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件更為直接的後果是，它迎合了猶太復國主義激進派的觀點，即現在已經不可能與土耳其達成諒解或者妥協了。6月初，在雅法的故事仍然在激盪的時候，亞倫·亞倫森給美國猶太人團體的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發了電報。這些人對全心全意地支援猶太復國主義事業仍然保持謹慎，有些人仍然認為土耳其的統治最有利於未來的巴勒斯坦猶太人地位。這封電報的收信人包括現任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以及後來成為大法官的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為了讓亞倫森的資訊更有權威性，馬克·賽克斯安排讓這封電報由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轉發。費城的邁爾·蘇茲貝格法官收到的電文很有代表性：
「根據可靠情報，土耳其當局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亞倫森寫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擯棄先前對土耳其人的寬容態度……土耳其人已經犯下了那些罪行，猶太人的態度和美國的公眾輿論必須要有徹底變化。快速地將猶太人從土耳其魔爪下解救出來的唯一高效方法是在戰場上以及所有地方對其大力攻擊……我們必須構建一條統一戰線，集中猶太人的影響力，將巴勒斯坦從土耳其手中奪走。」
還是在6月，雅法的故事出現了一個大不相同的版本。作為對協約國呼籲的回應，西班牙、瑞典和梵蒂岡（在這場戰爭中都是中立國）派遣特使去實地考察。西班牙和梵蒂岡特使都迅速得出結論，關於猶太人遭到屠殺和迫害的報道是沒有根據的，而瑞典特使則更進一步。他寫道：「雅法的猶太人社群的命運在很多方面甚至比當地的穆斯林更好，肯定不會比他們糟糕。」不久之後，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也報告稱，關於雅法猶太人遭遇暴行的說法「是大大誇張的」。就連亞倫·亞倫森最終也被迫承認，在雅法城遭到所謂「私刑」的兩個猶太人實際上是因為搶劫而被逮捕的，而且並沒有被絞死。
當然，這都沒關係。在戰爭中，真相是人們被引導著去相信的東西，而傑馬勒帕夏向他的敵人們拱手奉上了一個將會改變中東歷史的「真相」。關於1917年雅法事件的謊言——後來研究這段時期的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它是真的，不斷予以重複——將成為「巴勒斯坦猶太人社群在穆斯林統治下永無安全可言，要生存下去必須有自己的國家」這種觀點最原初的神話。
4月21日，英國海軍的一艘巡邏艇停靠在沃季赫港，帶來了一批令勞倫斯大感興趣的貨物：11名土耳其戰俘。在前一天早上之前，這些人還屬於亞喀巴的土耳其守軍。
英軍得到訊息稱，德軍正在亞喀巴附近佈雷，於是派遣了三艘巡邏艇在4月20日黎明前逼近這個港口。一小隊士兵登上海灘，將駐防的小群敵人打了個措手不及。在隨後發生的短暫交火中，2名土耳其士兵死亡，11人被俘，其他人——大約五六十人則逃入山中。其中6名戰俘是被強徵入伍的敘利亞人，表示希望加入費薩爾·伊本·侯賽因的起義軍，於是一艘英軍巡邏艇將他們送到了沃季赫，供訊問之用。
當天，勞倫斯逐個審訊了這幾個敘利亞人。他得知，亞喀巴守軍的人數有波動，但很少超過100人。考慮到他正在醞釀的計劃，更為重要的情報是，在亞喀巴和馬安之間長達60英里的瓦迪伊特姆路徑沿途多個碉堡內駐紮的土耳其士兵總數只有200人。這意味著，勞倫斯的計劃成功機率很大。如果他能夠在這條路徑的東端集結一支阿拉伯部隊，並閃電般翻山越嶺，就能迅速掃蕩自己面前的土耳其駐軍，幾乎不受阻擋地直逼亞喀巴。
但勞倫斯看到了這個機遇，並不意味著英國軍方的其他人也這麼看。吉爾伯特·克萊頓在3月8日發出的不允許阿拉伯人進攻亞喀巴的指令仍然有效。他命令集中注意力襲擊漢志鐵路，以阻斷土耳其駐軍撤離麥地那的道路（過了幾周之後，英國人才意識到，土耳其人並沒有離開麥地那的打算），因此不允許從事其他冒險。
當然，防止自己的主意被否決的最佳辦法就是不要明確地將其表達出來。勞倫斯沒有帶著自己的建議直接去找克萊頓，而是與當時駐紮在沃季赫的另外兩名英國軍官攀談起來，泛泛地講到了自己在瓦迪阿伊斯養病期間產生的對游擊戰的洞見。他後來說，自己特別闡述了企圖從土耳其人手中奪走麥地那的愚蠢，以及將阿拉伯人組織成一支漢志鐵路上的阻滯部隊的不可行。他建議儘可能地擴張戰線，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這意味著應當向北方派遣「一支機動性強、裝備精良的小分隊，成功地打擊土耳其戰線上若干分散的據點」。
勞倫斯在沃季赫的兩位聽眾都是職業軍人，他們或許感到興趣盎然，但這只不過是從當前的任務分散精力而已。但勞倫斯要的就是這樣的反應。「大家都忙忙碌碌，沒有給我具體的權力去實施自己的計劃，」他記述道，「我得到的只是他們的聆聽，以及承認我的反擊計劃或許是有用的牽制。」
我們很難想象勞倫斯的同袍會給他「具體的權力」去實施他的計劃，因為從他們的前線報告來看，他從來沒有提到過自己的牽制攻擊的目標是亞喀巴。勞倫斯在與吉達的西里爾·威爾遜會商時甚至更加隱晦和狡黠。4月26日，勞倫斯通知威爾遜，奧達·阿布·塔伊很快將率領一支襲擾小分隊前往馬安，他（勞倫斯）在考慮隨同奧達前往，以保證他們的行動與英國當前的軍事目標（襲擾鐵路）相一致。威爾遜表示同意，並在5月1日報告克萊頓稱，「奧達將北上，可能由勞倫斯陪同，首要目標是擾亂馬安附近的鐵路」。他沒有說他們的次要目標可能是什麼。
在滿是自我辯護的《智慧的七柱》一書中，勞倫斯對自己的自行其是給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釋：「從襲擊鐵路的計劃中分散出來的力量只有我一個人而已，在當時的情況下，少我一個人也無關緊要，況且我非常反對這個計劃，就算我在那裡，也只會三心二意。於是我決定不管有無命令，都去走自己的路。」
換句話說，他認為嘗試摧毀鐵路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對所有人都更好的辦法是繞過它去找點別的事情做。難怪他的很多上級非常討厭這個牛津學者。
但在這表象之下，勞倫斯在對自己籌劃的行動進行甚至更為堂而皇之的心理上的合理化。他認為，信守對阿拉伯人的諾言將會有利於英國的長期利益，這不僅是個榮譽問題，還能將歐洲其他強國——今天或許是盟友，但明天肯定就變成競爭對手了——在整個地區的影響力壓縮到最小。這場鬥爭的關鍵的第一步就是允許阿拉伯人將他們的革命擴充套件到敘利亞，將這片土地從法國覬覦下奪走。在勞倫斯看來，核心的問題是英國還沒有理解究竟怎樣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他根本沒有時間去解釋。
在動身前往亞喀巴之前，勞倫斯將在沃季赫迎來又一次命運攸關的會議。5月7日，一艘英國驅逐艦在港口短暫停留。馬克·賽克斯就在這艘軍艦上。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1915年，當時賽克斯到埃及搞實地考察。儘管兩人性格迥異——賽克斯喜好交際、風度翩翩，而勞倫斯沉默寡言、極其羞怯，但據說他們相處甚歡。但這友誼沒有維持多久。1916年春季，開羅軍事情報機關的人們得知《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細節之後，勞倫斯和大多數同事一樣，對這位外交官迅速產生了惡感。而且，在隨後幾年內，賽克斯仍然熱衷於發出連珠炮一般的愚蠢的備忘錄，提出該地區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這些建議往往與他自己在幾周前甚至幾天前的主張截然相反——這更是無助於改善他在勞倫斯眼中的形象。在勞倫斯看來，賽克斯是愛德華七世時代一個討厭特色的典型代表，即牛虻一樣令人厭惡的貴族老爺，僅僅憑藉自己的高貴出身和洋洋自得的躊躇滿志，不管發出多麼荒唐的意見，都能贏得聽眾。
但在5月7日的會議上，勞倫斯發現了馬克·賽克斯的另一個特點。因為找不到更禮貌的詞，只能直截了當地說，馬克·賽克斯還是個謊話連篇的騙子。
事實上，兩人之所以要在這一天在沃季赫會面，就是因為賽克斯在最近一輪的招搖撞騙中露出了馬腳。這位外交官剛剛覲見侯賽因國王回來，他本希望避免與國王會面，但在吉達的常駐代表西里爾·威爾遜上校強迫他一定要去。
威爾遜雖然性格倔強執拗，而且一本正經，自以為高人一等，趾高氣揚地揮舞著手杖，但他逐漸成了英國中東政策的良心。1916年底，在關於是否派遣一個旅英軍前往漢志的漫長辯論中，威爾遜起初是增兵派的一員猛將，還被自己的上級雷金納德·溫蓋特派去迫使侯賽因國王接受增兵。但與侯賽因多次會晤之後，這位常駐代表漸漸認識到，麥加的這位老人或許比最近才抵達一線的協約國顧問們更瞭解自己的臣民和阿拉伯半島西部的政治。最後，溫蓋特又一次命令他的部下去說服侯賽因，此前一直被認為對溫蓋特唯唯諾諾、點頭哈腰的威爾遜卻斷然拒絕，並且努力促使增兵的計劃被擱置。
在得知賽克斯的花招——避免覲見侯賽因，而是在開羅與所謂的敘利亞人代表團裝模作樣地談判——之後，威爾遜義憤填膺。3月底，威爾遜向克萊頓傳送了一份語調沉痛的長篇電文，列舉了如此欺騙行為必然帶來的問題，以及對侯賽因誠實守信的好處。「我們現在有一個機會，去贏得大英帝國境內數百萬穆斯林的感激，這樣的機會或許永遠不會再有了。」他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們對那個老人誠實一些吧。我堅信，這樣最終對我們會有好處。」
這次呼籲沒有產生什麼效果，但吉達的這位善良的上校看來很有本事，自己也懂得幕後的操縱。他下一次覲見侯賽因的時候，敦促國王正式要求與馬克·賽克斯會面。威爾遜將侯賽因的要求轉發給雷金納德·溫蓋特——他雖然主張向阿拉伯半島增兵，但卻是個信守英國公平守信傳統的紳士——於是賽克斯就沒有辦法拒絕國王的邀請了。4月30日，賽克斯和皮科與敘利亞人「代表團」在開羅的會議結束後，賽克斯在蘇伊士港登上了一艘英國驅逐艦，前往吉達。
儘管賽克斯絕對自信，但這次旅行一定也是壓力很大。在開羅花言巧語地迷惑一群事先選好的、對麥克馬洪—侯賽因通訊一無所知的官員是一回事；要欺騙通訊的其中一方，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在當時，賽克斯還有別的牌可以打。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夠控制資訊的流動。他在開羅的時候就安排在皮科不在場的情況下單獨與敘利亞人第一次會面，於是他現在要求與侯賽因單獨見面。於是，假如將來就此次會談的內容發生了爭端，在極受尊重的英國特使和久以健忘和心血來潮的錯誤理解聞名的反覆無常的沙漠酋長之間，人們會相信誰？
如果馬克·賽克斯沒有決定在途中在沃季赫停留、與費薩爾會談的話，他的計劃或許會奏效，至少是在短期內奏效，不過他也只能管得了短期了。5月2日，賽克斯到訪的時候，勞倫斯正巧在執行一次短途的偵察任務，但兩天後他返回沃季赫後便從費薩爾那裡得知了全部情況。這時賽克斯已經在前往吉達覲見侯賽因國王的途中。
從賽克斯5月5日晚發給雷金納德·溫蓋特的報告看，賽克斯的這次穿梭外交非常順利：「5月2日，我在沃季赫會見了謝里夫費薩爾，向他解釋了關於阿拉伯聯盟的英法協定的原則；爭論一番之後，他接受了這些原則，看上去很滿意。」這次成功預示著一場更了不起的勝利，因為在當晚，賽克斯拜見了侯賽因國王。「根據我得到的指示，我解釋了關於阿拉伯聯盟或國家的（英法）協定……我向國王強調了法國—阿拉伯友誼的重要性，至少讓他承認，這對敘利亞的阿拉伯人的發展很關鍵，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他。」
如果我們細讀賽克斯5月5日的報告，就會感到不安，因為兩次會談有著奇怪的相似——賽克斯直言不諱地概述了英法對該地區的意圖，然後是阿拉伯人的爭論，然後是阿拉伯人最終接受。真正玩世不恭的人或許會得出結論，賽克斯重點強調其間雙方的爭吵，其實已經在準備為自己辯護，防止將來與費薩爾和侯賽因就當時究竟談到了哪些事情又同意了哪些事情出現爭端。但目前來看，這次行程是外交上的大勝利，是解決英法與其阿拉伯盟友之間棘手難題的關鍵的第一步。
「請通知皮科先生，」賽克斯在5月5日給溫蓋特電報末尾寫道，「與費薩爾和國王的會談令我非常滿意，因為他們現在的立場與我們最近一次與三名敘利亞代表在開羅達成的共識完全一致。」
但馬克·賽克斯矇在鼓裡的是，他與費薩爾·伊本·侯賽因會談的時候，後者由於勞倫斯的洩密，已經知道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賽克斯在5月2日非常含糊和泛泛地討論了這份協定，卻不知道對方已經對協定大體掌握。但是，不論是由於固守阿拉伯人的談判傳統——除非絕對必須，絕不亮出自己的牌——還是為了保護勞倫斯，免得他洩密的事情被英國人發現，費薩爾在當時深藏不露，沒有與英國外交官正面對抗。
賽克斯在5月7日再次來訪的時候，費薩爾也仍然不能與他公開對抗。賽克斯告訴費薩爾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是縮水版，而費薩爾對協定的真實框架非常瞭解，這是他和勞倫斯兩人之間的一個危險的重大秘密。如果吐露出來，只會招來災難：費薩爾會受到英國恩主的疏遠，甚至拋棄；勞倫斯會被立刻調走，或許會被送上軍事法庭。
但另一方面，勞倫斯是通過合法途徑得知《賽克斯—皮科協定》內容的，這意味著，他可以自行直面賽克斯，揭露他向費薩爾撒的謊（或許賽克斯向侯賽因也撒了謊）。一切跡象表明，勞倫斯挑起了與賽克斯的對抗。兩人後來都沒有記述在沃季赫的會見，但似乎是大吵了一番。從那天起，勞倫斯對賽克斯充滿了敵意。而賽克斯則抓住一切機會，盡其所能地對勞倫斯大加詆譭和排擠。
在更為私人的層面上，在沃季赫與賽克斯的會談似乎既讓勞倫斯十分困擾，又讓他鬆了一口氣。他不信任自己國家的榮譽感；他的做法——向費薩爾洩露英國人背叛阿拉伯事業的秘密計劃——被證明是合理的。他過去或許還因為自己洩密而感到良心不安，現在看到馬克·賽克斯的陰險計劃，心裡就徹底坦蕩蕩了。
同時，他認識到，自己的這個同胞是個非常難對付的對手。相比而言，愛德華·布雷蒙還是好對付的，因為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追求法國的霸權，所以他的各種計劃都是可以預測的。而馬克·賽克斯是個經常心血來潮的人，滿嘴跑火車地隨意發誓許諾，並不感到自己有責任信守諾言，有時甚至根本記不住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他憑藉欺騙的天賦能夠掌控局面，而且他身居高位，能夠操控從吉達到倫敦的所有權力槓桿，所以到最後恐怕英國的榮譽和正義理想也無濟於事，一切都會為了方便而被犧牲掉。那麼阿拉伯人唯一的辦法就是努力去改變一線的局面，先發制人地採取行動，將陰謀者的計劃打亂。
兩天後，勞倫斯帶著這些想法，踏上了進軍亞喀巴的漫長而險象環生的道路。伴隨他的「軍隊」只有不到45名阿拉伯戰士，卻要完成第一次世界大中最大膽也最著名的軍事功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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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森在1917年4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去見溫德姆·迪茲，告訴他，馬克（·賽克斯）爵士想讓我通過迪茲，把宣佈雅法猶太人遭驅逐訊息的電報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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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雅法驅逐事件，一份非常有趣的檔案是德國駐耶路撒冷領事海因裡希·布羅德於1917年4月5日寫給新任德國大使richardvonkuhlmann的報告。布羅德擔心土耳其政府的行動會疏遠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於是向傑馬勒帕夏告知了他的擔憂。在他們的會議上，傑馬勒澄清說，雅法猶太人中的農業人口可以留下，而被疏散的那些人如果願意，可以去耶路撒冷，而被疏散的「奧斯曼人」不準去耶路撒冷。brodetokuhlmann，april5，1917；nationalarchives（u.s.）（美國國家檔案館）t120，roll4333，türkei195，band12，framesk178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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