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這個單位只有五個人，看上去更像是牛津或劍橋大學學術論文同業稽核小組成員，而不是精通情報和反諜報的黑暗藝術的大師。除了勞倫斯和伍萊這兩位牛津大學畢業的考古學家外，還有兩個年輕的貴族，喬治·勞埃德和奧布里·赫伯特，都擁有頭銜，並且是上議院的議員。抵達開羅後不久，勞倫斯在給老友愛德華·利茲（他在阿什莫林博物館工作）的信中描述了每個人的不同職能：「伍萊負責人事，監聽多種語言的電話通話，並將有用或可疑人員記錄在案。有個叫喬治·勞埃德的人，是個什麼議員，其他方面倒還不壞，負責美索不達米亞。奧布里·赫伯特是個古怪的傢伙，負責土耳其政治。他們在有空的時候就尋找土耳其軍隊的動向，這可是需要放大鏡的活計。」至於他自己的職責，勞倫斯寫道：「我負責刷洗瓶子、處理辦公室雜役、削鉛筆和擦洗鋼筆。」
勞倫斯的工作當然遠不止這些。因為他曾短暫地在倫敦陸軍部的地理科工作，所以被指派負責管理單位的地圖室。因為土耳其人對蘇伊士運河的進攻指日可待，勞倫斯需要從清晨一直苦幹到深夜。
勞倫斯雖然終於接近了戰場，但他讓上級抓狂的天賦還在。他剛到沒幾周，就有幾名高階軍官開始抱怨薩沃伊飯店地圖室裡那個瘦削小夥子的厚顏無禮和邋遢外表。但勞倫斯讓人惱火的本領不僅限於他的外表和言語。他還是個技藝嫻熟的作家。作為情報單位中眾人皆知的「敘利亞通」，他在1915年初開始撰寫一份描述奧斯曼帝國的這個幅員遼闊地區的地形地貌、文化和民族構成的長篇報告。當時和現在一樣，這種背景報告裡往往塞滿了遲疑不決的、滿是修飾語的措辭，但勞倫斯在他的《敘利亞：原材料》一文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直言不諱表達了自己對敘利亞各大城市和民族的看法，語言有時非常幽默和傲慢。他對耶路撒冷的猛烈抨擊非常典型：「耶路撒冷是個骯髒的城鎮，所有閃米特宗教都稱它為聖地……在這座城市，過去的聯合勢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它根本沒有當今；它的市民絕大多數都是毫無個性的酒店僕役，依靠過往的遊客過活。」
這第一句話僅用了二十幾個詞就將世界上最享有盛譽的城市之一和三種主要宗教貶得一無是處，而且冒犯了所有讀到此文的英國外交官和將領的基督教感情，無疑讓勞倫斯非常自豪。
1914年11月中旬，威廉·耶魯搭乘一艘擠滿難民的運輸船從貝魯特前往亞歷山大港。他在描述船上難民的情緒時，絲毫不吝惜誇大的言辭。他剛剛逃離了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戰時的壓抑氣氛，就此寫道：「對船上每個人來說，埃及都是絕對安全的避難所，沒有任何值得害怕的東西。但我絕沒有想到，另一種恐怖很快將吞沒法老的國度。」
但耶魯說的恐怖不是指四處搶劫計程車兵或者宗教狂熱分子組成的武裝民團，而是從埃及過境的成千上萬澳大利亞士兵。他們在從家鄉到此的擁擠的運輸船上憋屈了幾周，現在上岸之後立刻把古老的開羅變成了酩酊大醉、喧鬧嘈雜的妓院。耶魯雖然曾經目睹狂暴的美國勞工在耶路撒冷的胡作非為，但他內心深處始終是個清教徒式的揚基人，所以被開羅街頭持續不斷的鬧劇驚得瞠目結舌：打架鬥毆、對過往的女人動手動腳、士兵爛醉如泥地躺在臭水溝裡。在他看來，這種粗野下流的行為只會讓英國人在當地人眼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因為埃及人和近東的其他很多民族一樣，將英國人視為一個冷靜的優等種族。1914年的這些熱血沸騰、淫蕩好色、紀律渙散的澳大利亞人……讓埃及人大開眼界。」
耶魯在耶路撒冷目睹了奧斯曼帝國緩慢走向戰爭的全過程。11月3日，土耳其宣戰的訊息不脛而走，成群的穆斯林男子開始在耶路撒冷的城區聚集，城外村莊的人也不斷蜂擁進城。當晚，耶魯和其他西方僑民在大新酒店的上層陽臺上觀看著看不到盡頭的年輕人的隊伍湧過老城區的雅法門，前往阿克薩清真寺——耶路撒冷城內最神聖的穆斯林聖地——一邊走，一邊捶打自己的胸膛，歌唱著自己為信仰犧牲的決心。
「這景象讓我們毛骨悚然，」他後來回憶道，「我們的身體的每一根纖維都有意識或者是無意識地感到，讓這些人熱血沸騰的那種宗教狂熱，就是大約800年前驅使他們的祖先走過同一條街道、與我們的十字軍祖先作戰的那種狂熱。」
這也讓耶魯和他的上司達納拿定主意，撤退的時間到了。三天後，他們在雅法港成功登上了一艘滿載難民的運輸船。他們又換乘其他超載的船隻，頗費了些周折，終於在11月17日抵達了埃及，目睹了狂歡的澳大利亞人造成的新的恐怖局面。
一位警覺的英國情報軍官注意到了他們的到來。在亞歷山大港碼頭，耶魯被帶到一個辦公室，向英國人報告他最近在巴勒斯坦的見聞。讓問話的英國人驚喜的是，這個美國石油專家在逃離敘利亞的途中觀察非常仔細，能夠說出巴勒斯坦南部一些城鎮的土耳其兵力情況。他還證實，該地區到處都是德國軍官，德國人似乎在和運載戰爭物資的卡車隊伍以及成營的行軍的土耳其士兵一道，大舉南下。
耶魯不得不在開羅等待他在百老匯大街26號的老闆們做出決定，究竟如何安排散佈在中東各地的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僱員。從標準公司的克恩納布專案的角度看，奧斯曼帝國參戰讓局面愈發惡化。英法兩國的海軍對新敵人的海岸線——奧斯曼帝國的海岸線包括整個地中海東部，從巴勒斯坦一直到歐洲的東南角——實施了封鎖，所以在短期內肯定沒有辦法對特許區進行開發。紐約標準石油公司面臨的根本問題是，應該先從中東撤退，把員工都帶回國，還是讓他們先留在原地，等待近期出現什麼無法預見的新情況。
12月底的一天，耶魯還在等待上級的回覆，這時有人敲響了他在民族酒店的房間的門。他起初沒有認出這個訪客——這是個身穿英國陸軍制服的年輕人，這樣的人此刻在開羅比比皆是——但他的炯炯有神的藍眼睛似乎讓他回憶起了什麼。
「你好呀，耶魯，」客人開心地歪著嘴笑了笑，「你不記得我了嗎？我是英國情報部門的勞倫斯。我們去年1月份的時候在貝爾謝巴見過。」
耶魯記起來了，無疑也記起了這個驕傲自大的年輕考古學家是如何拆穿他的「花花公子」幌子來取樂的。
很快局勢就很明顯了，這次會面仍然是某種形式的訊問。在戰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經向巴勒斯坦調兵遣將，顯然是在準備進攻蘇伊士運河，現在這個調兵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勞倫斯幾天前剛剛抵達埃及，他翻看了一下入境外國人登記表，看到了耶魯的名字。他想把標準石油公司在希伯倫以南修建的那條公路的情況摸個清楚：它的具體路線、它的構成和排水系統，以及土耳其人是否可以用它向南運送重武器。
「他把我掌握的資訊全部掏空之後，」耶魯回憶道，「就開始談論巴勒斯坦局勢。我很快發現，雖然我剛從那兒來，但這個軍官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此時我才開始瞭解，英國情報部門是多麼高效，年輕的勞倫斯是多麼精明強幹。」
當晚，勞倫斯把從耶魯那裡瞭解到的情況寫成報告，準備呈送給軍事情報部門的上級。他的這份報告讓人讀起來很不爽。希伯倫—貝爾謝巴公路還沒有完工，但是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已經完成了最困難的一段路，就是穿過朱迪亞山區到沙漠邊緣的下坡路。威廉·耶魯或許是吸取了在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學經驗，把路修得坡度非常平緩，以利於載重卡車通行，事實上這條路的坡度極小，路基很容易改建為鐵路。此前，英國的高階將領一直認為，土耳其—德國軍隊從巴勒斯坦南部向蘇伊士運河前進主要是依靠地中海沿岸的已經修好的道路。標準石油公司和威廉·耶魯的希伯倫公路無意中幫助土耳其人把他們的作戰正面擴充套件了約30英里。
1914年11月21日上午，也就是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到三週之後，艾哈邁德·傑馬勒帕夏——此時統治奧斯曼帝國的三巨頭之一——離開君士坦丁堡，就任第4集團軍總司令兼敘利亞總督。他的真正權力比這兩個頭銜的範圍要大得多：他實際上是安納托利亞以南、美索不達米亞以西全部奧斯曼疆土的最高軍政長官，他的轄區相當於帝國目前在大陸的版圖的一半以上。他的頭等要務與他的權威相稱：率領土耳其軍隊進攻蘇伊士運河，直搗英屬埃及。
在隨後的三年內，傑馬勒帕夏將完完全全地主宰敘利亞的生活，他的行為是後來發生的大部分事件的動因。由於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雙重身份，他會和三個不同的人持續接觸，並在不同時期令其為己所用：亞倫·亞倫森、庫爾特·普呂弗和威廉·耶魯。
從某些方面看，身材矮小強健的傑馬勒似乎不是這個封疆大吏職位的理想人選。他於1872年出生於一個奧斯曼下級軍官家庭，自然而然地子承父業、進入軍隊發展，逐漸得到晉升，但表現並不突出，直到於20世紀初加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改革派密謀集團。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功奪權的1913年政變之前，艾哈邁德·傑馬勒一直默默無聞，政變後被任命為君士坦丁堡軍事總督。不到一年之後，在新近崛起的所謂「三位帕夏」聯合執政的局面中，這位42歲的軍官成了統治帝國的神秘莫測的委員會的三位公開代表人之一。
傑馬勒得以平步青雲的一個原因無疑是他的個人魅力。美國駐土耳其大使亨利·摩根索回憶稱：「他握你的手時力道極大，就像是用老虎鉗夾了你一下；他用那雙滴溜溜轉、目光深邃的眼睛看你的時候，那種個人魅力是令人景仰的。」這並不是說摩根索對傑馬勒有好感，因為他在傑馬勒的魅力裡看到的是一種惡毒的力量。摩根索的過激的、帶有種族主義意味的描述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他的眼睛漆黑，目光穿透力極強，非常敏銳，極快地、極其靈敏地從一個目標投向另一個，用閃電般的短暫一瞥似乎就能看到所有東西，代表著極端的狡猾、無情和自私。他喜歡咧嘴大笑，露出所有的白牙，他的笑容也令人不快，如同野獸一般。」
另一個在戰時和傑馬勒打交道很多的美國人對他作了更細緻的描述。貝魯特的敘利亞新教學院的院長霍華德·布里斯回憶說，在戰時的貝魯特，有一天下午，總督舉行了茶話會，那是一個社交場合，甚至邀請了敵國僑民。傑馬勒「非常快活、溫雅愜意、津津有味，手放在口袋裡走來走去，或者懶洋洋地斜靠在一張大椅子的扶手上，倚靠在椅子的另一個扶手上的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歐洲女士。」布里斯注意到，總督非常愛孩子，而且公開地向妻子表示親暱——「這在東方人中是很少見的」。布里斯看到的傑馬勒一方面極度虛榮，另一方面又心地善良，「他的性格里富含互相矛盾的元素：殘忍和寬大，堅定不移和反覆無常，理想主義和縱慾享樂，自私自利和愛國主義」。
傑馬勒的性格上有很多矛盾之處，他的政治觀點也非常複雜。他代表了青年土耳其運動核心深處的內在矛盾：夾在東西方之間、現代性和傳統之間，既對歐洲列強非常敬佩和仰慕，又對它們非常怨恨和憎惡。傑馬勒是個虔誠的穆斯林，鼓吹泛伊斯蘭主義的聖戰信條，但同時又是一位青年土耳其黨領導人，大力主張賦予帝國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派完全的公民權利。他是個熱衷於歐洲音樂和文學的審美家，特別喜歡在君士坦丁堡外國人光顧的沙龍里練習法語，但同時又告誡同胞們要清洗掉西方的腐化影響。他夢想著，土耳其和伊斯蘭能夠有一場復興，讓奧斯曼帝國煥發青春，恢復古時的光榮偉大，但內心深處又是個唯技術論者，一心要通過修建公路、鐵路和學校來讓他的國家進入現代化。
「他的雄心是建設一個富強的敘利亞，能夠向歐洲人展示，讓他們豔羨不已，」布里斯寫道，「如果說他是個人主義的愛國者，就不太公平。他非常虛榮。他希望改革土耳其，但他最想要的是讓大家都知道他是主要的改革家。」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傑馬勒將會依賴他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險惡潮流中崛起過程中習得的技能：能夠在一眨眼的工夫從文雅變為兇殘，既擅長伸出橄欖枝，也擅長暗箭傷人。那些生活在他的南方領地之內的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傑馬勒帕夏在拉攏潛在敵人時會非常殷勤客氣和關懷備至，但如果阿諛諂媚、油水豐厚的閒職和甜美諾言都不奏效的話，他也會很自然地動用放逐和處決的老辦法。
他乘坐的火車從君士坦丁堡的海德爾帕夏車站開出後，改革敘利亞的挑戰很快就顯得特別突出。傑馬勒面臨的最初困難是，首先要抵達敘利亞。漫長旅途的最初一段還很順利，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兩天旅程很愉快，但是火車抵達小鎮穆斯塔法貝伊（位於亞歷山大勒塔灣北端）時，就遇到了麻煩。在那裡，當地官員窘迫地向傑馬勒報告，前面的通往亞歷山大勒塔城（今伊斯肯德倫）的鐵路有多處在不久前被雨水沖毀了。於是帕夏改乘汽車，但是在通往亞歷山大勒塔的「高速公路」上沒走多遠，就陷入泥潭，爛泥一直淹沒到汽車的擋泥板。傑馬勒隨後騎馬行進四個小時，終於抵達海濱城鎮德爾特約爾。傑馬勒一行在那裡找到了一輛僅能容納兩人的袖珍有軌車。某些樂觀主義者相信這輛車足夠輕，應該可以順利通過已經損壞的海岸鐵路線。最終，帕夏和他的參謀長乘坐這輛有軌車抵達了10英里外的亞歷山大勒塔。
「這次乘坐有軌車在打滑的軌道上的旅行，我將終生難忘。」傑馬勒寫道，「我們多次遇到生命危險，因為我們在瓢潑大雨中沿著海岸線行進，而海岸線受到敵艦的監視……鐵軌的有些地段懸空15～20米，有些地段則被水淹沒，我們就這樣開到了亞歷山大勒塔」。
等待帕夏的是更多的壞訊息。亞歷山大勒塔和敘利亞北部的內陸之間的唯一一條交通線——通往阿勒頗的公路已經無法通行，不過「無法通行」這種說法實在是太保守了。修路工程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但僅僅是將所有加拱石清理掉，就沒有下文了。那些石頭現在就被高高地堆放在公路兩側，按照傑馬勒的說法，使公路「成了一條絕妙的運河」。他在回憶錄中驚呼道：「我的軍隊就要依賴這條路和帝國本土保持聯絡！」
12月6日，傑馬勒在跋涉兩週多之後終於抵達位於大馬士革的司令部，此時他已經得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蘇伊士運河攻勢必須推遲，當務之急是先解決補給線和基礎設施的最基本問題。但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已經在大馬士革等待他的一位年輕的德國情報軍官。此人被委派擔任傑馬勒與德國高層之間的聯絡官，他就是庫爾特·普呂弗少校。
在普呂弗看來，蘇伊士運河攻勢刻不容緩。他在瞭解到傑馬勒的躊躇之後，寫信給馬克斯·奧本海默稱，敘利亞人對聖戰的支援原本就不溫不火，如果攻勢推遲的話，「我們精心炮製出來的聖戰熱情無疑會煙消雲散，舊時的無動於衷（如果不是敵意的話），就會捲土重來」。另外，推遲攻勢還會「令素來膽小如鼠的埃及人徹底灰心喪氣」。
普呂弗堅決反對推遲攻勢的態度很奇怪，因為他給奧本海默的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解釋，向運河的進攻為什麼註定要失敗，因為他認為「現有手段不足以完成此項任務」。但普呂弗催促儘早進攻或許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他目睹了把土耳其拖入戰爭的漫長努力，而且他從發往大馬士革的情報也一定能瞭解到，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領導層中仍然有人在百般努力，希望退出與德國的聯盟，向協約國求和。一旦向蘇伊士運河發起進攻，主和派就無路可走了。那樣的話，土耳其和德國就將成為綁在一根繩上的兩隻螞蚱，只能同生共死。
不久之後，傑馬勒收到了君士坦丁堡發來的一份簡短的電報：蘇伊士運河攻勢務必即刻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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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山是耶路撒冷東部的一座山，得名於滿山的油橄欖樹。在山腳有客西馬尼園，根據傳說，那裡是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住處。聖經上許多重要事件發生在橄欖山。《撒迦利亞書》說到，橄欖山將是末日耶和華降臨的地點。因此，猶太人總是希望埋葬在橄欖山，從聖經時代直到今天，橄欖山一直是耶路撒冷猶太人的墓地。山上估計有15萬個墓穴，其中包括撒迦利亞、押沙龍和從15世紀到20世紀的許多猶太教拉比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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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德國雙方都竭力隱瞞兩國的秘密盟約。1914年7月29日，即與恩維爾帕夏的秘密協定還在談判的時候，德國駐土耳其軍事代表團團長利曼·馮·桑德斯將軍向上級請求，一旦發生戰爭，就返回德國。德皇威廉二世讀到桑德斯的電報時，在電文邊緣批示道：「他必須留在那裡，煽動針對英國的戰爭和起義。他難道還不知道即將簽署的盟約？根據這項盟約，他將擔任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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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自西元1世紀時的猶太革命領袖和英雄人物西蒙·本·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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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傑馬勒帕夏在1914～1915年下令將猶太人從巴勒斯坦驅逐出去，這是旨在消滅猶太人社群的廣泛行動的一部分。這種觀點最強有力的支援者是大衛·弗洛姆金。他在《終結所有和平的和約》（iapeacetoendallpeace/i）第210～211頁寫道，傑馬勒「對猶太人定居者施加暴力。在一位強烈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奧斯曼官員貝哈艾丁的影響下，傑馬勒採取措施去摧毀猶太復國主義定居點，並命令將所有外籍猶太人驅逐出境，也就是說，巴勒斯坦的絕大多數猶太人」。事實上，傑馬勒在1914年12月的驅逐命令明確只針對敵國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其他參戰國也都採取了這項政策——而且很快又改為，英國和法國籍猶太人不在受驅逐之列。另外，在巴勒斯坦的那些被劃入驅逐範圍的「敵國」猶太人，主要是俄國籍猶太人，如果願意加入奧斯曼國籍，就可以留下。也只有奧斯曼帝國會給出這樣寬厚的條件。由於這種相對比較寬大的處理和它造成的許多漏洞，居住在戰前巴勒斯坦的約8.5萬猶太人中只有少數離開，或者被驅逐，絕不是弗洛姆金估計的「巴勒斯坦的絕大多數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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