉達的時候，開羅傳來訊息稱，據可靠情報，勞倫斯在亞喀巴戰役中的主要夥伴奧達·阿布·塔伊正在秘密地與土耳其人商談，要改換陣營。勞倫斯當場的反應是為奧達辯護，說或許這是奧達的計謀，要引誘土耳其人懈怠下來。但勞倫斯內心裡顯然不是那麼有把握。幾個小時後，他就登上了前往亞喀巴的船，去與奧達當面對質。
勞倫斯騎著一匹快捷的駱駝深入內陸，在谷維拉村外的一座帳篷內找到了霍威塔部落酋長和他的兩位主要副手，情報顯示，這兩人也是潛在的叛徒。一連好幾個小時，勞倫斯不動聲色，像朋友重逢一樣與他們歡聚，但後來邀請奧達和另外一名密謀者與他一起散步。他們單獨在一起之後，他就拿自己聽說的情況質問對方。「他們急於知道我是怎麼知道他們的秘密行動的，」勞倫斯記述道，「以及我還知道多少東西。我們站在一座打滑的巖架上。」
的確，在這座巖架上，勞倫斯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但他憑藉自己甚至在這種雷場般的環境下仍然能與阿拉伯人妥善交談的卓越本領，進行了一番複雜的表演——同情、恭維和嘲諷融為一體——首先讓他們放下戒心，然後將他們爭取回到起義軍陣營來。回到亞喀巴之後，勞倫斯向開羅發電報稱，奧達的事情「純屬誤會」，現在一切都「絕對令人滿意」。勞倫斯後來承認，自己經常在向開羅報告關於阿拉伯起義及其領導人的情況時扭曲事實，但說這都是為了大家的好處。「英屬埃及自己勤儉節約，維持我們的生命，不適合讓它知道的真相就不必說出來了，我們必須讓它滿懷信心，讓我們自己始終是個傳奇。觀眾們需要書上的那種英雄。」
勞倫斯就是一位優秀的演員，很好地迎合了觀眾，滿足他們的需求。
威廉·耶魯的威爾士祖先的問題搞清楚之後，他就開始和英國駐美國大使談起正事。
耶魯很可能對塞西爾·斯普林—賴斯能幫他找到什麼樣的工作不抱多少希望。畢竟英國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專門針對中東的龐大的情報機構。但威廉·耶魯非常精明地知道，他有一樣東西，是其他人很少能夠提供的：在石油界的關係。在此前的四年中，他勘察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為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尋找潛在的油田。通過公司的備忘錄，他還知道他的公司在奧斯曼帝國的其他哪些地方在尋找石油開採特許區，或者已經獲得許可。在戰後的世界裡，佔領這些地區的國家會不會承認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開採權，鬼才知道。如果佔領這些地區的國家已經公開宣佈未來的石油勘探和開採事關國家安全——英國就已經如此宣佈——那麼它完全可能對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權利主張置之不理，而安排自己的一家國有財團來開採石油。如果那樣的話，假如有一位曾經看過現存地圖和地質勘探報告的人，就能節省許多時間，省去諸多麻煩。
斯普林—賴斯大使不知出於什麼動機，對這位年輕的訪客非常感興趣，於是要求耶魯留下一份他寫的關於敘利亞局勢的報告。耶魯第二天就送來了報告，還附加了一份兩頁的補充檔案，記錄了德國在耶路撒冷所有主要軍事設施的位置，並在地圖上準確標註了這些地點。
耶魯的敘利亞報告沒有引起美國官員的興趣，但英國人的反應截然不同。大使對此高度重視，迅速向外交大臣貝爾福傳送了一份副本，很快就得到了倫敦方面的答覆。秘密電文指示，如果威廉·耶魯能夠從美國陸軍部獲得免於入伍的許可，斯普林—賴斯應向這位29歲的石油商人提供英國陸軍中尉的軍銜，「隨後安排到埃及擔任情報軍官。他的資訊肯定非常有價值。請採取必需措施，以電文報告結果」。
現在美國和英國是戰時盟友，所以從陸軍部獲得免於入伍的許可應當只是個手續問題。但結果卻證明，在威廉·耶魯身上，這不僅僅是個手續問題。這是因為，他的敘利亞報告在國務院擱置了超過一個月沒人讀之後，終於被送到了一個對其內容非常感興趣的人桌上。這個人叫作利蘭·哈里森，是國務卿特別助理。
哈里森時年34歲，有與耶魯相似的北方富豪背景。他在伊頓公學和哈佛大學接受教育，隨後加入美國外交部門，在一些最重要的美國海外使團中擔任了一系列職務。1915年，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將他帶到華盛頓，於是他的飛黃騰達就確定無疑了，因為他很快就贏得了蘭辛最信賴的得力干將的美譽。
蘭辛和哈里森都是鐵桿的親英派，因此對伍德羅·威爾遜毫不動搖地堅持美國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態度頗為不滿。蘭辛對哈里森高度信任的另一個原因無疑是這位副手高度的謹小慎微。國務院的一位職員曾說利蘭·哈里森是「我知道的最神秘莫測、口風緊實的人……他簡直是個斯芬克斯，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我不得不努力支稜著耳朵去聽」。
在美國參戰之前，蘭辛是威爾遜政府內部一個影子政府的領導人，這是個秘密集團，在悄無聲息地努力讓美國參加到協約國那邊，干預歐戰。在這個密謀中，哈里森的謹慎發揮了很大作用。蘭辛在1916年組建了一個叫作秘密情報局的組織，這也表明了他的集團的秘密程度。秘密情報局的特工們希望能夠找到德國背信棄義的證據，那樣就能使干預歐戰的理由不可阻擋，於是他們對居住在美國境內、來自同盟國的外交官和商人進行監視。這種活動顯然違反了威爾遜的公開誓言（即要嚴守中立），如果東窗事發，必然還會激怒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門。但其他部門對此一無所知。蘭辛組建秘密情報局的資金來自國務院可自行支配的款項，所以能讓它運作下去，而國會，甚至威爾遜內閣的大多數其他成員都未對其予以批准，甚至根本不知情。蘭辛將利蘭·哈里森從國務院的拉丁美洲部門調來，讓這位年輕的弟子主管這個「法律界限之外」的新機構，負責主持「秘密資訊的收集和檢查」。
雖然在美國參戰之後，國務院內部的這種密謀沒有必要了，但它為哈里森提供了一個可供遵循的先例。他讀到威廉·耶魯的敘利亞報告之後，感到美國需要在中東有一個自己的情報機構。但問題在於，這種事情超越了現存的國內情報局的職權範圍，而且美國與土耳其並非處於交戰狀態，所以也不是軍隊情報部門能管的事情。解決方案就是把耶魯拉進秘密情報局；於是，8月初的一天，耶魯被傳喚到了國務院。
在這次會談中，哈里森提出了一個非同一般的提議：耶魯將重返中東，擔任國務院的「特工」。他的年薪是2000美金，外加報銷開支，任務是觀察和彙報美國政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利蘭·哈里森）可能感興趣的一切資訊。耶魯將以開羅為基地，每週通過美國大使館的外交郵袋向華盛頓傳送報告，這些報告隨後被送到哈里森那裡。耶魯很快接受了這個建議。8月14日，由國務卿蘭辛簽字批准後，他被任命為國務院駐中東特工。
前往奧爾德溪與家人短暫團聚後，耶魯於8月29日在紐約港登上「紐約」號，開始了又一次橫跨大西洋的旅途。在前往開羅途中，他將在倫敦和巴黎逗留，探探直接參與中東事務的那些英法官員的口風。哈里森發給美國駐倫敦大使的電文稱：「耶魯將向我們彙報近東局勢，若有必要，還可以去進行實地調查。英國當局知道他，而且對他印象不錯，還曾向他提供軍職。請盡你所能，幫助他與相關機構取得聯絡。」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已經很難完全理解美國於1917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多麼鄉土氣和褊狹的國家。它的常備軍是德國軍隊的1/20，甚至還不如歐洲的一些小國，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葡萄牙。1917年，國務院在華盛頓的整個總部只佔據了一棟六層樓房（在白宮隔壁）的一翼，陸軍部和海軍部的指揮機構也在這棟樓裡辦公。
除了這些例子之外，以下這一點或許更值得注意：在戰爭的餘下歲月裡，美國在中東的全部情報工作——包括分析軍事戰略和地區性政治策略、會見未來的國家元首、蒐集不利於敵國和友邦政府的秘密——將由一個年僅29歲的青年完成，而且他沒有接受過任何軍事、外交或情報工作的訓練。威廉·耶魯自己還能想出自己的其他一些缺陷：「我對自己要研究的問題的歷史背景一無所知。我不懂歷史哲學，不會闡釋解讀，對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體制的根本性特徵和功能瞭解甚少。」
但這一切都並沒有讓他感到過分的焦慮不安。這是敢幹肯幹的美國精神的例證，威廉·耶魯具有在他的同胞當中很普遍的信念，即無知和缺乏經驗或許其實是個長處，因為它們可能會激發出「原創性和大無畏」。如果的確如此，他很可能會成為中東的一支重要力量。
亞倫·亞倫森和勞倫斯第一次見面是在1917年2月1日。這次會面給雙方都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只有亞倫森在日記中一筆帶過地說，他發現勞倫斯上尉知識豐富但非常狂妄自大。他們的第二次會面是在這一年的8月12日，兩人都將長久不忘。在此期間，兩人都成了開羅的重要人物，勞倫斯因他在阿拉伯半島的功業而聞名，亞倫森則通過他的nili間諜網為英國的戰爭努力做了很大貢獻。當然，兩人都因為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對中東未來的觀點而聞名。他們在阿拉伯局的談話很快就演變成互相的敵視。
亞倫森在幾周前寫了一份頗具宣傳鼓動性的檔案，勞倫斯或許從中預知了談話將會以何種基調進行。到1917年8月，英國官方支援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家園已經一步步快要變成現實，即便是國際猶太復國主義較為激進的領導人也開始使用寬慰人心的和解的言辭：他們強調，無論巴勒斯坦未來的政治框架如何，猶太人將與阿拉伯和基督徒鄰居和平共處，因為他們並肩作戰，共同反對土耳其人的壓迫。
但亞倫·亞倫森卻不肯說這樣的安撫人心的話。在他的立場宣言中（這份檔案後來被《阿拉伯公報》節選刊載），農學家大聲怒斥「骯髒、迷信和無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農民，公開承認猶太定居者有時用武力將阿拉伯農民趕走，並聲稱如果按照他的意思辦，將來還要這麼幹。有人指控說，猶太人不與阿拉伯鄰居交往，亞倫森回答道：「的確如此……我們為此很高興。從民族、文化、教育、技術和僅僅是衛生的角度看，我們必須嚴格堅持與阿拉伯人隔絕的政策；否則整個猶太人復興運動就會失敗。」作為警鐘長鳴的例子，他指出，羅什皮納猶太居民點主張融入當地社會，所以教育上有很多缺陷，這都是由於「和未受教育的阿拉伯農民持續接觸而對猶太青年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蝕後果」。
最讓主流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和他們的英國支援者尷尬的是他對阿拉伯起義的評論。為了爭取英國官方對猶太人家園的支援，以及預估到阿拉伯人對這個計劃肯定會反對，從馬克·賽克斯往下的英國官員都在努力誘導猶太復國主義者，讓他們表示支援阿拉伯事業。哈伊姆·魏茨曼在倫敦領導了這輪大合唱，但在開羅，亞倫森卻不肯參加進來。
「巴勒斯坦猶太人對阿拉伯起義沒有興趣，更沒有信心，」他寫道，「猶太人還無法揭竿而起、武裝反抗土耳其人，而且就算有能力，也不願意加入阿拉伯人。據我們所知，阿拉伯人利慾薰心，他們當中能夠抵禦賄賂誘惑的人還沒有出生……為了幫助打敗土耳其人，猶太人非常願意加入英國軍隊，但能否信任阿拉伯人，還有很大疑問。」
自命為阿拉伯起義的西方捍衛者的勞倫斯聽了這些話當然不會開心，但在兩人的會談中，亞倫森卻幾乎是刻意地繼續向他挑釁。他解釋說，巴勒斯坦的最終未來並非一個英國保護國——作為少數民族的猶太人在保護國內得到保護——而是一個事實上的猶太國家。實施的手段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將會買下加沙和海法之間的所有土地，將阿拉伯農民趕走。勞倫斯的回應同樣直截了當。他告訴農學家，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有兩個選擇：要麼與多數派阿拉伯人共存，要麼等著被割喉嚨。
「這次會談沒有任何友好的氣氛，」亞倫森在日記中非常輕描淡寫地記述道，「勞倫斯年紀輕輕就取得了太大的成功，這對他沒有好處。他自視過高。他對我高談闊論，向我教導我們定居點的情況，以及人民的精神、阿拉伯人的感情，還有我們融入他們是件多麼好的事情，諸如此類。聽他講話的時候，我簡直可以想象自己在聽一個普魯士科學派反猶主義者的講座，不過是用英語講的……他公開反對我們。他肯定有傳教士的血統。」
但這麼想的不僅僅是勞倫斯。當時還有很多人讓亞倫·亞倫森感到惱火。雖然有許多英國軍官的調解斡旋，他和亞歷山大港反覆國主義猶太人委員會的激烈爭吵還是持續了三個月，並且繼續暴風驟雨般地持續下去；而且在倫敦的哈伊姆·魏茨曼領導下的猶太復國主義聯盟仍然對他置之不理。亞倫森對倫敦方面對自己的不夠尊重怒火中燒，在與勞倫斯會談的幾天之後給魏茨曼寫了兩封長信，抱怨自己受到的冷遇，並再一次威脅要解散nili組織。他向雷金納德·溫蓋特重複這個威脅時，後者向外交部傳送了又一份憂心忡忡的電文。
「如果亞倫森先生馬上得到他要求的支援，或許有助事態發展，」溫蓋特在8月20日給外交大臣貝爾福的信中寫道，「軍事當局非常重視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組織，這是另一個不能疏離他的理由，你或許會看重這個理由。他有能力毀掉這個組織，而且在當前的情緒下，很有可能真的會這麼做，除非我們向他的觀點做一些妥協。他與英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分歧究竟是由於原則的問題，還是由於感情受到傷害，我無法判斷。」
不久之後的一天晚上，亞倫森在開羅街頭騎腳踏車的時候想到了一個新主意：如果英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肯向他澄清問題，他就自己去英國，迫使他們攤牌。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英國聯絡人時，他們都馬上表示贊同，無疑是很高興讓nili組織離很可能會摧毀它的這位創始人遠一點。9月13日，亞倫森離開埃及，前往馬賽。
科學家執迷於四面樹敵的爭吵，並且醉心於得到承認，卻似乎很少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秘密間諜網的領導人，如此張揚的風險是非常大的。他似乎也忘記了那個旨在保護他在巴勒斯坦的家人和同志們的幌子：奧斯曼當局仍然以為，他是在前往美國途中被英國人逮捕的，現在應當在英國俘虜營裡坐穿牢底。而現在開羅、倫敦和巴黎間傳播的大量官方報告中卻出現了他的名字。更糟糕的是，由於他和開羅的英國官員們的交往，以及他與亞歷山大港猶太人委員會的持續口角，埃及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nili組織的存在。就算這些人都不會故意去傷害間諜網，但走漏風聲到柏林或者君士坦丁堡也只是時間問題。
亞倫·亞倫森的家人也在保密工作上幫了倒忙。他的弟弟亞歷克斯在紐約流亡期間曾為《大西洋月刊》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講到自己逃離土耳其的經歷；到1917年8月，這篇文章已經被擴充為一本書《與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現在開羅的書店都能買得到。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定居點，阿特利特在搞某種情報網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而薩拉·亞倫森非常招人耳目的旅行也能讓人猜到，參與其中的是誰。7月，巴勒斯坦猶太人領導人的一個代表團拜訪了薩拉，要求她立刻停止她的「活動」。這項最後通牒遭到了她的憤怒拒絕。
但責任最大的應當是負責管理間諜網的那些英國官員，他們是職業情報人員，本應做得更好才對。他們的漫不經心簡直到了犯罪的地步。正是他們想出了利用nili組織來傳播英國宣傳材料、分發救援款的主意。亞倫森最終否決了傳播宣傳材料的建議，但同意了第二項要求。於是，7月中旬，第一批救援款以沙弗林金幣的形式被送到阿特利特，nili組織不再僅僅是輸出情報，還輸入違禁的黃金，因此被破獲的風險加倍了。最讓人驚異的是，英國人多次違反了管理間諜網的最基本準則，即一個單元不能與另一個有接觸。以塞得港為基地的間諜船曾經有許多艘，但數量不斷縮減，到1917年8月就只剩一艘「馬納傑姆」號來承擔所有任務。這意味著，「馬納傑姆」號在一次旅程中可能搭載著英國在巴勒斯坦的多個不同情報網的人員，因此一旦有一名間諜被捕或者叛變，就有可能把其他所有人都暴露出來。
說到底，這一切都是由於英國人在與土耳其人作戰時一直困擾他們的那種人格缺陷，亞倫森家族也有這個缺陷：狂傲、輕敵。正如1914年以來不斷發生的那樣，他們很快就有理由後悔了。9月13日，也就是亞倫森起航前往歐洲的當天，巴勒斯坦的土耳其當局捕獲了第一名nili間諜。
這是勞倫斯最討厭的那種商店職員一般的沉悶工作。到8月底，將亞喀巴從一個昏昏欲睡的漁港轉變為阿拉伯起義前進基地的工作進展良好，每天都有一連串英國船隻卸下成山的補給物資。這些船隻還送來了成千上萬的戰士——來自埃及的穆斯林新兵、從費薩爾在沃季赫的老基地來的阿拉伯戰士——另外周邊山區還有新的部落戰士潮水般湧來。勞倫斯在8月17日從開羅返回沃季赫之後，就一直在忙於處理後勤工作上不可避免地出現的混亂局面，並努力在這地方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來。但這些瑣事或許能夠幫助他暫時忘記當前更重大的問題，因為6周前攻克亞喀巴帶來的勝利衝昏頭腦和大大加快的計劃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不足為奇，艾倫比將軍在9月中旬發動巴勒斯坦攻勢的雄心勃勃的計劃由於部隊重整裝備的一系列耽擱而不得不推遲。開羅的軍方高層現在的說法是，進攻日期不遲於10月底。從勞倫斯的角度看，這樣也好，因為阿拉伯人的準備工作也非常糟糕。
與此同時，亞喀巴的勝利吸引了一大群邀功請賞的人，個個都認為自己應當分一杯羹。亞喀巴離開羅很近，於是一大批令人厭惡的顧問紛至沓來，人人都提出一系列可疑的建議，試圖證明自己的價值。8月底，一位新到的情報軍官對阿拉伯部隊的不專業大感震驚，敦促開羅立即派遣帝國駱駝騎兵部隊（一支精銳的英國騎兵部隊）到前線。勞倫斯不得不抽出時間來破壞這個計劃。「如果一名帝國駱駝騎兵與一個阿拉伯人發生口角，」他在8月27日給克萊頓的信中寫道，「或者與貝都因女人發生什麼糾葛，就會造成普遍的敵意。」他非常有策略地對這名情報軍官的其他建議表示認同，最後以輕蔑口吻寫道：「我認為，任何關於阿拉伯局勢的報告都不值得您一看，除非報告的作者自己去觀察民族起義和軍事行動之間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