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最終在默裡面前坐下時，似乎已經掌握了這個微妙的把握。雖然傳聞說默裡非常神經質，但很顯然，在官僚鬥爭上，他非常穩健老辣。勞倫斯離開他的辦公室不久，他就給溫蓋特發了一份電報：「我剛見了勞倫斯，他是拜訪費薩爾之後回來的。他強烈反對向阿拉伯半島派遣白人軍隊。據我所知，你和費薩爾都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冒昧地提個建議，供你斟酌：立即知會帝國總參謀長（威廉·羅伯遜）。」
這種請求溫蓋特「斟酌」的說法或許只是修辭上的禮貌，因為默裡在15分鐘前就把勞倫斯的備忘錄發給了羅伯遜。至於溫蓋特同意勞倫斯觀點的說法，溫蓋特是無法評判的，因為默里根本就沒有把備忘錄副本發給他。
在倫敦，勞倫斯的報告產生了極大影響，很快就在外交部和陸軍部的高層傳播開來。正如此類情況下經常發生的那樣，同意這份報告的人對其作者的身份做了一番誇飾美化，以提高他的觀點的權威性。11月19日，本來就不同意出兵干預阿拉伯半島的羅伯遜將軍將這份備忘錄發給內閣，並稱其作者「對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知識極其淵博」。
對不熟悉阿拉伯政策的複雜和微妙之處的內閣成員來說，這份備忘錄最有說服力的地方就是它的反法態度。有趣的是，馬克·賽克斯極力抵制這種效果。他向外交部抱怨道：「勞倫斯上尉關於法國人對阿拉伯人態度的宣告，以及他對法國更大政策計劃的說法，一定是由於勞倫斯上尉對法國人的誤解，或者法國軍官對其政府意圖的誤解，因為它與巴黎方面的所思所言南轅北轍。」
但他的聲音非常孤獨，完全抵擋不住反對增兵、敵視法國的那一派，後者現在把勞倫斯當作自己的一線專家，大加誇耀。亨利·麥克馬洪也貢獻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向外交部常務次官查爾斯·哈丁發了一份電報。麥克馬洪指出，他一直擔心協約國在阿拉伯半島的干預會影響阿拉伯人計程車氣，而勞倫斯，「我知道他是個目光如炬的觀察者，也證實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他還告訴我——你無疑已經從總司令（溫蓋特）那裡知道了，法國人也持同樣觀點，正因為此，他們才極力誇大目前局勢的危險性，並鼓吹在拉比格採取行動。布雷蒙上校甚至向勞倫斯吐露心跡，稱法國人的目標是藉此破壞阿拉伯人的努力……在我們對謝里夫提供援助的問題上，如果法國人現在或者將來提出什麼建議，我們一定要記住布雷蒙的話」。
在風起雲湧之中，甚至開羅的那些素來瞧不起勞倫斯和阿拉伯人的常規參謀軍官們也對他肅然起敬。「他們開始對我彬彬有禮，」他寫道，「說我富有洞察力，文風辛辣有力，個性鮮明。」
面對如此兇殘的攻擊，戰爭委員會悄無聲息地再次將增兵拉比格的計劃束之高閣，但在此之前還發生了一件相當搞笑的事情。直到11月21日，也就是勞倫斯的備忘錄抵達倫敦4天之後，雷金納德·溫蓋特才終於看到大家都說他完全同意的這份分析材料。他發出一份怒火沖天的電報，質問為什麼把他矇在鼓裡，戰爭委員會溫和地批評了一下默裡沒有首先徵詢溫蓋特的意見，並說「此事顯然協調溝通不力」。
默裡不肯低頭。「我向來特別注意將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彙報給總司令（溫蓋特），」他向倫敦回覆道，「據我所知，我和他在工作時聯絡特別緊密。這個問題上諸位可以信賴我。至於勞倫斯的報告。勞倫斯是在總司令那裡待了幾天之後才到我這裡來的，所以我自然認為，總司令已經完全知曉勞倫斯帶來的訊息。勞倫斯就是這麼告訴我的。」
亞倫·亞倫森有個癖好：不斷記錄自己在一天內的運動量——騎腳踏車多長時間，步行多少英里——並在日記中付諸筆端。這或許是源自他那雖然漫長但只是間歇取得一些成功的減肥努力，但他在倫敦期間漫長的步行卻有另外一個目的：轉移注意力，暫時忘卻英國政府那令人抓狂的惰性。1916年11月11日，他步行了大約12英里。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持續地考慮局勢，真會發瘋。決策是多麼遲緩！我離開柏林很快就要滿兩個月了，還沒有做出任何重要舉措，去尋找阿特利特的人們。」
這位科學家已經盡其所能。在倫敦居留的近3周內，他已經為東道主撰寫了兩份長篇報告，一份記述敘利亞境內亞美尼亞人的慘狀，另一份講的是巴勒斯坦境內局勢。第二份報告長達46頁，或許是自開戰以來英國對奧斯曼帝國任一角落的最全面瞭解。除了概述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局勢，亞倫森還詳細介紹了它面臨的衛生和醫療危機、公路和鐵路的條件，並細緻入微地列舉了防守敘利亞海岸的每一支土耳其駐軍的位置和規模。他甚至還寫到了目前在貝魯特有多少憲兵執行警戒，以及他們攜帶何種武器。
但亞倫森仍然被從一個辦公室送到另一個，從一個衙門推到另一個，不斷地被要求將自己的故事從頭開始，再講一遍。但是沒有任何方面在努力送他回戰區，更不必說努力與他在巴勒斯坦的間諜網取得聯絡了。
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固然是官僚機構的愚笨無能，但另一方面，英國官員們都不相信天上居然會掉這麼大的餡餅。那時和當今一樣，情報人員慣於從五花八門的各種來源那裡獲取許多資訊碎片，然後努力將這些碎片拼湊成完整的圖景；一下子就拿到全部資訊是非常不尋常，甚至可疑的。另外，當時的英國政府和歐洲的大多數政府一樣，反猶主義傾向非常強烈，認為在一個猶太人證明自己有價值之前，他是不值得信任的。這種思維在情報工作中製造了一個很難逃脫的悖論。戰爭貿易情報部門的一名情報軍官對亞倫森關於巴勒斯坦的報告寫了一份11頁的分析，承認在所有可以查證的地方，亞倫森提供的資訊都「非常正確」，但同時又指出，提供情報的人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和「羅馬尼亞猶太人」。這種描述顯然支援了這位特工的結論：「我們當然不知道，他來我國目的何在，但他在英國或許像在土耳其一樣注意觀察，回到土耳其之後會向他們提供關於英國的情報。」
當然，亞倫森是不可能知道這些情況的。隨著在倫敦的耽擱一天天延續下去，這位科學家越來越感到不安：問題或許出在他於10月30日在百老匯門30號的談話上。
亞倫森應馬克·賽克斯之邀，於這天上午9點半準時來到他在倫敦城的宅邸。兩人來到裝潢雅緻的書房，很快又來了第三個人。他是傑拉爾德·費茨莫里斯，英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前任譯員，現在是賽克斯在英國統治集團中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三人談了90分鐘，亞倫森對這次會議記述得非常粗略——「我們談到了猶太復國主義，」他在日記中寫道——但他起初以為這次談得很好。幾周後，他在倫敦的居留已經將近一個月大關，於是他又猜測起來。「我對他們或許太推心置腹了，」他在11月24日寫道，「他們認為我是在下圈套。或者他們的注意力被轉移開了，或者充耳不聞。或者，他們認為我太幼稚了。」
事實上，亞倫森的擔憂與事實相差甚遠。馬克·賽克斯儘管言行謹慎，沒有公開發表意見，但他是一批人數雖少但影響力很大的已經開始考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飛地的英國政治家之一。他還相信，亞倫·亞倫森或許能夠在實現這個理念的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賽克斯的部分動機是宗教。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相信幫助古老的以色列民族重返聖地是彌補近兩千年來他們所受的冤屈的一種方式。亞美尼亞人遭屠殺後，他的這種觀點更加堅定和強烈。在賽克斯看來，持續不斷的暴行已經證明，絕不能信任奧斯曼帝國會保護其宗教少數派。他主張在戰後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走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巴勒斯坦聖地，彌補十字軍東征的失敗。
但也不僅僅是宗教的問題。賽克斯在這個問題上還看到了潛在的巨大政治利益。猶太人在整個西方世界是一支雖然影響力強大但是派系眾多的力量，目前為止大部分人要麼保持中立，要麼支援同盟國。主要原因是，協約國包含了臭名昭著的反猶勢力——沙皇俄國；甚至很多英國猶太人也不願意支援包括令人鄙視的彼得格勒政權在內的協約國。賽克斯相信，如果協約國大力支援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家園，就可以把國際猶太人拉到它的陣營裡來。進而，如果得到了雖然人數少但勢力極其強大的美國猶太人的支援，或許能最終把美國拉入戰爭。
早已有一位比馬克·賽克斯位高權重得多的英國政治家在推動這種想法。1915年3月，內政大臣赫伯特·塞繆爾向內閣建議，在戰後將巴勒斯坦變為英國的保護國，並積極鼓勵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最終建立一個猶太人佔多數的飛地。內閣迅速而靜悄悄地駁回了這個建議，因為這種行動影響過於深遠，潛在的後果難以預料，但這種想法仍然維持了下來。馬克·賽克斯受命與喬治—皮科敲定戰後中東格局的框架時，又把這個想法提上了日程。
他很快就遇到了一個潛在障礙。亨利·麥克馬洪在和埃米爾侯賽因通訊的時候特別地列舉了所有不會納入阿拉伯主權範圍或者留待以後再議的地區，其中沒有提及巴勒斯坦，更不要說對其提出權利主張了。因此，如果對這些通訊作嚴格解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巴勒斯坦將是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一部分。這對馬克·賽克斯來說並不是個大問題，因為他和喬治—皮科在瓜分中東的時候，早已無視了向侯賽因許下的大部分其他諾言。再加上巴勒斯坦又有什麼要緊？《賽克斯—皮科協定》草案規定，巴勒斯坦將是英法俄共管的「國際行政區」。
但即便是這種安排，也不可能建立出賽克斯設想的英國保護下的猶太國家，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和諧的局面。1916年3月，他在給英國駐俄國大使喬治·布坎南的電報中說：「阿拉伯人，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為了反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取得主導權，一定會聯手血戰到底。」同時，猶太人強烈反對在巴勒斯坦實施國際共管，而法國和俄國一定不會同意讓英國獨吞巴勒斯坦。賽克斯告訴布坎南，為了打破這個僵局，他和喬治—皮科交換了一個新主意。
賽克斯的「解決方案」的一個特點是，他有種偽科學的觀念，認為極其複雜的事物或許能導向極其簡單的事物，似乎世界是一臺機器，只要各個組成部件都除錯妥當，就能穩穩當當地永遠運轉下去。他對巴勒斯坦的新主意也是這樣的。援引赫伯特·塞繆爾一年前向內閣提出的建議案，他提議讓巴勒斯坦成為英國治理下的保護國；讓埃米爾侯賽因指定他的一個兒子擔任獨立的巴勒斯坦的蘇丹；英法兩國聯合擔任這個蘇丹國的擔保人；同時建立一個「享有特權的特許公司」買下巴勒斯坦的土地，以安置猶太移民。「複雜的問題需要複雜的解決方法，這讓我深感遺憾，」賽克斯向布坎南給出了這樣的結論，「但按照我的設想，法國人能夠在巴勒斯坦擁有一個地位，俄國的意願得到了滿足，阿拉伯人有了一位君主，猶太復國主義者有了憲法地位和英國的保護，據我所知，他們要的就是這些。」
但賽克斯不能高興太早，因為他的簡明清爽的方案忽略了一些尷尬的現實。首先，塞繆爾在前一年的建議當即就被內閣駁回了。其次，賽克斯沒有向任何一位上級徵詢意見，就把這個計劃宣示出來，而且是講給了決定中東未來版圖的法國主要談判人。賽克斯的電報被送到布坎南桌上的第二天，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就得知了此事，寫了一份極其嚴厲的駁斥檔案，命令賽克斯「忘記塞繆爾的內閣備忘錄曾經提及英國保護國的事情……我當時就告訴塞繆爾先生，建立英國保護國是絕對不可能的，m.賽克斯爵士在沒搞清楚這一點之前絕不應當提到這個話題」。
這盆冷水或許讓賽克斯謹言慎行了不少，但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他仍然熱情高漲，新穎想法層出不窮。在1916年春夏，他與英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位領導人摩西·加斯特進行了一系列秘密會談，讓這個話題始終保持活躍。但遇到亞倫·亞倫森之後，他的激情才再次完全振奮起來。賽克斯的傳記作者羅傑·阿德爾森說：「如果說加斯特拉比在幾個月前為賽克斯提供了歐洲猶太復國主義的裝飾音，那麼亞倫森就是真正在巴勒斯坦吹奏小號。賽克斯很喜歡這聲音。」
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以賽亞·弗裡德曼說得更具體：「從馬克·賽克斯爵士與亞倫森後來的高度互信的親密關係來看，賽克斯對亞倫森的印象極深。」弗裡德曼引用了其他後來深受亞倫森觀點影響的英國戰時官員的言論，稱「我們有理由相信，是亞倫森對賽克斯信仰猶太復國主義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
隨著在倫敦停留時間越來越久，亞倫森雖然產生了一些疑慮，但他的日記中寫到在百老匯門的會晤的部分還是暗示，兩人的聯盟已經開始成形。「費茨莫里斯主張保持巴勒斯坦的‘既成事實’，」他這樣寫道，指的是猶太人家園，「但協約國還沒有達成共識……賽克斯希望我們能成功地改變英國的觀點，‘但仍需努力’。」
亞倫森要在開羅為這項努力做貢獻。11月24日，也就是他在日記中擔心自己給賽克斯留下了壞印象的那一天，他開始收拾行裝，準備乘船返回埃及。在那裡，他將和英國軍事情報部門聯手，努力讓沉睡已久的間諜網重新活躍起來。亞倫森還將在埃及與馬克·賽克斯再度相逢。他們將攜手設計出一個計劃，讓英國政府關於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英國保護下的猶太人家園的政策發生了戲劇性變化。
勞倫斯在11月17日的備忘錄雖然引發了一場風暴，但他在漢志的短暫停留結束後，軍方還沒有派他回去的計劃。恰恰相反，吉爾伯特·克萊頓打算利用他的優秀文筆和嫻熟的阿拉伯語，讓他在開羅從事一個新的辦公室工作——領導阿拉伯局羽翼初生的宣傳部。勞倫斯得以逃脫這平庸無聊的命運，是由於他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位恩公的幫助：雷金納德·溫蓋特。
溫蓋特得知自己將接替麥克馬洪在開羅的工作（也就是直接負責漢志的行動）不久之後，就請求擴充在阿拉伯半島服務的顧問和情報軍官；最要緊的是派遣一位聯絡軍官到拉比格以北山區與費薩爾保持聯絡。大家都同意，領導這個英國軍事代表團的首要人選就是勞倫斯在阿拉伯局名義上的上級斯圖爾特·紐科姆。但紐科姆目前在歐洲執行任務，要到12月才能回來，於是溫蓋特要求另擇人選，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剛剛在喀土穆拜訪他的那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輕上尉。11月12日，勞倫斯離開蘇丹首都的第二天，溫蓋特就給在開羅的克萊頓發電報，建議讓勞倫斯返回延布，在紐科姆回來之前代他主持工作。克萊頓已經打算讓勞倫斯領導宣傳部，極力反對，但是溫蓋特主意已定。
「在紐科姆返回之前，」他在11月14日重申，「我希望勞倫斯儘早前往延布。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絕對需要像他這樣對阿拉伯人瞭如指掌的軍官在費薩爾身邊。」然後他向克萊頓保證，這只是臨時措施，等紐科姆回來之後，就讓勞倫斯返回開羅。面對如此大的壓力，克萊頓只得讓步。
當然，這都是勞倫斯寫下那份煽動性備忘錄、直接攻擊溫蓋特對阿拉伯半島的計劃之前的事情。溫蓋特讀到那份備忘錄的時候，他對勞倫斯的慷慨讚譽，以及他堅持要讓勞倫斯返回延布的說法，已經成了被記錄在案的事實。即便溫蓋特想懲罰這個年輕上尉的魯莽，現在也沒有體面的手段了。
但在官僚內鬥中取勝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壓倒別人。真正的本事是能夠遮掩自己的行跡，裝出一副清白無辜、人畜無害的模樣。克萊頓和勞倫斯在這方面本領高強。11月還沒結束，布雷蒙上校就將收到法國陸軍總司令約瑟夫·霞飛元帥的一份措辭嚴厲的電報。霞飛轉彎抹角地提到了法英兩國的某個「協議」——《賽克斯—皮科協定》——然後訓斥布雷蒙膽敢說法國希望阻止阿拉伯人佔領麥地那。「英國人和謝里夫已知的心態可能導致他們相信我們要背信食言，這對我們在黎凡特計劃的發展可能帶來嚴重後果。因此你要剋制好自己的態度，不要讓他們有這樣的理解。」
但克萊頓給雷金納德·溫蓋特下的圈套更是厲害。11月23日，勞倫斯備忘錄引發的風暴還在肆虐，克萊頓向喀土穆的溫蓋特發了一份「私人」電報，建議把這個爭議的責任全都推到默裡身上。克萊頓或許是作了一番算計，認為總司令和埃及遠征軍指揮官之間的仇隙意味著具體細節永遠不會被搞清楚，於是走的更遠，甚至暗示是默裡強迫勞倫斯寫下了那份冒犯溫蓋特的報告。
溫蓋特顯然是有些天真。「我毫不懷疑，勞倫斯做了這一切，完全是出於誠懇的善意，」他在收到克萊頓電報的當天在給西里爾·威爾遜的信中寫道，「但在我看來，他是個幻想家和門外漢的軍人，卻自視過高，對純粹的軍事問題把握不準，還自以為很精當。」他下面的話明顯是暗指默裡：「在整個事情當中，我最煩惱的倒不是某些人缺乏坦誠直率的精神——這些人應當不會做出這種事情才對，而是在我承受巨大壓力工作時，此事浪費了我不少寶貴時間。」
要麼是溫蓋特始終沒發覺，自己被克萊頓和勞倫斯耍了，要麼他是個極其寬宏大量的人。八個月之後，他極力主張授予勞倫斯維多利亞十字勳章——英國最高等級的軍事勳章，以嘉獎他在戰場上的英勇無畏。
對這位後來居上的陸軍上尉，並非所有人都像溫蓋特那樣寬宏大量。西里爾·威爾遜就對他有著很深的敵意。在勞倫斯停留阿拉伯半島期間，威爾遜對他觀察最密切；在勞倫斯返回阿拉伯半島後，威爾遜又擔任他的直接上司。威爾遜極力反對讓勞倫斯返回阿拉伯半島，哪怕只是臨時性的。在這已經成了既成事實之後，威爾遜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吉爾伯特·克萊頓。「勞倫斯需要教訓一頓，」他對阿拉伯局的主管說道，「而且是狠狠教訓一頓。那樣他才能進步。目前，在我看來，他不過是個狂妄自大、乳臭未乾的兔崽子，雖然對敘利亞阿拉伯地區的知識確實豐富，但卻把自己打扮成一切問題上的唯一權威，就好像在工程、駕駛國王陛下的艦船和其他方面他全都是專家。他把我遇見的所有人，從海軍將領到紅海上級別最低的軍人，全都惹毛了。」
關於這年11月事件所有被付諸筆端的謊言中，最厚顏無恥的要算勞倫斯對自己的描述了。那是在11月底的一天，他被傳喚到克萊頓的辦公室，得知自己被派回阿拉伯半島，到費薩爾·伊本·侯賽因身邊擔任臨時聯絡官。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寫道：「我極力推辭，說自己不適合這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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