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靈魂的渴求總是越來越少。
——勞倫斯，《智慧的七柱》
有一個笑話說，怎樣給一隻豹子戴上項圈？答案是：小心翼翼地戴上。但在1913年秋季，勞倫斯和倫納德·伍萊真的需要解決這個難題。不久前，阿勒頗的一名政府官員送給他們一隻幼豹。他們發現，只要把它用鏈子拴在傑拉布盧斯工作站的院子裡，它就是一條非常有效的看家狗。但問題在於，豹子長得非常快，很快它就能掙斷它被送來時戴著的脆弱項圈了。
考古學家們的第一個主意是用一個板條箱罩住豹子，然後透過板條箱的空隙給它戴項圈，但是據勞倫斯說，豹子「脾氣不是太好」，所以這隻能讓它更加狂躁。他們後來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他們把箱子的一個開口稍微擴大了一些，然後不停地往裡面塞粗麻布口袋，直到把豹子塞的嚴嚴實實、動彈不得。
「然後我們拿掉箱子的蓋子，給它戴好項圈，然後把它放了出來，」勞倫斯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有朝一日它能成為一張非常美麗的地毯。」
在1913年秋天的發掘季節（這是勞倫斯的第五個發掘季節），除了學會如何給豹子戴上新項圈之外，他們還有了一項重大發現——遺址的主神廟。這是考古學家夢寐以求的一生只能有一次的偉大發現，讓勞倫斯感到，他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或許還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家園。傑拉布盧斯工作站寬敞的主起居室現在非常舒適愜意，牆上掛著藝術品，地上鋪著地毯和獸皮，配備了一個藏有七種語言書籍的圖書館，以及一個巨大的壁爐，爐子裡持續不斷地燒著橄欖木。那年秋天，他在給牛津的一位摯友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聲。
「我漸漸愛上了這個地方，」他寫道，「還有這裡的人們——有五六個人，整個生活方式讓我非常滿意……卡爾基米什的發掘還要四五年才能完成，在那之後，我或許會去追尋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
但令人心碎的是，大英博物館提供的經費——經費總是非常緊張的，按照季度或者年份有條件地發放——已經耗盡。除非突然出現一個意料之外的資金來源，否則下一個發掘季節，即1914年春季，就只能是發掘的最後階段了。勞倫斯和伍萊為此憂心忡忡，在那個季節的發現帶來的喜悅也被這晦暗的前景沖淡了，他們越來越感到絕望。他們得到批准，將該季節的工作延長了一個月，隨後準備休假，這時突然有一個良機從天而降。
大英博物館的一位官員解釋說，英國皇家工兵的一個特遣隊即將在巴勒斯坦探索基金會的支援下，在巴勒斯坦最南部的所謂尋漠開展一次考古研究；不知勞倫斯和伍萊有無興趣，在他們即將開始的假期中加入這次探險？
勞倫斯和伍萊有兩個選擇，要麼在英國安閒舒適地度過兩個月的假期，要麼在世界上最荒無人煙的角落之一艱苦跋涉。但探索的誘惑太大，所以兩人都當即不假思索地選擇加入冒險。
1913年10月初的一個深夜，威廉·耶魯躺在安納托利亞山區的一座帳篷內，仍然為自己的人生在如此之短時間內翻天覆地的變化感到驚奇。就在3周前，他還在俄克拉荷馬州一處油田拉套管，住在一個只有兩個房間的工棚內；而此刻，他正在世界上最具粗獷美的地區之一旅行，只有極少數美國人曾經親眼見過這個地方。
他在俄克拉荷馬州的那麼長時間，常常猜測標準石油公司究竟會把他派到什麼地方，但他幾乎從未想到過近東。這更讓他心中多了一分敬畏。他走進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總部的那天，還以為自己要被派到中國去當銷售代表。
耶魯的這個錯誤估計也是可以理解的。1913年，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主營業務是石油產品出口，而中國是它最大的市場。相比而言，公司向奧斯曼帝國的出口（主要是煤油，用於該國羽翼初生的工業設施）是微不足道的。標準石油公司的煤油是美國向奧斯曼帝國的第二大出口產品，而第一大產品是勝家牌縫紉機。向奧斯曼帝國的煤油出口額甚至不如縫紉機，足見生意的微薄。
但標準石油公司副總裁威廉·比米斯在那天向來到他辦公室的三人解釋說，他們去近東的任務不是尋找新客戶，而是去搜尋和開發新的油源。
做一個簡單的經濟學計算就知道了。到1913年底，全球對原油和石油產品的需求增長極其迅猛，很快就要超過供應量。僅在美國，內燃機車的數量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就增長到了原先的20倍——從1905年的約7.5萬輛增加到了1913年的超過150萬輛，而美國最老的一些油田已經開始枯竭。
同時，石油還逐漸成為一項關鍵的軍事資產。1912年，也就是耶魯應召前往紐約的前一年，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做出了一項令全球報界轟動的重大決定：整個皇家海軍將棄用煤炭，全部改為使用燃油動力。全世界最強艦隊的現代化計劃自然也讓其他國家，包括德國的海軍，爭先恐後地效仿。
於是，美國和歐洲的石油公司紛紛到各處尋找和勘探新油田。近東是特別有希望的一個地區。19世紀70年代，在裡海之濱的巴庫發現了儲量豐富的油田和天然氣田，1908年又在波斯灣有了另一項重大發現。這些油田很快被歐洲大財團控制，尋找和霸佔新油田的競賽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正是為了這個目的，紐約標準石油公司駐君士坦丁堡辦事處悄悄地從一個由三名駐在耶路撒冷的商人組成的財團（該財團在奧斯曼帝國三個不同地區擁有極大的勘探優惠權益）手中獲得了六個月的購買權。耶魯、麥戈文和希爾被派到當地，就是為了開展前期的勘探工作。他們的行動要如此機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當然是為了避免引起潛在競爭者的注意，另一方面是為了儘可能久地讓標準石油公司躲在幕後。標準石油公司雖然前不久被拆分，但是近東和世界上很多地區仍然對標準石油的品牌非常不信任，以至於誹謗競爭對手的最簡單方法就是說它是標準石油的幌子。
儘管紐約標準石油公司行事詭秘，但它絕非先前的標準石油公司那樣執行平穩、貪婪卑鄙的商業機器。它派去勘探奧斯曼帝國特許區的隊伍的人員組成就能說明這一點。頭領希爾來自匹茨堡的鋼鐵行業，對石油工業毫無經驗。魯道夫·麥戈文是個科班出身的地質學家，但從未去過油田。威廉·耶魯雖然懂得油田操作業務，但對勘探一無所知。
希爾的勘探方法非常不同尋常，可以說是宿命論的。10月初，一行三人抵達君士坦丁堡之後，就動身前往第一個特許區，那是安納托利亞中部、黑海以南不遠處的一片廣闊的山地。三個美國人在一小隊當地嚮導的陪同下，騎著馬在高原上徘徊了幾周，每次麥戈文發現一個他認為值得仔細檢視的遙遠地點時，希爾總是予以否決。在一個關鍵的時刻，他們得知30小時後將有一艘船開回君士坦丁堡，而下一班船是至少兩週以後；他們心急火燎地趕去，終於在開船的幾分鐘前上了船。
1913年11月，他們抵達第二個勘探區域——巴勒斯坦的死海山谷之後，步子就放慢了許多。該地區實質上是東非大裂谷的延伸部分，從地質上講，含油的可能性比安納托利亞大得多。一連幾周，三人沿著死海西岸，在頁岩碎石地帶和周邊的石灰岩峭壁上擇路而行。他們多次發現石油或許就在眼前的頗具誘惑力的線索——水面上漂浮的塊狀純瀝青；地表的石灰岩富含石油，發出汽油的臭氣——但沒有證據能確鑿地證明，地下存在有商業開採價值的儲油層。
但是也很難做出確實的結論，因為希爾使用他在安納托利亞磨鍊出來的勘探方法，很快就開始大刀闊斧地否決麥戈文建議進一步觀察的每一個地點。在耶魯看來，他們有的時候簡直不是在尋找石油，而是在躲避它。
1月初，希爾宣稱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命令收拾行裝，準備返回耶路撒冷。事情到了一個嚴重關頭。耶魯對三個月的挫折忍無可忍，終於說出了心裡話。他直言不諱地批判希爾，兩人大吵特吵起來。
不知是這次爭吵起到了效果，還是僅僅是巧合，就在第二天，三人進入朱迪亞山麓地帶、準備返回耶路撒冷的時候，希爾突然勒住馬，凝視著南面約30英里處的一座多石山丘。這是個奇異的地質構造，是平坦沙漠中突兀地矗立的一座非常規的山丘。藉助望遠鏡可以看到，山腳下有成灘的某種閃閃發光的東西。
希爾指向克恩納布山，說道：「我們在那兒能找得到石油。」
此後的事情進展極快。希爾帶領他的襤褸的隊伍匆匆趕回耶路撒冷，立即向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總部發電報，報告了自己的「發現」。總部的回覆電報命令他找到巴勒斯坦特許土地的兩名主要所有人——耶路撒冷的商人伊斯梅爾·哈克貝伊和蘇萊曼·納西夫，並儘快親自把他們帶到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在開羅的辦公室。希爾不在期間，耶魯和魯道夫·麥戈文的任務是繼續前往克恩納布，確定這個地點的儲油量究竟有多大。
耶魯和麥戈文匆匆僱用了嚮導和勤雜工，於1月6日前後離開耶路撒冷，幾天後在貝爾謝巴村外遇見了勞倫斯和他的夥伴們。在這次屈辱的會面之後，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探險隊繼續南下，最終抵達了荒涼的克恩納布群峰。他們在那裡的發現將會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1913年3月15日，亞倫·亞倫森應邀參加了華盛頓的一家高階俱樂部的午餐會。宴會的貴賓是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亞倫森的東道主——美國猶太人的兩位傑出領袖朱利安·麥克和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把亞倫森的座位安排在前總統旁邊，這或許是出於尊重，但也許是故意惡作劇。亞倫森和羅斯福（他的密友們仍然稱他為「上校」）都以口若懸河著稱，同桌的其他人或許認為，看看誰更能說，會比較好玩。讓麥克和法蘭克福特目瞪口呆的是，羅斯福總統幾乎一句話都插不進去，而只是全神貫注地聽亞倫森侃侃而談。亞倫森顯然也意識到自己取得了一項獨特的成就；他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從今往後，我將名揚天下，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讓上校閉嘴101分鐘的人。」
亞倫·亞倫森具有一種自然而然的精神力量，這一點和前總統很相似。亞倫森身材魁梧，有些肥胖，既聰明又傲慢，既激情洋溢又鬥志高昂，似乎堅信自己無論走到哪裡都是最有意思的人。時年37歲的亞倫森的確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
到1913年夏季，他已經成為一項新近在某些猶太人圈子內盛行的事業——猶太復國主義的最雄辯的演說家。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呼喚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返回祖先的國度——大以色列，在此前的20年中贏得了一些支援者，但是常常遇到質疑，甚至敵意。亞倫森的強大影響力在於，他的猶太復國主義觀點並非以政治或者宗教的抽象概念為基礎，而是基於腳踏實地的，甚至是平淡無奇的事情——農業。亞倫森時年37歲，在巴勒斯坦度過了31年，已經成為中東成就最高的農學家之一。此刻他正在對作物、樹木和土壤做五花八門的實驗，希望有朝一日能讓巴勒斯坦地區恢復古時的翠綠和富饒。拋卻猶太復國主義的高尚原則不談，他常常指出，猶太人重返以色列的首要先決條件是，他們必須要有飯吃。亞倫森知道怎麼給他們飯吃。
他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也不是一帆風順。亞倫森是一個猶太糧食商人的長子，於1876年出生在羅馬尼亞中部的一個小鎮。他兩歲的時候，俄土戰爭爆發，導致羅馬尼亞脫離奧斯曼帝國獨立。對於羅馬尼亞境內的大量猶太人來說，原先在穆斯林的獨裁統治下的生活還算說得過去，但在基督教民主統治下，生活卻變得不堪忍受了。猶太人無法獲得公民權，因此也就無法進入絕大多數學校及從事大部分職業，於是開始大規模地逃離羅馬尼亞。1882年，亞倫7歲的時候，他的父母也加入了逃亡的大潮。猶太人移民最嚮往的目的地是美國，但亞倫森一家卻和另外約250名羅馬尼亞猶太人一起，起航前往奧斯曼敘利亞的巴勒斯坦地區。
這群移民在港城海法附近的一個土地貧瘠的多石山坡上安頓下來。他們給這裡取名為撒馬林。他們很快發現，《出埃及記》裡所說的「流奶與蜜之地」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撒馬林的定居者在羅馬尼亞的時候大多是小商人，少數會種地的人也很快被幹燥的氣候和糟糕的土壤擊敗了。不到一年，移民們就一貧如洗，不得不將神聖的《托拉》經卷典當出去。
拯救他們的是富可敵國的法國猶太金融家埃德蒙·德·羅思柴爾德男爵。羅思柴爾德是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事業的早期支援和資助者之一，已經在該地區建立或者挽救了不少猶太人定居點。1884年，他挽救了撒馬林，將其更名為濟赫龍雅各布（意思是「雅各布的紀念」），以紀念他已經辭世的父親。但居民們很快發現，要領取羅思柴爾德的贊助，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在同意提供資金支援的時候，他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他本人為該定居點的唯一領主，其領土之上的萬物皆由他主宰」，他這麼說可不是開玩笑的。濟赫龍雅各布的居民們種植什麼作物，穿什麼衣服，甚至誰有資格結婚，都必須經過羅思柴爾德的批准。他的代理人住在當地，確保這些規則得到執行。
但對年輕而聰明絕頂的亞倫·亞倫森來說，這種封建體制也有好處。1893年，他16歲的時候，被羅思柴爾德的代理人選中，送到法國學習，一切費用由羅思柴爾德承擔。隨後的兩年中，他就在巴黎郊外的格里紐學院（歐洲最有威望的農學院之一）學習農學和植物學。他返回巴勒斯坦之後，就不會在濟赫龍雅各布繼續當羅思柴爾德的農奴，而是被派到男爵的另一個領地去擔任農業「教員」。但他沒幹多久。不到一年之後，雖然只有19歲但已經非常執拗而急性子的亞倫森與男爵及其代理人一刀兩斷，自謀生路去了。
他給居住在外地的大地主做農業顧問，同時開始一絲不苟地研究和記錄巴勒斯坦的植物和地質情況。在這項工作上，他極強的好奇心和不知疲倦的充沛精力很快就成了傳奇。亞倫森二十四五歲的時候已經能夠流利地使用六七種語言，並開始在歐洲的農學期刊上發表文章。歐洲農學界的小圈子裡沒有人聽說過他們的這個在巴勒斯坦的同行，而亞倫森的文章極多，而且涉獵範圍廣泛——各種淵博的研究論文，從芝麻油的提煉到絲綢生產——讓人不禁猜測，亞倫森或許是一群科學家的集體化名。
1906年，他取得了一項真正的大突破——他在黑門山的山坡上發現了長期以來被認為已經滅絕的野生雙粒小麥，即現代栽培小麥的祖先。在全世界的人口仍然有80%是農民的時代，這項發現讓這個幾乎是自學成才的年輕猶太科學家上了世界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贏得了全球同行的認可。3年後，他應美國農業部的邀請，在美國西部作了一次長途旅行。在美國，他被當成明星來追捧，許多大學要聘他作教授，他的講座萬眾期待，聽眾擠滿講堂。亞倫森在美國一共待了將近8個月，其間也受到了現代猶太政治思想潮流的影響，尤其是受到了美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一些最重要領袖的影響。
雖然數千年來重返以色列一直是猶太教信仰的基石——近兩千年來，猶太教的贖罪日和逾越節儀式都是以「明年在耶路撒冷」的吟誦告終——但把它轉變為現代政治思想的是一位叫作特奧多爾·赫茨爾的匈牙利作家。在歐洲，即便是最「開明」的國家也存在體制化的反猶主義，而沙皇俄國這樣的國家更是週期性地爆發屠殺猶太人的慘案。面對殘酷的現實，赫茨爾在他於1896年出版的《猶太國家》一書中指出，只有在古老的以色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園，全世界的猶太人才能真正得到安全和自由。第二年，赫茨爾在瑞士主持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的首屆會議，這個事件令全世界的猶太人激動萬分。
但它也招致了激烈的反彈。在歐洲和美國，很多猶太領袖——或許是大部分猶太領袖，都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危險的工具，會讓猶太人與他們的出生地所在國疏離，還會給長久以來一直指控猶太人對自己所在國家不忠的人以口實。有些人甚至懷疑，猶太復國主義是反猶主義者的陰謀。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看來，「猶太人問題」的解決辦法不是重返以色列，而是融入社會，全心全意地參與到所在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去。由於民主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廣泛傳播，這個目標終於觸手可及了。
「歸化派」似乎有一個特別有力的務實的論據。到20世紀初，已經有大約6萬名猶太人生活在聖地，其中絕大多數人要麼是一貧如洗，要麼是依賴國外同胞的資助。有鑑於此，流散在全球的猶太人大約有1000萬之眾，巴勒斯坦的荒漠能養活多少人呢？
為了駁斥這個觀點，亞倫·亞倫森——他不僅是一位農學家，更是一位業餘的考古學家和歷史愛好者——提出了自己的犀利問題。是什麼養活了羅馬人、巴比倫人和亞述人？因為考古發掘和史料都能證明，巴勒斯坦儘管在1909年的人口僅有約70萬，但在古代卻有著多得多的人口。曾經養育那些古文明的水源或者土壤也並沒有憑空消失，而是在時間長河中被人們遺忘了，正在等待人們去重新發現，去開發利用。亞倫森還可以援引一個頗具說服力的現代例證。他在美國西部旅行期間曾經特別研究過加利福尼亞，那裡的氣候和土壤條件與巴勒斯坦很類似。從內華達山脈引水灌溉之後，加利福尼亞的中央谷地已經成為美國的糧倉，吸引了新一批定居者。亞倫森提出，在巴勒斯坦也可以做成這樣的事業，而他對那個地區的瞭解無可匹敵，因此他就是主持這項事業的不二人選。
看到亞倫森如此樂觀，更不用說狂妄自大，越來越多的富裕美國猶太人對他的這種恢復生機的以色列的設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於1909年秋季離開美國之前，由這些商人和慈善家組成的財團籌措了約2萬美金，讓他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農業實驗站，由他負責領導。亞倫森發誓說，這個實驗站將成為整個中東最優秀的科研中心。
亞倫森為他的新事業選擇的地點是濟赫龍雅各布以北約8英里處的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峭壁，這個地方叫作阿特利特。在隨後的幾年內，他設定了實驗用的苗床和果園，建造了許多溫室和實驗室。他還授意在1英里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俯瞰大海的大型兩層樓房，用來安置研究站的圖書館以及長期工作人員的宿舍。由於很少有當地人的教育程度達到要求，這些長期工作人員大多是亞倫森的家人——他的全部五個兄弟姐妹都曾在不同時期在阿特利特工作。他們負責監管研究站的日常工作，包括監督從附近阿拉伯村莊僱來的工人。亞倫森的傳記作者羅納德·弗洛倫斯寫道：「沒過多久，研究站試驗田的小麥、大麥和燕麥每德南（約1000平方米）的產量就超過了土壤條件好得多的老資格農場的產量。」
亞倫森為猶太復國主義招兵買馬的工作幹得越來越多，但他似乎很少花時間去思考，這將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這著實有些奇怪。他確信自己可以讓更多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但是這意味著什麼，他們的政府又將採取何種形式，都仍然很模糊。
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本身就很模糊。「社會派」和虔誠派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並不高：讓願意移民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能夠如願，增加猶太人在當地的人口，但不能打亂當地現有的政治框架。甚至很多捐款資助亞倫森的研究站的商人都自命為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者，認為自己的參與是非政治性的，就好比幫助重建一座猶太會堂。
就連擁護「猶太國家」思想的人也沒能就國家的具體形態達成一致。1901年，特奧多爾·赫茨爾會晤了奧斯曼蘇丹，希望能夠購買巴勒斯坦。這次會晤沒有產生任何結果，於是後來的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都主張一種漸變的方法，即讓猶太金融家逐漸把巴勒斯坦的土地買下來，用於移民安置——同時與君士坦丁堡談判，可以賄賂奧斯曼人，或者幫助他們償還一部分外債，因為奧斯曼人已經債臺高築——以確保奧斯曼人接受和保護新移民。但考慮到目前巴勒斯坦的非猶太人口是猶太人口的10倍，這種循序漸進的方法是否能夠大幅度地改變人口構成，以便讓猶太人成為多數派進而獲得政權，是很值得懷疑的。但亞倫森於1913年返回美國時，出現了一個更有希望的新前景。奧斯曼帝國四面受敵，突然間它的徹底崩潰似乎指日可待了。如果奧斯曼帝國滅亡，而某個歐洲國家控制了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者或許就可以在他們的保護下建國。在亞倫森看來，最有可能支援猶太人的是英國，這對猶太人來說也是最好的結局。
斯圖爾特·紐科姆在近東是個傳奇人物，但是譭譽參半。他時年35歲，是布林戰爭的老兵，此時已經為英國政府勘察了埃及和蘇丹的廣大地區，並繪製了地圖。他享有不知疲倦的探險家的美譽，人們說他工作起來抵得上10個普通人。但這就是部分問題所在。他嚴於律己，對待別人就像對自己一樣高標準嚴要求，所以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和他一起工作的阿拉伯人會說斯圖爾特·紐科姆上尉「如同烈火，既燒敵人，也燒朋友」。
1月8日早上，紐科姆離開位於尋漠的營地，前往貝爾謝巴（這段路程騎駱駝要走一天）時，心情非常糟糕。這也不奇怪。他去那裡是為了面見最近在敘利亞北部發掘的兩位著名考古學家，因為這兩人被安排到了他的麾下。雖然他完全理解考古學家的重要性——他們可以作為政治幌子，為他的五個軍事繪圖組的秘密工作打掩護，但是此次他們註定要在條件極其艱苦的地區快速行動，他可沒有時間去照顧兩個牛津科學家。此前他已經派人趕著10只駱駝去加沙迎接他們的船，以運載他們的裝備——考古學家總是攜帶很多裝備——但是估計10只駱駝還不夠，於是他親自帶領更多駱駝走出沙漠，去迎接他們。
在貝爾謝巴等待他的是一番驚喜。「我原以為這兩個考古學家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但是遇見的卻是伍萊和勞倫斯，他們兩人看上去像是24歲和18歲……我先前寫給他們的安排迎接他們的信是太拘於禮節了。後來我們就不再用那種過分的客氣口吻了。」
勞倫斯和伍萊並不需要小型駱駝隊來運載他們的裝備，因為他們和勞倫斯的年輕助手達霍姆在加沙下船的時候，全部行李都已經捆紮整齊，由一隻小驢子馱著。他們還買了一些野營和照相所需的物資，但兩位年輕的考古學家顯然懂得，在他們即將進入的嚴酷地帶，務必輕裝上陣。
當晚，紐科姆向兩位從敘利亞來的客人解釋了他們將執行的任務，以及此次探險的秘密目標。勞倫斯其實已經大體上猜到了行動的秘密目標。「顯然我們倆只是轉移別人注意力的幌子，」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給一項政治任務塗抹上一點考古學的色彩。」
這項政治任務的源頭是，英國自己招惹了一個麻煩。英國是歐洲列強中最依賴海權的國家，所以在19世紀70年代極力推動埃及蘇伊士運河的建造，因為這樣就可以得到至關重要的軍事和商業捷徑，將地中海和紅海連線起來，進而更好地維繫幅員遼闊、分佈廣泛的大英帝國。蘇伊士運河是如此重要，英國為了徹底將它佔為己有，甚至不惜犧牲與奧斯曼帝國長期的良好關係，於1882年以平定當地騷亂為藉口，出兵入侵了埃及。英國人藉此佔領了蘇伊士運河西岸，即埃及事實上的邊界，但是已經與英國反目成仇的奧斯曼人仍然在運河東岸的西奈半島虎視眈眈。這不是什麼嚴重問題；1906年，英國利用一起雞毛蒜皮的外交爭端，將西奈半島也收入囊中。最終的結果是喜憂參半。英國人現在控制了他們的運河，以及西奈半島120英里寬的緩衝地帶（它將埃及與敘利亞西南部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區分隔開來）。但是，奧斯曼人現在成了他們的不共戴天之敵。
或許這在1882年和1906年還只是很小的代價，但是到1914年初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歐洲各國正跌跌撞撞地奔向一場整個大陸範圍的戰爭，英國人突然為自己和土耳其之間糟糕的關係擔憂起來，尤其是當看到了一些不祥的跡象：君士坦丁堡和英國的死敵——德國越走越近。如果所有人都認為不可避免的戰爭果真爆發，那麼蘇伊士運河將是從印度和澳大利亞向歐洲調兵遣將的關鍵通道。當然，如果土耳其與德國結盟，在戰爭中無疑會為了同樣的理由進攻運河。英國的麻煩還不算完。如果敵人成功地跨過運河，進入埃及，很有可能會促使鄙視英國人的當地人發動反英起義，把原本可以用於歐洲戰事的英國士兵牽制在埃及。
在考慮這種可能性時，英國人總算認識到了西奈緩衝地帶的弊端，但是已經太晚了。其實這種弊端是緩衝地帶的概念本身內在的：你如何知道，緩衝地帶的另一側是什麼？英國人很清楚西奈半島的東北端是什麼——人口稠密、長期有農業種植的巴勒斯坦海岸地區，但他們對從該海岸向東南方向一直到100英里外的亞喀巴灣的沙漠邊疆幾乎一無所知。那裡有道路嗎？有足以維持一支入侵軍隊的水井嗎？
最急於瞭解這些情況的是埃及的實際統治者、英國代理人和總領事——霍拉肖·赫伯特·基欽納。到1914年，基欽納勳爵已經是英國當世的一位威名赫赫的戰爭英雄。他曾在1898年的馬赫迪戰爭中粉碎了當地人的起義，後來在1902年的布林戰爭中率領英軍取勝。但巧合的是，基欽納年輕的時候也曾是一名地理勘察員，最重要的成就是繪製了巴勒斯坦的地圖。基欽納和其他地理勘察員對巴勒斯坦的一個角落略去不提，那就是荒無人煙的尋漠——基本上就是現代以色列的南半部分，呈三角形——因為那次勘察的資助者認為，那個地區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毫無意義，所以不必將其包括在地圖中。但如今，位於西奈緩衝地帶另一側的正是這個沒有被納入地圖的三角形地帶。
兩個帝國之間關係很僵，基欽納卻在1913年向奧斯曼人提議，讓英國皇家工兵部隊對尋漠進行勘察，可見他的臉皮之厚、膽子之大。君士坦丁堡當然是旋即拒絕了這個提議。但巧合的是，尋漠在聖經的《出埃及記》中也有重要作用，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後在沙漠漫遊了40年，最後經過的就是尋漠地區。這就能方便地從神學和歷史學角度解釋，為什麼一個基督教國家希望對該地區進行探索。英國人將先前的提議改頭換面，改為在享有盛譽的巴勒斯坦探索基金會領導下對聖經時代遺址的考古勘察，再次向君士坦丁堡提出。這個計謀奏效了。正是這條計策把勞倫斯和伍萊帶到了貝爾謝巴，從而給紐科姆的軍事繪圖組提供了需要的掩護。
紐科姆原先對和兩名考古學家一同行動還頗有顧慮，但這顧慮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他尤其對勞倫斯感到意氣相投，因為後者對享樂完全不感興趣，而且忍耐力驚人，幾乎到了受虐狂的程度。
他還發現了勞倫斯性格中一個奇特的怪癖：勞倫斯一般非常害羞，但是如果有人要糊弄他或者阻撓他，他就會變得堅決而大膽。一個早期的例子就是，他1月中旬在貝爾謝巴殘酷地用言語折磨可憐的美國石油勘探家。大多數羞怯的人在遇到對抗性的激烈場面時，都會更加縮手縮腳，勞倫斯卻恰恰相反。在和美國人會面的時候，年輕的考古學家玩起了一場貓鼠遊戲，自己扮演貓，把對方玩弄了一番。這表明勞倫斯深明處事決勝之道，這種本領在打退試圖阻撓他們的奧斯曼小官時會非常有用。紐科姆確信，奧斯曼官方一定會對他們處處掣肘。
但事實上，對勞倫斯和伍萊來說，最大的挑戰不是奧斯曼人，而是尋漠本身。他們一般是脫離軍事勘察組，單獨行動，儘管紐科姆常常會對他們過於冒險的行動予以控制。勞倫斯和伍萊騎著駱駝，帶領一小隊勤雜工，在荒涼枯寂的地區堅持不懈地東奔西走，幾乎把大家累垮。至少當地人適應這裡的氣候，而從氣候較溫和的敘利亞北部來到此地的勞倫斯和伍萊在這片飽受毒日炙烤的土地上吃盡了苦頭。
如果他們找到了自己希望找到的東西，吃這些苦頭也就值得了。但事與願違。除了拜占庭時代或更晚期的少數遺址外，他們在整個地區幾乎沒有發現什麼建築遺蹟，更不用說《出埃及記》時代的定居點了。
但是尋漠計劃原本就有一個內在的荒謬之處，如果奧斯曼人多花點時間思考，也能推斷出來。這個地區完全不適宜人類生存，甚至吃苦耐勞的貝都因游牧民族在夏天也要離開此地，在沙漠裡漫遊了40年、急於最終找到好地方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為什麼要在這個人間地獄停留許久？勞倫斯在給父母的一封信中以調皮的口吻說到了這一點：「巴勒斯坦基金會當然是希望找到能證明猶太人出埃及的遺址，據說摩西率領猶太人曾經過此地。當然了，離開埃及已經40年的民族在他們晚期的宿營地不大可能留下多少蹤跡。」
1913年11月12日上午，庫爾特·普呂弗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在一個短暫時期內，他一直追尋的作為學者、作為新德國的光輝榜樣的威望和地位似乎已經觸手可及。但一切又都灰飛煙滅了。事實上，情況比這還要糟糕。普呂弗努力去爭取埃及統治集團內一個威望極高的職位，他的英國敵人不僅剝奪了他的全部機會，還在其間徹底斷絕了他的職業前景。這天上午，普呂弗坐在德國大使館的辦公桌前，寫了一封呈交給外交部的簡練的辭職信。在此前的七年中，外交部一直是他的家。幾天後，這位已經離職的前使館官員動身前往耶路撒冷，在那裡等待他的藝術家朋友理夏德·馮·貝洛，打算和他一起在尼羅河上作長期旅行。
歐洲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比較奇異的特點是，互相競爭的歐洲列強往往使用一種與競爭對手瓜分戰利品的複雜體制。這既是為了讓自己的殖民利益獲得認可，也是為了減少對手在當地煽動騷亂的可能性。
從學術界威望的角度來講，在開羅授予外國人的職位中最令人垂涎三尺的就是赫迪夫圖書館館長了。自1906年的雙邊協議簽訂之後，這個職位被保留給德國人。1911年底，現任的德國籍館長即將退休，於是德國大使館推薦庫爾特·普呂弗博士來接替他。
赫迪夫圖書館館長的頭銜聽起來純潔無害，但其實是非常敏感的一個職位。在奧斯曼時代，赫迪夫是帝國委任的埃及國家元首。英國人在1882年入侵埃及時為了維持他們此舉是為了維護奧斯曼統治的假象，把赫迪夫留了下來，作為他們的傀儡。從1892年起，擔任赫迪夫的是阿拔斯·希裡米。這位赫迪夫原本就不喜歡英國人的統治（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基欽納勳爵於1911年上任之後，他的不滿情緒愈演愈烈。作為英國在埃及的新代理人，基欽納很快就煩透了希裡米（基欽納稱他為「這個邪惡的小赫迪夫」），開始剝奪他原本就完全是禮儀性的職責。作為回應，希裡米越來越多地利用他的「圖書館」的辦公室來秘密地接觸一群宗教和民族主義異見人士。
當然，英國人的眼中釘就是德國人的香餑餑。德國人通過控制圖書館館長的職位，得到了一個絕佳的掩護，來結交埃及反英人士，並與他們保持聯絡。即將退休的德國館長就是這麼做的。在1911年，英國人估計，已經從德國大使館譯員晉升為東方文化秘書的庫爾特·普呂弗博士肯定也會繼承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