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榮幸地向您彙報，此地的局勢日益惡化。
——1914年11月9日，美國駐貝魯特總領事斯坦利·霍利斯，寫給國務卿。
1914年8月7日下午，新官上任的英國陸軍大臣霍拉肖·赫伯特·基欽納勳爵應招去參加他的第一次內閣會議，與會的還有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和其他大臣。
基欽納被選為陸軍大臣幾乎是個偶然。他作為英國在埃及的代理人，返回英國作了一次短暫停留，正要登船離去，這時傳來訊息，戰爭爆發了。阿斯奎思認為，任命英國最赫赫有名的戰爭英雄來領導作戰，或許能夠鼓舞民眾的鬥志，於是跳過了許多候選人，直接將這個職位給了基欽納。
在當時，其實首相根本不需要考慮鼓舞鬥志。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群眾為戰爭欣喜若狂，很多人聚集在廣場上，為宣戰的訊息歡呼雀躍。大多數人都預測，這將是一場非常短暫的戰爭。在歐洲大陸的各個村莊和城市，急於擺脫農場和工廠的單調苦差的預備役士兵們無不害怕自己應徵上前線之前，這場大冒險就會結束。英國的情況略有不同，因為英國是少數沒有實行義務兵役制的歐洲國家之一。但在宣戰幾天之後，英國政府就開始考慮暫緩徵兵，認為志願參軍的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戰爭的需要。
但在1914年的夏天，絕大多數人都忽略了一個關鍵的細節：在過去的40年中，武器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關於武器的老觀念都已經過時了。這都是些不起眼的簡單東西——機槍、長射程炮彈、帶刺鐵絲網——但就是因為這個疏忽，歐洲將闖入一場與大多數人的預期大相徑庭的殺戮。
歐洲列強對這些警告的跡象視而不見，一個原因是，此前這些新式武器幾乎完全是用來對付沒有這些新式武器的人的，特別是那些試圖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非歐洲人。在這些情況下，新式武器使得歐洲人可以對落後民族實施一邊倒的大屠殺（這樣實力懸殊的較量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來還不曾有過），因此是歐洲各個殖民帝國能夠在19世紀下半葉在亞非迅速擴張的最重要原因。
頗具荒誕意味的是，在能夠理解戰爭的新面孔及其可能造成的問題的少數人當中，就有那個多次執行過這種一邊倒大屠殺（或許他執行屠殺的次數比當時任何人都多）的人：基欽納勳爵。1898年，在蘇丹的恩圖曼戰役中，基欽納用馬克沁重機槍對付揮舞長矛衝鋒的騎兵；僅僅一個上午的時間，英軍就消滅了1萬名敵人，己方僅有47名士兵陣亡。但如果敵人也有馬克沁重機槍，會發生什麼情況？基欽納心知肚明。在8月7日的內閣會議上，有些大臣認為戰爭只會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周。新任陸軍大臣卻預測說，戰爭會持續幾年。他告訴同僚們：「到我國只剩最後100萬人時，戰爭才會結束。」
這種話自然很少有人願意去聽，更不會有人去注意了。似乎是堅信自拿破崙時代的歐洲大戰以來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蘇格蘭高地步兵攜帶風笛、穿著褶襉短裙，法國胸甲騎兵和奧地利長槍騎兵穿好銅製胸甲、戴上配有鴕鳥羽毛的頭盔，在軍號和戰鼓的伴奏下，歡欣鼓舞地開赴戰場，卻完全不曾意識到，他們的歐洲即將化為一個屠場，在隨後的四年中，將有約1000萬軍人和約600萬平民被驅趕著奔向死亡。
只有黑暗時代和成吉思汗的蹂躪才可以與這場戰爭的災難性相提並論。相比而言，在前一個世紀，大英帝國將自己的版圖擴張到了五大洲，捲入了全球範圍內約40場衝突——主要是鎮壓殖民地人民的起義，但也有克里米亞戰爭和布林戰爭這樣的大戰——一共損失了約4萬名軍人。在隨後的四年中，英國將損失這個數字的20多倍。在1870～1871年災難性的普法戰爭中，法國在戰場上傷亡約27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初三週，法國的損失人數就達到了這麼多。在這場戰爭中，德國處於服兵役年齡的男性人口將會損失13%，塞爾維亞的總人口將損失15%，而僅僅在1913～1915年的這兩年之內，法國男性的預期年齡將從50歲銳減到27歲。這場血腥大屠殺的領導者將會對這些統計數字變得麻木不仁，以至於英國將領道葛拉斯·黑格在1916年發動索姆河攻勢時——戰役當天有5.8萬協約國士兵傷亡，至今仍然是英語世界歷史上最血腥的一天——會認為這些傷亡數字「不算嚴重」。
這一切對歐洲人集體意識的影響將會極其深遠。最初的狂喜會讓位於震驚，震驚變成了恐懼，然後隨著殘殺漫無止境地一天天持續下去，人們最終會陷入麻木的絕望。
但在這過程中，歐洲公眾開始質疑關於他們社會的一些最基本的觀念。他們意識到，剝去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巧言令色的辭藻，這場戰爭的實質是一場大型的家族世仇，歐洲的帝王們——其中很多人都是血親——終於有了機會，在他們的忠順臣民的成堆屍體之上，清算他們的宿怨和私人仇隙。歐洲的君主制養成了一種衰敗過時的軍事精英文化，貴族、老邁的戰爭英雄和宮廷佞臣們在戰場上庸碌無能，對為他們流血犧牲的人們冷酷無情，各國都是如此。看到戰爭進行的方式，以及幾乎所有參戰國的不可思議的愚蠢，居然能有人最終戰勝，已經是個天大的奇蹟。
最終，歐洲公眾回想起自己在1914年8月歡慶戰爭爆發的喜悅，看到的簡直是另一個時代，是一群稀裡糊塗、輕易上當的原始人跳的一場死亡之舞。這樣造成了一種絕妙的諷刺。在這場保衛和擴張帝國、蠶食其他帝國的大規模混戰中，歐洲的6個帝國主義國家中的4個將徹底滅亡，而另外兩個——英國和法國——將會大傷元氣，永遠無法完全恢復。填補缺口的是兩種互相爭鬥不休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及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考慮到先前的帝國的惡名昭彰，美國自始至終不肯承認自己是個帝國主義國家。
但在1914年8月，這還都只是未來。目前，歐洲人正為多年的裝腔作勢終於結束、戰爭的「那個日子」終於降臨而長舒一口氣，滿心喜悅。
牛津的勞倫斯一家也不能免俗。宣戰幾天之後，最熱衷軍事的四弟弗蘭克·勞倫斯就獲得了第3格洛斯特營的中尉軍銜。身在印度的威爾·勞倫斯當即準備回國參軍。而大哥鮑勃加入了皇家陸軍醫療部隊。到月底，待在家裡的就只有14歲的阿諾德和26歲的內德了。
勞倫斯待在家裡也並非自己的意願。儘管奧斯曼帝國並沒有在8月的狂潮中參戰，但倫敦方面估計它很快就會參戰，而且很可能是加入德國和奧匈帝國那邊。如果發生那種情況，勞倫斯和倫納德·伍萊前不久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繪圖探險活動就會具有極大的軍事價值。基欽納親自下令，讓兩位年輕的考古學家暫時不要考慮參軍，先一心一意地將報告完成。於是，在8月，當他的同齡人紛紛前往新兵訓練營時，勞倫斯卻在波爾斯特德路的小屋和阿什莫林博物館之間來回穿梭，勤奮工作，對《尋漠》報告作最後的潤色。
如果說勞倫斯知曉報告的重要性的話，他的倦怠讓他越來越感到一種絕望。9月初，他和伍萊聯絡了他們在巴勒斯坦探險中的上級斯圖爾特·紐科姆——此時他已經是軍事情報部門的高官——請求紐科姆幫助他們在那裡安排職位。紐科姆建議他們耐心等待。他解釋說，如果土耳其與德國結盟並參戰，英國軍方就會急需他們這兩位近東專家的本領；而如果他們現在急於參軍的話，到時候反而不好安排他們。
勞倫斯對這個建議很不滿意。尤其讓他鬱悶的是，在戰爭的最初幾天內，關於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預言似乎要兌現了，只不過是敵人要贏了。
德國挑起了這場衝突，它的戰略的基礎是一個極其大膽，甚至可以說是魯莽的計劃。德國人的計劃是，在東線只作微弱防禦，面對俄軍的進逼可以退讓，而同時在西線向英法軍隊發起排山倒海的猛攻，在英法能夠充分動員之前就將其一舉打垮。西線戰事結束後，再轉身對付俄國人。
9月初，德國人的進展似乎比他們最瘋狂的夢想還要順利。在西線，德軍橫掃中立國比利時，然後轉向南方，將英法軍隊打得七零八落。德軍很快兵臨馬恩河畔，離巴黎只有30英里。令人意外的是，東線德軍並沒有按原計劃實施防禦阻滯戰術，而是向兵力遠勝於自己的俄軍發動了進攻。德軍迅速消滅了一支笨拙的俄軍部隊，正要將另一支也一舉摧毀。「回家過聖誕節」對德軍來說一下子變成了一個保守的口號，對協約國——英國、法國、俄國計程車兵來說，卻令人肝腸寸斷。
但在9月的第二週，戰爭的狂潮突然發生逆轉。在後來被稱為「馬恩河奇蹟」的交鋒中，英法軍隊阻擋住了德軍的攻勢，開始在法國鄉間緩慢地將德軍擊退。德國首相曾滿懷自信地預測，這場戰爭將是一場「短暫、令人神清氣爽的雷暴雨」，但這個預測落空了。在六週血戰之後，已經有50萬人死亡，出現了僵局。
勞倫斯待在綠樹成蔭的牛津，鑽研一份比例尺為0.5英寸∶1英里的地圖，而這地圖描繪的是離最近的戰場有上千英里的空曠沙漠。他一定感到非常痛苦。他肯定還考慮到，法國戰事的逆轉意味著，他的這種煉獄般的痛苦還將繼續下去；德國人所向披靡的時候，土耳其人都沒有參戰，現在德國人在撤退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參戰呢？
9月18日，他在給一位正在黎巴嫩的朋友的信中諷刺地寫道：「我正在寫一部關於摩西和他的漫遊的學術著作。我非常害怕，土耳其人並不打算參戰。」
如果說勞倫斯沒有理解戰前最後關頭的不祥徵兆，在巴勒斯坦南部監督標準石油公司的公路工程的威廉·耶魯則完全錯過了所有的跡象。他當初是在俄克拉荷馬州的油田一線收到了預示著他即將被派往近東的電報，而近一年之後，在巴勒斯坦沙漠，又是一封電報告訴他，戰爭爆發了。
修路工程當即被叫停，耶魯於8月匆匆趕回耶路撒冷。此時的耶路撒冷充滿了喧囂和騷動。居住在這裡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有不少，大多數家庭都在收拾行李，準備回國。在他們之前，處於服兵役年齡的法國人和德國人已經響應各自政府的總動員命令，回國入伍了。而英國直到1916年初才釋出徵兵令。
「我們到火車站給他們送行，」耶魯回憶道，「他們就像去參加足球賽的年輕大學生一樣，叫嚷著，歡呼著，歌唱著。去雅法的火車從調車場開出時，一節車廂內的德國人熱情澎湃地唱起了《德意志高於一切》，而另一節車廂裡的法國人同樣歡快地唱起了《馬賽曲》。昔日的朋友各奔東西，去參加他們的大冒險。」
與周圍的喧囂狂亂形成對比的是，這個美國石油勘探家突然發現自己無所事事起來。美國沒有介入戰爭，所以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總部命令耶魯留在巴勒斯坦，至少可以讓他照看即將運送到一線的鑽井裝置，再慢慢考慮下一步該怎麼做。但就連這個看守的任務也變得毫無意義了。標準石油公司的大量卡車在雅法碼頭剛剛卸下船，就被奧斯曼政府援引一項緊急狀態法令，全部徵用了。不久之後，英國海軍攔截了運載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大部分管道和鑽井機械的運輸船，將其全部轉移到位於埃及的一個扣押場地。
耶路撒冷的外國僑民已經所剩無幾，耶魯度過這個夏末的消遣是打網球和玩卡納斯塔紙牌遊戲，以及和其他外國人長時間地、面紅耳赤地討論世界局勢將如何發展。討論的一個焦點是，試圖通過區域政治的表象，去偽存真地發現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黨是否會參戰的線索。耶魯是個慣於行動的青年，這種不得已為之的無所事事讓他越來越焦躁，急於找些事情來做。
但「許願要小心，免得事與願違」這句老話很快就應驗了。耶魯受命去管教十幾名不守規矩的美國石油工人。這些工人大多來自德克薩斯或俄克拉荷馬，預定到克恩納布鑽井現場去工作，但乘坐的船（也就是鑽井裝置所在的那艘船）被英國人轉移到了埃及。這些石油工人無所事事，腰包裡又有大把鈔票，於是在開羅尋歡作樂、胡作非為，在這個放蕩不羈的城市也算是駭人聽聞，於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當地的辦事處向總部發了電報，敦促將這些工人送回美國。但是百老匯大街26號決定把這些人派到耶魯那裡去，或許是希望讓他們在聖地待一段時間，能夠重新找回基督徒的美德。
但總部的希望落空了。腳踏耶穌土地的機會卻讓這些石油工人更加公然地放肆。看到這個情況，再加上辦事處的現金儲備急劇縮減——歐洲的戰爭令國際匯款業務暫時停止——於是耶魯和他的上級決定，一箭雙鵰地解決兩個問題的辦法是，扣留這些工人的工資不發，而給他們發放每週五美元的津貼。工人們對這個安排怨聲載道，於是在發放津貼的日子，耶魯一手發錢，另一手要緊握一把填滿實彈的六發左輪手槍。
但他這個麻煩的管理工作也有一個很實用的功能。這些石油工人與耶路撒冷名譽最敗壞的居民們有著持續不斷的聯絡，因此訊息特別靈通，總是能最先聽到在城裡傳播的各色流言蜚語。隨著戰爭在歐洲日益擴大，這些傳言越來越黑暗。就是在這樣緊張的時期，五彩斑斕的奧斯曼世界——包括數不勝數的各種宗教派別、部落和民族群體——很容易分崩離析，各個群體為了自我保護而更加內斂，而各種古老的宿怨、狐疑和嫉妒會在暴力活動中迸發出來。分崩離析的危險最大的地方自然是帝國最「混雜」的角落——耶路撒冷城。在這裡，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穆斯林、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全都摩肩接踵，所以耶路撒冷是近東最具國際性的都市。
到8月底，從鄉村（穆斯林們正在組建民團武裝）傳來了聳人聽聞的訊息：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遭到了襲擊。雖然這些傳聞大多是假的，但卻讓氣氛越來越緊張。在耶路撒冷老城區，商人們越來越確信君士坦丁堡很快就會參戰，於是哄抬物價、囤積居奇。但尚不清楚的是，奧斯曼帝國將會加入哪一邊，於是在希望與英法俄結盟的人和希望加入德國和奧匈帝國一邊的人之間又產生了矛盾。
9月8日，對耶魯和其他仍然留在城內的外國人來說，局勢變得咄咄逼人。青年土耳其黨政府利用歐洲的混亂局面，宣佈不再承認先前四個世紀中被西方列強逼迫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外國人不受奧斯曼法律的管轄）。耶魯很快就注意到了這一舉措的效果。先前阿諛諂媚的當地官員現在變得傲慢而嚴苛。在耶路撒冷的狹窄人行道上，當地人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在西方「洋大人」走近時就自動跳到街上讓路了。有一次，耶魯和一群其他外國人在橄欖山觀光時，有一群小男孩向他們投擲石塊。在耶魯看來，耶路撒冷越來越像是一堆一點就著的易燃物。
對巴勒斯坦的其他一些人來說，不平等條約被撕毀造成的後果遠不止被石塊砸這麼簡單。處境特別危險的是在此前30年中抵達該地區的數萬名猶太移民。
大部分移民是分兩批來到巴勒斯坦的。第一批是19世紀80年代從中歐和東南歐來的移民，亞倫森一家就屬於這一批。第二波「上升」（即流散於全世界的猶太人向聖地的迴歸）是20世紀初逃離沙皇政府的政治迫害和國家發動的虐猶活動的俄國猶太人。儘管這些移民在文化上差別很大，第一批人大多篤信宗教、思想保守，而第二批移民中有很多社會主義者，但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在先前的不平等條約下，很多人仍然保有出生地的公民身份。
在歷史上，這種安排對猶太移民和西方列強都有好處。猶太人可以向故國尋求保護，而這些外國政府可以打著保護自己僑民的旗號干預奧斯曼內政。這種詭異的體制造就了許多悖論，其中最詭誕滑稽的就是，沙皇俄國一邊大聲疾呼地要保衛自己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公民的權益和福祉，而同時在國內卻系統性地迫害這個宗教少數派。不平等條約被廢除後，這一切都宣告結束。另外，假如土耳其最終真的參戰，至少一部分猶太人前途堪憂；成千上萬的第一波猶太移民還拿著奧匈帝國的護照，而成千上萬的第二波移民則拿著俄國護照，於是其中的一群最終會被奧斯曼帝國視為「敵國公民」。正如全歐洲範圍內無數無辜的人已經遭遇的那樣，這場博彩中的輸家將會被驅逐出境或者面臨牢獄之災。
在這個問題上，濟赫龍雅各布的大部分居民，包括亞倫森一家，實際上從另一個悖論中獲益。這些羅馬尼亞猶太人在獨立的羅馬尼亞無法獲得公民權，所以才來到巴勒斯坦。因此，他們仍然是羅馬尼亞獨立前的宗主國的公民，而這個宗主國恰恰就是奧斯曼帝國。與巴勒斯坦的其他猶太人不同，亞倫·亞倫森和濟赫龍的其他居民可以心平氣和地看待不平等條約被廢除的事件，甚至還會有些幸災樂禍。
但他們的這種想法沒有維持多久，因為就在次日，即9月9日，君士坦丁堡宣佈對武裝力量進行總動員。總動員的理由很奇怪，是為了「維持奧斯曼帝國的中立」。18～35歲的男性公民被要求報名入伍。更糟糕的是，此次徵兵令的物件是幾乎全部公民——過去猶太人和某些基督教派別是可以免服兵役的——而奧斯曼政府更是廢除了富人可以繳納某種特別稅而免服兵役的古老制度。
深諳奧斯曼政府行事之道的亞倫·亞倫森明白，廢除免服兵役制度的條款並不是玩真的，而是意味著，現在要免服兵役的話，就要向更多官員行更多的賄賂。但是總動員讓這位農學家在更寬泛的層面上感到憂心忡忡。歐洲最近的事件表明，徵兵必然意味著參戰；在戰爭的機器和官僚系統啟動起來、群眾的狂熱被煽動起來之後，就不可能輕易地讓一切平靜下來了。自歐洲戰事爆發以來，亞倫森從他在奧斯曼軍方和政界的朋友那裡聽到了關於君士坦丁堡將如何決策的大量互相矛盾的傳聞，而從歐洲局勢的宏大圖景中找到的線索也不能澄清晦暗的前景。面對這樣的不確定性，亞倫森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數猶太居民一樣，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理智或許能戰勝狂熱，戰爭或許還能避免。
有意思的是，他憂心的倒不是土耳其會加入哪一邊，而是戰爭本身。這部分是由於，自十字軍東征以來的歐洲戰爭中，不管誰輸誰贏，總會有猶太人受苦受難；但另一方面，亞倫森的憂愁也是由於奧斯曼帝國作戰的一個特點。在戰時，帝國的軍事和民政機關會突然間毫無忌憚地開始大規模徵用——「劫掠」或許是更恰當的詞——他們認為戰爭需要的物資。雖然這種徵用活動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村莊都會有影響，但是更現代化、更富裕的地方受到的衝擊肯定更大，比如濟赫龍雅各布和阿特利特這樣的地方。1914年9月中旬，亞倫森一家和他們在濟赫龍的鄰居們開始藏匿他們的財物，準備面對徵用官員的到來和他們的毀滅性劫掠。1914年9月4日下午，庫爾特·普呂弗在位於君士坦丁堡的日耳曼尼亞酒店房間內會見了一個叫作羅伯特·莫爾斯的德國人。莫爾斯魁梧粗壯、頭髮金黃，將近40歲，前不久還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當警察。當天下午兩人的談話主題是，如何通過炸彈襲擊、暗殺和伊斯蘭起義來推翻英國在埃及的統治。兩人甚至探討了炸燬蘇伊士運河。
他們的會晤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政治層面都是非同尋常的。就在一個月前，普呂弗還在慕尼黑教授東方語言，慘淡謀生；現在他卻成了一項高度機密的情報行動的關鍵成員，對此次行動知情的人不超過36個，因為行動的最終目標是把仍然處於中立狀態的奧斯曼帝國拖入戰爭。整個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對普呂弗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動一無所知。這個奇怪的局面要歸功於普呂弗的老導師馬克斯·馮·奧本海默，以及史上最奇特的外交協議之一。
在1914年的漫長夏季，隨著戰爭烏雲在歐洲上空越來越咄咄逼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掌控著帝國的軍人集團）的30多名成員中的大多數都希望避開即將降臨的歐戰的烈火風暴。但有一個小派別極力主張與協約國結盟，而由時年32歲的陸軍部長恩維爾帕夏領導的另一個派別則試圖加入到德國和奧匈帝國那一邊。在8月2日下午，也就是德國對俄國宣戰、戰爭正式爆發的幾個小時之前，他與德國簽訂了一項互助防禦條約。他的時間選擇糟糕透頂。
但問題是，恩維爾帕夏在和德國人談判的時候，並沒有和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大多數同僚商議。簽約的時候，只有恩維爾的三四個最親密的夥伴知曉此事。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在戰爭的最初幾周，恩維爾仍然向土耳其政府的其他人隱瞞條約的存在。年輕的陸軍部長告訴心急如焚的德國盟友們，他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打好基礎，隨後才能把這個意外之事告訴其他部長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如果能發生什麼突如其來的事件讓全國人民和青年土耳其黨領導層拋棄目前佔上風的中立態度，就再好不過了。
恩維爾找德國人算是找對了，因為中立國比利時在不久前就以血的代價學到，德國人最擅長突如其來的事情了。為了幫助不敢拋頭露面的土耳其盟友，德皇威廉二世能想到的最好辦法就是請馬克斯·馮·奧本海默出山，讓他的泛伊斯蘭起義理論施展威風。如果能在英國控制的諸多穆斯林地區——尤其是英國從君士坦丁堡手中偷走的埃及——煽動伊斯蘭起義，那麼奧斯曼帝國的領導層和群眾都一定會大聲疾呼地要求參戰。
德國人的最終目標是把土耳其拉下水，但在這年秋天，德國最高統帥部內有些人認為，讓土耳其再保持中立一段時間，對德國有好處。只要奧斯曼帝國還是中立國，就可以將其作為德國煽動破壞活動的理想跳板，德國人可以藉助這匹特洛伊木馬，向周邊的英國殖民地發動進攻，而蒙受的風險極小。奧斯曼帝國的中立還是一個絕佳的盾牌，德國可以在其掩護之下，為該地區最重要的軍事行動——進攻蘇伊士運河——做好鋪墊工作。8月中旬，德皇簽署了一道秘密指令，命令組建東方情報局。該情報局將以君士坦丁堡為基地，將其作為德國在近東的破壞活動的指揮中心。馬克斯·馮·奧本海默將擔任情報局的局長。奧本海默上任後不久就向他的弟子庫爾特·普呂弗提供了一個職位。
普呂弗自然是非常值得老師信賴的。普呂弗於9月3日晚在日耳曼尼亞酒店入住後立刻著手工作。第二天早上，他會見了恩維爾帕夏的得力干將之一——一位名叫奧馬爾·法齊·貝伊的青年土耳其黨參謀軍官，和他一起籌劃了一系列打擊英屬埃及的計劃：僱傭貝都因部族武裝襲擊蘇伊士運河沿線孤立的英軍駐地；派遣游擊隊員（所謂的「克米塔基」）潛入敵境，煽動伊斯蘭起義；暗殺重要目標、製造不區分軍人和平民的爆炸襲擊，掀起一場恐怖浪潮。普呂弗雖然對法齊·貝伊及其夥伴提出的一些比較別出心裁的計劃——比如將一艘滿載水泥的運輸船在蘇伊士運河最窄處鑿沉——表示懷疑，但對他們的熱情和創造性思維則高度認可。
除了和法齊·貝伊或者謝赫·沙維什（一個埃及煽動家，英國人對他又恨又怕）籌劃陰謀之外，普呂弗還和已經抵達土耳其首都的其他四五名東方情報局特工共圖大業。德國大使館也有三四名官員參加了這些會議。在會上，大家提出了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埃及、俄國統治下的中亞、阿富汗，甚至遠至印度——搞破壞和顛覆的雄心勃勃的計劃。
9月7日的一次會議結束後，普呂弗被帶去面見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那個人——陸軍部長恩維爾帕夏。恩維爾身材不高，身穿奢華的軍禮服，玉樹臨風——《紐約時報》稱其為「土耳其軍隊中最英俊的人」——黑眼睛的目光炯炯有神，戲劇性的小鬍子按照普魯士風俗，兩端向上翹，還塗了蠟。他的普魯士鬍子可不是偶然。在20世紀第二個10年，他曾是奧斯曼帝國駐德國的軍事聯絡官，很快就學會了德國軍事精英的做派和風尚，自詡比普魯士人更加普魯士。庫爾特·普呂弗並不擅長精神分析，但是他當晚在日記中草草寫下的描繪恩維爾的寥寥數語（恩維爾時年32歲，比普呂弗小四個月）卻非常深刻地體現出了這個即將單人獨騎就毀滅了奧斯曼帝國的人的特點：「鐵石心腸。面無表情、面貌帶有女性美。衣冠楚楚、精心打扮，到了矯揉造作的地步。令人震驚地強硬。‘我們可以比英國人更殘忍。’這個人想要些東西，但這東西就是不來。」
但普呂弗在君士坦丁堡最初幾天內參加的會議和聽到的計劃中，最讓他著迷的還是被開除的亞歷山大港警察羅伯特·莫爾斯面臨的特殊局面。戰爭開始的時候莫爾斯碰巧不在埃及，因為他是德國公民，所以被英國當局不由分說地解僱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交戰各方還頗有些紳士風度，因此英國人允許莫爾斯返回亞歷山大港去接被困在那裡的家人。在普呂弗看來，莫爾斯是發動顛覆行動的理想渠道。莫爾斯在埃及是個享有特權的洋大人，所以比當地人更容易私藏違禁品——普呂弗打算讓他藏匿的是製作炸彈的材料——並將其私自帶入埃及。為了讓這個丟了飯碗的警察認識到任務的重大意義，普呂弗安排莫爾斯在起航前往亞歷山大港（他將在行李中夾帶雷管）的前一天去拜會了恩維爾帕夏。土耳其陸軍部長熱情地向莫爾斯表示了感謝。
英國人雖然很快就懷疑恩維爾和德國高層之間達成了某種協議，但對具體情況仍然一無所知。但當普呂弗和奧本海默的其他特工開始在君士坦丁堡露面之後，英國人更加擔憂了。英國大使路易斯·馬利特在9月15日發給倫敦的電報中寫道：「即便土耳其不加入戰爭，德國人在這裡也是花樣百出，說不定就會做出對蘇伊士運河不利的事情，要麼是從敘利亞海岸派出所謂中立國船隻來攻擊，要麼是通過陸地上的特工人員。」
但與此同時，奧斯曼政府官員在不斷向英國大使發誓許願。馬利特從蘇丹和首相及大小官員那裡聽到的說法都是，土耳其沒有軍國主義意圖，只希望置身於歐洲戰爭之外。這些高官中肯定有人是在裝模作樣，但也有人是真心實意。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對恩維爾在8月2日與德國簽訂的協議很多高官仍然被矇在鼓裡。
10月5日，馬利特帶著自己的疑問直接去找了恩維爾。恩維爾在很多方面都天賦異稟，其中一項本事就是撒起謊來臉不變色心不跳。他不僅否認奧斯曼軍隊在巴勒斯坦的調動有任何不良企圖，並且（據馬利特說）還「對個別德國人有可能會針對運河或其他地方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的說法嗤之以鼻」。
但土耳其陸軍部長的謊言很快就要被揭穿了。在馬利特會見恩維爾的幾天前，羅伯特·莫爾斯在亞歷山大港被捕，他攜帶的爆破雷管也被查獲。根據埃及的軍法，他有可能會被處以死刑，於是他為了保命，將自己所知的德國與土耳其聯合攻擊埃及的計劃向英國審訊官和盤托出，還招供了他出發前覲見恩維爾帕夏、得到他祝福的事情。在說到自己和奧馬爾·法齊·貝伊與庫爾特·普呂弗的關係時，莫爾斯尤其健談。最能證明普呂弗罪責的是，被人贓俱獲的莫爾斯滿口承認，他行李裡攜帶的雷管是用來配合正在埃及製作的炸彈來使用的。英國人問莫爾斯是如何知道的，他答道：「因為有一次我看到謝赫·沙維什和普呂弗博士一起，在普呂弗的日耳曼尼亞酒店房間裡。他們在用阿拉伯語抄寫製作炸彈的配方……包括操作指南、所需化學物質的清單，右下角還有炸彈的草圖。」
開羅的英國人在莫爾斯事件中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寬容，或許是希望君士坦丁堡政權中的溫和派能夠約束住熱衷冒險的恩維爾，阻止土耳其參戰。匆匆組成的軍事法庭判處莫爾斯無期徒刑，而公開記錄中都隱去了他會見土耳其陸軍部長的情節。對於曾經生活在埃及的普呂弗，開羅當局就沒有那麼仁慈了。由於他在莫爾斯事件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英國人很快就懸賞要庫爾特·普呂弗的人頭。
倫敦中部近衛軍騎兵大道和白廳拐角處的老陸軍部大樓是一座巍峨雄壯的新巴洛克式建築，一共五層，以白色波特蘭石建成，每個角上矗立著一座30英尺高的穹頂。大樓內部頗有高雅的紳士俱樂部風尚，配有大理石樓梯、大型水晶吊燈和鋪設馬賽克的走廊。整座樓有近1000個房間，在比較高階的房間內，牆壁鑲著橡木，還預留出放置大理石壁爐的空間。1914年夏天，這座大廈就是英國的帝國總參謀部所在地，英國的高階將領們就在這裡運籌帷幄。勞倫斯在完成尋漠報告後，於10月中旬被派到這座大廈，到總參謀部地理科擔任文職地圖繪製師。
到此時，「地理科」這個說法已經不恰當了，因為在勞倫斯就職一週之內，科裡的最後一名軍職地圖繪製師就被派到了法國前線，辦公室裡只剩下勞倫斯和他的直接上司兩個人。勞倫斯很快就開始幹起了六七個人的工作：組織協調各戰區的地圖、根據前線報告增補地圖的細節、向高階指揮官報告地圖的突出特徵。
也許有人會想，勞倫斯這樣的年輕人——他剛剛過了26歲生日——突然置身於全國軍事指揮的神經中樞，每天與陸海軍將領會談，一定會心花怒放。但勞倫斯可不是這樣的人。恰恰相反，勞倫斯似乎對自己的新環境充滿偏見，對這裡的人們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他對軍界的鄙夷，部分是由於軍事文化和英國公學體制（他本人就是這個體制的產物）非常相似：向上級點頭哈腰；森嚴的等級制——在學校裡的表現是高年級學生和班長佩戴的特別領結，在軍隊裡的表現則是衣袖上條紋和星的數量；地位高的人能享受特權，地位低的人就一無所有。到陸軍部之後不久，勞倫斯向一個朋友開玩笑說，金碧輝煌的樓梯似乎僅供陸軍元帥們和雜役女傭使用。
他對權威的輕蔑或許還因為這些權威人士的整體水平不高。大多數現役軍官都在法國前線，所以總參謀部裡現在擠滿了預備役人員或者已經退役的人。勞倫斯雖然沒有什麼軍隊的經驗，但他也能看得出，很多人對自己的工作稀裡糊塗。和很多其他機構一樣，人們往往用趾高氣揚的自負來掩飾自己的無能。陸軍部裡到處是新晉升的上校和將軍們，永遠是昂首闊步地在走廊裡匆匆行走，手裡拿著備忘錄，或者召開緊急參謀會議，或者派遣一個童子軍傳令兵去地理科索要10分鐘前就應當提供的某戰場的最新地圖。
這種浮誇氣氛的一個副產品是，它直接導致勞倫斯獲得了軍職，這個事情是他後來最喜歡說起的逸聞趣事之一。
到總參謀部後不久，他被帶去拜見威風凜凜的亨利·羅林森將軍。羅林森即將離開倫敦，去指揮在比利時的英軍部隊，勞倫斯的任務是向他報告剛剛更新的比利時野戰地圖的情況。但是，據勞倫斯說，羅林森一看到他穿著便服，就大發雷霆地吼道：「找個軍官來跟我說！」地理科現在只有兩個人，於是勞倫斯被匆匆送到陸海軍百貨商店，領一套少尉的軍服；同時，任命他為軍官的委任狀也在迅速起草。但這套軍服也不會讓勞倫斯對軍方肅然起敬。在後來的歲月裡，勞倫斯一直對軍事規章置若罔聞，常常軍容不整、邋里邋遢，而且總是一副悠閒的姿態，幾乎到了倨傲的程度，令他的上級們一次又一次抓狂。
勞倫斯雖然已經非常偶然地成了軍人，但他在陸軍部的工作並沒有讓他更接近戰場。因為他的身高不符合英國陸軍的最低標準，所以只有需要他的特殊才華的地方才會讓他有機會上戰場，而唯一有希望的情況就是土耳其參戰。
但這希望實在太渺茫了。戰爭已經陷入僵局——西線的雙方都在瘋狂地修建戰壕工事——誰還會要走進這個爛泥潭呢？勞倫斯在10月19日給英國駐阿勒頗領事的夫人威妮弗蕾德·豐塔納的信中哀嘆道：「看樣子，土耳其打定主意要躺著不動、跟全世界和平相處了。我很遺憾，因為我想把他們趕出敘利亞，而現在他們的殘暴統治癒加穩定持久了。」
但就在兩週後，他的擔憂煙消雲散了。11月2日，恩維爾帕夏的派系最終得勝，土耳其加入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陣營，加入了戰爭。
對勞倫斯來說，好訊息接踵而至。土耳其宣戰之後，斯圖爾特·紐科姆被調離法國戰場，受命到開羅領導一個新的軍事情報單位。開羅預定將是英國在近東戰場的指揮部。紐科姆的單位很小，只有少數幾個對該地區非常熟悉的人。他當即就向勞倫斯和倫納德·伍萊發出了邀請。
12月初，勞倫斯在給威妮弗蕾德·豐塔納的信中寫道：「我要去開羅了。」此時他的心情顯然好了許多。「一切都好，除了土耳其人那邊。」
這是一片被搜刮得一乾二淨的土地。雖然亞倫·亞倫森對奧斯曼帝國參戰後徵用物資隊伍的肆虐早有預料，但他們的殘酷剝削比他預想的最糟糕情況還要惡劣。在敘利亞全境，政府以戰時緊急情況的名義將農作物、農業車輛和役畜扣押運走，倒霉的農民只得到了草草寫下的收據，所有人都知道，這種收據就是一紙空文。正如亞倫森擔憂的，這種洗劫在猶太人定居點特別猖獗。據傳記作者羅納德·弗洛倫斯的記載，在濟赫龍雅各布，「亞倫·亞倫森眼睜睜地看著土耳其士兵頗有章法地將衣服（包括女人的內衣和嬰兒服裝）、大車、馬車、水牛、農具、工具、槍支、醫療器械（包括產科器械）、顯微鏡和用來保護農田的柵欄柱和帶刺鐵絲網搶了個一乾二淨。」最終，濟赫龍的灌溉水管也被搶走，農田和果園因缺水而乾枯敗壞。只是由於當地奧斯曼官員的果斷干預且安排了武裝警衛，亞倫森在阿特利特的農業研究站才沒有遭到同樣的噩運。
如果這些橫徵暴斂是為了戰爭努力而作的不可避免的犧牲，並且的確為戰事做出了貢獻的話，亞倫森還能認命；但是政府這是在把敘利亞的五臟六腑掏個乾淨，替敵人摧毀敘利亞。在他隨後幾個月的旅行中，他看到成堆成堆沒收來的小麥在政府糧倉的院子裡腐爛，納布盧斯城有3000袋食糖被毫無遮擋地堆放著，在冬雨中融化，「令街頭頑童喜不自勝」。亞倫森後來記述稱，工程師們為了修復貝爾謝巴的一座橋樑，要求提供24桶水泥。過度熱心的徵用隊搜刮來了400桶，但是「還沒派上用場就被雨水毀掉，於是那座橋至今沒有修復」。
猶太人定居點在這些徵用過程中的損失極其慘重，這或許是由於它們的物資更多，質量也更好，君士坦丁堡政權的所作所為的確是增加了他們的苦難。土耳其加入德國和奧匈帝國陣營並參戰幾天之後，哈里發——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最高宗教權威——就發出了一道宗教命令，宣佈這是一場聖戰；為了保衛信仰，所有穆斯林都有神聖的義務去參加聖戰，反對伊斯蘭的敵人——外國基督徒。這個號召失去了一些感召力，因為奧斯曼人的兩個盟國就是基督教帝國。但廣大穆斯林群眾的確是被煽動起來了。在整個帝國的大小城鎮，年輕的穆斯林男子紛紛走上街頭或去徵兵站，宣告自己為了伊斯蘭的事業奮鬥和犧牲的決心。當然，這道宗教命令同時也讓帝國的基督徒和猶太臣民大為驚恐，敘利亞總督不得不匆匆釋出一道解釋性說明，稱此次聖戰只針對外國敵人。
這個解釋讓很多基督徒（基督徒佔到帝國總人口的近30%）鬆了一口氣，但猶太人卻沒辦法放下心來。他們仍然提心吊膽，一方面肯定是由於他們的人口很少——在戰時，人口少往往就意味著脆弱無助——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猶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頗具爭議。
猶太移民的有些難題也是他們自找的。濟赫龍雅各布的移民和大多數「第一波」猶太人定居點的人們一樣，通過採納巴勒斯坦古老的佃農體制——即僱傭阿拉伯人中的無地農民或佃農來從事體力勞動——漸漸發達致富。而第二波移民中的很多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俄國猶太人移民則譴責這種做法，認為它帶有剝削性和封建性；他們宣稱，為了創造「新的猶太人」，所有的勞動都必須由猶太人承擔。對不幸的阿拉伯農民來說，這兩種做法都讓他們頭疼。第一種做法讓種植園體制延續下去，而正是這種體制讓他們一代代人始終一貧如洗、沒有權益；而第二種做法表面上是為了他們好，實際上卻剝奪了他們的就業機會，或者按照亞倫·亞倫森的諷刺說法，「把他們從生存手段中解放出來」。
讓兩個民族間的摩擦更嚴重的是，在很多阿拉伯穆斯林眼中，猶太人是劣等民族。甚至對那些生活並沒有受到大量猶太移民影響的巴勒斯坦人——其實有些人的生活還因為猶太人的移入得到了改善——來說，猶太人過得也比他們好；更不用說，不平等條約賦予猶太人一些特權，讓他們對猶太人愈發怨恨。從第一波猶太移民開始，就發生了當地村民襲擊猶太人定居點，或者獨自外出的猶太移民被殺害的零星事件。
但猶太移民並沒有逆來順受地接受這種局面。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受到阿拉伯人襲擾最嚴重的幾個猶太人定居點組建了多個準軍事組織，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甸人」和「本·喬拉」，他們還開始向其他定居點有償提供武裝保護。這種現象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明眼人一看即知。沒過多久，「基甸人」和「本·喬拉」開始對他們認為敵視猶太人或者曾經襲擊猶太人的阿拉伯村莊發動懲罰性的襲擊，這又使得阿拉伯人發動報復攻擊。
總的來講，到1914年秋天，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感到自己四面受敵。考慮到聖戰的宗教命令、洗劫式的物資徵用以及不平等條約被廢除，目前最緊要的問題是，假如局勢進一步惡化，當地的奧斯曼官員——其中很多人平時就對猶太人不友好——究竟能幫猶太人多少。
在濟赫龍雅各布，這個問題很快就有了解答，而答案完全不能讓人寬慰。亞倫·亞倫森的弟弟亞歷克斯在9月應徵入伍，兩個月後，他最終想方設法地以身體原因脫離軍隊，帶回了令人不安的訊息：在聖戰號召發出後，亞歷克斯所在新兵單位的所有猶太人和基督徒都被收繳武器，分配到勞工營。11月，政府釋出了一道新命令，要求將私人的武器全部上繳；負責收繳武器的小分隊對猶太人定居點的搜查要比對鄰近的阿拉伯人的搜查仔細得多。濟赫龍雅各布居民說自己沒有任何武器——他們已經事先將武器埋在了附近的田地裡——土耳其指揮官抓了四個人——包括倒霉的亞歷克斯·亞倫森，把他們拖到納布盧斯，毒刑拷打，一直到他們承認有武器。據說，這個土耳其指揮官威脅說要對濟赫龍的年輕女人們不利，村民們才最終交出了武器，亞歷克斯和其他三人才被釋放。
對巴勒斯坦的很多猶太移民來說，他們自以為已經安全逃離的歐洲的虐猶活動似乎又要開始了。尤其是在12月初，治理巴勒斯坦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傑馬勒帕夏宣佈，「敵國」公民必須入籍，否則將被驅逐出境。受到最直接影響的自然是俄國猶太人這個少數派，幾天之內就有約800名俄國猶太人在雅法被捕，等候驅逐。這座城市的碼頭很快擠滿了其他猶太人，他們都想盡快登上任何願意帶他們走的船隻，前往任何可能接納他們的安全港灣。
濟赫龍雅各布的一些居民也加入了這股難民潮，但亞倫森一家不在其中。雖然一家之長——60歲的埃弗拉伊姆還在，但決定家中大事的其實是他的長子亞倫·亞倫森。亞倫森認為，這無需考慮，因為巴勒斯坦是他們的家。而且，他的科研工作的基地就在這裡，維繫著他生命的夢想就在這裡。他在1月中旬給一位美國贊助人的信中寫道：「我始終被人監視，好心的朋友們強烈建議我一有機會就儘快出國。但我不打算逃跑，現在還不打算。」但亞倫森對國家的信心被嚴重動搖了。「我很久以來一直堅決支援土耳其政府，現在為在過去三週的所見所聞深感遺憾和羞愧。」
1914年12月15日上午，一艘法國汽船在從馬賽出航六天後，接近了埃及北部低矮且霧氣濛濛的海平線。勞倫斯就是這艘船的乘客之一，他是到英國駐埃及遠征軍在開羅的軍事情報單位的新崗位就職的。同他一起前來的還有他的直接上司斯圖爾特·紐科姆上尉。
1914年的開羅人口不到100萬，擁有寬廣的林蔭大道和風光旖旎的公園，尼羅河畔有著雅緻的散步休閒場所。當時，吉薩的大金字塔離市區有約10英里，從市中心的幾乎任何高層建築的房頂都看得見金字塔的岩石尖頂。
拋卻秀逸的風光不談，讓1914年的開羅如此令人心醉的是它作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十字路口的地位，以及它的可以上溯數千年的一層層厚重的歷史。老城區仍然是一座由小巷和袖珍商鋪組成的迷宮，後街裡隱藏著古老的宮殿和清真寺。雖然在此地已經統治30年之久的英國人在有些地方建造了西式建築，但埃及首都仍然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像所有真正宏偉壯麗的城市一樣，高深莫測，難以一探究竟。
就是這種神秘氣息讓三年前首次到訪開羅的勞倫斯心醉神迷。這座城市雖然自1911年以來在外觀上沒有多少變化，但在其他方面，1914年的開羅幾乎舊貌換新顏。自歐洲戰爭爆發以來，它業已成為一箇中轉站，數十萬殖民地軍隊從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紛至沓來，途經蘇伊士運河，開赴西歐戰場。就像在幾乎任何一場戰爭中的任何一個軍隊休整落腳點一樣，這些軍人很快就把開羅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紅燈區，在這裡只要有錢，幾乎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和任何人。
這種局面令保守的開羅人無比憤慨，情況在土耳其參戰後變得更糟糕了。土耳其軍隊進攻蘇伊士運河幾乎已成定局——敘利亞總督傑馬勒帕夏在11月底公開起誓要這麼做——數十萬英國和殖民地軍隊被留在埃及，以應對這個威脅。開羅迅速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軍營，市中心街道上熙熙攘攘地擠滿了神氣活現的軍官和列隊前進的步兵。開羅人對他們的英國主人從來沒有過好印象，現在更是怒火中燒、滿腹憎惡。
這支部隊急速膨脹，為了給負責管理它的軍官們提供辦公場所和住宿地，英國人很快徵用了城裡的幾乎所有比較高檔的酒店。其中就有薩沃伊飯店，它坐落在尼羅河東岸，兼收幷蓄地吸收了英國愛德華七世時代和印度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建築風格。斯圖爾特·紐科姆的新軍事情報單位人員在抵達開羅後，在薩沃伊飯店較高的一層佔據了三個大房間，作為辦公室，同時在鄰近的大陸大酒店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