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人幾乎全都是大笑著死去，因為他們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來之前最好把它忘掉。
——1916年，勞倫斯寫給母親的信
1915年4月，地中海遠征軍出征之後，勞倫斯在薩沃伊飯店地圖室的工作輕鬆了一些，他接受了一個新任務：編輯一份情報概要，即來自整個地區各處的報告的概略，將在英國軍方高層流通。他以自己特有的冷嘲熱諷向一位在英國的朋友描述了這項工作：
我們編輯一份絕對沒有經過任何審查的日報，宗旨是為了教誨28位將軍。他們發明新的將軍的時候，報紙的發行量就會自動增加。這份報紙是我唯一的樂趣。寫稿的人可以假想自己和戰俘交談，捏造土耳其人視角的說法，我作為主編就把這些假資訊摻和進去。每週還要給「母親」（倫敦的陸軍部）寫封信，在信裡可以更大範圍地逗弄打趣。
就是這種輕浮無禮的態度——勞倫斯在通訊和個人表現上都肆無忌憚地炫耀這種態度——讓他的上級非常惱火。但他對軍人規章制度的蔑視突出了這樣一個深層次的事實：勞倫斯在根本上不是個軍人，而且越來越沒有軍人氣質。
在戰區的區區四個月時間裡，他親眼看到英國迅速戰勝土耳其的最佳希望因為政治和體制的惰性而被束之高閣；軍方的「大思想家」們想出的卻是加里波利這個昏著。在這位牛津學者看來，在軍事文化的世界裡，守舊褊狹、追名逐利的野心家們追尋的是騎士爵位和勳章，下級不願意質疑權威，於是無數人就將因此喪命。
而且，由於他是開羅軍事情報單位的成員，他能夠得知持續不斷的謊言和宣傳背後的真相。每天他都看到第一手的戰地報告從各個戰區飛進薩沃伊飯店，這些報告講述的是一個庸碌無能和麻木不仁的故事：士兵們被命令以整齊隊形穿過開闊地，向敵人的機槍巢開進；在反覆爭奪一個村莊或一個小山頭的戰鬥中有數百人死亡。當然除了勞倫斯之外還有一小群下級軍官也能接觸到這些資訊——將軍的副官和各戰區類似的軍事情報單位的軍官——但這些人大多希冀在體制內飛黃騰達，是這臺龐大、愚鈍的絞肉機裡心甘情願的齒輪，儘管沒人敢承認，這是臺絞肉機。
德國軍事代表團在耶路撒冷的駐地是俄國朝聖者招待所，就在被稱為「俄國區」的老城區的北面，枝繁葉茂，風光旖旎。1915年冬末，庫爾特·普呂弗就常在那裡，鑽研著情報電文，籌劃著下一步行動。
蘇伊士運河攻勢失敗之後，他對聖戰大失所望。現在與前線拉開了一點距離之後，他的沮喪情緒緩和了一些。他認識到，土耳其軍隊最遠只打到運河邊，所以聖戰的思想還沒有得到檢驗。他還很清楚，雖然有了這第一次挫折，但決不能對英屬埃及不管不問，因為它只要存在，就始終是德國-土耳其聯盟在中東的首要威脅。所以必須要展開一次新的攻勢，這一次要有更強大的火力，要動用德國大炮和飛機，還要有更好的軍事情報。情報可以告訴他們，運河另一側的英軍在籌劃些什麼，他們的部隊又部署在哪裡。
問題是，普呂弗自己的在埃及的龐大情報網也成了蘇伊士運河攻勢的犧牲品。在戰爭的最初日子裡，他還能夠利用埃及的聯絡人編纂一份關於敵軍戰備的全面報告；在1914年11月的一份令人難以忘懷的報告中，他提及英軍防禦工事時用的是將來時，也就是說敵人的工事還處在建設或籌備階段。但在蘇伊士運河戰役前夕，他的情報網失靈了。普呂弗在2月末給上級的一份報告中稱，他在運河的「令人悲憤的實踐經驗」表明，他匆匆招募來填充間諜隊伍的大部分貝都因人和埃及人都是廢物，「面對出手闊綽大方的英國特工的誘惑，傾向於拋棄榮譽和愛國主義」。德國人當然也可以效仿英國人，在埃及用金錢收買新的細作，但是普呂弗指出，那樣的話，德國就會完全依賴於這些完全為金錢工作的間諜傳遞來的無法證實的情報，因而無法真正控制這些人。在考慮這個進退兩難的問題時，這位情報機構想到了一個非常狡黠的主意：猶太間諜。
這個主意的來源或許是普呂弗當時的伴侶。她叫明娜·魏茨曼，芳齡二十五六，是個來自白俄羅斯莫託利鎮的活力四射、美豔動人的猶太移民。魏茨曼出身於一個有名望的書香門第，早年就接受了社會主義，在柏林學醫時抓住機會逃脫了令她憎惡的沙皇政權。1913年，她移民到巴勒斯坦，成了敘利亞少數幾個女醫生之一。1914年初，在耶路撒冷，她結識了剛剛從德國大使館辭職的庫爾特·普呂弗。
儘管他們的關係的細節不為人所知，但零星的證據表明，這對他們兩人來說都是一段不一般的情緣。德國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中記錄了一個傳言，據說在1月份普呂弗啟程參加蘇伊士運河攻勢的前夜，明娜·魏茨曼是在普呂弗在耶路撒冷的酒店房間內過夜的，這種行為在當時被認為是傷風敗俗的，一定能毀掉任何一位良家女性的清譽。有跡象表明，對永遠在尋芳獵豔的普呂弗來說，魏茨曼也遠遠不只是又一個征服獵物。他在戰時的日記中幾次提到「我親愛的範妮」（這是魏茨曼的綽號），顯露出了愛意，而在少數幾次提到自己的美國妻子弗朗西絲·平卡姆時，卻絲毫沒有這樣的溫存，而是乾癟地稱她為「弗」。
但如果說，他和明娜·魏茨曼的關係是真愛，庫爾特·普呂弗更願意利用這份真愛去達到更高尚的目標。
土耳其參戰時，敘利亞的巴勒斯坦地區有數萬名俄國猶太人，他們像明娜·魏茨曼一樣仍然保有俄國公民身份。君士坦丁堡很快就給了這些「敵國僑民」兩個選擇：要麼加入奧斯曼國籍，要麼被驅逐出境或在國內放逐。於是數千名移民放棄了自己的俄國護照，加入奧斯曼國籍，還有很多人擠上了雅法港的擁擠船隻，尋找新的家園。1915年3月，猶太人從巴勒斯坦的逃亡還在繼續，中立國美國的戰艦也和商船一道運送這些難民，大多數難民最終流落到了英屬埃及。普呂弗在發給傑馬勒帕夏和馬克斯·馮·奧本海默的建議中寫道，在埃及建立成功的間諜網需要「能夠進入埃及而不引起懷疑並且機智靈敏和沉著冷靜的人。在這個國家的猶太人中能找到一些符合條件的人」。
普呂弗認為，猶太人組成的間諜網會很可靠，因為俄國猶太人長期以來對反猶的沙皇政權恨之入骨。他估計，按照「敵人的朋友也是敵人」的邏輯，巴勒斯坦或許有很多猶太人非常願意打擊沙皇俄國在該地區的盟友——英屬埃及。最妙的是，這些間諜持有俄國護照，因此可以輕鬆地混上前往埃及的難民船，而不會引起任何懷疑。
在戰時能把情報人員送入敵國境內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把他們或者他們的情報弄出來還是個問題。普呂弗的計劃在這方面特別聰明。1915年3月，義大利還是中立國（它在這年5月加入了協約國），義大利各港口和埃及之間有著定期的海運交通。普呂弗的間諜們不會與土耳其聯絡或者返回土耳其，而是前往義大利，將情報交給德國駐羅馬大使館。然後，他們可以從陸路前往土耳其；或者，如果身份還沒有暴露的話，返回埃及，再來一輪情報蒐集工作。
普呂弗對這個話題頗為得意，繼續做出規定，間諜應當分成兩個小組，一個小組全是男人，另一個全是女人。兩個小組「應當努力竊取或偽造相關的（英國）檔案。他們還應當努力結交有可能提供這些資訊的人」。為了避免理解錯誤，普呂弗把這個「結交」解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女特工應當年輕且有姿色，應努力與有影響力的人發生關係。這些人在親密的軟弱時刻可能會吐露對我們有用的資訊。」
他的建議得到了奧本海默和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旺根海姆的大力支援，於是普呂弗在4月初開始招兵買馬。沒過多久，他就招募到了兩個正要離開巴勒斯坦、前往埃及的猶太移民，伊薩克·科恩和摩西·羅思柴爾德。羅思柴爾德與牧羊人飯店——開羅的英國高層人士最鍾愛的住宿地和飲酒作樂場所——的一個德國間諜巢穴建立了聯絡，而科恩則「遊覽」了亞歷山大港和蘇伊士運河沿岸的英國岸防設施。
普呂弗這個特務頭子顯然是對自己的新事業非常投入，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對皇帝的忠誠壓倒了對明娜·魏茨曼的感情。1915年5月初，魏茨曼渡海抵達埃及，成為普呂弗間諜網的最新成員。她或許是自願的，不需要多少勸說；她既是猶太人，也是社會主義者，因此對沙俄抱著刻骨銘心的仇恨，現在冒險和復仇的機會來了。
魏茨曼在她的新行當裡起初幹得不錯，她在醫院的工作和女醫生的新奇感幫助她順利打入開羅英國人社交圈的上層。但她的好運氣沒能維持多久。她打著陪伴一名身負重傷的法國士兵回國的幌子，來到了義大利，但在羅馬與德國大使接頭時被人盯上了。她的面具被揭穿，隨後被抓回埃及，去面對殘酷的命運：至少會被關進英國戰俘營，很可能會被處決。但是魏茨曼的楚楚動人和英國人老派的騎士風度給了她一個好得多的結局。據一個那年8月曾與明娜打過交道並且聽過她的故事的瑞士女人說，「開羅和亞歷山大港的人們對她非常喜愛和尊重，所以相信了她堅定不移的自我辯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甚至沙俄駐開羅領事也為明娜的清白無辜擔保，並安排她安全返回俄國。在返回兩年前逃走的祖國的途中，在羅馬尼亞的一家飯店裡，魏茨曼絕望地向這個瑞士女人求助。
「她向我吐露了全部真情，」希拉·施泰因巴赫—舒向一位德國官員解釋道，「並心急火燎地懇求我通知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她已經被驅逐，尤其是一定要告訴普呂弗先生。」
明娜·魏茨曼得到了特別寬大的處理，她不僅在戰爭中活了下來，最終還重返巴勒斯坦，成為耶路撒冷的哈大沙醫院的第一位女醫生。她的好運氣的一個原因是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哥哥是哈伊姆·魏茨曼，一位著名的化學家，於1904年移民到英國，在1915年的時候已經在與英國軍火工業緊密合作，以提高英國的軍工生產能力；哈伊姆後來成為以色列國的第一任總統，而明娜的侄子埃澤爾後來成為第七任總統。這種家庭背景也說明了歷史書裡為什麼都刪去了明娜的蹤跡，甚至魏茨曼家族的記憶中也剔除了她（哈伊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從來沒有提及過自己的妹妹）；「以色列的第一家庭」居然有一位成員不僅當過德國間諜，而且她的特務頭子情人後來還成為一位納粹高階外交官，這是個尷尬的故事，最好不要公之於眾。
但在庫爾特·普呂弗得知明娜·魏茨曼的命運之前，他的羽翼初生的埃及間諜網就已經大部分失靈了，因為義大利於5月加入了協約國，於是德國大使館的情報傳遞渠道被切斷了。但是普呂弗大膽的積極主動精神受到了德國軍方和情報界的高度好評。駐巴勒斯坦德軍的指揮官克萊斯·馮·克萊森施泰因中校在發給柏林的報告中說：「庫爾特·普呂弗作為情報部門的領導人，是不可或缺的。」1915年5月9日，勞倫斯的弟弟——22歲的弗蘭克正在西線的阿拉斯地段的一處前進戰壕內做修理工作，為一次進攻做準備，這時德軍炮彈的三枚彈片擊中了他。弗蘭克的指揮官在給勞倫斯的父母的弔唁信中說，他們的兒子當場死亡，沒有蒙受痛苦。軍人常常會在這個問題上說謊，所以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這個噩耗讓薩拉·勞倫斯痛不欲生。根據大多數說法，弗蘭克是她最寵愛的一個孩子，他自2月份前往法國參戰以來給她寫了許多封東拉西扯的長信，滿是對軍旅生活缺憾和前線日常生活的描述。
勞倫斯於5月中旬從父母的電報中得知了弗蘭克的死訊。不知出於何種原因，他等到收到父親的信，瞭解到更多情況之後才回信。直到6月4日，他才終於在一張電報紙上草草寫了一封簡訊給父母：
我收到你們的電報後沒有回信，是因為在等待更多細節。今天我收到了父親的兩封信，讀之頗感慰藉，我希望我死時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事情。我唯一有所感觸的是，肯定沒有必要為他哀悼吧？我看不到任何如此行事的理由。無論如何，能為國捐軀已是無上光榮。您和母親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比他死亡的痛苦還要大，但我認為，在此時，我們有義務隱藏任何會讓他人難過的感情，如果做出悲痛欲絕的姿態肯定會影響他人。
所以請你們勇敢地直面世界。我們不能全都上戰場，但我們都能勇敢堅強，這和上戰場是一樣的。內德。
這封信除了驚人的不近人情之外，最有趣的地方或許是，勞倫斯援引了他長久以來一直嘲諷的幼稚的愛國主義。不管怎麼說，薩拉·勞倫斯都沒有心情去遵從兒子的這個冷冰冰的建議。不久之後，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內德，顯然是嚴厲地責備他在母親傷心難過的時候沒有安慰她（之所以說「顯然」，是因為這封信已經佚失）。如果薩拉·勞倫斯希望這能讓自己的次子心軟，就要大失所望了：
可憐的親愛的母親，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信，讓我非常難過。我們兄弟幾個長大了一些之後，你就永遠沒辦法理解我們了。你難道沒有感到，我們無須用語言表達，也一直愛著你？我不得不這樣寫信，感到自己是個可鄙的蟲豸。如果你知道，人若是對事情深刻地思考，就寧願死也不願說出來。你知道，人幾乎全都是大笑著死去，因為他們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來之前最好把它忘掉。
把哀慟擱在一邊，在世人勉強勇敢些，不要再為弗蘭克痛哭流涕了吧。在我國處於如此恐怖的壓力之下的時節，我們的責任就是小心謹慎，以免感情脆弱的人受到影響；你知道，我們一家向來是很堅強的，如果他們看到你因傷心而垮掉，就都會為自己在前線的親人擔驚受怕。
勞倫斯給父母的下一封信是在大約一週之後。他沒有提到弗蘭克——事實上，在後來的通訊中，他很少直接提到弗蘭克的名字——而是在這封簡訊的大部分篇幅裡描述了開羅當時的天氣。
1915年6月初，傑馬勒帕夏的心情大為好轉。他有充分的理由去高興。4月25日，協約國軍隊在加里波利登陸之後，他們就不大可能在敘利亞某地再來一次登陸了。更妙的是，雙方都向加里波利的狹窄地帶投入更多兵力和物資，讓敘利亞總督有了一個藉口，可以將他的轄區內比較棘手的部隊調走。君士坦丁堡發出要求增援的緊急命令後，傑馬勒立刻把他在敘利亞北部的以阿拉伯人為主的部隊送往加里波利，而以新近在安納托利亞內陸徵募的土耳其部隊代替，這些土耳其部隊裡雖然都是毫無經驗的新兵蛋子，但至少是值得信賴的。而且，可能發生兵變的阿拉伯部隊被調走之後，法國領事館的密謀者和其他隱藏起來的有分離主義傾向的阿拉伯叛徒們的計劃就不是那麼危險了。
關於漢志的惹是生非的侯賽因家族，也有好訊息傳來。傑馬勒在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極盡奢華地盛宴款待費薩爾之後，向君士坦丁堡傳送了訊息，讓首都方面在這個年輕人抵達之後繼續進行魅力攻勢。君士坦丁堡遵從了他的這個指令。5月初，冒犯了侯賽因家族的麥地那民政總督被調離，費薩爾和恩維爾帕夏得以締結協約，表示青年土耳其黨和討厭的侯賽因之間已經盡棄前嫌。馬克斯·馮·奧本海默肯定是這麼想的，他在君士坦丁堡與費薩爾長談了兩次；費薩爾於5月底返回敘利亞時，傑馬勒也相信雙方的關係已經改善。在德國招待所，面對傑馬勒的高階軍事幕僚，侯賽因的兒子發表了感情洋溢的講話，表達了他對帝國和泛伊斯蘭聖戰事業的矢志不渝的忠誠。
甚至蝗災的災情也有所改善。蝗災肯定會嚴重影響秋季的收成，但是通過猶太科學家亞倫·亞倫森精力充沛的努力和他的現代化掘壕防治技術，似乎已經避免了全面災難。
但就在前景一片大好的時候，一個新的危機吞沒了帝國，或者說，一箇舊危機再次爆發了。
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基督徒一直被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們視為基督教侵略者——尤其是奧斯曼帝國的不共戴天之敵俄國——潛在的第五縱隊，所以亞美尼亞人長期以來經常遭到他們的土耳其和庫爾德穆斯林鄰居的屠殺。最近的一次大屠殺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導致至少5萬名亞美尼亞人在幾天之內喪命。
奧斯曼政權在1914年11月發出的反對「基督教敵人」的聖戰號召更是對這種歷史遺留的敵意進一步煽風點火。亞美尼亞人除了種族和語言與土耳其人不同，光是人口眾多這一點就足以被視為威脅，面對有可能星火燎原的新一輪反亞美尼亞怒潮，他們顯得特別脆弱。這星星之火就是俄軍向安納托利亞東部的攻勢，亞美尼亞人成了解釋土耳其軍隊戰場失利的絕佳替罪羊。於是，舞臺搭好了：在君士坦丁堡政權的言辭中，在它的很多土耳其和庫爾德臣民的想象中，安納托利亞的約200萬亞美尼亞人就是國境內的敵人。
4月24日，也就是協約國軍隊在加里波利登陸的前夜，內政部長塔拉特下令逮捕君士坦丁堡的數百名亞美尼亞公民領袖，同時命令有較多亞美尼亞人口的各省總督立即鎮壓所有的亞美尼亞「革命和政治組織」，並逮捕其領導人。這道命令暗示亞美尼亞分離主義運動的存在，造成了可怕的後果。在內地很多政府官員眼中，所有的亞美尼亞人都是敵人。在塔拉特的命令釋出幾天之內，數萬名普通亞美尼亞百姓被從家中拖走，趕往具體地點不明的「安置地帶」，或者當場慘遭屠殺。
土耳其的邊界並非鐵板一塊，而且整個帝國境內有很多西方的教會學校，所以關於安納托利亞全境亞美尼亞人遭到屠殺，以及被強制遷往農村的亞美尼亞人在路邊屍骨枕藉的訊息很快傳到了君士坦丁堡。這些恐怖故事越來越多，於是協約國的外交部長們於5月24日發表聯合宣告，發誓要迫使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對「土耳其犯下的針對人類和文明的新罪行」負責。
君士坦丁堡的反應桀驁不馴。在協約國的宣告發表三天之後，土耳其內閣通過了《轉移安置臨時法》。這部法律沒有具體講到亞美尼亞人，而是規定，軍隊現在「為形勢所逼，有權以最嚴厲的手段粉碎」群眾中的任何抵抗或者侵犯跡象。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軍隊有權「根據軍事需求，或對任何叛變行為做出反應，將村莊和城鎮的居民，或是單個，或是集體，進行轉移和再安置」。至於這些潮水般的大量流放犯要被送往何處，塔拉特和恩維爾已經選好了地點：從安納托利亞全境將大多數犯人集合起來，送往敘利亞北部的不毛之地。這個瘋狂計劃等同於將大量人口連根拔起，拋棄到原本已經被戰爭嚴重破壞的地方，最後導致了醜惡的結果：根據最準確的估算，約80萬名亞美尼亞流放犯在途中餓死、被槍殺或者遭毆打致死。
歷史學家一致認為，傑馬勒帕夏對驅逐亞美尼亞人的態度與其他青年土耳其黨領導人迥然不同。6月，死亡行軍的第一批倖存者開始慢慢進入敘利亞北部城市阿勒頗，這是一箇中轉站，他們將從此地前往最終的目的地——東面約100英里處的代爾祖爾「安置地帶」。視察阿勒頗的傑馬勒帕夏被自己看到的景象震驚了。他重申了3月釋出的讓他的軍隊保護亞美尼亞人的命令，並向君士坦丁堡遊說，希望在關鍵地區——安納托利亞——勒令軍隊服從這道命令。君士坦丁堡對他的懇求置若罔聞。
傑馬勒從君士坦丁堡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於是允許數千名亞美尼亞人留在阿勒頗，而不是繼續他們的死亡行軍。儘管敘利亞的饑荒和糧食短缺越來越嚴重，他還是命令增加政府向難民援助口糧的幅度。他的一連串新命令足以證明他對秩序和法規的熱愛：他命令軍隊對供應難民的糧食進行管理和維持，徵用汽車和馬匹來運送難民，甚至向每位難民發放金錢。但敘利亞總督每天簽署的一大摞檔案含蓄地說明，他的政權的確擁有執行這些計劃的財力和手段，儘管所有的證據——從傑馬勒辦公室城外一直延伸到他的轄區的最邊遠角落都能看到這些證據——都表明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似乎他想象自己統轄的是和平時期的瑞士的一個州，而不是一個遭受戰爭、飢餓和疾病蹂躪的面積相當於義大利的貧困而四分五裂的地區。面對亞美尼亞危機，就像面對他遇到的很多其他問題一樣，傑馬勒的回應是恐嚇、威脅、懇求，這些手段都不奏效的時候，他就選擇視而不見。9月，他釋出了一道新命令，禁止拍攝亞美尼亞人的照片。在巴勒斯坦的卡特拉村，亞倫·亞倫森遇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阿拉伯老人走到他面前說：「我們很感激你。」這位農學家當晚在日記裡寫道：「阿拉伯人在20年前還不會這樣和猶太人說話。我乾的工作的確很艱苦，但是能迫使當地人向猶太人表示感激——哪怕他們口是心非——能讓他們認識到，在這樣的大災害裡，如果我們不幫助他們，他們就沒有任何希望，再辛苦也值得了。」
1915年春季，作為傑馬勒抗蝗災專案的領導人，亞倫森在巴勒斯坦災區各地旅行，舉行公開講座，在田間開展研討會，來探討抗災的最佳手段。在他的敦促下，傑馬勒帕夏下令，每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必須蒐集到6羅特爾（約40磅）的蝗蟲卵，否則就要課以高額罰金。
即便是亞倫森這樣不知疲倦的人，面對如此浩大的任務有時也會感到絕望。雖然做了百般努力，但蝗群仍然在擴張——至少有一個蝗群的規模得到了可靠的測量，寬1英里、長7英里——造成的破壞規模也越來越大。朱迪亞低地地區在這個季節本應是一片蔥翠，現在卻變成了褐色：一連好多英里的果園的果實和樹葉全被啃食殆盡，田地沒有一點綠色，看上去像是在作冬季休耕。
不論在何處，危機往往能揭露出社會的不平等和缺陷，巴勒斯坦的蝗災也起到了這個作用。儘管傑馬勒賦予亞倫森極大的權力，但他在努力推動各地官員和軍官抗災時，遇到的反應一般在冷漠和公然對抗之間。在雅法，他不得不以羞辱的手段強迫當地總督來聽他的公開講座，但總督卻故意在他講了一半的時候離開禮堂。卡特拉的老人雖然心存感激，但阿拉伯村莊更普遍的反應是聽天由命。在他們看來，蝗蟲是「真主的大軍」，要抵抗蝗蟲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是褻瀆神明的。官僚們對猶太殖民者的怨恨總是昭然若揭，現在更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奧斯曼稅官們一絲不苟地對沒有繳納足額蝗蟲卵的猶太村莊進行罰款，而對阿拉伯村莊的同樣的缺額甚至是無動於衷，卻不管不顧。亞倫森記述了一個特別令人憤慨的案例：佩塔提克瓦的猶太人居民點的所有耕地用的馬匹都被軍隊徵用了，政府卻因為馬匹的主人不耕地、違反了抗蝗災法律而對他們罰款。他一次又一次威脅要辭去抗災總監的職務，但傑馬勒不斷向他做出保證，問題和不平等會得到處置，和諧和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的日子快要到來了。
亞倫森的不滿情緒至少有一部分植根於很深的私人層面，這種變化發生在他在巴勒斯坦各地旅行期間。他第一次開始質疑，奧斯曼帝國究竟能不能生存下去，或者更準確地說，猶太社群在奧斯曼帝國奴役下能不能生存下去。這不僅僅是他目睹的小小的騷擾和腐敗的問題。在他訪問的幾乎每一個猶太定居點，都有戰戰兢兢的居民告訴他，他們與阿拉伯鄰居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當地官員揮舞著武器公然發出威脅。
這些警告的跡象不僅僅是針對猶太人。4月，亞倫森派他的弟弟亞歷克斯去黎巴嫩，既是為了檢視蝗災有沒有蔓延到那裡，也是為了看看他們最小的妹妹莉芙卡境況如何。在土耳其軍隊搜查濟赫龍村私藏武器的緊張日子裡，莉芙卡被送到了貝魯特避難。根據不平等條約，人口以基督徒為主的黎巴嫩一直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受君士坦丁堡的干預較小，已經成了敘利亞境內一塊自豪、繁榮而親法國的飛地。亞歷克斯報告說，黎巴嫩雖然躲過了蝗災，但是仍然一派淒涼，土耳其士兵無處不在，甚至平素很高傲的貝魯特人也心驚膽寒，不知道下面會發生什麼。6月初，傳來了最讓人驚恐的可怕傳聞，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人遭到了屠殺。大約就在這個時期，亞倫森的沉思得出了兩個互相緊密聯絡的結論：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必須與奧斯曼帝國一刀兩斷；要和它決裂，猶太人就必須積極活動，促進它的滅亡。
農學家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疑是受到了他在阿特利特的助手押沙龍·法因貝格的鼓動。26歲的法因貝格是個能量強大的煽動家，是亞倫森的妹妹莉芙卡的未婚夫。在他的家鄉哈代拉村（濟赫龍以南僅10英里處的一個猶太人定居點），法因貝格組建了「基甸人」（保護猶太人定居點，並向他們的阿拉伯敵人發動報復性襲擊的準軍事組織）的一個當地分支。這種活動很符合法因貝格的政治觀點，因為在他看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鬥爭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角逐，阿拉伯人當然是野蠻人。「我一輩子都在他們當中生活，」他寫道，「很難讓我改變自己的觀點——再也沒有比阿拉伯人更怯懦、虛偽和背信棄義的種族了。」
如果說還有一個「種族」讓法因貝格更憎恨，那就是土耳其人。自打來到阿特利特，他就一直向亞倫·亞倫森宣傳武裝起義的福音，稱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需要揭竿而起、擺脫土耳其的桎梏。
比法因貝格年長14歲的亞倫森對助手的慷慨陳詞付之一笑，認為這是青年人的血氣方剛，但在前一年的1月份，法因貝格和哈代拉的另外12位居民被政府以替英國人刺探情報的子虛烏有的罪名逮捕，這對亞倫森來說是個轉折點。法因貝格成功出逃，徑直來找亞倫森。
為了爭取釋放哈代拉的村民們，農學家考慮使用他之前用過多次的手段——利用他在奧斯曼政府的關係網，在必要的時候用金錢打通關節——但這一次法因貝格不肯這麼做。「我們最兇殘的敵人是土耳其人，」他對亞倫森說道，「現在土耳其人的末日已經快到了，我們難道可以作壁上觀、無動於衷嗎？土耳其人懷疑我們是有道理的。他們在為我們準備末日的浩劫。只要不是兔子那樣的膽小鬼，任何人都會很自豪地替英國人刺探情報，幫助他們到來，打倒土耳其人。」
顯然，法因貝格雖然一連好多周和亞倫森一起抗蝗災，但他的觀點並沒有軟化。到6月，農學家反而被他說服了。
至於如何打擊土耳其人——這就意味著幫助英國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在抗蝗災的工作中，亞倫森和他的多名助手走遍了巴勒斯坦各地，他的桌子上現在擺著一大摞關於該地區大部分地方的條件和資源的報告。現有資源的清單自然也包括軍營、補給站和儲油設施的規模和地點，這些資訊對大規模的民事救災工作都是關鍵資訊，但對敵人來說也是極有價值的。更具體的是，這些報告和亞倫森自己的旅行都證實，駐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軍隊聚集在少數幾個城鎮，整個海岸線除了一些當地憲兵和鄉村民兵的烏合之眾外，幾乎沒有任何防禦。英國人顯然不知道這個情況，否則肯定早就衝上岸來了。亞倫森能夠為他們提供的最關鍵情報就是巴勒斯坦海岸的具體情況，可以精確到英軍在每一英里會遇到怎樣的抵抗，或者更準確地說，不會遇到怎樣的抵抗。
至於將一個間諜網正在巴勒斯坦摩拳擦掌地等待為英國人效勞的訊息告訴他們，更是容易。在貝魯特和海法，美國軍艦正在持續地將希望離開奧斯曼帝國的「中立國公民」撤走，而這兩座港口城市都有著興旺發達的偽造證件黑市。雖然在巴勒斯坦要辦任何事情都不容易，但要把一名信使塞上一艘開往埃及的難民船，只需要一點金錢和運氣。
在亞倫森看來，信使的人選也是很顯然的。他的弟弟亞歷克斯在戰爭的最初日子裡兩次得罪了奧斯曼當局，現在又和當地一名官員橫眉冷對，因此處境非常危險。另外，亞歷克斯在紐約待過三年，英語講得非常地道。於是，1915年7月中旬，亞歷克斯·亞倫森在貝魯特港登上了「得梅因」號。莉芙卡·亞倫森也扮作他的「妻子」，一同前往。經過這艘美國軍艦的第一個中途停靠港——希臘的羅得島之後，兩人繼續奔赴埃及，亞歷克斯將直奔英軍在開羅的情報辦公室。
南下的旅途非常愉快：乘坐一等火車行駛兩週，窗外盡是旖旎風光，不時在秀美的安納托利亞城鎮稍事停留。最妙的是，威廉·耶魯在旅途中結識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夏·優素福，他是土耳其議會的議員，也是大馬士革最富裕的貴族之一。帕夏將耶魯視作臨時「養子」，對他盛情款待。事實上，整個旅途中僅有的不愉快就是埃斯基謝希爾飯店內的臭蟲和塔爾索的鐵路側線旁瀕臨餓死的亞美尼亞難民的景象。「看到這些可憐人，真是悲慘，」耶魯淡淡地回憶道，「他們被逐出家園，被迫奔赴一個未知的目的地，大悲劇的陰影始終籠罩著他們。」如果這位美國石油勘探家對自己和自己的公司扮演的角色——與製造這個悲劇的政權合作——感到良心不安，他也埋藏在心底。威廉·耶魯有一個微妙的任務要執行。
在敘利亞首府停留幾天之後，他滿心不情願地與帕夏辭別，繼續前往耶路撒冷。他在那裡的頭等要務是安排與傑馬勒帕夏的會晤。他很快就收到了前往橄欖山上的德國招待所的傳喚，這種匆忙對奧斯曼政府來說很稀罕。
耶魯在指定的日子乘馬車沿著陡峭的石子路上山，感到越來越緊張。「我練習著從君士坦丁堡到此的途中學到的額手禮和致敬語，」他寫道，「卻不知道對傑馬勒這樣的大人物用這些禮節是否合適。」
耶魯的焦慮不僅是因為拜會高官權貴的緊張。他來耶路撒冷是為了替標準石油公司爭取巴勒斯坦50萬英畝土地的特許開發權。他很清楚，任務的成敗取決於同敘利亞總督的會面。他完全不知道，會談會不會順利。
耶魯的馬車穿過德國招待所的鑄鐵大門，在這座宏偉建築的入口前停下。身穿號衣的哨兵們走上前來扶他下車。這位美國石油勘探家帶著他的檔案和地圖，被帶進裝飾豪華的大廳，然後沿著一條長長的石制走廊，來到傑馬勒內室外面的候見室。
耶魯在那裡等候召見的時候，與總督的一位年輕副官攀談了起來。他是一位海軍副官，會說英語。耶魯很歡迎這個排解焦慮情緒的機會，和他談得非常投入，幾乎完全沒有注意進出房間的那些人，包括那個最終從一扇側門走出的身材矮小、身著軍服、蓄著短短的黑鬍鬚的人。直到此人輕快地走到接待前臺的桌前，跳到桌子一角上坐下，並目光炯炯地盯著耶魯，他才意識到，這就是傑馬勒帕夏。
「耶魯先生，」他用優雅的法語說道，「把你的地圖和檔案都拿出來，告訴我，你究竟想要什麼。」
傑馬勒的平易近人讓耶魯的緊張情緒迅速煙消雲散，但也讓他突然感到後悔。在動身之前，他覺得第一次與總督會面就把標準公司的全部要求——巴勒斯坦的50萬英畝土地——一股腦兒提出來，似乎有些過於魯莽了，所以他這次來德國招待所只帶了一半地圖。他快速地將這些地圖鋪在接待前臺上，指出了朱迪亞中部的一個廣闊地區。傑馬勒看了看地圖，但不耐煩地不停點頭，顯然是對大量細節不感興趣。過了一小會兒，他站直身子，生硬地點點頭。「告訴我，你需要什麼，我可以馬上就釋出命令。」
耶魯後來說，就是在這個瞬間，他才認識到，他和敘利亞總督之間在交流上有著多麼大的鴻溝。如果巴勒斯坦有石油，傑馬勒帕夏自然是希望儘快找到油田，儘快開採，好讓他的運輸卡車能夠開動，他的軍隊能夠作戰。但標準公司完全沒有這樣的打算。耶魯到巴勒斯坦的任務僅僅是搶購開發特許權，為標準公司在戰後搶佔這個地區。
「現在我回想當年，」耶魯在大約20年後說，「很後悔沒有告訴他真相。」
但他沒有吐露真情。在傑馬勒帕夏的支援下，耶魯很快辦妥了需要的官方檔案，組織了一場實地考察。他有土耳其士兵和地方官員的撐腰，確保部落謝赫們的服服帖帖，很快就搞定了巴勒斯坦中部大約25萬英畝土地。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上級們為此欣喜若狂，土耳其領導層顯然也很開心。首先，標準公司從保加利亞偷運石油，幫助他們繞過英國的海上封鎖，現在又更進一步——或者說土耳其人是這麼想的——幫助他們開發自己的石油資源。7月底，奧斯曼政權決定向他們在紐約標準石油公司駐君士坦丁堡辦事處的朋友們表示感激，感激的方式就是全世界各個帝國長期以來慣用的手段：授予勳章。
那些膽小怕事的人或許不敢在這個時節接受奧斯曼政權的勳章。君士坦丁堡的外國僑民社群聽到了數不勝數的關於亞美尼亞人大屠殺的訊息，幾乎每天都會傳來新聞說又有一個村莊的居民慘遭屠戮、數百人或數千人在被驅逐的途中餓死或者被打死。但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這些人能做到今天的位置，靠的可不是以德服人，或者迎合時髦的人道主義事業。7月28日，公司駐君士坦丁堡的三名高管——威廉·比米斯、奧斯卡·貢克爾和盧西恩·i.托馬斯被帶進多爾瑪巴赫切宮，覲見蘇丹。在授勳儀式上，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官員們憑藉「許多人道主義服務」被授予奧斯曼勳章，這是奧斯曼帝國授予民間人士的最高榮譽之一。
1915年7月中旬，勞倫斯坐下來回復他最親密的兄弟威爾前不久發來的一封信。這時，威爾正在樸次茅斯的劍橋兵營受訓，為擔任皇家飛行軍團的航空觀察員做準備。
勞倫斯不喜歡錶達親密感情，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所以要他回應威爾信中的主旨內容——他們的弟弟弗蘭克在5月陣亡——一定是特別困難。「弗蘭克的死，正如你所說，令人震驚，因為它完全出乎意料，」他寫道，「但我認為，不必為此過於哀慟，因為這畢竟是很好的一條路途。我想，這場戰爭的宏大讓人改換了視角，我自己已經很難看到細節。」
在信的末尾，勞倫斯的口吻變得柔和了一些，甚至是哀傷。「我想知道，這一切究竟何時能結束，和平何時能到來？我只能在《希臘詩集》、埃雷迪亞、莫里斯中尋求慰藉。你呢？」
1915年7月，戰爭還沒有走完四分之一；前面還有三年多的屠殺和毀滅。但勞倫斯在這場衝突中的戲劇性角色的種子已經播下。這些種子源自兩個貌似並無聯絡的事件：一封奇怪的信被偷偷帶出麥加，送到開羅；一個神秘的24歲男子穿越了滿目瘡痍、彈坑遍地的加里波利無人地帶。
到1915年仲夏時節，加里波利的狹小空間已經屍骨如山。在有些地方，雙方的戰壕線間隔只有不到30碼，為了收回屍體，雙方開始進行非正式的停火。一般是由一線指揮官作安排，在某個特定時間，雙方的墓葬人員就進入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開展他們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
8月20日，一名奧斯曼中尉爬出他所在的前進戰壕，舉著白旗開始穿過無人地帶，他顯然是要來安排臨時停火。但這名年輕軍官抵達英軍戰線之後，向驚愕的英國人宣佈，自己是來投降的。
按照標準操作流程，此人被五花大綁，蒙上眼睛，押過地中海遠征軍的戰壕，送到團部。如果仍然遵循標準操作流程，他會在那裡接受一名情報軍官的審訊，然後送到中央臨時戰俘羈押地，最後被送到塞普勒斯的某個戰俘營。但對這個戰俘卻沒有遵循標準流程。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法魯基。雖然他其貌不揚——年僅24歲，而且非常瘦削——但他講出的故事卻不同尋常，連續多名英國軍官感到有必要報告上級。
他說自己是一個叫作覺醒社的秘密軍事社團的成員。該社團的成員大多是像他一樣的阿拉伯軍官，幾個月來一直在徒勞無功地等待合適的時機發動起義，來對抗土耳其人。到這年夏天，關於奧斯曼帝國內部存在神秘的第五縱隊網路的傳聞已經滿天飛，但是法魯基的特別之處是，他提供了覺醒社其他密謀者的名單，大部分人都是高階軍官，還完整地說出了他們指揮哪些單位、目前部署在何處等細節。
茲事體大，加里波利戰役的總司令伊安·漢密爾頓將軍在8月25日親自向陸軍大臣基欽納傳送了報告。倫敦方面感到最好讓開羅的情報單位來判定法魯基中尉的故事是真是假，於是命令把法魯基送上一艘開往埃及的戰艦。
這位年輕軍官於9月10日被送到薩沃伊飯店。至少在最初，英國駐開羅軍事情報單位的指揮官吉爾伯特·克萊頓和他的下屬們都不知道如何處置他。法魯基說，英軍在1915年春季沒有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浪費了一個天賜良機。聽到這話，英國軍官們一下子被勾起了興趣。
據法魯基說，當時駐防亞歷山大勒塔的主要是阿拉伯部隊，很多指揮官是覺醒社的忠實成員，而且這些部隊為了迎接英軍的登陸，還仔細地破壞了城市的防禦工事。但是事與願違，英軍沒有攻打亞歷山大勒塔，而是發動了災難性的加里波利戰役，於是他們的努力都付諸東流了。但這還不算最糟糕的。加里波利戰役開始之後，傑馬勒帕夏迅速把亞歷山大勒塔的阿拉伯部隊調往前線；法魯基解釋說，就這樣，很多覺醒社密謀者戰死在加里波利的山坡上，殺死他們的正是他們希望投靠的「敵人」。
到目前為止，法魯基的故事的大部分都很容易證實。覺醒社的創始人阿卜杜勒·阿齊茲·馬斯里當時正在開羅流亡，他擔保了法魯基的誠實。至於亞歷山大勒塔曾由急於起義的阿拉伯部隊駐防的說法，勞倫斯從奧斯曼戰俘口供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而且在主張從亞歷山大勒塔登陸時一直都是這麼強調的。但法魯基的故事還不止這麼多。還有很多。
他說，自己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擔任覺醒社與大馬士革的秘密社團——青年阿拉伯黨——之間的聯絡人。通過這個關係，覺醒社瞭解到，青年阿拉伯黨和麥加的埃米爾侯賽因在秘密協商，要聯合發動反對土耳其人的起義。在這過程中，覺醒社還了解到，埃米爾侯賽因和開羅的英國人也在秘密通訊。因此，阿拉伯的兩個秘密社團——民間人士組成的青年阿拉伯黨和軍人組成的覺醒社——如果得到英國人的武裝和支援，就可以同埃米爾侯賽因聯手，發動起義抵抗土耳其人。
但這樣的合作也不是沒有代價的，他們要求英國承認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這個國家將囊括幾乎整個阿拉伯世界，東至伊拉克，西至敘利亞，南到阿拉伯半島最南端。這個阿拉伯國家的具體疆界可以再作有限的商談，這些志在起義的人士認可英國對亞丁的殖民主張以及在伊拉克南部的商業利益，但是有一個必須遵守的先決條件是，無論如何不允許法國在任何地方插足。法魯基解釋說，如果英國人同意這些條件，奧斯曼世界的心臟就會爆發一場革命。
說到這裡，年輕的中尉的故事就不那麼令人信服了。法魯基顯然是通過某種渠道得知了埃米爾侯賽因和羅納德·斯托爾斯之間的通訊，但開羅軍事情報單位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青年阿拉伯黨。至於法魯基說他的小組能夠代表敘利亞境內龐大的反奧斯曼密謀集團，諳熟敘利亞政治環境的勞倫斯或許是判斷這個故事真偽的最佳人選，但他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時獲取的情報都不能證明的確存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網路。就算真的存在這樣的網路，任何對阿拉伯社會略知一二的人都會感到，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軍事和文化界進步人士與麥加的極端保守的埃米爾侯賽因聯手的說法有些太荒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