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薩爾脾氣火爆，驕傲而缺乏耐心，有時蠻橫不講理，很容易突然間離題萬里。比他的兄弟們更具有個人魅力和精力，但不如他們審慎。顯然非常聰明，或許並非過分一絲不苟……如果他被教養的方式不對，或許會成為一個兵營軍官。深受民眾愛戴，雄心勃勃；滿腦子夢想，也有實現夢想的本領。
——1916年10月30日，勞倫斯對費薩爾·伊本·侯賽因的評價
由於勞倫斯的執拗和好運，他到漢志的旅行收穫頗豐。在僅僅十天之內，他見到了埃米爾侯賽因的全部四個兒子，還有協約國在吉達的主要使節。他親眼看到了英軍在拉比格為起義軍建立一條補給線的努力，還成為第一個深入內陸觀察戰場的外國人。1916年10月26日上午，他騎著駱駝來到延布，一心想趕緊回到開羅，將自己的發現彙報上去。
但在這個塵土漫天的小小的港口城鎮，他的好運氣突然用光了。按照計劃，一艘英國戰艦將在延布停靠，但在預定的日子，卻沒有戰艦的影子。勞倫斯別無辦法，只能既來之則安之，一直等了五天。他在可以俯瞰窄小的碼頭區的一座樸素的三層樓房裡（費薩爾在當地的聯絡官的家）住了下來，著手將此次旅程的印象付諸筆端。他身邊只有一支藍色水筆和一些廢紙。在5天之內，他用自己慣常的潦草筆跡寫下了大約1.7萬字。
關於勞倫斯的諸多互相牴觸的傳奇就是在延布的這座房屋內誕生的。在他的崇拜者看來，勞倫斯不僅對阿拉伯半島的一線局勢有著極其敏銳的把握，而且能夠以精彩的文筆將其表達出來；他即將成為一個叱吒風雲、如魚得水的英雄；有時候，天才要努力一輩子才能遇到讓自己大放異彩的良機，勞倫斯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證。在詆譭他的人看來，隨後發生的事情絕大部分，甚至可以說完全是出於偶然機遇，在隨後三週內發生的無數對勞倫斯極其有利的小事件——奇異的巧合、資訊送遞的時間湊巧或者不湊巧、將軍和政治家們陰險狡詐的操縱——都是不可能預知的。這些人認為，如果對所有這些因素重新洗牌，絕不會以同樣的順序再發生一次。
勞倫斯在這年10月的經歷似乎能夠支援後一種版本的傳奇。在延布，他是個28歲的陸軍上尉，不曾接受過一天的軍事訓練；當時，英國軍方和政界的最高領導層在研討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政策。他的確是第一個親眼看到一線起義軍的英國軍官，但他只看了26個小時，而且看到的也只是戰士們在一座山谷營地中懶洋洋地轉來轉去，這算不得權威性分析的基礎。他的大部分觀察結論也不算獨樹一幟；在他之前到達漢志的少數幾個英國軍官幾乎全都注意到了阿拉伯「軍隊」的七零八碎、缺乏傳統意義上的軍事紀律，以及對敵人火炮和飛機的可悲的畏懼。
但是，勞倫斯的評判當然不僅僅是基於他在費薩爾營地的短暫停留，而且還源自在卡爾基米什接受阿拉伯文化薰陶的多年。從那裡，他深刻地理解了氏族和部落聯盟是如何運作的，這種結構在戰場上表現如何，以及能夠找到一個在相當長時間內將諸多部落聯合起來為遠期目標而奮鬥的領袖是多麼不同尋常。另外，勞倫斯自少年時代就痴迷於一種非常特別的學術——中世紀軍事史，後來在牛津又專門研究這個領域，而阿拉伯半島在20世紀初的戰爭與14世紀歐洲的戰爭有著驚人的相似。這些相似之處包含方方面面，從部隊如何招兵買馬，到領導結構——把歐洲中世紀的領主、鄉紳和王公換成阿拉伯的謝赫和埃米爾，再到部隊在戰場上如何運作，不一而足。1916年的漢志和1356年的法國一樣，行進中的軍隊完全依賴於對其最基本需求的滿足——水、役畜和糧草，這些因素決定著軍隊要前進到何方，與何人作戰，以及何時作戰。在當時，勞倫斯的中世紀軍事戰略知識很少有人能夠企及，所以他當即就發現，阿拉伯戰場的很多特徵他都非常熟悉。他肯定要比那些深受拿破崙戰爭或甚至當時的西線戰略薰陶的職業軍官要更懂得阿拉伯戰場。
有著深厚的文化和學術基礎的勞倫斯很快認識到，要想把阿拉伯起義軍部隊轉化為常規的歐洲式軍隊是徒勞無益的，因為它不是這樣的軍隊，也永遠不可能是。他在延布寫下的報告中指出，唯一的辦法是，英國人必須接受阿拉伯人打仗的方式，並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戰略和期望。
這個觀點倒還算不得特別有爭議或者新穎獨特，因為畢竟最保守頑固的軍官也懂得，必須根據自己手頭現有的人員和物資來調整戰略戰術，但勞倫斯在漢志的短暫停留期間得出了兩個更為新穎和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
阿拉伯起義在早期的勝利之後，連吃敗仗，境況淒涼，因此倫敦和開羅方面越來越達成了共識，必須向漢志派遣一支足夠強大的英軍來支援起義軍。英國官員們一般認為需要一個旅的兵力，也就是約3000～4000人。10月，埃米爾侯賽因仍然對這個主意猶豫不決，因為他擔心向穆斯林聖地引入這樣一支「異教徒」軍隊，會影響他在目前與他結盟的部落中的地位。勞倫斯從自己的旅行，尤其是從自己在費薩爾營地觀察到的謹小慎微中得出結論，侯賽因的擔憂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寫道，雖然一小群歐洲顧問和教官在海岸上活動會受到「熱烈歡迎」，但是更大規模的部隊很可能會受到怨恨，正中土耳其人關於基督教十字軍的宣傳的下懷。勞倫斯主張英軍在漢志的駐軍應該儘可能少，這與英國軍方大部分人——包括在漢志待的時間最久的兩位英國軍官西里爾·威爾遜中校及其副手阿爾弗雷德·帕克——的觀點相左。
勞倫斯的另外一個主張更容易引起爭議：起義的真正「先知」是輕言細語、嚴峻樸素的費薩爾。早在戰前，英國軍官們就一直認為，喜好交際、活力四射的阿卜杜拉是他們在漢志的主要盟友，因為他是反覆無常的侯賽因最為信任的兒子。自起義爆發以來，英國軍界的看法也沒有什麼改變。英國軍官們總是去找阿卜杜拉，希望能探聽到老侯賽因的算盤，以便為作戰的下一步做準備。在勞倫斯之前，只有威爾遜和帕克這兩名英國軍官見過費薩爾，對他也沒什麼印象。威爾遜在私人層面上很喜歡費薩爾，但卻認為埃米爾的第三子「不能承受戰鬥的喧囂」——就是說他是個懦夫。他把自己的這個判斷傳達給了英國領導層。在推舉費薩爾為起義的真正領袖這個問題上，勞倫斯是少數派，而且這個少數派只有他一個人。
在這兩點上——英國在漢志儘量少駐軍、推舉費薩爾為領袖，勞倫斯面臨的挑戰都是不可逾越的，他最終是如何勝出的呢？是由於不可否認的天才，或者純粹是走了狗屎運？
無論是褒勞倫斯還是貶勞倫斯的人都忽視了一點，那就是，早在延布的時候，他已經有了一件雖然不引人注目但是威力強大的武器。他處於開羅軍事情報機構的內層圈子，因此極其熟悉有權對阿拉伯半島事務做出決策的英國軍隊和政界的統治集團。「結構」這個詞實在是太美化它了。它實際上是個官僚泥沼，由疊床架屋的諸多部門、爭權奪利的不同圖謀和個人組成的迷宮。勞倫斯在薩沃伊飯店可以讀到所有資訊，哪怕是保密級別最高的檔案。所以他知道這個泥沼中的所有主要角色，他們各自的主張，以及更重要的東西——他們的政敵是誰。他在延布的五天期間除了寫報告之外，還找時間研究了一下襬在他面前的這個令人頭暈眼花的極度複雜的政治棋局，並鑽研出一個策略來利用互相爭鬥的各派別，讓自己的主張得到採納。
在這番努力當中，另一個常被忽視的因素幫了他的大忙：當時的通訊手段。在某些地方，通訊已經比幾十年前有了質的飛躍，但在有些地方卻仍然很原始。在1916年，利用油印機可以將一份重要檔案複製成百上千份；已經有了百年曆史的複寫紙也可資利用。有了無線電報，從倫敦向布宜諾斯艾利斯發一份資訊只需幾分鐘，而在阿拉伯半島這樣的地方傳遞同樣的資訊卻需要派遣一名徒步或者騎馬的信使。勞倫斯非常擅長利用通訊的進步和缺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經常違反規定，向自己的盟友快速傳送資訊，而在收到不合自己想法的命令時，就說「訊號傳輸故障」（這是他最喜歡用的藉口），先斬後奏。再加上一種無情的特質，勞倫斯成了特別擅長與官僚體制做鬥爭的典範，甚至最陰險狡詐的宮廷陰謀家或是追求終身教職的大學教授也會豔羨他的本領。
在隨後的三週內，形形色色的英國官員都會利用勞倫斯作為先頭尖兵——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心腹鷹犬——去努力達成自己的意圖，而壓制自己的競爭對手。這位28歲的上尉在這個角色上嫻熟地玩弄各方勢力，對法國在該地區的狼子野心施以沉重打擊，嚴重挫傷了一位極其位高權重的英國大員的勢力，並推動了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政策的一個根本性轉變。在這過程中，他還將改變阿拉伯起義的程式，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但他叱吒風雲的開端卻不順利。10月31日，皇家海軍「蘇瓦」號在一位叫作威廉·「生薑」·博伊爾（他被稱為「生薑」是因為他有一頭紅髮）的職業海軍軍官指揮下停靠在延布，終於將被迫在此停留數日的勞倫斯接走。
「我聽說，有位勞倫斯上尉在海岸上，」博伊爾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原以為他是一名被派遣到那裡的軍官，但登船向我走來的卻是個邋里邋遢、毫無軍人儀表、兩手插在口袋裡、沒有敬軍禮的矮子，我有些吃驚。」秉性嚴肅、不苟言笑的博伊爾注意到勞倫斯一側的肩章上有三顆表示上尉軍銜的星，另一側卻一個也沒有，於是不肯搭理這位乘客，而是讓自己屬下的一名中尉去接待他；中尉狠狠地訓斥勞倫斯不懂禮貌，這讓船長頗為滿意。
勞倫斯在自己的回憶中承認沒有給「生薑」·博伊爾留下好的第一印象，但認為問題出在遺傳上。他說：「紅頭髮的人很少有耐心。」
從各方面的記述來看，愛德華·布雷蒙都沒有注意到10月16日參加法國領事館宴會的那個沉默寡言的英國陸軍上尉。勞倫斯的確也不引人注目。法國上校在那天晚上的主要客人是他在吉達的英國同僚西里爾·威爾遜，以及到訪的埃及東方文化秘書羅納德·斯托爾斯，後者是一個廣交天下豪傑的人，在餐桌上也是談笑風生、幽默風趣。而勞倫斯上尉身材矮小，又長著一張娃娃臉，穿著不合身的軍服，很容易被當作扮演士兵的毛孩子。11月初，勞倫斯再次來到法國領事館宴會廳的時候，布雷蒙就有充分的理由要對他重新評估了。在這次宴會上，三週前還絲毫不引人注目的年輕軍官口若懸河，甚至完全搶佔了話頭，而他說的話更是讓布雷蒙張口結舌。
「蘇瓦」號在10月31日駛入延布海灣的時候，勞倫斯估計自己很快就要返回開羅。但是西里爾·威爾遜在漢志的副手阿爾弗雷德·帕克上校也登上了「蘇瓦」號，要親耳聽聽勞倫斯在費薩爾營地的所見所聞。帕克對勞倫斯的洞察力頗為讚賞，於是建議他先去喀土穆面見蘇丹總督雷金納德·溫蓋特，後者是參與阿拉伯事務的最重要的英國官員之一。於是，「蘇瓦」號帶著勞倫斯調頭行駛200英里，返回了吉達，那裡有一艘船已經準備好，要帶他渡過狹窄的紅海，前往蘇丹。這艘船是「歐呂阿魯斯」號，紅海艦隊的旗艦，由艦隊司令羅斯林·威姆斯將軍親自指揮，這足以說明英國高層對勞倫斯的使命突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布雷蒙上校聽到這些風聲，非常想知道這位年輕的陸軍上尉在費薩爾營地究竟看到了什麼，或許還更想知道，他打算向雷金納德·溫蓋特報告些什麼。於是他邀請勞倫斯和威姆斯到吉達赴宴。在這次宴會上，布雷蒙很快發現，勞倫斯上尉的幾乎所有觀點都與他在阿拉伯半島的目標相牴觸。
自9月初在吉達搭臺唱戲以來，布雷蒙一直鼓吹讓協約國在漢志大幅度增兵。他的部分理由顯然植根於對侯賽因起義軍戰鬥力的極低評價。他多次提議讓他指揮下的200名法國技術顧問（目前無所事事地待在埃及）立刻前往拉比格，將阿拉伯人轉變為一支像模像樣的作戰部隊。當然，一旦土耳其軍隊進攻拉比格，這麼小的隊伍無力抵抗，所以布雷蒙還建議從埃及派遣兵力足夠強大的英國部隊——至少一個旅，或兩個——來控制這個地區，提供保護。如果這位法國上校得逞，西方國家在漢志的軍事存在就從屈指可數的少數人——他自己、威爾遜、帕克和散佈在海岸線上的英國後勤軍官——擴張到3000～10000人。
他沒有明說的是，這個建議與法國的秘密意圖——或者說至少是布雷蒙上校自己的秘密意圖——多麼相符。一線有了較大規模的協約國部隊，就很容易對事態發展進行監視和控制，並阻止阿拉伯起義蔓延到敘利亞。更妙的是，英國要投入數千兵力，而法國只有200人，投資極少，卻能在中東形成實際的軍事存在，名正言順地成為英國在該地區的平等夥伴。
英國駐開羅的埃及遠征軍總司令阿奇博爾德·默裡將軍雖然沒有看透布雷蒙的隱秘動機，但對這個想法已經是冷若冰霜。他的任務是向西奈半島對面的巴勒斯坦南部發動攻勢，而他的兵員經常被尋找新炮灰的西線指揮官們抽調到法國去對付德國人，所以默裡堅決反對從他麾下再調離任何部隊，去參與阿拉伯半島的「無關緊要的雜耍」。
布雷蒙在與雷金納德·溫蓋特接觸的時候運氣比較好。對法國人來說，蘇丹總督是個絕佳的代言人，他堅信阿拉伯起義非常重要，但同時也斬釘截鐵地相信光靠起義軍是永遠不能成事的。除了布雷蒙的建議之外，溫蓋特派往阿拉伯半島的兩名政治官員——威爾遜和帕克也相信，如果沒有外國部隊儘快支援，起義軍的崩潰指日可待，所以溫蓋特對此更是堅信不疑了。當然了，溫蓋特支援派兵也是空口白舌，因為他沒有軍隊可以派遣。要派兵的話只能從埃及的默裡麾下抽調。按照布雷蒙的盤算，溫蓋特已經是他的盟友了，現在只需要等待阿拉伯起義軍的下一次挫折，就可以聯手繞過默裡，直接請求倫敦派兵。
布雷蒙不需要等很久。就在勞倫斯困守延布的那幾天，出現了一個對布雷蒙有利的機遇。10月底，有訊息傳來，一大股土耳其軍隊正在逼近拉比格。這訊息讓駐紮在這座關鍵港口城鎮以北山腳的阿拉伯部隊大為恐慌，爭先恐後地奔向海灘。溫蓋特和布雷蒙感到機會來了，於是迅速行動起來。溫蓋特向倫敦發了電報，敦促英法軍隊做好在拉比格登陸的準備。布雷蒙緊隨其後，向英國外交部傳送了一份宣告，稱自己完全準備好將閒置計程車兵和火炮派往拉比格，但「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護衛，就有可能落入敵手，因此這是非常不謹慎的」。至於這位法國上校要求的「護衛」要強大到什麼程度，溫蓋特為他的政府提供了具體數字：至少六個營，即約6000英軍士兵。
面對如此緊迫的請求，若不是默裡將軍堅決反對的話（那6000士兵只可能從他那裡調出），英國戰爭委員會差一點就批准了溫蓋特的建議。11月2日，戰爭委員會駁回了從埃及調兵的請求，但建議布雷蒙和溫蓋特在他們屬下儘可能蒐羅兵力，儘快送到拉比格去，這就讓一心要讓戰事升級的兩人回到了原點。
倫敦的決定讓布雷蒙頗感失望，但在同一天傳來的一點新訊息讓他振作了起來。阿爾弗雷德·帕克在拉比格報告稱，並沒有土耳其軍隊在逼近拉比格，也從來不曾有過；整個危機都是由於錯誤的傳聞。帕克尖刻地指出，這個令人尷尬的事件「證明，一旦受到威脅，拉比格的隊伍一分鐘也抵擋不了……我認為最佳解決方案就是讓英國政府（戰爭委員會）收回成命，向拉比格派遣一個旅」。
這對布雷蒙來說宛如天籟，他自信滿懷，認為很快就會有遊說戰爭委員會的新機遇；畢竟，一個謠言就讓起義軍抱頭鼠竄，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打過來該怎麼辦？
然而，就在這個關頭，勞倫斯再次出現在吉達。
在法國領事館的宴會上，勞倫斯解釋說，從他在拉比格與阿里的交談以及在哈姆拉與費薩爾的會晤來看，他堅信不疑，協約國在阿拉伯半島的軍事存在應該保持在最小規模；侯賽因的起義軍很樂意從基督教「異教徒」顧問手中接受武器和軍事訓練，不管他們是法國人還是英國人，但任何更進一步的行為肯定會讓他們害怕歐洲人會接管阿拉伯半島，導致起義從內部瓦解。
理智的人完全可以不同意這種分析——布雷蒙就是堅決反對——但真正讓他目瞪口呆的是勞倫斯的第二個觀點，即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協約國根本沒有必要派遣軍隊。他認為，阿拉伯戰士主要是一支防禦性力量，他們已經掌控了麥地那與海岸之間的狹窄峽谷和隘道，陣地固若金湯，不必害怕土耳其軍隊的進攻。只要阿拉伯人控制著那些高地——當地的地形完全不利於土耳其人的炮兵和飛機優勢的發揮，所以很難想出將阿拉伯人從那裡驅逐出去的辦法——拉比格就非常安全。
布雷蒙是個彬彬有禮的東道主，當然不會指出，勞倫斯對一線起義軍觀察了僅有一天時間，怎麼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但他肯定問了，如何解釋起義軍前不久在拉比格以北的丟盔卸甲、雞飛狗跳。如果阿拉伯人僅僅聽到一個傳聞就急於拋棄自己的陣地的話，那麼他們顯然並不認為自己的陣地像勞倫斯說的那樣固若金湯。或許就是為了回答這樣的質詢，勞倫斯提出了又一個論點：在拉比格東逃西竄的是阿里的人，而不是費薩爾的部下；而費薩爾才是起義的真正領袖。
勞倫斯的這個觀點最讓布雷蒙目瞪口呆。上校還沒有見過費薩爾，但他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東西能夠表明侯賽因的第三子是一個天生領袖或者殺伐決斷的指揮官；布雷蒙在不久之後給巴黎的報告中寫道：「費薩爾說話很多，但全是廢話。他行動很少，從不做實事。」
而且從法國人的角度看，推舉費薩爾為領袖的想法也是令人驚恐的。從各方面的記述來看，他比他的兩個兄長都更不信任歐洲盟友。而且他還和敘利亞的旨在推動阿拉伯獨立的密謀者過從甚密；傑馬勒帕夏已經抓捕了很多這樣的密謀者，但他們的網路中的有些部分肯定仍然存在。法國急於避免讓阿拉伯起義擴充套件到敘利亞，因此費薩爾的崛起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頭痛的。
如果不是由於一些細節，布雷蒙或許會將勞倫斯僅僅當作一個特別令人討厭的宴會客人而不予理睬，將他的大膽推斷看作一個狂妄自大的天真漢的臆想。首先，勞倫斯的舉止不同尋常。他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帶著堅定不移、不容置辯的自信，這種自信在軍事規程方面簡直到了放肆無禮的地步。不管與他意見不一致的人的資歷多麼老，軍銜多麼高，這個藍眼睛、目光冰冷的陸軍上尉都不肯讓步。而且他對威姆斯將軍也產生了特別的影響。不管威姆斯之前對調兵到阿拉伯半島的觀點如何，現在顯然已經深受勞倫斯的影響，想法與他極其相似；事實上，威姆斯正打算陪同勞倫斯一起去喀土穆，聯手向溫蓋特遊說。愛德華·布雷蒙當然非常害怕這兩個人見到目前為止一直是他最親密的英國盟友的溫蓋特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次宴會之後，布雷蒙上校以貶抑的口吻稱，勞倫斯已經成了費薩爾的「封臣」。在隨後的幾個月內，他會對勞倫斯有更深的瞭解，那時就會發現自己一直都搞錯了，這個毫不裝腔作勢的英軍上尉推舉費薩爾其實有個自私，甚至陰險的動機。如果英軍有一個旅在阿拉伯半島登陸，肯定會建立起一個恰當的軍事指揮機構，像勞倫斯上尉這樣長期坐辦公室、缺乏軍事經驗的人就沒有什麼戲可以唱了。如果沒有外來干預，侯賽因的兒子們就要執掌大權。像費薩爾這樣溫軟而躊躇不定的人，勞倫斯可以讓他屈從於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成為阿拉伯半島幕後擁立君主的人。
10月22日，也就是勞倫斯動身前往費薩爾的山間營地的那天，蘇格蘭北部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故事的開端是，斯堪的納維亞—美國航線的一艘客輪「奧斯卡二世」號停靠在奧克尼群島柯克沃爾鎮的加煤站。
雖然「奧斯卡二世」號是在兩個中立國之間航行——從丹麥出發前往紐約，但奧克尼群島對英國軍方來說是個極其敏感的地區，因為他們在戰時的主要海軍基地就在奧克尼群島的斯卡帕灣。英國警方始終在高度警惕，提防間諜或破壞分子，於是一隊英國警察登上了這艘船籍為瑞典的客輪，進行例行的護照和行李檢查。這一天，他們發現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他是個身材粗壯的41歲的奧斯曼公民，前不久從德國進入了中立國丹麥。
在甲板上，警察們當著其他乘客的面將此人扣押，同時對他的艙室進行了徹底的搜查；他們後來當著張口結舌的乘客們的面告訴「奧斯卡二世」號的船長，此人的艙室「裝滿了德國的東西」。此人被押上一艘警用快艇，當晚被監禁在柯克沃爾一家旅館，次日被押往蘇格蘭本土。他後來被解往倫敦，到10月25日已經在接受巴塞爾·湯普森的訊問。湯普森是蘇格蘭場刑事調查部的長官，同時負責戰時在英國境內對顛覆破壞分子和間諜的追蹤。
「奧斯卡二世」號抵達紐約之後，公眾才知道亞倫·亞倫森被英國人逮捕了。這很快在某些圈子裡掀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團體，以及亞倫森戰前在美國長期訪問時熟識他的農學家們。這兩個群體的人都不肯相信，這位猶太農學家居然是同盟國的間諜，而他在柯克沃爾被捕大約就是因為這樣的罪名。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戰爭爆發時，很多猶太移民逃往中立國或者英國治下的埃及，而他卻選擇留在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而且他穿越戰火紛飛的中歐前往丹麥的旅程也極其可疑。很顯然，如果沒有土耳其和德國政府高官的批准，他是不可能做這樣的旅行的。
「奧斯卡二世」號上至少有一位乘客堅信亞倫森是無辜的。這是一位名叫奧爾加·伯恩哈特的德國猶太社會名流，在從哥本哈根出發的旅途中與這位農學家結為好友。她打算抵達美國後將他的困境公之於眾。但她的努力事與願違。她向《紐約晚報》爆料後，這家報紙卻刊登了文章，將亞倫森描繪為危險的土耳其間諜。於是，美國科學界或猶太人團體爭取釋放亞倫森的努力都泡湯了。
但亞倫森要的就是這個效果。那是因為，他在柯克沃爾的被捕是一個複雜的幌子。他的確是個間諜，或者至少他非常想成為一名間諜，不過是效忠英國的間諜。他被從「奧斯卡二世」號上押走的場景頗具戲劇性——在眾目睽睽之下將他監禁，幾乎是公開宣佈在他的行李裡查獲了什麼東西——都是為了迷惑德國和土耳其的反諜報人員，以保護他在巴勒斯坦的間諜網。如果靜悄悄地將亞倫森帶走，就達不到這樣的目的了。他需要讓德國人和土耳其人「知道」，他的目的地是美國，而英國人在「奧斯卡二世」號的甲板上抓獲這名「危險的土耳其間諜」完全是出於偶然。所以，《紐約晚報》為他描繪的間諜肖像反而給他加了分。當晚在柯克沃爾的旅館房間內，亞倫森在日記中寫道：「遊戲開始了。」
這是一場馬拉松一般漫長的遊戲。亞倫森拿著傑馬勒帕夏發放的旅行許可離開巴勒斯坦已經是三個月前的事情了。首先，為了打通關節獲得前往維也納的證件，他在君士坦丁堡耽擱了一個月時間。從奧地利首都到柏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要想辦法進入中立國丹麥又花了一個月時間。9月中旬，農學家終於越境來到丹麥，不料又有更多障礙：首先要與英國反諜報人員取得聯絡，然後還要讓他們相信，自己的不可思議的故事是真的。
在丹麥的英國特工人員或許並不完全相信亞倫森的話，但在猶豫一番後決定，就讓蘇格蘭場來判斷真偽好了。10月中旬，他們安排亞倫森登上了「奧斯卡二世」號，於19日從哥本哈根港起程，同時又安排三天後在柯克沃爾將他逮捕。於是，花了一年多時間拼命要和英國人接頭的志願間諜終於稱心如願。
在等待「奧斯卡二世」號起航的時候，亞倫森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他踏上的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無論下面發生什麼，之前作為巴勒斯坦普通科學家的生活都一去不復返了。在哥本哈根，他用暗語寫了好幾封信，希望能通過中間人將這些信送給在阿特利特的同志們。在信中，為了矇蔽德國和土耳其反諜報人員，他用歡樂的筆觸寫到即將前往紐約的喜悅心情，同時用一些特別的措辭和短語暗示自己的真正目的地是英國。
他還給朱利安·麥克法官（資助阿特利特研究站的美國恩主之一）寫了一封長信，吐露了自己踏上這條危險路途的原因。這封信一半是懺悔——後來亞倫森就是這樣描述這封信的——一半是宣言，他痛心疾首地敘述了這兩年巴勒斯坦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促使他背棄了曾經接納他的國家。「如果我離開奧斯曼帝國，公開為英國效勞，」他寫道，「就已經夠糟糕的了。我的品行、我的地位會受到損害。但我做得更糟糕。我站在原先的地方，我組織整個運動，我與情報局（不敢直呼其名的人就是這樣稱呼它的）發生了聯絡。我不喜歡矯揉造作的言辭。說得清楚些，我成了間諜。」
亞倫森希望這封信能被拿給贊助研究站的其他美國猶太人恩主看，其中很多人並不認為自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定會被信的內容震驚。這或許能夠解釋，科學家在解釋自己和同志們的奮鬥目標時為什麼擺出了一副演講的腔調，甚至有些戲劇化：「任何人都不能說，我們這麼做是為了骯髒的金錢……我們也不是為了榮譽……不是為了復仇；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希望為猶太人的事業盡綿薄之力……我們認為，各盡其力是我們的義務，我們還很愚蠢，仍然相信公理、正義以及我們為之效力的事業。」
這固然很好，但高尚的言辭無法讓巴塞爾·湯普森完全滿意。作為蘇格蘭場刑事調查部的長官，湯普森到1916年底的時候已經訊問了數百名志願當間諜的人，還審訊了更多後來被證明是德國臥底的人。在10月25日被送進他辦公室的這個人的履歷和近期旅行經歷都很難讓人信服。
但亞倫·亞倫森說得越多，湯普森就越相信他是真心要為英國效力——儘管是出於他自己的動機——並且的確有刺探情報的技能和聰明敏銳。亞倫森不僅對土耳其戰爭機器的細節觀察得極其細緻入微——這些資訊現在可能有些過時了，但亞倫森說他有一個間諜網能夠持續地更新情報——而且對該地區的方方面面有著百科全書一般廣博的知識。對湯普森警探來說，決定性的時刻是他們說到英軍目前緩慢穿越西奈半島為進攻巴勒斯坦做準備的時候。
英軍在這片乾旱的荒原前進得慢如龜爬，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必須從遙遠的埃及運輸淡水。這意味著必須鋪設水管，而鋪設水管就需要建造一條鐵路。但根據亞倫森的說法，根本不需要這麼麻煩。「沙漠裡就有水，」他說，「你們只需要鑽井就是了。」
「你是怎麼知道的？」湯普森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當時的提問。
亞倫森聳聳肩：「石頭就是證據。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1世紀的猶太—羅馬歷史學家）也說了。他寫道，他從愷撒利亞出發南下走了一整天，沿途到處是翠綠的花園……既然有花園，肯定就有水。現在水在哪裡呢？」
「你能做些什麼？」湯普森問道。
「如果我現在和英軍在一起，就可以告訴工兵們在哪裡鑽井。我可以保證，他們不需要從開羅運送一滴水，就能為全軍提供足夠的水。」
湯普森對亞倫森有了很好的印象，於是決定送他去英國軍隊的中樞首腦，即白廳街上的帝國總參謀部。在那裡，一名叫作沃爾特·格里本的年輕少校受命對農學家繼續詢問，這是決定如何處置他的第一步。10月28日，也就是抵達倫敦後的第三天，亞倫森給在紐約的弟弟亞歷山大和妹妹莉芙卡寫了封信。除了對終於抵達英國表示寬慰——「這幾天夜裡，我睡得非常安寧，沒有受到噩夢攪擾」——之外，他還承認自己心中有一絲遺憾：
在這裡，我很幸運，人們急切地聽我說話，他們的頭腦也很開明。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們的英國朋友早一些得知情況，一定會採取相應的措施。如果我早一點抵達，或許可以更好地為我們的事業服務，讓我們的國家少受一些苦難，為我們的朋友們也能多盡一分力。
亞倫森在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其實對局勢一無所知。前一天，在沃爾特·格里本又一次來訊問他的時候，一個和藹可親、微胖的三十五六歲的男子走進了辦公室，短暫地旁聽了一會兒。在格里本訊問的間歇，這個人詢問亞倫森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看法，以及在為數眾多的猶太政治思潮中他究竟支援哪一種。這個人聽得非常仔細，臨走前給了亞倫森一張名片，請他在三天後的上午9點30分到名片上的地址去。亞倫森滿口答應。名片上的地址是百老匯門30號，也就是赫爾中央區議員馬克·賽克斯爵士在倫敦的宅邸。1916年11月15日，吉爾伯特·克萊頓准將面臨著一個和上下級關係一樣歷史悠久的難題：如何破壞上級的計劃，而不至於暴露自己？在這一天，讓克萊頓的難題愈發困難的是，為了設計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他必須儘快與自己的一名下屬——勞倫斯上尉談談。但不幸的是，他聯絡不上勞倫斯，因為他正在喀土穆與開羅之間上千英里的沙漠和尼羅河沿岸城鎮中的某個地點。
他的問題是，雷金納德·溫蓋特又一次鼓吹在阿拉伯半島實行大規模軍事幹預，這一次還說勞倫斯和謝赫費薩爾都支援這麼做。在勞倫斯露面之前，克萊頓沒有辦法知道勞倫斯向溫蓋特說了什麼，因此也沒有辦法輕鬆地挫敗溫蓋特的計劃。
但不管吉爾伯特·克萊頓選擇如何行事，他都有個顯著的內在優勢。這是因為，在戰時的埃及，英國人建立了各部門和機構職責互相重疊的官僚迷宮，所以沒人說得清克萊頓的職責範圍具體有多大。這種不確定性在過去的許多危機中幫了這個蓄著鉛筆般小鬍子、毫不招搖的特工頭子大忙，這一次又將助他一臂之力。
在戰爭之初，克萊頓是英國駐開羅的情報主官，因此是勞倫斯和其他於1914年底在薩沃伊飯店設立辦公室的「唐突鬼」的總上司。而克萊頓的直接上司是英國在埃及的主要民政長官——高階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簡單地說，這些人的最終上級是倫敦的外交部。
但埃及成為英國針對奧斯曼帝國的軍事行動（這些行動由陸軍部領導）的主要集結地之後，這個一目瞭然的指揮鏈條就變得稀裡糊塗、充滿爭議。在常駐埃及的行政當局和外來的埃及遠征軍的將領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那些聽命於陸軍部的軍事情報單位——開羅一下子擠滿了這種單位——沒有理由容忍與他們競爭的、聽命於外交部的情報機構。1916年初，克萊頓的「唐突鬼」得到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職權範圍，並得到體制化，組建了阿拉伯局，這時雙方的摩擦更加嚴重了。在隨後的幾個月中，埃及遠征軍總司令阿奇博爾德·默裡將軍一直在努力從麥克馬洪手中爭奪克萊頓的阿拉伯局的控制權，但徒勞無功，最後只得滿足於一個類似監管的職能。
但在開羅爭奪主導權的鬥爭其實有三個玩家，好不熱鬧！另外一方就是1000英里之外的喀土穆。蘇丹總督雷金納德·溫蓋特同時還是埃及軍的總司令，埃及軍和默裡的埃及遠征軍是兩碼事。我們可以猜到，這三個人——麥克馬洪、默裡和溫蓋特互相都看不順眼，而讓他們的陰謀詭計更加錯綜複雜的是倫敦和英屬印度的各種機構的明爭暗鬥，他們各自在埃及首府有著自己的利益、盟友和敵手。另外還有由當地人組成的正式的埃及政府，雖然它沒有任何實權，但許多英國官員還是時常感到有必要假裝徵詢它的意見，以維持「埃及居民的意願很重要」的假象。
在這亂七八糟的糊塗賬裡，有一個名字卻令人驚異地不斷浮現：吉爾伯特·克萊頓。在1916年秋季，這位特工頭子同時還擔任阿拉伯局的局長（聽命於麥克馬洪）、「埃及軍總司令駐開羅代表」（聽命於溫蓋特）和埃及遠征軍（默裡）與英屬埃及的民政當局（麥克馬洪）之間的主要聯絡官。在閒暇時光，他還領導著一個境內的間諜網，對當地異己分子領導人和土著埃及政府代表進行監視，這兩群監視物件往往是同一群人，所以任務簡化了不少。勞倫斯後來描述道：「要看清他的真正影響力並不容易。他就像是水，或者瀰漫的油，悄無聲息、堅持不懈地滲透一切。沒辦法說清楚克萊頓在哪裡，或者不在哪裡，以及究竟多少東西屬於他。」
雖然在這年11月，吉爾伯特·克萊頓在考慮破壞溫蓋特的計劃，但在私人層面上，他和溫蓋特最親密，這也是個悖論。溫蓋特時年五十五六歲，整潔矯健，蓄著修飾優雅的白鬍須。他在東非是個傳奇，曾經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馬赫迪戰爭中與基欽納並肩作戰，在隨後的17年中則統治著英屬蘇丹。在其中的五年裡，克萊頓在喀土穆擔任溫蓋特的私人秘書，對他政治上的精明敏銳印象極深。在1916年夏季，溫蓋特是該地區最早理解阿拉伯起義重要性的英國領導人之一，並不知疲倦地在倫敦推動這項事業。
但反覆出現的癥結所在是，溫蓋特關於阿拉伯半島的資訊幾乎全部來自他派往那裡的兩個蘇丹通——西里爾·威爾遜和阿爾弗雷德·帕克，以及愛德華·布雷蒙上校。這三人喋喋不休地向溫蓋特灌輸起義軍的無能，滔滔不絕地鼓吹大規模出兵的必要性。阿拉伯局幾乎所有人都反對這種做法，克萊頓在10月安排勞倫斯去漢志實地考察，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獲取一個新視角。正如克萊頓預料的，勞倫斯在考察之後更加堅信增兵只能壞事，所以克萊頓批准勞倫斯繞道去喀土穆，直接向溫蓋特彙報。
起初，這種策略似乎奏效了。勞倫斯於11月7日抵達喀土穆，也就是溫蓋特首次要求軍事幹預的請求被戰爭委員會否決的幾天之後，勞倫斯向溫蓋特說的話似乎讓這位總司令寬慰了不少。勞倫斯對阿拉伯半島的瞭如指掌以及對費薩爾部隊防禦能力的敘述顯然給溫蓋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於是他在當天發電報給克萊頓，概括提出了一個規模大大縮減的計劃：敦促布雷蒙將他的技術顧問儘快派往漢志（但不派遣數千名英軍作為護衛），並給費薩爾的人「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援（飛機、火炮、機槍），幫助他們繼續在山區進行防禦作戰」。
克萊頓以為事情就這樣定了，不料又出了新婁子。次日，即11月8日，法國政府敦促英國戰爭委員會重新考慮自己的決定，並強調，雖然布雷蒙急於將顧問派到拉比格，「他們無法提供英國步兵能夠形成的那種野戰力量。讓這些法國單位自行前往拉比格意味著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讓他們冒犧牲的風險，將原定送給謝里夫的機槍大炮拱手交給土耳其人」。
不久之後，溫蓋特發來了電報，表示又一次支援布雷蒙/法國政府的觀點，儘管他受到了勞倫斯的影響。勞倫斯堅持認為，費薩爾或許有能力獨立阻擋住土耳其軍隊向拉比格的進攻，所以溫蓋特建議讓英軍的一個旅隨時待命，但只在「最後關頭」才登陸。他還表示，唯一一位曾經親臨前線的英國軍官——勞倫斯上尉也支援這個決定。
在開羅讀到這份電報的克萊頓感到不可思議。勞倫斯從軍的時間已經夠長，肯定知道隨時待命的部隊肯定會部署出去，這將會讓他曾經警告的情況——阿拉伯起義從內部分崩離析——成為現實。勞倫斯怎麼會同意這麼做呢？這個問題一時間還得不到回答。勞倫斯於11月11日離開喀土穆，在抵達開羅之前與他無法取得聯絡。與此同時，戰爭委員會在法國人的強大壓力之下，已經在考慮下一步棋。
11月16日，勞倫斯終於在阿拉伯局的辦公室坐下的時候，克萊頓對他究竟說了什麼，沒有任何記錄留存至今，兩人在各自後來的著作中也不曾詳細提及這次會議。根據坊間軼聞，勞倫斯要麼堅持說溫蓋特誤解了他的意思，要麼承認自己確實同意溫蓋特的計劃，但以為是在回應一種完全是假設的情況。
如果勞倫斯的確對他與溫蓋特的會面語焉不詳，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在11月6日，即他抵達喀土穆的前一天，傳來訊息稱，亨利·麥克馬洪將被解除埃及高階專員的職務，由雷金納德·溫蓋特接替。這個訊息讓身處喀土穆的勞倫斯陷入難堪的窘境。與他會談的人不僅是英國統治集團中地位最高的支援增兵者，而且他還即將成為自己的總上司。所以，勞倫斯很可能是在喀土穆當著溫蓋特的面同意他的計劃，而希望自己回到環境更為友好的開羅之後能夠出力破壞這個計劃。
他現在就在大力破壞溫蓋特的計劃。11月16日，勞倫斯與克萊頓會談結束後回到辦公室，寫了一份新的關於漢志局勢的備忘錄，措辭非常直率，毫不迂迴曲折，絕對不可能被誤解。他於次日將這份備忘錄交給了吉爾伯特·克萊頓。它雖然只有短短4頁，但史上恐怕沒有一份對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戰爭努力影響更為深遠的檔案。
在這份備忘錄中，勞倫斯列舉了能夠支援往阿拉伯半島大量增兵的幾乎所有論據，然後一一予以駁斥，而且是以子之矛擊子之盾。他指出，假如土耳其人突破了費薩爾在山區的防線，阿拉伯人的確守不住拉比格，但溫蓋特建議的在某處隨時待命的協約國部隊同樣辦不到。這是因為，土耳其人殺出山區之後，到拉比格就只有四天路程。在短短四天之內，哪怕是在埃及已經整裝待發的部隊也不可能及時趕到，並部署完畢。
那麼問題就是，是否可以在費薩爾的部隊仍然堅守山區的時候就立刻派兵，但關鍵在於阿拉伯人內心深處對西方的不信任。「如果我們尊重他們的獨立，他們就是我們的好朋友，」勞倫斯寫道，「他們對我們提供的幫助感激涕零，但是擔心我們在事後會向他們提出要求。我們已經將太多的伊斯蘭國家佔為己有，他們並不相信我們干預阿拉伯事務是出於無私的目的，而且他們非常害怕英國會佔領漢志。不管有沒有謝里夫的許可，只要有一支足夠強大、可以在拉比格建立陣地的英國軍隊在那裡登陸，我堅信，他們一定會說‘英國人背叛了我們！’然後作鳥獸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帳篷。」
當然，其他反對增兵的人一直都持這種觀點，但是勞倫斯對該地區有著第一手的觀察，所以能夠給這種論據賦予全新的力量。他在前往費薩爾營地的跋涉途中發現，在拉比格以北的山中還有其他此前不為人知的水源。如果協約國大幅增兵，山區的阿拉伯人的抵抗必然土崩瓦解，一旦他們瓦解，土耳其人就可以利用這些水源，完全繞過拉比格，直取麥加，絲毫不受阻攔。在那種情況下，這座港口城鎮就徹底喪失了關鍵的戰略地位，變得無關緊要。
但勞倫斯還沒說完。他看透了增兵計劃的幕後推動者是布雷蒙上校和他的法國上級——不管英國戰爭委員會在最新一輪爭吵中作出何種決定，他們都很可能會繼續推動這個計劃——於是著手駁斥他們的藉口，即需要英軍保護他們在拉比格的技術單位。他指出，即便土耳其人真的突破了山區防線，進逼拉比格，協約國還有四天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皇家海軍還有足夠的時間撤走200名法國軍事顧問，但或許沒有時間疏散數千名英軍及其珍貴的戰爭物資。值得注意的是，法國人藉口的如此之大的漏洞此前竟然沒有人發現。
勞倫斯指出，法國人的計劃從來就不打算保衛拉比格，而是通過從內部消解阿拉伯起義，來保護他們自己在中東的帝國主義圖謀：「他們說：‘最重要的是，決不能讓阿拉伯人佔領麥地那。如果有協約國軍隊在拉比格登陸，就能保證這一點。部落武裝會四散回家，我們就成了謝里夫在麥加的唯一倚靠。戰爭結束後我們把麥地那給他，作為酬勞。’這當然是一條確定的政策，有利於他們的更大計劃。」但勞倫斯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讓英法軍隊成為拉比格塵土漫天的海灘上無法慰藉的紀念碑」。
這是對英國最親密盟友的嚴重指控，令人震驚，尤其是因為它是建立在對布雷蒙上校在吉達告訴勞倫斯的話的推斷，而且是高度曲解之上的。但於對法國盟友越來越怨恨和疑忌的英國軍方領導層而言，這或許並不令人吃驚。在西線，遭受重創、精疲力竭的法軍正在努力重組力量，所以主要戰鬥是由英軍承擔的，英軍的損失也更大。在過去的5個月中，為了給遭受沉重打擊的法國凡爾登駐軍減輕壓力，英國的道葛拉斯·黑格將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揮他的軍隊猛攻索姆河沿岸的德軍陣地，卻徒勞無益；索姆河戰役中，英軍傷亡40萬人，恰好是法軍的兩倍。在中東戰場，法國人多次阻撓亞歷山大勒塔計劃，而且對英軍即將展開的巴勒斯坦攻勢一直搖擺不定——這是因為他們害怕英軍得勝後會衝進法國人打算在戰後佔為己有的地區。知曉這些內情的英國指揮官們都願意接受任何指控法國人背信棄義的說法。當然，勞倫斯的指控也肯定會受到英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部分的歡迎，因為他們也急於將法國勢力完全趕出中東。
勞倫斯的備忘錄的效果是把向阿拉伯半島派兵的問題從軍事背景下抽出，放到了政治背景下。也就是說，英國統治集團中支援增兵的人可能是無意間中了法國人的巧妙圈套，這個圈套旨在破壞阿拉伯起義，同時通過把英軍分散至阿拉伯半島，搞垮英軍在巴勒斯坦的攻勢。到1916年秋季，最能損害一位英國軍官名譽的指控就是愚蠢地被法國人玩弄和利用，勞倫斯對雷金納德·溫蓋特的指控不管如何拐彎抹角，實質就是這樣的。
但如何處置這樣一份爆炸性的檔案？這就是吉爾伯特·克萊頓在11月17日面對的新難題。勞倫斯是阿拉伯局的工作人員，克萊頓的標準操作程式是將檔案傳送給阿拉伯局的上級亨利·麥克馬洪。但這是多此一舉，因為麥克馬洪即將卸去高階專員的職務，他拿到檔案後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有什麼效果。克萊頓的另外一個選擇是將檔案送給雷金納德·溫蓋特，希望總司令能最終認識到自己增兵計劃的謬誤，改變主意。但是勞倫斯對溫蓋特讓部隊隨時待命的計劃冷嘲熱諷，肯定會讓溫蓋特火冒三丈。
但在政治鬥爭中，有時死敵能夠被轉變為暫時的盟友。阿奇博爾德·默裡將軍自抵達開羅以來，一直盡其所能地控制吉爾伯特·克萊頓和他的阿拉伯局，或者閹割其權力。默裡曾想把阿拉伯局納入自己麾下，失敗之後火冒三丈，甚至命令自己的情報單位不與克萊頓的單位合作。但在11月17日，克萊頓最感興趣的是，默裡堅定不移地反對向阿拉伯半島派兵。9月份，在一次跨部門的會議上，默裡已經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你說，你只是想要這個或者那個，是沒有用的。」他向溫蓋特的副手西里爾·威爾遜咆哮道，「從戰爭的經驗，以及最近幾場戰役的經驗來看，事情一旦開始，一定會發展擴大。你開始只要一個旅，然後這個旅又需要火炮，然後又要飛機和駱駝。然後又說部隊必須轉移到10英里之外的什麼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必須守住。於是戰役就越搞越大。」
克萊頓想到了這事，突然感到，阿奇博爾德·默裡或許知道如何處理勞倫斯的備忘錄。
對埃及遠征軍總司令來說，這四頁備忘錄一定是有如神賜。它不僅簡明扼要地駁斥了軍事幹預派的所有論點，而且還陰險地暗示，這一切都是法國人的陰謀。他命令立即把備忘錄的作者帶來見他。
眾所周知，阿奇博爾德·默裡是個容易緊張的人。在戰爭初期的一個關鍵時刻，他由於壓力過大而暈倒，這件事情在英軍高層引發了驚愕的竊竊私語，或許還導致他於1915年被從陸軍總參謀長——英國軍事等級結構中的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上貶黜下來。他被調到埃及後，緊張的毛病似乎並無好轉。勞倫斯應默裡的傳喚前去他的司令部時，被默裡的副手林登·貝爾將軍攔住了。勞倫斯記述道：「我走進去的時候，貝爾跳了起來，向前一縱身，抓住我的肩膀，小聲說：‘你不要嚇到他，別忘了我說的話！’這讓我大吃一驚。」貝爾指示說，勞倫斯的任務是給默裡「吃一顆定心丸，但不能讓他過於樂觀，因為往哪個方向偏差太多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