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明年冬天的發掘專案如果還有空缺，能不能安排一個叫作t.勞倫斯的牛津畢業生？他曾在卡爾基米什和我一起工作。他是個非同尋常的人，我相信你一定會認可和喜歡他……我補充一句，他對飲食和生活條件沒有任何要求。
——1911年，戴維·霍格思寫給埃及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的信
「我想，是該給你寫封信的時候了，」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在1906年8月20日給父親的信中寫道，「儘管這封信的文風沒有任何不同之處，因為我寫的所有信函都同樣地不談個人的情況。我努力去描繪的建築物將會長存於世，比我們更長久，所以它們理應在我的信中佔據更大篇幅。」
勞倫斯言出必行，在這封信的餘下部分裡沒有談及任何關於他自己的事情，甚至沒有說到自己兩天前是如何過18歲生日的。他極其詳細地描述了他剛剛參觀過的一座14世紀城堡在結構上的獨特之處。
勞倫斯利用牛津公立男子學校的暑假，在法國西北部騎腳踏車遊覽。就在不久之前，得益於設計革新和大批次生產，歐洲公眾才開始大量購買和使用腳踏車。在英國，中產階級騎腳踏車遊覽歐洲鄉間一時成為時尚。但勞倫斯的旅行規模完全不同：行程近1000英里的長途跋涉，參觀了諾曼底地區的幾乎每一座城堡和大教堂。
勞倫斯寫給在牛津的家人的信件的主要內容就是對這些地方的描述。他常常在信的開頭簡短地表達對母親健康的關心，但他的絕大部分信件的主要特徵是徹底的冷靜超然，就像這封給父親的信的口吻一樣，彷彿是在作學術演講。
在某些方面，這種情感上的剋制對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英國中產階級家庭成員來說並不罕見。勞倫斯所在的家庭中男性居多，有五個男孩，沒有女孩，所以他們家或許格外地冷淡自制。但是英國中產階級特別推崇自我剋制和低調保守，孩子們被要求做到勤奮努力、尊敬長輩，而父母給孩子最好的禮物不是萬般寵愛，而是嚴肅審慎的宗教教誨和良好的教育。中產階級的世界觀簡單樸素而安逸自得。工人階級已經開始萌生激進的政治觀念，而英國中產階級仍然固守著一種更重視血統和口音而非掙得的財富的社會等級觀念，這是一種嚴格地規定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種姓制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比50年前更加嚴格。這種階級分化雖然死氣沉沉，但意味著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他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得到怎樣的提升。人們儘可能地通過「虔誠的美德」——謙遜、自立、勤奮和節儉來獲得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提升。
當時人們最為堅信不疑的信條或許就是，大英帝國矗立於現代文明的巔峰，帝國的特別義務是通過貿易、聖經、槍炮，或者這三者的結合，去啟蒙和教化世界上較為不幸的文化和種族。這種觀念滲透到了英國社會的所有階層，但在中產階級特別興盛，因為帝國的主要管理者——中層軍官和殖民行政官員——就主要來自中產階級。無疑這也促使這個階層的家庭中出現了一種情感上的疏離；從孩子降生起，父母就不得不告誡自己要堅強，因為他們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將來可能會漂洋過海，前往帝國的一個遙遠的前哨，或許幾十年都不會再見面，有的甚至一輩子都無法重逢。
所以，在20世紀初長大成人的那一代英國中產階級成員有著一種冷淡超然的特質，也就不奇怪了。勞倫斯的一個兄弟在多年後回憶他們的孩提歲月時曾不帶一絲一毫諷刺地寫道：「我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們幾個人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吵。」
但至少在一個方面，住在牛津波爾斯特德路的勞倫斯一家有些不同尋常的地方，讓這個家庭的嚴肅氣氛愈加突出。托馬斯和薩拉·勞倫斯伉儷隱匿著一個令人咂舌的秘密：他們其實是一對逃亡者。不僅鄰居們，就連他們的大多數孩子都對此一無所知。這個秘密的關鍵源自他們的姓氏：他們根本不姓勞倫斯。
托馬斯·勞倫斯的真名是托馬斯·羅伯特·泰伊·查普曼，曾經是英國—愛爾蘭貴族地主階層的重要成員。從伊頓公學畢業之後，這位未來的從男爵返回了愛爾蘭，於19世紀70年代初在韋斯特米斯郡的家族莊園過起了閒適愉快的紳士地主的生活。他娶了另一個富有的英國—愛爾蘭家族的千金，不久就有了四個女兒。
但查普曼的鍍金生活開始瓦解，因為他和自己幼女的家庭教師——一個叫薩拉·瓊納的24歲蘇格蘭女人有了私情。1888年初，查普曼的妻子發現丈夫的不忠時，薩拉已經和托馬斯生了一個兒子，將他藏匿在都柏林一套租來的公寓房內，還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查普曼的妻子拒絕離婚，於是這位貴族不得不在兩個家庭之間做出選擇。
在維多利亞時代嚴厲而保守的法律和道德桎梏的束縛下，這個決定將會造成極其深遠的影響。如果他選擇留在薩拉身邊，托馬斯·查普曼不僅會被剝奪絕大部分遺產，他的四個女兒將來也會因為家族醜聞的恥辱而很難嫁人。他和薩拉的孩子將更加命途多舛。作為私生子，他們會被很多高檔學校和高階職業拒之門外，而如果他們是查普曼的合法後代的話，良好的教育和堂皇的職業原本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對托馬斯來說，最穩妥的辦法當然是把薩拉送回她的蘇格蘭老家，為她和孩子們支付贍養費。在當時，女傭和主人「惹了麻煩」之後，這種安排是屢見不鮮的。但是，查普曼選擇和薩拉在一起。
托馬斯把家產讓給了自己的弟弟，然後和薩拉一道，於1888年中離開愛爾蘭，來到威爾士北部一個叫特雷馬多格的小村莊，隱姓埋名地住了下來。這一對飄零鴛鴦使用了薩拉母親的孃家姓——勞倫斯。這一年8月，薩拉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給他取名為托馬斯·愛德華。
但勞倫斯和薩拉在威爾士也沒法心平氣和地過日子。他們依靠查普曼家族提供的一筆不算豐厚的年金為生，但一直害怕會遇見過去的熟人，於是勞倫斯夫婦開始偷偷摸摸地顛沛流離：他們很快又離開了特雷馬多格，搬到蘇格蘭北部的一個更偏僻的村莊，然後遷往馬恩島，隨後在法國一個小鎮住了幾年，然後在英格蘭南海岸的一個僻靜的狩獵小屋住了兩年。這些地點原本就與世隔絕，在每一地，勞倫斯夫婦都租住在村莊外圍，或者是有高高石牆環繞的房屋，托馬斯與幾乎所有先前的朋友斷了聯絡，而薩拉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很少脫離家的安全和庇護。
「你們可以想象，你們的母親和我這些年吃了多少苦頭，」托馬斯·勞倫斯在去世前遺留下的一封信中向兒子們吐露了心跡，「我們一直擔心會被認出來，然後我們的憂傷歷史被大肆宣揚。」
考慮到勞倫斯夫婦持續不斷的擔驚受怕，1896年他們遷往牛津的決定一定是經歷了一番痛苦折磨之後才作出的。他們第一次不僅要住在一個大城鎮的中心，而且由於托馬斯的貴族和教育背景，在這種地方是極有可能遇到老熟人的。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兒子們——現在有了四個兒子，第五個還在母親腹中——在牛津會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最終能夠進入牛津大學，於是勞倫斯夫婦決定賭一把。這種拋頭露面的生活的代價是，他們的家庭更加內斂了，孩子們的生活圈子與同學相比非常狹窄，但箇中緣由是孩子們當時遠遠無法理解的。但是什麼都瞞不了托馬斯·愛德華。搬到牛津之後，八歲的托馬斯·愛德華住進了他童年時代的第六個家。在波爾斯特德路居住的第一年的某個時候，他發現了自己家庭的部分秘密。但他把事情都埋在自己心底，從來沒有去質問父母，也沒有把秘密透露給兄弟們。
在牛津公立男子學校，勞倫斯是一個特別聰慧但又文靜的學生，不喜歡團隊體育活動，要麼獨自一人，要麼和自己的兄弟或少數幾個密友待在一起。他嗜書如命，甚至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讀了很多書，但同時又熱衷於騎腳踏車和搞惡作劇。但他還有另外一面。到青春期早期，這個被家人和朋友稱為內德的孩子就開始不斷地測試自己耐力的極限，要麼是看騎腳踏車最遠能走多遠，速度最快能達到多少，要麼是看不吃飯、不睡覺或不喝水能夠堅持多久。這不是男孩子檢驗自己的一般專案，而是時間相當久的痛苦折磨。內德憑藉鋼鐵般的意志，能夠一直堅持到崩潰為止。他的這種習慣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他四年級（相當於美國的八年級）時的校長亨利·霍爾也注意到了。「他和同齡的男孩子不一樣」，霍爾在回憶勞倫斯時寫道，「他還在上學的時候就頗有些斯多噶派的作風，對愉悅和痛苦都不在意。」
這部分是由於勞倫斯的家庭環境越來越嚴苛。隨著勞倫斯兄弟漸漸長大，薩拉作為家裡的紀律管理者，一方面越來越篤信宗教，另一方面又越來越經常體罰孩子。這可不是一般的打屁股，而是用皮帶或枝條長時間地鞭笞。根據勞倫斯兄弟的回憶，最常被她鞭笞的是內德。這在母子之間造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關係。內德堅持在被鞭笞時絕不哭泣，絕不求饒——他似乎為自己喜怒不形於色的本領感到高興——這往往讓體罰更加嚴酷，有好幾次連通常是妻管嚴的托馬斯·勞倫斯也干預進來，讓薩拉住手。
大約15歲的時候，內德的發育突然停止了。他的所有兄弟最後都比他高大，他強烈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矮小——按照不同的說法，他的身高是5英尺3英寸或5英尺5英寸——這讓原本就很害羞的他愈加羞怯。大約同一時期，他開始對中世紀騎士的故事和考古學著迷。他開始騎腳踏車在英格蘭鄉間長途漫遊，尋訪教堂，拓下紀念銅牌上的銘文。他和當時最好的朋友一道，搜尋了牛津的各個建築工地，尋找古物，還真找到了不少。這些古物，大多是16、17世紀的玻璃和陶器碎片，這些古物很快讓內德來到了牛津中部的阿什莫林博物館。
阿什莫林博物館是英國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館，重點收藏東西方文化交匯產生的文物，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勞倫斯的人生。這個少年把自己在建築工地發現的古物送到博物館，得到管理員們的鼓勵，於是就經常在放學後到博物館來，並在週末幫助幹零活。對勞倫斯來說，阿什莫林博物館是通向牛津之外廣闊世界的視窗，館內收藏的文物讓他經常讀到的地方和文明都變得有血有肉。1906年夏天，他獨自一人騎車遊歷諾曼底，參觀城堡和教堂，這既佐證了他對歷史的痴迷，也證明了他已經很突出的獨立自主精神。
勞倫斯在中學成績優秀，於1907年秋季被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錄取，主修歷史學。他一直對軍事史和中世紀有著濃厚的興趣，計劃撰寫一篇關於中世紀城堡和防禦工事的論文。為了寫好這篇論文，他計劃在1908年暑假進行一次足以令他先前在諾曼底的遠足黯然失色的旅行，那將是一場行程2400英里、縱覽法國幾乎所有重要的類似建築的腳踏車長途跋涉。在這次旅行中，他要麼住在廉價公寓，要麼在野外露營，從一座古堡或城堞前往下一座，常常每天要行進超過100英里。在每一座城堡前，他都要拍照、繪圖，寫下極其詳細透徹的筆記，然後重新跨上腳踏車，繼續前進。
起初，他寫給波爾斯特德路的信和過去旅行中寫下的同樣冷淡，甚至乏味。但後來變了樣。1908年8月2日，勞倫斯抵達艾格莫爾特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地中海。在寫給家人的信中，他描摹了這一天的經歷，文采飛揚、激情四射。
「我今天在海里游泳，」他寫道，「大海，全世界最偉大的海；你們可以想象我的感受……我感到，我終於來到了通往南方的路途，整個光輝燦爛的東方——希臘、迦太基、埃及、敘利亞、義大利、西班牙、西西里、克里特——全都在那裡，觸手可及……噢，我一定要去那裡——走得更遠——再次遠行！來到海濱，幾乎讓我欣喜若狂；如果明天能去希臘，我一定毫不猶豫。」
他簡直像是在描述一次宗教意義上的心靈頓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的確如此。
這年秋天，他重返牛津校園後，開始醞釀一個新的也更為雄心勃勃的旅行計劃，這個計劃將把他帶到在艾格莫爾特暢想過的最遙遠的地方。最早聽到他的新計劃的人當中有一位叫作戴維·霍格思的先生。
霍格思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曾長期在近東工作和旅行，最近才開始擔任阿什莫林博物館館長。霍格思肯定早已從管理員們那裡聽到過勞倫斯的名字——這個羞怯的牛津學生十幾歲的時候就一直在博物館活動，對考古工作興趣盎然——但1909年1月的一個下午，身材矮小的勞倫斯走進霍格思的辦公室時，他還是吃了一驚。
在遊覽法國諸多城堡之後，勞倫斯已經把自己在牛津大學的畢業論文的設想作了極大的擴充套件。簡單地說，單單研究歐洲中世紀的防禦工事已經沒有什麼新意，而軍事建築研究領域的一個長久的謎團是，中世紀城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來源於西方或者東方：是基督教十字軍在入侵聖地的時候從他們的穆斯林敵人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還是穆斯林從十字軍那裡照抄了軍事建築的樣式？勞倫斯向霍格思解釋說，他建議對近東敘利亞地區的十字軍城堡作一番研究，而且，按照典型的勞倫斯風格，不僅僅是參觀一些有名的城堡，而是研究幾乎所有城堡。勞倫斯計劃在下一個暑假裡進行這次長途旅行，而且是單槍匹馬。
霍格思已經因為勞倫斯的矮小——他已經20歲，但看上去足像是15歲——吃了一驚，現在聽了他的計劃，更是瞠目結舌。勞倫斯提議的遠征意味著要穿越沙漠和崎嶇山嶺，跋涉上千英里，這些地區羅馬時代遺留下來的道路早已破敗不堪。另外，夏季絕對是在敘利亞旅行的最糟糕時節，因為內陸的氣溫常常飆升到華氏120度。霍格思的一部在他去世後出版的作品中描述了這次談話。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提出這些異議時，遇到的卻是鋼鐵般的決心。
「我非去不可。」勞倫斯說。
「那麼，你有錢嗎？」霍格思問道。「你會需要一名嚮導，還需要僕人搬運你的帳篷和行李。」
「我打算徒步旅行。」
這計劃越來越荒唐了。「歐洲人在敘利亞不能徒步旅行，」霍格思解釋道，「那樣既不安全，也不舒適。」
「嗯，我可以的。」勞倫斯說。
這個小夥子唐突的決心讓霍格思十分震驚，他請求勞倫斯至少徵詢一位真正專家的意見。這位專家是查爾斯·蒙塔古·道蒂，一位曾經涉足勞倫斯提議的大部分地區的探險家，他的著作《阿拉伯沙漠遊記》在當時被認為是一本權威遊記。勞倫斯聯絡到道蒂之後，後者甚至比霍格思更反對勞倫斯的計劃。
「在7月和8月，不論白天黑夜都熾熱難當，」他在給勞倫斯的信中寫道，「甚至在大馬士革的海拔（超過2000英尺）也是如此。這是一片骯髒的土地，歐洲人很難找到舒適的生活條件。我認為，熟悉這一地區的人會告訴你，在白天長時間徒步行進是辦不到的事情。當地人只知道自己的悲慘生活，對任何在他們國家漫遊的歐洲人都抱有敵意，最好的情況下也是隱蔽的敵意。」
為了防止自己說得還不夠清楚，道蒂又繼續寫道，「你要走的路途太遙遠。除了從歐洲帶來的一點點力量，沒有任何能量支撐你走下去。缺乏食物、休息和睡眠很快就能讓你的身體垮掉。」
這樣的建議或許會讓大部分人打退堂鼓，但勞倫斯巋然不動。對於一個習慣於測試自己忍耐力極限的年輕人來說，道蒂的信讀起來像是在發出挑戰。
他的外貌和身份的確很相符。公牛般粗壯的肩膀、佈滿老繭的雙手、泰迪·羅斯福式的八字鬍——威廉·耶魯，1908年夏季受僱在庫萊布拉水道工作的新任水準測量工程師，很容易就混入了潮水般湧向中美洲的數萬名工人之中。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參加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雄心勃勃的建築工程——開掘巴拿馬運河。
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猜得到，威廉·耶魯其實沒有任何工程學背景；他能得到測量工程師的職位和相應的高薪，是由於一位有著強大人際關係網的大學朋友的鼎力相助。更少會有人猜得到，這個21歲的年輕人——根據各方面的說法，他是個不知疲倦、從不抱怨的好工人——其實是在對自己來說完全陌生的環境中行動。他是美國最為富甲天下、美名遠播的豪門望族之一的後代，而直到不久前，他還過著按照當時的極端標準也算是養尊處優的奢華生活。威廉·耶魯是美國典型的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富翁的暗黑反面，他是生來就口含銀匙、享有極大特權的天之驕子。但是，在一眨眼的工夫裡，他的這一切丟了個一乾二淨。
新英格蘭的耶魯家族於17世紀中葉來到美洲，是個地地道道的揚基望族，在250年間，通過航運、製造業和開發新大陸的所有財富，發財致富，資本越來越雄厚。耶魯家族恪守長老會精神，同樣相信慈善事業和教育；1701年，伊萊休·耶魯，也就是威廉的曾曾叔祖，在紐黑文創辦了以他們家族姓氏命名的耶魯大學。
威廉生於1887年，似乎註定要子承父業、沿襲家族傳統。他是實業家和華爾街投機商威廉·亨利·耶魯的第三子，從小在斯派騰戴維爾（紐約市布朗克斯區最西南端的峭壁）上的一座四英畝的大莊園長大。斯派騰戴維爾居高臨下地俯視的曼哈頓和哈得孫河，素來是紐約的富豪階層偏好的住地，足以逃避城市的喧囂和煙塵，而耶魯莊園是斯派騰戴維爾上最奢華宏偉的豪宅之一。在童年早期，威廉和他的四個兄弟和兩個姐妹在自家豪宅內接受家庭教師的教育，在曼哈頓最有名的舞蹈學校——多茲沃思學校學習跳舞和禮儀，在位於紐約州北布萊克河谷的帶有森林的巨大家族地產上消暑。和他的兩個哥哥一樣，威廉中學時期在非常有名的勞倫斯維爾中學就讀，就在普林斯頓城外。
但從幼年時起，耶魯家的男孩子就比紐約其他的豪門少爺們眼界更開闊。這要感謝他們的父親。除了是泰迪·羅斯福的鐵桿支援者之外——耶魯家族是典型的進步的共和黨人——威廉·亨利·耶魯還很贊同羅斯福關於理想的美國人，以及「過度文明」（即缺乏男子漢氣概）的危險的觀念。根據這種世界觀，真正的男人應當是個粗獷有力的個人主義者，身體強健，學識淵博，既能夠帶領士兵衝鋒陷陣，或者在大草原上射殺大型野獸，也同樣能夠揮灑自如地在沙龍內與女士們交談。為了把他的兒子們培養成這樣的男子漢，威廉·亨利經常帶他們去美國的荒野長期旅行，並保證讓他們掌握狩獵、釣魚、設陷阱的本領，同時還能夠在斯派騰戴維爾的花園聚會上做到彬彬有禮。
「羅斯福式的男子漢」的理想似乎特別在他的第三子（與他同名）身上紮下了根。1902年，在勞倫斯維爾中學的暑假期間，14歲的威廉和父親一起前往古巴，去遊覽這個新近從西班牙手中「解放」出來的島嶼的風光，並參觀耶魯家族最近購得的銅礦。中學畢業後，威廉沒有直接去耶魯大學就讀——耶魯家族的男孩子選擇哪一所大學，自然是不消說的——而是等了一年時間，有一段時間是陪伴一位富有的朋友及其家人搭乘他們家的私人火車，遊覽美國西部。
但和勞倫斯一樣，當威廉·耶魯思考自己的前程時，想到家庭已經為自己安排了傳統的人生旅途，不禁感到一絲恐懼。「我看到其他年輕人過上的循規蹈矩的生活既無趣又毫無意義，」他後來寫道，「想到一天天、一年年又翻來覆去地做相同的事情，簡直讓我發瘋。其他人能夠一直居住在自己長大的城市，和自己從小就認識的姑娘結婚，住在自己家庭擁有的房子裡，日復一日地去他們父親的公司上班，他們是怎麼做到的，我完全無法理解。」
但很快就有人替他解決了這個難題。1907年10月，華爾街的恐慌導致全國性的銀行擠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市值幾天之內就縮水近一半。很大程度上靠舉債經營的威廉·亨利·耶魯損失慘重，萬貫家財幾乎被一掃而空。威廉在耶魯大學一年級那年聖誕節回家後，父親告訴他一個幾乎無法想象的訊息：這個19歲的大學生從現在開始必須勤工儉學，基本上要自力更生了。
威廉對這個訊息的反應是很複雜的：對自己榮華富貴生活的驟然告終，自然是感到無比震驚；但同時也有一種解脫感。現在，追尋自己夢想中的冒險生活的機會來了。這年夏天，他從大學告假，乘船前往巴拿馬。
在中美洲的6個月改變了他的人生。耶魯的夥伴不再是名門望族的繼承人和社交名流，而是一群魚龍混雜、放蕩不羈的來自各國的冒險家和流浪的建築工人，這些粗野的漢子教會了這位破落貴族如何幹活，如何痛飲。根據耶魯自己的記述，完全是由於他母親清教徒式的訓誡，他才抵擋住了巴拿馬城的納瓦霍酒吧娼妓們的誘惑，保住了清白之身。
如果說巴拿馬為他開啟了人生的大門，但要繼續走下去還是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戰。返回紐黑文讀完大學之後，威廉·耶魯發現自己身處窘境。「我的世界一落千丈。要想結婚和過上我自幼期待的那種生活，似乎完全無望。究竟如何掙錢，我一點概念沒有……現在該做什麼呢？我當時身無分文、債臺高築，對世界一無所知，而且內心裡對世界非常恐懼。」
他最終找到了問題的答案：紐約標準石油公司「海外勤務學校」的招生啟事。
1909年9月，穿越敘利亞北部阿勒頗以西熾熱如火的平原的旅客，或許會看到這樣一幅令人困惑的景象：一個瘦如竹竿的年輕英國人，肩膀上掛著帆布背包，拖著沉重的腳步前行，後面跟著一隊土耳其騎兵。
幾天前，勞倫斯抵達了偏僻的山區城鎮塞赫雲，準備在那裡悄悄地研究又一座十字軍城堡。當地的奧斯曼行省總督對這個年輕的旅行者頗感驚奇，堅持要以伺候達官貴人的禮節來招待勞倫斯。勞倫斯被邀請到總督府，受到盛情款待。勞倫斯踏上前往阿勒頗的五天旅途時，總督還派了騎兵保護他。
「一個徒步的人卻得到一隊輕騎兵的小心護衛，這的確很有趣，」他在給家人的信中描繪了這個小插曲，「當然了，所有人都認為，我要步行真是瘋了，平均每隔半小時，我的保鏢們就要請我上馬；他們無法理解我對任何四條腿東西的偏見。」
那年夏天，勞倫斯在敘利亞的徒步旅行分成兩個部分。第一段旅程從海濱城市貝魯特開始，向南穿過黎巴嫩的群山，前往巴勒斯坦北部，歷時3周。返回貝魯特，休息幾天之後，他又開始了更復雜也更艱苦的北上的跋涉。
這段冒險改變了他的一生。不論走到哪裡，當地人都以萬分驚愕和極度的慷慨大方歡迎他。在一個又一個村莊，村民們爭先恐後地邀請他到家裡吃飯，或者在家裡過夜，儘管當地人一貧如洗，但很少會有人收他的錢。「對於漫遊者來說，這是個美好的國度，」他在8月中旬給父親的信中寫道，「因為在這裡，熱情好客絕不是一句空話。」
他的家信中洋溢著先前不曾有過的幸福感。在8月底寫給母親的一封信中，他的口吻就像是想象自己的人生被旅行徹底改變的現代大學生一樣：「我很難再變回英國人了。」
但與現代大學生不同的是，勞倫斯後來的確很難融入英國社會。
返回牛津後，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勞倫斯在波爾斯特德路家中花園裡父親為他修建的舒適小屋內艱苦地寫論文。他的論文標題很準確，但不算吸引人：《12世紀前十字軍東征對歐洲軍事建築的影響》。
牛津大學歷史系審讀論文的教授們對他的原創研究評價很高——當時和現在一樣，大部分論文其實多少都是其他人論文的摘要——於是向勞倫斯授予一等優秀獎，這是大學裡最高等的評級，那一年曆史系只有10人獲得這項榮譽。這項榮譽讓他從事學術研究——這是他新發現的目標——的熱情高漲起來，大學還為他安排了一筆獎學金，好讓他讀研究生。或許是由於少年時代在牛津建築工地的考古發現，勞倫斯早就對陶器有著特別的興趣，於是他在研究生期間轉向了陶器研究領域。研究「11～16世紀的中世紀鉛釉陶器」聽起來固然沒有在敘利亞漫遊那麼激動人心，但這是他為自己構想的學術生涯的第一步。
但這個構想不會實現了。1910年秋天，為了研究陶器而來到法國僅僅幾天之後，勞倫斯得知，戴維·霍格思即將前往敘利亞北部，去主持大英博物館在卡爾基米什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的啟動工作。勞倫斯立刻放棄了在法國的計劃，匆匆趕回牛津，試圖勸說霍格思把他也帶上。
他是個瘦小、病弱的孩子，生在一個沒有人情味的人家。庫爾特·普呂弗是柏林一位教師的獨生子，在青春期之前，就患了一連串的病，包括結核病、腎病和白喉。白喉治療的失敗導致他的嗓音變得纖細輕柔。
他的父母——卡爾和阿格尼絲·普呂弗不是很喜歡這個病怏怏的孩子。父親經常批評庫爾特的所謂懶惰，而母親對他很少有疼愛的表現，甚至根本不關心他。情感上的隔絕還不止這些。按照普呂弗的傳記作者唐納德·麥克凱爾的說法，庫爾特在童年時代沒有任何朋友，成長過程中唯一的情感牽掛就是比他年長好幾歲的姐姐。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庫爾特·普呂弗因為自己的嗓音在學校操場上無疑遭到過許多嘲弄，他長大成人之後最喜歡罵別人是同性戀，他會把整個民族怒斥為同性戀，甚至給自己已經結婚的兒子也打上這個標籤。
與他的家庭生活精神上的貧乏形成對比的是，普呂弗生活在德國曆史上一個極其激動人心和波瀾壯闊的時代。1871年，也就是普呂弗出生的10年前，奧托·馮·俾斯麥利用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的大獲全勝，打破了幾百年來德國諸侯林立的舊模式，打造出了現代的德意志國家。
在國家控制的社團主義結構下，德國迅速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發展為世界上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全國各地鐵路、運河和公路的龐大網路四通八達。一系列保護工人權益的立法，以及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社會福利體制，讓地球上曾經階級劃分最為森嚴的社會告別了舊秩序。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普及更使得舊的等級社會被進一步打破。大學教育一度是精英階層的專利，現在中產階級也能上大學了，到世紀之交，大學畢業生中有一半來自中產階級。
德國在國外的形象和權威也發生了同樣戲劇性的變化。德國曾經是讓人眼花繚亂的一大群互相爭鬥的封建領地的混合體，歐洲的各個帝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攛掇這些領地鷸蚌相爭，從中得利。現在，德國突然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雖然在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德國已經遲到了，但是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仍然在非洲的西部、南部和東部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德國甚至以光輝雄壯的姿態，在南太平洋的薩摩亞島——差不多是地球上離德國最遠的一個點——插上了自己的旗幟。
如果說是俾斯麥一手創立了現代德意志國家，那另一個人則真正把德國推上了國際舞臺，並在此過程中點燃了庫爾特·普呂弗這樣的年輕德國人的激情。1888年，29歲的威廉二世（他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登上了德皇的寶座。年輕的皇帝喜愛軍服和好戰的言辭，對歐洲其他王室非常怨恨。他決心要讓他的國家不僅成為地區性強國，更要成為世界霸權。常有亂倫現象的歐洲王室圈子一直將威廉二世視為情感衝動但還可以控制得住的急性子，只要德國的真正統治權還掌握在沉穩的俾斯麥首相手中，其他歐洲國家就不是很擔心。但當威廉二世於1890年迫使俾斯麥辭職，自己執掌獨裁權力時，大家都擔憂起來。沒了鐵血首相穩重的引導，身處阿諛奉承之徒和普魯士軍事精英的簇擁之下，威廉二世讓他自己，以及他的國家，醉心於一種毒性很烈的民族主義神話，這種神話的根源既有一種被迫害的冤屈感，也有優越感：在歷史上，由於其他國家的陰謀詭計，德國被剝奪了理應享有的「太陽下的崇高地位」，現在要洗淨這個巨大的恥辱，哪怕動武也在所不惜。
對於庫爾特·普呂弗這樣在這個歷史性關頭成長起來的男孩，幾乎可以說是新的德國造就了他。1896年他進入中學時，德國引入了一種新的全國性教學大綱，與歐洲的古典教育模式分道揚鑣，改為強調灌輸民族主義自豪感和國家及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個來自柏林的生性孤僻、體弱多病的孩子成了這種觀念的狂熱信徒。庫爾特斷然摒棄了父親的新社會自由主義思想，還反叛父母狹隘的小資產階級視野，尤其是他們希望他子承父業，做一名教師。這個德國的「新人」——儘管父親對他評價不高，但他其實聰慧過人、意志頑強——為自己設想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他要去東方。
他憧憬東方的部分原因是當時的政治潮流。19世紀末互相爭鬥、不擇手段的歐洲列強越來越傾向於將外交視為一種零和博弈——自己的兩個競爭者之間如果達成了任何協議，都被認為是自己的直接損失，或者是對自己的威脅——但在威廉二世的疑心極重、偏執妄想的德國，這種傾向特別明顯。縱觀整個19世紀90年代，法國、英國和俄國之間友好的跡象越來越清晰——這三國的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德國的快速軍事化感到恐懼——於是，「包圍」在柏林越來越成了一個流行詞。為了躲避競爭對手——一邊是法國和英國，另一邊是俄國——的包圍，腹背受敵的德國需要在遠方尋找經濟和政治擴張的空間。希望最大的就是奧斯曼帝國和穆斯林治下的東方。1898年，德皇以盛大的排場巡遊了奧斯曼世界，所到之處都受到最高規格的歡迎和款待。於是，向東方發展的觀念越來越流行。對愛國的年輕德國人來說，近東一下子變成了值得嚮往的邊疆。
但更吸引庫爾特·普呂弗的是東方的異國情調。在19世紀的不同時期，在近東的考古發現令歐洲公眾興趣盎然，在德國尤其如此。從19世紀40年代卡爾·累普濟烏斯對埃及金字塔的探索，到70年代海因裡希·施利曼在特洛伊和邁錫尼的發掘，德國考古學家一直身處東方探索的最前沿，很多最偉大的發現都要歸功於德國人。19世紀90年代，德國科學家們在上埃及的盧克索地區發掘墓葬，而阿道夫·埃爾曼在柏林大學成功解讀了法老時代的象形文字，公眾對東方的新一波興趣引來了所謂的埃及學的黃金時代。這種狂熱緊緊地攫住了年輕的普呂弗的心靈，就像後來宇航時代的開端讓又一代人如痴似狂一樣。早在孩提時代，他就如飢似渴地閱讀來自近東的冒險和發現的故事，幻想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去那裡。
如果庫爾特·普呂弗不是擁有一種特殊天賦的話，那麼這也永遠只能是孩童的夢幻而已。他的發音有困難，但奇異的是，他是個語言天才，在幾個月內就能把一門完全陌生的語言學到接近流暢的程度。他在中學時就掌握了法語和英語，但這個年輕人的目標更為遠大。
部分是為了安撫對他抱有傳統期望的父母，20歲的普呂弗於1901年進入柏林大學，學習法律。同時，他參加了東方語言的研討班，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這是比較難學的兩種語言。兩年後，他完全放棄了法律學業，藉口乾燥的氣候對他的健康有好處，前往義大利南部，學習義大利語。
但義大利畢竟不是東方，於是普呂弗在1903年夏季出航前往開羅。在隨後的3年中，他又在東方作了兩次長期旅行，一邊讀東方學的博士學位，一邊給德國的文化雜誌寫遊記來貼補生計。
或許恰恰是由於平民出身的刺激，普呂弗選擇的研究領域對當時的歐洲學者來說是非常不尋常的：埃及的一種完全供勞動階級娛樂的皮影戲。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他描繪了自己在開羅的瓦斯阿貧民窟的一家咖啡館觀看這種皮影戲的經歷：
這家咖啡館主樓層的邊座和長凳上擠滿了人，絕大多數是社會最底層的分子。在這裡，趕驢人、腳伕和推著手推車叫賣的小販摩肩接踵地坐著，安靜地抽著大麻煙鬥。上流社會的成員不敢涉足瓦斯阿貧民窟，生怕玷汙自己的名譽。
在開羅的外國僑民當然也不會來到瓦斯阿貧民窟，所以這位年輕的德國學者幾乎是能夠瞥見埃及日常生活的唯一一個歐洲人。在瓦斯阿這樣的地方，普呂弗還熟練掌握了阿拉伯口語，這種口語與上流社會講的阿拉伯語差別很大，將來對他會有很大助益。
到1906年初，普呂弗站在了人生的一個十字路口。他已經拿到了埃爾朗根大學的博士學位，原本很容易在德國找到一個大學教師的工作——那樣的地位比當小學教師的父親要高得多，這也可以算作對父親的一個小小的勝利——但他一心想回到東方。很快連續發生了兩件好事，讓他吉星高照，得以實現自己的夙願。
那年冬天，他結識了弗朗西絲·埃塞爾·平卡姆，一個在柏林學習音樂的美國女人。平卡姆已經38歲，來自馬薩諸塞州林恩的一個富裕家庭，畢業於維斯理學院，在遇見比她小13歲的殷勤有禮的東方學者時，按照當時的標準，已經算是老姑娘了。兩人很快墜入愛河，儘管平卡姆的父母極力反對，他們還是在當年4月結了婚。普呂弗說服了新娘，夫婦倆應當遷往埃及，他在那裡可以繼續研究，或許還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身在林恩的平卡姆的父母對這個想法肯定無比驚恐，但他們的女婿很快就得到了冒險和晉身的良機。
普呂弗先前在開羅的時候，常與德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結交，這些外交官對普呂弗熟練掌握古典阿拉伯語和阿拉伯口語的本領非常讚賞。1907年初，大使館的譯員即將退休，於是大使館詢問普呂弗，是否願意接受這個職位。普呂弗當即滿口答應。當年2月，普呂弗成為德國駐埃及外交使團的最新成員。
但是，完全不同的命運在德國大使館等待著這位其貌不揚的26歲學者。他將遇到一位導師，是曾經涉足中東的最有個性，但在英國人眼中也是最危險的人之一。
卡爾基米什遺址位於俯瞰幼發拉底河一個河灣的峭壁之上，恰好在現代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界上。它周圍是延綿起伏的平原，逐漸化為綠草茵茵的山麓丘陵，而西北方的遠處巍然屹立著阿瑪努斯山脈的群峰。這座俯瞰幼發拉底河重要渡口的峭壁在至少5000年前就有人居住，在西元前約1100年的青銅時代晚期達到興盛的頂峰。當時，卡爾基米什是赫梯文明（以北面的安納托利亞地區為中心）的一座主要城市，埃及曆代法老和《舊約》的作者們都熟知這座城市。《聖經》中多次提及這座城市，包括西元前6世紀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與埃及法老尼科二世的一場戰役。勞倫斯對奧斯曼帝國的這個小角落感受到了一種極強的歸屬感，他一生中對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勞倫斯以甜言蜜語說服了戴維·霍格思，加入了他的考古探險隊，於1911年2月抵達卡爾基米什。作為探險隊的初級助理，他的職責包括：在發掘進行時對現場進行拍照和繪圖，以及對各種發掘物做記錄。但他的工作範圍很快就擴大了。長期在發掘現場的只有兩個西方人，要監管大約兩百名當地工人（霍格思雖然是整個專案的領導人，但只是間或親臨現場），因此勞倫斯很快就扮演起了建築工頭的角色。在這個崗位上，他發現自己具有天然的領導才華，這不僅讓別人，就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
當然了，這部分是由於他是個歐洲人，地位比當地人高。在一種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不平等條約」體制下，歐洲列強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少數派為藉口，從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們手裡強取豪奪，讓蘇丹們做出了越來越喪權辱國的妥協。到20世紀初，歐洲公民實際上已經完全不受奧斯曼法律的管轄。「這個國家對外國人來說真是太美好了，言語無法形容，」勞倫斯在1921年夏季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外國人在這裡就像是封建制下的男爵一樣。」
但讓勞倫斯成為領導者的不僅僅是他作為歐洲人的身份。他似乎瞬間就對東方產生了喜愛之情，與這種喜愛相伴的還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對東方文化的欣賞。此時他的阿拉伯語已經很流利，在卡爾基米什更是一刻不停地努力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語。他學習語言的方法是仔細詢問工人，拜訪他們的家庭，並把自己學到的東西全都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來。通過了解他們的民間傳說故事、他們對政治的看法，以及確定複雜的氏族結構（它決定了地區性的效忠關係），勞倫斯漸漸摸清了敘利亞北部這個小角落及其人民的情況，他很可能比當時其他任何一個歐洲人都更熟悉這個地區。
當然了，關注最能贏得對方的好感。卡爾基米什發掘現場的工人們都來自附近的傑拉布盧斯鎮，他們此前和西方人打交道時無疑總是泛泛之交和卑躬屈膝。他們肯定從未見過一個西方人肯花時間去了解他們的孩子、親戚和祖先的名字，或者樂意接受邀請、光臨他們的寒舍，或者對他們的儀式和風俗表現出真正的尊重。
勞倫斯還有一個地方給當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一般認為，歐洲人都是軟弱或者嬌氣的，但勞倫斯截然相反，他可以在炎炎赤日下一連苦幹好幾個鐘頭，中途沒有任何休息；他可以徒步或者騎馬行進幾天而毫無怨言，或者像一個當地人一樣，泰然自若、聽天由命地硬撐痢疾和瘧疾帶來的痛苦。對傑拉布盧斯的阿拉伯人來說，勞倫斯堅忍不拔、毅力頑強、生活樸素，不像個歐洲人，倒更像他們自己。按照阿拉伯人的傳統，他們以強烈而持久的忠誠回報勞倫斯，因為他們把他看作自己人。這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勞倫斯在敘利亞待得越久、受當地人接受的程度越高，他的思維和行為就越來越不像英國人。
在更深的層面上，他在敘利亞的時光讓他開始從根本上重新思考他先前的關於西方「啟蒙和教化落後民族」的觀點。他與一個來自傑拉布盧斯、叫達霍姆的年輕人的密切關係就突出地體現了這種思想上的變化。達霍姆當時只有13歲，在卡爾基米什發掘現場負責趕驢子。這個聰明而特別英俊的少年很快被勞倫斯提升為私人助理，兩人密不可分，導致有人竊竊私語，說他們可能是一對情人。不管這些傳言是真是假，勞倫斯在達霍姆身上看到了阿拉伯民族本質上的高貴（這種新觀念有些過度浪漫化了），仰慕他們的苦行禁慾，認為那是一種脫離了西方式放縱的「樸素的福音」。
1911年，在從傑拉布盧斯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介紹了達霍姆，稱其為「一個有趣的人」，說自己希望幫助達霍姆。在這封信中，他表現出了與英國殖民主義思想矛盾的觀點：「好在這一地區還沒有受到外國影響。如果你們看過法國影響造成的破壞，還有美國影響的惡劣後果——儘管沒有法國人那麼糟糕，你們就會希望，這樣的影響永遠不要擴張。半歐洲化的阿拉伯人的惡俗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讓人瞠目結舌。不曾受過歐洲影響的阿拉伯人要比他們強一千倍。外國人來這裡是為了教誨當地人，但其實他們最好是向當地人學習。」
這不是考古學家一般會思考的問題。就連對自己的弟子非常鍾愛的戴維·霍格思也從來沒有確信，勞倫斯擁有學者的心靈或氣質。勞倫斯很少有倫納德·伍萊（他於1912年成為卡爾基米什的主管科學家）那樣的人的極其一絲不苟、堅持不懈的精神。勞倫斯的主要興趣在於這片土地，以及他周圍的人們；他的激情就在於此。
這種激情給了勞倫斯一種獨特視角，讓他觀察到了20世紀初的意義更為重大的歷史潮流：奧斯曼帝國的苟延殘喘、垂死掙扎。目擊這一歷史大潮的大多數西方人都住在中東的城市。勞倫斯是少數目睹這一潮流在鄉村的發展的西方人之一，而奧斯曼帝國絕大多數子民都生活在鄉村。
奧斯曼帝國的喪鐘早就被敲響了。奧斯曼帝國延續了近五個世紀，主要是因為它允許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派在很大程度上自治，只要繳納賦稅，並向君士坦丁堡的蘇丹效忠即可。19世紀，由於民族主義的崛起和通訊與貿易的快速進步，這種體制開始分崩離析。世界以驚人的速度縮小，歐洲的工業國力量猛增，而本質上是靠溫和地忽視自己的各個組成部分而存活的帝國已經和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了。到19世紀50年代，奧斯曼帝國已經成了「歐洲的病夫」。崛起中的西方列強急不可耐地等待著它的徹底崩潰。