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利亞方面，我們的敵人不是土耳其，而是法國。

——1915年2月，勞倫斯寫給家人的信

在薩沃伊飯店安頓就緒之後，勞倫斯佔據了辦公室裡最大的一面牆，掛上了一幅巨大的奧斯曼世界的分地區地圖。在閒暇時刻，他就倚靠著對面的牆，久久地凝視著地圖，縱覽帝國的廣闊。

1915年1月，他在等待土耳其軍隊進攻蘇伊士運河，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原因之一在於，他對這場戰事的結局幾乎沒有疑問。土耳其人要想抵達運河，必須先穿過貧瘠荒涼的西奈半島的150英里路程。根據他對這一廣大地區的瞭解——尤其是水資源的匱乏，勞倫斯堅信不疑，敵人的進攻部隊規模肯定很小——絕不會像英國軍方的某些危言聳聽的人提出的那樣，能夠達到10萬之眾，所以很容易打退。

他焦躁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經在考慮近東戰爭的下一個篇章，也就是打退土耳其人的進攻之後會怎麼樣。到那時，英軍應當轉守為攻。勞倫斯盯著薩沃伊飯店牆壁上的地圖，尋找能夠給奧斯曼帝國造成最大傷害的進攻目標。

他早已經認識到了這幅地圖的一個真正怪異的地方：奧斯曼帝國雖然幅員遼闊，而且政治凝聚力不強，但是從地理的角度看，它得到了極好的保護。

奧斯曼世界的政治和精神核心當然是古城君士坦丁堡，以及它東面的群山連綿的安納托利亞地區，即土耳其人祖先的故國。這種分佈不可避免地讓英國的戰爭籌劃者們構想出了一個誘人的計劃，即將敵人「斬首」：如果能佔領君士坦丁堡及其所在地區，帝國的其他部分無疑會迅速土崩瓦解。

但是進攻君士坦丁堡的任何路線上都有著極大的障礙。土耳其的兩個歐洲鄰國——希臘和保加利亞都還保持中立，所以從西面沒有多少空間能夠從陸路逼近君士坦丁堡。理論上，英國的盟友俄國可以從安納托利亞東端發動進攻，但是俄軍已經在東線戰場被德軍大放血，所以可能在那個山區沒走多遠，人力和補給線就要出問題。至於南方路線，如果是從陸路進攻，就必須艱難地穿過安納托利亞腹地，在當地一定會受到頑強抵抗，而且山區交通不便；如果從海路，艦隊就必須穿過寬僅3英里的達達尼爾海峽，一路遭到兩岸的土耳其堡壘的攻擊。總而言之，要直接進攻君士坦丁堡絕非易事。

但是如果要從奧斯曼帝國的邊緣下手，前景更加慘淡。英屬印度軍隊在戰爭的最初幾天就佔領了伊拉克南部的油田，但是從那裡出發，要穿過河流沼澤和沙漠，跋涉700英里才能接近安納托利亞邊境。同樣，如果從埃及出發，就要先穿過荒無人煙的西奈半島，然後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狹窄咽喉要道與雲集於此的土耳其大軍短兵相接。

但是，在這廣闊的土地上，奧斯曼帝國的天然屏障中的確有一個特別薄弱的點。那就是敘利亞西北部的亞歷山大勒塔灣，地中海東部漫長的南北向海岸線在這裡與曲折得多的安納托利亞海岸線連為一體。亞歷山大勒塔不僅擁有地中海東部最好的天然深水港——這是兩棲作戰的一個關鍵要素——而且它東面的地域相對比較平坦，地面部隊可以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以向內陸推進。

但這些都是軍事上的考慮，在勞倫斯抵達之前，早已有一些在埃及的英國高階軍官認識到了這一點。勞倫斯的與眾不同在於，他通過自己對該地區的知識——傑拉布盧斯就在亞歷山大勒塔以東僅100英里處——和對奧斯曼社會的第一手瞭解，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意義。

任何一個大帝國在興兵作戰時都面臨著一個隱藏的巨大危險，那就是它的國境之內往往有很多群體不願意和戰爭扯上任何關係。仗打得越久，破壞越大，這些群體就越滿腹怨恨，也就越容易受到敵人的諾言和宣傳的影響。歐洲的互相爭鬥的各大帝國在戰爭持續下去時都要糾結這個內在的危險，但歐洲人在這方面遇到的問題雖然有時會很嚴重，但和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面對的問題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很簡單，奧斯曼帝國是個多語言多民族的成分極其複雜的帝國，政府採取的任何取悅某個群體的行動都必然會疏離另一個群體。11月政府號召聖戰就產生了喜憂參半的結果，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號召在短期內激起了穆斯林青年的熱情，但讓帝國的非穆斯林臣民惶恐不安。與此同時，很多保守的阿拉伯穆斯林已經對青年土耳其黨對土耳其人的偏向感到不滿，所以對政府的聖戰號召無動於衷，認為這是一個越來越世俗化的政權在虛偽地打宗教牌。

如果說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大馬賽克，它也具有鮮明的特點，各種不同的「色彩」在帝國版圖的不同區域佔主導地位，或者影響力比較小。如果我們拉開一點距離來看這個馬賽克，就會發現這個龐大帝國有一個點，多種不同色彩在那裡匯流，形成了民族和宗教的爆炸中心：亞歷山大勒塔。

勞倫斯已經確信不已，由於路途遙遠，而且能獲得的資源相對缺乏，對土耳其的常規作戰是不可能奏效的。英國需要採納一種非常規的戰略：利用敵國社會內部的分裂，與不滿分子聯手。亞歷山大勒塔盆地是一道分界線，它的北面是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世界，南面則是廣闊的阿拉伯世界。依據勞倫斯在傑拉布盧斯的多年經驗，敘利亞北部的阿拉伯人對他們的土耳其主宰者非常仇恨。亞歷山大勒塔同時位於亞美尼亞腹地的邊緣，亞美尼亞人歷史上多次遭到他們的土耳其鄰居的屠戮，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亞美尼亞人更有反叛君士坦丁堡的理由。勞倫斯認為，英軍如果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除了在軍事上有益處之外，還肯定會星火燎原地激起敘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發動起義、反抗土耳其人，這些起義自然會有助於英軍的努力。

勞倫斯還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資訊，讓這個主意顯得更加誘人。將安納托利亞與它南面的地區連線起來的主要公路途經亞歷山大勒塔盆地，勞倫斯在那裡待過，深知這條公路的路況非常糟糕。另外，連線君士坦丁堡與帝國的阿拉伯領地的漢志鐵路也經過亞歷山大勒塔盆地，更準確地說，這條鐵路只是部分地連線君士坦丁堡與阿拉伯地區，因為勞倫斯在六個月前受斯圖爾特·紐科姆之託曾旅行途經這一地區，他知道漢志鐵路在亞歷山大勒塔以北的托羅斯山脈和阿瑪努斯山脈中的兩個關鍵路段遠遠沒有完工。這意味著，如果英軍控制了亞歷山大勒塔盆地，土耳其人無法快速做出反應，而盆地以南的所有地區因為被切斷了補給和援兵，都很可能會迅速陷落。那麼，英軍只需在亞歷山大勒塔維持少量兵力——勞倫斯估計兩三千人足矣——就可以不僅將奧斯曼帝國一分為二，還迫使它無法在戰爭中利用它的三分之一人口和超過一半的陸地疆土。

並非只有勞倫斯一個人認識到了亞歷山大勒塔極大的薄弱性。土耳其人對此也有深刻認識，正因為此，他們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屈辱的插曲中卑躬屈節。

1914年12月20日，一艘孤零零的英國戰艦「多麗絲」號駛到亞歷山大勒塔外海，膽大包天地玩了一個虛張聲勢的遊戲。它向當地的土耳其指揮官釋出了一條最後通牒：釋放被羈押在城內的所有外國戰俘，並交出全部彈藥和火車車皮，否則城市就將遭到炮擊。土耳其人沒有火炮來對抗這樣的攻擊，於是在絕望之下威脅說，每當有一名土耳其公民在炮擊中身亡，他們就將殺死一名英軍戰俘。這個威脅公然違背了《日內瓦公約》和《海牙公約》，在外交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很快收回了這個威脅。雙方達成了一個奇異的妥協：土耳其人答應摧毀停在亞歷山大勒塔火車站的兩個火車頭，英國人則不炮擊城市。但是土耳其人很快就萬般尷尬地承認，他們沒有炸藥，也沒有懂得爆破技術的人員來實施爆破，於是「多麗絲」號在12月22日派出一名爆破專家上岸，在土耳其人保護下將火車頭炸燬。英國政府對「多麗絲」號事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人的死亡威脅，而勞倫斯卻從此事看出，土耳其人對亞歷山大勒塔可能遭到的威脅非常恐慌。

勞倫斯雖然只是個負責校勘地圖的少尉，但他是軍事情報單位的一員，因此有一個獨特的地位，能夠將他的想法傳播到英國戰爭籌劃的最高層。英軍高層之前也討論過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的設想，但在勞倫斯抵達開羅後不久，這個計劃就被加緊提上日程，這絕非偶然。1915年1月5日的一份軍事備忘錄提到了這個主題，鑑於此份備忘錄語法上的怪異特點，幾乎可以肯定它是勞倫斯寫的：「兩個很好的情報來源告訴我們，在敘利亞負責指揮的德國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軍在敘利亞北部登陸。他們自己說，一旦我軍在該處登陸，他們的阿拉伯部隊就會普遍地叛變。德國人的這種恐懼無疑是很有根據的。我軍佔領亞歷山大勒塔的直接後果將是，泛阿拉伯軍事聯盟將發動普遍的阿拉伯起義。」

這種遊說產生了效果。1915年1月15日，也就是勞倫斯抵達開羅僅一個月之後，他給自己在牛津的恩師戴維·霍格思寫了封信。因為這封信會受到軍方的審查，所以他刻意使用了一種含糊其辭的說法：「我們的某項工作進展順利。我們一致努力，花了一個月時間把‘他們’從我們認為的錯誤路線上扭轉過來——我們看樣子已經完全勝利了，今天已經得到了我們目前想要的所有東西，所以現在感到無聊透頂。」

他提到的「他們」是開羅和倫敦的英軍高層，而「某項工作」則是指在亞歷山大勒塔的兩棲登陸。在勞倫斯看來，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靜候土耳其軍隊對蘇伊士運河的攻勢，安全解決這個問題。

將士們士氣高昂，就連傑馬勒帕夏也在一個短暫時期感到，戰事或許會很順利。「大家全都堅信不疑，一定能夠跨過運河，」他回憶道，「我們應當在運河西岸掘壕據守，埃及的愛國者一定會奮起反抗，從英國人的背後攻擊他們。」

奧斯曼第4集團軍將士在1915年1月底士氣如此高漲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穿越西奈半島時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堅忍不拔，這是一個光輝的典範，證明土耳其人的頑強再加上德國人的組織能力能夠取得怎樣了不起的成就。穿越這120英里的行動已經籌劃了好幾個月，在後勤安排上付出了幾乎是超人的努力。工兵單位在德國軍官的監管下，在大部隊前面出動，在沙漠裡分散開，為大部隊尋找水井、建造雨水蓄水池，並設定彈藥堆放點。龐大的牛群拖運著渡過蘇伊士運河所需的浮橋的部件和部隊的重炮，軍方還從遠至阿拉伯半島中部的地方調來了大約1.2萬頭駱駝，來運輸補給物資。1月初，1.3萬土耳其軍隊兵分三路穿過沙漠，儘管行軍途中條件極其艱苦——每人每天的口糧定量僅有半磅餅乾和少量橄欖，但到月底還是在運河以東僅幾英里處安營紮寨下來，做好了進攻準備。在埃及的英國人肯定知道土耳其軍隊的進攻已經迫在眉睫——英軍的偵察機曾拍攝到土軍某些部隊，甚至偶爾還向其開火——但並不清楚敵人的兵力有多少，也不知道敵人將從100多英里長的運河沿岸的哪個地點發起進攻。就是這一點讓傑馬勒的部隊士氣高漲。

「當時，我每天夜裡都和官兵討論即將到來的勝利，」他寫道，「那將是多麼光榮的勝利啊。我希望這神聖的火苗在全軍心中熊熊燃燒……如果有什麼無法預見的幸運讓此役一舉成功，我們自然會將它視為伊斯蘭和奧斯曼帝國得到最終解放的好兆頭。」

庫爾特·普呂弗少校就沒有這麼樂觀了。他和其他一小群德國下級軍官一道，忍受了此次沙漠行軍的艱難險阻。他把成功穿越沙漠完全歸功於傑馬勒的主要德國軍事顧問——一個叫作弗里德里希·克萊斯·馮·克萊森施泰因的中校，他的名字頗為有趣——的細緻入微的籌劃。但籌劃也不是萬能的，雖然普呂弗不是職業軍人——他和勞倫斯一樣，雖然獲得軍官的職銜，但不曾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但他能夠認識到，現代戰爭的新面貌幾乎肯定意味著，即將展開的攻勢會出岔子。尤其是，在航空偵察的時代（當時航空偵察還處於萌芽期），英國人對敵人的兵力和意圖的瞭解肯定比土耳其人想象的細緻得多。

普呂弗自己對運河做了一次偵察，證實了這些想法。土耳其軍隊的進攻計劃是，兩翼分別在運河的南北兩端發動牽制性佯攻，而主力部隊——約6500人——在運河的中點附近、大苦湖以北不遠處發動猛攻。1月25日上午，普呂弗來到已經潛伏在運河岸邊的一個偵察組那裡，發現湖裡只有兩艘英國挖泥船和幾艘較小的船隻。但三天之後，湖裡就有好幾艘運輸船和兩艘巡洋艦；1月30日，就有多達20艘船。在此期間，一架英國作戰飛機向土軍的指揮部營地投擲了兩枚炸彈，普呂弗險些喪命。

「我承認，炸彈的重擊、猛烈的爆炸和滾滾黑煙讓我頗為驚恐，」他在日記中寫道，「但我儘可能掩飾自己的恐懼。營地裡，所有人都亂糟糟地跑來跑去。」

在普呂弗看來，這都預示著大禍臨頭。「湖裡敵人的巡洋艦控制著局面，」他在1月30日偵察回來之後寫道，「我們還沒接近運河就會被全部消滅。」在生死未卜的戰役前夜，他吃下了戰前的最後一餐：蘆筍和法式烤麵包。

1915年2月3日清晨，進攻終於開始。土耳其工兵利用一場短暫的沙塵暴的掩蔽，在河邊搭建起了10座浮橋，步兵則在後面等待過河。但在一個關鍵時刻，英軍的一臺探照燈發現了敵人的活動；在步槍火力和炮火組成的彈幕中，七座浮橋很快被摧毀。這對奧斯曼第4集團軍來說或許其實是件好事，因為它減小了屠殺的傷亡。有大約600名土耳其士兵在退路被切斷之前衝到了對岸，全部被殺死或者被迫投降。

普呂弗受命帶領一長隊拖運沙袋的大車上前，這的確是個堂吉訶德式的任務。計劃是要用這些沙袋堵塞運河，形成一座通往對岸的橋樑。但是，他這一整天都在英軍炮彈四處開花的混亂局面中從一個地點爬向另一個。

到天黑時，傑馬勒和他的高階德國顧問們認定局勢已經無望，於是開始穿越西奈沙漠撤退。但讓所有人意外的是，英軍並沒有追擊這支敗軍，所以它的撤退井然有序、紀律嚴明，就像來時一樣。

庫爾特·普呂弗雖然在戰役前夜就沒抱什麼希望，但運河上的挫折還是讓他垂頭喪氣。他在戰鬥中有一隻手臂被彈片擊中，負了輕傷。他待在西奈半島東緣的一個叫作哈菲爾安德沙的綠洲小鎮養傷，同時向馬克斯·馮·奧本海默和德國駐土耳其大使漢斯·馮·旺根海姆傳送報告。他直言不諱，甚至是挖苦嘲諷地指出，這次戰役未能讓埃及人揭竿而起。

「雖然我們百般煽動，」他在給奧本海默的信中寫道，「雖然我們發放了數千份聖戰小冊子，但沒有一個人向我軍投誠……埃及人在絕望中都非常怯懦，對自己的祖國沒有真正的愛。」

但他的失望顯然有著更深刻的根源。自從與馬克斯·馮·奧本海默組隊以來，這位先前的東方學者就狂熱地支援泛伊斯蘭聖戰思想，以打擊德國的敵人。不僅是這場戰鬥，整個西奈戰役都證明了這種想法的荒謬。從一開始，進攻部隊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就很緊張，隨著時間流逝，摩擦越來越嚴重。很多阿拉伯單位一聽槍響就逃之夭夭，或者根本沒有展開作戰，還有些單位叛變投敵。普呂弗對貝都因游牧戰士——其中很多人是他親自招募來的，作為偵察兵——特別鄙夷，這些人在決定性的日子也作鳥獸散了。事實上，這些內鬥不休計程車兵的唯一共同點就是，他們都討厭德國顧問。甚至很多土耳其軍官也對德國人在整個戰役中給出的指令採取了「消極抗拒」的態度。

普呂弗從哈菲爾安德沙告訴他的老導師：「聖戰是一場悲喜劇。」

傑馬勒帕夏對此役的評估倒是比較樂觀。這次攻勢雖然沒能像他預期的那樣讓埃及人發動起義，但迫使英軍在埃及保留更多軍隊，所以其他戰場能夠動用的兵力就減少了。另外，由於他及時叫停戰鬥，部隊主力尚存。與此同時，傑馬勒和普呂弗各自穿過西奈半島撤退的途中，無疑都有一種越來越強的憂慮不安。戰爭就是以牙還牙，英軍的報復性進攻很快就要降臨了。問題是，英軍會進攻什麼地方。從他們最近穿過敘利亞的艱難旅途的經驗來看，兩人都知道，最有可能的地點是亞歷山大勒塔盆地。

讓他們擔心的不只是破敗的鐵路和這個咽喉要衝的形似運河的糟糕公路。全國都在搜尋可靠的一線部隊，所以土耳其人被迫將保衛亞歷山大勒塔地區的任務交給了兩個幾乎完全由敘利亞阿拉伯人組成的二流的師。阿拉伯人在最好的時候都對土耳其主子心懷不滿，而當前可不是奧斯曼世界的最好時候，這些阿拉伯部隊很可能一看到協約國軍隊登陸就土崩瓦解，或者甚至改弦易張。

傑馬勒帕夏對亞歷山大勒塔的焦慮已經讓他做出了一個魯莽的決定。他急於掩飾這座城市可悲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去年12月英軍戰艦「多麗絲」號在岸邊苦苦相逼的時候，發出了處死英軍戰俘的威脅。在蘇伊士運河攻勢失敗之後，敘利亞總督確信不疑，英國人會再一次把注意力轉向土耳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這一次不會有談判，也不會有辦法阻止他們了。

在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這樣的事情：一支軍隊佔盡了優勢，似乎必勝無疑，卻出人意料地與勝利失之交臂、最終落敗。這種現象一般有三個原因：狂妄自大，即對己方的軍事或文化優勢盲目自信，沒有認真對待敵人；政治干擾；或者井蛙之見，即戰爭籌劃者和將帥們的一種奇怪的傾向，認為只要投入更多兵力和火力，戰術的缺陷就能得到修正。1915年初，英國軍方同時犯下了這三個錯誤，最終走向了一場規模極大的慘敗。

2月3日，土耳其軍隊向蘇伊士運河的進攻被輕鬆打退。勞倫斯和開羅情報單位的其他成員都以為，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的計劃應該會馬上實施了。但是，倫敦的戰略家們已經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奧斯曼海岸線的另一個地點：君士坦丁堡以南的達達尼爾海峽。

達達尼爾海峽是地球上一個構造比較奇特的地點，是一條狹長的、類似峽灣的水道，東岸是土耳其的亞洲大陸，西岸則是群山延綿的加里波利半島。海峽長30英里，在群山之間蜿蜒前行，北端與馬爾馬拉海相連，馬爾馬拉海的遠端就是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林。達達尼爾海峽的南端入口注入地中海，一直被視為君士坦丁堡的門戶，自古以來，所有曾控制這一地區的文明都在這裡經營防禦工事。1915年初在海峽上方的諸多奧斯曼堡壘是在拜占庭堡壘的廢墟之上建起來的，而這些拜占庭堡壘則是建在希臘和羅馬堡壘的遺址之上。

自土耳其參戰以來，「闖過關口」就一直是英國高層很感興趣的想法，最熱衷於這個計劃的就是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他再三向英國內閣指出——他講話的風格常常讓人膩煩——毫無防禦的君士坦丁堡就在達達尼爾海峽以北，現在有很好的機會快速地將土耳其敵人斬首，讓其退出戰爭。突破達達尼爾海峽的另一個理由是，俄國在北方受到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很大壓力，因此向西方協約國求援。俄國的北方港口要麼仍然冰凍三尺，要麼處於德國u艇的監視之下，所以丘吉爾主張，唯一的海上救援線路就在南方。

倫敦方面對在達達尼爾海峽採取海軍行動漸漸達成了共識，那些在開羅主張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的人處於下風；他們從上級那裡得到的說法是，皇家海軍將集中力量在達達尼爾海峽作戰，如果要支援亞歷山大勒塔登陸，兵力就過於分散了。這種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即便是陸軍部最悲觀的評估也認為佔領亞歷山大勒塔需要約2萬人——這比勞倫斯設想的兩三千人多得多，但與在西線蹲在戰壕裡盯著無人地帶的兵力相比就微不足道了。真正的問題是英軍體制上的目光短淺。因為此刻達達尼爾海峽已經被定為近東的頭等要務，在亞歷山大勒塔的任何行動都會被視為牽制性攻擊，而墨守19世紀的軍事成規——集中全部可用兵力於一點——的英國高階將帥們認為，任何牽制性攻擊都只是浪費兵力而已。

此外，英國高層極端地目空一切。它固執地認為，土耳其是個三流國家，土耳其士兵營養不良、訓練乏力、武器裝備很糟糕，而且喜歡造反。僅在過去的五年中，土耳其就接二連三地被義大利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擊敗。最近，土耳其軍隊又在蘇伊士運河吃了敗仗，在土耳其東部的薩勒卡默什戰役中慘遭俄軍屠戮。1914年11月，一位英國軍官向上級報告稱：「總體而言，土耳其軍隊只是一支民兵隊伍，訓練不足，士兵都是些雖然吃苦耐勞但是愚鈍的農民，像大多數未受過教育的人一樣，遇到意外情況容易驚慌失措。」這種烏合之眾面對大英帝國的威力，能有什麼機會呢？因此，既然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將敵人斬首，為什麼還要在亞歷山大勒塔掐敵人的腳後跟呢？

但決定事態發展的還有另外一個因素，與軍事戰略或者狂妄自大無關，而與政治有著緊密聯絡。自開戰以來，法國人就提出了對敘利亞的權利主張，戰爭結束後就要將這個戰利品收入囊中。儘管亞歷山大勒塔飛地的位置在一般認為的大敘利亞的邊境之外，但英國人鼓吹的「一旦在亞歷山大勒塔登陸，敘利亞人肯定會揭竿而起」的說法——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是勞倫斯發給倫敦的報告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這種說法——讓法國人非常焦躁。簡單地說，如果協約國要進軍敘利亞地區，法國人希望從一開始就參加行動，以便掌控那裡的局勢。這倒也能說得過去，但是問題在於，法國人因為在西線兵力吃緊，抽不出部隊來攻打亞歷山大勒塔，所以它要求自己的盟友也不要碰這整個地區，包括亞歷山大勒塔。

勞倫斯認為，毀掉亞歷山大勒塔計劃的不是英國陸軍部的短視，而是法國人的阻撓。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暫且不談。2月初，關於法國人立場的訊息傳到了薩沃伊飯店的情報單位，大家無不瞠目結舌。勞倫斯在給父母的簡訊中惱怒地寫道：「在敘利亞方面，我們的敵人不是土耳其，而是法國。」

但從最初的情況來看，勞倫斯的憤慨可能不合時宜，而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的開場很成功。2月19日，英國和法國的小型聯合艦隊抵達海峽南端入口，開始以遠端火炮恣意轟擊那裡的土耳其要塞。土耳其人能組織起來的還擊炮火少得可憐，他們的大部分外圍堡壘很快化為齏粉，英國艦隊指揮官自信滿懷地預測稱，他們就這樣有條不紊地在海峽北上，同時摧毀剩餘的土耳其工事，兩週之內就可以抵達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們顯然很同意他的看法。協約國艦隊駛離海峽，以便為最後猛攻補充彈藥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也就是指日可待、板上釘釘的事情。土耳其的黃金儲備被匆匆轉移到內陸的一個安全地點，很多政府高官已經在悄悄地安排逃跑的計劃。

勞倫斯並不認同君士坦丁堡陷落指日可待的觀點。恰恰相反，他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在達達尼爾海峽行動正兒八經地展開之前，或許還能壓倒法國人。於是他利用2月19日炮擊之後的間歇，繼續推動亞歷山大勒塔登陸計劃，但是收效甚微。英國軍方高層對他的論點充耳不聞，於是他最終去找戴維·霍格思，因為他知道霍格思在英國政壇人脈很廣。

勞倫斯和他的恩師霍格思一直保持著一種輕鬆愉快、學院式的關係，但他3月18日給霍格思的信卻是截然不同的口吻：苦苦懇求，甚至是強硬地要求。他先是概括了佔領亞歷山大勒塔的關鍵意義——「您知道的，它是整個地方的關鍵所在」——並警告了讓該城落入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手中的危險後果，然後幾乎是向霍格思發號施令，讓他去排除這個計劃面對的各種障礙：「您能不能找什麼人告訴溫斯頓（丘吉爾），那裡的海岸上有石油泉眼（很多工程師對此持贊成意見，但是土耳其人一直拒絕將其作為特許區承包給外國公司），北面10英里處的德爾特約爾附近有儲量巨大的鐵礦，還有煤礦……如果可能的話，您再去找外交部。向他們指出，在《巴格達公約》裡，法國把亞歷山大勒塔讓給了德國人，還同意，它不屬於敘利亞。您要發誓賭咒說亞歷山大勒塔不是敘利亞的一部分，您知道那裡是說土耳其語的……用一萬兵力佔領亞歷山大勒塔，我們的地位就固若金湯了。」

不管霍格思有沒有能耐去執行勞倫斯的這些指示，一切都已經太晚了。就在勞倫斯發出這封信的那一天，即3月18日，協約國艦隊返回了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繼續炮擊。這一次，戰局的發展出乎意料。

在最初的三個小時內，協約國艦隊就像2月時那樣輕鬆地對岸防工事狂轟濫炸。但當第一線的艦船受命後撤，以便為第二線艦船騰出位置時，麻煩開始了。2月時，土耳其人注意到了協約國艦隊的一個怪癖，即掉轉航行時幾乎總是轉向右舷。他們估計這個習慣會持續下去，於是前不久在協約國艦隊右轉必經之路的一個小海灣內佈設了水雷。果不其然，下午2時，協約國艦隊的第一線艦船徑直闖進了雷場。三艘戰艦迅速沉沒，還有三艘遭到重創。

雖然「任務蠕變」的說法，及其帶有的各種負面含義，在1915年還未誕生，但用來描述這個例子非常貼切。英軍高層在分析3月18日的雷場慘敗時得出了合理的結論，即僅用海軍是不可能掃清達達尼爾海峽的。他們卻不曾認識到，整個行動都應當放棄，而另謀他策。恰恰相反，協約國決定加大賭注，不僅從海上攻擊海峽，還要發動地面攻勢。

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人們才意識到，這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命運攸關的決定之一，最終導致中東戰事速戰速決的希望徹底破滅，因此也間接地拖長了歐洲戰事。與此同時，原本已經在考慮放棄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政權得到了一個喘息之機，而協約國再次暫停戰事，去拼湊地面部隊。

1915年隆冬，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終於做出了安排威廉·耶魯去向的決定。他受命離開開羅——這個現代版的所多瑪和蛾摩拉讓生性保守的揚基人非常憎惡——返回君士坦丁堡。

紐約標準石油公司或許比其他任何一家國際企業都更精明狡黠，它已經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正在展開的悲劇做了研究，決定插手其中，藉以漁利。在戰爭的最初幾天內，公司就已經想出一個計劃，要把自己的油船登記為中立國船籍，然後向歐戰的兩大陣營同時供應石油。這個計劃已經被揭穿，但耶魯發現，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又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新辦法，通過中立國保加利亞向土耳其秘密輸送石油。但這和標準公司下一個計劃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正是為了這個新計劃，公司才派耶魯返回土耳其。

百老匯大街26號的老闆們認識到，只要全歐洲範圍的大戰一直打下去——同樣關鍵的是，美國必須置身事外——他們就差不多是奧斯曼帝國的龐大疆域內的石油市場的唯一玩家。他們的英國、法國和俄國競爭對手們在戰爭結束前都出局了，他們現在有了一個黃金機遇來獨吞近東的石油特許區，而且他們是唯一一家沒有受到戰爭影響的大型石油公司，所以他們能夠以賤價大肆收購。他們的計劃的基礎是，土耳其急需石油，如果要有希望在軍事上與西方列強競爭的話，就非要有這種關鍵商品不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通過保加利亞輸給土耳其的石油與它的需求相比還是杯水車薪。為了解決供不應求的問題，標準公司還有一個潛在的解決方案：巴勒斯坦。

從19世紀初開始就有很多地質學研究表明，巴勒斯坦中部可能是世界上尚未開採的最大油田之一的所在地。威廉·耶魯在1913～1914年參加的勘探組只勘探了該地區的極小部分，大約4.5萬英畝，受到各特許區邊界的限制。標準公司希望大規模擴張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領地，現在找到了促成此事的辦法。

在耶魯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前，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的官員已經通知奧斯曼政府，在慎重斟酌之後，他們遺憾地得出了結論，他們在克恩納布的七個特許區面積太小，沒有開採價值。當然，這個結論頗有些蹊蹺，因為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剛剛做了極大努力來開發這些特許區，但對急缺石油的奧斯曼政權來說，更緊迫的問題當然是，標準公司還需要多少英畝？回答是：再來50萬英畝，具體來講，差不多是從死海到地中海的整個朱迪亞中部地區，覆蓋了今天的以色列國版圖的約1/10。

但是這一切有個關鍵的細節，紐約標準石油公司一直隱瞞著土耳其人。公司不打算在戰爭結束前鑽井採油，更不要說進行精煉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戰爭造就的這個「黃金時刻」來牢牢控制住這50萬英畝土地，留待將來開發；如果向恰當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施加了恰當的壓力，不管哪一方最終在戰爭中獲勝都不要緊，標準公司都能大撈一筆。

威廉·耶魯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旗下對巴勒斯坦最熟悉的僱員，他將是佔據這片土地的先頭尖兵。但當務之急是修改土耳其的採礦法律。現行的法律過於陳舊和複雜，對標準公司企圖實施的大規模吞併土地行動是不小的障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紐約標準石油公司駐君士坦丁堡的辦事處開始為土耳其議會編纂一套全面的新採礦法的建議——他們已經收買了土耳其參議院的秘書，所以工作開展起來比較容易。耶魯也是編纂委員會的一員。於是乎，年僅27歲的耶魯，不到18個月之前還在俄克拉荷馬州油田幹雜活的耶魯，居然扮演了重寫一個大帝國的商業法律的關鍵角色。

耶路撒冷的德國招待所是一座雄偉的建築，由黃色石料和板岩建成，坐落在橄欖山的山脊上。今天，它周圍的青松翠柏已經讓它的威嚴線條柔和了不少，但在20世紀初它剛落成的時候（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建造了這座招待所，並規定了其規格），它的光禿禿的地面和山脊之上居高臨下的位置讓人不禁想起一座巴伐利亞城堡。

招待所是為了接待德國朝聖者和訪問聖地的神職人員而建造的，它有一種特別賞心悅目的中世紀修道院的風尚，各層之間由粗獷的石制階梯連線，敞開式的內部走廊俯瞰著有迴廊環繞的花園。底層有一座石制大教堂，融合了彩色玻璃窗和摩爾式的拱門，令人想起科爾多瓦的大教堂。這座招待所非常恢宏莊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傑馬勒帕夏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就設在這裡。1915年2月，蘇伊士運河戰役失敗之後，他和他的德國聯絡官庫爾特·普呂弗就返回了這裡。

在耶路撒冷，總督很快就以在行政工作中暴躁易怒而聞名。1915年初，他到招待所辦公的第一天，他的新任私人秘書——一個叫作法裡赫·勒夫克的21歲的預備役軍官——就體驗到了他的火氣。勒夫克被帶進傑馬勒的內室，看到三名軍官向總督呈上高高一摞檔案，總督匆匆地簽字，軍官們又把檔案收走。自始至終，傑馬勒看都沒看那20多個站在房間一角戰戰兢兢、面色慘白的人一眼。傑馬勒終於把檔案都簽完了，轉向那群人——他們是巴勒斯坦的納布盧斯鎮的長老——問他們是否知罪。納布盧斯的長老們顯然沒意識到這是個反問句，開始辯稱自己是無辜的，懇求開恩。

「住嘴！」傑馬勒大發雷霆，「你們知道自己該當何罪嗎？死罪！死罪！」他給了對方一點時間來吸收這個資訊，然後用平靜一些的口吻說道：「但奧斯曼國家格外開恩，你們應當感謝真主！目前我就只把你們和家人放逐到安納托利亞。」

那些人感恩戴德、點頭哈腰一番之後被推推搡搡地帶了出去，傑馬勒轉向勒夫克，聳聳肩說道：「我能怎麼辦？這兒就得這麼辦才成。」

這個小插曲是傑馬勒帕夏管理風格的典型例證，「反覆無常」這個詞彷彿就是為了他而造出來的。他永遠在狂怒的嚴酷和溫和的寬宏大量之間搖擺不定（往往是在同一番談話中），讓身邊的所有人都始終無法揣測他下一步可能做出怎樣的反應。貝魯特的敘利亞新教學院的院長霍華德·布里斯回憶說，有一次有個英國人去求傑馬勒辦事。總督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對方的所有要求，這時碰巧一名副官遞過來一個封口的信封。傑馬勒讀了讀內容，心滿意足地微笑起來。

「我現在可以答應你的全部請求了，」他宣稱，「我剛收到了保加利亞國王授予的勳章，在這種時候我總是會批准第一批請求。」

他這種行事風格產生了一個結果，就是事情得不到真正的解決。請願的人們知道傑馬勒的大多數嚴酷命令都可能會被收回成命，或者他答應的好處也有可能很快被撤銷，所以都選擇在他心情好的時候去找他，或者持續不斷地懇求他，以增加心願得遂的機率。

但我們要為敘利亞總督辯護一下：讓他暴躁的事情的確是太多了。到1915年3月，他遭遇了一連串危機，最樂觀的人遇到這種情況也會感到自己飽受欺凌。他經歷的第一場危機發生在3月22日，幾乎到了變態的地步：蝗災。

西班牙駐耶路撒冷領事，一個叫作安東尼奧·德·拉·謝爾瓦·德·巴約巴爾伯爵的帥氣時髦的小夥子，這天早上正在辦公室裡工作，發現天空突然戲劇性地黑了起來，就好像發生了日食一樣。「我從陽臺上往外張望，看到巨大的烏雲完全遮蔽了陽光。」烏雲漸漸下降，巴約巴爾才看清，那是幾百萬只蝗蟲。「地面、陽臺、屋頂、整座城市，然後是鄉村，一切都被這些可悲的小蟲子遮蔽了。」

不到一個鐘頭，蝗群向東面的傑里科推進，但在隨後幾天內，整個巴勒斯坦中部地區各處都傳來了蝗災的報告。據報告稱，幾個小時之內，整片果園和天地化為不毛之地，農畜和短時間內無人照管的嬰兒的眼睛被蝗蟲盯瞎。

聖地在古時也曾有過蝗災，但近現代不曾發生過這樣嚴重的災情。而且蝗災發生的時機也特別糟糕。戰爭已經造成了極大壓力——數萬名敘利亞農民應徵入伍，農畜和機械也被肆意徵用——蝗災更是雪上加霜，註定要讓原本已經困難重重的播種季節更加糟糕，導致大範圍的糧食短缺和糧價飆升。巴約巴爾領事注意到，蝗群在耶路撒冷著陸的幾個鐘頭之內，城裡市場的小麥價格已經激增。

傑馬勒帕夏的確像他自己標榜的那樣是個改革家，他沒有按照奧斯曼國家慣常的做法，組建一個委員會或者任命某個諂媚之徒來救災，而是立即招來了敘利亞最有名的農學家——39歲的猶太移民亞倫·亞倫森。

這兩個極其倔強執拗的人在3月27日會了面，按照傑馬勒的偏好，雙方是用法語交流的。會議一開始就不順利。亞倫森概括了可以抵禦蝗災的現代技術，還利用這個機會直率地批評了軍隊的橫徵暴斂——由於這種大規模徵用，在蝗災發生之前該地區就已經瀕臨毀滅。根據亞倫森後來的記述，總督最終用一個簡單的問題打斷了亞倫森的長篇大論：「如果我現在把你絞死，怎麼辦？」

亞倫森的反駁非常機智，既指出自己身軀肥胖，也暗示自己在國外人脈很廣：「閣下，我身體的重量會讓絞刑架轟然坍塌，那巨響在美國也能聽得見。」

傑馬勒顯然很喜歡這個回答。會議結束前，他已經任命亞倫森為一個新的抗蝗災專案的總監，並賦予他幾乎是獨裁的權力來執行任務。總督傳話出去，如果哪個下級官員膽敢妨礙亞倫森的工作，就必須向總督本人負責。

蝗災的問題可以交給一位專家來處置，但傑馬勒在這年3月的其他麻煩就不是那麼容易解決了。

近一段時間以來，他已經得到情報，帝國的「阿拉伯問題」或許比君士坦丁堡的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嚴重，他們在敘利亞可能是坐在一個火山口上。

土耳其於1914年11月參戰不久之後，土耳其反諜報單位的一些軍官進入了已經關閉的法國駐貝魯特領事館，發現了牆壁上隱藏著一個保險箱，裡面藏有一些檔案。這些檔案表明，法國領事長期以來一直在與貝魯特和大馬士革的反對青年土耳其黨政府的阿拉伯領袖眉來眼去。這些阿拉伯人不單單是反對政府，他們向法國領事提出的一些建議——敘利亞獨立、法國在黎巴嫩建立保護國——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謀反。

懲罰滿腹牢騷的納布盧斯長老還是小菜一碟；對貝魯特和大馬士革的領事館密謀者採取行動就棘手得多了。很多密謀者在阿拉伯世界聞名遐邇，如果將他們處決或者放逐，就可能會激發土耳其希望避免的阿拉伯起義。另外，還可能會讓更廣大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包括被佔領的埃及和法屬北非——產生驚恐情緒，而君士坦丁堡此時正在努力煽動這些地區的人民加入到泛伊斯蘭聖戰中。因此，傑馬勒別無辦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將在貝魯特收繳來的檔案藏在自己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內，努力通過佯裝一切正常和使用奧斯曼帝國的慣用招數——賞賜閒職和榮譽地位——來把這些不滿分子拴牢。這種策略最終也許能把密謀者拉到他這邊來，或者揭示陰謀圈子的範圍，但就在協約國入侵敘利亞的可能性激增的時候還讓這些叛徒逍遙法外，非常讓人頭疼。

但在敘利亞，每個問題都會帶來另一層面的新問題。貝魯特的異見分子幾乎全都是所謂的進步人士，即受到歐洲的民族主義和自決自立思想薰陶的阿拉伯城市自由主義者。而在3月底，傑馬勒還有另外一個敵人——阿拉伯保守派，這些人被青年土耳其黨的現代化改革（在他們看來是世俗化）激怒了。這個保守派危機很快就凸顯出來，一個輕言細語的31歲男子來到了總督門前。他的名字是謝赫費薩爾·伊本·侯賽因。

費薩爾是埃米爾侯賽因的第三子。侯賽因是阿拉伯半島西部遼闊的漢志地區的貝都因諸部落的領袖，共有四子。更重要的是，費薩爾的父親是麥加和麥地那這兩個穆斯林聖地的謝里夫（宗教領袖），也是自10世紀以來一直守衛伊斯蘭聖地的雜湊姆家族最新的一位當家人。

青年土耳其黨和埃米爾侯賽因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很緊張，後來也沒有任何改觀。侯賽因極端保守，思維方式幾乎是中世紀式的，對君士坦丁堡發出的一連串自由主義的敕令越來越看不順眼。青年土耳其黨解放婦女、推進少數派權益、削弱宗教領袖的民政權力，這些舉措都讓侯賽因不爽。甚至青年土耳其黨打擊奴隸制（當時奴隸制在漢志還很常見）的努力也讓侯賽因反感。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埃米爾侯賽因的怨恨的最顯著焦點是政府將漢志鐵路從麥地那延伸到麥加的計劃。侯賽因並不認為鐵路的擴建是進步的標誌、是幫助穆斯林朝覲者更方便快捷地前往聖城的便利，而把它看作是君士坦丁堡藉以強化對該地區，尤其是對他本人的控制的特洛伊木馬。於是，君士坦丁堡任命的漢志民政總督和這位埃米爾及其兒子們之間發生了接二連三的衝突。

自土耳其參戰以來，雙方關係持續惡化，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後果。侯賽因是伊斯蘭世界最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之一，他對政府在11月發出的聖戰號召置若罔聞，所有人都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冷淡態度，這也被認為是聖戰不溫不火的主要原因之一。團結一致、共同為戰爭努力的號召也沒能讓侯賽因的長子阿里和麥地那現任總督拋卻宿怨、握手言和。這兩人的長期仇恨有時已經接近公開的武裝對抗。另外，傑馬勒要求埃米爾提供志願兵去參加蘇伊士運河攻勢，也沒有得到有力的回應。奧斯曼政府原本以為侯賽因能派出數千名貝都因戰士，但侯賽因的次子阿卜杜拉只帶了一小隊人馬去敘利亞參戰。

雖然侯賽因父子如此放肆，但必須要格外小心地對待他們，比處置貝魯特的不滿分子要更講策略。雖然從軍事角度看，漢志沒有敘利亞那樣的重要性——漢志位於帝國的邊陲，只有少數小城市，城市被廣闊的沙漠環繞——但雜湊姆家族的埃米爾能夠為君士坦丁堡的事業賦予或者拒絕賦予宗教祝福，所以他具有超乎尋常的力量。於是，雙方僵持了下來。顯然，青年土耳其黨希望要麼讓侯賽因乖乖聽話，要麼除掉他，但是以過於粗暴的方式對他動手就等於是向保守派挑釁，後果不堪設想。侯賽因也必須知道，青年土耳其黨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太過分，必然會招致大兵壓境。

僵局在最近被打破了，產生了危險的後果。1月，侯賽因的長子阿里聲稱發現了麥地那總督推翻侯賽因、以更俯首帖耳的宗教人物取而代之的陰謀。費薩爾前往敘利亞就是為了上門興師問罪。埃米爾侯賽因派他走出阿拉伯沙漠，去直面君士坦丁堡政權，既是為了表達對這個陰謀的憤慨，也是為了要求將這名行省總督撤職。

但費薩爾的到來對傑馬勒帕夏來說幾乎可以算是個好訊息，因為在惹是生非的侯賽因家族裡最有可能通情達理的就是費薩爾了。和兄長一樣，費薩爾也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內廷里長大和接受教育的，但這種文明的影響似乎對侯賽因的謙遜穩健的第三子影響最大。費薩爾的性格中有種謹小慎微，甚至是怯懦，或許施以好言好語和魅力，便可以對其加以利用。被拖進傑馬勒辦公室的倒霉的納布盧斯長老們或許不會同意，但傑馬勒的確很有說服人的魅力。總督打算在費薩爾及其隨從進城時用迎接顯貴的全套豪華禮節來迎接他。

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德國軍事指揮部離德國招待所只有不到一英里遠。在那裡，庫爾特·普呂弗也對費薩爾·伊本·侯賽因的到來頗感興趣。但是，對於如何將侯賽因家族拉到土耳其—德國陣營來，他主張動用嚴厲的手段。早在1914年10月，傑馬勒帕夏還沒有抵達敘利亞的時候，普呂弗已經派遣了他自己的間諜去漢志摸清埃米爾侯賽因究竟效忠於哪一方。他在11月初向馬克斯·馮·奧本海默傳送了自己的結論：麥加的埃米爾實質上已經被英屬埃及收買，因此「徹頭徹尾地忠於英國人」。

侯賽因除了在政治和宗教上明顯與青年土耳其黨存在分歧外，他的問題還涉及地理方面。漢志是奧斯曼帝國最孤立和貧困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幾乎完全依賴於每年的「哈只」，即穆斯林信眾前往麥加朝覲。朝覲的穆斯林大部分來自印度或者埃及。乾旱的漢志的糧食主要依賴進口，這些糧食大多來自紅海對岸的埃及或英屬蘇丹，是政府補貼的宗教捐獻。英國海軍是紅海無可爭議的主宰，要切斷朝覲路線和漢志的糧食供應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那樣的話，漢志就會徹底滅亡。侯賽因把懸在自己頭上的利劍的情況告知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在奧斯曼政權提出的要求面前必須小心行事。

但在庫爾特·普呂弗看來，這不過是令人憤慨的虛張聲勢。他認為，簡單地說，英國絕對不會讓伊斯蘭聖地捱餓，更不會入侵聖地，因為那樣必然招致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憤怒；如果那樣，德國就走運了。與此同時，麥加和麥地那的守護者侯賽因不敢公然投靠英國人，因為那樣的話，穆斯林世界的怒火就要針對他了。麥加的詭計多端的老埃米爾在玩弄雙方，告訴英國人自己與君士坦丁堡不和，穩住英國人，並保住自己的糧食供應和朝覲路線；同時又告訴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英國人的威脅，藉此釣住君士坦丁堡。

但問題在於，土耳其人不願意公開挑戰侯賽因。普呂弗和其他德國情報人員抵達該地區後，土耳其人就明令禁止他們以任何方式干預漢志事務。傑馬勒甚至打算在費薩爾來訪期間儘可能阻止德國顧問們與年輕的謝赫接觸。敘利亞總督無疑要用青年土耳其黨在過去六年中對付侯賽因家族所用的手段——百般殷勤、阿諛諂媚，再加上笑裡藏刀的威脅，儘管這些手段收效甚微。

最讓普呂弗抓狂的是，侯賽因是讓泛伊斯蘭聖戰開花結果的關鍵之一。沒有這位雜湊姆領袖的祝福，聖戰的宗教命令就只是青年土耳其黨政權在自說自話；有了他的祝福，烈火就可能在整個中東，乃至更遠方熊熊燃起。

普呂弗在11月寫給奧本海默的報告中做了結論，埃米爾侯賽因「好在全無力量，在我們掌心之內」。現在的挑戰是，讓其他所有人——傑馬勒、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以及侯賽因自己——相信事實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