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竊以為，我們現在的情況就好像是，獵人在還沒有打死熊之前就已經在盤算如何分熊皮了。我個人還看不到戰爭結束的跡象，所以我認為目前討論如何瓜分土耳其帝國主要是個學術問題。
——1916年1月7日，英國軍事情報部門指揮官，喬治·麥克多納將軍
1915年11月16日，勞倫斯給一位老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的管理員愛德華·利茲寫了封簡訊。勞倫斯的兄弟威爾戰死還不到三週，勞倫斯現在心情非常憂鬱。他先是為自己很長時間沒有寫信表示歉意，然後告訴利茲，這部分是由於他的工作繁忙，「部分是由於我的兩個弟弟連續陣亡。當然了，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多，所以噩耗傳來時並不非常讓我震驚，但我還是害怕回到牛津，害怕回去時看到的境況。而且他們年紀都比我小，我仍然平安地生活在開羅，他們卻已經馬革裹屍，這有點不對勁」。
如果說戰爭在本質上就令人困惑苦惱，勞倫斯在這個11月感到特別迷茫痛苦，也是情有可原。抵達開羅之後的11個月內，他大部分時間都困守薩沃伊飯店的辦公室，離奪去了他兩個弟弟生命的西線屠場有萬里之遙。更讓他迷惘的是，他的最大精力不是用來打擊敵人，而是被浪費在與英國軍隊官僚及其最親密盟友法國的狹隘利益做鬥爭的「公文戰爭」上。
在薩沃伊辦公室牆壁上的奧斯曼帝國地圖中，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到這些鬥爭的徒勞無益。1915年11月，這個戰區的戰事已經持續一年，有數十萬人命喪黃泉，但地圖基本上沒有變化。
在加里波利，地中海遠征軍仍然苦苦困守浸透鮮血的灘頭陣地，但就連這些在土耳其土地上的小小立足點也很快要消失了。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協約國軍隊從加里波利的撤退是整個戰役唯一一個執行有力的階段。在安納托利亞，亞美尼亞人的苦難在繼續，毫無緩和的跡象；敘利亞的阿拉伯分離主義者也慘遭傑馬勒帕夏的秘密警察的屠戮。本可以幫助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分離主義者的亞歷山大勒塔登陸計劃似乎已經被徹底廢棄，雖然開羅方面無人理解其原因（幾周之後，倫敦的陸軍部才終於告知埃及方面，法國政府公開地扼殺了這個計劃）。土耳其軍隊已經在西奈半島遠方的巴勒斯坦掘壕據守下來，據說英軍即將對其展開常規的正面攻勢。即便這次攻勢能夠成功——加里波利的慘痛教訓讓人很難相信它能夠成功——英軍隨後也將不得不緩慢而艱難地北上，向土耳其內陸前進。地圖上唯一的亮點是伊拉克。在那裡，一支英屬印度軍隊在過去的七個月中沿著底格里斯河步步緊逼，到11月中旬已經兵臨巴格達城下。就算能夠攻克這座奧斯曼帝國的邊陲城市，也很難對千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產生實質性影響。
勞倫斯越來越把希望寄託在阿拉伯半島，他相信，只有非常規戰爭才能打敗土耳其人，而非常規戰爭很有可能要在阿拉伯半島展開。就在幾天前，他的這份希望大大增強了。在穆罕默德·法魯基帶來情報之後，英國駐埃及高階專員亨利·麥克馬洪匆匆給埃米爾侯賽因寫了一封新的信，同意了對方提出的獨立阿拉伯國家的幾乎全部領土要求，條件是，阿拉伯人要與英國結盟，發動起義。11月5日，開羅收到了侯賽因的同樣令人愉快的答覆。還有幾個小細節需要商榷，但雙方就針對土耳其的阿拉伯起義達成了共識。
勞倫斯當然並沒有天真到相信這就能徹底解決問題。恰恰相反，在1915年秋季，廝殺中的歐洲列強產生了一個執拗反常的觀念，這表明中東局勢將會變得更加複雜，紛爭將變得更加激烈。
要理解這種觀念，我們必須看清戰爭的整體局勢。在西線，英法軍隊和德軍之間400英里長的無人地帶在一年中幾乎沒有移動一寸。東線雖然不是這樣靜止不動，但產生了另一種僵局。俄國在戰爭的最初幾天在西北戰線被德軍打得遍體鱗傷，後來在西南戰線對倒霉的奧匈帝國軍隊大打出手，才出了一口氣。不料德軍趕來援助奧匈帝國，於是俄軍又遭遇了慘敗。這就形成了一種致命的局面——俄國打敗奧匈帝國取得的成功被德國打敗俄國抵消——並一直持續到1917年。但要說愚蠢盲目、徒勞無功，排第一的還要數義大利東北部新開的南線戰場。義大利在1915年11月才姍姍來遲地與協約國結盟，加入戰爭。義大利已經向居高臨下地據守一座崎嶇山谷的奧匈帝國軍隊發動了四次進攻，雖然義大利軍隊在兵力上佔據絕對優勢，但每一次都被殺得血流成河。在整個戰爭期間，為爭奪伊松佐河谷就爆發了12場戰役，導致義大利軍隊傷亡約60萬人。
當然，僵局是一柄雙刃劍，協約國沒有進展，同盟國也沒有什麼好訊息。
付出瞭如此慘重的代價，卻沒有任何進展，各參戰國或許應當考慮議和，或者想辦法跳出這個爛攤子了。但是，它們卻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自古以來，戰爭中的所有民族和國家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往往得出的是可怕的答案：已經死了這麼多人，揮霍了這麼多財富，怎麼可以承認這一切都白費了呢？承認自己錯了是不可能的，現狀又是維持不下去的，剩下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大投入、讓衝突升級。於是，在1915年底，歐洲各參戰國已經不滿足於當初開戰要達到的目的——這些目的往往是非常雞毛蒜皮的——而是更進一步。可接受的和平條件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這場戰爭的目標不再是在帝國霸業中佔競爭對手一點小便宜，而是將其徹底打殘，讓對手永遠沒有能力開展一場如此毀天滅地而又毫無意義的戰爭。
但打敗了敵人還只是贏了一半；戰爭要真正說得過去，就必須有物質利益進賬。根據現代歐洲的習慣，戰爭的贏家會向輸家索取戰爭賠款，佔領個把有爭議的省份等。但相對於這場戰爭的慘重代價而言，這些利益都太不值一提了。如果要讓這所有的血腥殘殺都沒有白費的話，就必須有一個帝國的新的黃金時代，贏家要比以往富裕得多、輝煌得多。於是，這種思想就將這個惡性迴圈推向了必然的、兇惡的結果。想一想最終的勝利者將得到哪些好處，失敗者又將失去多少東西，現在還怎麼可能罷手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大投入——更多士兵、更多金錢、更多損失——等到最終勝利的時候，就將得到更多領土、更多財富和更多權力來補償這一切。
同盟國也有自己的一份心願單，寫明瞭勝利之後要得到什麼東西，而這份心願單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宏大；而對英法俄這三個協約國而言，只有一個地方能夠給它們規模足夠大的補償：奧斯曼帝國的四分五裂、五彩斑斕的土地。到了1915年秋季，倫敦白廳走廊裡的人們已經將奧斯曼帝國簡單地稱為「大戰利品」。
對三個協約國來說，中東戰爭的目的已經完全是為了滿足它們長久以來的帝國主義野心——用文雅的說法叫作「願景」。俄國曆代沙皇垂涎君士坦丁堡已經至少兩百年之久。法國自16世紀以來就享有奧斯曼帝國敘利亞境內天主教徒的保護者的特殊地位；如果奧斯曼帝國土崩瓦解，敘利亞地區理當歸屬法國。英國則一直醉心於保衛通往印度——大英帝國「王冠上的珠寶」——的陸路通道免受帝國主義競爭者的侵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俄國和法國是它最忌憚和防範的物件。另外還有宗教的因素。1915年的時候，三個協約國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國家。時隔600年，很多人依然對基督教聖地在穆斯林手中而耿耿於懷。瓜分奧斯曼帝國之時，基督徒們終於能重演十字軍東征並達到一個較好的結局了。
自相矛盾的是，將這些古老的欲求推入現實領域的恰恰是英國與埃米爾侯賽因的秘密會商。其他協約國漸漸知道了這些協商，阿拉伯起義的前景也更加觸手可及，這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是胃口大開，更是垂涎三尺。
到11月末，法國已得知英國與侯賽因的交易。法國急於提出自己的權利主張，匆匆地編纂出自己對該地區的野心勃勃的心願單。俄國很快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面對主要盟友的貪得無厭——它們今天或許是盟友，明天可能又變成對手，英國突然感到自己的胃口也好了起來，而不管前不久才向侯賽因許下的諾言。最終，義大利，甚至中立國希臘，也要來分一杯羹。這很快就讓中東的軍事謀略屈從於政治考慮，決策權從前線軍官手中轉移到了聚集在會客廳的外交官和政客手中。如果說外交官們的主要特點是笨拙無能，至少他們的意圖是明確的；隨著政客們的崛起，以及各個陣營爭先恐後地爭權奪利，一切都將被背信棄義和拜占庭宮廷式的鉤心鬥角所籠罩。
巧合的是，在這個陰謀的產生中起到關鍵作用的那個人於1915年11月17日抵達了開羅，也就是勞倫斯向愛德華·利茲抱怨自己平靜生活的第二天。這個人的名字是馬克·賽克斯，更正式的全名是第六代斯萊德米爾從男爵塔頓·本韋努託·馬克·賽克斯爵士。
歷史上很少有比他更不像壞人的壞人了。賽克斯時年35歲，英俊瀟灑，儘管略微有些鬆弛無力。他是帝國時代晚期英國貴族的那個非同一般的小階層——「業餘政治家」的傑出代表。「業餘」這個詞在現代帶有貶義，但其實源自拉丁語，最初的意思是「為了對……的愛」，在這個語境下指的是那些富裕且往往擁有貴族頭銜的青年，他們出身名門望族，受過良好教育，不需要為了晉身而拼命奮鬥——這些人如果要正兒八經地工作的話，就太有失體統了——所以他們可以自由涉獵廣泛的領域，在所有領域都如魚得水。賽克斯是約克郡一位貴族的獨子，自小在3萬英畝的家族莊園長大，就像其他很多「業餘政治家」一樣，致力於讓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實，要像10個「普通人」加起來那麼豐富多彩。他在劍橋大學接受教育，遊歷了奧斯曼帝國很多地方，著有四本書，參加過布林戰爭，曾擔任愛爾蘭總督的議會秘書和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的榮譽領事——這還僅僅是他25歲之前的亮點。在隨後的10年中，在他於1915年抵達開羅之前，他娶妻生子，已經有了五個孩子——第六個孩子尚在腹中——成了一位頗有名望的優秀的諷刺漫畫家，發明了一種早期版的投影儀，而且自1912年以來一直擔任赫爾中央區的保守黨議員。
賽克斯出現在開羅是由於最近的職業變動。前一年春天，基欽納勳爵任命他為德·邦森委員會的顧問。這個委員會是政府的一個跨部門的理事會，旨在向英國內閣提供關於中東事務的指導性意見。絲毫不令人吃驚的是，賽克斯很快成為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並於1915年7月對該地區進行了一次長期考察，打算回國後將自己的考察結果報告給內閣。
勞倫斯第一次見到賽克斯是在這年8月，當時賽克斯正在考察途中於開羅短暫停留。和大多數人一樣，勞倫斯對這位魅力十足、風度翩翩的議員頗有好感。他和開羅情報部門的同僚們終於找到了一位似乎理解他們的非常規戰爭理念的英國政府高官，所以很滿意。賽克斯於11月返回埃及後，勞倫斯和同僚們對他的好感更是極大增強。在前兩個月中，賽克斯與英屬印度的官員們進行了會談，這些人堅決反對英屬埃及當局的「代理人戰爭」計劃（即鼓動阿拉伯人去反抗奧斯曼帝國）。賽克斯返回後毫不隱諱地表示，自己支援埃及當局的做法。
馬克·賽克斯雖然成就非凡，卻帶有愛德華七世時代英國統治階級的一個普遍的典型特徵——狂妄自大，認為全世界的麻煩問題其實都有辦法利索地解決，解決這許多問題的答案就掌握在英國手中；英國人有一項特別的負擔——雖然是天賦的，但仍然很累人——開化和教育其他民族，讓他們知道英國人的優越。賽克斯在這方面的特殊本領是果斷大膽、簡明扼要、令人耳目一新的寫作文風。他能夠把複雜的問題分解為甲乙丙丁的清清楚楚的條目，給人造成一種幾乎是數學般簡明的錯覺。雖然powerpoint幻燈演示要到近100年後才被髮明出來，他在當時已經是這種演示的大師。
舉個例子——在隨後幾年內，這樣的例子會有很多——他於8月在開羅短暫停留時寫了一份分析報告，聲稱對中東的各種知識分子作了記錄和研究。賽克斯先是把這些知識分子分為「守舊派」和「現代派」，然後又分別作了細分。例如，「守舊派」的第一類是正統派（「頭腦僵硬頑固、難以駕馭、充滿偏見和狂熱」），而「現代派」的第一類（水平最高的級別）是「出身名門望族、完全吸收了西方教育的人」，但不可以將第一類「現代派」與第二類「現代派」混淆，因為後者是「貧窮、能力低下的人或罪犯，接受了程度較低的歐洲教育，由於境況或天性或者二者合一，比第一類更傾向於走陰險可怖的渠道」。賽克斯還不滿足於分類，而是繼續將他的公式應用於中東的各地區，為他的英國讀者們提供了一個通俗易懂的關於英國在每個地區地位的指南。坦率地說，埃及這樣的地方可不妙：「守舊派」的第一、二、三類對英國人的態度分別是徹底敵視、善意冷漠和溫和支援；而「現代派」的第一、二類對英國人的態度則分別是明文反對和毫不妥協的仇恨。
這固然不是第一次有愚蠢的種族主義言論被付諸筆端，但是這種語言組織得力、表達又自信大膽的胡言亂語居然被視為智慧，足以說明英國領導層的自鳴得意，當然也印證了他們在對抗一場遍及全球的衝突時幾面受敵的境地。賽克斯回到倫敦後，在德·邦森委員會面前作了一番氣勢磅礴的表演，英國政府竟然就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棘手——從歷史角度看，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使命全盤交給了這個35歲的業餘政治家：將英國與其盟友在中東的互相矛盾的領土主張分門別類、一一理順。
英國領導人到一切都太晚的時候才發現了賽克斯個性的另一個特點，如果他們早一點發現的話，或許就不會將這個重大使命交給他了。馬克·賽克斯活動起來總是興沖沖又十分狂熱，而且興趣和涉獵範圍極廣，所以記性極差，甚至連自己曾經堅信不疑的東西也記不住。他常常會被剛剛與之交談過的人的話觸動，或者他那多產的大腦裡會蹦出一個新念頭，因此總是與自己先前（往往僅僅是幾天前）大力鼓吹過的觀點或政策矛盾。
賽克斯於11月暫居埃及時，勞倫斯開始注意到他的這個缺陷。這位年輕的議員總會漫不經心地無視與他當前持有的觀點矛盾的棘手證據，而在自己改弦易張之後卻會抓住這個證據來支援自己。他這種做法讓人頗感不安。勞倫斯後來在《智慧的七柱》中寫道，賽克斯「想象力豐富，鼓吹著不能令人信服的世界走向……滿腦子是偏見、直覺和偽科學。他的觀念都是外在的，他也沒有耐心去測試自己的建築材料，就急於選擇自己的建築風格。他會選取真相的一個方面，將其與具體情況割離，令其充氣膨脹，對其扭曲和改造。」
但賽克斯的性格還有另一面，對他即將扮演的關鍵角色將會產生負面影響。他的行事似乎有些鬼鬼祟祟和陰險狡詐。不知是為了證明自己無論走到哪裡都是最聰明的人，還是為了取樂而故意騙人，這位年輕的業餘外交家將扭曲事實以滿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以及保留或操縱關鍵資訊來玩弄各方演化成了一種藝術形式。這給馬克·賽克斯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個特殊地位：在這位溫文爾雅、才華橫溢的約克郡年輕貴族之外，很難找到一個既沒有真正的惡意，手中也沒有操控一個國家或軍隊的權力，卻能給20世紀造成更嚴重損害的人。他留下的爛攤子，將會由一小群同胞，包括勞倫斯，非常努力地去補救。
這並不是說這樣的賤人只有賽克斯一個。在口是心非、背信棄義方面，這位業餘外交家此時在中東還有很多技藝嫻熟的競爭對手。
在賽克斯在開羅耀武揚威的同時，一個身披長袍的神秘人物正在敘利亞西部一些城鎮的集市和茶館內東奔西走。他三十五六的年紀，說起話來特別輕聲細氣，從衣服的質地和他的古典阿拉伯語用詞來看，一定是個家境富裕、很有文化的人。他面色蒼白、眼睛碧藍，大多數遇到他的人或許都以為這個旅行者是切爾卡西亞人，這個山地民族發源於黑海地區，很多人的面貌幾乎像北歐人。庫爾特·普呂弗或許沒有去糾正別人的這個錯覺。他是在傑馬勒帕夏授意下執行這些秘密任務的。他的目標是弄清楚敘利亞人民真正忠於何方。
到這年秋天，總督和他的德國顧問們都越來越深刻地感到，有必要對敘利亞民意做一個公正無偏見的評估。協約國軍隊在加里波利的災難性攻勢有了漸漸平息的跡象，於是協約國在敘利亞海岸某處登陸的威脅再次浮現了。如果協約國在黎巴嫩登陸，那裡的基督徒和德魯茲宗教少數派會作何種反應？聚居在黎巴嫩南面的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又會如何？在安納托利亞，針對亞美尼亞人的迫害活動烈度不減，敘利亞的很多猶太人都害怕自己是下一個目標。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是什麼態度？傑馬勒帕夏已經對法國領事館檔案中揭露的阿拉伯密謀者採取了措施，而且麥加的埃米爾侯賽因一直令人惴惴不安，但是其他地區廣大的阿拉伯群眾的態度如何呢？
一連5周，普呂弗假借各種身份和裝扮，在敘利亞各處漫遊。途中他與形形色色的人——猶太殖民者、阿拉伯商店主、基督徒地主、西方化的貴族、貝都因人的謝赫和阿拉伯農民交談。1915年12月初，這個德國間諜覺得自己已經為敘利亞地區把好了脈，可以將發現的結果向傑馬勒和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彙報了。
簡單地講，他認為，對奧斯曼政府最為不滿的是基督徒。他相信，幾乎所有基督徒都私下裡支援協約國。但普呂弗認為這些基督徒的威脅很小，既是由於敘利亞基督徒人數很少，也是因為他們雖有「叛逆的本領」，但「生性怯懦，無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據他判斷，威脅更大的是猶太人，尤其是其中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普呂弗寫道，「雖然猶太復國主義官方聲稱自己的意願僅僅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語言和文化的中心，對政治不感興趣」，但這顯然是撒謊。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的猶太國家，協約國的勝利顯然比同盟國勝利更有利於他們實現這個目標。但普呂弗認為也不值得為猶太人緊張，原因和基督徒是一樣的：「猶太人天性膽小和消極被動，除非敵軍已經入境，絕不敢發動顛覆行動。」
這位德國間諜在阿拉伯人身上看到的東西非常令人振奮，阿拉伯人也是這三個族群中人口最多的。普呂弗認為，部分是由於傑馬勒對有分離主義嫌疑的阿拉伯領袖採取的「公正而嚴厲」的措施，阿拉伯獨立運動已經大大削弱了。「在中產階級，幾乎找不到改革運動的支援者，」他寫道，「構成人口主要部分的小地主、商人和工人似乎是支援政府及其事業的。」普呂弗以他一貫的尖刻口吻分析說，即便某處爆發了阿拉伯起義，也很難得到廣泛的支援，因為「群眾是輕佻無聊的」。
但在給出這種樂觀評估的同時，普呂弗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警告：如果英國人真的在敘利亞登陸，群眾隱藏於胸的對協約國的支援就會浮出水面。在那種局面下，入侵者一定可以找到願意與他們合作的當地人。普呂弗為傑馬勒提供了一份「不可靠分子」的長名單，主要是有名望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以及「猶太復國主義黨的全部領導人」。一旦協約國軍隊登陸，就要立即將這些人流放。
這最後一條建議讓德國大使館大驚失色。就在這年8月，傑馬勒利用從貝魯特的法國領事館查獲的檔案，在貝魯特的一個主要廣場上處決了11位著名的阿拉伯領袖。這種事情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憤怒的浪濤，德國政府當然不希望自己的一名情報軍官向敘利亞總督的死亡名單提供更多的名字。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在將普呂弗的報告傳送給柏林的外交部的同時表示，自己向普呂弗發出瞭如下的警告：「稍不慎重，群眾就會指控是我們造成了諸如流放的嚴刑峻法。將來向傑馬勒提出類似建議時，請務必謹慎、剋制。」
這番告誡可能來得太晚了。拿到了普呂弗報告的敘利亞總督似乎得出了結論，他解決問題的靈活手段——沒有明顯規律地以胡蘿蔔和大棒輪番出擊——是智勝越來越多的敵人的最佳策略。12月18日，他命令對法國領事館檔案涉及的人進行一番更大規模的搜捕，這張大網最終抓住了貝魯特和大馬士革的大約60名阿拉伯知識分子。
這些逮捕或許讓傑馬勒的心情好了許多，因為另一個越來越可疑的人——亞倫·亞倫森在1月拜訪他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時，傑馬勒顯得非常寬宏大量。
間諜船始終沒有來。
1915年11月8日的夜晚，伸手不見五指，沒有一線月光，押沙龍·法因貝格終於搭乘一艘英國間諜船返回了阿特利特的海岸。他立刻將好訊息告訴了欣喜若狂的亞倫·亞倫森：他已經和英國人取得了聯絡，英國人正在急切地等待他們能夠傳遞的任何情報，並且已經做了相應的安排。
間諜船計劃於兩週後返回，於是兩人立即開始進行長距離的偵察，來更新自己的資訊。亞倫森北上，法因貝格南下。他們打著為農業研究站做科學調查的旗號，偷偷地記錄土耳其軍隊的新營地、補給站和戰壕工事的位置，跟蹤火車和部隊的運動，在筆記本上以蠅頭小字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任何有可能對英國人有用的資訊。
但當他們返回阿特利特，在預定接頭的當晚等待時，間諜船卻沒有露面，第二天、第三天的夜晚依然無影無蹤。亞倫森和法因貝格一直等到12月初，越來越困惑不解和心急火燎。顯然出了什麼差錯，但他們等得越久，他們的夜間活動就越容易被土耳其民兵的夜間巡邏隊發現。但如果他們放鬆每晚的守夜，就有可能與英國間諜船失之交臂，英國人或許就會認為這些密謀者變了卦，或者已經被捕，或者乾脆就是放棄了。
性格急躁的法因貝格對間諜船已經絕望，於是到12月8日的時候想出了一個新計劃：他要混過雲集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土耳其大軍陣線，穿越西奈半島的無人地帶，抵達另一端的英軍戰線，與其重新建立聯絡。如果遭到土耳其巡邏隊攔截，他就自稱是在為抗蝗災做實地考察工作。這種藉口還是比較可信的。就在幾天前，又有一大群蝗蟲出現在朱迪亞地區，這是自春天以來的第一群蝗蟲；亞倫森判斷，這個蝗群是從埃及通過西奈半島陸橋來的。這個計劃還是非常冒險，但亞倫森自己也急於同英國人取得聯絡，於是同意了；法因貝格於當晚出發南下。
不久之後，又有了一件新的讓人著急上火的事情。在君士坦丁堡，亞倫森的妹妹薩拉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想辦法擺脫不幸福的婚姻，回到巴勒斯坦的家人身邊。11月中旬，她的丈夫長期出差，她又得知一名猶太救濟官員很快將離開君士坦丁堡、對猶太人定居點進行視察，於是抓住了這個機會。她懇求這名官員帶她一起去，於是在11月26日，25歲的薩拉在海德爾帕夏車站登上火車，開始了漫長的返鄉之旅。
關於安納托利亞鄉間亞美尼亞人遭到屠殺的恐怖傳聞已經廣為流傳了好幾個月，但糟糕的通訊和嚴格的審查使得奧斯曼政權得以很好地遮掩了暴行的嚴重程度。但旅行經過屠殺場的人就可以目睹這些慘景了。12月16日，薩拉·亞倫森在巴勒斯坦與哥哥團聚，此時她已經被沿途的所見所聞深深震撼。農學家後來記述道：「她看到鐵路兩側堆著成百上千亞美尼亞男女老少的屍體。有時能看見土耳其婦女翻檢死屍，尋找值錢的東西；有時能看到野狗在吞食死人。那裡有數百具慘白的骨骸。」薩拉說，她經歷的最恐怖的一個插曲是，她的火車開到一個偏僻火車站的時候，數千名飢腸轆轆的亞美尼亞人包圍著火車。在瘋狂踩踏中，十幾人倒在車輪下，火車售票員看了哈哈大笑。薩拉看了這可怕場面當場暈倒，甦醒後卻有兩名土耳其軍官訓斥她不愛國。
亞倫·亞倫森在旅行時也早就聽說過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恐怖傳聞，但一直都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敘利亞永久轉動的造謠機器的成果。自己的妹妹親口證實，並且得知屠殺仍在進行中，這讓一切都顯得極其醜惡和真實。這也讓農學家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個可怖的問題：下面輪到誰了？如果青年土耳其黨能夠對境內的200萬亞美尼亞人大開殺戒，要消滅區區8萬猶太人豈不是易如反掌？
然後傳來了更多的壞訊息。在西奈半島，押沙龍·法因貝格被土耳其軍隊的巡邏隊攔住。他的抗蝗災考察的幌子沒有奏效。他們懷疑他是奸細，於是將他押回了貝爾謝巴。1月初，他被轉移到耶路撒冷的監獄候審；如果法庭判處他犯有叛國罪——這是對他來說最糟糕的指控——法因貝格無疑很快就會上絞刑架。
為了營救同志，亞倫·亞倫森於1月12日下午來到了傑馬勒帕夏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農學家覺得，哀求開恩或者自稱無罪或許無濟於事，於是仍然動用辜負了法因貝格的那個託詞：蝗蟲。他告訴傑馬勒，為了治理新的災害，他要重新擔任抗蝗災專案總監（八個月前，出於對政府幹預的憤怒，他辭去了這個職務）。但亞倫森有一個條件：他必須要他最有價值、最重要的助手，一個叫作押沙龍·法因貝格的年輕人為他服務，而此人前不久在西奈由於誤會被捕了。
按照傑馬勒的命令，法因貝格很快從耶路撒冷的監獄被釋放了。這兩個一心要當間諜的人肯定不會欣喜若狂，因為他們與英國人建立聯絡的漫長而徒勞的努力仍然毫無進展。
沒人能掌握全域性。由於戰爭造成的混亂和通訊的困難，英國政府的不同部門都與不同的戰時盟友——或者是他們希望能夠轉變為盟友的人——談判，直到一切都太晚的時候才意識到，如此達成的協議可能是互相矛盾的。這倒不是由於刻意欺騙，而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內部溝通不暢的例子。
對於1915年和1916年間英國就中東問題與多方達成的秘密協議造成的混亂，歷史學家大多是上面這樣的看法。還有少數歷史學家認為，其實當初根本不存在什麼混亂。這些五花八門的協議中遍佈精心選擇的修飾語和條件語，都是為了讓炮製協議的人洗脫背信棄義的罪名。已經有很多著作（足以擺滿一個大書櫥，壓得它咯吱呻吟）致力於消除這些狡詐的辭令，揭露現象背後的本質。
事實上，第一種觀點完全是憑空捏造，而第二種觀點則過於強調人性惡，就好像為了減輕撒謊的罪過，諾言就不是諾言了似的。英國內部溝通不暢到了如此駭人聽聞的地步，是由於政府高層的一小群人做了很大努力去確保溝通不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設定了迷宮般錯綜複雜的資訊防火牆——說得直白些，就是故意欺騙——來確保英國的戰時盟友，甚至英國自己的很多高階外交官和軍事指揮官都對關鍵資訊毫不知情。
頗為諷刺的是，大英帝國的「王冠寶石」——英屬印度就是最早受到這種待遇的實體之一。
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已經演化為一個獨特的殖民主義恆星系，各個主要的行星相對於「恆星」——英國——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印度尤其是這樣，在西姆拉的英國當局（通常就被稱為西姆拉，儘管西姆拉只是英屬印度當局的夏季首府）有著自己的內政方針，在很大程度上還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如果說英屬印度和倫敦的關係有些疏遠，它和英屬埃及的關係就是徹底的冷若冰霜，尤其是它得知開羅與埃米爾侯賽因在1915的談判之後。自1858年建立英屬印度政權以來，阿拉伯半島就被視為印度的勢力範圍，印度的管理者們不願意接受埃及這個姍姍來遲者的干預或是意見。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群，多達約8000萬人，就在印度，這個數字是奧斯曼帝國境內穆斯林人口的四倍。西姆拉的官員們向倫敦指出，鼓勵穆斯林世界的一個地區發動起義，並許諾給當地人自治或獨立，同時卻在穆斯林世界的另一個地區冷酷無情地鎮壓為了同樣目的而發動的起義——英屬印度幾十年來一直是這麼做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1915年秋季，開羅與埃米爾侯賽因的談判到了一個關鍵階段，西姆拉在倫敦發動了一場激烈反擊，對秘密談判極盡攻擊之能事，攻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到了10月底，也就是倫敦和開羅的官員努力起草對侯賽因的極高要求的回應時，基欽納勳爵決定不準印度參加討論。直到答應了侯賽因大部分要求的回覆已經傳送出去之後，開羅當局才將這個令人震驚的新進展通知印度總督，並給出了一個蒼白無力的藉口：時間太倉促，沒有來得及請教他。
印度被排除在了談判之外，埃米爾侯賽因就做了一筆非常有利的買賣，或者說他是這麼認為的。英國駐埃及高階專員亨利·麥克馬洪在10月24日的關鍵信函中宣稱，除部分調整之外，「英國準備接受和支援麥加的謝里夫要求的邊界之內所有地區的阿拉伯人的獨立」。兩人在隨後的信件中就這些提議的調整討價還價——其中最有爭議的是，英國要求在伊拉克的產油區巴格達和巴士拉保有「特別行政安排」，並將敘利亞的西北角從協議中排除出去。但埃米爾侯賽因有理由相信，英國人許諾的是一個幅員遼闊的獨立阿拉伯國家，幾乎囊括整個阿拉伯半島，東至波斯邊境，北到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腹地，西至地中海和埃及邊境。
但侯賽因可能沒有注意到，麥克馬洪在信中插入了一個不顯眼的條件從句：這些諾言僅在「英國可以自由決斷，而不危害其盟友法國的利益時」生效。換句話說，如果法國人對協議的某些方面有意見，他們就有可能否決英國人對協議的認可。
英國人當然知道，法國人極有可能對協議有意見。1915年夏天，法國駐英國大使向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一清二楚地闡明瞭法國對近東的領土要求，其中就包括整個大敘利亞，也就是英國人向侯賽因許諾的土地。
如何繞過這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呢？英國人決定，根本不要告訴法國人，自己和侯賽因簽下這個協議再說。11月底，法國外交官被邀請到倫敦來商討法國對近東的願景。法國人重申了自己的領土主張，他們希望得到幾乎整個近東：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內地、美索不達米亞。英國官員虛偽地對法國人的要求表示驚詫。於是，史上最詭異——時隔幾十年看來也是最具破壞性的外交協議之一——《賽克斯—皮科協定》的舞臺就搭好了。
1916年1月初的幾天會議上，兩名中層外交官——馬克·賽克斯和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巧合的是，他就是曾經的法國駐貝魯特領事，就是他和阿拉伯異見分子秘密通訊，而這些檔案後來被傑馬勒帕夏的秘密警察破獲——炮製出一份未來中東的地圖，這地圖與埃米爾侯賽因的設想大相徑庭。法國的帝國主義野心刺激了英國的胃口，於是真正的獨立阿拉伯國家將大體上僅限於阿拉伯半島的荒漠，而法國直接控制大敘利亞，英國佔領整個伊拉克。另外，內陸的兩大塊區域，即侯賽因的漢志王國以北和內陸的全部地區，將受到英法兩國的間接控制，有半獨立性，但英法兩國享有「優先貿易權」。在這兩個所謂的a區和b區飛地，談判者的玩世不恭最為暴露；賽克斯和皮科都不相信阿拉伯人真有自治的本事，於是他們大可以空口白舌地許諾這兩個飛地的獨立，而深知它們肯定會成為英法兩國的附庸國。兩位外交官在閒暇之餘甚至為巴勒斯坦安排了一個新的未來。巴勒斯坦不會成為未來的阿拉伯國家的一部分——由於麥克馬洪在他向侯賽因提議的修訂中不曾提及巴勒斯坦，所以它理應屬於阿拉伯國家——而將由法國、英國和俄國共同管理。
當時，皮科不可能知道他的領土要求與埃米爾侯賽因的要求牴觸程度有多大，因為他的英國同僚根本沒有告訴他。這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在1916年1月初的關鍵日子裡，也就是中東的未來版圖被決定的時候，全世界只有一個人既知道侯賽因—麥克馬洪通訊的全部細節，也知道即將成形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他應當能理解，阿拉伯人、法國人和英國人在該地區的目標已經水火不容。這個人就是馬克·賽克斯。
如果賽克斯真的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卻沒有說出來。現在他和皮科的協定意味著必須建造起新的防火牆，不僅要瞞住埃米爾侯賽因，還要欺騙在埃及的那些知曉與侯賽因的協定且作風老派、恪守信譽的英國官員。正如英屬印度在1915年秋季被排擠出去一樣，在1916年春季，協約國在討論《賽克斯—皮科協定》的細節之時，英屬埃及也被剝奪了發言權。開羅當局不斷詢問英法協定的進展情況，賽克斯和倫敦的其他官員只告訴他們，談判正在進行，在作出最終決定前一定會徵詢埃及的意見。結果，直到1916年5月，開羅方面才有人看到《賽克斯—皮科協定》的複本，此時它已經是生米煮成了熟飯，英法俄三國內閣均已核准此項秘密協定。勞倫斯回憶說，開羅軍事情報部門的軍官們最終讀到協定文本時，無不大驚失色、深惡痛絕，有作嘔之感。
但對1916年冬天的勞倫斯來說，這一切都還是未來。在薩沃伊飯店的辦公桌後，他繼續「刷洗瓶子」、繪製地圖和進行「文牘戰爭」。
在文書來往方面，他的工作頗有些荒誕色彩。至少在過去，他在文牘戰爭中的敵人是陰險奸詐的法國人；現在的對手卻是英屬印度的同胞們，這些人持續不斷地耍出陰謀詭計。西姆拉方面顯然認為，在埃米爾侯賽因正兒八經發動起義之前還有希望將英國與他的協議撕毀，於是在倫敦為了這個目標而不懈努力，警告說侯賽因不適合扮演這個角色，以及一旦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受鼓勵建立起來，將會造成怎樣的災難（如果西姆拉方面知道《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內容，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憂慮了，但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在勞倫斯看來，這場持續不斷的扯皮的奇怪之處是，在1916年冬季，印度在自己的疆界之內的煩惱已經夠多了。
至少在秋季，西姆拉還有資格說是自己，而不是英屬埃及，在針對奧斯曼帝國的鬥爭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印度遠征軍在戰爭初期輕鬆地佔領了伊拉克南部的油田，在此基礎上，遠征軍的司令官在1915年4月派遣了一支2萬人的部隊，沿著底格里斯河挺進。查爾斯·湯森將軍不屑與當地的阿拉伯部落結盟，更不要說侈談什麼自治或者獨立了。他率軍遵循著英國軍隊的光榮傳統——奮力拼殺、一往直前——連戰連勝，到10月已經兵臨巴格達城下。這樣看來，西姆拉主張的正面猛攻的戰略比開羅鼓吹的奇異而具有煽動性的爭取阿拉伯民心的策略要更有吸引力。
但局勢後來發生了很大變化。湯森的部隊沒能勝利攻入巴格達，而是在11月底在市郊遭到頑強抵抗，陷入僵局，損失慘重。湯森的補給線拉得太長，短期內又無法得到援兵，於是沿著底格里斯河後撤了100英里，來到河畔小鎮庫特。到1916年2月，駐紮在庫特的英屬印度軍隊據說遭到了越來越強有力的圍攻——英屬印度不肯說得更具體些——而一支援軍正在沿底格里斯河前進，去援救湯森。
儘管如此，西姆拉仍然繼續竊竊私語地反對開羅及其對侯賽因的支援。侯賽因領導下的統一阿拉伯國家對英國在該地區的長期利益會有怎樣的影響？倫敦方面對此產生了憂慮，而印度方面更是對這種憂慮煽風點火。1月末，勞倫斯寫了一份長篇報告《麥加的政治》，試圖緩和倫敦的擔憂。勞倫斯或許是量體裁衣，專揀英國領導人想聽的說。他指出，獨立而強大的阿拉伯國家的概念太荒謬了，因為「如果處置得當，阿拉伯人仍然會處於一種政治的馬賽克當中，各個小國之間互相嫉妒，不可能團結一致」。
2月，印度似乎要嘗試一下相反的策略：貶低侯賽因。他們在《中東情報公報》——一份僅供高階將領和民政高官閱讀的高度機密的情報摘要——中插入了一篇與一個叫作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的人的訪談。此人是阿拉伯半島東北角的一位貝都因酋長，他說侯賽因「從根本上是個無足輕重和反覆無常的人」，並明確表示，他自己和其他大多數阿拉伯部落酋長都絕不會聽從侯賽因的領導。伊本·沙特說，即便侯賽因冒險自封為哈里發（伊斯蘭世界最高的政教合一領袖），「他在眾位酋長間的地位也不會有什麼變化，他們絕對不會比現在更順從他的控制」。
對勞倫斯來說，這篇訪談標誌著開羅與西姆拉之間競爭的新的，而且很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升級。因為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不是一個希望保住自治權的普通的貝都因不滿分子，而是侯賽因在整個阿拉伯半島最強悍的競爭對手。伊本·沙特在過去的15年中篤信一種叫作瓦哈比派的極其嚴格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教派，率領他的沙漠戰士們憑藉一種宗教狂熱攻打了一個又一個不服管教的阿拉伯部落。瓦哈比派的紀律是非常傳奇的；這時，伊本·沙特的勢力範圍已經從利雅德的一連串沙漠村莊擴充套件到了阿拉伯半島東北部的廣大區域。他也是英屬印度在阿拉伯半島的代理人，雙方的盟友關係一直可以追溯到戰前。
在勞倫斯看來，西姆拉利用《中東情報公報》來支援一個與英國價值觀南轅北轍的人，已經非常糟糕；但西姆拉的這個花招還突出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局面，如果它不是這麼險象環生的話，幾乎是荒唐可笑的：在爭奪阿拉伯政策上風的鬥爭中，英國政府的兩個分支居然分別支援兩個不共戴天的對手。這不像是成功的阿拉伯起義的催化劑，倒像是內戰的導火索——當然，或許西姆拉的真正目標一直都是挑動阿拉伯人內訌。
勞倫斯寫了篇文章，反駁伊本·沙特的訪談（勞倫斯的這篇文章同樣也被分發給英國政府高層），指出伊本·沙特和他的瓦哈比派儘管擺出伊斯蘭改革者的姿態，但「帶有清教徒的所有狹隘偏見」，遠遠不能算是伊斯蘭教的代表。正如他在《麥加的政治》中已經警告的那樣，瓦哈比教派是些思想還留在中世紀的邊緣分子，「如果該教派取得優勢，麥加和大馬士革的寬容溫和的伊斯蘭教就會被內志的狂熱所取代……而且這狂熱將因成功而愈發強烈和膨脹」。
正如勞倫斯的其他許多預測一樣，他關於伊本·沙特和瓦哈比派的警告最終也被證明是正確的。1923年，伊本·沙特將征服阿拉伯半島的大部分地區，為了紀念他的氏族，還將它命名為沙烏地阿拉伯。在隨後的90年中，枝繁葉茂且奢侈放蕩的沙特王室將會用金錢收買那些幫助他們奪得王權的瓦哈比派，資助他們的活動，條件是他們的聖戰活動必須在國外開展。這種局面的最著名產物就是一個叫作奧薩馬·本·拉登的人。
但在當時，由於更為緊迫的局勢發展，勞倫斯反對英屬印度的口水戰被暫時擱置了。這年3月，他被選中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它與英國人的榮譽觀念格格不入，因此歷史書裡大多對其真實性質緘口不提。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英屬印度製造的一個災難——一系列事件在1916年3月8日清晨達到了醜陋的結局——這項任務才非執行不可。
這天早上約6時30分，芬頓·艾爾默中將（未來的第13代多納迪亞從男爵）得知了一些令人震驚的訊息。在他的部隊向伊拉克中部城鎮杜傑拉前進的夜行軍過程中，第36印度步兵旅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該旅部分單位沒有停在事先指定的位置等待敵人黎明的炮擊結束，而是繼續穿過荒蕪的杜傑拉平原，徑直闖入了土耳其人的前線。更具體地說，他們徑直闖入了通往「要塞」的道路。要塞是一座40英尺高的土製堡壘，居高臨下地俯瞰周邊的平地，是土耳其軍隊防禦工事的一個據點。
看上去迷途的英印軍隊要慘遭屠殺了，但事情沒有往那個方向發展。那天早上出現在艾爾默司令部的傳令兵報告稱，要塞或是被遺棄了，或是隻有極少數士兵把守；第36印度步兵旅已經來到了要塞門前，唾手可得。
在艾爾默馳援被圍困在庫特的湯森將軍的漫長而血腥的戰役中，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此時他離庫特已經只有8英里。要塞傳來這令人震驚的訊息之後，現在他不僅有機會在杜傑拉戰役尚未打響之前就贏得勝利，而且可以救贖此前兩個月的一連串嚴重失誤。
到1916年3月，歐洲各國軍隊已經發展出了攻打掘壕據守敵人的一種機械的做法：對敵軍前沿陣地進行持續炮擊，按照預定攻勢的規模不同，炮擊可能持續幾個小時或幾天，然後步兵衝過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這種戰術在每一步都問題重重。這種炮擊大多隻能造成很輕的傷亡，因為守軍可以簡單地撤到靠後的戰壕內，或者，在西線的更為複雜的戰壕體系中，守軍可以撤入固若金湯的地堡，來等待炮擊結束。而且，這種炮火準備等於是向守軍發出了警告，告訴他們攻勢即將開始，以及將會從何處開始。
炮擊停止後，進攻方的步兵就爬出前沿的集結戰壕，開始跨越無人地帶。但不幸的是，炮擊結束等於是通知守軍，地面攻勢即將開始，於是守軍就可以快速返回自己的前沿戰壕，在進攻方接近的時候將其掃倒在地。到1916年初，已經有幾十萬人這樣死在歐洲各地的戰壕工事中。
雖然這種戰術在歐洲各種地形條件下都不成功，艾爾默中將顯然找不到任何辦法在伊拉克中部平坦開闊的地形上改進戰術。艾爾默似乎也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湯森將軍在攻打巴格達的戰事中使用這種災難性的戰術，才陷入敗局，需要他來救援。自艾爾默兩個月前率領約兩萬名英國和印度官兵馳援庫特以來，他已經三次在開闊地上向掘壕據守的土耳其人發動正面進攻。每一次，英印軍隊都最終獲得了勝利，儘管是依仗兵力優勢——他們的兵力是土耳其人的至少兩倍——而且損失極大；在最初兩週裡，援軍已經傷亡約1萬人，差不多是全軍的一半。
但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高階將領們顯然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他們很快又給艾爾默增兵約1.5萬人，讓他發動第二次攻勢。到3月初，這支已經得到補充的軍隊推進到了杜傑拉的土耳其防線前，這是援軍和庫特之間的最後一道障礙。艾爾默從之前的戰鬥中至少是學到了一點教訓，決定在夜間逼近杜傑拉的土耳其軍隊的炮火射程的邊緣，拂曉時進行一次快速的炮擊，然後向控制一馬平川的平原的要塞猛衝。就在破曉前不久，他的火炮正在被靜悄悄地裝上前車、拖運到指定陣地準備炮擊的時候，他得知，第36印度步兵旅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但芬頓·艾爾默顯然不喜歡意料之外的事情，哪怕是驚喜他也不喜歡。他與麾下的高階指揮官們匆匆會商一番後決定，現在就佔領土耳其要塞離已經設定的作戰計劃偏差太遠，無法對其提供足夠的支援。他命令第36印度步兵旅撤離要塞，返回英軍主戰線；等到炮火準備結束之後，部隊再重新穿越平原，再一次佔領要塞。
英軍炮擊終於開始的時候——不是預定的黎明時分，而是早上8點——出其不意的良機已經喪失，土耳其軍隊匆匆從河對岸派兵進入了杜傑拉要塞。又過了一個小時，英軍的正面攻擊才展開。很快，又有4000名大英帝國將士倒斃在無人地帶，沒有一個人能夠抵達要塞。
杜傑拉戰役是英軍援救被圍困在庫特的同袍的最後機會。在此前兩個月內，為了援救1.2萬人的部隊，援軍已經損失了1.4萬人，而且這還不算完。芬頓·艾爾默在杜傑拉戰役三天之後被解職，送到後方基地工作。可能政府高層也發現了，艾爾默在伊拉克的表現時好時壞，他還企圖遮掩杜傑拉要塞慘敗的不端行為——他的官方作戰報告中不曾提及第36印度步兵旅的報告——他的騎士爵位授予一直被推遲到1922年。
在杜傑拉慘敗之後，在庫特的湯森部隊的局勢愈發惡化——報告顯示，守軍的口糧到4月中旬就會告罄，於是基欽納勳爵開始籌劃一個絕望的計劃。1916年3月22日，「皇家喬治」號客輪溜出了蘇伊士港的錨位，南下進入紅海，開始了繞過阿拉伯半島、前往伊拉克南部的14天旅程。勞倫斯就在這艘船上。他攜帶著高階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給英屬印度在伊拉克的政治主官珀西·考克斯爵士的介紹信。
「親愛的考克斯，」信中寫道，「我簡單地介紹一下勞倫斯上尉。他今天奉陸軍部的命令前往美索不達米亞，在阿拉伯事務上提供服務。他是我們這裡情報部門最精明強幹的成員之一，對阿拉伯問題的方方面面都瞭如指掌。我堅信，你一定會感到，此人可堪大用。我們這裡失去了這樣一個有價值的人，都感到非常遺憾。」
我希望你那邊一切順利。我們心急火燎地等待湯森得到救援的捷報，但是很久都沒有得到任何音訊。
勞倫斯的任務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公開的，另一個則是高度機密。有鑑於庫特的危機，基欽納和他在埃及情報部門的朋友們希望，在伊拉克的英屬印度指揮官們能夠最終認清形勢，嘗試與當地的阿拉伯部落合作，畢竟這些人一開始就應當是他們的天然盟友。基欽納的計劃是派遣一群從土耳其軍隊變節、轉而為英軍效力的伊拉克籍阿拉伯軍官，讓他們與伊拉克當地的部族領袖結盟，並策反奧斯曼軍隊裡心懷不滿的阿拉伯單位。
但要用這種策略挽救湯森肯定是來不及了，所以勞倫斯才有第二個秘密的使命。按照基欽納本人的命令，勞倫斯要努力向圍攻庫特的土耳其指揮官行賄，要他放湯森的部隊一條生路，價碼是價值100萬英鎊的黃金。
這種可恥的做法在英國軍事史上幾乎是前無古人，如果勞倫斯對這個可恥的任務不滿，也並沒有吐露於言表。而且他在前不久又兩次領略了軍方的浮誇和虛偽。
一年半以前，他神奇般地從平民一下子變成了少尉，僅僅是因為到訪總參謀部的將軍要求找一個軍官來向他做報告。現在，勞倫斯的上級又火速將他晉升為上尉，從他出海的第一天生效，或許是為了避免伊拉克的高階將領被迫與區區一個少尉商談的尷尬局面。
就在他登上「皇家喬治」號的四天之前，發生了一件更令人困惑的事情。3月18日，法國駐開羅的小型軍事代表團暫時應召回國，於是遵照歐洲列強悠久的軍事傳統，雙方借這個機會慷慨地大肆互贈勳章、互相吹捧。即將啟程的法國代表團不可思議地選擇了一直努力挫敗法國在該地區野心的勞倫斯，授予他榮譽團勳章，這是法國最高階的軍事榮譽之一。他們一錯再錯，在次年又授予他戰功十字勳章（加掛棕櫚葉）。
勞倫斯在戰爭生涯中獲得過一些勳章和勳帶，但他生性鄙視這些東西，要麼隨手一扔，要麼根本懶得去領取。但他對戰功十字勳章破了例；據他的兄弟說，他在戰後曾將這枚勳章系在一位朋友的狗的脖子上，牽著它在牛津招搖過市，以此為樂。
4月5日，「皇家喬治」號悄悄駛入沉悶、低矮的港口城市巴士拉。皇家海軍的一艘快艇前去迎接船上最重要的客人——新晉的勞倫斯上尉。
勞倫斯在巴士拉很快發現，他到伊拉克的公開使命——勸說英屬印度指揮官們與當地部落聯手——已經不戰自敗。在他還在海上的時候，在伊拉克的印度遠征軍新任總司令珀西·萊克將軍在發往倫敦的一系列電報中稱這個計劃「不可行、不方便」。
但勞倫斯在巴士拉的最初幾天與領導層會商時發現，讓他的政治使命註定完蛋的是另一個更為陰險的因素：種族主義和英國人在軍事上的優越感的危險融合。儘管前不久在加里波利遭遇了慘敗（或者恰恰是由於這次慘敗），很多英國高階指揮官就是不肯接受他們可能會又一次輸給奧斯曼軍隊的「烏合之眾」。這種狂妄自大的態度並非僅限於英屬印度那些目光狹隘的將軍們，而是普遍現象，甚至在倫敦的英軍最高統帥威廉·羅伯遜將軍那裡也不能免俗。艾爾默的援軍被擊敗之後，圍攻庫特的土耳其軍隊的指揮官哈利勒帕夏向湯森提出了慷慨大方的勸降條件，羅伯遜得知此事後說：「據我所知，土耳其人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困難。我認為，哈利勒貝伊的提議恰恰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軍只要堅決努力，必然取得勝利。」
英軍高層認為自己的對手是軍事和文化上的劣等民族，在他們的這種扭曲的世界觀裡，條件體面的勸降只能說明敵人的虛弱，而兩次援救的慘敗表明第三次一定能成功。
4月15日，勞倫斯被送往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前線指揮部，此時第三次援救行動已經展開。在杜傑拉的大敗之後，指揮部來了一次大洗牌。喬治·戈林奇少將接替了艾爾默。但不幸的是，軍事策略依然照舊。戈林奇和他的前任一樣，熱衷於正面進攻掘壕據守的敵人，幾乎是完全複製了艾爾默第一次救援的記錄——傷亡1萬人，沒有取得突破——而且花的時間也幾乎和艾爾默一樣，都是兩週左右。
這最後一次失敗讓勞倫斯在「蛇蛉」號（英軍指揮部所在的船，停在庫特下游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尷尬停留宣告結束。船上的軍官們得知了他的秘密使命——嘗試花錢贖回庫特守軍，於是幾乎所有人都躲著這個來自埃及的年輕上尉。此時，援軍在九場戰鬥中一共損失了約2.3萬人，始終未能接近庫特，而被圍困在庫特的守軍的糧食已經所剩無幾，負責此役的將軍們終於承認，基欽納的計劃幾乎是剩下的唯一選擇。
雖然已經到了十萬火急的最後關頭，還有時間耍一場鬧劇。湯森將軍和希望援救他的將軍們都不願意跟這個可恥的事情扯上關係，在4月的最後日子裡，湯森和萊克將軍通過電報來回拉鋸，拼命爭吵，都敦促對方去與敵人談判。最後，做最後努力去挽救庫特的瀕臨死亡的官兵們的是三位下級軍官——愛德華·比奇上校、奧布里·赫伯特上尉和勞倫斯上尉。
這場景酷似維多利亞時代的情節劇：風流倜儻、帥得過分的年輕貴族，必不可少的一群賣弄風騷卻秉性貞潔的女士，冷血的大惡人，甚至還有純真無邪、稀裡糊塗的異鄉客，在歷經周折坎坷之後，他們將為故事提供帶有道德教誨的結局。戰時耶路撒冷的小型外國僑民團體與劇中人不同的是，如果站錯了隊伍，就將付出監禁、流放，甚至處決的代價。當然，另外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客廳窗外不是風光宜人的英國鄉村，也不是時髦的倫敦大街，而是一座死神肆虐的城市，大街小巷躺滿了餓死或者患傷寒而死的人，廣場上常常立有掛著死屍的絞刑架。
對威廉·耶魯來說，這種生活非常詭異，觀察別人就好像在看金魚缸裡的魚一樣。他沒有多少正經工作可做，於是幾乎每天下午都同一群身份五花八門的牌友——一位希臘醫生、一位亞美尼亞醫生、一位退役了的土耳其上校，還有耶路撒冷城的希臘主教——打橋牌，晚上則在多位中年外國僑民女士的沙龍里與更多人聚會，消磨時光。在這些晚會上，大家主要是跳舞和玩室內遊戲，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性的活力。留在耶路撒冷的外國人當中很少有單身女性——對任何一位單身女子的注意力很快會被理解為結婚的興趣——於是單身漢們公然與參加晚會的太太們調情逗樂，爭風吃醋，往往是在這些女士的丈夫們的視線之內，甚至是在他們的默許之下。這種行為是相當純潔無邪的。
耶魯成了亞歷克西·弗雷夫人——一位美豔的中年法國婦人，在耶路撒冷城的沙龍社交界地位極高——的寵兒，這時才發現戰時的耶路撒冷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純潔無邪的。耶魯的受寵讓他的一個競爭者——一位中年阿拉伯基督徒，是敘利亞的土耳其菸草專賣局的老闆——非常惱火，於是他有一天把耶魯拉到一邊，提了一個建議。「要不然這樣，我們兩個分一下耶路撒冷的女士們，」這位商人說道，「我就要弗雷夫人，其他的全歸你。」
耶魯起初以為這是個玩笑，但後來去菸草專賣局購買每月配額的香菸時，那裡的職員卻告訴他，他們得到了命令，不準賣煙給他。他這才感到，對方是認真的。這很成問題，因為在戰時的耶路撒冷的確只有在專賣局才買得到菸草製品。不久之後，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長告訴耶魯，他的情場對手正在搞陰謀，要整他。
「我開始意識到，我的敵手是個愛吃醋、無所顧忌的人，為了除掉競爭對手，會無所不用其極。」耶魯回憶道，「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須與土耳其官員和當局保持良好關係，所以我感到自己在玩一個危險遊戲。我決定讓弗雷夫人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我告訴她，讓這位先生滾蛋，否則就和她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