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要懷疑英國的諾言。它睿智而值得信賴。不必害怕。
——1917年5月，侯賽因國王寫給兒子費薩爾的信
謝里夫陛下（侯賽因國王）顯然有著東方君主常見的人格缺陷和對系統工作的無知……指導東方君主或政府走應該走的路並非易事——我為此大傷腦筋，付出了不少代價，所以深知這一點——我對你非常同情。工作有時肯定令人心碎。
——1917年7月20日，雷金納德·溫蓋特給西里爾·威爾遜的信
在這個時刻，就像兩個月前在瓦迪季坦那樣，領袖的可怕負擔又落在了勞倫斯肩上。當時，領導人的職責要求他處死一個人。現在，他又必須去營救一個人，但在這過程中很可能會丟掉自己的性命。
這是5月24日上午大約9點鐘，他的隊伍在胡爾沙漠的第五天。「胡爾」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恐怖」，這是阿拉伯半島北部的一片荒無人跡、淡水匱乏的廣闊沙漠，沒有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跡象。勞倫斯自離開沃季赫以來就一直非常害怕通往敘利亞之路的這一段路程。現實比想象更可怕。進入胡爾沙漠幾個小時之後，45人的隊伍就遭遇了迎面而來的狂風的抽打。據勞倫斯估計，風力相當於「六七級，非常乾燥，我們的乾枯的嘴唇全部裂開，面部皮膚都皸裂了」。狂風和它掀起的熾熱的、令人盲目的沙暴在隨後四天內幾乎一刻不停。
為了在這種可怕環境下堅持下去，人們的思想往往會退縮到一種封閉狀態，全副精力都用於努力熬下去。勞倫斯的隊伍在胡爾沙漠就是這樣，以至於在5月24日上午，沒有人發現他們身邊有一匹駱駝沒了騎手。他們或許認為，這是一匹一般在隊伍末尾的揹負輜重的駱駝，或者騎手換到了另外一匹駱駝上，就在長長隊伍的某處。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他們近似冬眠的狀態下，他們根本沒有精力去注意。勞倫斯最後對這匹神秘的駱駝進行調查時發現，它是卡西姆的坐騎。
卡西姆是個「牙齒尖利、面色發黃的不法之徒」，來自敘利亞城市馬安。勞倫斯帶上他，是希望他能夠聯絡到自己家鄉的其他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但是，隊伍的大部分人是霍威塔和阿格伊爾部落的人，卡西姆是個外來者，在沙漠的殘酷法則裡，他沒有任何朋友，在危機中就像被判死刑的哈米德在瓦迪季坦一樣無助。勞倫斯記述道，卡西姆的身份使得「重擔落在了我的肩上」。
胡爾沙漠的巨大壓力或許已經影響了勞倫斯的理智，他做出了一個非常有勇無謀的決定，不僅要獨自回去尋找卡西姆，而且不告訴其他人他要這麼做。走了沒多遠，他就發現，隊伍的蹤跡全都消失了，駱駝的腳印被怒號的狂風掀起的沙子掃清，隊伍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黑暗中。為了找到卡西姆並返回隊伍，勞倫斯只能依賴自己每隔一段時間就在日記本中記錄的羅盤讀數，並相信自己沒有搞錯。
他們出發已經15天了。根據貝都因人的傳統，一些部落酋長，包括費薩爾，陪伴他們從沃季赫出發，走了最初的幾英里，以示辭別，隨後約45名旅行者就進入了東北方的黑暗。在隨後的兩個多月中，漢志將得不到任何關於他們的音訊。
他們輕裝上陣。除了一些步槍和2萬枚沙弗林金幣之外——用來發給他們希望爭取到自己這邊的敘利亞部落領袖——每個人在自己的鞍囊中攜帶了約45磅麵粉。在抵達他們的最初集結地——敘利亞邊境上的瓦迪西爾漢窪地，估計要3周路程——之前，他們的主食就是麵粉和水。
勞倫斯雖然又患上了熱病、長了癤子，但後來將旅途的最初幾天描繪得非常詩情畫意，是一次偉大冒險的開端。就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他在阿拉伯半島期間最有趣的軼事之一。他得到了兩名勤務兵，在《智慧的七柱》中他們被稱為達烏德和法拉傑（他們的真實名字是阿里和奧斯曼）。
這是閒散無事的一天，身上長了癤子的勞倫斯非常疲憊，躺在一面岩石峭壁的陰影中休息，這時一個少年跑來求他幫助。這個叫作達烏德的少年是從附近的阿格伊爾部落營地逃出來的，他說，他的朋友法拉傑因為不小心燒燬了一頂帳篷，將要遭到營地指揮官的毒打。他說，如果勞倫斯發句話，或許能將法拉傑救下。過了一會兒，勞倫斯和經過他身邊的阿格伊爾營地指揮官薩阿德談了此事，後者毫不動搖。薩阿德解釋說，這兩個孩子老是惹是生非，必須要好好教訓一頓。但為了給勞倫斯面子，薩阿德提出了一個所羅門一般睿智的方案：達烏德可以替自己的朋友挨一半毆打，這樣就能將他的懲罰減輕一半。「達烏德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勞倫斯寫道，「吻了我和薩阿德的手，跑向山谷。」
在《智慧的七柱》中，勞倫斯強烈地暗示說，法拉傑和達烏德是同性戀關係，將他們的關係描繪為「東方的男孩與男孩之間的深情厚誼，由於女性被隔離在深閨，這種感情是不可避免的」。勞倫斯這麼寫讓人不禁猜測，他自己或許也是同性戀者，甚至在一個世紀之後，在某些圈子裡，勞倫斯的性取向仍然是個激烈辯論的話題。這種猜測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他對法拉傑和達烏德的描述。他們在次日早上來到他的營地，「彎著腰，眼睛裡帶著痛苦，嘴唇上卻掛著扭曲的笑容」，懇求他收下他們作僕人。
「這是急性子達烏德和他的情人法拉傑，一個俊美、體格柔和、貌似女孩的少年，面龐光滑而清純無辜，眼波如水。」勞倫斯起初要拒絕他們，解釋說自己不需要僕人，但最後同意了，「主要是因為他們看上去如此年輕和乾淨」。從那天起，達烏德和法拉傑淘氣的惡作劇將給勞倫斯的旅途帶來許多輕鬆的快樂。
但在旅途的最初日子裡，隊伍已經面臨了一個惱人的問題。他們幾乎所有的駱駝，包括運載輜重和供騎乘的駱駝，都患上了正在沃季赫肆虐的疥癬，沒有最基本的軟膏來控制病情——沙漠中常用黃油來醫治疥癬——很多駱駝很快就瘸了，或者發了瘋。這種疫病或許就是兩匹輜重駱駝死亡的原因，它們在爬過一條特別狹窄的隘道時，立足不穩，跌下了下方的深淵。在他們接近胡爾沙漠邊緣的時候，這一切都是糟糕的預兆。
勞倫斯寫道：「在費薩爾的所有騎乘駱駝中，沒有一匹是健康的。在我們的小小隊伍中，所有駱駝都一天天虛弱下去。納西爾（奧達的主要副手）非常擔憂，害怕在我們即將開始的強行軍中會有很多駱駝垮掉，把騎手困在沙漠裡。」
勞倫斯在隨身攜帶的袖珍日記本上記錄了穿越胡爾沙漠道路的艱難痛苦。他以往在旅途中寫下的記錄一般篇幅很長，但在胡爾沙漠卻只寫了幾個短小的片段，而且越來越前言不搭後語，幾乎雜亂無章。後來，在第五天，卡西姆失蹤了。
勞倫斯決定返回尋找掉隊的卡西姆時肯定知道，他很可能已經死了；任何人如果在這個時節被困在胡爾沙漠而沒有任何遮蔽或者飲水，就只能存活幾個鐘頭。他肯定也知道，如果自己讀羅盤時有一丁點兒錯誤，自己也很快會丟掉性命。但他仍然堅持要去，最後非常幸運。騎行一個半小時之後，他看到遠方有一個小黑點，走近之後發現那是精神錯亂的卡西姆在跌跌撞撞地行進。勞倫斯把他拉上自己的駱駝，調頭去追趕其他人。
在大衛·利恩的史詩電影中，營救卡西姆的行動被拍攝為十分鐘的永垂不朽的情節，最後高潮是勞倫斯終於和夥伴們會合，他們鬆了一口氣，嘶啞地歡呼起來，勞倫斯的高尚行為奠定了他作為真正的「沙漠之子」的光輝形象。但事實不是這樣的。卡西姆在停下大小便的時候沒有把自己的駱駝拴好，按照殘酷的沙漠法則，他這是自取滅亡。勞倫斯不但沒有得到讚揚，還因為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窩囊廢而受到一些夥伴的批評。另外，隊伍的指揮官把達烏德和法拉傑又揍了一頓，懲罰他們膽敢讓勞倫斯獨自返回。
1917年5月26日，也就是勞倫斯營救卡西姆的兩天之後，英國國王和他的戰時內閣收到了一些振奮人心的喜訊。雷金納德·溫蓋特從開羅發來了一份絕密電報，報告了馬克·賽克斯最近在阿拉伯半島取得的勝利。
在賽克斯前不久的獨自覲見之後，他和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又一同到吉達拜見了侯賽因國王，希望能夠在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就敘利亞未來地位問題達成協議。雙方的意願是截然相反的，阿拉伯人堅持要求敘利亞在戰後成為獨立的大阿拉伯國家的一部分，而法國人同樣堅持要求它接受法國的統治，所以大家並不指望這次會談能夠有什麼成果。第一天的會談證明大家這麼想是很有道理的。5月19日，在緊張的三小時對抗之後，皮科和侯賽因離去時甚至比之前更加固執己見。
因此，第二天早上侯賽因命令譯員向歐洲特使們大聲誦讀一份大膽建議時，大家都頗感震驚：國王願意接受法國人在「穆斯林—敘利亞沿海地區」——可能是指敘利亞的沿海和黎巴嫩部分——扮演英國人將在伊拉克的巴格達省扮演的角色。由於最近一支得勝的英國軍隊佔領了巴格達，而且《賽克斯—皮科協定》條文規定英國將無限期地控制這個省份，侯賽因將巴格達和黎巴嫩等同起來就意味著，阿拉伯人一下子將法國人希望在黎巴嫩得到的東西拱手奉上了。賽克斯在給溫蓋特的報告中極其低調地描述道：「皮科先生非常滿意，關係融洽了起來。」
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英國許下的眾多互相矛盾的條約和諾言造成了非常棘手的難題，而賽克斯出人意料地在解決這個難題的過程中走出了關鍵的第一步。
但熟悉賽克斯的慣用手段的人就會對這個突破持保留態度。他以往在討論任何話題時都非常冗長囉唆，但對吉達會議——目前為止協約國和侯賽因國王之間最重要的外交會談——的報告卻只有短短四頁，而對侯賽因令人震驚的關於黎巴嫩的讓步只是一筆帶過。另外，賽克斯和皮科都沒有敦促侯賽因將自己的提議付諸書面，也沒有獲取國王的譯員大聲朗讀的提議書的副本。甚至那些熱切希望如此解決問題的法國外交部高官也很快開始感到，在吉達締結的協議實在是太輕鬆、太容易了。
5月27日，斯圖爾特·紐科姆抵達開羅，走進吉爾伯特·克萊頓的辦公室，表達了這些擔憂。他和西里爾·威爾遜都參加了吉達會議的至少部分議程，並各自記述了事情經過。紐科姆還帶來了侯賽因的譯員（也就是當眾宣佈提議的那個人）福阿德·庫塔布的書面記述。紐科姆、威爾遜和庫塔布三人的說法在細節上有差異，但三人都表示，是馬克·賽克斯，而不是侯賽因，最先提出了將黎巴嫩與巴格達等同的說法。最讓人擔憂的是，國王對這種說法的理解與協約國特使的理解迥然不同。
對這個問題最熟悉的是西里爾·威爾遜。「儘管賽克斯和皮科對這個美好結局非常滿意，」他寫道，「而且是謝里夫自己提出了（將黎巴嫩與巴格達等同的）建議，我自己卻高興不起來。我感到，謝里夫非常禮貌客氣，而且對我絕對忠誠、對英國完全信賴，他有可能是在口頭上答應，而如果他知道我們是如何理解伊拉克局勢的，就絕不會同意。」
威爾遜給克萊頓的信長達12頁，而且充滿憂慮、有頗多重複之處。在信中，他詳細講了自己如何再三敦促賽克斯澄清侯賽因提議的確切意思，卻被置若罔聞。據威爾遜說，在整個會議中，賽克斯都大大咧咧地拒絕細談。
紐科姆的抗議不像威爾遜那樣富含感情，但是在很多方面更為驚人。他在漢志的經歷很困難，他對阿拉伯起義軍作為一支真正的戰鬥力量沒有多少信心，但吉達的事件讓他憂心忡忡。最讓他擔憂的是他與侯賽因的兒子費薩爾的一次談話，在英法特使到訪時費薩爾也在吉達。據紐科姆說，侯賽因之所以提出這個驚人的建議，因為「侯賽因非常堅決地向費薩爾表示，他之所以非常樂意這麼做，是因為代表著英國政府的馬克·賽克斯爵士讓他這麼做，而且馬克·賽克斯爵士告訴他，他什麼都不用管，讓賽克斯來處理就好了。侯賽因很高興這麼做，因為他對英國政府絕對信任」。
從紐科姆作為一名英國軍官的角度來看，賽克斯的這種保證，再加上侯賽因顯然對他自己同意的條件的理解有限，這意味著英國政府現在有了道義上的責任，一定要支援阿拉伯起義到底。「否則我們就是在欺騙謝里夫和他的人民，在玩一場非常陰險的遊戲，被配屬給謝里夫軍隊的英國軍官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我知道，有好幾名軍官已經在擔心我們會辜負他們。」
威爾遜和紐科姆雖然都感到不安，但要麼是太圓滑禮貌，不肯直接去找賽克斯說明情況，要麼是太天真，沒能把整個問題串起來考慮。事實上，吉達發生的事情不是潛在的誤會，而是馬克·賽克斯耍出的非常複雜而聰明的奸計。
賽克斯3周前第一次訪問阿拉伯半島時就奠定了這套奸計的基石。賽克斯對那次旅行的報告同樣非常簡略，聲稱自己已經向侯賽因和費薩爾全面、徹底地解釋了《賽克斯—皮科協定》，他們雖然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費薩爾對這次會議的結果可不是這麼理解的，但英國特使深信，英國官員們肯定會相信他的話——他是現任國會議員，而且還是從男爵，而不會去相信一個反覆無常、性格怪僻的阿拉伯部落酋長和他的武士兒子。當然，至少有一個人知道，賽克斯說自己在這次旅途中對阿拉伯人開誠佈公，這完全是在撒謊，而英國官員們有可能會相信這個人的話。那就是勞倫斯，但對賽克斯來說幸運的是，勞倫斯目前不在現場，因為他已經起程北上，在賽克斯與皮科一道返回吉達的關鍵旅程期間，勞倫斯與外界的聯絡完全中斷了。
看來，賽克斯想出這個巧妙的欺騙手段來，靈感來源似乎恰恰是把皮科與侯賽因在5月19日第一次會議搞得一團糟的那個問題：皮科堅持要求，法國在敘利亞海岸地區應當享有英國將會在巴格達享有的地位。當時賽克斯對皮科的這個要求頗感惱火，因為他想把英法兩國在中東的勢力範圍分隔開，所以他在這次會議結束時非常沮喪。但回到「諾斯布魯克」號（兩位特使搭乘這艘英國戰艦來到吉達，他們也住在艦上）之後，賽克斯突然想到了解決自己難題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辦法。
侯賽因反對將黎巴嫩的地位與巴格達等同，是因為他不願意看到法國人染指任何地方，而不是因為他知道巴格達將會被英國永久控制。除非賽克斯把《賽克斯—皮科協定》中的相關條款告訴侯賽因，他是絕對不可能知道巴格達的未來地位的。賽克斯當然不會告訴他了。
侯賽因上一次聽到英國對巴格達的打算還是在1915年底，他和高階專員亨利·麥克馬洪達成非常模糊的共識。在兩人的來往信函中，麥克馬洪表示，由於英國在伊拉克有經濟利益，巴士拉和巴格達這兩個省在未來的阿拉伯國家內將需要「特別的行政安排」，暗示著英國在某種程度上的控制。侯賽因的回答是，可以在「短期內」由英國控制這兩個省，條件是「在佔領期間，英國向阿拉伯王國支付一筆適當的賠償金」。賽克斯從這裡推測，侯賽因仍然相信，英國在伊拉克的地位將是短期的租借，但這兩個省最終肯定會被包括在獨立的大阿拉伯國家之內。事實上，侯賽因多次神秘地向最親信的人（包括費薩爾和福阿德·庫塔布）表示，他「口袋裡裝著」英國人對伊拉克未來的白紙黑字的保證書，儘管他拒絕將麥克馬洪的信給他們看。
這就給賽克斯帶來了非常誘人的機會。由於侯賽因不知道《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存在，而皮科不知道麥克馬洪—侯賽因通訊的存在，賽克斯就有可能製造一份協定，讓雙方都以為自己佔了上風。最妙的是，由於雙方都認為自己騙到了對方，他們都不會去過分較真細節，免得夜長夢多。就在5月19日這一天的下午，賽克斯從「諾斯布魯克」號發了一封緊急訊息到岸上，要求福阿德·庫塔布來見他。
在這次會議上，賽克斯敦促福阿德，要將侯賽因在次日的建議限定為兩點。第一點不過是個善意的姿態，是讓侯賽因宣佈不會支援一群近期將到國際上游說、呼籲阿拉伯獨立的敘利亞流亡者。第二點當然是重要得多的，就是讓侯賽因接受將黎巴嫩的地位與巴格達等同的方案。庫塔布大惑不解，賽克斯則發誓賭咒，不斷重複地讓這位顧問將一切都交給他處理好了。
即便如此，侯賽因仍然對接受這個計劃十分謹慎。據庫塔布說，侯賽因最後終於同意，因為「他知道馬克·賽克斯爵士在政治問題上能夠比他本人更好地為阿拉伯人的利益而鬥爭，並且知道馬克·賽克斯爵士代表著英國政府的權威，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並且，侯賽因還又一次告訴庫塔布，他有「一封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的信，答應滿足我的一切要求。我知道這樣是可以的，因為英國政府一定會信守諾言」。
第二天上午，福阿德按照指示宣讀了侯賽因的宣言。當天下午，「諾斯布魯克」號駛出吉達港的時候，喬治—皮科相信法國已經得到了黎巴嫩，而侯賽因國王相信自己已經誘使法國接受了敘利亞全境未來的獨立。
威爾遜和紐科姆雖然沒有理解賽克斯的騙局，但已經對他漫不經心的作風大感震驚，所以在給克萊頓的信中要求徹底澄清事實。威爾遜敦促克萊頓迫使賽克斯將他認為的在吉達達成的協議寫成書面形式，並將英方的真正意圖準確無誤地告訴侯賽因。「如果我們不能支援謝里夫到底，」威爾遜寫道，「如果我們讓他大失所望，而他對我們是如此信任，那麼令人‘豔羨’的吉達朝覲官員的職位就要空缺了，因為我肯定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但阿拉伯人對政治伎倆也不是一無所知。費薩爾私下裡已經知道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這要感謝勞倫斯），所以他得知父親同意的條件之後自然是無比震驚，很快就開始努力翻盤。5月28日，他向敘利亞人民釋出了公開宣言，呼籲他們拿起武器，為阿拉伯獨立而鬥爭，同時大力讚揚英國援助此項事業的努力。「毫無疑問，」費薩爾寫道，「英國如此努力，唯一的目標就是看到世界上有一個獨立的阿拉伯政府，由阿拉伯人建立和管理，其疆界保持完整，不受更改。」法國人也得到了類似的對待。費薩爾先是感謝了法國在過去在敘利亞的貢獻，然後說：「我們非常感激法國與其盟友一道，承認了我們的獨立。」
賽克斯在吉達打的啞謎沒有帶來諒解和一致，卻愈發加深了阿拉伯人和協約國在中東的意圖之間的鴻溝，這個分裂很快就將帶來極端醜惡而影響深遠的後果。其間，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重拾他們最熟悉的策略：清靜無為，靜觀其變，寄希望於一切都會好起來。人們發現費薩爾的宣言與幾天前達成的協議差異非常明顯，於是去問賽克斯，這是怎麼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說，這只是阿拉伯人的宣傳手段，受眾只是阿拉伯人。克萊頓最後終於有機會向賽克斯轉達了威爾遜和紐科姆的抱怨，但賽克斯為自己準備了一個免責條款。「我認為這並不重要，」他如此評論侯賽因明顯的不明真相，「因為我認為局面會變得太重大，他會掌控不了，最終他要麼乖乖聽話，要麼出局。」
有一個人不肯把事情就此放過，那就是固執的西里爾·威爾遜。他向開羅傳送了自己的怨言之後整整一個月沒有收到回覆，於是在1917年6月底寫信給雷金納德·溫蓋特的副手斯圖爾特·賽姆斯中校，敦促他要求賽克斯將在吉達達成的協議寫成「較短的實事求是的材料」。威爾遜尖銳地指出：「據我所知，馬克·賽克斯爵士聲稱他已經將事實明確地解釋給了謝里夫，現在讓他寫一份材料，一定不會有什麼壞處吧。」
但這種檔案文書已經在中東製造了很多問題，賽姆斯感到沒有必要再製造新的麻煩。「整個問題目前處於瞬息萬變的狀態，」他回答威爾遜說，「而且完全取決於戰事的進展。因此我們無法將任何事情非常明確地確定下來，我們只能讓各個方面繼續發揮作用，直到局勢明朗一些。我知道這是個困難的處境，但別無他法。」
具有悲劇意義的是，在吉達會議之後，最堅決捍衛英國榮譽的人恰恰是被他們坑害最苦的那個人：侯賽因國王。費薩爾得知在「諾斯布魯克」號上提出的建議之後，與父親激烈爭吵起來，最後侯賽因嚴厲地斥責他道：「這些話是父親說給兒子聽的：永遠不要懷疑英國的諾言。它睿智而值得信賴。不必害怕。」
據說這是個避難所，但勞倫斯卻不這麼看。在他眼裡，這是個充滿折磨和疫病的地方，是應當儘快逃離的噩夢之地。
200英里長的瓦迪西爾漢呈西北—東南走向，橫亙阿拉伯半島與敘利亞（在今天的約旦）的邊界，是地質上形成的低窪，曾經是條水量豐富的水道，有幾億年曆史，但如今只是一條狹窄的旱谷。1917年，奧達·阿布·塔伊安排他的霍威塔部落族人在此地與他和勞倫斯從沃季赫帶來的小股部隊會合。
按照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記述，瓦迪西爾漢有許多水井，植被相對比較蔥蘢，在他們穿越胡爾沙漠之後應當是有如天堂。但至少有兩個問題讓這個地方難以忍受。首先是這裡有許多毒蛇，包括角蝰、鼓腹巨蝰和眼鏡蛇，似乎無處不在——藏在岩石下，掛在灌木叢中，蜷曲在水邊。勞倫斯非常怕蛇，很難找到片刻的安寧。他的恐懼並不完全是非理性的。在抵達瓦迪西爾漢幾天之內，從沃季赫來的人當中就有三人被蛇咬而中毒死亡，還有四人命懸一線。當地人的「療法」也不能讓人放心，因為治療就是用蛇皮膏藥將傷口包紮起來，然後在傷者面前誦讀《古蘭經》，直到他死去。
第二個令人無法忍受的問題是宴會。瓦迪西爾漢是努裡·沙拉昂的領地的下游地區，他是敘利亞南部最強大的部落酋長之一。奧達抵達此地之後立刻前去拜訪沙拉昂，請求他允許起義軍在當地停留。於是，聚集於此的霍威塔氏族夜夜笙歌，用米飯和羊肉盛情款待勞倫斯等貴客。曾經享受過貝都因人的熱情好客的西方人都會作證，他們的熱情有時到了讓人無法接受的程度，勞倫斯很快就有了這種感覺。每個夜晚，不同的貧困家庭爭先恐後地招待從沃季赫來的旅行者。勞倫斯對這些宴會作了詳細描述，這些宴會起初還很有豐富多彩的原生態民俗情調，但漸漸變得怪異荒誕，尤其是他回憶道，有因飢餓而腹部浮腫的孩子聚集在宴會桌邊緣，焦急地等待衝上來吃公共餐盤裡剩飯的機會。
「這個地方比我們穿越的開闊沙漠更加令人絕望和悲傷，」勞倫斯寫道，「黃沙或燧石，或是裸露岩石構成的荒漠有時令人心潮澎湃，在某些光影下還有一種沒有生氣的寂寥的怪誕之美；但在這個毒蛇滿地的瓦迪西爾漢，有種陰森恐怖、活躍的邪惡的東西。」
但勞倫斯受到的折磨絕不僅僅是毒蛇和被迫吃太多羊肉。在這些等待的平靜日子裡，越來越多的部落前來與起義軍使節商討結盟之事，他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扮演的欺騙的角色。
而且這種欺騙是在好幾個層面上的。他們從沃季赫出發的那天，勞倫斯的大多數同伴都只知道此次旅行的官方目的：鼓動敘利亞部落，為費薩爾的北上打前站。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行動的具體目標，即佔領亞喀巴。事實上，很有可能只有勞倫斯一個人知道完整的計劃，甚至奧達和費薩爾也沒有掌握全域性。
拋去奧達的浪漫的美名，他實際上是個沙漠強盜，因此主要興趣在於搶劫。由於在亞喀巴沒有什麼油水可榨，勞倫斯在一開始很可能對奧達含糊其辭，寄希望於在行程的某個階段能夠說服奧達：與更為唾手可得的戰利品相比，佔領亞喀巴更符合他的長期利益。至於費薩爾，在勞倫斯離開沃季赫之後，他又一次勸說他的英國顧問們儘早進軍亞喀巴。或許這是費薩爾的計謀，是為了進一步掩飾勞倫斯的真正目標，免得讓他的同事們知道；但這位阿拉伯領袖這麼做或許是由於勞倫斯沒有告訴他，真正的目標是什麼。當然，這都僅僅是戰術層面上的欺騙，是由於戰爭的緊急情況而不得已為之，但這意味著領導的最終職責和負擔——更不必說可能的失敗，及其給勞倫斯身邊的人招來的大災難——將完全落在勞倫斯一個人的肩上。
讓他的負擔更加沉重的是，在未來要做更大範圍的欺騙：協約國打算背叛阿拉伯人。似乎是在從沃季赫出發前會見馬克·賽克斯的時候，勞倫斯才完全理解協約國的兩面三刀。在他北上的旅途中，這顯然讓他有了沉重的心理負擔。勞倫斯當然更不可能將這個秘密吐露給同行的旅伴們，而且看到部落代表們潮水般湧向瓦迪西爾漢、加入阿拉伯獨立鬥爭時，他的內疚難以承受。
「他們把我看作英國政府的自由代理人，」他寫道，「要求我對英國政府的書面諾言予以認可和支援。所以我不得不加入英國政府的密謀，儘可能地去安撫阿拉伯人，讓他們相信自己一定會得到報償。」這個角色讓勞倫斯感到「持久的、痛苦的羞愧難當」，「因為從一開始就很明顯，如果我們贏得了戰爭，這些諾言就只是廢紙，如果我是阿拉伯人的誠實的顧問，就應當勸他們各自回家，不要為這種事情拿自己的性命冒險」。
但勞倫斯當然不能這麼做。他的選擇是讓自己遠離令他羞愧的場景。「在這裡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在6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打算北上，罷手拉倒。」
「罷手拉倒」這個短語很有意思，因為勞倫斯現在的想法是北上進入土耳其人控制下的敘利亞，這樣的旅途將險象環生，幾乎是自殺。在《智慧的七柱》中，他努力為自己的這個決定解釋，說他是想去北方「瞭解民意，調查情況，為確定計劃打基礎。我對敘利亞的一般知識相當不錯，對有些地方非常熟悉，但我感到，再看它一眼，能讓我從十字軍東征歷史中學到的戰略地理知識更加精確適用」。
他此次冒險中隱藏著一線微薄的希望，即如果能在敘利亞內地煽動阿拉伯起義，或許還能挫敗法國的帝國主義企圖。但與這個希望相對應的是更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敘利亞人發動起義後，不得不為一項註定要失敗的事業而奮鬥和死亡。
從勞倫斯在筆記本邊角上寫給吉爾伯特·克萊頓的訊息可以看出他對局勢的悲痛。「克萊頓，我已決定獨自去大馬士革，希望能在途中死掉。拜託在事態進一步發展之前讓事情停止。我們欺騙了他們，讓他們為我們流血犧牲。我無法忍受。」勞倫斯估計，如果他在行動中死去，這個筆記本一定會最終被送到英國人手中，於是將它留在瓦迪西爾漢，只帶了兩名嚮導，起程北上。
這或許是他在整個戰爭期間最為勇敢大膽的業績，他在敵境之內迂迴400英里，抵達了黎巴嫩邊境和大馬士革郊區。這項業績為他贏得了英國最高階軍事榮譽——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提名，但也將是勞倫斯一生中最神秘、被記錄最少的一個插曲。他是有意為之。他對此次長途遊歷只寫了一份報告，發給開羅的上級，只有4頁。《智慧的七柱》長達650頁，而且散佈著極其詳盡的、研究默默無聞的沙漠盆地中植物與地質特徵的專題論文，卻只用了幾個段落來描寫勞倫斯的此次北方之旅，並且加以嘲諷：「動機低下，成績匱乏。」
關於他的這次旅行，我們知道的是，勞倫斯多次秘密會見了阿拉伯起義的潛在盟友——部落領袖和城市中的民族主義者，但每一次對方都是猶豫不決。這是游擊戰的經典難題：費薩爾的起義軍要北上進入敘利亞就需要當地人的支援，但當地人沒有起義軍的援助和武裝支援是不敢揭竿而起的。面對這個難題，以及如果不能妥善予以解決將會造成怎樣嚴重的後果，勞倫斯愈發真切地感到了英國政府和他自己對阿拉伯人的欺騙造成的負擔。
從政治和個人的角度上看，勞倫斯在此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在旅程末期，在阿茲拉克（敘利亞東南部的一個沙漠綠洲）逗留，面見埃米爾努裡·沙拉昂。奧達·阿布·塔伊花了好幾周時間請求沙拉昂允許霍威塔族人在瓦迪西爾漢集結，這也印證了沙拉昂在該地區的崇高地位。甚至在阿拉伯起義爆發之前，侯賽因國王就派遣了許多使節去拜見沙拉昂，希望將他和他實力強大的盧阿拉部落爭取到起義軍這邊來。但埃米爾沙拉昂一直顧左右而言他，大打擦邊球，暗示說自己或許很快就會加入起義，但又退回到奧斯曼政府那邊。但讓沙拉昂如此重要的不僅僅是他的權威；按照勞倫斯的描述，這位酋長簡直就是死亡的化身：
年事已高、面色鐵青、憔悴不堪，帶著一種灰暗的憂傷和悔恨，臉上唯一的表情就是苦痛的笑容。在他的粗糙睫毛的上方是破敗不堪、呈褶子狀下垂的眼皮。在頭頂的陽光下，兩束紅光閃耀著射入他的眼窩，令兩個眼窩彷彿火坑，這個人就在緩緩燃燒。
或許這些誇張的描述源於努裡·沙拉昂的另外一些特點。這位盧阿拉部落酋長雖然深居沙漠，與世隔絕，但似乎對近兩年來英國向侯賽因和漢志的其他阿拉伯領袖許下的諾言心知肚明。沙拉昂為了考驗勞倫斯，取出了這些互相矛盾的檔案的副本，擺在這位客人面前，問他應當相信哪一份。「我知道，能不能把他爭取過來，取決於我的回答。」勞倫斯記述道，「阿拉伯運動的未來則取決於他。」
勞倫斯建議沙拉昂信任英國的諾言中最新的一個。沙漠酋長似乎對這個回答表示滿意，但這給勞倫斯負疚的內心增加了新的負擔。
會見沙拉昂之後，勞倫斯返回瓦迪西爾漢，與等待在那裡的夥伴們會合，並下了鐵的決心，一定要迫使英國政府信守對阿拉伯人的諾言。他的計劃是親自帶領阿拉伯人進入擴大了的敘利亞戰場，征服這片土地，這樣阿拉伯人就能對自己打下的土地提出權利主張，破壞法國的帝國主義圖謀。「換言之，」勞倫斯寫道，「我看到沒有其他領導人有這樣的意志和權力，於是自作主張，要在這些戰役中活下來，不僅要在戰場上打敗土耳其人，還要在會議室裡打敗我的祖國和它的盟國。」
他承認，自己的想法「是非常狂妄自負的」。
這一年6月，在敘利亞活動的西方情報人員不僅僅是勞倫斯一個人。事實上，在他北上的勇敢冒險途中，他有一次離自己的宿敵庫爾特·普呂弗只有3英里之遙。
普呂弗於3月從德國返回中東後，就一直在君士坦丁堡的情報局總部俯身案牘，很少離開這相對舒適的環境。馬克斯·馮·奧本海默設想的讓德國政府與工業界通力合作的宏偉計劃已經基本上宣告泡湯，因為德國商人都不願意在這樣一個越來越貧困和四分五裂的地方投資。普呂弗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安排出版一批新的親德宣傳小冊子，但柏林卻以印刷成本和頑固的土耳其政府審查者製造的障礙這類瑣事來困擾他。
5月中旬，他決定打破這種沉悶無聊的日常工作，去視察他和奧本海默前一年在敘利亞各地建立的德國宣傳中心和圖書館。就是這些實地考察讓普呂弗成為一名優秀的情報人員，他能夠從中獲得第一手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往往與送到他辦公桌上的報喜不報憂的公報和電文互相矛盾。儘管如此，這次出行還是令他大吃一驚。
正如戰爭中經常發生的那樣，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到1917年春季，外界對奧斯曼帝國境內事務的瞭解比帝國的居民更清楚。外界的資訊來源主要是在這年4月美國與土耳其斷交後撤離崗位的美國領事館官員們。這些官員在瑞士、華盛頓和倫敦報告稱，奧斯曼帝國境內已有數十萬平民因疾病或饑饉而死亡，大片領土處於近乎公開的叛亂中，軍隊的逃兵率達到25%、30%，甚至40%。這些新近離開奧斯曼帝國的美國官員中較為敏銳的人還指出，土耳其和德國部隊之間存在摩擦，雙方互相敵視，有時發生暴力事件；廣大平民百姓對戰爭漠不關心，最熱切的希望就是讓戰爭趕緊結束，日子能好過一點。
當然，普呂弗在君士坦丁堡也看到了一些苗頭。他讀到的報告或許對實情輕描淡寫，但也講到糧食短缺、疫病肆虐，而且土耳其軍民都鬥志渙散。但普呂弗於5月21日在海德爾帕夏車站登上通往內陸的列車時，卻完全想不到，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哀鴻遍野。從普呂弗的角度，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本人在旅途中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曾經有過的專門為他準備的舒適車廂和招待他的官方宴會都是過去時了。儘管他是在中東最重要的德國官員之一，卻只能搭乘人滿為患、破破爛爛的火車，而且火車經常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就被轉到側線上，一停就是幾個小時，甚至幾天，他就只能住在髒亂不堪、滿是跳蚤的小客棧裡。在兩個月的旅途中，他用鉛筆草草地寫下了零星日記，幾乎全都是一連串怨言。
讓普呂弗更加痛苦的是，他的間歇性牙痛越來越嚴重，最後整個顎部都發炎了，這是他四周的破敗慘景的一個突出例子。一位牙醫的推測診斷是，他患上了壞血病，這種疾病是簡單的維生素c缺乏引起的，當時在敘利亞非常猖獗。直到兩年前，敘利亞還是世界上種植柑橘最多的地區之一，但由於長期缺失煤炭，大多數果樹都被砍下，當作火車頭的燃料。
庫爾特·普呂弗雖然目睹了這一切，卻就是不肯理解它意味著什麼。他在給柏林的高階外交官的報告中稱，他和馬克斯·奧本海默共同的泛伊斯蘭聖戰夢想之所以未能鼓舞穆斯林群眾，主要原因是溝通不暢。「集中描寫敵人暴行的歇斯底里的宣傳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寫道，「土耳其帝國的各民族並不傻，他們知道自己身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普呂弗儘管提出了一些批評，但他的洞見中卻有一種自我欺騙的元素。所以他看不到，他旅行經過的土地的裂縫已經在他周圍綻裂了。他經常寫道，敘利亞阿拉伯人怯懦無能，不敢反抗土耳其人，他在此次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也沒讓他改變觀點。6月3日，普呂弗在大馬士革的時候，勞倫斯就在僅僅3英里外的一個村莊內，與一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密談如何將阿拉伯起義擴充套件到敘利亞首府。普呂弗對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者更加不屑，說他們溫順馴良、易於駕馭。6月12日，這位德國特工主管逗留在巴勒斯坦的扎馬林村，這裡離濟赫龍雅各布的猶太人定居點——nili間諜網的中樞——只有1英里遠。
薩拉·亞倫森在4月中旬前往開羅的旅行原計劃只會短暫停留，與兄長見面，一同商討如何在未來幾個月內協調nili間諜網的活動。「馬納傑姆」號下一次出航的時候，薩拉將和她的主要副手約瑟夫·利申斯基一起乘船溜回阿特利特，繼續開展情報工作。但發生了一系列倒霉的事情——兩次航行被取消，薩拉患瘧疾住院兩週——於是她和利申斯基能不能回得去就成了問題。5月底，兩人又回到了在埃及的出發點。
這些耽擱讓亞倫·亞倫森頗為沮喪——他原本沒打算讓約瑟夫·利申斯基離開阿特利特，現在他和薩拉都不在，間諜網肯定要瓦解了——但亞倫森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他是個不合群的人，所以很喜歡有妹妹在開羅陪伴自己，並且在與英國官僚體制的鬥爭中越來越依賴妹妹穩健明智的意見。他現在決定，讓她返回阿特利特就太殘酷了。「我看沒有必要，」他在5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因為最寶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但要說服意志如鋼鐵一般的薩拉·亞倫森留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開口提起時，她當即做出了堅定不移的反應：不管怎麼樣，她一定要回巴勒斯坦。農學家換了一種策略。薩拉在開羅期間，熟識了許多和哥哥打交道的英國軍官，他們對這個在巴勒斯坦執行危險任務的女人非常仰慕。但同時也有一些秉信老派騎士信條的軍官向亞倫·亞倫森暗示，讓一個女人去面對男人才能承擔的危險，有點不成體統。最堅持表達這種觀點的就是亞倫森之前的聯絡人威廉·埃德蒙茲，於是亞倫森安排讓這位東地中海特別情報局的上尉一天晚上在他和薩拉單獨坐在大陸酒店休閒室時提起此事。
「夫人，」埃德蒙茲語氣僵硬地對薩拉說，「司令部授權我向您表達誠摯的謝意，感謝您為我們做的一切。他們敦促您不要返回巴勒斯坦。埃及為您敞開了大門。您樂意在這裡待多久都可以。您到目前為止做的工作是非常有價值的，而且已經足夠了。」
薩拉·亞倫森感謝了上尉的好意，但立刻就看穿了哥哥的計謀。她轉向哥哥說道：「如果你瞭解我的話，就幫助我回去。如果你不幫忙，我自己也能想辦法回去。」
6月15日，間諜船「馬納傑姆」號再次起航。這一次它順利抵達阿特利特，薩拉·亞倫森和約瑟夫·利申斯基上了岸。亞倫·亞倫森得知此事之後，心情非常複雜，既舒了一口氣，又感到懊悔。後來的事實證明，懊悔是對的，因為他再也不會見到自己的妹妹或者利申斯基了。奧達和勞倫斯騎著迅捷的競速駱駝，在大部隊前頭去檢視貝爾的水井。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在前三週內在瓦迪西爾漢艱苦地集結起來的作戰部隊：約500名部落戰士，大多來自霍威塔部落，準備好了要狠揍土耳其主子一頓。兩天前，也就是6月18日，全體人員離開瓦迪西爾漢的時候，無不鬥志昂揚。
正因為此，奧達和勞倫斯在貝爾的發現令人垂頭喪氣。這座綠洲的全部三座水井都在前不久被土耳其人炸燬，只剩下瓦礫堆和仍然冒煙的廢木料。幸運的是，一段距離之外的第四座水井安然無恙，因為土耳其人在這裡安放的炸藥沒有爆炸，所以起義軍有足夠的水給人畜飲用。但這也是一個糟糕的訊號：土耳其人在追蹤他們。
雖然這麼說和人的直覺相悖，但沙漠其實是很難隱藏自己蹤跡的地方。旅行者固守沿著水源路徑行進的觀念，穿越沙漠很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走，很少有岔路可供選擇，而且其他人也在不斷運動。到6月的第三週，敘利亞東南部的很多部落已經聽說起義軍在瓦迪西爾漢集結，土耳其人一定也得到了風聲。土耳其人炸燬了瓦迪西爾漢以西的第一個主要水源——貝爾的水井，就是為了在敵人起程之前切斷其去路。
雖然土耳其人的陰謀沒有得逞，起義軍和他們的牲畜有足夠的水在貝爾生存下去，但這讓他們對下一段路程產生了極大的憂慮。貝爾以西70英里處就是十字路口城鎮馬安，漢志鐵路在此經過，令它成為整個地區的戰略樞紐。勞倫斯的計劃是在有重兵把守的馬安以南繞過，繼續西進奔赴亞喀巴，但這個計劃依賴在傑弗（馬安東南方25英里處的一系列沙漠水井）找到水。問題是，馬安的土耳其人猜到起義軍的目的地是亞喀巴之後——在這個階段，「最不懂軍事的老百姓也能看得出這一點」——就可以在起義軍抵達傑弗很久以前就將它的水井摧毀。
因此關鍵在於設計出一個幌子來，迷惑住土耳其人，讓他們無法判斷起義軍的當前位置和他們的目的地。於是起義軍從貝爾派出使節到各個地區性部落，散播起義軍還在瓦迪西爾漢編組的訊息；肯定至少有一個部落會將這個「情報」轉達給土耳其人，向其邀寵。同時，還派出小隊戰士到各地區進行騷擾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