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情況非常有趣，我想我可能不會回去了。
——1916年12月27日，勞倫斯在阿拉伯半島寫給開羅總部的信
從山頂俯瞰，夜幕籠罩下的奈赫勒穆巴拉克山谷呈現出一幅驚人的景象。勞倫斯後來記述稱，從棗椰樹莊園的枝葉縫隙中可以瞥見「熊熊大火，滾滾濃煙」，而山谷中迴響著數千匹受驚的駱駝的哀鳴、槍聲，以及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的呼喊聲。
這一天，也就是1916年12月2日的晚上早些時候，勞倫斯在四名部落護衛的陪伴下從延布港出發了。他們的目的地是費薩爾的營地，位於內陸約45英里處的海伊夫侯賽因山區飛地。他們騎著強健的駱駝，穩步前進，預計天亮時就能抵達。但是，他們走了僅僅五個小時，離海岸的路程只有25英里，就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看到了這令人疑惑的景象。勞倫斯的護衛中沒人知道，下方山谷內這麼一大群武裝人員是何許人也。
一行人下了駱駝，從山脊靜悄悄地向下走，一直來到山谷邊緣的一座被遺棄的房屋處。領頭的護衛將他們的駱駝關進畜欄，將他們護送的英國客人藏在房屋內，然後往自己的卡賓槍裡裝填了彈夾，獨自徒步前去檢視究竟。他很快帶回了令人震驚的訊息：這些人就是費薩爾的部隊。一行人重新上了駱駝，向山谷中央走去，眼前看到的景象讓勞倫斯越來越大惑不解。「地上點起了數百堆荊棘木的篝火，許多阿拉伯人圍坐在火邊煮咖啡或者吃飯，或者裹著斗篷像死人一樣熟睡，在混亂的駱駝群中顯得非常擁擠。」
他們在營地中央找到了費薩爾，他坐在自己的帳篷前，身邊有幾名助手和一名文書。在幾名奴隸手持的燈籠照亮下，他時而口述命令，時而聆聽別人朗讀的戰場報告，顯得沉著冷靜。過了一會兒，他才命令部下退去，向英國客人解釋局勢。局勢不妙，其實已經瀕臨災難。
勞倫斯在10月首次到訪期間，費薩爾向他概述了一個北上作戰的複雜計劃，旨在給敵人制造新麻煩，消除土耳其軍隊對拉比格和麥加的威脅。這個計劃需要費薩爾與他的三個兄弟的部隊緊密配合。在阿卜杜拉騷擾麥地那周邊的土耳其軍隊的同時，費薩爾將率其部隊主力向西北前進，通過山區前往海伊夫侯賽因，最後進攻土耳其軍隊控制下的沃季赫港（延布以北約200英里處）。與此同時，扎伊德將負責保護通往延布的道路，而阿里會將他的部隊從拉比格帶出，守衛通往麥加的朝覲之路上的一個關鍵路口。
勞倫斯認為這個計劃過於複雜，因為它需要四個兄弟高度協調，而這在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廣袤土地上是幾乎不可能的。他在當時給吉爾伯特·克萊頓的報告中表達了自己的疑慮，但並沒有說服費薩爾；11月中旬，費薩爾實施了這個計劃。
短期之內，計劃進展還不錯，費薩爾把自己的主力部隊帶到了北方的海伊夫侯賽因。但在他的背後，20歲的扎伊德不可思議地忽視了一條通往延布的山區通道，完全沒有把守。土耳其的一支騎兵巡邏隊發現了這條通道。扎伊德的部隊突然發現土耳其人堵在了自己逃往海岸的道路上，當即潰不成軍、作鳥獸散。但這還只是慘敗的開端。費薩爾的部隊得知扎伊德的潰敗之後，害怕自己很快也會被困在山區，於是也驚慌失措，從海伊夫侯賽因混亂地敗退下來。費薩爾和他的副手們最終在奈赫勒穆巴拉克遏制住了這場逃竄，但他當晚向勞倫斯透露，就是這樣恐怕也支撐不下去；土耳其人此刻已經在東面和南面步步緊逼，他的全軍——或者說全軍的殘部——一直敗退到延布港似乎已經只是時間問題。
勞倫斯在隨後的48小時內幾乎一點也沒睡，不斷與費薩爾會商，或者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戰士們中間來回奔走，努力更好地判斷危機的嚴重程度。然後，他狂奔回延布，釋出警報。12月5日早上，他終於坐下來向克萊頓傳送緊急資訊時，已經精疲力竭、灰心喪氣。「整個週六夜間我都在趕路，整個週日夜間警報大作、四處奔波，然後昨夜又趕了一夜的路，所以我在這三天夜間的睡眠時間一共只有三個小時，而且我非常悲觀絕望。不管怎麼說，情況很糟糕。」
勞倫斯深知，阿拉伯人在山區的潰敗遠遠不止是個軍事上的挫折。費薩爾花了幾個月時間，費了大量心血才將北部諸部落爭取到自己麾下，現在這努力都很快付諸東流了。勞倫斯在給克萊頓的報告中列舉了那些已經拋棄費薩爾或者隨時準備逃走的部落，併發出警告，這些部落的變節不僅將使得土耳其軍隊攻打麥加的道路洞開，還將導致阿拉伯起義本身的崩潰。勞倫斯寫道，當下的關鍵問題是，費薩爾是「一個部落領袖，而不是多個部落的領袖」，已經造成的損害要花很長時間才能修復。這個情況和勞倫斯研究過的中世紀十字軍也很相似；由許多各不相同、大體上自行其是的群體組成的聯盟是極端脆弱的，哪怕是小小的挫折也會導致整個聯盟的分崩離析。
而且這對勞倫斯個人來說也是個慘敗。在10月的報告中，他坦然承認，很難把阿拉伯戰士組織成一支傳統的作戰部隊——他估計只要一個連的土耳其士兵，在開闊地上掘壕據守就能打敗所有起義軍——但非常雄辯和極富說服力地強調了阿拉伯起義軍作為防禦性力量的厲害之處。「他們的真正領域是游擊戰……他們積極主動，對地理環境瞭如指掌，而且機動性很強，所以在山地的戰鬥力不俗。」不僅僅是戰鬥力強；勞倫斯估計，起義軍在山地開展防禦戰應當是固若金湯。「根據我對比爾阿巴斯和比爾伊本哈撒尼之間山地的觀察，」他寫道，「除非山區部落背信棄義，土耳其人絕不可能冒險強行通過。」山區是「狙擊手的天堂，」他堅信，只需要一兩百人就能守住土耳其軍隊朝向海岸前進的任何通道。
這種信念是勞倫斯堅決反對向阿拉伯半島派遣協約國軍隊的主要理由之一，甚至在出現不利於他的證據之後，他仍然堅持這種觀點。11月初，有謠言稱土耳其軍隊大舉進攻，阿里的部隊倉皇逃離了拉比格以北山地，勞倫斯向愛德華·布雷蒙堅持說，如果是費薩爾指揮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現在的事實證明，他完全錯了。
或許是由於自己誤判形勢而感到尷尬，或許是即便精疲力竭依然保持著官場鬥爭的警惕性，勞倫斯在向克萊頓傳送悲觀的電報之前，又補充了一段。他的電報如果被刊登在《阿拉伯公報》上，所有那些支援他的反增兵觀點的英國領導人都會讀到，所以他匆匆寫道：「不要將上述任何情況刊登在《阿拉伯公報》或其他地方；這樣不公平，因為我非常疲憊。」
作為對越來越嚴重的危機的回應，英國海軍艦船開始在延布外海大量集結；如果局勢真的到了最糟糕的那一步——費薩爾的人馬被圍困在這座城鎮，這些艦船至少可以對周邊的開闊平原進行炮擊，阻滯土耳其軍隊的前進。費薩爾猜得沒錯，在12月9日上午，他的殘缺不全的部隊的前鋒開始敗退到延布，帶來了他們又一次被土耳其軍隊打敗、從奈赫勒穆巴拉克潰散的訊息。最後一批掉隊士兵抵達後，勞倫斯在僅僅兩個月前看到的費薩爾麾下的約5000名戰士就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蹤跡全無的3000人中有少數陣亡，絕大多數人逃之夭夭，各自回家。
氣氛非常沮喪，甚至勞倫斯也開始懷疑，自己的堅定信念是不是錯了。他在12月11日又寫信給克萊頓，聲稱「費薩爾現在改了主意，希望英軍在拉比格部署兵力。我已經將這個情報發電報給你，我現在也看到他的論點很有力。如果扎伊德不是那麼馬虎，就絕不會落到今天這一步」。他憤憤地補充了一句：「阿拉伯人離開了他們的山地之後就一無是處。」
當天，勞倫斯向西里爾·威爾遜描繪的情況更加慘淡。他寫道，費薩爾現在認為，如果英軍不向拉比格派兵，整個起義就將在三週內瓦解。
1916年5月31日早上，令耶路撒冷的許多居民困惑不解的是，一架德國飛機出現在耶路撒冷上空，在有城牆環繞的老城區以西不遠處作了一系列半徑很小的繞圈動作。最後，一個小小的重物被空投下來，落在法斯特酒店（德國軍官們最喜歡的酒店）門前的街道上。仔細一看，這個包裹裡有打包起來的德國國旗，還附有庫爾特·普呂弗寫的信。他在信中說，他將在當晚回到城裡，讓他的廚師為他準備「一頓美餐」。普呂弗在當間諜頭子的時候恐怕絕不會做出這種耀武揚威的誇張行為，但是這種舉動與他的新戰友——德國航空軍團的觀察員、機槍手和王牌飛行員們的五彩繽紛的行為舉止頗為契合。
1916年初春，土耳其和德國為了準備聯合向蘇伊士運河發動新的攻勢，調來了一個新的德國飛行中隊，駐紮在西奈半島東端的貝爾謝巴。普呂弗厭倦了在敘利亞的宣傳和監視工作，殷切希望在即將展開的攻勢中大顯身手，於是請求調往第300野戰航空中隊擔任航空觀察員。
這個請求頗有些令人費解，因為普呂弗在參加了第一次蘇伊士運河攻勢之後就一直對再試一次的意義表示懷疑。早在1915年8月，在給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詳細報告中，他就指出，傑馬勒在2月份的凌亂攻勢幾乎就是一次「武裝偵察」，如果攻勢要有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成功機會，絕不能學傑馬勒的樣，而是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修建公路和鐵路的人員、精銳的土耳其軍隊，加上德國的飛機、軍官和大炮。他也指出，如此大規模的投入當然意味著，要維持一支大軍在穿越西奈半島沙漠時的給養、糧草和飲水的後勤困難將大幅增加。同時，大規模的行動也無法取得出其不意的突襲效果。「英國人的戰爭機器十分強大，」他寫道，「必須開展一場大圍攻，用大炮轟破他們的防禦，才能進入埃及，然後還得建立一條從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通往埃及的補給線。」
普呂弗還指出，就算這一切工作都大功告成了，佔領蘇伊士運河可能最終也沒有多大意義。畢竟英國海軍控制著海洋，所以德國人和土耳其人就是有了運河，一時半會兒也派不上用場。雖然切斷這條航海捷徑能夠迫使前往歐洲參戰的英國海外軍隊走繞過非洲好望角的遠路，藉此打亂其兵力補充，但兩三週的延誤也不會造成多大麻煩。在這位德國特工看來，第二次進攻蘇伊士運河的計劃似乎突出地證明了一句老話：戰爭能消滅一切，唯獨不能消滅餿主意。
但是有一個因素對他個人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第300戰鬥機中隊，空戰的「大明星」。與塹壕戰的血肉橫飛的醜惡現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空戰這種最新的戰爭形式自誕生伊始就籠罩在浪漫主義的光環下，各國的王牌飛行員們被追捧為新聞片上的英雄和日場電影中的偶像。普呂弗向來不是個豪氣沖天的硬漢，顯然非常喜歡和貝爾謝巴的這些「超人」待在一起。他在第300戰鬥機中隊度過的幾個月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可以無憂無慮地縱情狂飲到深夜，或者得到通知後立刻飛往耶路撒冷或雅法參加外交招待會或者社交舞會。他幾乎是個追星族；普呂弗在戰時的日記寫得不多，而且通常很粗略，但非常詳細地記下了第300戰鬥機中隊幾乎每一位飛行員的名字，以留存後世。這個輕聲細氣的前學者在法斯特酒店門前空投簡訊傳膳，顯然是在模仿他那些光彩奪目的新戰友們的惡作劇，並且無疑對自己空投的精度非常自豪。
但在這番嬉鬧過後沒多久，就傳來了漢志爆發阿拉伯起義的訊息。普呂弗顯然是忘記了自己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阿拉伯人都是些膽小怕事的懦夫，永遠沒有造反的膽量——而是自鳴得意地在日記中寫道：「我早就向他們警告過，要注意謝里夫（即侯賽因）。」但隨著起義的擴大，阿拉伯半島的土耳其駐軍一個接一個地遭到圍攻，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導師馬克斯·馮·奧本海默，以及這位宣傳主管為了預防這一天的到來而作的巨大努力。「對土耳其人來說，阿拉伯半島的形勢很糟糕，」他在7月初寫道，「可憐的奧本海默！」
但隨著蘇伊士運河新攻勢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普呂弗很快把注意力轉移到與自己更直接相關的事情上。1916年8月4日，土耳其前鋒部隊向蘇伊士運河以東約25英里處的羅瑪尼（英軍鐵路的終端）發動進攻時，他作為航空觀察員，俯瞰了戰場。從這個有利位置，他向敵人投擲了一些炸彈——在空戰的早期階段，這些炸彈其實就是大型手榴彈——但在隨後兩天內，他也從空中觀察到了土耳其—德國軍隊慘敗的嚴重程度。
土耳其—德國軍隊原計劃對英軍實施側翼包抄，不料自己在開闊地被鐵壁合圍起來。到8月5日下午，奧斯曼軍隊已經全線敗退，傷亡約6000人，即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不是由於氣溫高達120華氏度，英軍精疲力竭、無力追擊，奧斯曼軍隊的傷亡肯定會更多。
在羅瑪尼的慘敗永遠終結了土耳其—德國「解放」埃及的夢想。它也宣告普呂弗在第300戰鬥機中隊的田園牧歌般的四個月結束了，因為他不得不承認一個自己非常努力去無視的事實：他病得很重。一段時期以來，他的日記中已經簡略地提到了這一點——「我身體不適，」他在5月中旬寫道——但現在他已經兩頰凹陷，體重下降到100磅多一點，甚至筆跡也顯露出嚴重的病情；他原先果斷、急促的筆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顫抖、幾乎看不清的潦草字跡。他被診斷患有霍亂和肺結核，於是休了病假，在10月初被送回德國。在柏林一家醫院療養幾周後，他開始在威廉街的後備總參謀部地圖部門工作。
於是，庫爾特·普呂弗的戰爭經歷與他的一位對手——英國陸軍上尉勞倫斯形成了一個反向的對稱。在戰爭的最初兩年，勞倫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開羅的阿拉伯局的地圖室裡坐辦公室，而庫爾特·普呂弗幾乎無所不在：發動針對英屬埃及的破壞和間諜活動、參加兩次主要攻勢、在敘利亞全境揭露奧斯曼帝國和德國的潛在敵人。到了1916年底，勞倫斯已經在一線大顯神通，而普呂弗卻在柏林一間地圖室內消磨時光。
而且這種生活非常平庸無聊。1917年1月，普呂弗在德國的病假被延長，卻不得不為了自己的麵包供應與柏林當地的食品配給供應辦公室爭鬥。他在發給君士坦丁堡的前同事和外交部的高階官員的電報中抱怨說，由於他的病假延長沒有書面的確認，麵包委員會拒絕向他發放所需的配給卡，所以他懇求他們儘快幫忙解決這個問題。這和空投訂餐命令的瀟灑生活差的實在太遠了。
更糟糕的是，庫爾特·普呂弗的戰爭生涯很可能就要在處理這些平淡無聊事務的過程中度過了。這位東方學家天生體弱多病，在1914年能夠進入德國軍隊，完全是由於馬克斯·馮·奧本海默的幫助。而現在他的健康顯然是每況愈下。但來自科隆的自稱為伯爵的馮·奧本海默又一次出手相助，幫助他的弟子普呂弗逃脫了在柏林的半是養病、半是工作的無聊生活。
按照普呂弗的傳記作者唐納德·麥克凱爾的說法，奧本海默到目前為止都沒能在中東發動一場在政治和軍事上對德國有利的泛伊斯蘭聖戰，於是將自己的雄心壯志擴充套件到了經濟領域。他設想在同盟國取勝之後，建立一個龐大的德國經濟集團，在未來幾十年內主宰整個中東地區的貿易和資源開發。按照伯爵的計劃，這種主宰的工具將是德國政府與德國私營工業財團之間的獨特合作關係，雙方將緊密協作，爭取私人和國家的利益。奧本海默深信文字的力量，當然他的這種信念或許太誇張了。他寫了一些極富誘惑力的小冊子和計劃書去鼓動德國商人們，告訴他們，在遙遠的奧斯曼帝國有著金山銀山，很快就是他們的了。
奧本海默向潛在投資者們解釋說，他的年輕弟子庫爾特·普呂弗很快將在君士坦丁堡擔任一個職務。這個職務是他為東方設想的公私共生關係的絕妙例證。作為君士坦丁堡的德國情報局的新領導，普呂弗還將作為投資者們的溝通渠道，幫助他們對付土耳其官僚機構的種種障礙。德國工業家們很難找到比他更好的朋友了；他不僅非常熟悉該地區和青年土耳其黨的統治集團，還久經沙場，經驗豐富，頭腦精明，懂得用創新思維來解決問題。
就像他關於反殖民的伊斯蘭聖戰的想法一樣，馬克斯·馮·奧本海默的經濟計劃有些過於領先時代了，預示著後來的所謂國家社團主義。最先成功利用這種經濟模式的是義大利法西斯領袖貝尼託·墨索里尼，時間是20世紀20年代。10年之後，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墨索里尼的後輩阿道夫·希特勒。但在1917年，對庫爾特·普呂弗來說，這隻意味著，他終於能夠重返一線了。2月底，他向地圖室的同事們道別，又一次動身前往中東。
12月12日，勞倫斯上尉從停泊在吉達港的「蘇瓦」號登陸。看到這情景，愛德華·布雷蒙上校一定非常開心，因為他得到了復仇。雖然他還沒有意識到，他在幾周前遭到法國陸軍部訓斥的主要幕後「黑手」就是勞倫斯，但現在肯定是把勞倫斯視為一個討厭的搗蛋鬼，是英國一線軍官中破壞增兵阿拉伯半島計劃的頭號元兇。但現在，站在法國上校面前的勞倫斯簡直像換了一個人，沒了沖天傲氣和極端自信。勞倫斯剛從延布趕來，他在那裡目睹了費薩爾部隊在步步緊逼的土耳其人面前潰不成軍的慘狀。這個討厭的小個子上尉關於勇敢的阿拉伯戰士的浪漫概念似乎蕩然無存了。
布雷蒙或許是相信他和勞倫斯總算達成了共識，或許無法抵制往傷口上撒鹽的誘惑，他在吉達碼頭告訴勞倫斯，他正要去喀土穆拜會雷金納德·溫蓋特。有鑑於阿拉伯海岸上越來越嚴重的危機，他打算再一次敦促向拉比格派遣英法軍隊。
勞倫斯知道，溫蓋特一定會聽布雷蒙的話。果然，在12月14日，溫蓋特向外交部和在開羅的默裡將軍又傳送了秘密電報，敦促儘快派遣一個旅。「要援助阿拉伯人和挽救謝里夫的運動，別無他法，」溫蓋特寫道，「謝里夫撤銷了請求我們派遣歐洲部隊的申請，但現在對局勢高度緊張。布雷蒙上校認為，只要向他施加一點壓力，他就會再次發出請求。」溫蓋特指出，當前擺在他們面前的最直接問題是，「我們是否要在謝里夫和他的阿拉伯人還不同意我們增兵的情況下，做最後一次努力去挽救他們」。
只是，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危機其實已經過去了。12月11日，勞倫斯搭乘「蘇瓦」號離開延布的幾個小時之後，一支相當強大的土耳其部隊接近了延布，但是看到英國艦船停在港內，探照燈光將周邊鄉村照得猶如白晝，於是逡巡不前。顯然不僅是阿拉伯人對炮火怕得要死，土耳其人也是這樣，因為他們很快撤離了延布；幾天後的航空偵察表明，這支部隊撤入了山區，或許要返回麥地那。雖然這個情況並不一定說明土耳其軍隊對海岸城鎮的威脅已經結束，但確實製造出了喘息的空間，這對喀土穆的兩位主張增兵的人士不是好訊息。在隨後幾周內，溫蓋特和布雷蒙還會找到幾個機會來敦促干預，但土耳其軍隊撤離延布的時候，他們的最後一個好機會就付諸東流了。
危機解除了幾天之後，多少有些沮喪的勞倫斯回到了延布，努力和費薩爾商討下一步如何是好。倫敦的一個重大事件對他們的計劃幫助很大。就在幾周之前，赫伯特·阿斯奎思的聯合政府倒臺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衛·勞合·喬治為首的新聯合政府。新首相決心打破自戰爭爆發以來就在倫敦佔主導地位的「西線派」觀念，即認為只有在西線才能贏得最終勝利。到1916年底，「西線派」觀念已經導致約40萬英國士兵死亡，還看不到任何突破的跡象。勞合·喬治則希望奉行「東線」政策，柿子揀軟的捏，攻擊敵人戰爭機器最薄弱的環節，來個「釜底抽薪」。至少與西線戰場似乎堅不可摧的壁壘相比，在巴爾幹和奧斯曼帝國的敵人比較薄弱。
勞倫斯返回延布之後不久，這種新政策焦點就明顯地體現了出來，在漢志的英方人員大量增加——不是溫蓋特和布雷蒙希冀的數千正規軍，而是一大群教官和顧問，旨在將紀律渙散的阿拉伯起義軍鍛造成一支拿得出手的作戰部隊。這些規模大大擴充套件的活動中最有趣的部分發生在延布，也就是起義軍控制下最北方的港口，它目前相對安全，不必擔心土耳其人的襲擊。漢志鐵路——土耳其人通往麥地那駐軍的生命線——離海岸只有90英里，英國人希望將延布作為集結地，向鐵路發動集中的破襲作戰。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他們調來了一個有趣的人物——赫伯特·加蘭德。加蘭德是個蘇格蘭人，身材高大，長手長腳，在戰前是個化學家，在開羅的訓練場搗鼓一番之後自學成才，成了爆破專家。在加蘭德到來之前，阿拉伯人也對漢志鐵路搞過幾次破壞，但只是簡單地用鐵鎬鐵鏟將鐵軌挖開，這是非常容易修理的。加蘭德現在開始向他們傳授將炸藥安置在鐵軌下方某個位置，將其徹底摧毀的藝術。在1917年1月初延布重建時期的沉悶日子裡，加蘭德少校最專心致志的學生之一就是勞倫斯。
但是，勞倫斯雖然和加蘭德以及其他在這座港口城鎮搭臺唱戲的英國顧問打了很多交道，但他和這些同胞們有些不同。有一個差別是很明顯的：他的服裝。
12月初，勞倫斯拜訪奈赫勒穆巴拉克的起義軍營地時，費薩爾建議他脫掉英國軍服，換上阿拉伯服裝；那樣他就可以隨意在營地出入和拜訪費薩爾，而不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勞倫斯欣然同意了這個建議，穿上了一般只有高階謝赫才能穿的白色長袍和金色飾帶。在沿著海岸南下前往吉達的短暫旅途中，他換下了這套裝束，但回到延布之後立刻又換了回去。
但他和其他英國軍官的差別不僅僅是裝束。勞倫斯對自己的費薩爾聯絡官的身份非常在意，大部分時間都避開海邊的英國帳篷營地，而是待在散佈在內陸幾英里處的阿拉伯營地。在那裡，他開始讓自己習慣於費薩爾治「軍」的散漫方式，而絕大多數其他英國軍官都無法容忍這種渙散。
典型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一位伊瑪目喚醒大家，然後是悠閒的早餐，費薩爾與高階幕僚和各部落領袖們邊吃邊談。然後，在上午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營地內的任何人都可以來找費薩爾請願或者鳴冤；勞倫斯很快發現，這些覲見很少和戰爭直接相關。開放的覲見活動要一直持續到午餐。午餐往往要花兩個小時，更多的助手和部落領袖會和費薩爾共進午餐。隨後費薩爾可能要花幾個小時向書記口述資訊。完了之後是更多的閒聊，一直到晚餐，晚餐比午餐更慢悠悠。這之後，費薩爾會做更多的口述，與長老們談話，聽取各個偵察隊的彙報。這個過程非常悠閒從容，沒有預定方針，可能會持續到午夜之後，甚至一直到伊瑪目的黎明呼喚，表示這一切又要再來一遍。
勞倫斯的急躁和嚴於律己人所共知，這一切對他來說一定是不堪忍受。他對飲食毫不介意，往往是站著吃飯，不到五分鐘就完事。而且他非常討厭身體接觸，甚至儘可能避免與他人握手，如果這樣不至於冒犯對方的話。而在阿拉伯營地裡，人們隨時隨地都能輕易地表達好感，持續不斷地擁抱和親吻臉頰，隨意拉手，這肯定更是讓他痛苦萬分。
但他也認識到，這就是阿拉伯人的戰爭與和平的方式。費薩爾不僅僅是個戰時領袖，還是一位貝都因酋長，那些似乎毫無意義的漫長閒聊是一種黏合劑，能讓他那難以駕馭的聯盟維持下去。在這種文化中，費薩爾不是一個發號施令的將軍（至少不能向他自己部落以外的人發號施令），而是一個努力促成共識的人，必須要哄騙、建議和傾聽。阿拉伯人當然不會為了迎合英國顧問而改變這一切。勞倫斯理解到，他和他的同胞們如果想要贏得信任、行事有效，就必須適應這種文化。這是個不言而喻的簡單道理，但他的很多同僚深信英國在軍事和文化上的優越性，不肯接受。
讓勞倫斯堅定決心去努力適應阿拉伯文化的，恰恰是費薩爾·伊本·侯賽因本人。即便是在起義最黑暗的日子裡，當勞倫斯拜訪阿拉伯人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臨時避難所的時候，也被費薩爾毫不動搖的雄心壯志所震撼，勞倫斯自己的悲觀失望也因此被驅散了不少。他在12月15日給吉爾伯特·克萊頓的報告中寫道：「昨夜，派遣了一個營到比爾薩義德，前往接近土耳其營地的一個前進陣地。部隊出發前，我聽了費薩爾向營長的講話。他說得不多，沒有華麗辭藻，但是恰到好處，說完之後大家歡欣鼓舞、爭先恐後地湧上來親吻他的頭飾繩子。扎伊德的撤退對他來說是個沉重打擊，因為他花了6個月時間在山區苦口婆心地勸說各個部落，將他們聯合起來，又把每一個部落安排到合適的地區。現在這一切努力都白費了。但他在公開場合把這一切都當作一個玩笑，拿大家逃跑的窘狀打趣，像挖苦小夥子一樣譏諷他們，但絕沒有傷害到他們的感情，而是讓他們感到，沒有過不去的坎，一切都會好的。他的表現非常了不起，因為我私下裡知道，他非常難過。」
在延布，費薩爾表現出了同樣的精神。12月20日，已經確定，土耳其人撤回了麥地那方向。他懇求兄長阿里率領他的大約7000人離開拉比格北上，而費薩爾則率領自己的部隊返回山區。他希望藉助一個鉗形攻勢抓住撤退的土耳其人。但遺憾的是，阿里的軍事指揮才華並不比弟弟扎伊德高明。幾天之內，他的部隊也是因為聽到前方有土耳其軍隊的謠言而驚恐萬狀、潰退回拉比格，大失所望的費薩爾別無選擇，只得率領自己的人馬返回延布。
在大多數其他英國軍官看來，這個事件是阿拉伯軍隊無能的又一例證。至少有兩次，他們僅僅聽說有土耳其軍隊，就不戰而退。勞倫斯卻不這麼想。費薩爾的部隊前不久在山區經歷了潰敗，現在對費薩爾來說最審慎的做法當然是留在延布的英軍艦炮保護範圍之內重組部隊；但他卻一看到有機會就努力轉入攻勢。這表明了費薩爾有一種他的兄弟嚴重欠缺的決心。
另外，拉比格和延布至少目前是安全了，費薩爾又想率軍北上攻打港口城鎮沃季赫。如果起義軍能夠控制沃季赫，從埃及來的英國補給線就能縮短200英里，而且那裡的地形也更適合向漢志鐵路發動更頻繁的襲擊。費薩爾和勞倫斯長談了一番，將費薩爾早先的計劃作了精簡，新計劃對他的兄弟們（已經被證明不靠譜）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
但籌劃這次進攻對勞倫斯來說一定是既苦又甜。他深知，自己在阿拉伯半島已經時日無多。斯圖爾特·紐科姆雖然在歐洲因為一系列事而耽擱，但是很快就會回來擔任費薩爾的常任聯絡官，而勞倫斯則將重返阿拉伯局的文牘工作。
自回到漢志以來，他就通過一系列靜悄悄的顛覆活動，竭力去阻止這種命運的到來。他的顛覆活動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他的臨時上級——西里爾·威爾遜中校。勞倫斯深知威爾遜強烈反對讓他在阿拉伯半島任職（儘管只是臨時性的），所以直接與開羅的更高上級聯絡，而繞過常駐吉達的代表威爾遜。從12月5日給吉爾伯特·克萊頓的第一封電報起，勞倫斯就開始耍這個把戲了。勞倫斯寫道：「我剛到這裡來的時候，具體向誰負責，彙報的方式又如何，都沒有確定。我或許應當通過威爾遜中校，但是今夜有一批郵件要發往埃及，於是我就直接發給您了。」
事實上，上級早就向勞倫斯明確過，威爾遜是他在一線的長官，所以他這是在假裝糊塗。但這就立下了一個可以延循的先例。後來威爾遜要把他任命為地位較低的延布補給軍官，藉此煞住他的威風，勞倫斯又一次使用了這種策略。勞倫斯在給克萊頓的信中抗議了這個任命——「我認為，我主要是個情報軍官，或者費薩爾身邊的聯絡官」——同時還解釋說，自己將最新的報告直接發往開羅，而不是先彙報給威爾遜，是因為「這些情報必須儘快送遞你處，否則就失效了。如果先發給吉達，就會浪費一週或10天時間。」但實際上，勞倫斯寫這封信的時候就在一艘前往吉達的船上。如果別人知道這一點的話，這番辯解就沒說服力了。
12月一天天過去，他的「犯上作亂」越來越公開化。勞倫斯絕不會哀求上級重新考慮、收回成命；他認為，他在阿拉伯半島繼續工作下去已經是個定論。「如果我要在這兒待下去，」12月底，他又一次繞過威爾遜，給克萊頓的副手寫信，「我就需要許多東西。關於紐科姆，有什麼訊息嗎？這裡的情況非常有趣，我想我可能不會回去了。我要把自己的英國習慣改掉，和費薩爾一起走一走。」然後勞倫斯把自己的打算一一說明，就好像政府已經批准讓他留下一樣。「這裡有人來接替我的時候，我就出發。瓦迪阿伊斯是漢志北部的未知疆域，我想去看一看。盧德赫瓦山背後的任何東西都值得一看。」
與其說奧斯曼政府百無一用，倒不如說它錯覺太深。到1916年底，在敘利亞全境已經有約50萬人因饑饉和疾病而死亡，新一年的前景也愈發慘淡。在軍事方面，土耳其軍隊再一次被從蘇伊士運河擊退，麥地那守軍已經是漢志境內最後幾個仍然在堅持抵抗阿拉伯起義軍的據點之一，而英軍又開始沿著底格里斯河向巴格達推進。但在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的總督府，傑馬勒帕夏仍然在研讀新的運河和鐵路的藍圖，仍然參加新學校和醫院的落成剪彩儀式。儘管他周圍是排山倒海的毀滅和破壞，他卻更加執拗地堅守自己開明改革家的形象。
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敘利亞總督與在君士坦丁堡掌權的精英集團越來越疏離。阿拉伯起義爆發之後，在奧斯曼首都，對傑馬勒的批評達到了新的高度。但批評他的人有的是指責他太嚴酷——這是一個普遍的觀點，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是他處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行動激發了起義——但也有人批評他過於寬大。對這後一項指控，傑馬勒的油嘴滑舌沒有幫他的忙；德國駐大馬士革領事尤利烏斯·羅伊特韋德—哈爾德格質問他，為什麼會在起義爆發前夕允許費薩爾·伊本·侯賽因返回阿拉伯半島。他的回答是，他這麼做是為了檢驗費薩爾究竟效忠何方。羅伊特韋德—哈爾德格在記述此次會晤的報告中尖刻地指出：「當前局勢似乎不太適合這種檢驗。」
還有一件讓君士坦丁堡方面惱火的事情：傑馬勒總是對歐洲人客客氣氣，尤其是對法國人很友善，允許很多「敵國僑民」留在敘利亞，而不對其加以約束。他對歐洲親善的唯一例外是他的政府與其結成軍事同盟的那個國家。傑馬勒討厭一切和德國及其文化有關的東西，向任何人數落起德國的缺陷時都是滔滔不絕。
隨著戰爭延續下去，在敘利亞的法國人越來越稀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庫爾特·普呂弗這樣的德國特工的高水平的搜尋——於是總督大人將他的好感轉移到另一個外國人群體——美國人身上。早在19世紀90年代就有一些美國的保守派穆斯林定居在耶路撒冷，傑馬勒經常去拜訪他們，也受到他們的歡迎。有儲存至今的照片顯示美國孩子在傑馬勒膝頭爬來爬去，他顯然非常開心。敘利亞新教學院（後來的貝魯特美國大學）的院長霍華德·布里斯對傑馬勒的大力支援感激涕零——在黎巴嫩饑荒最嚴重時，傑馬勒向學院提供了有補貼的糧食。於是在1917年1月，布里斯邀請傑馬勒到學院畢業典禮上講話。
當時，美國駐大馬士革領事塞繆爾·埃德爾曼與傑馬勒也有著一番奇怪的交往。故事是從1月20日埃德爾曼應召去大馬士革總督府開始的。隨著敘利亞的條件越來越糟糕，大約500名美國公民急於離開。幾個月來，埃德爾曼一直在努力安排他們安全撤離，但奧斯曼當局一直予以阻撓。伍德羅·威爾遜最近成功連任美國總統對埃德爾曼的努力也不是好訊息。儘管威爾遜的競選口號「他保護我們避免戰爭」幫助他連任成功，但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威爾遜打算領導美國參戰，並且是加入協約國陣營。在美國隨時加入敵人陣營的情況下，君士坦丁堡當然不願意讓數百名對敘利亞局勢有著第一手瞭解的美國人出境了。1月20日，在與埃德爾曼的會議上，傑馬勒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解決方案。不知如何是好的領事向美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發電報稱，傑馬勒表示願意允許這500名美國人離境，條件是他們必須發誓「在戰爭結束前絕不討論奧斯曼事務」。美國外交官們當然是很快就同意了這些明顯不可能執行的條件，開始安排美國公民撤離敘利亞。
但傑馬勒並非對所有美國人的請求都滿口答應。標準石油公司在敘利亞的代表威廉·耶魯有一次就沒有稱心遂願。
儘管耶路撒冷的條件越來越難以忍受，這位美國石油勘探家卻如魚得水，非常擅長適應環境。土耳其貨幣大幅貶值，投機倒把的人一旦被抓住會被處以絞刑，耶魯就在這種條件下搞起來一種複雜的黑市交易，在巴勒斯坦各城鎮買入賣出黃金和臨時紙幣。除去開支，他能掙得足足10%的利潤。有一次，耶路撒冷總督拒絕給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開發特許權續約，耶魯就對他大加敲詐，威脅說要向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告發他，並且還要告訴總督夫人，他在外面包養情人。
耶魯向傑馬勒帕夏提出特殊請求的起因是，1916年秋季，耶路撒冷電報局的一名深受耶魯信任——或者說已經被耶魯收買的審查員找到了耶魯和他的商業夥伴伊斯梅爾·哈克·貝伊，帶來了令人不安的訊息。這位審查員說，傑馬勒剛剛收到了一封檢舉伊斯梅爾·貝伊的匿名信，說伊斯梅爾·貝伊是一個與阿拉伯起義領袖費薩爾·伊本·侯賽因有關聯的團體的成員。另外，匿名信還說「一個年輕的美國人在為這個團體提供資金」，顯然指的是耶魯。
如果傑馬勒對這樣的指控信以為真，兩人就肯定要被判死刑，於是他們匆匆趕到傑馬勒在德國招待所的辦公室，要求看看這封信。讓他們無比震驚的是，這封信的筆跡是薩利姆·阿尤布的，也就是參與克恩納布石油開採交易的另外兩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伊斯梅爾·貝伊和我對此人的卑劣無恥行徑義憤填膺，」耶魯回憶道，「於是我們要求將他及其全家流放。」
在他的回憶錄中，耶魯承認自己與阿尤布及其家人「非常親密友好」，而且他當然知道，如果遭到流放，阿尤布的妻兒將會遇到怎樣的命運：最好的情況是赤貧如洗，最壞的情況是因疾病或飢餓而緩慢死亡。耶魯似乎也忘記了，在前一年，他用非常類似的指控威脅過伊斯梅爾·貝伊。不管怎麼說，傑馬勒拒絕完全滿足苦惱的石油勘探家的請求；他同意將薩利姆·阿尤布放逐，但允許阿尤布家的其他人留在耶路撒冷。20年之後，耶魯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很高興，傑馬勒不像我們其他人那樣殘忍。」
向沃季赫的進軍從延布東北方的一個綠洲村莊開始，其形式對勞倫斯來說非常具有異國風情。在他看來，這景象既壯美又野蠻，似乎他幼年如飢似渴地閱讀的中世紀曆史全都突然間成了現實。「費薩爾打頭陣，身穿白袍，」他寫道，「沙拉夫酋長在他右側，戴著紅色頭巾，穿著散沫花染色的上衣和斗篷；我自己在費薩爾左側，穿著紅白兩色的衣服。我們的後面是三面紫色絲織大旗，帶有金色尖釘；再往後是三名演奏進行曲的鼓手；然後是蹦來跳去、狂野不羈的1200名騎駱駝的衛兵，隊形非常緊密，人們的衣服五顏六色，駱駝也配有各種裝飾，幾乎和騎手們一樣華麗——並且他們全體扯著嗓子高唱一首歌頌費薩爾及其家人的戰歌！這看上去像是駱駝的河流，因為整個幹谷中都是我們的隊伍，一直擠到幹谷的兩岸，隊伍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長。」
但勞倫斯沒有多少時間欣賞這個令人歎為觀止的盛景了。儘管他在前一個月想盡辦法，這天清晨還是有一封電報抵達延布，宣佈斯圖爾特·紐科姆終於從埃及趕來了；勞倫斯接到的指示是在延布等待紐科姆到任，隨後他自己在阿拉伯半島的任務就算結束了。所以，勞倫斯陪伴宏大的隊伍北上僅僅一個小時之後，就只能向費薩爾道別，返回海岸。
但在延布並沒有發生權力交接的事情。紐科姆在開羅臨行前又被耽擱了一番，於是上級決定讓他和勞倫斯在起義軍控制下的一個叫作恩列治的小港會合，這是在通往沃季赫的海岸的半途，他們可以在那裡等待北上的費薩爾軍隊。於是，勞倫斯在1月14日登上「蘇瓦」號，沒過多久就來到恩列治，與費薩爾再度聚首。起義軍在這裡短暫停留以補充給養，勞倫斯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前六週中的冒險是多麼美好，失去又是多麼可惜。「我希望我不需要返回埃及」，他在1月16日在恩列治給家人的信中憂愁地寫道，「不管怎麼說，我曾經有過一個機會。」
但是仍然沒有紐科姆的音信傳來。17日，起義軍決定於次日早上繼續進軍，勞倫斯私下裡希望，或許他的上級這一次仍然不能及時趕到，如果那樣的話，他就「別無選擇」，只能繼續陪同費薩爾開赴沃季赫。當晚，紐科姆依然蹤跡全無，勞倫斯的夢想似乎成真了。他在恩列治給紐科姆留了封簡訊——「就差一天就見到你了，真可惜！」——然後狂奔到沙漠裡去找費薩爾。
事實上，根本沒有差一天那麼多。那天早上，阿拉伯軍隊拔營出兵，勞倫斯快活地陪伴在費薩爾身邊，就在這時，兩名騎手縱馬從恩列治疾馳而來。其中一人就是紐科姆，他終於抵達，要就任英國駐漢志軍事代表團的團長。
按照指示，勞倫斯現在應當立即返回恩列治，登船返回開羅。但斯圖爾特·紐科姆在這一刻卻做出了不同的決定。這次權力交接實在是太倉促了，他在繼續前往沃季赫的長途跋涉中無疑能夠和費薩爾及其主要副手熟悉起來，但如果他在前六週的代理能夠留下來為他引見，就會容易得多。紐科姆向勞倫斯作這番提議時，勞倫斯沒有反對。
在倫敦漫長等待的無聊日子裡，亞倫·亞倫森將他的目光聚焦到了開羅，他希望英國人的惰性在那裡或許能夠最終被克服。然而事與願違。「每天我要詛咒決定與他們合作的那個時刻100次，」他在1917年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找到了他們，卻要看著這種令人絕望的庸碌無能，還不如當初就和土耳其人死耗著，保持我們對協約國的幻想。如果德國佬最終被這些傻瓜打敗，肯定有理由質疑上帝和天理。」
亞倫森於12月中旬抵達塞得港，原打算立刻拿著介紹信去開羅見阿拉伯局的領導人吉爾伯特·克萊頓。但是迎接他所在的航船的英國官員卻更重視他的可疑的法律身份——他還是奧斯曼帝國的公民——於是將他扣押在亞歷山大港。不久之後，東地中海特別情報局派來了一名年輕的上尉威廉·埃德蒙茲，稱自己將擔任亞倫森的聯絡官。
農學家起初對埃德蒙茲評價極高——「不僅非常聰明，而且十分精明」，但他後來發現，這位特工的職能主要是以事情進展良好的假象安撫他，而不是幫他聯絡任何實權人物，於是他對埃德蒙茲的好感迅速消失了。亞倫森在前往倫敦和後來奔赴埃及途中的花銷約為1500英鎊，他詢問能否報銷這筆錢，得到的回答很能說明他在英國人的整個計劃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埃德蒙茲聽到這個數字當場臉色煞白；英國官僚已經因為吝嗇而臭名遠揚了，他就這麼小氣地指出，沒有恰當的收據無法報銷任何款項，並建議向亞倫森發放每天1英鎊的津貼，這點錢都不夠亞倫森在亞歷山大港的酒店房錢。自尊心極強的科學家當即回絕了。
他當晚在日記中發洩了自己的怒火：「目前為止，我遇到的淨是不信任、沉默、小家子氣和吝嗇。我必須努力控制好自己的神經，以便另想辦法與阿布薩取得聯絡，」——「阿布薩」指的是押沙龍·法因貝格，即他留在阿特利特的副手——「然後，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繼續幹下去。我自己是受夠了。我絕不願意在這樣的條件下繼續工作。」
讓亞倫森最為惱火的是，在過去的8個月中，他沒有聽到英國人對巴勒斯坦有什麼打算。他到埃及的目的就是最終將英國人和他在阿特利特的間諜網聯絡起來，但他卻不得不為了報銷收據之類的雞毛蒜皮，以及會見下級官員而浪費時間。
科學家還不理解的是，英國人還並不完全信任他。倫敦的情報分析人員得出的結論是，亞倫森提供的資訊非常準確，這可能恰恰說明他是個土耳其間諜，而開羅的情報人員也在試圖解決這種疑慮帶來的難題：如果亞倫森的間諜網真的存在，如何與之取得聯絡，同時又阻止他與土耳其反諜報人員取得聯絡——如果他真的是土耳其間諜的話？亞倫森不斷要求與押沙龍·法因貝格在1915年曾聯絡過的那位情報軍官——倫納德·伍萊見面，這無意中讓英國人對他更加懷疑。英國人一直沒有告訴亞倫森，伍萊乘坐的船隻於夏季在亞歷山大勒塔灣遭到魚雷攻擊，他本人被土耳其人俘虜。亞倫森在不知道這個事情的情況下不斷提起伍萊的名字，更是讓人愈發懷疑。
聖誕節前不久，英國人認為自己想出了一個解決這個難題的聰明辦法。埃德蒙茲告訴亞倫森，終於將要派出一艘間諜船與阿特利特方面取得聯絡；亞倫森要不要捎帶一封私人信件？農學家當場識破了這個花招，大發雷霆，這種暴脾氣是他的特色招牌了。他告訴埃德蒙茲，除非讓他本人登上那艘船，否則他就立刻和英國人斷絕關係；如果讓英國人派去什麼「糊塗鬼」，把他的人都害死，還不如現在就徹底拉倒。
面對這個最後通牒，雙方達成了妥協：亞倫森可以隨船一同前往，但不可以上岸。將會派遣信使乘坐汽艇在夜色掩護下登陸，帶去他的指示，以及他的一些私人物品，以便能夠讓他的同志確信這些指示的確來自他本人。等待足夠的時間讓雙方聯絡完畢之後，汽艇會返回岸邊接回信使。但時間非常緊迫，因為間諜船顯然必須在日出之前溜之大吉。
到此時，亞倫森命途多舛的冒險已經持續了17個月。就像這場冒險的幾乎每一個階段一樣，這一次也不順利。間諜船是一艘改裝過的小型拖網漁船，叫作「海鷗」號。亞倫森坐在間諜船上，在聖誕夜溜出塞得港，於次日下午抵達了阿特利特海岸。亞倫森看到研究站二樓陽臺上有人在揮舞一塊黑布，但是船上沒人攜帶高質量的望遠鏡，所以無法確定。「海鷗」號為了等待夜幕降臨再去與陸上的人聯絡，先開往外海，不料一頭撞上一場強風暴，這種現象在這個時節的地中海東部是很典型的。於是，直到將近凌晨2點，海面才相對平靜下來，間諜船才得以重返阿特利特，釋放出汽艇。艇上有兩名信使，其中一人攜帶著亞倫森給同志們的指示，另一人帶著他的帶有花押字的小刀和特殊的放大鏡。汽艇剛剛消失在黑暗中，風暴又猛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