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時刻是個異常現象。因為魏茨曼在巴勒斯坦的使命非常敏感，不容許出現不和諧的聲音，而亞倫森絕不是個馴順怯懦的人。委員會的一位成員將亞倫森拉到一邊，敦促他與一個定居點代表團握手言和，這位科學家傲慢地說：「和他們握手意味著和我憎惡鄙視的人建立關係。如果我的態度不夠謹慎，那也罷。」
亞倫森甚至與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爭吵不休，於是魏茨曼漸漸地將農學家愈發向邊緣排擠。有的時候，就連大家站的位置都能體現這一點。在委員會在巴勒斯坦期間的合影中，亞倫森通常站在一側，有時甚至根本沒有出現在合影中。到4月底，他已經與委員會分道揚鑣，自己去做自己的一項事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委員會的巴勒斯坦之旅的最觸手可及的成果就是亞倫森的貢獻，因為到5月底，亞倫森已經完成了巴勒斯坦南部農業發展的一份重要藍圖。在他轉交給阿拉伯局的溫德姆·迪茲的檔案和地圖中，包含了一份建議書，建議儘快對大約25萬英畝的荒地和「皇室土地」（被土耳其政府控制）進行耕種，以緩解持續不減的戰時糧食短缺問題。根據亞倫森的計劃，這項工程將由英國軍方控制，由猶太定居者提供勞動力，由猶太復國主義銀行提供資金。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承諾提供至少50萬英鎊。計劃實施之後，糧食將被提供給貧困人口，阿拉伯人也能從巴勒斯坦增長的猶太人口中得益，而良好生活的前景也會吸引更多猶太人到巴勒斯坦。
當然，軍管結束之後（或許需要四五年時間），這25萬英畝的土地所有權將被交給猶太復國主義者。吉爾伯特·克萊頓向外交部表達了對亞倫森計劃的支援，並指出：「對一個群體的小小善意，很容易藉助給其他群體的類似特權來平衡，因此在正常的管理過程中，可以取得循序漸進的進展，而不至於造成摩擦和不滿。」
儘管亞倫森的土地開發計劃貢獻頗大，他在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仍然是被排擠的物件，而委員會的英國贊助人自然也採取同樣的態度。5月底，艾倫比將軍在耶路撒冷舉辦盛宴，為即將離開的委員會餞行，唯一沒有受到邀請的委員會成員就是亞倫·亞倫森。
為了繞開自己不認可的命令，勞倫斯常常動用維多利亞時代文學中的一個老把戲：訊息在傳遞過程中丟失，或者沒有及時送抵。然而，英國當局努力迫使阿拉伯起義領袖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和解的時候，勞倫斯沒法使用這個計謀；在這個領域，勞倫斯只能在邊緣上搞一些遲滯或阻礙動作。1918年2月，吉爾伯特·克萊頓命令勞倫斯敦促費薩爾與猶太人和解，勞倫斯的回答是，他希望在近期安排費薩爾訪問耶路撒冷，「那裡的所有猶太人都會待之以禮。這或許就能達到你的所有目的，而不需要做出公開承諾，因為那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一個小小的陸軍少校居然放肆地告訴一位準將，後者的目的是什麼，而他在幫助上級達成目的時有哪些侷限，這在1918年和在今天一樣不可接受，但克萊頓顯然是平靜地接受了勞倫斯的答覆；他肯定是認為，勞倫斯對他的命令固然只是部分服從，也比完全置之不理要好，因為英國軍方找不到第二個人擁有勞倫斯對費薩爾的那種影響力。
5月，克萊頓又提起此事時，勞倫斯改換了策略。有鑑於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委員會一直受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牴觸和反對，魏茨曼建議讓他與費薩爾會晤。在巴勒斯坦的英國領導層滿心歡喜地支援這個想法，於是克萊頓在5月22日向身在亞喀巴的勞倫斯發電報，徵求他的意見。「你建議如何安排？」將軍問道，「我認為開會時你應當在場……請儘快告知你對上述各點的意見。」
勞倫斯肯定收到了這份電報，因為他在第二天還在亞喀巴，但沒有他回覆的記錄。5月24日，魏茨曼建議的旅行時間表業已確定——他將在5天后乘船前往亞喀巴，於是克萊頓又發了一份秘密電報，這一次是從艾倫比的指揮部發給亞喀巴基地總指揮的。「會議將在阿拉伯人的指揮部進行，他們將乘車前往那裡。若方便，請將此電文轉發謝里夫費薩爾和勞倫斯。勞倫斯應出席會議。請速速回復。」
勞倫斯這一次肯定是得到了通知，但他仍然裝聾作啞。5月27日，魏茨曼即將抵達亞喀巴的時候，他又一次動身北上實施偵察，在魏茨曼抵達並離去之前與基地非常「方便」地斷了聯絡。
在他外出期間，費薩爾與英國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會議於6月4日下午召開了。這是一次氣氛融洽友好的會晤，魏茨曼誇張地戴上了阿拉伯頭巾以示好。費薩爾避免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承諾，表示最終的權威屬於他的父親（目前在麥加），而且敘利亞大局未定，現在就談這麼具體的問題為時過早。但魏茨曼對這次會議仍然非常滿意，英國官員們也是如此。克萊頓收到關於此次會議的詳細報告之後向外交部彙報稱：「我認為，此次會議極大地促進了魏茨曼與費薩爾兩人之間的互相同情和理解。雙方都開誠佈公，這樣的直接會晤一定會帶來良好後果。」
勞倫斯不大可能同意這種判斷。他在6月8日，也就是費薩爾—魏茨曼會議的4天之後結束了偵察行動，返回亞喀巴。在他看來，英國人強加的和諧只能助長費薩爾以及侯賽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對手的聲勢。
但他沒有什麼辦法。英國人不會從《貝爾福宣言》退縮。美國人執行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或許能對英國施加壓力，但那要等到和平會議時，美國目前在中東事務中的影響力等於零。至於阿拉伯人獨立作戰的計劃，帝國駱駝騎兵部隊的坐騎還沒有送抵，就算是交付了，還需要時間——勞倫斯估計需要至少兩個月，這些駱駝才能充分適應敘利亞的環境，有能力參加大規模行動。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與土耳其人修好。巧合的是，就在魏茨曼在亞喀巴亮相的兩天之前，費薩爾收到了穆罕默德·傑馬勒將軍的又一封密信。
事實上，費薩爾與土耳其將領的秘密通訊並沒有瞞得過英國高官。早在3月底，一名間諜就向雷金納德·溫蓋特呈交了費薩爾給穆罕默德·傑馬勒的一封信（其中概述了他的談判條件）的副本。「很難說對這番通訊應該重視到什麼程度，」溫蓋特向外交部報告稱，「直接向埃米爾費薩爾詢問他的動機是不妥的……但這證實了我的疑慮，即謝里夫領袖們由於總體的軍事形勢，以及對協約國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政策的懷疑，開始試探土耳其官員關於阿拉伯國家未來地位的意見。」
得知這個訊息的外交部官員們並沒有表現出虛偽的假道學，的確是很了不起。他們指出，畢竟英國正在通過非官方渠道在瑞士與六七名土耳其使節談判，所以如果要指責別人通敵，不太妥當。在馬克·賽克斯的最初建議下，他們著手以君子的方式解除這些威脅：向費薩爾授予一枚勳章。在隨後幾個月內，一群英國高官就在琢磨，什麼樣的表彰足夠讓阿拉伯起義領袖肅然起敬，充分地保障他的忠誠。
奇怪的是，費薩爾最忠實的辯護者之一竟然是吉爾伯特·克萊頓。他匆匆告訴外交部，針對費薩爾的背叛指控完全是出於誤會，費薩爾向穆罕默德·傑馬勒提出的建議事實上是旨在實現戰後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間的和解。儘管如此，克萊頓建議道，倫敦方面應當抓住這個機會，「竭盡全力鞏固阿拉伯人與英國的聯盟」。「竭盡全力」包括承認費薩爾在約旦河以東所有地區的權威，並迫使法國人「釋出正式的宣告」，宣佈放棄對大敘利亞的權利主張。如果我們知道克萊頓對費薩爾的慷慨大度評價的來源，或許他的言論就不顯得奇怪了。克萊頓在給外交部的信中稱，這種解釋——或許還有那一系列建議——是由勞倫斯少校提供的。
在費薩爾與土耳其將領之間的秘密談判中，勞倫斯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史學界始終沒有搞清楚；就像他向費薩爾洩露《賽克斯—皮科協定》內容的時間一樣，勞倫斯在這個問題上似乎也深知自己面臨著非常微妙的法律問題，所以向他早期的傳記作者們提供了非常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他在這些談判中看到了針對英國政府的一件潛在的強大武器，它提醒了英國人，假如他們背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還有別的路可走。「目前，」穆罕默德·傑馬勒在6月2日的信是這樣開始的，「奧斯曼政府，伊斯蘭的最強大的代表，已經戰勝了穆罕默德宗教的頭號敵人。我深信不疑，我邀請先知的最優秀和高尚的後裔（費薩爾）參與到保衛伊斯蘭的事業中，是對先知的尊崇，因為只有保障土耳其軍隊的勝利，所有真正的信士才能過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將軍在信的末尾提議在4天之後與費薩爾會面，「我相信在此次會議中，我們一定能夠滿足所有阿拉伯人的心願」。
費薩爾沒有接受面談的建議，但是回了信。在這封沒有署名的信中，他再一次提出了讓安曼以南所有土耳其軍隊撤走的條件，並建議，未來敘利亞與土耳其的關係可以參照奧地利與匈牙利之間的那種鬆散的邦聯制。這還有些含糊，但費薩爾的其他條件就是斬釘截鐵了：土耳其軍隊中所有阿拉伯士兵將脫離出來，加入阿拉伯軍隊，並且「如果阿拉伯和土耳其軍隊並肩作戰，反對共同敵人，阿拉伯軍隊將由自己的司令官指揮」。這已經不是在談和解了，肯定也不是在談戰後的情況，而是在說阿拉伯與土耳其結成軍事同盟，反對協約國。根據我們掌握的證據，費薩爾從亞喀巴向穆罕默德·傑馬勒發出這個提議的時間至遲是6月10日。在此前的兩天內，勞倫斯來到亞喀巴，與他聚首。直到6月10日，勞倫斯才在亞喀巴港登上「阿瑞圖薩」號，前往開羅與英國軍方高層作進一步協商。
戰略大師的特點就是能夠充分適應不同環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勞倫斯有沒有幫助費薩爾寫給穆罕默德·傑馬勒的那封信，幾天之後，他就去會見了他在亞喀巴迴避的那個人：哈伊姆·魏茨曼。
從各方面的記述來看，這次會談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當然已經知道，他與阿拉伯起義領導人達成諒解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位英國中層軍官。所謂英雄之間惺惺相惜，勞倫斯對這位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本領也非常欽佩：他敏捷地安然通過巴勒斯坦的政治雷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方面相當成功地安撫了阿拉伯人的擔憂，同時又以另一套說辭激起了猶太人的鬥志。這兩位戰略大師很快就達成了一定的共識，絲毫不奇怪。
這種共識植根於互相的依賴。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猶太人顯然需要英國打贏戰爭，這就意味著他們需要支援阿拉伯起義。在和費薩爾會談的時候，魏茨曼就提出動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來支援阿拉伯獨立事業，而在拉姆拉與勞倫斯磋商的時候，魏茨曼說的更具體：這種支援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資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勞倫斯則看到，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戰後的敘利亞或許將扮演一個關鍵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寫的關於同魏茨曼會談的秘密報告中寫道：「費薩爾佔領大敘利亞之後，地主階層、知識分子階層、基督徒和外國勢力就會轉而敵對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處英國控制之下而地位穩固的英美猶太人選擇在這個時機向敘利亞的阿拉伯國家伸出援手……謝里夫費薩爾將不得不接受這種支援。」有了猶太人的幫助，費薩爾就可以「處理掉」國內的反對勢力。更妙的是，由於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法國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費薩爾在對付法國人時將擁有一個天然盟軍。
但那都是未來的事情。在當下，勞倫斯給外交部的建議是，阿拉伯人不應當尋求，更不能接受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援助；也不能給魏茨曼機會去達成他心急火燎的心願：覲見侯賽因國王。
勞倫斯對猶太復國主義問題態度的轉變讓他的上級非常高興，儘管這種轉變的程度有限。不知是出於天真還是深思熟慮的想當然，在該地區過去3個月中與哈伊姆·魏茨曼打過交道的大多數英國官員都買了他的賬，相信了他那令人寬慰的設想：猶太社群在巴勒斯坦與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共同生活，處於政治和經濟的和諧之中。但勞倫斯和魏茨曼一樣都是老謀深算的人，幾乎當場即看破了後者的詭計。他在6月16日的報告中寫道：「魏茨曼博士希望，50年之後猶太人將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而當前的目標則是猶太人在英國幌子之下控制巴勒斯坦。」
勞倫斯唯一的錯誤在於猶太人的時間表。僅僅30年之後，英國的幌子就被拆除，以色列國正式建立，哈伊姆·魏茨曼成為以色列首任總統。
威廉·耶魯在開羅待的時間越長，就越為了兩件事情感到挫敗和惱火。首先，他的政府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中東的事態。從1917年10月底開始，每個星期一他都要向國務院的利蘭·哈里森傳送長篇報告，除了少數簡短電文之外，他沒有得到任何迴音。甚至他在請求指導時——他的報告是不是讓讀者覺得無聊？國務卿是否希望他調查另一個方面？——對方也是沉默不語。
耶魯的第二個挫折是在更個人的層面上，他無法得到英國當局的批准去參觀前線。3月初，勞倫斯與他會面時邀請他去拜訪亞喀巴的阿拉伯起義軍基地，但耶魯的申請在英國官僚機器中有如石沉大海。猶太復國委員會準備首次前往巴勒斯坦作實地考察時，耶魯請求一同前往，卻被吉爾伯特·克萊頓告知，這個計劃「可能有困難」。耶魯甚至提出，自己能夠以美國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前往；但遺憾的是，這個非政府組織不願意為一名美國特工打掩護。雷金納德·溫蓋特耐心地向美國大使館解釋，耶魯要去巴勒斯坦，唯一的辦法是將他劃歸為軍事聯絡官，並在艾倫比將軍的司令部獲取相應的資格。但耶魯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服過兵役，所以溫蓋特這麼說其實是以非常有策略的方式將他留在開羅。
於是，耶魯將精力集中在或許是他面前更重要的任務上：讓威爾遜政府認識到，中東地區是多麼意義重大。說得輕巧，做起來難，因為儘管威爾遜釋出了基調高昂的十四點宣言，耶魯卻發現：「我國政府並沒有一項政策。它表面上是在為虛無縹緲的理想而戰，卻不曾意識到，歷史不是在和談桌上決定的，而是由議和過程之前的交戰期間的行動所決定……在國際事務中，‘解圍天神’不是等待戲劇性危機時刻才出手的人，而是始終採取決定事態發展的行動的人。威爾遜總統和他的謀士們似乎從未理解這個簡單的真理。」
這個局面中的辛辣諷刺，同時也是耶魯挫折感的來源：到了1918年春，中東事務的各方都在大聲呼籲，要求美國人參與其中、決定事態發展。早在1917年10月，雷金納德·溫蓋特就向一位美國外交官提議，在戰後由美國接管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這種想法在英國外交部的呼聲越來越高。勞倫斯在與耶魯會談時再三強調阿拉伯人對美國的萬般景仰，顯然私下裡是希望推動美國參與中東事務，只是勞倫斯的目的與溫蓋特大不相同。哈伊姆·魏茨曼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們毫不隱晦，如果沒有英國的委任統治，美國來統治的話他們也會開心。甚至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更有帝國主義傾向的政治家們也越來越希望美國全面參與該地區事務，因為如果他們得不到新的土地，最好的結局自然是讓他們的歐洲「朋友們」也得不到。
但在耶魯看來，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阿拉伯人激昂的親美情緒。這種態度無疑是被威爾遜的十四點宣言中的承諾點燃的，但也是深思熟慮的合乎邏輯的結果，畢竟各種權利主張都在等待在戰後席捲中東。耶魯的老朋友蘇萊曼·貝伊·納西夫就是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納西夫是個溫和的阿拉伯基督徒，他雖然向敘利亞膨脹的猶太人口表示妥協，但仍然高度懷疑英國人的圖謀，對侯賽因國王的泛阿拉伯國家保持警惕，同時堅決反對法國人的野心。納西夫向耶魯解釋說，最好的辦法，或許也是擺脫這一亂局的唯一辦法，就是讓美國人——他們沒有帝國主義野心、滿懷理性主義，同時又離中東非常遙遠，不會讓人討厭——參與中東事務。
耶魯舉雙手贊成這種想法，但卻很難在威爾遜政府內找到合適的渠道來推動它的實現。有一次，他甚至試圖用赤裸裸的經濟利益來誘導政府，向哈里森指出：「眾所周知，美國的某些石油利益集團最近從奧斯曼政府那裡購買了巴勒斯坦的大量地產。」這是一位特工將自己之前活動公之於眾的一個罕見例子。
在向國務院吹噓美國在該地區享有的極高地位幾個月之後，在4月底，耶魯終於決定採取行動。那是在他見到一個叫作法里斯·尼米爾的人之後。尼米爾是在開羅的敘利亞流亡者社群的一位領導人，也是影響力極大的埃及報紙《穆克特姆報》的總編。耶魯向利蘭·哈里森解釋道，自美國參戰以來，尼米爾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敘利亞流亡者就將美國視為他們家園的潛在救星。「這些人開始在埃及的敘利亞人當中靜悄悄地傳播由美國在敘利亞建立保護國的想法，並努力盡可能地保守秘密，不讓英國人或法國人得到風聲。這個主意對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吸引力……美國的這些熱情支援者聲稱，敘利亞人的所有派系和集團在接受美國援助的問題上不僅會團結一致，如果能辦成的話，還會欣喜若狂。」
在等待哈里森對這封信回覆的時候，耶魯從華盛頓收到了在另一個問題上讓他高興的好訊息。上級已經決定派遣第二名特工前往中東，此人抵達埃及後，耶魯將被派往巴勒斯坦。即將在開羅接替他的人叫作威廉·布魯斯特，耶魯對這個名字很熟悉。在耶魯擔任標準石油公司駐耶路撒冷代表的時候，布魯斯特是該公司在阿勒頗的代表。於是，美國政府在將自己在中東的情報網規模翻倍的時候，確保其人員仍然來自標準石油公司。
布魯斯特在途中的時候，上級匆忙將耶魯任命為所謂「國民軍」的上尉。英國當局或許不想在幾個月的阻撓之後顯得無禮，於是沒有去探尋這個奇怪的「國民軍」究竟是什麼東西——前往歐洲的美國軍隊的正式名稱是美國遠征軍——而是向這位美國特工獲得軍職表示了祝賀。
「開羅的裁縫剛開始為我做軍服，」耶魯記述道，「我就開始做當軍人的準備。我受過的軍事訓練很少（其實是一點都沒有），對軍事問題和禮節也一無所知。一連好多天，我穿著自己的新軍服在開羅的小巷走來走去，練習向經過的英國兵敬禮。他們開始向我回禮，而臉上沒有傻笑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已經上路子了。」
這位新任上尉的準備工作都是為了迎接他其實相當害怕的一件事情：正式拜見艾倫比將軍。7月中旬，耶魯和美國駐埃及新任領事漢普遜·加里抓住了艾倫比短暫回國之前的機會，來到他位於亞歷山大港的辦公室。「我們走進艾倫比的書房時，」耶魯回憶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應當向將軍敬禮。我也不知道是應當立正，還是坐下。我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艾倫比將軍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就好像我根本不在那裡似的。」
高潮時刻到了，艾倫比突然轉向耶魯，用他那訓練出來的洪亮嗓音說道：「哦，耶魯上尉，你在我的司令部有何貴幹？」
「我將繼續開展我的政治工作，艾倫比將軍。」他答道。
答錯了。「耶魯上尉，」將軍大吼道，「如果美國政府希望向我的司令部派遣一名屠夫，那是他們的權力，但你要記住，你在我的屬下，就是一名軍人！」美國客人遭到這番訓斥，很快打了退堂鼓，耶魯確信「艾倫比已經將我，標準石油的前員工，分類為那種從事貿易的低等生物」。
次日，耶魯登上一列開往巴勒斯坦的運兵火車，奔赴他的新駐地：比爾薩利姆（雅法以東約10英里處）的英軍司令部。他在那裡發現，軍隊已經為他預留了一頂小帳篷、一張寫字桌、一個帆布臉盆和洗澡水。等待他的還有1918年歐洲軍官階層的獨有特徵：勤務兵，或者說是私人男僕。英國軍官們最喜歡的勤務兵是專門受訓從事這種工作的印度士兵，但或許是為了報復耶魯對艾倫比的放肆回答，分配給他的勤務兵是個頭髮灰白的蘇格蘭老頭。
雖然新環境非常有鄉土氣息，但耶魯肯定很樂意離開開羅和那個越來越顯得徒勞的崗位。在動身奔赴前線前不久，他終於收到了國務院對他在整整兩個月前傳送的關於法里斯·尼米爾及其親美派敘利亞密謀小組的資訊的回覆。他的這份報告雖然沒有資格得到即刻回覆，但顯然被認為足夠重要，被送上了國務卿本人的辦公桌。蘭辛在7月9日的電報中寫道：「關於你的28號報告，繼續保持美國對敘利亞的不做任何承諾的態度。」
這訊息令勞倫斯大吃一驚，但也欣喜若狂。6月18日，他和艾倫·道內中校（阿拉伯半島北部行動的新任總體協調人）前往司令部，去概述阿拉伯人獨立進軍敘利亞的計劃。他們在那裡見到了艾倫比的主要副手之一威廉·巴託羅繆將軍。巴託羅繆聽了他們的報告幾分鐘，然後微笑著搖了搖頭；他告訴兩位客人，他們到拉姆拉晚了三天。
道內和勞倫斯很快得知，在此前的一個月內，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非常罕見的一件事情：一支軍隊比計劃提前完成了作戰準備。在最近幾周內，英國和印度大量部隊從伊拉克和南亞次大陸持續抵達中東，取代了那些艾倫比被迫割愛、調往歐洲的部隊的位置。英軍做了極大努力，將新抵達的部隊送入前線，並迅速將其與埃及遠征軍的其他部分整合起來。這些工作非常成功，在6月15日的司令部高階會議上，結論是，部隊在9月就「有能力」向敘利亞腹地發動「全面的持續進攻」。
對勞倫斯而言，這意味著，阿拉伯人不必冒險孤軍奮戰、向敘利亞發動進攻了。艾倫比的時間表與勞倫斯和道內為阿拉伯人設計的時間表相同，於是起義軍只需要緊密配合埃及遠征軍的行動即可。當然了，在中東，時間表往往會被推翻，因此勞倫斯在7月11日再次造訪司令部時得知，埃及遠征軍的攻勢日期已經確定為9月19日，不禁大為寬慰。
在此期間發生的一個政治事件使得讓阿拉伯人配合英軍行動的前景愈發顯得有吸引力。5月初，7名敘利亞流亡者領導人（他們自稱代表了敘利亞社會大眾）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英法以明確而毫不含糊的言辭告訴他們，英法對他們國家的未來究竟是如何設想的。倫敦和巴黎方面努力盡可能長久地對這所謂的「敘利亞七人公開信」置之不理，但這一次國際關注不允許他們這麼做了。回答這個問題的責任最終被交給了最應當對這個長期爭議負責的兩個人：馬克·賽克斯和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在吞吞吐吐許久之後，賽克斯和皮科終於在6月中旬答覆了7名敘利亞人：在「阿拉伯人在當前戰爭中通過獨立行動從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地區，」英法將「承認居住在這些地區的阿拉伯人的完整主權獨立，並支援他們為自由所做的鬥爭」。
對勞倫斯來說，他和阿拉伯起義軍很久以來一直在努力尋求的東西——英國對阿拉伯人獨立諾言的再次確認——終於到來了。但這些措辭再一次證實了勞倫斯一直懷疑的、潛伏在表面之下的附加條件：只有在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地區，他們的獨立才會得到保證。有鑑於此，起義軍有必要加入即將展開的英軍攻勢。在7月11日在司令部的會議之後，勞倫斯火速返回開羅，然後前往亞喀巴，開始籌劃阿拉伯人耽擱許久的北上作戰。
他面前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最終切斷費薩爾與土耳其將軍穆罕默德·傑馬勒之間長期的危險通訊。7月底，勞倫斯將費薩爾於6月10日發給傑馬勒的和談建議的一個副本交給了戴維·霍格思。勞倫斯對自己如何得到這樣一份爆炸性檔案的解釋是，他是從費薩爾的書記員那裡偷來的。這個故事非常荒唐，但顯然有著足夠的《天方夜譚》式的風味，在他的上級那裡還說得過去。
奇怪的是，在倫敦，關於費薩爾通敵行為的最新揭露的最直接效果竟然是，它重新啟動了幾個月前就開始但被暫時擱置的辯論，即對費薩爾應當授予什麼樣的高階榮譽。這個插曲揭示了20世紀初英國的一個真正詭異的地方：在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中，就在大英帝國風雨飄搖、命懸一線的黑暗時刻，帝國的十幾名最位高權重的官員居然百忙之中多次撥冗，探討應當向一位33歲的沙漠王子授予什麼勳章。他們全都忽略了最瞭解這位王子的英國人勞倫斯的意見：費薩爾對勳章不怎麼感興趣。
1918年8月7日早上，勞倫斯和他的60名衛兵聚集在亞喀巴海岸上。在之前的幾周內，他馬不停蹄地忙於戰備工作，但在阿拉伯人做好準備在9月向敘利亞腹地發起進攻之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對勞倫斯來說，後方基地的煩瑣工作——組織補給運輸隊、在地圖上安排人員和武器的運輸——已經結束了。這一天，他和他的人馬將出發進入內陸，要到大戰役打響並塵埃落定之後才會回來。
對勞倫斯而言，這趟旅途在他個人的較深層面也有很重大的意義，他將開始掩埋困擾了他近一年的一件憾事。1917年10月，艾倫比將軍的部隊首次攻入巴勒斯坦的前夜，將軍曾問勞倫斯，阿拉伯起義軍對戰役能有什麼樣的貢獻。當時勞倫斯擔心起義軍慘遭屠戮，於是讓阿拉伯人儘可能少地參與其中，而是提議了命途多舛的雅莫科大橋行動。如果當時他沒有猶豫不決——他自己無情地將其描繪為「勇氣匱乏」——局勢或許會有很大不同。如果當初阿拉伯人就大舉出動，過去一年的令人垂頭喪氣的僵局或許就能避免，戰爭或許已經結束；當然，德拉的苦痛、塔菲拉的悲劇以及達烏德和法拉傑的死或許也能夠避免。
現在，救贖這一切的時刻到了。這天早上在亞喀巴，他告訴他的那些衣著鮮亮的衛兵們，要準備好去贏得勝利，並向其中的敘利亞人許諾，他們很快就能回家了。「於是，我們最後一次在海風颼颼的海灘上集合，陽光播灑在波浪上，閃閃發光，與我的那些衣衫光彩奪目的部下交相輝映。」
西線德軍總司令部位於比利時度假小鎮斯帕，是一個由美麗宜人的城堡和莊嚴豪華的賓館組成的網路。1918年7月31日上午，就在這裡，庫爾特·普呂弗和阿拔斯·希裡米二世被領進一間會議室，去拜見德皇威廉二世。普呂弗在日記中寫道，威廉二世對埃及被廢黜的赫迪夫「印象極佳」，對他從英國人手中重新徵服自己家園的宏偉藍圖也大加讚賞。覲見結束時，德皇轉向普呂弗，說道：「我要求你，下一次要在自由的埃及覲見我。」
如果德皇的情緒因這次會晤而頗為高昂，他的兩位客人的反應則更加默然。德皇在戰爭期間衰老了許多，現在看上去心力交瘁，頭腦甚至有些輕微的糊塗。在熟悉軍事生活的堂皇外表和繁文縟節的普呂弗看來，德皇顯然已經沒有能力掌控多少東西，儘管他佩戴著富麗堂皇的勳章，儀態依然威風凜凜，但其實他現在幾乎和阿拔斯·希裡米一樣，是個傀儡。
這是兩人在7月23日從君士坦丁堡起程時都沒有料到的。土耳其政府派出了一個包括內政部長塔拉特在內的代表團到火車站為他們送行，這證明了土耳其政府對他們此行的極高期望。但隨後是橫亙同盟國腹地的漫長而緩慢的旅途，一路上映入眼簾的盡是破敗和衰落的景象。對兩人來說，這個國家及其民眾已經徹底精疲力竭，局勢比幾個月前糟糕許多，這與德國總司令部不斷髮出的樂觀宣言和接近最終勝利的言論非常不符。
如果之前還沒有的話，他們抵達斯帕的時候肯定已經瞭解到這些宣言的虛假。7月17日，德軍自3月以來在西線實施的五次攻勢（統稱為「皇帝戰役」）的最後一次被叫停。德軍損失超過70萬人，其殘部開始撤往興登堡防線。這是貫穿法國北部全境的一系列極其複雜的防禦工事，德軍早在1917年就開始修建這些工事。德國不僅無法贏得「最終勝利」，甚至在可預見的將來也無法結束戰爭；在興登堡防線之後，德國或許可以長期堅守，讓這場戰爭不分勝負地拖下去。
在戰線的另一側，將帥和戰爭籌劃者們對戰局的評估無疑就是這樣的。儘管美軍終於開始如潮水般抵達法國，最樂觀的協約國戰略家還是估計，要到1919年才能取得突破，而最保守的軍事家則預測，戰爭還會拖很久；有些人甚至分析認為，戰爭會打到20年代中期。
但正如協約國的智者們提出的其他每一項評估一樣，這些估計也被證明是大錯特錯。在全球死亡約1600萬人之後，大幕快要落下了，其速度之快，很少有人能夠理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大崩潰將從全球戰爭最偏僻、似乎最不重要的角落發端：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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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耶魯關於自己在1917至1918年間在開羅的情報工作的記述見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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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對他在塔菲拉與扎伊德的對抗，以及他隨後行動的描述見isevenpillars/i，book7，chapter90，pp.49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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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對阿塔提爾之旅，以及「達烏德」和「法拉傑」（阿里和奧斯曼）之死的描述，見isevenpillars/i，book8，chapters112-113，pp.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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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內部關於授予費薩爾·侯賽因何種勳章的漫長討論，見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3403，file5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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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耶魯關於他在1918年春季在開羅的情報蒐集工作的記述見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8。
yaletoharrison，july1，1918；williamyalecollection，yaleuniversity（威廉·耶魯收藏品，耶魯大學），box2，folde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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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officetowingate，june11，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3381，f.35-36。事實上，這是勞倫斯憤世嫉俗的看法出錯的極少例子之一。後來的巴黎和會揭露出，馬克·賽克斯對「敘利亞七人」公開信的回覆措辭非常巧妙，承諾「阿拉伯人在當前戰爭中通過獨立行動從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地區」將得到獨立的諾言的意思是，只有他在寫時被解放的土地才算數。通過這個變戲法般的詭計，大敘利亞的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外了。
hogarth，memorandumattachedto「thearabquestion，」august9，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3381，f.113。要麼費薩爾向奧斯曼政府的建議並未就此結束，要麼德國人沒有得知費薩爾與奧斯曼政府已經停止談判，直到1918年9月初，德國高階外交官和軍官仍然談及與費薩爾講和的緊迫性。
claytontoforeignoffice，may3，1918；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檔案）371/3403，f.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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