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克萊頓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也在考慮自己去做一個小小的實地考察。9月1日，他離開開羅，抵達了亞喀巴。這是他第一次親臨這條耗費了他一年多心血的前線。
與往常一樣，將軍的到訪似乎還有秘密的計劃。一個多月前，他從倫敦的馬克·賽克斯那裡收到了一封信。在勞倫斯前不久在開羅期間——在8月的第二週，兩人每天都在阿拉伯局打交道，但克萊頓感到沒有必要將這封信與下屬分享。但出於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這次他把信帶到了亞喀巴。
這年夏天，賽克斯結束在中東的停留，返回倫敦時，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令協約國領導人震驚和沮喪的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說法「民主需要一個安全的世界」並非僅僅是偽善的言辭；美國干預歐戰的條件是，被壓迫的民族應當有民族自決的權力，政府間錯綜複雜的秘密協定也要被廢除——換句話說，就是帝國主義時代開始落幕。英法兩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兩國在三年的戰爭中已經損失約500萬人，甚至在兩國首都的先前貪得無厭的政客們也開始努力學習「非吞併」和「自治」這些陌生詞語。
在轉這個180°大彎時，很少有人比馬克·賽克斯更靈巧熟練。在令人咂舌的極短時間內，這位政客已經把自己重新打造成開明豁達的后帝國主義時代政治家、民族自決的捍衛者。賽克斯現在的觀點是，英法在中東的最佳選擇是徹底擯棄所有的帝國主義權利主張，因為，正如他在7月22日給吉爾伯特·克萊頓的信中說的那樣，「殖民主義是瘋狂之事」。在他的設想裡，取代殖民主義的將是一種政治上的社交禮儀精修學校，由西方列強管理；中東的無知矇昧民族可以在這裡學習西方價值觀和體制，然後過上幸福的生活。這些話居然出自現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協議的始作俑者之一，很多人或許會感到不和諧，但賽克斯有個好用的解決辦法。他在7月中旬建議戰時內閣今後不再使用「賽克斯—皮科協定」的說法，而改用「英國—法國—阿拉伯協定」。
賽克斯就這麼搖身一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買他的賬。外交部領導層漸漸達成了一種共識，即英國在《賽克斯—皮科協定》中吃了虧，於是缺乏監管、自行其是地炮製此項協定的賽克斯自然受到了責怪。戰時內閣成員喬治·寇松評論道：「賽克斯似乎是這樣想的，消除別人對自己的懷疑的辦法就是認可對方說的話，被問起的時候就放棄我們自己的主張。」賽克斯和皮科在5月與侯賽因國王締結的所謂協議一直都有爭議，再加上他是雅法遭洗劫故事傳播的主要推動者，而很多人現在認為這個故事是個幕後陰謀，目的就是推動政府完全支援猶太復國主義者陣營。這一切都讓賽克斯受到的信任大大縮水。7月初，外交部政務次官阿瑟·尼克爾森決定為戰時內閣查明，政府在過去兩年裡在中東究竟做出了多少承諾，這些承諾與對侯賽因國王許下的諾言又是否會互相矛盾。於是一個關鍵時刻出現了。尼克爾森就差沒有直截了當地說賽克斯是個騙人精了：「較難確定外交部的檔案是否代表真正發生的全部事實。」尼克爾森敦促「繼續調查此事之前，應請馬克·賽克斯爵士發表意見，因為只有他一個人能夠權威地判斷，對我們對侯賽因的承諾的逃避或者修改會在多大程度上遭到阿拉伯人的怨恨」。
面對這樣的批評，賽克斯暴躁地為自己辯護。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麻煩全都歸咎於一位英國下級軍官：勞倫斯上尉。在7月20日寫給外交大臣貝爾福的秘書的信中，賽克斯顧影自憐地將自己在中東事務中的兩年辛勤勞作描繪為得不到感激的自我犧牲。「目前為止，工作還是相當成功的，但您知道，我必須要與許多困難做鬥爭：英法兩國過去的偏見、因循守舊頭腦的互相懷疑和感情脆弱、布雷蒙的反英政策，以及勞倫斯的反法態度。」
但賽克斯對勞倫斯的集中攻擊或許也不是那麼奇怪。很少有人能夠完全理解賽克斯在中東編織的互相矛盾、半真半假的謊言，但其中大多數人——像吉爾伯特·克萊頓和雷金納德·溫蓋特那樣的人，都是體制的忠僕，不會與賽克斯徹底撕破臉皮。如果事態爆發，他們不會向別人吐露自己的抱怨，而是尋找辦法來渡過難關。而勞倫斯不是那樣忠於體制的人，他如果有機會，會毫不猶豫地羞辱賽克斯，而在他在亞喀巴的勝利之後，他這樣做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而且，勞倫斯現在有能力對賽克斯花了兩年時間建立起來的外交框架造成嚴重破壞。賽克斯的外交框架固然不完美，但能夠保護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而讓各方都不至於空手而歸。現在，勞倫斯與艾倫比結成了事實上的軍事同盟，而且他一直決心要將敘利亞從法國手中奪走，於是這個小小的上尉突然間從麻煩角色變成了嚴重的威脅。賽克斯在7月22日給克萊頓的信顯然就是為了用阿諛奉承和稍微掩飾的屈尊俯就來消除這個威脅。克萊頓把這封信帶到了亞喀巴，拿給勞倫斯看。
「勞倫斯的行動居功至偉，我希望他能獲得騎士爵位，」賽克斯是在說攻克亞喀巴的事情，「告訴他，現在他已經是個偉人了，必須得有偉人的樣子，眼界要開闊。阿拉伯人再接受協約國十年的教導，就能成為一個國家。如果現在就給他們獨立，意味著他們會被波斯人控制、蒙受貧困和混亂。讓他考慮考慮這一點，想一想他為之奮鬥的人民。」
勞倫斯知道賽克斯過去的陰謀詭計，再加上前不久還在開羅與亞倫森大吵了一番，所以他實在無法忍受這封信居高臨下的口吻。或許這還觸及了他的自尊心；勞倫斯就算還不是「偉人」，也肯定是個獨立自主的人，絕不願意被馬克·賽克斯頤指氣使。他給賽克斯寫了一封長達7頁紙的信，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假裝是誠懇地請求賽克斯賜教，其實是有條不紊地對他的每一個計劃做了審視，揭穿了它們的嚴重缺陷：「您對猶太復國主義者許了什麼願？他們的計劃又是什麼？我在開羅見到了亞倫森，他當即說，猶太人希望獲得從加沙到海法的整個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後在裡面搞自治。他們是要以公道的價格買下這些土地，還是要低價強買，將當地人驅逐出境？……猶太人打算把阿拉伯農民全部趕走，還是將他們轉變為按天付酬的勞工階層？」
然後他轉向了法國人「援助」阿拉伯人開發敘利亞的事情，賽克斯在吉達曾嘗試向侯賽因兜售這個謊言。「阿拉伯人有能力在沒有法國人援助的情況下將起義擴充套件至敘利亞全境，因此不願意付出了代價卻只是為了將來被居高臨下地通知情況……假以時日，加上我們的持續幫助，謝里夫一定會成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不要過分誇大我們向他提供的騾子和彈藥的價值；運籌帷幄和實際行動都是靠他自己）佔據我們分配給由外國人擔任顧問的‘獨立敘利亞’的土地，也能夠守住這個成果，而不需要外國人強加的顧問。他不僅會佔據這些土地，還會佔據那些《賽克斯—皮科協定》沒有分配給阿拉伯國家的土地。他對這些土地的權利主張是非常強有力的，因為他可以領導當地人來征服它們，英法兩大強國能怎麼辦？」
在信的末尾，勞倫斯改用了比較緩和的口吻，承認「我們或許不得不出賣小夥伴，來報答大朋友」的政治現實，但指出，與賽克斯永遠的喜訊相反，「我們現在處境艱難。請告訴我，依照您的高見，我們如何找到出路？」
這封信或許是對賽克斯在中東活動的最嚴厲抨擊，但這位政客永遠不會讀到它。9月7日，克萊頓已經結束在亞喀巴的訪問並返回開羅，勞倫斯將這封信發給克萊頓的辦公室，請他繼續轉發至倫敦。但克萊頓讀了信之後，決定扣押不發。他在一封簡訊中向勞倫斯記述道，他不希望給賽克斯任何「或許能夠刺激他活動起來」的東西，尤其是越來越受到批評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漸漸被人遺忘了。「它事實上已經死了，」克萊頓寫道，「如果我們安靜地等待，它很快就會徹底被遺忘。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可行的計劃，現在幾乎已經是沒有生命的紀念碑。」
吉爾伯特·克萊頓的這個判斷大錯特錯，但勞倫斯沒有辦法和他爭執。克萊頓的信發出的時候，勞倫斯已經起程前往內陸，參加針對土耳其人的新一輪攻勢。他常常不能及時收到克萊頓的信已經是家常便飯。
9月7日，威廉·耶魯住進了倫敦的薩沃伊飯店，發現前廳裡滿是「濃妝豔抹的女士」走來走去，感到有些不對勁。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哀傷地寫道，這家曾經歷史悠久的一度非常高檔的飯店如今「完全成了幽會的場所」。
但新教徒一般拘謹的耶魯沒有多少時間來考慮周邊環境的下流，因為他在倫敦會非常忙碌。利蘭·哈里森給美國大使的電報非常有用，新任特工很快和參與中東事務的許多英國高官取得了聯絡。在這些會見中，耶魯受寵若驚地發現，自己的敘利亞報告被讚譽為源自敵境這個關鍵角落的最入木三分的檔案，在英國政界和軍界最高領導層傳播，並且得到研讀。許多情報單位都派人來聽取他的報告，他很高興盡可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細節。
但很快，耶魯就不再努力去了解中東局勢的更多情況——根據他的經驗，他知道在開羅才最有可能得到真正有用的資訊——而是將注意力轉移到中東局勢的一個特殊方面：英國政府越來越多地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團體眉來眼去。
英國報紙上流傳著一個特別的故事，說有一位不知姓名的猶太化學家向政府提供了關於生產炸藥的「某些秘密」。這讓耶魯非常感興趣。耶魯在9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據說，有人問這位猶太化學家希望得到什麼樣的報償時，他說他自己沒有什麼意願，但作為一個猶太人，希望協約國在和平會議上能夠特別考慮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問題。」報紙上說，英國政府已經秘密地答應了科學家的這個請求。
耶魯雖然還不知道這位化學家的名字——當然就是哈伊姆·魏茨曼，但讓他感到有趣的是，英國政府沒有做任何努力來公開否認或者壓制這種傳聞，這說明它很有可能是真的。在倫敦的隨後一週內，新任美國特工向許多官員打探訊息，詢問英國政府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政策，得到的回答卻互相矛盾。
耶魯的結論是，原因之一或許在於，英國猶太人對希望得到怎樣的安排並沒有一致意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中有些人主張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有些人僅僅要求增加移民能夠得到保障；而一些反對復國主義的猶太領導人則強烈譴責復國主義運動，認為它是將猶太人邊緣化的一個危險的新工具，反猶主義者會利用它來質疑猶太人對其出生國的忠誠。耶魯努力理清這個爭端，在他看來，英國政府顯然在考慮與猶太人和巴勒斯坦有關的某種建議，但具體是什麼建議，尚不明確。
兩週之後，耶魯感到自己在倫敦的情報蒐集工作已經完成，急於前往開羅。但他首先要去巴黎，因為他很想與一位最近非常有名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交談，此人前不久才從開羅來到法國。他就是亞倫·亞倫森。這是關於阿拉伯半島之戰的一個經久不衰的神話：這是一場「乾淨的」戰爭，阿拉伯戰士們在忍受幾個世紀的壓迫之後，終於揭竿而起，為自由而戰；這些戰士勇敢地從沙丘上衝殺而下，襲擊倒霉的殘酷壓迫者。
與攻擊勞倫斯的那些人的指控相反，他在這個神話的製造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其實非常小。它其實主要源於戰後頹唐心碎的公眾的一種需求：在如此醜惡的戰爭中，尋找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光輝偉大。西線沒有多少材料可資利用，那裡有成千上萬人灰飛煙滅、被炮火炸成齏粉，或者被永遠埋葬在爛泥下。作為對比，阿拉伯半島卻到處是身披長袍的武士、衝鋒的駱駝、招展的旌旗，在不光彩的殘殺中卻是一場華麗的中世紀盛典。在另一場甚至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戰中，這種浪漫形象和人們對它的需求都減弱了，但1962年大衛·利恩的電影為新一代人復甦了這種浪漫情懷。
勞倫斯對戰爭文學的最大貢獻在於，儘管他公開支援阿拉伯人的事業，但對真相的忠實迫使他努力去記錄事實。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確指出，很多阿拉伯人參加戰鬥固然是出於擺脫土耳其人的真誠願望，但英國黃金和豐富戰利品的誘惑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這種願望。在戰場上，起義軍的敵人不僅有土耳其人，還有其他阿拉伯人：沒有分享到英國黃金的部落戰士，或者那些被土耳其人收買的人；與起義軍的部落有宿怨血仇的氏族；或者獨立尋找戰利品的僱傭兵。
而且這個戰場與公眾的想象也相差甚遠。在人們的想象中，阿拉伯和敘利亞沙漠就是如詩如畫的綿延沙丘，但事實上，這些地區的大部分沙漠都是荒涼悲悽的碎石戈壁和光禿禿的石頭山，在很多方面類似於美國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的一些不是那麼美麗的角落。在穿越這些地區時，勞倫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們賴以生存的食物是羊肉、駱駝肉，運氣好的話有面包吃，運氣不好就只能吃生面粉。他們喝的水來自含鹽的泉水，或者長滿水藻的池塘，或者被土耳其人用腐爛的動物死屍汙染的水井。要避開正午熾熱的陽光，躲到陰涼處就不得不面對全世界沙漠都有的那種奇怪而殘酷的現象：大群狠狠叮人的黑蒼蠅。
在條件如此惡劣的環境中，雙方的重傷員都往往會被丟下等死，幸運的人會被一槍擊斃，以避免痛苦。如果勝利者願意將俘虜帶走的話，勝利者吃完之後，俘虜才能去吃殘羹剩飯，因此往往大批地飢渴而死。而且與西線的界限分明的死亡地帶相反，阿拉伯戰場中的戰鬥人員和平民互相混雜，無辜的人往往會突然陷入子彈和刀刃的血雨腥風。
9月19日下午早些時候，十節車皮的列車從南面繞過了路彎。勞倫斯等待列車的第二節機車開上短橋，然後引爆了50磅的葛裡炸藥。黑煙當即騰空而起，躥到100英尺高，然後向兩邊擴散，至少也有100英尺遠。爆炸聲和金屬斷裂的噼啪聲平息之後是一個短暫的詭異的平靜瞬間。然後殘殺開始了。
除了他打算沿途招募的阿拉伯戰士之外，勞倫斯還從亞喀巴帶來了兩名西方軍官——一個是英國人，綽號是「斯托克斯」，因為他攜帶著一門斯托克斯迫擊炮；另外一個人是澳大利亞人，綽號是「劉易斯」，因為他負責兩挺劉易斯機槍。他們在戰鬥打響前將武器安置在離橋樑僅300碼的一處崎嶇的巖架上，準備就緒。黑煙散去之後，起義軍發現，只有火車頭和最前面一節車廂從坍塌的橋上墜入涵洞，剩下的七節車廂都一動不動地停在鐵軌上。成排的土耳其士兵坐在這些車廂頂上，他們被劉易斯機槍掃倒在地，「像成捆的棉花一樣被掃倒」。
一些土耳其人從最初的震驚中回過神來，跑向橋下涵洞的相對安全處。斯托克斯向他們發射的第一發迫擊炮彈偏離目標較遠。他調整了迫擊炮的升降螺桿，第二發炮彈恰好落在了敵人當中。勞倫斯在正式報告中寫道，突然爆發的殘殺令倖存者方寸大亂，「恐慌地奔向鐵路線東北方200碼處的崎嶇地帶。在他們逃跑過程中，劉易斯機槍打死了很多人，只剩下大約20人」。
土耳其人的抵抗迅速瓦解，阿拉伯戰士們——只有100多人——猛衝上去開始搶奪戰利品。勞倫斯急於檢視火車頭受到的破壞程度，從他的掩蔽處跑下來，加入人群。
跑到火車前，他發現車上除了運載士兵，有幾節車廂搭乘的是平民。其中有些人是返回大馬士革的土耳其軍官家屬，但其他人就是普通的難民。「一邊站著30或40個歇斯底里的婦女，」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記述道，「解開頭巾、撕扯自己的衣服和頭髮，神志不清地哭喊著。阿拉伯人對她們置之不理，繼續搗毀她們的家居物品，搶了個盆滿缽滿。」這些女人看到勞倫斯，懇求他開恩。她們的丈夫們也上來求情，「緊緊抱住我的腳，因為害怕當場死亡而痛苦萬分。土耳其人如此頹唐悽慘，真是醜惡的景象。我用光腳儘可能踢開他們，終於擺脫了。」
在前去檢視火車頭的路上，勞倫斯還檢查了翻入山溝的那節車廂。他發現這是一節醫療車廂，傷病員原先都躺在擔架上，但現在車廂翻了個底朝天，所有人堆在一起，血肉模糊。「其中還活著的一個人精神錯亂地喊著‘斑疹傷寒！’。於是我用楔子把門卡死，把他們留在了那裡。」
車上還有一群奧地利軍事顧問，他們「平靜地用土耳其語向我投降」。勞倫斯對他們的幫助只是稍微多一點。勞倫斯打算完成爆破工作，於是讓幾名阿拉伯戰士看押他們。片刻之後，由於某種爭吵，奧地利人大多被打死，「只剩下兩三人」。
勞倫斯在正式報告中估計，在穆多瓦拉以南的這次戰鬥中，有約70個土耳其人死亡，代價是一名阿拉伯戰士。他哀嘆說，在一片混亂中，他匆匆去破壞第一節火車頭，但是擔心它或許還能修復。「當時的條件不允許徹底爆破。」他在報告中沒有提及有平民死亡，但在戰鬥最初的幾分鐘內，彈雨射進了沒有裝甲的列車，平民死亡數字一定相當高。另外，有90名土耳其士兵被俘，但最終被押解到亞喀巴的只有68人，他也沒有對此做出解釋。
對大多數經歷戰鬥的人來說，它都會引發互相矛盾的感情的鬥爭：對戰鬥的殘酷感到恐懼，但又感到極大的刺激。由於軍隊中的吹牛皮和比拼勇氣，軍人或許比平民更難調和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感情，軍人也更有可能向平民坦白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複雜感情——如果坦白直率還有可能的話。
勞倫斯從穆多瓦拉返回亞喀巴之後，給一位軍中同袍沃爾特·斯特林寫了封信。在信中，他興致勃勃地詳細描述了這次襲擊火車的戰鬥，提及了斯托克斯迫擊炮一下子打死12個土耳其人的「美妙的射擊」，以及他分得的戰利品是「一張特別美麗的紅色俾路支祈禱跪毯」。他繼續寫道：「但願我已經把其中樂趣都描繪出來了。唯一的遺憾是，鼓舞阿拉伯人要花很大力氣，以及戰鬥期間不得不瘋狂奔跑。這是最外行的、水牛比爾式的襲擊，只有貝都因人能把這種事幹好。」
前一天，也就是9月24日，勞倫斯寫信給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館的老友愛德華·利茲，口吻卻迥然不同：「我希望噩夢結束之後，我能夠醒來，重新活過來。殺人，殺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我最後衝進去，看到他們全都血肉橫飛地躺在地上，很多人還活著，我知道自己已經幹過這種事情幾百次，如果可以的話，還要再幹幾百次。」
勞倫斯現在已經開始感到難以對付精神上的創傷，以後的情況會越來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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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比爾，即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爾」·科迪（1846—1917），美國軍人、野牛獵人、邊疆拓荒者和馬戲表演者。美國西部開拓時期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有「白人西部經驗的萬花筒」之稱，他組織的牛仔主題的表演也非常有名。據說他曾在18個月內獵殺4280頭野牛（民間稱為水牛），因此得到「水牛比爾」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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