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志戰爭的雙方是德爾維希和正規軍——而我們站在德爾維希那邊。
——勞倫斯，1916年11月3日
為了排解在紅海南下的炎熱而漫長旅途中的無聊時光，「喇嘛」號的軍官們在1916年10月15日下午組織了一場手槍射擊比賽。這是他們從蘇伊士港起航後的第二天。海上風平浪靜，於是他們在這艘改裝商船的一根欄杆上擺放了一些瓶子，然後在較遠的另一根欄杆處輪流開槍，嘗試把這些瓶子打碎。
「喇嘛」號上最重要的乘客，駐埃及東方文化秘書羅納德·斯托爾斯並不喜歡這場射擊比賽。午飯後他有些懶散，原打算睡個午覺，但在這槍聲中實在無法入眠，尤其是當軍官們開始試射一支繳獲的土耳其黑火藥步槍的時候。「槍聲簡直像一門18磅大炮的炮聲，」斯托爾斯在日記中寫道，「我打算返程時不乘這艘船，而是隨便攔住任何一艘北上的船隻。」
射擊比賽成績最突出的人當中就有斯托爾斯的旅伴勞倫斯。他在卡爾基米什的時候就開始練習打靶，已經成了神射手。除了勞倫斯喜好玩槍之外，斯托爾斯還是挺高興能和他一起旅行的。東方文化秘書在前兩次在紅海南下前往吉達的旅途中，已經因為缺少有趣的旅伴而抓狂。在這次旅途中，「超級大腦」勞倫斯已經為他細緻地講解了波雷費密碼，這是一種聰明靈巧的密碼系統，建立起來容易，破解卻極難。而且，就像他們在開羅的老習慣一樣，兩人的其他時間主要用來討論古典文學和藝術。
和斯托爾斯前兩次去吉達一樣，10月的這番旅行也是為了阿拉伯起義，現在起義已經有四個多月時間了。東方文化秘書在起義前英國政府與埃米爾侯賽因的艱難談判中扮演了主要交流渠道的作用，現在已經短兵相接，他自然要繼續扮演這個角色。但到1916年10月，阿拉伯起義很快接近了一個危機時刻，它還能堅持多久是羅納德·斯托爾斯和其他人憂心忡忡的問題。
外界得知起義爆發的方式恰恰說明了它的組織乏力、草率魯莽。斯托爾斯6月份第一次前往阿拉伯半島的時候得知了此事。
麥加偷偷傳出的密文顯示，已經延誤許久的起義終於被定為於6月16日開始，於是斯托爾斯在6月1日從蘇丹動身，渡海前往吉達，準備去見埃米爾的次子阿卜杜拉。起義展開之後，阿卜杜拉將擔任起義軍的主要指揮官。但是阿卜杜拉蹤跡全無。斯托爾斯派遣一名信使前往麥加，要求阿卜杜拉儘快到海岸來相見，隨後四天內就乘坐一艘英國戰艦在阿拉伯海岸線上游弋，尋找土耳其或阿拉伯軍事行動的跡象。各個沉悶的港口小鎮顯得愈發催人入睡了。
6月5日，信使終於帶著阿卜杜拉的信從麥加回來了。「致最高貴和可敬的斯托爾斯先生，」信中寫道，「非常遺憾，因為有急事在身，我無法親自前來與您會面，所以我的弟弟會給您送來所有訊息。」這個弟弟是20歲的扎伊德，侯賽因四個兒子中最年輕的一個。斯托爾斯被要求前往薩米瑪（吉達以南的一個海岸小村），扎伊德將在次日早上到達那裡。斯托爾斯對這變故非常惱火，但有件奇特的事情讓他的怒火平息下來：信使說，起義時間從6月16日提前到了6月10日。東方文化秘書早就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會嚴格遵守時間表，但是他很難想起時間被提前的先例。
但在次日早上，他見到扎伊德的時候，對方似乎並無緊迫感，儘管修訂過的起義發動時間已經是區區四天之後了。這個神秘莫測的年輕人領著斯托爾斯走進他搭在海灘上的帳篷，和他聊天打趣了很長時間，一名僕人則在旁邊準備咖啡。上了咖啡之後，扎伊德交給斯托爾斯一封他父親的「寫得非常糟糕」的信，詳細描述了他的起義計劃，並且索要價值7萬英鎊的黃金來資助起義軍。斯托爾斯追問侯賽因的兒子，他們具體打算如何打敗敵人，卻發現，戰術考慮還在最原始的階段。「我們會勒令土耳其人投降，」扎伊德答道，「如果他們不肯，將打死他們。」
東方文化秘書幾乎掩飾不住自己的焦躁。幾個月來英國人一直在向侯賽因輸送黃金和槍支，斯托爾斯聽對方的宏圖大略——不曾有過任何付諸現實的嘗試——也聽了差不多這麼久。他和其他英國聯絡人已經多次告訴侯賽因，在起義爆發之前不會再提供任何資金。斯托爾斯在薩米瑪海灘上重申了這個決定，這時扎伊德終於吐露了一點有趣的新聞：「我很高興地向您宣佈，起義已經於昨天在麥地那開始了。」
斯托爾斯立刻把扎伊德和他的主要副手帶到等待著的戰艦上，在後艦橋上匆匆為他們準備了早餐，然後他和陪同他從開羅前來的兩名軍事情報官員向年輕的謝赫追問細節。斯托爾斯向開羅彙報了這個訊息，快速地寫了一封給侯賽因和阿卜杜拉的祝賀信，然後蒐羅了手頭所有能夠鼓舞起義軍領袖的東西：戰艦保險箱內價值1萬英鎊的黃金；給侯賽因家族的兩個吸菸大王費薩爾和阿卜杜拉的五箱香菸；並許諾在一週之內送來一挺馬克沁重機槍。船員們在紅海的市場買了一隻小沙漠羚羊當作戰艦的吉祥物。此刻這隻小羚羊就走來走去，時而用角頂一頂客人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時而吃著散落在甲板上的香菸，給這個重大時刻增添了一分家庭氣息。
漢志地區的戰線要過一段時間才明晰起來。侯賽因的起義軍在最初幾天藉助突然襲擊，很快制服了麥加的少量土耳其部隊，並在英國海軍艦炮的支援下佔領了重要港口吉達。在塔伊夫（侯賽因的「夏季首都」，位於麥加以南的群山中），阿卜杜拉的戰士們佔領了城鎮，而將約300名土耳其駐軍隔離在防守嚴密的堡壘內。但在漢志的最大城市麥地那，局勢不容樂觀。在那裡，起義軍得知在麥加的同志迅速得勝，大受鼓舞，迎頭撞上了規模更大、防守更鞏固的土耳其軍隊，慘遭機槍和炮火屠殺。起義已經一個月了，出現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僵局，侯賽因的部隊牢牢控制著麥加和吉達，以及南部幾座較小的海濱城鎮，而土耳其人同樣穩固地佔據著鐵路終端城市麥地那（在麥加以北150英里處）和紅海北段的濱海城鎮。
從政治角度看，開羅和倫敦都對阿拉伯起義的訊息歡呼雀躍。在加里波利和庫特的慘敗之後，中東總算有了點好訊息。最關鍵的是，侯賽因既是伊斯蘭教最神聖的聖所的監管人，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受尊重的領袖之一，他與君士坦丁堡的決裂讓英國人放了心——土耳其人和德國人要搞的泛伊斯蘭聖戰基本上是完蛋了。
但從軍事角度，英國的反應要模稜兩可得多。顯然，如果阿拉伯起義軍能夠成功地將大批土耳其軍隊牽制在阿拉伯半島，就有助於英軍右翼向巴勒斯坦發動攻勢，開羅方面正在籌劃這樣的攻勢。但另一方面，漢志的起義並沒有激發更廣泛的阿拉伯起義——在敘利亞和其他地方就沒有得到任何響應——侯賽因的部隊面對土耳其軍隊的反攻會非常脆弱，而且起義軍目前為止的表現時好時壞，不大可能抵擋得住。如果那樣的話，英國在埃及的遠征軍的部隊和物資就要被送去援助起義軍，而此時這支遠征軍的總司令阿奇博爾德·默裡將軍死死地控制住每一點資源，為他的巴勒斯坦攻勢做準備。
但如果出兵援助起義軍，風險會更大，可能會將英國軍方高層最有政治眼光的人士所讚揚的阿拉伯起義變成他們最恐怖的噩夢。這是因為，根據《古蘭經》的教誨，不僅麥加和麥地那這兩座聖城絕對不允許非伊斯蘭教的「異教徒」軍人涉足，而且整個漢志也是如此，只不過禁止的程度低一些。羅納德·斯托爾斯在6月份首次前往阿拉伯半島時就體會到了這個禁令，當時扎伊德拒絕讓與斯托爾斯一同前來的兩名軍事情報官員一起上岸，而只允許東方文化秘書獨自前往。在隨後的幾個月中，侯賽因利用經文中的含糊之處製造了一點自由空間，允許極少數英國後勤軍官在海濱城鎮拉比格執行補給任務，但嚴格限制他們只能在海岸活動。如果允許他們進入內陸，更不要說邀請成建制的英國基督徒士兵前來，就會正中土耳其宣傳家的下懷，所有參與的人都會難逃厄運：侯賽因不僅會被奧斯曼帝國視為亂臣賊子，還會被整個伊斯蘭世界看作叛徒；而英國的帝國主義的、十字軍式的意圖會暴露在義憤填膺的伊斯蘭世界眼前。
有鑑於這個窘境，英國努力在邊緣活動，通過拉比格向漢志起義軍輸送武器和黃金，同時儘量尋找穆斯林部隊——主要是埃及人，還有少數投誠的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來訓練起義軍，並形成一個小型的地面軍事存在。但這肯定遠遠不夠，隨著1916年的夏天一天天過去，起義軍的組織混亂越來越暴露無遺，土耳其軍隊發動反攻的形勢也越來越緊迫。在開羅和倫敦，希望更大規模介入的人和敦促小心行事的人之間的辯論也越來越緊張。埃米爾侯賽因自己對局勢也沒有什麼幫助。一直到秋季，他自己一個人就在進行同樣的辯論，根據前線形勢的最新變化，時而拒絕讓非穆斯林部隊參戰，時而懇求立刻派出所有可動部隊支援他；他往往會轉到中間立場，即請求開羅讓非穆斯林部隊隨時待命，等待干預的時機。
但到10月份，如此優柔寡斷的時間已經沒有了。麥地那的土耳其駐軍得到了鐵路送來的援兵，比起義開始時還要強大，而且最近重創了侯賽因的第三子費薩爾率領的一支起義軍進攻部隊。費薩爾的戰士們撤進了山裡。有很清楚的跡象表明，土耳其人打算從麥地那出征，將起義軍攔腰斬斷，同時奪回麥加。為了應對這個危機，同時也是由於他的兒子們在各條戰線不斷告急，侯賽因終於同意在漢志部署英國軍隊。
羅納德·斯托爾斯第三次到吉達就是為了這個事情。作為對侯賽因求援的回應，儘管默裡將軍在開羅大發牢騷，倫敦的英國戰爭委員會還是同意派遣一個旅的英軍到漢志——齊裝滿員兵力是約5000人——以及一隊飛機。對東方文化秘書來說，傳遞佳音的機會，再加上與勞倫斯一起旅行的愉快，至少是部分地彌補了他對這些乏味旅行，以及吉達鎮本身越來越深的反感。
勞倫斯對幾個月來阿拉伯起義在英國軍方高層中引發的激烈辯論非常瞭解。他這麼熟知內情，既是因為他是開羅情報機構的成員——他從伊拉克返回後不到兩週，起義就爆發了，也是由於他和斯托爾斯私交甚篤。但他的專業領域是敘利亞事務，所以一直處在這些籌劃之外。事實上，他在10月份同斯托爾斯一起登上「喇嘛」號之前，他對漢志事務的貢獻非常平淡無奇：郵票。
在阿拉伯起義的最初日子裡，土耳其對其完全報以沉默，斯托爾斯想到了發行「漢志共和國」郵票的主意，這能夠有效地向全世界宣示，漢志已經與奧斯曼帝國一刀兩斷，而且這個手段成本低廉。他請埃米爾侯賽因提供一個合適的、符合伊斯蘭風格的設計，但侯賽因交出的草圖卻酷似一座英國燈塔，效果非常詭異。於是，斯托爾斯找他的最精通阿拉伯文化的朋友勞倫斯幫忙，兩人在開羅的阿拉伯博物館悠閒地逛了一個下午，尋找合適的主題。斯托爾斯記述道，「很快我就發現，勞倫斯原本就懂得，或者當即學會了一整套郵票設計製作和三色印刷工藝，」於是東方文化秘書指派他的朋友來負責郵票的製作。
設計郵票那段時間恰好也是勞倫斯特別艱難的一段時光。自抵達開羅以來，他和斯圖爾特·紐科姆在薩沃伊飯店的小小政治情報單位的其他怪人們在編制上隸屬於常駐埃及的軍隊，勞倫斯對這個安排很滿意，因為否則他就會隸屬於默裡將軍的埃及遠征軍（這支「常備軍」的任務是進攻土耳其人）這臺笨重而等級森嚴的機器。但在這年夏天，由於一次機構重組——英國在開羅的當局在戰時搞過六七次機構重組，每次都造成了極大混亂——勞倫斯被調到了埃及遠征軍下屬的一個情報單位。更糟糕的是，這次調動讓勞倫斯受到一位他非常蔑視的指揮官的領導，而且他還得離開開羅，前往蘇伊士運河上死氣沉沉的港口城鎮伊斯梅利亞。勞倫斯立刻申請調回「唐突鬼」（薩沃伊飯店的情報單位很清楚自己在軍事官僚機構中的聲譽，於是給自己挑了這個名字），但當即遭到拒絕。勞倫斯寫道：「在一些友善的暗示下，我理解到，這是為了讓我遠離阿拉伯事務。」
但勞倫斯非常足智多謀，他將自己比較突出的一個性格特點善加利用：特別能煩人。他寫道，在和伊斯梅利亞的新同事相處時，「我抓住每一個機會向他們灌輸，他們在情報工作（這根本不難！）上是多麼無知和效率低下，並且擺出酸腐文人的姿態進一步招惹他們，好為人師地糾正他們的報告中的蕭伯納式的分裂不定式和同義反覆。」
這一招奏效了。1916年9月末，勞倫斯得知羅納德·斯托爾斯即將前往吉達，於是請了10天假。對他咬牙切齒的上級們爽快地準了假。於是，勞倫斯以羅納德·斯托爾斯的隨行人員的身份，而並不具有官方身份，第一次起航前往阿拉伯半島。
10月16日黎明後不久，「喇嘛」號駛入了吉達港的寬闊海灣，駛向遠處海岸上有防護的碼頭。在晨光中，勞倫斯只能看到這座城鎮房屋間的光與影，而城鎮的遠方是「綿延不絕、平坦無垠、炫目的沙漠」。輪船接近錨地時，他感受到了大多數從海上接近阿拉伯半島的人必然會經歷的震撼，清涼的海風猛然撞上了陸地上吹來的熱風。勞倫斯寫道，在這一瞬間，「阿拉伯半島的熾熱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劍，打得我們張口結舌」。
這是一次尷尬的會談，英國人以其特有的禮貌掩蓋了雙方的分歧。斯托爾斯和勞倫斯在上午九點多下了「喇嘛」號，穿越吉達的狹窄街道，很快來到了英國領事館所在的優雅的三層小樓，在那裡受到了常駐此地的英國官員西里爾·威爾遜中校的迎接。威爾遜將客人們帶到涼爽而有百葉窗遮蔽因而非常宜人的會客室——這時還不到10點，但吉達刷著石灰的房屋已經放射出刺眼的熱光——並命令傭人準備點心飲料。
威爾遜身材頎長，蓄著大鬍子，是個職業軍官，以前曾在英屬蘇丹政府任職。羅納德·斯托爾斯與威爾遜是老交情，但對他的看法卻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觀。他覺得威爾遜沉悶無聊又暴躁易怒，有點歇斯底里——他曾這樣描述威爾遜：「頂多就是個省級行政人員的料，更高的職位就不行了」——所以完全不能勝任他自7月以來擔任的要職——英國駐埃米爾侯賽因的漢志「政府」的代表。事實上，斯托爾斯在開羅沒有極力反對威爾遜擔任這個職務的主要原因是，他非常害怕，如果威爾遜被撤職，他自己或許會被派到吉達接替他。
而威爾遜對東方文化秘書的這些拜訪似乎頗為怨恨，尤其是埃米爾侯賽因及其使節對斯托爾斯畢恭畢敬，而他威爾遜卻要在一線承擔英國政策的所有苦差，極具挫敗感，還無人感激。
威爾遜和勞倫斯之間也有些過節。幾個月前，這位中校在開羅看到勞倫斯穿著軍服卻頭戴阿拉伯頭飾，將他狠狠訓斥了一頓。但我們的情報軍官將威爾遜批評他軍容不整的訓誡當成了耳旁風，因為他來到領事館門前時軍服溼透、邋里邋遢。
但是，會客室裡的人都是英國人，所以他們不會將這種摩擦表達出來，甚至根本不予承認。斯托爾斯和威爾遜佯作同僚的親切，討論著漢志局勢和當天的日程安排。根據阿拉伯習俗，他們的第一要務是去拜見謝赫阿卜杜拉——他駐紮在城外4英里處——當晚再在領事館進行更正式的會晤。兩位高官把勞倫斯丟下自由活動，在將近中午的時候騎馬前往阿卜杜拉的營地。
但三人在下午早些時候在領事館再次聚首時，聽到的卻是不愉快的訊息。開羅發來的電報宣稱，戰爭委員會在考慮再三之後，決定召回原定在近期派往拉比格的一個旅的英軍部隊和飛機隊伍。雪上加霜的是，戰爭委員會還命令，斯托爾斯在「喇嘛」號上攜帶的原定付給阿卜杜拉的價值1萬英鎊的黃金暫時不得動用。斯托爾斯和威爾遜上午拜訪阿卜杜拉的時候，受到了阿拉伯式的盛情款待，現在他們都很害怕謝赫當晚對領事館的訪問。
五點多一點的時候，阿卜杜拉在衣著華麗的宮廷扈從和奴隸的簇擁下來到了領事館。勞倫斯對他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生性特別快活的人——或許由於阿卜杜拉前不久在塔伊夫城打了場勝仗，該城長期抵抗的土耳其駐軍終於投降，所以他格外高興——有點奢侈縱慾的樣子。這位謝赫雖然還不到35歲，面龐已經頗為肥胖，帶有縱情享樂的印跡。他的快活沒有維持多久。這次會議沒有通常的那種長時間的寒暄打趣，阿卜杜拉和他的主要副手們剛在領事館會客室坐定，威爾遜就開始大聲朗讀開羅來的電報，斯托爾斯將其翻譯為阿拉伯語。阿卜杜拉仔細聽著，面容堅忍，難以揣測。
讀完之後，阿卜杜拉開始為自己申辯，斯托爾斯則解釋說，自己在軍事問題上沒有任何權力，希望藉此阻止談話往那個方向發展。其實就是斯托爾斯在1914年寫下了給侯賽因的秘密提議，所以他這麼說實在太假了。室內的英國人第一次體驗到了阿卜杜拉的脾氣。「抱歉，」他打斷了斯托爾斯的話，「就是你的信，你的資訊讓我們的這件事情開端的，你從一開始就知道，甚至在開始之前就知道。」
斯托爾斯和他的兩位同胞受到這番責備，啞口無言了。他們的客人則滔滔不絕地描述漢志當前嚴重的局勢，以及英國人對造成這種嚴重局面應當負主要責任。「他對雙方談判的歷史作了相當準確的總結，」斯托爾斯在日記中懊悔地寫道，「多次引用了英王陛下政府的諾言，即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幫助阿拉伯人。」
談話持續了好幾個小時。阿卜杜拉列舉了他當前的所有困難，斯托爾斯和威爾遜則許諾，他們雖然能力有限，但一定會竭盡所能，讓政府高層收回最新的決定。會議快結束的時候，謝赫不得不去做他顯然希望避免的事情：打電話給他父親，彙報最新的進展。領事館的電話被送來，撥通了埃米爾侯賽因的私人專線「麥加一號」。
讓斯托爾斯意外的是，埃米爾似乎對這件失望之事頗為冷靜和從容，再次宣告瞭自己對英國夥伴的絕對信任，以及一切都會得到妥善解決的信心。阿卜杜拉當晚離開領事館的時候，決定次日早上再來會晤。而他的英國東道主們，就像斯托爾斯說的那樣，「對他無比景仰，對自己則十分鄙夷」。
勞倫斯在這場漫長而緊張的會議中說話很少，或許一句話也沒說。部分原因是很明顯的：他在這裡並沒有官方的身份；在這種關係微妙的會議上，如果他未經邀請就唐突地發表意見，就違反了外交常規，是非常令人震驚的行為。與此同時，這種置身事外的疏離感讓勞倫斯得以對阿卜杜拉進行密切研究，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裝模作樣，對他進行觀察和批評」。
埃米爾侯賽因是阿拉伯起義無可爭議的精神領袖，阿卜杜拉則是無可爭議的前線統帥。這一點對參與漢志事務的英國軍官和外交官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他們根本沒有對此進行任何討論。阿卜杜拉是侯賽因最信任的兒子。1914年，侯賽因派遣他到開羅試探英國人對他的分離主義計劃的態度；阿卜杜拉指揮了攻克塔伊夫的戰役，還代表整個家族與英國顧問們談判。
勞倫斯雖然是第一次見到阿卜杜拉，卻已經產生了疑慮。雖然會談的氣氛非常嚴肅，他卻感到阿卜杜拉有種「持續的歡快」，雖然有著精明政治家的風度，但卻不一定表裡如一，而且野心極大。還不止這些。勞倫斯對此前4個月從漢志傳出的情報作了仔細研讀，希望找到起義在振奮人心的開端之後卻陷入慘淡僵局的原因。他的結論是，起義的核心缺少真正的領袖，「不是智識，不是判斷力，不是政治智慧，而是能夠點燃沙漠的激情火焰」。起義需要的是一位先知。在領事館的這次會議過程中，「我越來越確信，阿卜杜拉太審慎，太冷靜，太幽默，不可能成為先知，尤其是那種歷史上在革命中取勝的武裝先知」。
勞倫斯如果把這些想法告訴他的高階同僚們，肯定會得到這樣嗤之以鼻的回答：誰會關心你的想法？但勞倫斯沒有吐露這些思緒。早在10月16日，他抵達阿拉伯半島還不到半天的時候，就已經在為阿拉伯起義設計一個新航向，而且他自己要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對這個角色的設定如下（從不同角度看，他這番話要麼是深刻的自信不疑，要麼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極度傲慢）：「為起義尋找尚不為人知的主宰靈魂，並測量他將起義推進到我為之設想的目標的能力。」要達到這些目的，勞倫斯需要秘密行事，不動聲色、悄無聲息地尋找機會來促成他自己的計劃。在和阿卜杜拉的會議上，勞倫斯找到了他的第一個機會，在次日早上他就會嘗試利用這個機會。
但1916年10月16日這漫長的一天還沒有結束。在它告終之前，勞倫斯還將會遇到另一個對漢志影響極大的人物，此人將會從反面進一步推動勞倫斯為自己設定的使命的清晰成形。在法國駐吉達代表團駐地的宴會接近尾聲的時候，愛德華·布雷蒙上校舉起他的香檳酒杯，向他的英國客人們祝酒。「我剛聽說，」他宣稱，「我的男性親屬中目前為止還沒有在戰爭中死傷的一位，也負了重傷。我有責任，也很榮幸地向協約國祝酒，並且告訴大家，我和英國人打交道是多麼愉快。」
10月16日晚的這個動人時刻給羅納德·斯托爾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話語中沒有法國式的誇耀自負，這是很驚人的。於是我舉杯祝他的表弟早日康復，祝法國代表團的事業蒸蒸日上。」
47歲的布雷蒙頗有些心寬體胖，是法國帝國主義戰士的典範，對祖國的偉大和祖國的「文明教化使命」——將法國文明和文化傳播給世界上的落後民族——的正義性堅信不疑。他的軍事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法國的北非屬地服役，先是阿爾及利亞，然後是摩洛哥，對鎮壓叛亂部落很有經驗，被公認為非常規作戰的專家。他雖然沒有平步青雲，但也是穩步上升：摩洛哥港警察總長、法國駐摩洛哥軍事代表團副團長、拉巴特城行政長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布雷蒙被召回法國，匆匆送上前線。在戰爭恐怖的第一個月裡，和很多法國軍官一樣，布雷蒙在前線的日子只有幾天時間。在比利時前線率軍作戰時，他胸部中彈。康復之後，他被任命為第64步兵團團長。隨後兩年時間裡，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袍和男性親屬接二連三地在西線的殘殺中倒下。1916年夏天，阿拉伯起義爆發後，他得到了脫離西線殺場的機會。法國國防部決定向阿拉伯地區派遣一個小型的軍事代表團，認為布雷蒙——「土著戰爭的專家、法屬北非的老將」——是領導這個代表團的最佳人選。
其實，布雷蒙上校是絕佳人選的原因遠遠不止是他在穆斯林世界的豐富經驗。和中東戰場的很多其他行動一樣，法國駐漢志代表團也有一個秘密使命，而這個使命需要狡猾奸詐和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好在愛德華·布雷蒙就是這樣一個人。
鼓勵阿拉伯人發動起義的行動從一開始就是英國人在操作，對敘利亞和黎巴嫩有著狼子野心的法國領導層得知此事後大為惶恐。以成文形式規定法國對中東的權利主張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簽署之後，法國人的擔憂緩和了一些，但阿拉伯起義爆發後法國人又高度緊張起來。且不談協約國之間信誓旦旦的盟友關係，法國人根本就不信任他們的英國盟友能夠信守關於中東的諾言；漢志起義釋放出了一支革命力量，將來英國人就是想控制住它，恐怕也無能為力。法國人提議向該地區派遣一支象徵性的部隊，以保護自己將來對中東的權利主張，並監視當地局勢的發展。英國人禮貌但是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這讓法國人更是驚恐萬分。倫敦的解釋是，漢志局勢瞬息萬變、非常微妙，如果在此刻派遣另一支外國軍隊，只會讓事情更復雜棘手。
於是法國人改用特洛伊木馬的策略。1916年8月在布雷蒙上校指揮下從馬賽港起航的200人的軍事單位的官方稱呼是「法國駐埃及軍事代表團」。雖然這些法國軍人打算在埃及做些什麼是個很大的疑問，但英國人還是不好將最親密盟友的這樣一個代表團拒之門外。布雷蒙上校對自己使命的解釋是：促進法國領地——主要是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朝覲者前往麥加的哈只。英國的陸海軍已經在為成千上萬尋求前往麥加朝覲的埃及和印度穆斯林提供保護，所以也不好反對布雷蒙的幌子。
法國人計劃的最後一步非常大膽，即便是英國人，雖然不太情願，也得表示讚賞。9月中旬，布雷蒙陪同一批摩洛哥朝覲者來到吉達，在那裡登陸之後挑選並租賃了一座足夠氣派的房子，宣佈法國軍事代表團抵達了漢志。他旋即向法國外交部發了電報，敦促建立常駐侯賽因政府的外交使團。外交部批准這項建議後，法國在阿拉伯半島就有了正式的軍事和外交存在，而且從技術上將與英國等量齊觀，倫敦也只得接受這個既成事實。畢竟巴黎方面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稱，這是兩個偉大盟國在平等基礎上攜手勾畫本地區未來的良機，能夠加強兩國永久的友誼。斯托爾斯和勞倫斯在10月中旬抵達吉達後面對的就是這種局面。
布雷蒙的狡黠還遠遠不止是建立駐漢志代表團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還體現在代表團的目標上。正如他於10月16日在法國領事館的宴會上所說的那樣，他在漢志的公開使命是表達法國對阿拉伯起義的支援，並摸清法國能夠如何支援起義。但他的秘密任務卻是努力遏制起義的規模，避免起義和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理想蔓延到法國垂涎的那些阿拉伯地區。布雷蒙在具體的操作上有個方便利索的計劃，雖然這計劃極其玩世不恭。
當晚，他向英國客人們解釋說，最重要的是不能允許阿拉伯人佔領麥地那。只要麥地那的土耳其駐軍還撐得住，只要阿拉伯人將資源和鮮血集中投入到攻打麥地那的戰役中，就能將起義安全地遏制在漢志境內。他警告說，一旦麥地那陷落，阿拉伯人自然會將注意力轉向北方，從土耳其鐵蹄下解放巴勒斯坦、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阿拉伯同胞，這將會不可避免地牴觸英法在各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這想法有些冷血，但卻是一條簡單而聰明的戰略：雖然幫助外國起義取得成功向來是件困難的事情，但讓它失敗卻簡單得多。
但在法國領事館的宴會上，布雷蒙上校的設想卻是建立在至少兩個極大的誤解之上的。首先是，他認為英法兩國有必要共謀來支援阿拉伯起義，暗地裡卻對其進行破壞。如果布雷蒙知道《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法國將得到敘利亞和黎巴嫩——對阿拉伯起義的未來發展一定會樂觀得多。但在法國只有極少數政府高官才知道《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存在，而受命保衛法國在中東利益的中層軍事和外交官員並不知悉這個秘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被派遣到阿拉伯半島擔任法國利益的一線守護者的布雷蒙也被矇在鼓裡。
布雷蒙的第二個誤解是，當晚他向英國客人吐露心跡的時候，他以為這些英國人都是他的朋友，或至少是志同道合的帝國主義者。但這些人不是他的朋友，坐在餐桌旁很少開口說話的那個年輕的英國上尉對他尤其沒有好感。布雷蒙很快就會發現，勞倫斯是一個強有力的對手。另外，現在是勞倫斯佔上風。在法國領事館，布雷蒙將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說了出來，而勞倫斯卻緘口不言。
次日上午10點左右，阿卜杜拉騎著一匹白色母馬，在一大群奴隸引領之下，來到了英國領事館的庭院。他比昨天嚴肅得多，在會客室坐定之後就解釋了一番。他剛收到了弟弟費薩爾的電報。費薩爾此時在拉比格以北的山區營地，前一天下午有兩架土耳其飛機轟炸了他的營地；轟炸沒有造成什麼損失，但讓貝都因部落族人驚恐萬狀，因為絕大多數人從未見過這種機器。這條訊息非常有針對性，因為恰恰就在土耳其飛機來的這天，英國人取消了向阿拉伯半島派遣飛機的計劃。
勞倫斯的回應是，不必為了土耳其的這番炫耀武力而驚慌失措。「土耳其飛機的壽命很少超過四五天。」他輕鬆地解釋道。
或許就在這一刻，阿卜杜拉才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勞倫斯，因為勞倫斯在前一天只是個背景人物。當他們談到在中東的各支土耳其軍隊的部署位置時，他就更加密切地注意勞倫斯了。羅納德·斯托爾斯回憶說：「我們說到敘利亞、切爾卡西亞、安納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名時，勞倫斯當即就說出土耳其的哪些部隊部署在哪些地方，最後阿卜杜拉驚愕地轉向我說：‘這個人無所不知，難道是神嗎？’」
斯托爾斯在回憶錄中將自己的朋友在這天上午的驚人表現歸結於幸運的巧合，因為勞倫斯在開羅的地圖室有過很多辛勤勞動。或許的確如此，或許勞倫斯只不過是在虛張聲勢。不管怎麼樣，結果是相同的，勞倫斯有了推動自己計劃的平臺。
他向阿卜杜拉解釋說，英國方面援助阿拉伯起義遇到的主要困難是，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缺乏可靠的把握。目前需要一名客觀的觀察者，既能直接向英軍高層進言並受到重視，也能對局勢——拉比格港的補給渠道的問題和北方山區費薩爾部隊的後勤需求——做一個綜合的報告。由於時間緊迫，勞倫斯毛遂自薦去承擔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